纪实文学范文

纪实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延安文艺；纪实文学；历史现场；报纸

中图分类号：1206.6；1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053-06

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而成的纪实文学是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体的繁荣是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的要求也是其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而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其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实现着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研究延安文学的整体风貌时，对于记录历史现场的新闻文学文本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

传播媒体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着其产生、演变的原始历史过程，也是文学、文化流变的原初载体。媒体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文学演变历程、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活化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与同时代的其他媒体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强大的时效性、现实性和较大的信息容量，这也决定了报纸媒体文本的现实性。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的报纸，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那么，中国之大何处又是作家们潜心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所在？报纸媒体的功能在战争生态中更加凸显出来。同时，若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硝烟战火中，事态瞬息万变，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战况的关注，对自身生存的担忧都决定了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那些最真实的反映现实和生活的作品。因此，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并形成纪实文学的繁荣成为必然。正如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中所描述的“中国现在的一切作家，都是在烽火之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每个作家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以群在分析抗战文艺活动时认为：“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繁忙（他们除了写作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停顿，纸张缺乏，发行困难）也限制了作家写较长的作品。适应着这些客观条件，作家们不能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剧变的现实的断片。自1937年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的首选文体，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而且那些并非专业文艺的青年，几年来却成为报告文学的主力。”当年《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访问延安时发现，在延安的文坛上“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作家雷加回忆道：“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前线上同子弹同样多的是通讯特写，它代替了军事文学。”事实上，这种简明纪实的作品也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实践，延安时期《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文艺战线》《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作品中，报告文学占了其中很大的比重。可以说，革命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使这种文体成为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争特质下的新闻文体特性与大众化文学样式的转化

从文体角度讲，报告文学是兼有文学与新闻两种文体优秀基因，普遍运用于大众传媒的文体形式，它一方面站在大众传媒的最前沿充分展现出作为新闻文体对现实的快速反映能力，尤其能够密切关注、敏捷记录激变的历史时期中不断涌现的新人物、新事件、新变化，满足受众了解社会热点的需求；同时又兼取吸收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征，并且以文学的叙述、描写笔调和情感抒发方式，从情感层面唤起受众的共鸣。新闻文学的文体形式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文学里的笔记文学已是纪实、文学与传播互动的雏形之一。19世纪末，报告文学的诞生便是大众传播与文学互动加速的发端，新闻报纸为了增强自身的魅力去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达到目的，除了加大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主要功能外，逐步增添了文学色彩的作品。基于这个前提，国际上不少优秀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杰出的作家，如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斯诺、捷克的基希和苏联的波列伏依等。另一方面不少作家也是积极、热情的报刊撰稿人。这些记者型作家，或作家型记者，正是往返于大众传媒领域和文学园地的两栖人。1937年，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对这种文体就有很好的说明：“‘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谓‘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自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而1936年，茅盾依照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的体例，主编刊印的《中国一日》，正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所进行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运动，也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与纪实文学文体本身所显示的时代意义相比，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传媒研究，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对尚处于新兴阶段的这种文学体裁仍存在认识的局限性。而其中延安文学研究中的纪实文学研究更嫌不足，报告文学作为延安文学中重要的一支，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尚未引起重视。

延安时期的纪实文学是以《红军长征记》的征文拉开序幕的。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总司令签署颁发《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和杨尚昆亲自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在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中说：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际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的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甚深奥，写上一段既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政治影响。来函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表谢意。

“中国文艺协会”承担了编选任务，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共选出110篇共38万字的作品。这一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徐梦秋主编的《二万五千里》，肖锋（肖忠渭）、童小朋、陈伯钧、任云南、张子意等人写的长征日记和当时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雨田的《彭团长炮攻大来圩》、尊心的《渡金沙江》、铁命的《南渡乌江》、天明的《草鞋》、洪水的《先缴炮后打胜仗》与《耳环》等表现长征中重要的战斗片断、历尽艰难困苦的红军故事、通讯报告。此次征文不仅是一次成功的集体写作的尝试，也出色地达到了其宣传红军，宣传根据地、宣传抗日的目的。拿锄头和枪杆子的手拿起笔头，并且发挥了枪头所没有达到的作用，这无疑对这些写作者来讲是一次鼓舞。《长征记》征稿“到十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篇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的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报》评价《红军长征记》时所说的：“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诗史，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的确，延安时期的纪实文学无论从作者、内容和形式都充分体现出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的特质。1938年，周扬曾提出：“散见在各报章刊物上的尽是战时随笔前线通讯，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街头剧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急就章，没有经过多少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却具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性质，它们能够很迅速地反映抗战救亡运动中的每个事件，而且极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穿插在读者大众的脑中。……这类作品的形式为目前文学的潮流所趋，为抗战环境之所需要，为抗战文学的正当发展的方向”黄钢在《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前言中分析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背景后说：“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是在这血与火之中诞生。同志1939年向文艺工作者指出：‘我们需要战斗的作品。’。而最能够迅速、直接地反映伟大抗日斗争的文学形式，首先就是报告文学。斗争的形势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延安时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报纸的大众化媒体特征不仅充分张扬了报告文学的时效性的新闻文体特性，而且成功地将之转化为一种真正具有大众化意义的文学样式。大众化在这里不仅是指描述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表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为大众容易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大众被组织起来成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主体，以革命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到有关革命历史话语的叙述中来，这样，文学原本作为个体化活动就被成功置换为一种群体写作的活动。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说：“在战时文艺家的一切活动中，集体创作的活动应当占一个地位。创作只能造个人，不能是集团的，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是应当抛弃了，……集体创作也并不一定要用专门的作家，而可以由非作家的作家来写。已出版的《中国的一日》便是例子。抗战中巨大的多方面的经验需要大批有这些经验的人们集体地来记录。即使这些人不都是专门的作家，写出来的都是片鳞半爪，在艺术上不完整的粗糙的东西，也将会比对于这些经验生疏的作家所写的含有更多的生活的意义。”茅盾在主编《上海的一日》序中也写道：“用血用肉来写一部亚洲大陆上空前的‘集体创作’”的确，抗战爆发后，炮火硝烟容不得作家按照正常的创作程序进行创作。“集体创作”的概念一时间成为他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种创作形式不仅仅是作家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思想高度一致的一种联合，同时，还逐渐走向战时文学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一体化的融合。当传播者的传播标的更加明确一致时，体现在文化运作之中的写作相对而言才能够趋于融合和互动，表现在传播过程之中就是延安时期文学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融合与互动，解放区集体创作的大量出现正是如此。“仿造《世界的一日》和《中国的一日》办法”，中国文艺协会编辑了《苏区的一日》，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的“战斗、群众生活、个人的见闻和感想，全地方的或一个机关的或个人的，种种现实，用各种的方式写出来”，从而“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以《苏区的一日》为先导，在解放区出现了书写“一口”的热潮。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了《五月的延安》征文，要求以5月中最有意义的一天为视点来反映延安全新的生活、战斗的场景。此后，在各个解放区又陆续发起了《新四军一日》（1940），《冀中一日》（1941），《边区抗战一日》（1946），《渡江一日》（1949）等征文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冀中一日》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报告文学集体写作运动，活动事先经过党、政、军郑重动员、布置和示范，参加者甚众，共收到作品5万多篇。跟各种中心工作相似，写作运动宣传动员得相当深入。王林回忆说：“记得当时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时，查清了‘通行证’，还得叫你念念‘冀中一日’四个字：念完‘冀中一日’之后还得问问‘冀中一日’指的是那一天，并且提醒你在那一天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所以到了那一天有不少不识字的老太太拿着早已经准备好的纸张去找人‘’。”“这是最典型的民众写作事件，5月27日几乎成了每个群众、每个干部、每个战士都热烈地等待的日子。征文中《冀中一日》编委会集中了40多位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工夫，做了两次编审，从5万篇稿子中选了200多篇选编成册。”同时，类似冀中地区1941年开展的颇有声势的“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运动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热潮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不断展开。

从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群体来看，首先有身先士卒的将领们，如：“战斗在苏皖的新四军领导人、杨成武、韩先楚等同志，不仅鼓励作家写通讯报告，而且自己在戎马倥偬中执笔写下了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有丁玲、何其芳、萧三、周立波、柳青、吴伯箫、欧阳山、刘白羽等知名作家。“当时，好像作家和记者无所区分，作家奔赴前线比记者还认真，后来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好多是由当年记者锻炼出来的。”还有来自印刷厂、部队和乡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创作活动的深层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宣传鼓动活动，也超出了传统的对传播者的界定而成为历史亲历者的共同记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从这些活的历史记录中，“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那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寻找契合点时，延安纪实文学大众创作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带来的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触动和值得放置在传播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历史坐标上深刻探讨的现象。

三、《解放日报》：新的文艺方向与作家创作向纪实文学的转向

也许从一篇或几篇作品中我们很难分析出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媒体生态与传播对文学的选择与取舍，但当我们对媒体所传播的作品进行整体考察时，尤其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具体媒体及其历史语境进行考察时，我们则能够很清晰地就其立场和标准得出结论。笔者坚信但凡较详细地浏览过《解放日报》的研究者，都不会不对其纪实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激起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果将其放置到其产生的历史现场中去，越发会体现出其价值。值得研究的比较集中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引起关注的延安时期纪实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田保霖》、刘白羽的《同志》、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人山人海》、廖承志的《遥献》、穆青的《雁翎队》、雷加的《请求》、严辰的《战斗的一天》、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著名作品。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于1942年4月下旬，邀请鲁艺的几个党员教师到他的住地谈话。在谈话中指出：“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的抗日战争的。”1938年11月，鲁艺文学系主任沙汀、教师何其芳带领学员跟随到前线实习，归来后，沙汀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陈荒煤写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将军会见记》，黄刚根据他随陈赓任旅长的358旅在晋中作战的经历，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和《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表现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艰辛和困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意志以及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受到表扬的《雨》，记述了在连绵不绝的阴雨中陈赓旅与敌人进行的一场战斗，但作者并未正面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把笔墨集中于旅长、开小差的旅政治部饲养员和地主贾芸生等人物身上。通过描写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几位人物的表现和转化，突出表现了八路军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在此前的1937年9月，曾创作了《速写》的丁玲和吴奚如一起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0余人，徒步到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和宣传抗日，半年内写下了20余篇速写。1942年5月1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总政治部关于为供给稿件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稿件的内容“主要应为我军的英勇战斗，在战斗中我指战员的英雄事迹，部队中各种有意义之活动等通讯。”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对报告文学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更是从政权的高度予以重视：

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和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上作为中心。要求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当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新的文艺方向对延安作家创作的影响在创作方面的表现就是向纪实文学的转向。在鲁艺成立纪念特刊上写道：“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在文艺家的使命。”丁玲可谓其中典型的代表。经历了整风之后，丁玲进一步深入到最基层去了解熟悉群众，同时以老百姓所熟悉的手法，去描写和表现新的人物，创作了《田保霖》。这部作品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一起受到的大力表扬。在给丁玲和欧阳山的信中写道：“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此后，丁玲又创作了《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纪实文学作品。茅盾分析报告文学时认为：“‘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原因。”而延安时期这些“报告”性作品更以其报告现实、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得报告文学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新闻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解放日报》的媒体特质不仅为纪实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媒体平台而且也使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相会融合，共同成就了延安文学中这一不可忽视的文学样式。与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体裁相比，通讯和报告文学均属于纪实性文本。若对《解放日报》的纪实性文本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类体裁的作品往往介于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之间，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偏重于新闻文体的纪实性而忽视文学文体的艺术审美性。许多篇目是以通讯的面目见诸报端的。尽管后来通常被研究界认定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但实际上这些作品在处理人物事件和作者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方面，和文学写作又有很多不同。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亲历者、目击者，这些作品往往以事件和场景的现场感、细节的真实再现而见长。简言之，作者的个人意识在这里不再独立于作品所报告的人物事件之外，而是融入其中，而且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烘云托月的情绪底色而出现，而是往往成为其中的一员，与主人公共同经历，情感交融。事实证明，也只有这么做，才能使当时以至后来的作者在作为新闻性概念的通讯文学和作为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找到稳妥的立足点。就这个意义而言，《解放日报》刊载的纪实文学作品可以视为《讲话》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

四、战争文化规范下大众传播的功能性机制与文学话语的消解

纪实文学范文第2篇

我接受了黄彤光老人的委托，写一本能表现黄显声将军完整人生历程的书。 当年最一早写出《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一书的小说作家，曾到南通来住了五天，专访黄彤光，希望她提供资料，写一本以黄显声与黄彤光恋爱史为主线的小一说，但采访的结果是恋爱史不够浪漫，而当事人黄彤光也不愿意刻意宣扬个人隐私，书终究未能写成。经过一再拖延，直至黄彤光料理了丈夫的后事，物色了我写书，以了却她出书愿望时，她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我采访写书的过程中，由黄彤光老人出面联系，一些与黄显声共事过的战友及其家属、子女，都纷纷对我提供了当年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例如王凤起先生的手写回忆录、王永生的回忆笔录等。我也多次与周平生先生电话联系阁，了解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写黄显声，实地采访息烽集中营和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一些幸存者的情况(这些人现在健在的已很少)。有些问题以前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能客观反映，他这次也提供给我，希望我补充在书中。黄显声生前战友刘澜波之子刘安东，遵照他父母遗愿，对写书之事十分关心，百忙之中专门到南通与我会面，谈了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尤其是黄彤光保存的黄显声当年给她的信件复制件(原件在公安部存档)，提供了他们之间来往的一些真实情况。 我对黄显声将军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料进行详尽的采访、阅读及整理分析后，便考虑写作重点应放在哪里。黄彤光是黄显声将军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和恋人。他们在年龄上相差二十岁，两人的阅历和经历也大不相同。黄显声将军当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军队将领，又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中共特别党员，与、等中共领导同志有特殊的接触。西安事变后，他接受的指示，为营救张学良被秘密逮捕人狱。黄彤光是一位在抗战中从北平流亡到重庆的学生，演过一些宣传抗战的进步戏剧，参加过一些抗战的进步活动，是一位有爱国心、正义感，但涉世不深的女青年。她有一位女学友徐煊，是内高级官员的媳妇。黄彤光与这位女学友之问的来往，被戴笠等人纳人了内部派系斗争的视野，牵连到一桩她并不知情的案件中，被捕人狱。黄显声与黄彤光在息烽集中营充满残酷斗争的环境里相识，逐渐相知，直到相恋。 如果全书以黄显声与黄彤光的恋爱为主线，确能引人注目，也许能够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从黄显声将军与黄彤光的交往过程看，恋爱虽然具有传奇色彩，可在黄显声将军的一生事业中所占比重极小，如果将一本描写他一生斗争经历的书的重点放在“苦恋”_上，不但是本末倒置，也无法表现黄显声将军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风范。 薰笼藻翰薰嚣漱薰，他放弃了金钱、地位、物质生活和家庭，认受到重用和提拔。在“九一八”事变中[3]，他，虽败犹荣。后来由于与刘澜波等人的接触，他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刘澜波是共产党派到他的部队中来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他的秘书。黄显声义无反顾地加人了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直至被捕人狱，英勇牺牲。 黄显声被捕之前有过两次婚姻，密切接触过三四个女人。他在武汉执行任务时，同志曾批评他说，生活上不够检点，这对于一个当过军队将领的人来说，是一种严格要求，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十分重视这一批评。当他在狱中遇到黄彤光时，他不仅在政治上很成熟，而且_在处理两性关系问题上也相当谨慎。他与黄彤光有共同的抗日思想和正义感作为基础，黄彤光对黄显声将军的学识、才华很是仰慕，更重要的是她对黄将军的人格不但敬仰，也有一种依托、。黄彤光是一位在将军战斗生涯中难得知遇的知识女性，黄将军对初涉世事的黄彤光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怜惜，对她的文才和人品备加赞赏，共同的牢狱之苦更使他们互相牵挂。他们的相恋，在这样特殊的土壤中产生、发生、发展，是不足为怪的。但由于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们的爱情只能深藏在只言片语之中，一个眼神，一丝表情，一次探望，都是他们爱情的流露。漫长的等待，盼望，对能在一起生活的向往，是他们爱情的寄托。也许爱情是黄彤光能够在恶劣环境下生活下去的主要动力。对于黄显声来说，虽然他向往着出狱后能与黄彤光生活在一起，甚至在形势乐观时，他让黄彤光在狱外买房子，准备出狱后共同生活，但是他始终表现了理性重于情感，对黄彤光的尊重重于自己的冲动，与黄彤光之间的爱情服从于事业之情、同志之义。他把她对自己的事业支持当作是对自己的最深重的爱情。当她准备营救他出狱时，他坚持尽量多营救一些难友一起出狱，为此失去了一次次生的机会，也放弃了一次次可以与她重逢，建立家庭的机会。 从事纪实文学的写作，要害的问题是真实，若是用虚构的情节吸引读者，只能是纪实文学的悲哀。我对黄彤光进行了详尽采访，认为她是个乐观、坚强而又很现实的女性。尽管黄显声将军的被杀，使她悲痛欲绝，但她还是很快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解放后她面对现实，与徐陶先生结婚生子，除了工作，就是一心相夫教子。她不但在艰难处境中将自己亲生孩子抚育成人，也善待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的确，她的内心深处，从未淡忘过黄显声将军，而且随着世事的艰难，越来越理解黄显声的为人，越来越为黄将军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她以黄将军的气概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磨难。当她脱去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逐渐恢复了政治地位，最后享受了离休待遇，处境好转后，她念念不忘彰显黄显声的事迹，让世人了解黄显声将军光辉的一生。她将这件事，作为自己有生之年一件有价值的事，这不但得到过丈夫徐陶的支持，徐陶的孩子们也十分理解，他们也都为黄显声将军的高尚人格所感动。 此书出版后，当年与黄显声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王凤起的爱人富平(已有九十多岁)[s]，当年黄显声从白公馆营救出狱的《大公报》主编顾建平的爱人董述文闹，当年在息烽集中营为黄显声和黄彤光刻过章的朱吟猿先生，周平生、宋振中先生(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哥哥)等人都来信或来电表示祝贺，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黄彤光本人更是为了却了她的最终心愿而感到高兴。他们一致认为，该书感人的力量是建筑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p#分页标题#e#

纪实文学范文第3篇

特雷西·基德尔（Tracy Kidder），美国著名非虚构类文学作家，其擅长于各类非虚构类文学的创作，尤其是在纪实文学写作方面表现极为突出，其代表作有《新机器的灵魂》、《学童之中》、《山外有山》等，并分别获普利策非虚构类大奖、美国国家图书非虚构类大奖等奖项，受到评论家和媒体人的极大好评。《生命如歌》是特雷西·基德尔耗时7年完成的又一力作，作为纪实文学，《生命如歌》通过记录非洲男孩德奥九死一生的逃亡经历，真实的再现了发生在非洲的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向世人重新展示了那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使读者在对历史、国家、宗教、种族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表述自己对于人类的深刻思考。

一、纪实文学《生命如歌》的艺术特征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也称作“报告小说”。纪实文学具有非虚构性的特点，即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以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作为表现形式，是非虚构类文学中的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特雷西·基德尔的《生命如歌》是典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非洲男孩为叙述的主题，讲述了男孩德奥的凄苦的逃亡生活，其中包括真实的记录了非洲的两次大规模的屠杀。与其他具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相比，特雷西·基德尔在《生命如歌》的创作过程中，以记录历史反映现实世界、社会、政治经济等为基础，运用其特有的写作手法和文学语言为读者揭开了一幅遥远而恐怖的画卷。例如，为了远离战争和残杀，男孩德奥开始了自己艰辛的逃亡之旅，即便布隆迪首都机场现代化的候机大厅设计得相当精巧，但是对于德奥而言，“飞机不过是离开这个地方最快、最安全的方式。飞行便是逃离，仅此而已。”在飞机上，当德奥遇见同龄的男孩因出游和家人短暂分离而落泪时，德奥则感慨。“如果他像那个男孩那样幸运，身边还能有这么多家人……他不会登上飞机，背井离乡。”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6期2013年第4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可是事实上，在非洲的大屠杀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家人了。作者运用委婉又具有尖锐性质的语言揭露了残忍的事实真相。然而作者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并没有对男孩德奥的纽约生活进行粉饰，而是极为客观的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等严重的问题一一呈现在作品中，德奥没有办法像白人那样得到帮助、生活的窘迫是他困苦不堪。又例如，作者特雷西·基德尔在《生命如歌》的第二部分以德奥为第一视角，描述真实的布隆迪，和那里普通民众的生活，比如牛不但“是名望的象征”，还是“饥荒时救命的保证”；“那里的小孩都没有鞋穿”，并且时常饿着肚子；人们在还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时候就死掉了等等。由此可见，特雷西·基德尔的《生命如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以事实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语言描述，从而加深作品的真实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二、《生命如歌》中的人类反思

在作品《生命如歌》中，作者特雷西·基德尔分别以不同的部分对德奥的逃亡生活进行叙述，然而作品《生命如歌》并不仅仅是真实的再现一段历史和一场人类的灾难，更是表达作者特雷西·基德尔对于人类发展的深刻反思。在《生命如歌》中，男孩德奥6个月的逃亡经历，辗转于两个国家和两个种族之间，目睹了残暴的杀戮，和几十万人的真实灾难。人类因为自私、贪婪和欲望，将暴力和杀掠作为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两个民族纠缠了数百年的恩怨加之西方国家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贫苦的土壤成为了人间地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谓种族和异己的问题，都是以人类意识到“他者”而后认识到“自我”存在为基础的。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上将，种族屠杀是最为愚蠢的行为，而对于权利和利益的异己化欲望让这种残忍和暴力存在的又极为“合情合理”。《生命如歌》表面上是在叙述“逃亡与重生”的主题，实质上特雷西·基德尔试图用纪实文学作品来探讨种族屠杀的祸由，以及表达人类对于和平的追求，同时讨论“人性善与恶”的问题。

综上所述，特雷西·基德尔运用其特有的文学创作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在非虚构类纪实文学作品《生命如歌》中，通过对非洲男孩德奥的逃亡和成长经历进行叙述，真实的再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和两次种族灭绝屠杀，以此展现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性的特点，以及普通民众对于和平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说，特雷西·基德尔为美国非虚构类文学的创作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纪实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纪实文学范文第4篇

1940年8月生，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早年代表作为《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纪实文学代表作为《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邓小平改变中国》《陈云全传》《反始末》《“”兴亡》《陈伯达传》。新作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

去叶永烈老师家做采访，难免会隐隐生出些班门弄斧的感觉，毕竟在“约顶级人物，做深度采访”这件事情上，全中国没有几人能够做得比他更好了。好在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自然也就少了很多拘束，依旧是叶师母递上一杯清茶，叶老师拿出自己的专业录音笔，打开放在茶几中央――在这个大部分记者都已经习惯随手掏出手机完成采访的时代，桌上这只略显隆重的录音笔，还真是让人有些感慨。

因为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提起想请他结合自己纪实文学的创作，谈谈对如今文坛、屏幕上玄幻、穿越横行却没有人愿意触碰现实题材有何看法，于是我刚一坐定，叶老师就直奔主题：“你知道的吧，黄易昨天去世了――他一部《寻秦记》差不多就是玄幻文学和穿越文学的鼻祖了，网友们都在悼念他，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有点惊讶于他的灵通，毕竟在我心里，叶永烈可不是会看这类小说的人。但他随后话题一转：“最近那部《人民的名义》不是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么，我在网上看到大家都在热议它，周梅森是我的老友，我很高兴他这部作品能如此被认可――对于它能过审公映，我确实有点意外或者说惊喜。所以我想，‘现实题材’永远都不会失去创作者和受众，但我仍想呼吁更多的作家正视历史，关注当代。”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线

记者：虽说《人民的名义》原作是小说而不是纪实文学，现在播出的也只是改编的电视剧而不是纪录片，但观众如此热捧，正是有感于它的“贴近现实”和“敢于触碰”，可见老百姓对“真实”的追求十分迫切。而“真实”也正是您在纪实文学的写作中一直强调的，能谈谈您对此的看法么？

叶永烈：就像你说的那样，近几年的屏幕上玄幻题材占了大半，像这类深入又深刻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已经多年不见了，能够上演真的很不容易。周梅森也是我的朋友，他一向关心现实题材，据他自己说，报纸上新闻里每次一报导哪个贪官被抓了，他就会马上去收集相关的报导和案情细节，可以说十几年来专注于此，所以这一次他能拿出这样的作品，而这个作品又能得到这样的反响，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不过，虽然《人民的名义》这次广受好评，但是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因为我自己一直写纪实文学，写了那么多年，也渐渐有了一定的积累，但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会有困惑。写非虚构，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一直说，“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线”，但越是真实，就越容易触碰到一些“敏感地带”，而所谓“敏感地带”又一直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就算我写了几十年，还是会有困惑。比如我的作品分一个“红色系”和一个“黑色系”，这种说法最初起源在哪里呢？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当时我捋了一下关于上海题材的纪实文学和小说，发现有两个空白，一个空白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当时没有人写过，另一个就是“”，“”在当时又叫“”。鉴于此，我决定填补这两个空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所以我写了《红色的起点》，后来就沿着这个路子一直写下去，形成了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主旋律作品，写作采访都很顺利。黑色系列代表作就是《“”兴亡》，这套书写了30个春秋，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而且难度比较高，头绪很多，通过这四个人折射十年。这十年，我一直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是一场闹剧、丑剧、惨剧，这一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忘记了历史，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现在年轻的80、90后们，对“”、“”所知甚少。问起“”是哪四个人，一般能够说出，另外三个就不知道了。我希望这本书能用历史告诉未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岁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走我们过去的路，受那样的灾难。在我看来，红色的历史和黑色的历史一样重要，但显然这套书从采访到出版都不那么顺利，甚至阻力不小。

记者：恕我直言，您所出版的每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几乎都涉及中国近现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说起来都是“敏感词”，那您是如何“脱敏”的呢？

叶永烈：举例来说，去年我有一本78万字的增补版《陈伯达传》再版了。这本书所涉及的题材可以说相当敏感，但是却在去年五十周年的时候得以出版，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包括我自己――这大概是中国大陆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关于的纪实专著了吧。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这样的身份让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神秘，我的这本《陈伯达传》，几乎可以说是海内外关于陈伯达的唯一一本口述传记，里面记录了陈伯达85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身为少校的他如何加入中共，他留苏与托派的关系，他的被捕和出狱，他怎样进入延安成为的秘书，他如何跃为中共“理论家”、《红旗》总编，他与、、康生、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中怎样由的同伙变为的盟友……我这本书可以出版，是得到两家单位审查通过的：一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一家是中共党史研究室，可以说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审查机构了。他们为什么可以通过，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亲自采访到陈伯达本人的人。北京有三千作家和记者，]有一个人能“碰”他，只有我这个从上海去的作家采访到了他――当时陈伯达的住所隔壁就住着公安部的人，我就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面几乎人人都是一身制服，就我不是，有人好奇我的身份，总台就帮着掩护――他是上海局的便衣。这说明，我的采访是被认可的。但即使这样，我也是做好了10年之后才能出版的心理准备。写了50万字，第一版被删了15万字，第一次印刷首印10万册，在印刷厂已经印刷完毕准备装订的时候，来电话紧急叫停，要求立即装订10本送去北京，半个月之后才得到新的允许可以装订出版。幸而，随着时代的宽容，我在一次一次的再版中又渐渐把一些曾经“敏感”现在“脱敏”了的内容增补进去，直到去年这本书的篇幅已达到80万字。我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最大程度把历史的真实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让他们自己做出思考和判断。

记者：其实网上也会有些人对您的这种“只记录不评判”的写作态度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出版而做的自我保护。

叶永烈：不要说网上，就是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也有人当面提出我的文章“只述不论”，否则可以更深刻，但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前面你说到这是不是一种“自保”，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只是想出版，那么以我的选题和材料，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很轻松的在香港或台湾甚至国外得以出版，不需要审查，稿费或许更高，但我始终坚持我的书一定要在大陆审查通过、正式出版之后，才会在其他地区出版――所以我的书的各个版本差异并不大，几乎不存在大陆版比港台版少一半这种噱头。因为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只要把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读者比你高明，他们会有自己的见解。

另外，我觉得如果牺牲掉一些，却可以保全住更多，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有时候所谓的“言论自由”带来的未必是高质量的信息，很可能各种杜撰、猎奇、八卦和想象都混杂其中；而所谓的“言论不自由”也未必就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我的写作坚持两点：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其他的留给读者自己评判。

在“真实度”和“敏感度”之间，有困惑，也有坚持

记者：之前您说到《人民的名义》能顺利过审让您觉得有点意外，关于这个我曾在新闻上读到，因为这部戏描绘官场角逐、贪腐现状的尺度甚大，不少演员都一边拍一边担心“播不了”，但导演李路却透露审查过程比预想要好得多，“之前周梅森的反腐剧都是800条、1000条审查意见，这次最高检反贪局给了60多条意见，基本上是办案的专业意见；广电总局也给了几次意见，但没有伤筋动骨，可以说非常顺利”。作为“过审专业户”，您是不是特别有话要说？

叶永烈：无须讳言，不管是搞文学创作还是搞影视创作，“审查制度”都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存在即有其合理，对此我不想多评论。但是，即使是像我这样几十年来无数次被送审的专业户，至今也还是对这个审查的尺度摸不清，时宽时紧。比如，我写“红色三部曲”的时候，因为是重大政治题材，是关于1921-1949这段红色历程的，又是以主席为主线，所以《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这三本书每一本都经过了复杂的送审。但同样是一个系列的，《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就过审得又快又顺利，但《与》就有点麻烦，因为书名是人名嘛，根据需要，提到了“”就要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送审，而提到了“”，又要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出版社觉得非常难办。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出了好建议，干脆把书名改为《国共风云》，两个人的名字都不出现，这样一下子哪里都不用送审啦，很顺利就出版了。然后等到再版的时候，又把书名改了回来，但因为是已经正式出版过的书，这次就很顺利了。

但同样是记录一段党史的作品，我写的《反始末》就磨难重重，出版的过程十分艰难，虽然出版后非常受读者关注和欢迎，非常非常多的读者给我写信。这本书最近版权到期，我又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旧版本进行修订，但是在增补了近20万字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怕敏感，但这是一本已经公开出版过的作品啊。还有我写的《傅雷画传》《马思聪传》等等，好几部都是当年通过审查正式出版的，但版权到期后想要再版，却不易了。当然，我一直笃信，写作的艰难程度往往和作品的影响力呈正比，那些让你千辛万苦历经磨难的作品，也许会莫名胎死腹中，但一旦出版出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我始终觉得，任何政党的历史也好，任何伟人的一生也好，都有可能犯点错，都有可能走点弯路，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直面现实。

记者：但是有的现实有时候确实让人难以直面，这是人性使然。比如您一直在写那些伟大人物，然而就像您说的，没有人完美如神，那么您是怎么让他们或他们的家属接受您如实记录那些并不完美的部分呢？

叶永烈：这个我就要说说写《走近钱学森》的例子了。其实最早的时候是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主动来找我，希望我为他的父亲写一本传记。可能像钱学森这样的独家题材放在眼前，很多记者和作家会迫不及待接下来，但说实话，一开始我不是特别愿意，首先主要是因为我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个原因是这个人物身上有争议――我并不是怕这个争议，但我太知道它会给写作和出版带来多少阻力。但他的儿子非常执着，也非常有诚意，他希望我可以公正、客观的从各个方面记录他父亲的一生，而不是歌颂。加上我后来经过思考，觉得钱学森这个人物，对于中国的贡献之大其实已经远远不限于科学领域，我们如今可以在国际上有现在的地位，这个和我们的综合国力或者说军事力量息息相关，而军事力量中很重要的导弹部队，就是钱学森留下的财富――懂行的都知道，大阅兵上我们的导弹部队一出来，这就是钱学森作品展览会啊。

既然决定要写，又有钱永刚的鼎力支持，事情推进得还是相当顺利的。但要写钱学森传，就肯定不能绕过他在时那个著名的瑕疵――从科学角度论证“万斤亩”。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会被人作为攻击钱学森的黑历史，但我正好知道其中的内情。其实，这并非“一桩无头案”，当事人也没有“已作了古”。据我所知，那是在“”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当然，钱学森确实也提出了这个理论――“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

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件事情从科学角度和从政治角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实”。我觉得有必要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所以在写《走近钱学森》的时候，将这个事情的始末，加上几位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原原本本的写了进去。就像我一直认为的那样，我作为一个记录者要保证的是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的真实性负责，但具体怎么看待，读者自然有自己的思考。对此钱永刚表示支持，但没有想到阻力却来自出版社，出版社坚持不能把这个事件放进书中，“这个话题太敏感”，并且他们认为有损大科学家的名誉――但他的儿子都觉得没问题呀？最终，正式出版的《走近钱学森》中还是没有收入这一段，虽然我之后在其他演讲的文集里收了进去也发表出来了，总算将真相公布于众，但这段真相没能出现在《走近钱学森》中，我一直非常遗憾。

我其实很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作者不愿意书写当代、触碰现实题材，因为这种“敏感”的范围和程度确实让人为难。就像之前我说的，伟人也是人，同样大科学家也是人，是人难免犯错，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所以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写作者，我也还是会继续在“敏感”中坚守底线。

当代人写当代事，年轻的写作者应该承担责任

记者：其实现在很多作家不愿意触碰现实话题或者政治话题，一是不想惹麻烦，二也是因为这个题材吃力不讨好，远不如写个玄幻啊穿越啊又轻松又好看，快速出版，快速变现。所以现在很大一批网络甚至专业作家都在“跟热点”，什么流行写什么。对此您怎么看？

叶永烈：创作从来都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我觉得作家应该知道这一点。当然任何工作都应该有酬劳，作家也要赚钱，但这一行却不是个“挣快钱”的选择――毕竟作家的劳动成果是作品，作品不像别的，一旦出版，之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会一直在那里，随时可以查到，所以不要为了挣一时的快钱，让自己在很多年以后会为早年写过那样的东西而脸红。我听说现在年轻的网络甚至用软件写作，日产惊人，但换个角度想想，你每天守在电脑前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制造文字挣稿费，有这个时间精力干嘛不去炒炒股、炒炒楼呢？你看我家这个房子，十年内增值的数量远远超过我十年内全部稿费的总和，这样挣钱更多更快啊。而作家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作品组成的，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就应该认认真真给世界留下几部像样的作品。

其实我写了这么多纪实文学，到现在这个年龄，完全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继续写作，或者我也可以换个题材，写写虚构，写写历史小说。不是说历史小说不值得写，事实上我十分喜欢作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他那种虚实交加的写法特别引人入胜，还有最近的《芈月传》，它的作者蒋胜男虽然是个小姑娘，但笔法很有力。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手法的历史小说，完全也可以写这样的小说，多好，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会有当事人或者家属跳出来维权，也不会让出版社担惊受怕。但是我总觉得我的笔头有责任，当代人写当代事无旁贷，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总要有人为后人留下些真实的东西让他们了解自己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并且我还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开始的早，因为我这么几十年的坚持，我几乎亲自接触了所有传记人物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以保证资料的详实可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已经作古或无法联系，这件事情再也没有人能做了。若干年之后，人们若是想了解建国初期那一批风云人物的真实情况，就只能看我的书了。

记者：最近您又开始写长篇了，年近80岁又一次转型为了什么？

叶永烈：还是那句话，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我不想讳言，现在的作家，尤其是上海的作家们，在写作题材的选择上日益“轻薄”，也不是没有人写现实题材，但大半都是那种婆媳斗法，争夺房产，子女教育，医患关系，很少有人可以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位置，从经济学上也好，从社会学上也好，来用一篇长篇小说，好好记录一下这个时代――是的，长篇，必须是长篇。在我看来，作家必须拥有长篇就像海军必须拥有航母，这是实力的象征。这是一个长篇的时代，作家们，尤其是年轻作家们，特别是身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的年轻作家们，眼界一定要开阔！

我长期关注《收获》杂志和《上海文学》杂志，我觉得这两本杂志保持了非常高的文学水准，作为上海的文学杂志，让人骄傲。但其中有些长篇――也许是我的个人审美，我觉得太轻太浮太空了。长篇小说首先是小说，小说最重要的就是“编故事”“立人物”“有细节”，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积累，需要静心的沉淀，需要细心的观察，这正是当下年轻写作者们缺少的。想要在写作上获得成功，我认为无非需要两个：一是要有才，这个不必多说，我看如今大部分写作者都不缺这个；另外就是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说真的，如今的年轻人很难做到。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在你之后，可有年轻的作家能接你纪实文学的衣钵？你以后还会写纪实文学么？

叶永烈：这个……恐怕很难。写重大题材、核心人物的纪实文学，这条路不好走。倒不一定是说年轻人不行，而是其中有很多阻力，包括时间的无情――很多亲历者已经不在了，或者年迈到无法提供资料了；还有人脉上的便利度和信任心，这些都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主观努力克服的。

纪实文学范文第5篇

优秀企业家许远明的名字，在上个世纪末就已蜚声龙江内外。国内各大媒体都报道过他的事迹。我在北京工作期间对他的业绩就有所关注，因为华安是我的第一工作地，我在那里度过了年轻的时光，它的兴衰荣辱牵动着我的心。再回黑龙江工作后，在工作上和远明同志有了接触，又同为全国人大代表，进一步加深了了解。我省老作家吕中山先生更为其所感，深入华安，笔耕三年，写出了4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兵工厂长》，并以翔实的叙述，传神的描写，精当的议论，感人的抒情，全面生动地展示了许远明的事迹和风采。读罢，令人信服远明是以辛勤的汗水、突出的贡献赢得了黑龙江省特等劳模、勤政廉政标兵、中国最受关注的十大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主席团成员等称号和荣誉。

华安是一个有近万职工的国家兵器行业的重点企业。我大学毕业分配在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亲历了它的鼎盛时代，并谙熟她的历史。华安于“一五”期间建厂，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屡建奇功，曾获得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多次表彰和嘉奖，称华安为共和国的骄子和国宝。上世纪60年代，华安曾参与创造了闻名全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得到的赞扬，被写进了《鞍钢宪法》。华安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大庆精神一脉相承，都是我国工人阶级在龙江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华安遇到了体制、机制等国有企业的共性问题，一度陷入困境。危难之际，许远明走马上任。他不负重望，锐意改革，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仅一年时间就初尝胜果，并逐步将严重危困的国有企业带出困境，走向复兴。企业的巨大变化，饱含了许远明一班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2003年冬季我有机会回华安，目睹了这几年工厂的发展变化，实在令人欣慰。大批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发放，职工对企业发展信心十足、工作积极性高涨，一片祥和安定景象。厂区环境优美，生产设备优良，企业文化氛围浓厚，到处让人赏心悦目。尤其看到经济效益增长，发展后劲充足，社会形象良好，我对许远明同志顿生钦佩敬慕之情。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呼唤大批像许远明这样的企业家。这一实践也造就了一批许远明式的企业家。他们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知难而进、敢于碰硬；他们思想解放、大胆创新、勇于改革、与时俱进；他们以人为本、作风踏实、心系职工、情浓于水，表现出优秀企业家的精神、胆识和人格力量，表现出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们在实践中创出了宝贵的国企解困经验。2001年同志在讲到华安经验时指出：“虽然当前还有一批国企尚未走出困境，但华安集团提出了很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样的危困企业能搞好，对其他企业都有借鉴。”希望我省的企业家们努力向许远明们学习，为我省老工业基地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过去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孕育和造就了一批以反映工业题材见长的作家，记得当时哈尔滨有几位作家写这方面的作品在全国就很有名气。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为文学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源泉和题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部《兵工厂长》出版了。吕中山先生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对如何塑造工业领域新的企业家形象在艺术上作了有益的探索，是一部无论思想内容和审美价值，都值得肯定和称道的好作品。可惜目前反映这类题材的佳作还太少。为此，我们呼唤更多的文学艺术家，关注社会变革，感应时代脉搏，积极投入到火热的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贡献。

纪实文学范文第6篇

余音(1962年―),文史学者,纪实作家。

安徽寿县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作协会员、大连作协理事。《家庭》、《知音》、《报告文学》等多家报刊签约作家。就读于海军飞行学院、海军政治学院、中国文化书院、辽宁文学院等。飞行员出身。曾在海军政治部、大连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到某杂志社任职,历任首席记者、专题部主任、执行主编等。多次成为央视“实话实说”、中央台“午间一小时”等栏目的特邀嘉宾。有“东北铁笔”、“中国网上反扒第一人”等美誉。现在主要从事《史记》、、纪实文学理论研究。“鼓吹创建中国纪实文学理论大厦”。已出版《传销内幕揭秘》、《维和高官传奇》、《中国维和警察》、《特稿采写宝典》等著作。2008年8月中旬,30万字的长篇传记《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纪实文学的丧钟》《纪实文学革命论》等。

余音认为,纪实文学像虚构文学一样古老。虚构文学是为了表现,纪实文学是为了再现;虚构文学对艺术真实性的要求是逼真,而纪实文学则要求“写真”。当代文坛,没落的只是虚构文学或“纯文学”,兴旺的是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创作呼唤着纪实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创建纪实理论体系,最迫切的一项工作,就是明确纪实文学创作的基本“游戏规则”。纪实文学的崛起,既是时展的必然,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回归。

但他也认为,纪实文学虽然日益繁荣,但是繁荣却不辉煌。因为纪实文学兴起的时间比较短,理论储备少、品位低;作家队伍成分杂乱,素质参差不齐;纪实作品结构简单,语言平淡,喜欢描写人物的奇闻轶事,而不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重数量、轻质量、少力作;纪实文学作者不能正确把握细节艺术加工的度,致使作品失实现象比较普遍。少数人为名利驱动,采访时蜻蜓点水,写作时粗制滥造,因作品严重失实而引发的官司日益增多。更为荒唐的是,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不经采访就可以虚构出“纪实”作品,制造假报道,败坏了纪实文学的声誉……上述问题,都是纪实文学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必须下大力气才能够清除。只有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建立起纪实文学理论体系,才能使纪实文学乘势而上,健康发展。当前,我认为理论建树最迫切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经过研讨形成对纪实文学的共识,明确纪实文学创作的基础“游戏规则”。

余音“开出药方”,给纪实文学创作列举了7条基本规则:一是要明确自己的读者定位,为大众服务,更要为中产阶层服务。有什么样的观众才会有什么样的演员,有什么样的读者才会有什么样的作家。由于中产阶级的“培养”,纪实文学才能上档次、产精品、出大家。二是不做“码字匠”,要当文学家。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应该像画家、教育家、企业家那样敬业,那样钻研,那样注意打造品牌,对文学抱有敬畏之感,而不能像“码字匠”那样粗制滥造。三是我手写我心,我笔道我情。不为任何人捉刀,也不为金钱驱使,更不把文学作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四是要严格选材,沙里淘金。五是不写虚构的纪实。虚构是纪实文学的大敌。决不能为了“好看”而随意虚构。六是要有文体感。我们提倡写作要有文体感,并不是想用文体的条条框框束缚大家的创造性,也不是要求大家在每一篇作品都达到文体的基本要求,而是期望纪实作家们在创作理念上,要有文体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要有文体追求。不但能写,而且会写――最大限度地做到内容与体裁的有机结合。七是运用现在时的、比较规范的、富有文学个性的普通话进行写作。”

纪实文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纪实文学连播 新闻笔法 纪实性 真实感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长篇连播节目诞生以来，一直是广播电台节目类型中传统悠久、影响广泛的文艺节目样态之一。近年来，随着有声阅读的兴起，长篇连播的节目样态又以有声书的新姿态盛行于新媒体平台，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

长篇纪实文学一直是长篇连播节目的重要内容，是长篇连播节目得以生存的支柱。近年来在文学创作领域，非虚构写作逐渐兴盛并被世界文坛充分认可（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论界认为“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非虚构文学作品（或称纪实文学）日益得到出版界的关注。广播电台的长篇连播节目也开始以其作为重要选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娱乐广播于2014年1月1日定位于“有声阅读”，其“纪实春秋”栏目专门播出长篇纪实文学，三年来制作、播出了《抗日战争》《长征》《大写西域》《爆炸现场》《丁玲传》《雪域长歌》《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回鹿山》《巨流河》《我的阿勒泰》《非洲三万里》等40多部优秀纪实文学作品，几乎涵盖了纪实文学的历史纪实、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散文、游记等各种文体，集中反映了近年来纪实文学的创作成果。

一、以新闻笔法介入广播纪实文学的可能性

纪实文学的原则就是非虚构，它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着天然的近缘关系。

纪实文学是作家借助采访、亲历等个人体验，以及使用日记、书信、档案、历史文献、新闻报道等材料，以文学的笔法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纪实文学的人物和事件必须是真实的、非虚构的，有其人、有其事。尽管为了增强文学性和可读性允许在人物对话、心理活动、气氛渲染等方面有适度的虚构成分，但就总体而言，纪实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真实。

关于新闻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新闻的传播必须符合客观事实，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所在”这一点已成为新闻界的共识。由此可见，尽管新闻与纪实文学属于不同的领域，但纪实文学的非虚构却与新闻的真实性彼此相近，遥相呼应。例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爆炸事故，各路媒体及时跟进，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真实的描写，追问的勇气，扣人心扉。一年后，作家何建明据此写出了报告文学《爆炸现场》，用文学的语言生动描述了在爆炸现场的消防员们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讴歌了人性的光辉。这部作品同样以真实的力量感染了读者。可见，在广播中用新闻笔法介入纪实文学是具有可能性的。

二、广播纪实文学运用新闻笔法的尝试

从文学到广播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复杂的、广播化的改编过程。纪实文学的改编，更要充分发挥广播优势，凸显作品的纪实性和纪实风格。而借助新闻笔法彰显纪实文学的特性、丰富纪实文学的表现力，正是中央电台近几年来所做的探索和尝试。

（一）借助人物采访增添广播纪实文学的真实感

采访是新闻记者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记者只有通过采访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而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纪实文学作者为确保作品的真实，也要通过大量采访或亲身体验，才能获取第一手材料，这是创作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当广播编辑改编纪实文学作品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采访挖掘文本之外更有价值的信息，用更多的声音元素丰富节目的表现力，增添节目的真实感。

1.采访亲历者

亲历者是事件发生的参与者、见证人，他的讲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真切感，受众对他的认可程度也相对较高。广播纪实文学如果能采访到故事的亲历者，无疑能增添节目的可信度和真实感。特别是历史性的纪实作品，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的认知往往是陌生的、模糊的，如果能加入对亲历者的采访，受众的真实感、带入感会更强。

95集长篇纪实文学连播《长征》，以著名军旅作家王湓鐾名作品为蓝本，以丰富的广播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解读长征的重要意义。80多年过去，硝烟散尽，历史沉埋，怎样能够拉近节目与听众的距离，让今天的听众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长征、认识长征呢？节目编导试图运用一些新闻笔法来凸显《长征》的纪实风格和贴近感。为此，节目组派出多路记者，沿着红军长征的行进路线进行深入采访，采录了10多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或帮助过红军的老百姓。尽管他们的年事已高，语言表达也不是那么清晰、流利，但那饱经沧桑的声音一下子就把听众带入到了过去的时空。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实录，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11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湖南湘西桑植集结，准备战略转移。出发前夕，红二军团军团长的妻子蹇先任刚刚生下一个女孩，她决定带着孩子一起长征。这个出生仅仅18天的小女孩在竹背篓中跟随红军从湖南一直转战到陕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最小的成员――数十年后，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红军女儿贺捷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位将军。节目在此插入了贺捷生将军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我叫贺捷生，是元帅的女儿。我是1935年11月1日出生的，离出发只有十几天。因为中央有轻装的命令，我父亲又是遵守纪律的军人，他就找当地的老百姓收养我，可是没有人愿意收养，孩子太小了。后来快到出发时，父亲母亲去找一户曾答应收养的人家，可是门上一把锁，邻居说这家人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的父母很理解他们。怎么办呢？我父亲同肖克、关向应、王震等几个人开会，父亲说，我们这支队伍是要建立新中国的，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保护，怎么能打更大的胜仗呢？大家就同意把我先带上，等到有人能收养，再寄养在人家。

贺捷生的这段录音，详细描述了她出生后就不得不随部队长征的诸多细节。比如：那户人家门上的一把锁，几位领导开会商量对策，的肺腑之言，这些都是原作里没有的。贺捷生的讲述，补充了历史细节，让人听来生动感人。

2.采访知情者

如果事件的亲历者已不在人世，采访事件的知情者（事件亲历者的后人、事件的研究者等），虽为转述，也不失为一种补救的办法。比如《长征》中的人物，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历史的碎片还鲜活地保存在长征老红军后人的记忆中。为此，节目组采访了20多位红军后代，既有红军普通士兵的后人，也有红军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对先辈的回忆，对长征的认识，以片花的形式穿插于节目中，使节目增添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另外，《长征》节目还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让他们以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帮助听众加深对历史的认知。

3.采访作者

作者是纪实文学作品的第一创造者，作品是作者用自己的辛劳和情感完成的心血之作。要说最了解作品的人，当然首推作者。

2016年2月12日著名词作家阎肃去世，中央电台娱乐广播在十天后及时播出了纪实文学《阎肃人生》，缅怀老艺术家。《阎肃人生》是阎肃的儿子阎宇为父亲写的一本传记，通过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讲述了阎肃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阎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虽然传记里有文字描述，但是由作者以儿子的视角用声音在广播中讲出来更有亲近感。为此，节目编辑特意采访了阎宇，并将他对父亲的回忆穿插在整个节目中。

（二）借助现场播报增添广播纪实文学的现场感

现场播报是新闻节目经常使用的方法，以电话连线、视频直播等形式出现。如同新闻记者的现场播报一样，广播纪实文学也可以采用现场播报的形式，向听众传达记者在事件发生现场的所见、所感、所思。这种现场的“还原”，虽然不能与现实生活同步，但能增添作品的纪实性和真实感。

长篇纪实文学连播《长征》在制作前，派出了多路记者重走长征路，对于长征途中的重要节点都安排了现场播报，插入到节目的相关情节中。比如《长征》第8集中讲到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就加入了记者在长征的出发地于都河的现场播报：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面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四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八万名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的十个渡口出发，渡过了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记者的现场播报，旨在用记者的眼睛观察和感受，再用声音告诉听众事件的发生地是什么样子，它被赋予了什么意义，从而使广播节目又多一个讲述维度，多了一些现场的真切感。

20集纪实节目《大写西域》是改编自高洪雷的同名纪实文学作品，节目以历史和文化的经纬线，讲述了西域历史上楼兰、精绝、于阗、疏勒、龟兹、乌孙等诸多城邦的前世今生，再现了古老丝路上璀璨文明的交汇与融合。2000多年前的历史，怎么能让听众感兴趣呢？在改编的过程中编导插入了记者的现场播报。

如《龟兹》一集，是以记者的现场播报开始的：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不仅往来着商贾，也留下过高僧行色匆匆的身影。玄奘西行印度取经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完成了相同的伟业，他就是鸠摩罗什。玄奘自东往西去，鸠摩罗什是从西往东来。

我现在是在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石窟下。这里有一尊雕像，来克孜尔石窟参观的游客都会在此驻足。这是一尊佛像，身披袈裟，神态庄重，眉宇间透着无穷的智慧，他就是龟兹佛教高僧、翻译家――鸠摩罗什。

节目接下来开始播讲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故事。之后，又插入了一段现场播报：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库车县城以北23公里的苏巴什佛教遗址，你能听到这里的风声很大。千百年来这风就这么刮，使得遗迹风化得很厉害，只剩下了断壁残垣。但从这里遗留下的佛殿、佛塔、院墙、僧房等残迹仍可想象它当年的规模和盛况。苏巴什大寺也叫雀离大寺，在龟兹国佛教繁盛时期，它是王室寺院，出身王室的鸠摩罗什就在这里研习佛经。两百多年后另一位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路过这里，停留两月有余，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描述了寺院的盛况。

如今，高僧的背影已渐行渐远，龟兹古国也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步回鹘化和伊斯兰化。但龟兹不死，它所创造的璀璨文明，将永载史册。

第一条现场播报，起到了引子的作用，通过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像，引出故事的主人公。第二条现场播报，是故事的尾声，不仅“还原”了故事主人公鸠摩罗什曾经生活的场景，引起人们的追思，也为揭示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借助作者本人的演播增添广播纪实文学的感染力

自传是纪实文学中独具魅力的表现形式，因为是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思想，更容易获取听众的共鸣。如果能让作者自己演播作品的片段或全部，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一百年飘泊》是台湾作家杨渡通过自己的家族史，反映台湾百年历史的纪实作品。节目在制作过程邀作者杨渡亲自来电台录音，以作者自述的口吻演播原作每一章的开头部分，穿插使用到节目中去。虽然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及职业演播人专业，但是那种亲切、自然、真实、准确的表达能够给受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一百年飘泊》中饱含了对父母的情感、对家乡环境的描写，再也没有谁比作者本人把握得更贴切、更深刻了。

《我遇见你》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告别自己职业生涯时写就的一部自传，书中回顾了她的成长经历以及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难忘岁月。由于敬一丹是播音员主持人出身，具有良好的演播能力，于是整部作品的演播都由她来完成。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听众认为她的讲述真诚、温暖，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敬一丹。

三、借助新闻笔法改编广播纪实文学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借助新闻笔法改编广播纪实文学会带来独特的效果，但也要注意分寸，把握合理。

首先，理由要充分，分量要恰当。用新闻笔法改编广播纪实文学，是增强节目真实感、丰富节目表现力的手段，但不是目的。对于纪实文学来说，新闻笔法的运用是文本之外“再生”的产物，是嫁接、植入的东西。所以，有必要、能用好就用，否则宁可不用。新闻采访是纪实文学的补充，是锦上添花，而不是画蛇添足。

广播纪实文学当然要以纪实文学为主体，作者的文本是目的主体内容，切不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让新闻笔法的介入冲淡、影响纪实文学作品本身的呈现。以《大写西域》为例，每集25分钟的节目，新闻采访录音的出现一般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分钟，否则就会把节目弄得支离破碎，影响文本的完整性。

其次，嵌入要巧妙，过渡要自然。既然是锦上添花，就要添得自然，才能有美感。在运用新闻素材时，要讲究巧妙、自然，切不可随意拼凑。要充分发挥音乐、音效“转场”的作用。比如记者的现场播报，就要把现场的环境声充分体现出来，让听众尽快进入到另一个场景，另一个时空。

纪实文学范文第8篇

“苍茫的若尔盖草原，狼族即将被人类赶尽杀绝。一只绝望的母狼为了与人类做最后的抗争，不惜带着一窝幼崽服毒自尽。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仅存的一只小狼被来到草原写生的李微漪救起，带回了城市。”———《我家小狼初长成》的作者李微漪讲述了小狼的故事，让阅读者感受生命的神秘与神圣，也让阅读者对生态理论、生命价值、善与恶具有更多的别样体验。不同于《狼图腾》对狼族的直奔主题的旁观者的讴歌赞美，《我家小狼初长成》作为李微漪抚养小狼成长的实录，进入小狼的内心世界，更具有现实感，体现了对生命对生态更开阔的视阈;同时，正如作者在扉页上写道:“将一个由人类抚养的狼孤儿送回族群，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奇妙传递，是一种诚心与狼握手言和。”从这样意义上，《我家小狼初长成》现实故事里又蕴涵了生态伦理的寓言意味———“救起带到城市”到“送回狼群”的过程，充满了动人心魄的细节，读来让人涌动着生命的感动。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从“生态”一词的希腊文语源分析，指出:“‘生态’一词原本来源于ECO，即‘家’‘住所’之意。在草原度过的大半年里，我深深体会到了‘家’这一词的沉重含义。这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家园。” 一、生态崩溃———小狼出世的残酷之境 在书中，作者写出了生态崩溃造成的残酷之境，既有人类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造成的草原荒漠化、动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劣的严酷现实，也写出了人类贪婪无度造成的恶的膨胀造成的人类自身社会生态环境的严酷。在中国最美丽的草原湿地，密如织网的铁丝围栏被人类占据，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没的区域被牧场包围。人类垦殖、近亲繁殖、疾病和自然灾害使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食物的短缺，过度放牧的家畜与狼群争抢同一块土地，导致人狼之间的激烈冲突。小狼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残忍的四月，一对狼夫妇生育了第一窝小狼，他们想尽办法要让洞里的六条小生命看见草原上的第一缕阳光。草原生态的恶化让公狼的觅食成为难题，“多少天没有饱饱地吃过一顿了，母狼的乳汁少得可怜，没睁眼的小狼崽们饿得嗷嗷直叫，小狼们一出生，饥饿就如影随形”，“公狼在草原上一次次徒劳地狩猎，然而饥恶却像挥之不去的魔鬼纠缠着这个脆弱的狼家庭，如果再没有食物，他们将失去一个个新生的幼崽。”公狼铤而走险去牧场偷羊，成为“一张晾晒在肮脏墙壁上的狼皮”。母狼无法忍受怀里呜咽的小生命跟她一起挨饿，潜入牧场，被牧民投毒，而猎人们找到了狼窝，“六只还未睁眼的幼狼挤在狼洞中瑟瑟发抖”，母狼死后，小狼崽们被牧民装进麻袋，带回了牧场。小狼初生就遭遇这样的惨烈之境。而遭遇这样惨烈之境的背景就是草原生态的恶化。在书中，作者通过对草原景观的细腻描写反映了草原现状和作者的生态观。 二、抚养幼狼———人类的反省与救赎 牧民在书中描写得不多，但每一个都有个性，“老阿爸”的形象具有符号意义。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表白了生态恶化中人类纠结的罪恶感和赎罪心理。而作者抚养幼狼的行为，更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寓言。而这一过程的推进，作者的生态伦理观念也在变化中。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写到的:“起初，我只打算对一个特殊而又壮美的生态系统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但很快，我觉得之境的灵魂被这个地方勾去了，连准备也来不及，就被甩出时空，失落在一个遍地芳草的蛮荒世界。虽然与现代社会隔绝，可是我与其他牧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在自然的心脏中扎了根，与自然保持着一种热烈而融洽的关系。”牧民老阿爸一句“人和狼都是不得已”啊，写出了草原牧民的纠结与深深的赎罪心，而作者，“怀抱着这一出生就受到人们诅咒的小小异类孩子”，作为草原“局外人”的反思也许更直指人心:“人破坏了狼的栖息地，狼侵犯了人的安宁，杀戮、诅咒、报复、遗孤，……这一切终究能怪谁?”在书中，作者不断反思人类破坏生态的暴戾和凶残，表露出作为人类对狼族的歉疚和赎罪心理。作者写出了小狼濒死求生(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顽皮成长(相当于儿童期)、初长成(少年期)三个阶段。作者充满母爱的笔下流淌着浓浓爱意，让本书的小狼成为当代生态文学中具有生命感染力的形象。 三、纪实写作———观察笔记式的小狼成长实录 作者在书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把和小狼的故事与情感写成日记。最初只是对小狼成长状态和身体恢复情况的一些记录，后来一些有趣的成长故事和观察也成了我日记的一部分。”本书具有纪实写作风格，是观察笔记的写法，对小狼的生理、心理做了翔实的记录。作者全方位地记载了小狼生理、心理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记录，真实客观地写出了狼的幼儿时期和成长的细节，这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性。 作者对小狼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观察日记式的记录，这种科学观察记录在客观描述的同时，还蕴涵着作者的情感。作者笔下的小狼犹如一个顽皮可爱的孩子。比如对小狼感官渐次成熟的记述，具有科普作品的探索性和趣味性。书中对小狼眼睛蓝膜褪尽之前触觉、嗅觉、听觉感官的变化和小狼认知发展过程做了记载。读来趣味横生。小狼的认知发展，三个月是分界线。作者记载小狼第一个月的睡眠:它很淘气贪玩，但精力有限，往往玩上一会儿就困倦了，打着哈欠扒在沙发边缘，使出吃奶的劲儿努力往上爬，可爱至极。我轻轻托着它圆滚滚的小屁股助它爬上来，小家伙疲惫地哼唧着钻到我怀里，眼皮沉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从第一次在我怀里睁开迷蒙双眼，我的怀抱就是它最本能的向往。我轻轻用手护住它的身子，在柔柔的呼吸声中感受这份异样的亲情……这样的对小狼的观察记录书中比比皆是，使本书具有情感性的同时，具有科普作品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人类文化意象中的狼和人的关系做了反思。书中谈到人类文化中狼形象的历史文化典故有“狼子野心”、《说文解字》中的“狼”字、格林童话中的狼，等等。对“狼子野心”的阐释，作者认为“野心是对自己应有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身为野狼拥有野心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作者给小狼起名为“格林”，也表达了对格林兄弟童话《小红帽》的反思和批判，她认为，格林童话《小红帽》影响了无数人从小对狼的偏见、莫名惧怕和仇视，“狼外婆”的恐怖形象深入人心，影响了没有辨别能力的儿童，作者想为名为“格林”的小狼写一部真实的“格林童话”，记录它从小到大的经历。#p#分页标题#e# 作为生态文学中具有独特性的以“抚养幼狼回归自然”的独特主题的文学作品，《我家小狼初长成》以具有纪实特点的传奇经历的叙述成为具有生态寓言意味的作品，会在现代生态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足迹。

纪实文学范文第9篇

教学大纲是依据教学计划，为每一门课程单独编定的纲要，它对该门课程的性质、任务、教学目的、课时分配、教学方法与教材、主要教学内容予以规定，是该门课程的指导性文件。

教学大纲以教研室为单位集体讨论编写，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生效。一经编定，就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为教师备课、讲课提供依据，避免教学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第二，对学生学习有晓谕和指导作用，事先向学生通报课程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进度等，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科学安排学习时间。

第三，为编写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复习资料、拟定考试卷、考评教师教学质量等，提供重要依据。

（二）教学大纲的特点

1.科学性

教学大纲是为某一门课程编制的基本纲要，可以说，每一门课程都是一门科学，编写教学大纲，当然也要体现出这门科学的学理性和实践性。具体说，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和重点、难点，在大纲中要有明确的表达；这门课程的教学进度，在大纲中要有逻辑性地循序渐进；这门课程的实践环节，在大纲中要有合理的安排；这门课程与相关课程的联系和区别，在大纲中要有准确的规定。

2.简洁性

大纲是一个基本纲要，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所有教学内容都一一列入，而必须写得简洁明白。大纲中既不能有描写，也不能有议论，大纲采用的基本表达方式是说明。

3.长期可行性

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朝三暮四，变化无常，这门课程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当然，教学大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科的进展，每过若干年，教学大纲就会修订一次，但这种修订不能过于频繁。

（三）教学大纲的写作

1.标题和编定者、编写或修订时间

标题采用课程名称加文体的写法，如《××课程教学大纲》。根据需要，有时可在前面加上教学对象，如《××专业××课程教学大纲》或《××年级××课程教学大纲》。

标题之下，写明编写者和编写或修订时间。

2.正文

正文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课程性质。说明本课程是公修课还是专业课，是基础课还是选修课，本课程对于学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教学目的。说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会掌握哪些科学知识，提高哪方面的实践能力。

第三，课时分配。说明每周安排课时数、共需周数、总课时数。其中课堂讲授占课时多少，实践环节占课时多少等。

第四，教学方法与教材。说明主要教学方法，是面授还是函授等，是讲授为主还是以操作为主等。如果事先有指定教材，应写出教材名字和出版单位、出版日期。

第五，主要教学内容。列出课程的主要章节及每章的重点思考题，并标明每章所用教学时间。

【 例 文 】

当代纪实文学课程教学大纲（节选）

（20__年6月修订）

一、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学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了解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创作概况和纵向继承、横向借鉴的发展历史。

2.认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散文、口述实录文学等当代纪实文学的基本文体样式。

3.掌握纪实文学写作的基本技巧。

二、课时分配

本课程每周安排授课2课时，共17周完成，总计34课时。

三、教学方法与教材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教材采用孙春 　著《文学的返璞归真——当代纪实文学概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__年6月出版。

四、教学内容

引论“纪实文学”：一个概念的突围（2课时）

思考题：1.纪实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2.纪实文学崛起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第一章 中国纪实文学的历史回顾（4课时）

第一节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

一、《左传》

二、《战国策》

三、司马迁的传记文学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游记和轶事小说

一、郦道元的《水经注》

二、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

第三节 唐宋以降的纪实散文

一、唐宋家

二、明清散文家

第四节 近现代的纪实文学

一、传统文体的继承：传记、游记

二、报告文学的诞生

三、建国后十七年的纪实文学概况

思考题：中国古代纪实文学的主要文体样式。

第二章 全球视野中的纪实文学（4课时）

第一节 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

一、美国的报告文学及“新新闻主义”的出现

二、诺曼·梅勒和他的《刽子手之歌》

三、“口述实录文学”和斯特兹·特克尔

第二节 世界各国的纪实文学创作热潮

一、苏联和二战纪实文学

二、其他国家的纪实创作

思考题：20世纪下半叶世界纪实文学概况。

第三章 寻找“真实”的坐标（4课时）

第一节 “真实”旗帜下的诉讼

一、近年来对纪实文学“失实”的指责

二、有关“真实”的几点分析

第二节 一切文本都有虚构性

一、纪实文学是历史性的文本

二、自由化虚构与有限制的虚构

三、完全纪实与非完全纪实

第三节 “真实”在纪实文学中的三个层次

一、“真实性”的多层性和动态性

二、消除对纪实文学“真实”的种种误解

三、纪实文学内部的不同真实标准

思考题：纪实文学的“真实性”探讨。

第四章 纪实文学与审美形象（2课时）

第一节 纪实文学中审美形象的呈现机制

一、表象、语象和意象

二、“单式语象”与“复式语象”

三、“意象”辨析

第二节 纪实文学审美意象的建构

一、叙事文学中的审美意象

二、早期的比喻、象征意象

三、晚近的变形、神话意象

思考题：纪实文学中的审美意象类型。

第五章 报告文学：文学的新闻化实验（2课时）

（具体内容略）

思考题：报告文学的文体优势与局限。

第六章 传记文学：个人历史的文学呈现（2课时）

（具体内容略）

思考题：当前传记创作的成就与问题。

第七章 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历史的还原与重建（4课时）

（具体内容略）

思考题：1.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2.历史题

材纪实文学的文体特点。第八章 口述实录：作者在叙事中的自我放逐（4课时）

（具体内容略）

思考题：口述实录文学的文体特性。

第九章 纪实散文：个人视角的亲历讲述（2课时）

（具体内容略）

思考题：纪实散文的基本类型和写作方法。

第十章 纪实小说：争议中的生存（4课时）

（具体内容略）

纪实文学范文第10篇

如果不注意《失踪的名画》相关信息,你会以为自己读到的是一部虚构小说,但这其实是一部纪实文学。

谜一样的、自始至终未真正出场的天才画家卡拉瓦乔,罗马大学在读女硕士弗兰切丝卡,油画修复师本尼德迪……作品中众多人物都个性形象鲜明。从故事发展看,悬念的出现、发展、解答都有条不紊,这是寻找名画的真实过程。从写作角度来看,作者书写的原则是尊重事实,纪实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而这部作品写出了原本枯燥的日常生活中的传奇,把一幅画的发现及考证――这样繁琐、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写得让人读来欲罢不能。

《失踪的名画》写普通的女学生和失意的修复师意外发现卡拉瓦乔《逮捕耶稣》画作线索,考证、鉴定画作的曲折经历;从卡拉瓦乔在自己的时代受欢迎、招争议,之后百年间转而一文不名,二十世纪其画作又价值连城的戏剧性历史。两条线交叠,现实与历史交织对话。这部纪实作品中所写的全部是真人真事,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而卡拉瓦乔的油画作品《逮捕耶稣》在1990年之前下落不明,1990年之后是爱尔兰国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艺术家卡拉瓦乔是意大利巴洛克大师,作为革命性的画家,他的绘画作品具有超越情感和视觉的力量。《逮捕耶稣》的发现,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失踪了几乎两个世纪的大师画作终于被重新召回艺术殿堂,这是纪实文学新闻价值的体现。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小人物执著追寻,最终取得成功,是对坚持到底的敬业者的高度欣赏。书写小人物的意义在于告诉每一个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细心以及耐心漫长的准备,创造生命的奇迹。这部作品比小说更令人震撼的除了故事本身的真实,还在于它展示了纪实文学可以被推至的艺术高度,有力地证实了纪实文学也可以这样写。作品以小说的结构方式展开,从新闻价值来讲,事件本应成为主角,但作品却以人物和情感为表现核心,故事的功能为人物服务。作品中卡拉瓦乔并非主角,而只是一条副线,用以辉映小人物的光芒,而主线随着弗兰切丝卡、修复师等发现《逮捕耶稣》层层铺展。我们不仅要向作者乔纳森・哈尔学习叙事和创作纪实文学的技法,更为重要的是明白,纪实文学并非就是抓大人物、抓伟人、抓传奇,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也一样动人且富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