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论文范文

平衡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战略管理平衡论目标平衡利益平衡能力平衡

在管理过程中,任何组织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失衡现象。譬如营销近视症过分强调产品技术与功能的重要性,忽视了对顾客真实需求的把握;“酒香不怕巷子深”则使企业在营销要素之间失衡,过多地强调产品质量对品牌的推动效应;本位主义的产生则使各经济主体利益和价值体系出现问题;等等。这些都说明管理也需要平衡、协调与和谐。平衡与不平衡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伴随着事物的发展,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一般哲学意义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企业经营管理。

平衡论认为:宇宙是一个自发、矛盾、有序循环的整体;整体中的矛盾双方都有首先趋向自身平衡的本性;该本性天然、无止境作用,必然导致各种矛盾产生;矛盾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对方而独立存在;对立面的存在有弊有利,辨证应对则相反相成;事物发展的方向总是趋向综合的、最佳的动态平衡。

自然科学支持平衡论。协同学从“无序到有序”所建立的模型和方案,系统论中的“自趋”概念,普里高津“耗散结构论”的“自组织”概念、模糊数学的概念,都为平衡论“趋向自身平衡”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社会科学同样支持平衡论。古今文化早已蕴涵平衡,如“天人合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天道乃损有余而补不足”等。《周易》的“阴阳平衡”、老子的“道”、孔子的“中庸”、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马克思的“度”等等,都是对平衡的不同表述。

战略管理的三角平衡关系

战略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企业应该明白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自身的能力;企业应该明白自己的目标;企业还应该明白自己的行动方案。因此,战略管理可以定义为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来协调各方利益以实现自身的长远目标的整个过程。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战略管理包含了三个要素,即目标、利益和能力。

国产服务器阵营前三甲之一的曙光公司总裁历军说过:企业的目标、利益和能力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衡关系(见图1)。目标是企业在特定时间(When)、特定领域(Where)里要做的正确的事(What)。利益是企业实现既定目标的驱动力,表现为各类利益相关者(Who)及其行为动机(Why),是组织正确做事的一个方面。能力则指企业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How),表现为企业的基础能力与核心能力,是组织正确做事的另一个方面。

三角平衡中,目标、利益和能力构成了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角,包涵了四个方面的平衡关系:目标、利益和能力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企业稳健经营的轴心,目标的合理设置、利益的有效分配、能力的均衡发展则是企业发展的三个基本面。目标、利益和能力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在运动中不断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战略目标中的三角平衡关系

战略目标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确立企业的终极目标,这也是企业为之而存在的理由。企业的终极目标一般来说是企业几代乃至几十代人为之而努力的目标;企业终极目标不仅为企业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远景,而且也同时规定了整个企业的业务范围。

其次是建设企业的中长期规划。企业的中长期规划期限一般是五年乃至五十年,至少不低于两年。现在不仅西方企业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中长期规划,而且中国的许多企业也制定有自己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此外是制定企业的年度计划。建立年度计划是由企业中所有管理者直接参与的一项分散化的活动。积极参与年度计划的制定可以加强管理者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企业应当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努力,以保证年度目标恰当合理、与企业远景和中长期规划一致并支持企业战略的实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战略目标包含了三大内容,即企业远景、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目标,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详见图2)。企业远景是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基础,而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又是企业远景实现的具体措施;同样地,企业的中长期规划也是企业年度计划的基础,而企业年度计划又是实现企业中长期规划的具体措施。

企业利益的三角平衡关系

作为企业必须平衡社会利益、企业自身利益和顾客利益之间的关系(详见图3)。首先,企业必须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考虑到社会的利益。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承担国家的税收、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安置好企业内部的员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重庆立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过:“当企业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而是为社会所共有。”的确,企业越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越多。一家大型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加上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肯定比企业的利润要大得多。社会利益包含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生态效益。如果国家利益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国家的安全与保卫就很难有完全的保障;如果公共利益受到侵犯,那么很容易引起众怒,众所周知“众怒难犯”,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形象;如果生态被破坏,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就会受到威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其次,必须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企业如果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就没法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承担社会责任和满足顾客利益了。最后,企业还必须满足顾客利益。一般来说,顾客包括企业内部顾客和企业外部顾客。企业内部顾客即企业的员工,他们的利益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因为企业员工是企业的资源和财富源泉,没有企业员工的创造就没有企业的发展;企业外部顾客,即通常所说的客户或消费者,满足外部顾客的需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企业除满足顾客需求之外,还可以引导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在满足和引导顾客需求之时,同样也是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就是在减轻社会的负担;为消费者或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推动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说,企业必须平衡社会、顾客和自身之间的利益关系。

企业能力的三角平衡关系

企业的综合实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企业的人才。企业员工一般可划分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即企业的普通员工与企业的核心人才。作为人力资源的员工仅仅被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其报酬只能按照资源分配方式进行;而作为人力资本的员工已经被资本化,他们能够创造出企业的利润,因此其报酬是按照资本分红的原则进行。由此可见,企业的人才是资本化的人力。其二是企业的技术实力。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企业就应该十分珍视技术。企业必须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激励,培训员工的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进行技术开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依托团队的创新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必须加强技术管理,从体制上、制度上鼓励创新;建立相应的技术研究中心及其配套设施;妥善处理创新与维持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必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和技术研究开发的文化氛围。其三是企业的资金实力。一个企业的资金实力是否雄厚往往可以影响到企业的整个战略经营决策。企业的资金实力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进行衡量,可以从负债情况进行评价,也可以看企业的现金流状况,还可以看企业的净资产量和企业的效益状况等等方面。综上所述,企业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构成了企业的综合实力,从而奠定企业战略实施的良好基础。超级秘书网

同样地,企业的三方面能力的体现也存在着三角平衡关系(如图4)。根据木桶效应,企业只有三方面能力都很强才能拥有真正的雄厚实力;即是说人才、技术与资金之中,企业任缺其一都将使其实力大打折扣。如果企业缺乏人才,很难进行技术方面的革新与创造,就不可能长久地拥有技术的优势;同时人才的匮乏还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企业从而会丧失资金与现金流方面的优势。如果企业缺乏技术,已经说明了企业在人才方面的短缺,至少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的,那么相应地也会带来资金上的弱势。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很难留住人才、拥有自身的技术优势。综上所述,企业必须平衡人才、技术和资金三者的关系,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形成马太效应,让企业越来越好,越走越顺,使企业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战略管理实际上就是在寻求四个平衡,即战略三角平衡、目标平衡、利益平衡和能力平衡。企业目标确定在何时、何领域做哪些正确的事;企业的利益驱动关联着企业诸多相关者及其行为动机;企业各方面的能力说明了企业将采取何种措施去实现自身的目标。综上所述,企业战略管理的精髓已寄寓于此四大三角平衡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R•戴维(FredR.David)著;李克宁译.战略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平衡理论论文篇2

氯气溶于水，与水反应有如下的化学平衡

Cl2+H2O===(可逆符号）HClO+H++Cl-

食盐是强电解质，饱和食盐水提供的Cl-使上述可逆反应生成物浓度增大，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正因为这样，所以实验室制氯气时不能用排水法集气，但可用排饱和食盐水法收集氯气。饱和食盐水通入氯化氢气体，为什么会有白色晶体NaCl析出？

饱和食盐水是NaCL晶体与水在一定温度下建立的溶解平衡

NaCl(s)====(可逆）Na+(aq)+C1-(aq)

计算得知，温度为20度时，饱和食盐水中c(C1)=5.4mol/L而当通入氯化氢气体时，即对上述平衡提供了更多的Cl-增大了平衡体系中CL-的浓度，溶解平衡自然向析出NaCl晶体的方向移动。为什么可用浓硫酸与弄盐酸制取氯化氢？

浓盐酸是氯化氢在水中的饱和溶液，即氯化氢与水所形成的溶解平衡体系。若把浓硫酸滴入浓盐酸中，浓硫酸变吸收水，破坏了浓盐酸在水中的溶解平衡，氯化氢便从浓盐酸中逸出，同时浓硫酸溶解时，溶解温度升高，氯化氢也会逸出。为什么固体NaOH投入浓氨水中可制取氯气？

浓氨水是氨气在水中的饱和溶液，氨与水有如下一系列的平衡：

NH3+H2O===（可逆）NH3.H2O===（可逆）NH4++OH-

当在氨水中加入固体NaOH，一则固体NaOH要吸水溶解，这要破坏上述平衡，是促使NH3逸出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NaOH属强电解质，将电解产生Na+和OH-，为上述平衡提供大量的OH-，增大了生成物浓度，从而使平衡朝着氨气逸出的方向移动。CaCO3不溶于水，为什么可溶于碳酸？

CaCO3很难溶于水，但是已溶解是极微量的CaCO3在水中存在如下的溶解平衡：

CaCO3(s)===（可逆）Ca2++CO32-

碳酸是弱电解质，有如下的平衡：

CO2+H2O==（可逆）H2CO3==（可逆）H++HCO3-

由于H+与CO32-结合成HCO3-，降低了溶液中CO32-的浓度，破坏了CaCO3的溶解平衡，致使CaCO3不断的溶解，只是CO2在水中的溶解度不大，H2CO3的浓度很低，所以尽管H2CO3可以溶解CaCO3,但溶解速度较慢。氢氧化铝为什么既能在强酸中溶解，也能在强碱中溶解？

氢氧化铝具有两性，其电离方程式可表示如下：

H2O+AlO2-+H+===（可逆）AL(OH)3===（可逆）Al3++3OH-

（酸式电离）（碱式电离）

由于其电离程度相当微弱，绝大多数AL(OH)3在水中并未溶解，当加入强酸时，H+中和了碱式电离中产生的OH-，从而破坏了氢氧化铝的电离平衡，使平衡向生成OH-方向移动，这样氢氧化铝就在强酸中溶解了，同理，当加入强碱溶液中时，OH-要中和酸式电离中产生的H+,使平衡向酸式电离方向移动，氢氧化铝在强碱中也得到了溶解。已知工业炼铷的反应是：2RbCl+Mg===（熔融，可逆）MgCl2+2Rb(g)，此方法为什么能实现？

在碱金属中铷比钠活泼，当然比镁活泼，从金属活动性顺序上显然不能解释，但转换角度，从化学平衡上分析，铷的沸点比镁低，把铷蒸气抽出时，平衡右移，这样就实现了工业真空炼铷！健康人的血液pH值为什么基本上稳定在7.35~7.45之间？

原来人的血液里存在着H2CO3~HCO3-缓冲系统。在这一缓冲系统中加入少量的酸或碱，其pH值无显著变化。而纯水无缓冲能力，加入少量的酸或碱都会使溶液的pH变化几个单位。

平衡理论论文篇3

基于平衡积分卡的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可以弥补传统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的不足和缺陷。平衡积分卡是有效的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起来，形成战略评价和控制系统，平衡积分卡评价指标的选择应根据理论联系实际，按照企业制订的战略目标和规划来制定,要保持与企业战略规划的一致性和可行性。实现外部衡量和内部衡量之间的平衡、成果和驱动因素之间的平衡、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平衡、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从长远来看，使用平衡积分卡，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企业战略的实现。

二、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管理会计绩效评价理论体系与企业管理实践严重脱节，不能及时的为企业决策提供有效的会计信息，企业不能精确的作出预测等决策，影响企业的运营。主要表现在：某些理论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不符，不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形同虚设；引入不切实际的数学模型，使管理会计的方法没有操作性，让实际的工作者不知所从，没有准则，没有方向感，缺乏可行性；管理会计体系不能提供决策者所需要的结果，而且有些和决策者的需要无关，付出很大的财力物力，提高了企业的成本。

三、平衡计分卡的使用为基础来探讨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的创新

(一)理论联系实际，全面考虑财务指标，杜绝偏重财务报表的弊端

财务指标是平衡积分卡的核心，也是企业运营的综合指标。想要提高财务绩效，就必须将理论联系实际，设立与企业运营相吻合的财务指标，并把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这样的变化的指标也考虑进来，达到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统一。要让理论为实践服务，使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之间协调平衡。

(二)全面考虑顾客层面，选择权重指标，杜绝绩效评价体系不可操作性

客户指标体系是企业对外界变化反映能力的“晴雨表”。基于平衡积分卡的使用，在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中的指标主要表现为：实际工作者的参与率、有关企事业单位在实践中证明了经验和方法、会计人员的知识背景。另外，对各项指标再进行细致的划分，选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形成含有定性和定量的绩效考核测评表。并综合考虑质量、服务、成本、满意度等几个方面的指标。另外，选择绩效评价体系的指标不可能面面俱到，过多的信息和指标会产生紊乱，选择那些与管理会计绩效相关性大的指标，避免指标间的重叠。

(三)抓住内部流程重要环节，创新绩效指标，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内部流程成为管理会计绩效业绩评价体系的重点环节。传统绩效评价中虽然增加了新的考核指标，但是仅仅停留在单一的部门绩效上，只是改善这些指标，有利于组织的生存，而不能形成有独特竞争力的核心。平衡积分卡从满足决策者和管理会计人员需要的角度为出发点，提出了如下绩效属性:质量导向评价、基于时间的评价、柔性导向的评价和成本角度评价。该指标体系能反映出管理会计的内部效率，促使企业关注管理会计整体绩效，以便更好的决策和行动。这便是平衡积分卡打破传统绩效评价的显著特点之一。

(四)注重会计人员的学习和发展，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创新绩效方法

平衡积分卡实施整合了短期行为和长期目标，强调未来投资的重要性，使企业更注重对管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知识的投资。因此设计出反映会计人员能力、企业信息能力、激励、授权、协作能力的绩效评价指标。这些指标能够使企业把注意力放在内部技能培训和能力培养上，用来研究满足需求的能力与现有能力的差距，这些差距将通过会计人员培训、技术改造、产品服务等手段来弥补，从而为其它领域绩效的探索和突破提供了有效措施。以上四个指标，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其功能和作用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相互构成因果关系，环环相扣，它们共同成为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不可或缺的四因素，共同为企业的战略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承担相应的功能。

四、结束语

作为一种综合绩效评价手段和战略管理工具，平衡积分卡的使用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它的功能和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决定是选择使用平衡积分卡作为效绩评价工具。对于确定使用的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的实际情况设定平衡积分卡的各种维度，每项维度操作使用也不要拘泥于平衡积分卡的形式，而是结合其特点进行不断的探索，不断地创新，才能制定出吻合我们企业管理会计绩效评价体系的标准。

平衡理论论文篇4

一、平衡论“虚”“实”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同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

这一命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暂时仍持相左意见者也为数不少。行政法学界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分歧主要针对平衡论的研究方法与现实基础。平衡论者并不否认平衡论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平衡论无疑是来自现实、服务现实、指导现实的；暂未接纳平衡论的学者则认为平衡论避“实”就“虚”，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学，理论主张也缺失现实基础，故将其视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言过其“实”。

评判平衡论的“实”与“虚”，首要的问题是达成评判标准上的大致共识。作为理性思维的产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与实践一一对应，理论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并通过标明现实的完善方向与完善方式而体现其理论指导价值。平衡论亦然。而且，较具体的行政法理论而言，作为理论基础的平衡论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观指导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绝对不能据此就认为平衡论就是“虚”的。如果将平衡论的“实”定位为对行政法制现实的消极反应，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地位。因此，评判平衡论的“实”，关键在于考察平衡论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际”-隐藏于行政法深层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见，评判平衡论“虚”“实”的标准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论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

第二，平衡论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历史延续性；

第三，平衡论是否回应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实要求。

与此相对应，关于平衡论的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平衡论的研究方法；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的政治维度；平衡论的人文精神维度；平衡论的实践性；平衡论的法治意义等。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论远离实证？

质疑观点：平衡论只是一组纯粹应然命题的集合，整个理论体系缺失实然层面；或者，平衡论的构建方法是纯粹规范性的，缺少实证分析。

对照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种缺少实证支持的规范性理论很难经得起实践考验，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形成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方法论规则。平衡论是由一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相互支持的观点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平衡论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哲学思维，这就保证了每一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都既有实证支持（事实），也有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大致说来，平衡论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种：矛盾分析方法、理想类型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一个围绕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开的规范体系，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是行政法内部的两个矛盾主体。平衡论采用了辩证思维，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视作对峙互动的矛盾双方，既正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又顾及矛盾双方的合作性。

（2）“理想类型”方法。实践证明，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

研究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它已被国内外行政法学者所广泛运用。平衡论者提出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等三种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想类型”，以及管理法、控权法与平衡法等三种行政法“理想类型”，与“理想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作为平衡论的对立理论形态，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平衡论首先提出的，这“两论”本身也是平衡论的基本理论主张。尽管有些学者一方面断然否定平衡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在事实上接受了管理法（论）与控权法（论）的理想类型，此即反证了他们实际上是承认平衡论者采用了“理想类型”方法。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平衡论者在型构平衡理论的过程中，既通过探究行政法制实践，以实证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论主张，又并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力求以实证分析保证理论的现实性，以规范分析保证理论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论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际”，其理论构建方法符合思维规律，基本上做到了（从行政法制实践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逻辑与（以行政法学理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辩证逻辑的统一；而且，还强调具体理论观点与（经济性实证分析的）数理逻辑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回避了现实？

质疑观点：平衡论是一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的结论，是一种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的折衷处理，是一种回避现实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国行政法制现实的针对性。

作为一种在回应时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学，平衡论的确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在“管理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权论”曾一度活跃。然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推行“控权论”

并不实际，这不仅归因于英美控权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完善的行政程序为主要控权手段，而且还具有权利本位、自由主义、消极政府、企业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现实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环境，在90年代初的中国并不具备。此外，发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国重塑一个“有活力”的政府，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也因此处于修正之中，以谋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管理论与控权论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只能直面现实，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正是迫于这种理论困境的压力，平衡论才应运而生。可以说，平衡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学界针对中国的实际，选择了超越管理论与控权论的“第三条道路”。

熟悉平衡理论体系的人是不会提出“平衡论只是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简单折衷处理的产物”之质疑的。实际上，管理论与控权论作为两种极端的理论模式，它们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动作机制、制度体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论模式上无法进行折衷、整合。平衡论之所以能超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只能归结为其理论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论与控权论思维定势，凭借全新的辩证思维来考察具有互动内倾的、对立统一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自成一体的关于现代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价值目标、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制度创设与变迁等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平衡论与管理论、控权论，可谓存有天壤之别。

四、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模式？

质疑观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推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平衡论提倡在行政法内搞平衡，是一种不关心市场经济的表现，置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于不顾。

平衡理论论文篇5

体和承担行政义务的主体的“管理论”以及仅仅关注对行政权的制约而忽视促进行政法职权积极功能发挥的“控权论”越来越凸显其与时代的不适应性进而为人们所质疑甚至抛弃。于此,“平衡论”便适时而出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两者的合理内容,而非两者的简单折衷,亦不限于提出一种主张或是一种观念。

平衡论所言之“平衡”,事实上是指,“行政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而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社会公正、行政权的监督控制与法律保障等关系之间的协调与兼顾”【1】。简而言之,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并非代表权利义务的绝对相等或对等,并且在所有行政法律规范中亦并非均能体现这样的平衡。这是一种行政管理双方在权利义务总体上的相对平衡,它是动态的平衡。可以说,它是一个目的,更是一种过程与手段。

至于平衡论主张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四点论述:一、 就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地位而言,平衡论认为,行政管理双方在权利义务方面总体上应是平衡的;二,就平衡论所欲达到的目的而言,它是一定意义上的“兼顾论”,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一致;三,实现平衡的手段是对行政权设定相应的控制手段从而实现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四,鉴于我国目前行政权的现状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平衡论的重心应是实现对国家行政权的控制。

平衡理论绝非一言便能以蔽之的,然而在此,笔者将其简略介绍,旨在寄希帮助读者对其形成大体认识,进而为之后的进一步探讨奠定理论基础。

二、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

立足世界行政法发展大趋势的角度,平衡法已无可厚非地登上了时代主流的高峰。正如袁曙宏所言:“行政法发展到今天,一方面,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有效控制了行政专横,保障了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要求适当扩大行政权、约束公民权。”【2】因此,世界各国顺潮流而行,致力在现代行政法领域以不同程度跳出“管理法”或“控权法”的窠臼,向着“平衡法”的方向发展。而放眼中国,平衡论不仅对我国在制度和理论建设层面上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重要意义也正在日益凸显。

在当今的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正在时刻发展着、深化着,而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能够向更深远的层次进军,则取决于指引它前进的领路者,这就是平衡论。

夏启发先生就平衡论对当前进行行政法学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方法论意义有这样的描述:“(1)‘平衡论’虽然是一个部门法学的研究课题,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部门法学等广泛领域,因而,如果要求‘平衡论’得更深发展,就必须打破部门法学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术隔离,既保持本部门法学强劲的身我发展势头,又不断吸收其他部门法学和学科的思想精华,并向后者贡献自身的成果;(2)‘平衡论’必须借助对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历史的真实反思和积累,因而,我们必须打破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只重

视对制度的历史性描述、轻视和忽视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的关注的状况;(3)‘平衡论’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无法脱离具体文化环境,它要进一步的完善有话,我们就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进行文化的阐释和证明,寻找‘平衡论’落根成长的本土基础。”【3】

三、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2007年,北京崔英杰案——北京城管队长死于毫无地位与权力的小商贩崔英杰手中,引起全国轰动的同时掀起社会各界争议。惨剧发生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将眼光投放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城管与小贩的“猫鼠大战”中。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我们应如何兼顾依法办事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事实上,这就是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之间的比权量力。

在前文中,笔者已利用较大篇幅向读者们介绍了何为平衡论的大致框架,因而在此我们将重点帮助读者了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知识,以及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种“机动”权利。具体说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有权自行判断行政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政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利。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之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更大空间的“自由度”,这也使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如此之大的自由度并非意味着它

丝毫不受约束。事实上,它有着一系列隐形要求,其中较为核心的要求为以下两条:一、依法行政;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备较高素质。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机制的完备性成为了该领域学者致力探索的重中之重。

从表面看来,用平衡论来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彼此矛盾着的个体——平衡论强调平衡,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含义所赋予其执行人员的三个自行使得法律的天秤完全偏向了行政执法人 员的手中。因而在实际执法中,类似崔英杰案的惨剧还是时常发生,平衡论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自由的裁量亦完全沦落为执法机关的自由。然而事实上,当我们以平衡论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往往“忽略了平衡与非对等性之间的关系——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4】。可以说,这是造成人们在权衡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产生误识的内在理念根源。

因此,平衡论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被用来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它甚至可以成为行政裁量权的法学理论基础,而非表面上存在的矛盾关系。只有当执法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意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平衡三方利益为最高目标,转而改变将自己当作执法机器的传统观念,以人为本,以为民服务为宗旨,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发挥正作用,实现其公正、合法的初衷。

四、不平衡审视之于平衡论:

当我们“高谈阔论”平衡论的良好前景并为此欣慰于其不断升高的认可度同时,不同的声音正在繁衍。对于平衡,我们寄希着美好愿望,然而我们往往被现实告知,平衡只是一种形式平衡。层层分析之,不难发现,所谓的“平衡论”只是理论上的的良好愿望,实际上“平衡论”在整个架构及执行上导致的结果并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一、平衡论的主体不平衡;二、平衡论设计中未曾考虑到行政与环境相处的平衡;三、平衡论执行中的不平衡;四、平衡论实质上是以民制权论。”【5】

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自我调整抑或被迫改变着。因此,尽管平衡论有着固然无法掩盖而必然存在的缺陷,在实践中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可实现性,但它能够在行政法制模式沿革的历史长河中孕育而生,在众多模式中脱颖而出,自然有它无可厚非的优越性。正如罗豪才先生所言,“理论体系是否完整与其是否具有真理性,两者并不完全重合”【6】。当下的平衡论,是动态的理论体系,它不是真理的完全代言,它存在着这样那样有待完善的漏洞。然而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并且深信不疑,平衡论将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修整完善,在其深度及广度上继续拓展。

参考文献:

[1]杨宛.《析行政法的平衡论》【J】. 武警学院学报 2003年.

[2]袁曙红.《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J】. 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3]夏启发.《回应当下性:“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4年第2期.

[4]曹璐.《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对北京城管被杀一案的思考》【J】. 法商论丛2008年

第1卷.

[5]游海疆.《现代行政法平衡论的不平衡审视》【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年

3月第1期.

平衡理论论文篇6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想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中国行政法制的进步。平衡论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就平衡论作了一定的评价。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一步深化。由于平衡论尚不成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特别是对“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不太了解，甚至有所误解。[2]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范畴作进一步的界定、解释和补充。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 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宪政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二、行政法的“平衡”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①平衡是对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的一种概括。[9]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10]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②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由于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不可能自然生成，这就需要人们能动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状态。平衡，包括利益平衡等便是实用而有益的行政法方法。

（一）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

平衡状态在私法中要比在行政法中理解起来方便得多。私法关系是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都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等量、互为内容。”[11]平稳状态对于私法而言，显得简单而理所当然。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平配置、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的对应、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等等问题。行政法关系具有其他部门法律关系所没有的特点：（1）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同性质利益的代表者。如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相对方则往往代表私人利益。（2）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源于公民权利又必然和公民权利相冲突，并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12]（3）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互为等量也不互为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总具有非对等性。

基于行政法关系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的状态。由于平衡状态和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以及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有密切关联，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平衡”范畴。

1．平衡状态与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

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法理论都不会去否定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的认识差别较大。一般的看法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便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只有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才存在不对等。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不同于私法的法律关系，它由多种法律关系构成，如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等。在实体行政关系中，法律承认行政权具有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利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但我们不宜由此而简单地把全部行政关系归结为只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在行政合同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关系就不是传统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仅仅为权利主体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行政程序是制约行政实体权力的重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一般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由行政程序规范调整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是一种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优先实现，而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一定限制的关系。这种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也应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起诉权方面的权利义务便不对等。所以，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一般而言，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即，一方优先实现权利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

行政法上作为状态的平衡是一种兼容非对等性的动态平衡。其过程可以概括为：（1）（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拥有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的权利。（2）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的实体权利的方式，使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优先获得实现，纠正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或限制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双方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3）但在这种不对等关系出现的同时，相对方获得了实体上不对等关系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权利：行政程序上的权利、行政诉讼上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的权利，通过国家有权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维持行政法的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状态的平衡和非对等性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对等是行政法的阶段性权利义务状态，而平衡是行政法应有的整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平衡状态通过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

关于平衡和非对等性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并非简单地由几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性质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仅仅使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根据一些国家既有的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断言，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是平衡法。因为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可以相互抗衡。要实现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需要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制约。单有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是不足以抗衡行政权力的，因为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以说，没有监督和制约，也就没有平衡。二是在任何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若受到过份限制，将破坏行政法的平衡状态。例如，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过份限制相对方的权利，有可能使相对方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补救。同样，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也有可能使行政机关事实上丧失实体权利。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强调弱化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改变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并通过司法权力对相对方的权利予以提前保护，如司法审查有条件地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等。[13]在行政程序的设置上，尽量避免过简或过繁的程序，而较多地采用混和程序，以谋求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2．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法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历程，和各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紧密相联。

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的权利义务状态是行政法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平衡状态相对。“不平衡”的含义和阶段性的权利义务非对等性是不同的。“不对等”不一定导致“不平衡”。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及其与“非对等性”、“不平衡”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国行政法状态的理解，把握行政法的本质。

（二）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

“平衡”范畴除了用以表示行政法的状态外，同时也被用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法方法论，即以平衡的方法处理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平衡方法可以用于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的领域。

1．立法领域的平衡方法

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公正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平衡配置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1）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2）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相对方的参与程序；（3）行政程序的设置及其对行政机关实体权利的影响程序；（4）相对方受到权利侵犯的可能性和获得补救的途径；（5）行政权被违法行使或滥用的可能性和制约行政权的相应机制及程序，等等。立法中采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对于实现行政法的平衡状态非常重要。若立法中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公正平衡的配置，一般而言，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达到平衡。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公正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总结的问题。

2．法律解释及适用领域的平衡方法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解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本质是相通的。人们在进行法律解释及适用时，往往采用历史背景分析、立法者原意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这些都是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者提出，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利益平衡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及适用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益衡量论”或“利益考量论”。利益平衡方法论的主要主张是，在解释及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得偏袒其中一方。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法律解释过程中，若不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导致解释的主观片面性的。另外，法律事实总是在制定法和判例之后发生的，而且法律事实复杂多样、不可预测。将法律不作利益的衡量而直接适用于事实，要确保其公正和客观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对号入座的情况下，才可能排除利益平衡方法。 　在法律规定带有不确定性和非针对性或缺乏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行政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例如，关于公共福利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关系，就无法从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普遍适用的结论，而只能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选择其中一种相对客观、相对正确、符合一般价值观念的结论。日本学者佐藤功指出，“‘公共福利’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将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实现的利益及价值与不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维持的利益及价值加以衡量比较，前者的利益和价值更高一些而已。”[15]事实上，法律的解释者、执法者以及司法审查中的法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利益平衡的方法。因此，行政法关系中，何者的权利优先获得实现，往往是权利义务关系决定者利益估量和平衡的结果。

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行政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关系，除了运用利益平衡方法外，在解释、执行和适用法律时，还应考虑非利益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平衡论”范畴及其主要观点

平衡论，即权利义务平衡论，亦称兼顾论，是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范畴是行政法领域的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平衡理论。平衡论的基点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认识，即回答“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与冲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当是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反映在行政法上，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地实施，以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民主、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16]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和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平衡论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其目标始终是权利义务的平衡。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平衡论并非套用黑格尔的肯定（管理论）、否定（控权论）、否定之否定（平衡论）的三段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对行政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证结果。如果说平衡论符合事物发展的辨证过程，只能说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政法理论观点。

1．关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违法行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利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

2．关于管理论和控权论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论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相对方的权利。它忽略对管理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17]控权论过份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积极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18]

3．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及法律关系 一般的理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只是行政关系，[19]不够全面。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概念应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20]这一定义和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定义相比较，除了补充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外，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比较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了行政领域内在的本质关系。

4．关于现代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依法行政原则对这两类行政的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类行政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可以说“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我们称之为消极行政。而对后一类行政，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积极作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我们称之为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拓展积极行政的范围、提高积极行政的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

5．关于行政指导的性质和作用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采用更多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管理。恰恰相反，在一些行政领域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持两者的平衡。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根据法律或法律原则作出的非强制性措施。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指导不但可以有效地为行政相对方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引导行政相对方作出正确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激励行政相对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性质，具体分析行政指导引起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推动行政指导的健康发展等，是行政法学的一项新课题。行政指导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行政指导的制度化、规范化，必将促进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与执行。

6．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行政实体法所没有的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反对单纯的权利保障模式和单纯的效率模式，主张民主与效率的平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受“重义务轻权利”传统的影响较大，过于强调效率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权力滥用，应选择权利保障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

7．关于行政法律责任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结为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无论行政法主体的哪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双方的责任形式是不同的。对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不但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还要保证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度相当。对该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追究，或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序不相当，都将破坏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对方违法行为及其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机制和法律体系。

8．关于行政法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 　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行政法就是司法审查法，偏废对行政权设置、行使和作用的研究。 　平衡论提倡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加强研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行政法制建设需要的平衡方法论。提倡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哲学问题。

[注释]

[1]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杨解君同志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其中有些观点是对平衡论的误解，有些观点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对此，我们将另写文章予以回答。

[3]英文中与平衡相对应的词是balance，有的学者也将balance译作衡量、考量或权衡。

[4]赫克：《利益法学》，日文版，津田利沼译，庆应大学法学研究会，1985。

[5]加藤一郎：《民法的论理与利益衡量》，日文版，有斐阁，1974。

[6]H·韦德：《行政法》，1982年英文版，第9页。

[7]小林节：《宪法特别讲义》，日文版，法学书院，1992。

[8]史尚宽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唯限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是不足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应考虑在内。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1978年台北五刷，第319页。南博方认为，“民商法等私法以调整、分配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法则有调整、分配公共利益（公益）和个人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行政法上各种问题时，要求我们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学习行政法，平衡感显得尤其重要。”见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尽管法律的状态主要体现为权利义务状态，但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不仅限于此，还涉及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体系以及功能等内容。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论述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1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2]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9页。

[14]《纪念〈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5]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日文版，学阳书房，1991年第四版，第148页。

[16]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7]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8]同①。 [19]张尚族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平衡理论论文篇7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主权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中特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 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 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 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 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滥用职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 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宪政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 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 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 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 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 （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 （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 （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 （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 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 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14 同13 P6。

15 至1996年底，若干本全国统编教材如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8月版）；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材《中国行政法教程》（1996年版，人民法院出版社）；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教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已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平衡论”指导下的行政法学体系的重构。较之过去的教材，无论体系还是内容均有较多的改变和更新。

平衡理论论文篇8

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的，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为前提，以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作了探索性的。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分析可能由于资料和统计数据的限制而不够全面和精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