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捏再平衡

关于经济是否已“见底”，是否重启刺激政策的争议，近期甚嚣尘上。

4月13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务院新闻办2012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其中，GDP同比增速8.1％，明显低于机构预测的8.4％－8.5％。这也是GDP同比增速连续五个季度下跌。

根据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的计算，在一季度GDP环比增速1.8％（连续两个季度下跌）的基础上，2012年环比折年率恰好接近7.5％，已触及政策方所能容忍的底线。

下滑并不仅仅体现在总量上，拉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均不乐观。会后盛来运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透露，一季度，投资拉动GDP增速仅有2.7个百分点，净出口为-0.8个百分点，临时充当主力的消费拉动了6.2个百分点。

不过，与学界担心经济“过度下滑”不同，决策者对“软着陆”前景向好表现自信。13日下午，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具有较大回旋余地。

在今年“两会”的总理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财经》杂志记者提问时亦曾表示，今年确定经济增长目标7.5％，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7％的目标相衔接。同时，这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 GDP加速下滑并未脱离宏观调控轨道，决策者稳增长仍有多张牌可打。

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下一步的九项重点经济工作，减税和扶持小微企业、扩内需和放宽垄断行业准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财税金融、资源性产品价格、收入分配改革均在其中。显然，中央寄望推动改革，通过政策释放提升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中国央行宣布，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大到1％，波幅翻倍。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基本面颇有信心，并不担心人民币双倍贬值。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刘元春和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均表示，对经济周期的把握、人口拐点的来临是决策者敢于“纵容”经济暂时下滑的主要因素。多项先行指标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即将从谷底攀升，2012年宏观经济亦将呈“前低后高”之势，而2011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的背景，也使得以 “保增长”来“促就业”的压力略为纾解。

加速下行

盛来运告诉《财经》记者，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构成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76％，较去年大幅上升24.4个百分点（去年为51.6％），固定资产与资本形成贡献率仅为33.4％，较去年大幅下跌20.8个百分点(去年为54.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进一步走低至-9.4％，较去年下跌3.6个百分点（去年为-5.8％）。

最终消费贡献率的高企，只是表明消费下滑的幅度较小而已。2011年12月，由于受元旦和春节提前消费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速一度攀升至18.1％，达到2011年的最高点。在消费提前释放、部分消费政策渐次退出之后，消费同比增速于2012年3月回落至15.2％。

出口下滑亦受到更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近四年来的金融危机和近两年来的欧债危机导致出口乏力。今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速仅为7.6％，远远低于去年四季度的14％。

但投资增速的下滑，显然与“主动调控”直接相关。2011年1月商品房“限购”政策出台之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尚处在35.2％的高点，随后就一路走低至2012年一季度的23.5％。其中，这一数据在今年前两个月尚为27.8％，但3月单月同比增速骤降至19.5％，拖累一季度同比增速大幅走低。

去年1月－5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攀升至去年25.8％的顶点。随后，这一数据开始逐月小幅下跌，至10月，这一数据为24.9％。11月和12月，这一数据分别为24.5％和23.8％。进入2012年，投资增速开始加速下滑，前两个月下滑至21.5％，一季度进一步下滑至20.9％。其中，受房地产投资增速在3月大幅下降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也下降至20.5％。

与投资下滑同步，占据经济增长半壁江山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在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12.8％下降至今年一季度的11.6％，而去年一季度，这一数据尚为14.4％。

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回落，亦可从发电量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得到印证。去年12月，全国平均每天日发电量为130亿千瓦时，到今年前两个月，降至120亿千瓦时。短短两个月内，降幅达7.69％。

工业增加值的下滑，同步反映到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中国农业银行宏观金融市场处副处长付兵涛表示，前两个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增速均大幅下滑。纵观历史，2000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仅在2002年和2009年出现负增长。今年2月，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结束此前连续四个月环比下降，实现环比上涨0.14％，折射出近期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格局。

由此，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判断，“这些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在下行”。

非均衡冲击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财经》记者透露，温州一季度经济数据很难看，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糟糕。

温州经济今年以来出现“罕见负数”。今年1月－2月，温州出口下降5.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5.7％，实际利用外资下降64.5％，新签协议项目金额和外资协议个数，分别下降177.8％和66.7％。周松山表示，温州糟糕的经济数据，根源于半年前那场民间借贷风波。

但实际上，与温州经济结构相似的宁波、深圳、东莞等地的经济同样出现了“罕见负数”。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2月宁波出货值下降14.2％，比温州下降4.1％还多出10个百分点以上。仅宁波地区就导致浙江省1月－2月出货值增速下降3.6个百分点。受此拖累，1月－2月，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1370.3亿元，同比下降2.0％。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温州、东莞和深圳分别出现了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负增长的情况，北京、上海则出现了财政收入或出货值负增长。

即使是正增长的领域，东部地区的数据也很不好看。今年1月－2月，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明显，分别只有2.4％、4％、2.9％和5％，比去年同期的9％、13.9％、12.5％和13.3％几乎下降了七成，同时，这一超低增速亦远远低于今年一季度全国平均水平。

“在出口和房地产调控两大风险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更大，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更大。”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

站在行业的角度，受投资和出口增速下滑的影响，一些重工业增速下滑较为明显，其同比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13％大幅放缓至今年一季度的11％。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重工业生产的下滑是工业增加值增幅收窄的最主要原因，重工业部门中，黑色金属、通用设备乏善可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两者在一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仅为8.7％、8.8％，而上一季度时，两者的同比增速尚为9.5％和9.8％。

姚景源表示， 2011年粗钢产量在高峰时，每天日产200万吨，但到了今年前两个月日产量只有188万吨。水泥的下降幅度更大，去年12月，水泥日产量为565万吨，今年前两个月的日产量只有360万吨。

重工业产量的下滑，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在建工程量。房地产在建工程面积由今年前两个月的35.5％减少至3月末的25％。新开工住房建筑面积3月基本持平，同比增长仅0.3％，1月－2月亦只增长5％。

而部分消费政策的退出，也令一些重工业风光不再。在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终结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产销分别为478.43万辆和479.2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83％和3.40％。

根据付兵涛的研究，从41个大类行业的企业利润来看，上游和下游行业利润表现要好于中游行业。上游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非技术矿采选业，以及下游的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加工、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高，前述一些中游行业利润下降明显，有的行业降幅甚至超过100％。

付兵涛表示，近期CPI与PPI差值不断扩大，说明下游行业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已经转移到消费环节，下游行业的利润受成本上升的影响较小。PPI与PPIRM差值也呈上升趋势，说明上游行业成本上升较小，中游行业成本上升较大，但是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成本上升无法顺畅传导到下游行业，因而中游行业企业的利润表现不佳。

从规模来看，盛来运表示，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表明始自2010年的小微企业“倒闭潮”并未得到实质缓解。

据了解，在3月20日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相关部委纷纷叫苦，发改委苦恼投资下降，商务部担心出口乏力，工信部顾虑工业滑坡。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彼时，要求重拾刺激政策的声音一度占据上风。

触底回升隐现

实际上，一季度数据未公布之前，相关部委即对政策进行了小幅微调。

国务院总理近日在广西、福建调研时指出，投资需求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当前（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的一个重点是保证在建续建项目资金”。基于 “保在建”的基调，原来一些捆得较死的项目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透露，3月底以来，发改委在项目审批、核准方面有所放松，一些原先未能过关的项目得到了可以上马的批复。“仅在建铁路项目，即已达到17条，远较去年下半年为多。”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说。

而央行数据显示， 3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万亿元，远超市场预期，居民部门贷款（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一些个体经营者贷款）大幅增加，非金融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也表现强劲。

与此同时，一些迹象也表明，回升动力已经隐现。

根据经合组织(OECD)日前最新的数据，中国经济领先指标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上升，从99.4一路升至今年2月份的101。每月的环比升幅也有扩大迹象。从以往的经验看，经合组织的领先指标在预判中国经济拐点方面有较高的准确率。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触底”。 OECD称， 中国经济已“重获增长动能”。

该报告显示，发达经济体中，美国从1月的101.0升至101.3，为连续第五个月上升；日本则从1月份的100.8升至101.1。美国和日本经济已发出重获动能的“明显信号”，而欧元区的领先指标也开始出现“潜在拐点”。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内生性回暖，无疑减轻了中国政府对冲经济下滑的压力。

向好的趋势不仅一个。4月中旬公布的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尽管4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下跌0.5个百分点，但是，历史数据显示，去年8月以来，该指数总体呈上扬态势，从54.9％一路走高到75％左右。美国消费者信心的增强，对疲弱之下的中国出口亦是福音。

进入3月，全球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亦相对乐观。除了欧元区3月PMI从2月的49.0降至47.7，美国、中国、日本、英国PMI均呈上升之势，其中，美国从2月的52.4上升至3月的53.4，中国亦达到53.1，创下11个月来的新高。“这表明经济已处在扩张区间，重演3年前大规模刺激政策已无必要。”刘元春表示。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是127.3，仅比去年四季度微降0.5点，在持续回落后出现止跌企稳的迹象。而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也回升2.1个百分点，这些景气指标显示经济有企稳回升之势。盛来运表示，尽管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在继续回落，但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呈现出缓中趋稳、整体稳健的特点。

一些先行指标的改善，使多数宏观经济研究者提醒政府，应在促进增长出台刺激政策方面谨慎行事。

4月18日下午，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应采取避免产生新泡沫的稳增长策略。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也表示，尽管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但已有迹象表明未来将有所改善，因此并不认为政府有进一步放松宏观政策的必要。

刘元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模型计算显示，宏观经济或将于3月或4月见底，进而步入上升区间。而热钱外流的速度已经放缓，规模正在缩小。

再平衡已开始

值得关注的是，在宏观经济探底之际，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上路。国务院参事、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在一季度之后显得更为均衡。

历史数据显示，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7.6％的顶峰，金融危机之后，占比一路下降，2011年仅为2.1％。进入一季度，由于顺差仅录得6.7亿美元，这一占比更是临时下滑至0.039％。中国再平衡并非孤立事件。根据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的研究，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消费状况实际亦有起色。尽管官方数据表明消费占GDP之比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十年减少了15个百分点。但据黄益平测算，官方的消费数据值得再推敲，比如居住开支占到总消费的18％，显然比租房住的居民的实际开支要低许多。另外，中国居民奢侈品开支的近一半发生在大陆以外，可能没被官方数据统计进去。如果算上经济学家王小鲁的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过去十年官方比例平均被低估了大概3个百分点。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投资下滑亦是题中应有之义。2011年第一次中国劳动力资源占中国总人口比重出现了下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据此认为，在就业压力纾缓的背景下，继续强调高投资以维系高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已无必要。

主流意见认为，目前来看，基于触底反弹的预判，重拾刺激政策拉动经济的可能不大。毕竟，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为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政策已经展开了阶段性微调，而市场流动性最紧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如果我们看到经济短期回升的动力，并且看到三驾马车再平衡的现实，则短期内外需下滑就没那么可怕，更不能外需一下滑，就强行拉动内需补外需，那样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