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虫技术论文范文

治虫技术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草莓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1.农业防治 及时摘除病老叶，集中烧毁，彻底清理残枝病叶，消灭病源。选用抗病品种。定植时去除病苗。进行地膜覆盖或果实垫草，防治果实与地面接触，越冬前和越冬后各进行1次去底叶工作，把老叶、枯叶清除干净，集中烧毁。发病重的地块在采收后全园割叶，然后中耕除草，施肥，促使及早长出新叶。实行一年一栽制。避免灌水过多，露地草莓注意雨季排水，要起垄栽植，防止土壤湿度过大。适当稀植，控制植株过旺生长，保证通风透光良好。保护地采用高垄滴灌栽培管理技术可降低发病率。

2.生态防治 保护地栽培，可在开花和果实生长期加大放风量，使棚内湿度降至50％以下，将棚室温度提高到35℃，闷棚2小时，然后放风降温，连续闷棚2～3次，除了防治灰霉病等病害外，对白粉病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3.生物防治 用嘧啶核苷类抗菌素水剂或2％武夷菌素水剂2000倍液防治草莓炭疽病、草莓褐色轮斑病、草莓白粉病等。

4.物理防治 用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用黑光灯或糖醋液诱杀金龟子、蝼蛄、地老虎等害虫。在田边、地梗上撒石灰或草木灰防治蛞蝓。

5.主要病虫害的识别要点与防治方法

①草莓蛇眼病 又称草莓白斑病、叶斑病，主要为害叶片，多在老叶上发病，叶片受害出现紫红色小斑点农业论文，以后逐渐扩大为直径3～5毫米的圆形病斑，中央呈棕色，后变为灰白色，边缘紫红色，略有细轮纹，似蛇眼状。病斑发生多时，常连成大型斑，至叶片枯死小论文。

防治方法 发病初期，或选用等量式200倍波尔多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30％碱式硫酸铜悬浮剂400倍液，14％络氨铜水剂300倍液，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50％多菌灵1000倍液等喷雾防治，每10天喷1次，共2～3次。

②草莓灰霉病 对草莓开花后危害最严重。病部产生褐色或暗褐色水渍状病斑，有时病斑略具轮纹，湿润时叶背出现乳白色绒毛状菌丝团。花瓣变为暗褐色，病斑常环绕叶柄、果柄，以后蔓延枯死。果实发病，病菌先侵害小果，与土面接触的果面先发病，后沿果梗蔓延到花序梗，干腐枯死。侵害已转色的果实时，初期出现油渍状褐色小斑点，湿度大时迅速扩大，浆果腐烂，果肉变软，密生灰霉。

防治方法 花序显露至开花前，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1000倍液，等量式波尔多液200倍液，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500倍液，40％嘧霉胺悬浮剂1000倍液，10％苯醚甲环唑水份散粒剂1500倍液，50％克菌丹可湿性粉剂800倍液，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25％恶霜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等喷雾防治，每隔7～10天喷1次，连续2～3次。保护地栽培时，每亩用20％腐霉利烟剂80～100克，或45％百菌清烟剂200～250克，分放5～6处，傍晚点燃，闭棚过夜，7天熏1次，连熏2～3次，可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③草莓白粉病 保护地栽培发病较重。叶片受害，在叶背面长出薄霜状白粉，随病情加重，叶缘逐渐向上卷起呈汤匙状，后期呈红褐色病斑。严重时叶缘萎缩、焦枯。果实受害，果面覆盖白色粉状霉层，果实发育停止、硬化、畸形农业论文，着色不良，丧失商品价值，严重时果实腐烂干枯。

防治方法 苗期防治要彻底，防治此病以石硫合剂效果最好。大棚覆膜前要细致地喷1次药，把草莓植株附着的病菌彻底消灭。还可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等喷雾防治，或选用40％多硫悬浮剂300～400倍液，在开花前每隔7～10天喷1次。保护地可采用45％百菌清烟熏剂200～250克／亩或腐霉利烟熏剂灭菌。

④草莓病毒病 主要表现为叶片失绿、畸形、生长量减少、植株矮化、产量下降、品质变劣等现象，严重引起毁灭性灾害。其主要类型有草莓斑驳病毒、草莓轻型黄边病毒、草莓皱缩病毒、草莓镶脉病毒病等。

防治方法 搞好蚜虫的防治。加强田间栽培管理，提高植株抗病毒能力。在田间如发现病株要立即拔除烧毁，减少侵染源。

⑤草莓炭疽病 主要为害葡匐茎和叶片。为高温性病害。分为局部病斑和整株萎蔫两种。葡匐茎、叶柄和叶片发病时，发生近黑色的长圆斑、纺锤形或椭圆形局部病斑，病斑呈溃疡状，并向下凹陷，病斑包围叶柄或葡匐茎一周时，病斑以上部分枯死，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出肉色霉菌。有时叶和叶柄上产生污斑状病斑。整株萎蔫的，只有1～2片幼叶白天萎蔫下垂，傍晚恢复，但几天后即枯死，维管束不变色。

防治方法 发病初期，选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600倍液等喷雾防治。

⑥草莓枯萎病 多在苗期或开花至收获期发病。心叶变为黄绿色或黄色，有的卷缩呈波状产生畸形叶，病株叶片失去光泽，植株生长衰弱，在3片小叶中往往有1～2片叶畸形或变狭小硬化，且多发生在一侧。老叶呈紫红色萎蔫，叶片枯黄，最后全株枯死。维管束变褐色至黑褐色。

防治方法 田间发现病株要及时拔除集中烧毁，从6月中旬开始选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600～7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等喷雾防治小论文。

⑦草莓叶枯病 又称紫斑病、焦斑病，为常见叶部病害。叶面上产生紫褐色无光泽小斑点，以后逐渐扩大成不规则形病斑。病斑多沿主侧叶脉分布，发病重时整个叶面布满病斑，发病后期全叶黄褐色至暗褐色，直至枯死。

防治方法 在秋、春低温期，选用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300～400倍液，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2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等喷雾防治。

⑧草莓褐色轮斑病 属世界性草莓病害。被害叶片初发病时出现红褐色小点，以后不断扩大呈圆形或椭圆形斑，中央呈褐色圆斑，圆斑外缘为紫褐色，病斑最外缘为紫红色。发病后期在病斑上分生出褐色分生孢子器，并呈不规则的轮状排列，多个病斑连在一起使叶片组织坏死。在叶尖、叶脉侵染发病时，叶组织呈“V”字形坏死。

防治方法 发病初期，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27％高脂膜乳剂200倍液加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等喷雾防治。

⑨草莓芽枯病 又叫草莓立枯病，普遍发生。主要为害花蕾、幼芽和幼叶。幼芽呈青枯状，叶和萼片形成褐色斑点农业论文，逐渐枯萎，叶柄和果柄基部变成黑褐色，叶子失去生机，萎蔫下垂，急性发病时植株猝倒。开花前受害，使花序失去生气并逐渐枯萎，茎基部受害皮层腐烂，地上部干枯易拔起。

防治方法 发病初期，可选用10％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500～1000倍液，10％立枯灵水悬浮剂300倍液，从显蕾期开始，7天左右喷1次，共喷2～3次。设施栽培，可用5％百菌清粉尘剂110～180克，分放5～6处，傍晚点燃，闭棚过夜，7天熏一次，连熏2～3次。

⑩蚜虫 发生初期，可选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3％啶虫脒可湿性粉剂1000～200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等喷雾防治。

11白粉虱 发生高峰期，选用12％噻嗪酮乳油100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0％甲氰菊酯乳油2500～3000倍液等喷雾防治。

 

王迪轩，夏正清，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蔬菜局，413002

 

治虫技术论文篇2

在研究生物技术的工作中，其中有项工程叫作基因工程，它的应用也十分重要，在防治植物病虫害的过程中应用基因工程主要包括CP基因、RP基因和Sat-RNA等。植物在生长中对病害不是完全主动免疫的，而是需要适当的媒介进行诱导，那么这个起诱导作用的媒介就是CP基因，它能够有效的增强植物对病虫害的抵御能力。CP基因的应用能够有效的减少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病害，它能增强植物在生长中对病害的免疫功能。RP基因是可以对病毒进行复制的复制酶基因，病害为了能够对植物产生影响，需要不断的组合，而复制酶则是利用编码对病毒进行一个新的组合，统称为“聚合酶”。它能够快速的融合病毒的DNA，并且能够补全植物在生长中所缺失的复制酶基因，因此，病毒复制能出来就会受到影响，使病毒能够不影响到植物的生长。Sat-RNA是一种低分子，它需要在植物生长中产生了病毒才能实现复制，植物生长中没产生病毒使其不能实现复制，它在复制的过程中会影响病毒之间的复制，从而降低病毒成长率。Sat-RNA在防治植物病虫害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应当给予重视。

2生物技术在防治虫害中的应用分析

生物需要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就需要含有一定的基因，而蛋白酶抑制剂则是大多数生物体会含有的一种基因，它能够有效的抵御外界各种蛋白水解酶，因此，蛋白酶抑制剂能有较好的能力防治生物体内造成的破坏。近几年来，国家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生物技术也随之快速发展，使得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蛋白酶抑制剂研究越来越广，尤其是在抵御病虫害这方面做得更加的突出。在生物的正常情况下，蛋白酶抑制剂能够有效的破坏病虫体内的氨基酸，从而使得病虫因缺少氨基酸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长和生活，直至病虫死亡。这种杀死病虫害的方式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它能够有效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提高农作物抵御病害的能力。

3生物技术在防治草害中的应用分析

植物自身抵抗除草剂的能力很低下，但是生物技术能够将对除草剂具有良好抗性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中，这样使植物能够更好的生长。这些对除草剂有良好抗性的基因中包括上面所介绍的酶基因，能够有效的分解除草剂，通过这些基因之间的作用来达到抗草害的作用。生物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的杀死草害，使得植物能够健康成长。如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得人们对环保的意识也不断增加，因此，在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应当更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不能一味的研究而忽略环保。

4依靠生物技术培养出抗病、抗虫的新品种

农作物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的病状，比如：病害和虫害等，最主要的就是病害和虫害，这2个是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使用生物技术来培育抗病、抗虫的植物是一个新的趋势，它是按照有关病虫害的要求，将能够防治病虫害的基因，经过生物技术来进行移植，移植到植物中，使得植物能有健康的成长，并且在生长的过程中不断的繁殖出新的抗体，能够有效的防治病虫害的破坏，使产量上升，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总结

科学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对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得到了提升，生物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升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植物与病菌之间更深一步的研究，更加全面化的了解不同种类的植物对于不同细菌分子的抗性，从而研究出更好的基因，通过不断地改良和研究来提升生物技术的成长。这也将更加利于提升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对病虫害的防治，使得植物健康的生长。本文探讨了基因在防治过程中对植物所产生的作用，同时也对现代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期待生物技术能有更加发展全面，提升防治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治虫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昆虫学 科技 政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政治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通过经济和军事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反之，国家政治对科技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宏观调控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时科技发展也需要国家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为自身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科研管理体制上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因而，政治及政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昆虫学50年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左右科学研究的命运。

一、近50年中国昆虫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上半叶，近代昆虫学研究在我国得到开展。但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缺乏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权，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贯有效的科学发展计划和保障措施，我国的昆虫学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人员缺乏，机构组织散漫，整个昆虫学的基础甚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昆虫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近50年里，昆虫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的波折和起伏。

1949~1966年，是中国昆虫学科研体系完整建立和昆虫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在科技战线出现过瞎指挥、浮夸风等现象，但1961年党和政府调整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了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昆虫学研究在短暂停顿后又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余年里，在各级农业科学院（所）、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的有关部门及医学、林业、粮食、铁道等科研系统内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昆虫学各主要学科取得显著进展，新的分支学科得到建立和发展，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1949年到1962年即发表、出版各类文献13952篇，是建国前50年文献总数（7262篇）的1.9倍[1] 。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17年的科研成就被完全否定。昆虫学研究机构大多被搬迁或解散，科研设备和实验基地被毁坏，研究资料大量散失。《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等各种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昆虫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批判了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此，中国昆虫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昆虫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昆虫学研究机构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基础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昆虫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农林医牧重要害虫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熟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资源昆虫的利用不断深化并形成产业化。新的昆虫学刊物不断创办。继《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复刊以后，又先后创办了《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天敌》、《动物学研究》、《昆虫学研究集刊》、《动物学集刊》、《武夷科学》、《森林病虫通讯》、《昆虫与植病》、《生物防治通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Entomologic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1994）等昆虫类相关刊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昆虫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表明，政治环境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半个世纪里中国昆虫学一波三折的发展轨迹，正与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合拍。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乎我国科技发展的命运。

二、政治及政策因素影响昆虫学发展的案例

（一）群众运动与昆虫学

政治因素与政府政策对昆虫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与昆虫学有关的几次群众性运动中。这些群众性运动都是由政府发起、组织、领导的。政治挂帅，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这几次群众性运动对某些昆虫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有重要影响。

1、爱国卫生运动与医学昆虫学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体传染病是以医学昆虫作为媒介而传播的，加之因它们刺叮吸血等活动对人畜造成的骚扰和影响，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疟疾的发病人数每年就达3000万例，1900—1949年因鼠疫死亡102万余人[2] 。因此，建国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媒介昆虫的防治，并开展了长期的群众性除四害（其中包括蚊、蝇、蟑螂和臭虫等）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最初缘于抗美援朝期间美国进行的细菌战。1952年春，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虫，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昆虫学家刘崇乐、马世骏、何琦、陈世骧、朱弘复等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不顾生命危险，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以大量科学事实，向全世界证实了美军的罪行，并指导军民消灭了大量的细菌毒虫。

是年，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美帝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立由党政军和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最初的任务是消除病媒，粉碎美国细菌战。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5年后，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8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初定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为四害。1959年将麻雀改为臭虫。随后，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在这场运动中，医学昆虫的研究与防除受到空前的重视，并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色彩，要求在若干年内消灭主要传染病及其传病媒介。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6条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丝虫病、黑热病、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疟疾等。上述疾病皆由医学昆虫为传染媒介。又第27条关于除“四害”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虫。1958年在全国实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卫生领域也要实行大跃进，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要在今年春季，使每一省、市、自治区，每一县区，每个乡镇，每个合作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都订出自己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今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基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3]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相关科技、尤其是医学昆虫知识的支持，因此，广大昆虫学工作者纷纷投身于医学昆虫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蚊、蝇、白蛉、蠓、蚋、蚤、虱、臭虫、蜱螨等进行区系调查、分类鉴定、生物学、生态学、传病关系和防治的研究，使我国医学昆虫学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以研究论文为例，医学昆虫研究论文在同期昆虫学论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从1949~1959年的十年间，即发表相关论文500余篇[4] 。以《昆虫学报》为例，在1950创刊后的十年间，《昆虫学报》共发表研究论文334篇，其中医牧昆虫类论文数量最多，达87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26.1%[5] 。朱弘复以《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这两种刊物为依据，对1949~1979年30年间的昆虫分类学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19个目和蜱螨的共475篇分类研究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双翅目论文123篇；其次是螨类论文67篇；蚤目论文44篇，排第4位。上述论文绝大多数以医学昆虫分类研究为主，即医学昆虫方面的论文约占总数的一半[6] 。由此可见对医学昆虫研究的重视程度及其丰富成果。

医学昆虫研究的大量成就促进了媒介昆虫的防制，短短十几年里，数十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虫媒病如黑热病、腺鼠疫、疟疾、丝虫病、斑疹伤寒、恙虫病及森林脑炎均得到有效控制，个别已接近基本消灭。

2、土农药运动

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土农药运动是又一个政治挂帅的群众性运动的典型。

土农药是利用天然出产的各种资源，经过简单的加工制造而成的一种农药，是区别于一般化学合成农药的通称。土农药包括植物性药剂、动物性药剂和矿物性药剂，其中主要是植物。与化学合成农药相比，土农药具有来源广、品种多、数量大、费用低、用法简便等特点。我国使用土农药防治害虫，已有悠久历史，但大规模广泛的使用是在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

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病虫害运动。在大跃进期间，为了达到全面消灭害虫的目的，强调普遍施用药剂杀虫，农药的需要量骤然增加，化学农药一时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在化学防治方面，提出“土洋并举”的方针，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条件大力发展土农药，弥补化学合成农药的不足。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土农药的高潮，各地兴办了很多土农药厂，发掘利用的土农药多至500余种，采制1000多万吨。按全国播种面积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亩用土农药约10斤；在药剂防治的应用上，土农药约占70%[7] 。

1959年农业部在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 的植保方针。要求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开展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彻底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的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求除四害运动做到彻底消灭干净。因而，对农药的需求更为迫切。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的土农药运动。许多地区提出非常宏大的土农药规划。江西省提出“人人采药、队队建厂、坵坵使用、块块丰收”的口号；山西省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小结合、利用矿藏、采集毒草、保证作到用多少有多少，何时用何时有，要什么有什么”；福建省采取全面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生产计划是1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国土农药使用量的总和[8] 。

土农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植物保护和农药科学的相关研究。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均进行了土农药的分析、筛选和提制研究。在土农药运动中，中央组织有关十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土农药科学研究办公室，对全国的土农药样品进行了分类鉴定、化验分析、提纯精制、药效测定和贮存保管等的研究试验工作，并根据各地资料汇编成《中国土农药志》一书。《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特地出版了土农药专号。

土农药在防治棉田斜纹夜蛾、水稻螟虫及稻飞虱等害虫上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各地生产的数百种土农药，大多配制技术粗糙，有效成分低，药效不稳，难以达到预想的防治效果。然而受到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过于强调土农药的使用效果，使众多昆虫学家和广大农民投入到大搞土农药的运动中，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政府植保方针的变迁及其对害虫防治科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制定过一系列植保方针，用以指导当时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随着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变化，我国害虫防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转折。

我国1950~1955年农业害虫防治的方针是“防重于治”。1956年适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鉴于DDT等有机合成农药在害虫防治中的明显功效，提出了“有虫必治，重点消灭”的方针，其后又提出“全面防治，重点消灭”。“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具体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次年农业部提出了新的方针：“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上述方针在防治目标上强调对害虫的彻底消灭，防治措施上强调使用化学农药，化学防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1952年各种化学农药的供应量为1717吨，化学防治面积3000万亩；1957年化学农药供应量增至148 985吨，化学防治面积增加到5亿亩。1958年全面大跃进以后， 1958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478 000吨，防治面积13亿亩[9] 。在这种以“消灭”为目标的植保方针指导下，植保工作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生物防治等其他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1975年5月，农林部根据国际IPM理论的发展和国内植保工作的形势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新方针，其原则是：“以防作为贯彻植保方针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这一时期在防治方针中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受到更多关注，生物防治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分强调，但化学防治仍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

8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新型农药特别是菊酯类杀虫剂的大量涌入和生产管理体制的原因，化学农药出现大量、不合理的使用，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天敌大量杀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害虫抗药性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1986年提出新的综合防治原则：“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新的防治方针包含了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态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实际上与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兴起的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内容一致。与传统综合防治相比，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是一次飞跃。前者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后者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重视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

“六五”期间，害虫综合治理研究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从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在综合治理的研究与推广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用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长距离迁飞与短距离扩散的行为研究，为害损失模型的研究，主要害虫经济损失阈值和防治指标研究，寄主植物对害虫的耐性和抗性研究，无明显形态区分的近缘种鉴定，寄生性天敌寄主卵膜结构和卵的营养成分研究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研究为科学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继续研究种植制度与抗虫性品种控制害虫的作用；试验了解决害虫抗药性问题的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生产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利用人工卵大量繁殖赤眼蜂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天敌蜘蛛为主要生防因素的防治面积不断增加[10] 。

90年代以来，我国的IPM技术已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治理面积仅130万hm2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hm2，90年代综合治理面积每年以150~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IPM的面积达2800万hm2以上[11]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害虫防治科技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政府的正确决策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科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实行全面与直接的政府干预，在科技政策上，主要采取计划推动、行政安排。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可以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以高层的集中领导和严密组织，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配和使用，能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并促进相关分支学科、方向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无疑是计划科研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硕果。

我国在蝗虫治理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主，调集全国昆虫、植保等研究人员，深入蝗区，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通过各级政府、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几千年来危害深重的蝗灾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950~1997年间，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hm2，使蝗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21万hm2减少到90年代的153.2万hm2，共减少70.6%[12] 。在治理蝗虫的过程中，50~60年代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以蝗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飞蝗的区系分类、形态学、组织学、生理、生态等基础理论及飞蝗治理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然而，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图2 R&D经费内部结构比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如建国以来我国生物防治科技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目前已知的和正在利用的生防资源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赤眼蜂、苏云金芽孢杆菌。生防资源的调查、收集、筛选、改良等基础性研究领域受到忽视，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不足，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开展，妨碍了生物防治的深入发展。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转基因抗虫作物和重组病毒作为表达载体等应用性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但由于对不具直接应用价值的基因研究不足，一些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因而昆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创新。

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弊端是：整个科技工作长期以来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科学技术政治化的倾向，这和当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其表现之一是强调科学技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期间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一些群众运动是其具体体现。当时为服务于“赶英超美”的政治目的，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要求以政治挂帅，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和土农药运动等群众性运动，在短期内彻底消灭重要病虫害。这种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虽然在一定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广大昆虫学科研工作者必须投身病虫害防治的第一线，难以潜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专业荒疏、设备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切实际地要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普遍进行媒介害虫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研究，既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其成果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产品。

科学政治化还表现为以政治手段干预科学争论。50年代李森科事件对我国整个生物界的影响是一个典型事例[14] 。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这场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的这套做法被引入中国，出现了以行政手段支持李森科学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在我国也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大都遭到批判。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讲授，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使这种“一家独鸣”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此后不久，我国学术界又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之中。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受到重创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遗传学正在取得迅速发展。四十年代以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越出动植物界，在微生物界也得到证实，从而打开了利用微生物研究遗传学的大门。生化遗传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相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多年来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此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而由于李森科事件的影响，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物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述事例表明，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直接干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只会破坏和干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在科技管理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科学研究必要的自由空间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并保持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1世纪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科技规划中应做到统而不死、散而不乱，把宏观管理的重心始终放在提供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保障条件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增强科学技术基础与后劲，保证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与平衡发展。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los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stro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scienc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ntom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注释

[1] 王华夫：《中国昆虫学文献综述》，北京：《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学术讨论会会刊》。第333页。

[2] 柳支英、陆宝麟主编：《医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人民手册》转载，大公报社，1959年9月。

[4] 柳支英：《新中国医学昆虫学的进展》，《昆虫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5]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第10卷第1期，1960年2月。

[6] 朱弘复：《中国昆虫分类学、昆虫形态学三十年》，《昆虫学报》第22卷第3期，1979年8月。

[7] 赵善欢：《十年来中国农业害虫防治的成就》，《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8] 本刊编委会：《迎接进一步大搞土农药运动》，《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

[9]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药研究室：《十年来我国杀虫药剂的发展以及在防治害虫中发挥的作用》，《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10] 周大荣等．中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原则与实践．北京：第国际昆虫学大会报告论文集，1994．77~84．

[11] 朱恩林．中国农作物生物灾害防治回顾与展望．植保技术与推广，2000，20(2)．

[12] 朱恩林主编：《中国东亚飞蝗发生与治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13] 朱弘复等：《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生物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47页。

治虫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水稻病虫害，防治策略，防治适期，防治技术

 

近年来，虽然科研工作人员不断培育出水稻抗病虫新品种，农民也加强了对水稻病虫害的防治，许多高效农药在防治水稻病虫害中也投入了使用，但受气候、种植制度、栽培方式、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水稻重大病虫害仍然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最主要的生物灾害。

水稻病虫害主要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螟虫、纹枯病、稻瘟病、病毒病等为主。，防治策略。在防治上，要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既要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危害，保证产量安全，又要有效控制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及农产品污染，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

1防治策略

以作物为中心，以重大病虫害为主攻对象，强化源头控制和暴发流行区的分区治理，因地制宜协调运用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治措施。大力推广应用生物、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依赖，努力实现节本增效和可持续控制。

2防治适期和指标

（1）稻纵卷叶螟。①卵孵化高峰期防治，隔7d再防治1次（大发生年份）；②2龄幼虫高峰期前防治（中等发生年份），每百丛3.3cm以下绿色小苞数30个。分蘖期可适当放宽防治指标，以保护天敌和稻田生态环境。

（2）螟虫。防治二化螟，在分蘖期株枯鞘率3%～5%、孕穗后期至抽穗期卵块数达750块/hm2时用药；防治三化螟，在水稻破口期卵块数达600块/hm2时防治枯心，或三化螟螟卵孵化初期进行防治。

（3）稻飞虱。每百丛平均虫量分蘖期为1000头，孕穗至抽穗期为1 500头，齐穗至乳熟期为2 000头以上。掌握在低龄若虫高峰期防治。

（4）稻瘟病。重点防治水稻易感病品种、敏感时期及老稻瘟病区。发现发病中心、急性病斑或病叶率达到10%时实施药剂防治，老病区、感病品种种植区在孕穗末期、破口初期及齐穗期要各打1次保护药，进行预防。

（5）纹枯病。分蘖盛期病丛率达5%～10%；孕穗期病丛率常规稻达20%左右，杂交稻为30%以上。

3主要推荐防治技术

3.1农业防治

深耕、灌水灭蛹控螟。春季越冬代螟虫将近化蛹时，利用螟虫化蛹期抗逆性弱的特点，处理带虫稻草，合理安排茬口，及时深耕灌水浸田，浸没稻桩10d左右，可降低虫源基数。螟虫卵孵化始盛期，将田水排至3cm以下，降低蚁螟为害叶鞘的部位。盛孵高峰后和盛孵末期，各灌深水1次，保水3d，可杀死大量幼虫。尽量避免单双季稻混栽，单季稻可适时推迟播种期，双季稻连作田早稻收割后及时翻耕灌水深淹没稻桩。

3.2生物（药剂）防治

（1）苏云金杆菌（Bt）制剂防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在水稻生长前期，或田间螟虫和稻纵卷叶螟卵孵化盛期采用苏云金杆菌制剂防治，对螟虫和稻纵卷叶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也可保护稻田天敌，维持稻田生态平衡。苏云金杆菌对蚕高毒，靠近桑园的稻田慎用。

（2）枯草芽孢杆菌制剂防治稻瘟病。在抽穗破口期遇阴雨天气、叶瘟和苗瘟出现急性病斑或发病中心时，采用枯草芽孢杆菌制剂防治，齐穗后再喷1次，对稻瘟病有良好的预防和防治效果，对作物安全。

（3）宁南霉素防治水稻病毒病。，防治策略。水稻病毒病感病初期，采用宁南霉素与杀虫剂配合使用，连续用药3~4次，对病毒病有良好的预防效果。

（4）稻鸭共育技术。鸭子可捕食大部分飞虱及其他害虫，还可起到踩草、耕耘和刺激水稻健壮生长的作用，减轻稻飞虱、螟虫、稻水象甲、叶蝉、纹枯病和水生杂草等病虫草害的危害。

3.3物理防治

（1）利用成虫的趋光性，成虫发生期在稻田设置频振式诱蛾灯捕食与诱杀，可减少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螟虫和稻瘿蚊等害虫的种群数量。

（2）应用昆虫化学信息素可诱杀集中连片稻田中的二化螟。，防治策略。

3.4化学药剂防治

（1）氟虫腈、敌•氟腈、毒死蜱、三唑磷、阿维菌素＋哒嗪硫磷或阿维菌素＋毒死蜱，防治二化螟和三化螟，在卵孵化盛期施药。使用时注意，阿维菌素对光稳定性较差，要避免在中午阳光强烈的情况下施药；对鱼高毒，应避免污染水源和池塘等；对蜜蜂有毒，不要在开花期施用；最后1次施药距收获期20d。，防治策略。

（2）丙溴磷、氟铃脲等昆虫生长调节剂防治稻纵卷叶螟（低抗区、非桑蚕区可结合应用杀虫双等沙蚕毒素类剂）。利用5%锐劲特+40%毒死蜱的高效配方，对控制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和螟虫具有理想效果。，防治策略。

（3）噻嗪酮、异丙威、速灭威、毒死蜱防治稻飞虱；氟虫腈＋吡虫啉、或毒死蜱＋吡虫啉防治水稻灰飞虱效果良好。，防治策略。

（4）咪鲜胺、三环唑、春雷霉素等药剂防治稻瘟病，感病品种和老发病区，连防2次，隔7d 1次。井冈霉素对水喷雾，或泼浇，或制成毒土撒施在稻基部，或三唑酮农抗120水剂喷雾，防治纹枯病效果良好。纹枯病与稻飞虱同时发生，可选用虱纹灵或阿维菌素加井冈霉素混用。

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要控制氟虫腈的使用次数，禁止使用高毒农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保护稻田生态生物多样性。

参考文献：

[1]詹才灼，汪恩国，方学县，等.水稻重大病虫害标准化综合防治示范总结[J].现代农业科技，2008（9）：99-100.

[2]李绍杰，鲁秀芝，李华，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8（2）：120-121.

[3]蒋春艳；陈淮川；水稻重大病虫害主推防治技术；《现代农业科技》2008年第20期

[4]韦天尤；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09年03期

[5]李文鞠；蚌埠市水稻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措施及成效；《现代农业科技》2010年05期

 

治虫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生物防治；植物病虫害防治；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S47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生物防治是指通过采取一些无污染、无农害的生物手段对病虫害进行抑制的手段。随着我国政府对生物农药产业的重视，生物防治手段将逐渐发展成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最主要手段，并将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生态环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生物防治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生物防治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有：有害生物预报工作基础薄弱。对于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生产企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展，与当前较为严峻的有害生物防治形势不相适应；病虫害防治的测报、检测手段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使预警能力低下；病虫害检测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病虫害预防资金投入相对不足，使病虫害测报、检测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很难发挥这两项工作应用的作用。新技术的研究与成果推广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使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到病虫害防治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科技力量投入相对不足，防治手段较为落后，科技研究开发与实际生产应用严重脱节，使研究成果不能充分转化成生产力，致使我国现阶段的病虫害生物防治工作仍然不能迈入正常运行轨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致使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严重脱节，如造林的只负责造林、而育苗的只负责幼苗培育，甚至有些地方在进行植物种植规划过程中不对生物防治手段进行认真考虑分析，预防机制差，使病虫害生物防治手段一直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防治经费不足，致使抗灾减灾能力低下，使正常的生物防治手段不能落到实处。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不足、缺乏一些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导致新的科技研究成果与现行生物防治手段不能正常连接。同时，加上生物防治手段见效时间缓慢，再加上大部分农民没有充分认识到生物防治以及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意识与需求，使生物防治手段很难在农村推广。

2 生物防治防御措施

生物防治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中防御应当首先采取预防措施，为了做到未雨绸缪，结合有害生物发展趋势预测和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实际情况，应强化防治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物防控能力技术储备

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有害生物预防工作。进一步提高防控能力，从而为搞好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和生态建设提供保障。结合无公害农业对植物保护研究的新要求，大力发展微生物农药，使微生物农药及其配套使用技术在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建立以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治措施为基础的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治体系。各地根据国家对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标准站建设的要求，加大对实验室、标本室、仪器设备、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目前，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主要依赖于化学防治，生产上也将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的应急防治作为控制病虫危害的主要手段。推进生物农药的发展，首先要转变传统的药剂选择观念，把选择性、生态安全性、农产晶（品）质量安全等作为选择药剂的主要指标，逐步建立以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治措施为基础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提高生物农药在整个防治中的比重。

2.2 强化基础研究，重视预防技术研究，加大研究力度

发展微生物农药，政府必须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首先应组成一支微生物农药科研队伍，建立省级微生物农药研究基地或工程中心，围绕当前生产上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开展生物防治的研究。其次要加强微生物农药作用机理的研究，可根据其作用位点和活性中心反推导，指导菌种选育，创制新农药，更新剂型，合成新农药的先导化合物。积极研究与推广各项科技项目，为有害生物预防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科技支撑。重点工程开展预防技术研究工作。从预防工作需要出发，把解决有害生物预防工作中的重大和疑难技术问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例如将生物预防技术、预测预报方法、无公害预防技术、检疫除害处理技术等实用技术研究作为重点课题，深入研究和探讨。

2.3 加强生物灾害预测预报

对于生物灾害预测工作而言，能够在充分了解病虫害发生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实地调查等手段，并充分结合历史观察资料，对病虫害的发生地点、可能发生的数量、规模等进行动态分析，进而对病虫害的发展趋势进行及时预测，并及时通报有关单位以及农民做好防御工作。

2.4 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提高思想认识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业有害生物预防工作的需要，生物防治必须调动广大群众的的积极性、主动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方能奏效。需要充分动用电视、网络、报纸、召开会议等多种有效形式，加大舆论宣传，让广大林农切实认识到积极防治病虫害的好处和意义。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领导更应站在战略的高度，从生态大局着想，出台一些鼓励政策比如给防治林农适当补贴等，变被动为主动。改善农业有害生物预防工作发展环境，应始终把舆论宣传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强领导，抓好落实，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有关生物防治的防治方针、防治技术等，使各级政府与农民充分认识到病虫害生物防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升广大农民的病虫害生物防治积极性，为落实病虫害生物防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结语

总之，生物防治对衣业害虫的防治具有明显的效果，同时又具有不杀伤天敌、对生态链影响小、无公害等优点。各级政府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森防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广大农民思想意识，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生态文明农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梁建根， 施跃峰， 竺利红. 生物防治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 2008（19）： 173.

治虫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现代生物技术；农业；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在防治病虫害时逐渐开始应用生物技术，并且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使用微生物技术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不仅符合农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有效的促进农作物保持健康的生长状态，防治病虫害的发生。接下来，笔者从基因工程对于作物病害防治、生物技术在防治病虫害的实际应用以及生物技术在防治草害的应用和生物农药的应用这4个方面展开论述。

1基因工程对于防治病害的作用

CP基因能够适当诱导作物对病毒进行免疫，有效地提升作物对于病害的抵御能力，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对基因工程非常重视。RP基因是能够实现病毒复制的一种复制酶基因，能够将病毒进行编码，再通过不同形式和组合生成聚合酶，快速合成病毒基因DNA，除此之外，RP基因还能够把一些存在问题的复制酶基因传入作物中，使得病毒复制速度大大降低。Sat-RNA和中和抗体的应用。Sat-RNA和中和抗体是低分子RNA的一种，需要通过依靠病毒实现复制，在复制的整个过程中，会产生对辅助病毒的影响，在症状表现上出现变化。在防治作物病害过程中，通过病毒症状来减弱Sat-RNA，对病虫害的防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应该得到科研人员的重视。

2生物技术对防治病害的作用

在大多数的生物体内，都含有一种蛋白酶抑制剂，这是一种能够使得生物体代谢正常维持的保障的基因，同时，这种基因也能够有效的对外来各种蛋白水解酶形成抵御，防治生物体遭到损坏。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生物技术也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科研人员越来越重视蛋白酶抑制剂这种基因的研究，所研究的范围也更加广，蛋白酶抑制剂在抗击病虫害这一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发掘出来。通常情况下，在杀虫工作中，蛋白酶能够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有效的对病虫肠道的蛋白活性进行抑制，直接破坏病虫自身的消化系统，病虫会因为体内缺少氨基酸而无法正常的成长和发育，最终死亡。就目前情况来看，用蛋白酶来对病虫生长进行抑制的方法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和促进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有效的推动了作物对病虫害的防治能力，有助于作物实现健康的生长。

3生物技术对防治草害的作用

通过使用生物技术能够把一些具有抵抗除草剂效果的基因转移至作物中，使作物自身增强对于草害的抵御能力，一般情况下，这些能够抵御除草剂的基因主要包括利用编码将除草剂酶分解的酶和在扩增时被除草剂破坏的酶等，这些基因能够有效的达到抵抗草害的效果。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生物技术的研究中也开始注重保护环境，通过生物技术实现草死苗长的效果，可以有效的推动除草剂应用的价值的提升。

4生物农药应用研究

生物农药主要包括有微生物农药、生化农药、农用抗生素以及植物源农药等，生物农药的研究不仅能够更好的抑制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更能够降低对于环境的污染，将病虫致死，又能够保证对人畜没有害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提升，生物农药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5结束语

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有效的应用生物技术，能够使得作物同病虫害之间的互相作用的机制得到充分的研究，有效的提升作物对于病虫害防治的效果和能力，使得作物能够健康的生长，在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生物技术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本文作者主要分析了现代生物技术对于作物病害防治的几个典型应用，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毅.生物技术与作物病虫害防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20):140-142.

[2]刘子学,马守泉.生物技术在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前景广阔[J].科技致富向导,2011(14):120.

治虫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解决途径

1.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

1.1病虫害识别和诊断水平有待提高

准确诊断蔬菜病虫害是科学防治的先决条件。由于设施环境错综复杂，蔬菜不同品种和生育期的抗性千差万别，病菌生理小种变幻莫测，所以蔬菜病虫害症状也千形万状，同种病虫害在不同蔬菜品种、不同生育期或不同环境条件下可能迥然有异，而不同病虫害在某些时候也可能会表现出相似症状，给蔬菜病虫害准确诊断带来一定难度。

1.2重视治病，忽视预防

由于多数生产者对蔬菜病虫害基础知识了解不深，没有意识到“预防”在病虫害防治中的重要地位，加之某些技术服务和管理部门不重视或不作为，未能为生产者提供病虫害预测预报方面的技术支持；不少生产者对蔬菜病虫害采取“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做法，与“预防为主”的植保方针背道而驰，等到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才进行防治，很难收到满意效果。事实上，病虫害预防在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3重视侵染性病虫害，忽视生理性病虫害

由于设施蔬菜多为反季节栽培，环境条件不适合蔬菜生长的情况司空见惯，加上长期连作，导致土壤盐渍化和营养失衡等原因，蔬菜生理性病虫害时有发生。一般说来，侵染性病虫害尚能够为生产者所重视，而生理性病虫害往往易被人忽视。

1.4重视农药防治，忽视综合治理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如对一些发展迅猛、为害严重的病虫害，农药防治可能是最佳选择，但如果不和其他防治措施科学结合，也难以收到理想效果或长期效益。但是，如果在农药防治之前（或同时），结合及时清除病残体、加强通风透光、创造利于植株生长而不利于病菌繁殖和传播的环境条件等手段，切实贯彻实行“综合防治”的策略，必然能够收到单纯农药防治不可比拟的效果。

1.5农药使用技术不够科学

由于多数生产者对农药知识、蔬菜病虫害发生规律知识和蔬菜栽培知识等不了解或了解不全面，在农药使用技术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2.实现设施蔬菜病虫害科学治理的途径

2.1加强蔬菜栽培和病虫害诊治等基本技能的培训

当前不少地方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一村一名大学生制度，以及举办的形式多样的农民技术培训班等，都是加强科技培训的有利途径，并已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前期培训一般只重视某些病虫害的具体防治方法和技术；而对蔬菜病虫害的基础知识，及其与蔬菜栽培和环境调控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等往往重视不够，这样在病虫害防治上就容易走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路子；遇到其他病虫害仍然手足无措，不能做到举一反三。所以，下一步有必要加强蔬菜病虫害、蔬菜栽培和环境调控等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既要把培训做“实”，也必须把培训做“活”，使生产者不仅掌握蔬菜某种具体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更要掌握蔬菜病虫害治理的基本技能，让他们逐渐树立系统和生态的观念，将病虫害作为设施蔬菜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因子进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防治”。

2.2加强农资市场和蔬菜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

加强种苗的检疫和监管，建立规范有序的种苗市场，从源头上防止重大蔬菜病虫害远距离人为传播，是实现蔬菜高产优质的前提。近年来严重发生的番茄溃疡病、黄化曲叶病毒病及根结线虫病等，其远距离蔓延和传播，都是因为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已经给广大生产者带来惨痛损失。另外，近些年来，假冒伪劣农药给蔬菜生产者带来的为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必须建立规范的农药市场，加强对假冒伪劣农药的打击力度，实现蔬菜病虫害准确防治。另一方面，农药的滥用滥配，不仅增加生产成本，产生各种各样的药害，给生产者带来巨大损失；还导致环境污染、病菌产生抗药性和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给广大消费者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所以，必须加强蔬菜产品市场的管理力度，尽快建立切实可行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体系，规范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认证制度，建立蔬菜产品的追踪系统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只有这样，生产者才能自觉遵守农药使用和管理规定，使设施蔬菜病虫害治理真正回到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2.3提高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设施环境通常湿热缺氧，进棚后往往弄得一脚泥、满头汗、灰头土脸，因此设施蔬菜生产技术服务是一个相对比较艰苦的工作，如果没有爱岗敬业的态度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很难发现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除提高服务意识外，还必须提高服务部门和管理部门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这是实现设施蔬菜病虫害科学治理的技术保障。所以，需要加强对技术服务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为设施蔬菜生产服好务。另外，发展设施蔬菜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蔬菜站、植保站、气象局、农业科研教学单位等多个部门。所以，实现设施蔬菜病虫害科学治理和设施蔬菜产业健康发展，也非一人之力，必然要求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大量事实表明，凡是设施蔬菜发展健康、并取得骄人成效的地区，都有一个或几个乐于奉献、勇于担当、通力合作、激情洋溢和技术过硬的服务团队。只有各部门和部门内各成员之间通力合作，建立健全技术服务和管理体系，才能更好地为设施蔬菜生产保驾护航。

2.4加强设施蔬菜病虫害综防体系及其薄弱环节的

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尽管我国“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已经提出近40a，但是，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理论和技术仍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特别是设施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理论和综防技术。只有加强其研究，才能把防治病虫害的多种措施有机地融合，科学防治设施蔬菜病虫害。在病虫害综合防治系统中，我们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目前还缺乏高效稳定的生物防治制剂、高效持久的植物抗病诱导剂、先进实用的植保器械、快速准确和可操作性强的病原微生物及农药残留的检测仪器和方法等。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综合防治的实施和效果。所以，必须加大科技扶持力度，加强上述薄弱环节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或产品的研发，加强综合防治系统理论的研究，构建出科学实用的设施蔬菜病虫害综合治理体系。

2.5加强正确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要早日实现设施蔬菜病虫害科学治理，除了做好上述技术支撑、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科学管理等工作外，还必须充分发挥设施蔬菜服务和管理队伍的主观能动性，加强科学技术、生态意识、健康环保理念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宣传，使生产者树立正确的蔬菜病虫害防治观念。

3.结论

尽管我国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中存在上述问题，但随着新产品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应用、服务管理部门服务意识和服务管理的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设施蔬菜病虫害治理必将逐渐走向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治虫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马尾松毛虫 灭幼脲粉剂 防治

马尾松毛虫是德庆县的主要森林害虫，也是我国南方森林的主要害虫之一，其分布范围广，发生面积大，危害严重，世代多迁飞扩散能力强，繁殖量大，防治难度大，给林业生产和松脂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七十年代以来我县大面积推广应用白僵菌防治，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白僵菌对环境因子有特殊要求，对温、湿度的要求也较高；八十年代，大面积连续使用菊脂类农药防治马尾松毛虫，林间自然抑制松毛虫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松毛虫连年大发生。

灭幼脲是一种仿生合成杀虫剂，具有生物农药的特点又具有化学农药的优点，其粘着力强、不易分解的特点，药效期特别长，可与具有传代作用的生物药物相媲美，能较长期的控制松毛虫种群的再次发生。科学应用灭幼脲粉剂防治马尾松尾虫，总结了应用技术，供应用参考。

1 应用概况

德城、新圩、官圩、马圩、永丰、播植、高良、莫村、凤村、九市、回龙等乡镇，是我县松毛虫危害最严重的乡镇，低丘陵山地，松毛虫常发区平均海拔在180m之间。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21.5℃，年积温7351℃，年平均降雨量1494mm。防治试验林地为18-20年的马尾松林，郁闭度4-5，胸径10-11cm，样地设置的调查面积均为1ha。

2 药剂及应用方式

灭幼脲粉剂（深圳星火化工厂生产），采用地面人工机动喷粉进行防治，根据虫龄、虫口密度应用不同用药量为每公顷450-750克。

3 结果与分析

3.1防治时期选择：2003年-2008年应用灭幼脲粉剂防治不同龄期的松毛虫试验，均有显著的毒杀作用，但对不同龄期幼虫用药量有所不同，死亡高峰期的出现亦不同。一般虫龄小，用药量相对少，死亡高峰期出现亦快，死亡率亦高；虫龄大，用药量较多，死亡高峰期出现亦慢，死亡率偏低。如：新圩试验点，防治第一代3-4龄幼虫，用药量450 g/ha，喷药后第10天虫口减退率达75.5%，死亡高峰出现在l0天之内，第15天虫口减退率达96.7%，虫口密度由37.3头/株下降为1.1头/株。马圩试验点，防治越冬代5-6龄幼虫，用药量750g/ha，喷药后第25天检查虫口减退率为70.1％，第30天检查才出现死亡高峰，较防治3-4龄幼虫虫口减退慢，第40天检查虫口减退率为91.2%，因此应尽量选择在低虫龄时进行防治。

3.2 喷药方式的选择：灭幼脲防治马尾松毛虫可采用地面人工机动喷粉方法，可有效控制，对于大面积即将暴发危害成灾控制效果亦明显。

3.3 最佳用药量选择：灭幼脲粉剂防治马尾松毛虫的用药量与虫口密度、虫龄、气候有密切关系。一般虫口密度大比密度小的用药量稍多，虫龄大比虫龄小的用药量稍多；高温季节松毛虫幼虫期较短，食量大，发育快，灭幼脲的杀虫效果见效就快，用药量可以适当减少；防治结果表明，4龄前幼虫采用地面灭幼脲粉剂最佳用药量为450-525g/ha，在5-6龄幼虫期用药量为600-750g/ha，效果为好。

3.4 对不同虫口密度的马尾松毛虫均有显著效果比较：虫口密度高区（回龙镇），灭幼脲（750g/ha）防治一代马尾松毛虫，喷药后第23天虫口密度由防治前103.4头/株，下降为9.1头/株，虫口减退率为91.2%，针叶保存率达90%以上。虫口密度低区（莫村镇），灭幼脲（450g/ha）防治越冬代幼虫，喷药后第13天虫口由防治前10.5头/株下降为0.3头/株，虫口减退率为97.1%。

3.5 试验结果。

4 结语

灭幼脲粉剂防治马尾松毛虫，除能有效控制虫口外，还有利于天敌的繁衍，该药本身不直接杀伤天敌。害虫死亡高峰期过后，剩下的残活幼虫死亡速度较慢，有利于天敌的生存，一般灭幼脲中毒而未死的松毛虫体质弱，易感染病原微生物；使用灭幼脲防治的林间，尤其是越冬代最易引起白僵菌病流行，更加稳定林间控制松毛虫灾害的效果，因此可以作为松毛虫综合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结合病原真菌白僵菌的应用可利于长期控制松毛虫在低虫口状态，起到持续控制效果，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

致谢：德庆县林业局，德庆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参考文献：

[1]陈杰林 害虫综合治理 1990

[2]宋玲 25%灭幼脲3号农药防治杨树食叶害虫试验初报 [期刊论文] -安徽农学通报2008(16)

[3]叶小瑜 阿维灭幼脲对马尾松毛虫幼虫的毒力测定 [期刊论文] -华东昆虫学报2006(4)

[4]林青兰.刘际建.黄玲丽.李克恩.陈小雅 灭幼脲3号、阿维菌素林间防治马尾松毛虫的药效试验 [期刊论文] -防护林科技2004(z1)

[5]杨丽颖.苏元吉.高玉梅 灭幼脲Ⅲ号与阿维菌素混剂防治林木食叶害虫试验 [期刊论文] -中国森林昆虫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