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集技术论文范文

分集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 创业技术创新 技术集成 集成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进入21世纪后，企业的经营环境愈加变幻莫测，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仅有良好的生产效率、足够高的质量、较好的灵活性已不足以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对于原始性技术创新与重大发明专利都较稀缺的我国及我国企业来说，集成创新显得尤为重要，集成创新有可能成为技术跨越的突破口，集成创新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对企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1 集成的涵义

“集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集大成，意思是指将某类事物中各个好的、精华的部分集中、组合在一起，达到整体最优的效果。英文单词为Integration，其意为融合、综合、成为整体、一体化之意。我国学者张正义、吴林海认为，集成不是简单的连入、堆积、混合、叠加、汇聚、捆绑和包装，而是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各项创新要素之间互补匹配，从而使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发生质的跃变，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集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思维。也就是说，要素仅仅是一般性地结合在一起并不能称为集成，只有当要素经过主动的优化、选择搭配，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相互优势互补、匹配的有机体时，这样的过程才称之为集成。海峰等则从系统的观点提出“集成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要素（单元、子系统）集合成为一个有机系统，这种集合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即按照某种集成规则进行的组合和构造，其目的在于提高有机系统的整体功能。”

2 集成创新文献综述

集成创新（Integration Innovation）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12年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组合，这种新组合包括以下五种形式：引进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组合，就促使经济向前发展。

集成创新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动态环境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Dillon、Dosi、Utterback等分别从内部技术创新要素集成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指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成效的关键在于合理协调上述各种要素的匹配关系，发挥协同作用。他们的研究促进了创新集成化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1982年，美国学者R．Nelson和S．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提出了创新系统演进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创新过程的集成促进了各种资源要素经过优选，并以适宜的结构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要素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Freeman则在更广范围上展开对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他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意义上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这表明创新管理的集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科技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1998年，哈佛大学教授Marco Iansiti提出了“技术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的理念，而这也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集成创新概念的首次提出。他认为“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它为提高R&D的性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Nancy Staudenmayer把集成创新界定为按照社会和市场需求，系统地组织内外部优势资源（如技术、知识、信息等）而产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术发明和创新产品的过程。Philip Sadler则认为，在当今企业创新管理中，构建柔性的组织结构、流程和创新型文化以快速响应环境的变化，更利于集成创新。这表明，在创新管理领域中，更高层次的集成及技术创新与组织、制度等由分化走向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朗化。

H·K·Tang指出，集成创新思想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不是技术供给本身，而是日益丰富、复杂的技术资源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集成创新的逻辑起点是把握技术的需求环节，在创造符合需求的产品与丰富的技术资源供给之间创造出匹配。Best则基于Marco Iansiti的研究成果，从国民经济和地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系统集成”的概念，并以Intel公司为个案进行研究，研究证实了系统集成既是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驱动力，也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Best的“系统集成”进一步明确了“集成”模式或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专注于集成创新的有关研究，逐步形成了有关集成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庆瑞与陈劲合作完成的“企业创新系统”研究；江辉、陈劲合作完成的“集成创新分析框架及评价”；许庆瑞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等，都可以被认定为企业集成管理的雏形。

集成创新是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各项创新要素之间互相匹配，从而使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发生质的跃变，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李文博、郑文哲认为集成创新是创新主体将创新要素优化、整合，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功能倍增性和适应进化性的有机整体，组织通过学习为商业创新和竞争优势创建一个管理秩序。金军、邹锐则认为集成创新是创新行为主体的优化、选择塔配，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相互优势互补、匹配的有机体，从而使有机的整体功能发生质变的一种自主创新过程。

庄越等在研究分析现代企业产品创新集成化的基本原理、方法及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创新是多项技术、信息、管理的集成。胡汉辉等从产业层面，用集成创新的思想设计了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魏江等通过对企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得出培育集群竞争力的关键是集群能够获得创新集成效应，并分析了企业集群中创新集成的实现机制、作用机制以及动力机制等。胡树华探讨了现代企业产品创新集成化的原理与方法，认为产品创新是多项技术、信息、管理的集成。慕玲、路风则从集成创新的技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角度，提出了以需求环节为起点，通过开放的产品构建和企业互动模式来集成各种技术资源，实现集成创新。张华胜、薛澜从集成创新范式分析了集成创新的有关问题；西宝、杨廷双从集成创新的集成方式、集成流程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集成创新的模式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集成创新的机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

此外，我国在对技术创新的案例研究中也逐渐发现到，在技术创新中各种要素的集成是保障技术创新效果的重要条件。

3 集成创新构成要素文献综述

集成创新的理论源泉是1998年Marco Iansiti提出的技术创新，而早期的集成创新也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所展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快速发展及企业生存环境的复杂化，集成创新的构成要素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集成创新不只是集中在技术方面，还要考虑组织、战略、知识等方面。集成创新是技术融合的进一步延伸，是产品、生产流程、创新流程、技术和商业战略、产业网络结构和市场创新的集成。

Ragatz提出了战略整合在企业集成创新中的管理权限、地位与作用，他认为要实现企业技术集成创新的要求和目标，实施正确的战略整合直观重要。Freeman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了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Dillon、Dosi、Utterback则分别从内部技术创新要素集成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企业发展的特点，对集成创新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与修正。欧光军、胡树华从技术集成、知识集成、组织集成、管理集成四个层面提出了集成动态创新模式。江辉、陈劲为分析研究企业形成集成创新的机制，将企业内部运转的三个层面——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作为构成企业集成创新的要素。李文博、郑文哲在剖析企业集成创新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将集成创新的构成要素划分为四个方面：技术、战略、知识、组织。黄玉杰、李忱、田杨茁则将企业的集成创新分为企业内部各要素的集成创新和企业之间的网络集成创新。其中，与本文研究相符合的企业内部各要素的集成创新包括技术的集成创新、管理职能的集成创新和企业整体的集成创新。

史宪睿、金丽、孔伟认为企业集成创新能力是企业通过集成创新模式实现企业竞争力的能力，企业集成创新能力是由各种能力要素连接而成的能力系统，包括战略集成能力、知识成能力、组织集成能力。赵光辉认为集成创新是一个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各方面内容的一个系统总体，是对企业各种要素进行整合和集成的过程。孙金梅、黄清则将集成创新的要素划分为六个方面：战略集成、技术集成、知识集成、资源和能力集成、组织集成和时间集成。

4 国内外研究评价

集成创新是美国高技术企业为适应经济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方式。它的出现与美国的工业服务基础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当前，国外集成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不同的产权关系、不同的工业基础、不同的员工素质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个国家的集成创新模式必然有其各自特点。而国内有关集成创新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对国外集成创新理论的讨论和概念描述，缺乏深层次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因素本身，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文化等非技术因素及时空因素对集成技术创新过程和绩效的影响。此外，集成创新不仅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更是企业获取长期利润的源泉。但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大多数都侧重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实证方面，无法从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此一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玉杰，李忱，田杨茁．基于集成创新的企业竞争优势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 赵光辉．我国企业集成创新及管理研究的现状与方向[J]．科技与管理，2006（2）

3 孙金梅，黄清．企业集成创新要素及评价指标体系[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6（5）

4 陆兴发，罗靖，翟勇洪等．企业技术集成创新的核心要素探讨[J]．东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6）

分集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社会资本;抛物线变化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6-48-3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 under the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using the Lamp Cluster in GuzhenZhongshanas an Example

Jin Xi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ng 310018）

Abstract：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height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capital， putting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nto two types―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social capital， using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related theor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using the case studyto conduct a thorough researchon the lamp cluster in Guzhen，Zhongshan. The results show that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If the inside capital is constant， the increase of outside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promotion to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If the outside capital is constant， the innovationability will present a curve change concave to the origin with the increase of cluster inside social cost.

Keywords：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social capital;concave to the origin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国各地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经济的腾飞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耦合作用。产业集群虽然有着数量多、分布广的特点，但是在很多生产线乃至各种产品的零配件核心技术上，都由其他国家占据着。产业发展模式亟须依靠创新机制转型。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不同于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在短时间内不会显著提高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会极大地影响产业发展趋势。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资本最早由社会学引出，并且最早应用于社会学。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社会学渊源以及其在社会活动中应用的文献梳理总结发现，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有“资源”“能力”“关系”三个派系。“资源”学派把社会资本看成一种稀缺性、不可复制的资源。“能力”学派隐含着把社会资源量化的含义，认为社会单元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单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关系”学派把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比弱关系重要，弱关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弱关系所连接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资本理论又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学中，经济学领域学者们纷纷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延伸主要体现在“规范”“制度”“信任”上。社会资本通过使社会单元在网络构建的过程中形成的缄默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处于同一关系网中的社会单元在长期的交流合作之中加强信任，信任也成了社会资本在集团内部的隐化体现。

产业集群是众多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一种现象，一个集群产业要想在其所在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需要有某种信念的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整个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所具有的感召力。萨克森宁（2000）认为，在硅谷的产业集群中，该集群内密集的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源市场弘扬了不断地探索和进取的创新精神，各公司之间在开展激烈竞争的同时，也通过非正式交流和合作，相互学习和合作[1]。清华大学的傅家骥教授在《技术创新学》一书中指出：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的行为[2]。其实，集群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都是各个机构合作的结果，要靠集群内、外部社会资本的协调促进。本文以中山古镇灯饰产业集群为例，将社会资本分为集群内部社会资本和集群外部社会资本，并分别讨论内外社会资本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对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

2.2 社会资本类型及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集群内部社会资本和集群外部社会资本。集群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政府投资、服务机构建立和外地企业迁入三个方面。政府初期的投资会为集群未来持续创新提供保障。技术服务机构可以为集群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全方位指导和帮助。外地企业的入驻会使集群内原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发生变化，从而促使整个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集群内部社会资本对于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在集群发展初期，内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弱，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互相信任，内部资本处于积累和发展阶段，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甚小。到了发展期，集群内部社会资本对集群技术创新的作用逐渐增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逐渐建立起来。集群发展到成熟期后，内部资本的集聚会对集群内部技术创新造成不利影响，此时要通过完善技术创新监督机制来延缓成熟期。

3 结论与展望

3.1 在集群内部社会资本不变的情况下，集群外部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图1。

3.2 在集群外部社会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创新能力随着集群外部社会成本的增加呈现出抛物线变化，并在某一确定的内部社会资本点处达到峰值，如图2。

3.3 在现实中，产业集群内、外社会资本往往是同时变化的。

创新能力的最大值点处于内部社会资本高于外部社会资本的某一点，如图3中A点所示。因此，集群应密切关注集群内外社会资本的发展变化，寻找最有利于集群创新发展的资本比例。

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还有大量的关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社会资本如何进一步量化？类似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安纳利・萨克森宁著，曹蓬，杨宇光，等译.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 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分集技术论文篇3

经过多年的发展，玉柴集团打造了发动机产品和工程机械产品两条产品链的优势，构筑了发动机、工程机械、物流汽贸、零部件、能源化工、专用汽车等六大优质板块。集团位列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第215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108位，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107位，中国机械500强企业第19位。2011年，玉柴集团销售收入429.21亿元，为“十二五”打造“千亿元玉柴”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证。

玉柴集团科协现有委员39人，会员1500多人，下设学术部、培训部、外联部、发展部、财务部等职能部门，并根据玉柴产业布局，细化协会板块、细分职责管理。

多年来，玉柴集团科协在自治区、玉林市科协的指导下，在集团党政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企业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提高，广泛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大力推进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工作，积极开展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学习考察活动等，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逐渐成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为企业的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

成立于2011年4月26日的玉柴集团科协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为目标，把“讲、比”活动作为工作切入点，制订了活动总体方案，出台了《项目管理奖励办法》，确保活动有序、有效开展。

玉柴集团每年除拨专款作为科协日常活动经费外，还拨款200万元作为科协“讲、比”活动的项目奖励基金，鼓励科技工作者主动发现问题，积极组织项目攻关，使玉柴科技人员的创新工作岗位化、常态化，充分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和积极性。

二、全力推进 硕果累累

1.瞄准重点难点抓立项

玉柴集团科协对立项工作非常重视， 2011年至今共立项157项，至今已完成121项，各项目的攻关或提升了产品质量，或降低了劳动强度，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等。其中上报72项广西装备工业先进工艺工装及优秀设备改造成果，获先进工艺工装项目一等奖11项、二等奖16项、三等奖27项，获优秀设备改造成项目一等奖3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8项。

2.应用创新方法增效益

从2011年开始，自治区和玉林市科协向玉柴集团导入创新方法TRIZ理论。一年多来，玉柴集团科协组织举办了一系列创新方法理论培训、宣讲活动，通过创新理念、规律、方法和工具的引入，组织科技人员结合生产实践分析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寻找造成这些技术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专家的指导下，由浅入深将创新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指导技术难题的解决。

目前，创新方法导入已进入关键的运用实施阶段，16个课题虽然还在实施过程中尚未取得明显经济效益，但已有12个项目产生了39项概念方案，其中已开始实施方案18项，已获批和正在申请专利6项，已发表了论文和规范6篇。16个课题中有一些属于行业性难题，如活塞积炭、机油耗高、国4尿素射结晶等，如能运用TRIZ创新方法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必将使玉柴产品的质量再上一个台阶，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知识发展。

3.小改小革提效率

根据玉柴《合理化建议小改小革管理办法》，玉柴集团科协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企业生产经营、精准制造、质量攻关等献计献策，并对采纳的建议组织实施，一批项目取得了突出成效。2012年集团共收集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项目8128条（项）。

4.讲座搭建交流平台

玉柴集团科协结合玉柴的发展和新项目的需要，不定期、有针对性地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到玉柴做学术报告。

玉柴集团科协的技术专题讲座分两个层级开展，集团层面由科协办公室每月组织一期，安排技术总师以上专家主讲，每年参加人数约1000人次。讲座全程录像并刻成光盘上传到集团培训服务系统内网络共享，其他科技人员可随时通过网络进行学习。

第二层级的技术讲座由各学会、分科协自行组织，每年参加技术专题讲座人数超过2600人次。

5.以赛促学师徒传帮

玉柴集团科协不断创新科技人员的岗位练兵和技能比赛活动。如2012年组织了设计大赛、试验大赛、UG比赛、计算机编程比赛、设计质量大赛等活动，约500名科技人员参加。每项赛事都要做好赛前强化培训，效果显著。

导师带徒一直是玉柴集团科协主推的活动品牌，玉柴集团科协不断创新带徒形式，抓好每月同专业的师徒间的技术交流和经验材料的充分共享，使“一对一”变成“多助一”。2011年至今，共安排导师带徒65对。

6.重视理论提升和专利保护

玉柴集团科协重视培训和指导科技人员提高论文写作水平，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撰写论文。据不完全统计，集团科协每年向外投稿80多篇。

集团科协所属的铸造学会创办了内部期刊《新铸造》，每年四期，全部发表学会会员的原创论文。为保证论文质量，学会组织对全体会员进行论文写作培训。

自2010年创刊至今，《新铸造》累计收录学会原创论文85篇，其中多篇论文在各种行业交流会议上获得优秀论文奖。经学会推荐，大部分被国家、各省和地区组织的行业交流会论文集收录，并在《铸造》、《现代铸铁》、《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铸造工程》等期刊上发表。

专利拥有量是衡量一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玉柴集团科协一直把专利申报作为主要工作来抓。至2012年，玉柴共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受理）1500多项，其中5项发明专利填补了全国、全行业技术空白；1项专利突破了国外发动机企业对玉柴的技术封锁，解决了德国发动机研发专家长期没有突破的技术难题，成功攻破多年来玉柴四气门缸盖裂的故障问题，成为行业首创技术，被评为“第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多年来，通过“讲、比”竞赛活动的开展，玉柴集团科协在集团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已营造了钻研技术、自主研发、奉献智慧的良好氛围，极大地推动了玉柴的技术进步。

今后，玉柴集团科协将进一步完善“讲、比”活动的管理机制，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相关活动，为持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 、和谐共赢”的美好愿景努力奋斗。

分集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技术进步路径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内涵经济增长 系统GMM估计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R&D努力、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有关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问题尚未得到关注。很多研究将FDI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傅元海，2010；沈坤容，2010），但没有结合企业自身R&D创新努力来完备地表达出企业所有的技术进步路径。没有文献检验企业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下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路径相联系。因此，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提升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积极吸收FDI先进技术，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将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相联系，并构造出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转让与援助）的变量；二是采用Malmquist-DEA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代表内涵经济绩效，并利用200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内含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采用分组检验，检验不同性质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内涵经济绩效的差异，这对引进FDI政策的制定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理论是20世纪前叶由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进步一般是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二是指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技术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组织和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方面是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是依靠技术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Globerman，1979），并认为FDI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而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理论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学术界将FDI溢出效应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大类别，然后再予以细分。国内外学者根据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分类，较早的经典文献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培训效应（Kinoshita，1998）。Xu Bin（2000）研究了美国在40个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发现技术转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上升，但在欠发达国家中则没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从FDI中获益，需要进入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无论数量、素质还是成本，都符合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这也为我国引入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获得“一种评价、同化及运用外部新知识，最终形成商业的能力”，即吸收能力。因此，在跨国代工中，技术溢出对代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促进了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不仅直接驱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Lane和Lubatkin（1998）扩展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吸收能力同时受到自身相关知识存量与“师范”企业的相关程度。Narula（2004）认为吸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吸收能力应包含吸收和消化两个过程，即吸收能力也包括了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在研究技术进步路径时，现有文献往往只将其与技术溢出相联系，并未考虑到企业吸收能力；在研究吸收能力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是研究了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产生原因，而没有经验研究将吸收能力与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相结合。因此，本文无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进行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探索，都有积极意义。

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创新点之一是引入了吸收能力，学术界对吸收能力指标的构造方法有很多，Escribano等（2002）使用三个虚拟变量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拥有研发部门、企业是否开展R&D人员培训活动、R&D人员占比超过行业平均水平；Mowery和Oxley（1995）、Lee（2001）则使用R&D经费投入、R&D人员教育程度来度量企业吸收能力；Grimpe和Sofka（2009）用R&D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吸收能力。本文所研究吸收能力的研究载体是内资高技术行业，因此，本文采用内资行业研发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比作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变量，吸收能力的载体是溢出效应，采用两者的连乘项作为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构建带有连乘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

（1）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是否可以获得，本文将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研发的变量；根据傅元海等（2010）采用外资企业研发本地化程度（LOR）作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变量，其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R&D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采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作为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效应的变量。本文选择lnKL和Agg作为控制变量，lnKL为人均投入资本的对数值，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Agg为某行业在某一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Ellison-Glaeser（E-G）空间集聚指数，并按照省际面板数据计算，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下标t、k和j分别表示年份、地理区域和行业。Aggi，t为i行业在t年的E-G空间集聚指数，pkt为t年时k区域内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经济体同一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qkt为k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占整个经济体所有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Xt为该行业整体的工业总产值，Xjt为j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采用Malmquist-DEA下的TFP指数作为内涵经济增长绩效指标。

（2）

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通过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但进行滞后一期的差分项与差分的当期随机误差项仍存在相关性。另外，由于模型存在严重内生性，最小二乘估计量不再是一致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不需要寻求其他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是将方程做差分处理，然后把滞后两期或两期以上的内生变量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内生性的问题。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工具变量不足进而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ver（1995）证明内生变量差分滞后项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Blundell和Bond（1998）证明了系统GMM可以降低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偏误。

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溢出效应时，都把解释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产业的技术进步之间，本土产业的研发与产出之间，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模型中，本文将LnRD、LOC、FSHA、LOC*Absorb、FSHA*Absorb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Agg与LnKL则作为外生变量。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内资行业数据通过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三资的企业数据之差获得。本文以五种高技术产业的子类行业为分析对象。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初步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估计，首先给出方程（1）的估计，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对TFP具有正向作用，但时滞性有所不同，技术引进与研发、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体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当期系数不显著，而以研发本地化系数代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其当期值对TFP有正向作用。

另外，变量Agg的系数为负，说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没有带来TFP的增长。无论是Krugman的新地理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高技术产业固有的特点，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短期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其产业布局与我国产业布局政策高度相关，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对外资高技术产业的引进也具有集聚的特点，对内资企业造成了挤出现象，因而集聚程度对高技术产业TFP的增长没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的分组估计

为研究不同行业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和研究我国不同高技术产业引进FDI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需要对模型进行分组估计。本文按照技术差异、集聚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将高技术产业进行分组。

技术差异表现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用内资企业人均产出能力与外资之比衡量，技术差距越大，比值越小；集聚程度由上文计算的E-G空间集聚指数表示；关于市场竞争度指标，绝对集中度（CRn）、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从现有数据库数据无法获得，但根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超额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利润率越低，竞争程度越高。模型（1）的分组估计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中，研发行为为企业带来的TFP增长大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大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异大的行业中，外资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垄断高技术的成果，而处于弱势的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所带来的创新远不及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短期内，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时企业的研发行为不能带来内涵经济绩效。

其二，在集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有负面影响；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当期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滞后项对企业带来的内涵增长绩效显著为负。这可以解释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水平型的，竞争程度越高，产品质量差距越小，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路径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创新，不能提高内涵式的经济绩效；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企业更适宜消化吸收其他生产者的创新；在技术差异小的行业中，商品同样会趋于同质化，产量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亦受到抑制。

其三，在积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给企业带来的TFP增长显著高于积聚程度低的行业；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首先，根据工业区位理论，当产业链上各企业空间距离较近时，交通便捷、合作成本较低，为技术的合作与援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空间分散的行业则无此优势。其次，垄断型的内资企业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更有谈判势力，更能够利用此种路径提高生产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技术进步的产生原因，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在竞争机制下，技术研发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在横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来提高技术水平，在纵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提高技术水平。

经验性研究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以及如何引进高技术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能促进以TFP代表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增长。虽然引进外资可能存在产量上的挤出效应，可以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以外资参与程度代表的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为正，说明内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时应当在注重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同时，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向产业非集中地区引进此类外资则更将有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

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则可以找出何种外资企业能够为内资的经济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引进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企业和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外资企业，能促使内资企业TFP的增长，且挤出效应不显著；引进产业内竞争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则能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由此，本文筛选出我国当前更适合引进的外资高技术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另外，飞机制造及修理、电子器件制造也是可以加大引进力度的类型。此外，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多方面促进我国产业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盛阳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12）

2.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6）

3.潘文卿，李子奈，刘强.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1（7）

4.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

5.夏业良，程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0（7）

分集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2-004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硅谷的成功为契机，高新技术产业区在全球兴起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硅谷模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Annalee Saxenian在其所著的《地区优势：硅谷与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虽然128公路在技术和资金上都优于硅谷（128公路附近有Harvard 和MIT，又靠近纽约这座金融和商业中心），但硅谷的高科技发展却遥遥领先于128公路。究其原因，地区文化、企业文化与竞争方面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集聚在一起的企业能否形成网络型的互动关系，能否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关系，能否植根于当地，与区内其它企业融为一体，形成促进竞争优势生成的环境和机制，则是产业区能否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一、相关文献综述

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上。前者最终形成在实证研究和规划中广泛应用的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模型，后者演化成纯经济分析中的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模型（Gordon and McCann，2000）。近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著作《区位原论》（Reine Theorie des Standorts）中，花了相当的笔墨来说明产业集聚，该著作的英文版于1929年面世（Weber，1929）。近年来，竞争力研究的始作者Michael Porter也表现出了对企业集聚问题的关注，Porter 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采用了集群分析法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并与其创造的价值链概念结合起来，成为竞争力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1998年，Michael E． Port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群落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所谓群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产业集聚包括一群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实体，向下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从侧面扩展到辅产品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此外许多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它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集群内的一些产业可以因集聚区内那些先进的相关产业的拉拨而提升它们的竞争力，还可以因处于集群中而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如企业能够易于从邻近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那里获得与自己的业务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集群内的企业还可以因为共享信息和资源而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说，群是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群中的企业能够获得范围（Scope）经济收益，专业化的要素可更方便的获得，互动的增加可使创新更加容易，技术的不断溢出给别的企业带来利益[1]。同时，由于群内相互支援的相关产业之间存在着“追赶效应”和“拉拨效应”(波特，1990 )、知识溢出效应、吸聚作用和植根性（俞文华，1998），促使群内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Saxenian在对128公路和硅谷地区的发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所作的研究报告《地区优势》中指出，“硅谷是一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区域系统，它促进集体学习，并促使专业生产者之间的相关技术组成的综合体中作灵活的调整”，它是“合作和竞争的不寻常混合体”[2]。

Bahrami，Evans和Cohen也指出，硅谷成功源于以下因素：供应商网络（Saxenian，1994），接近大学和研究机构（Storper，1993；Storper和Salais，1997），劳动力的流动性（Angel，1991；Saxenian，1994），边缘技术、丰富的风险投资以及企业家精神（Gilder，1989）。Robertson 和Langlois（1995）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研究认为，集群是由一系列按照新的商业机会创建起来的满足企业所必需资源的网络构成。

大量的实证研究亦表明，Christian DeBresson提出的“创新的相互依赖性假设”，并且运用若干发达国家的数据证明了创新在具有密切前、后向经济与技术关联的经济网络（集群）中发生频率更高。竞争不是发生在个别企业之间，而是发生在由众多企业所形成的网络之间。由于创新是“各种要素新的组合”，一个区域内企业与供应商、用户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新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以产业集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效并且可行的途径。

二、我国高新园区产业集聚的特点分析

1．“形聚而神不聚”，高新区企业的聚集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目前我国多数高新区是通过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区而形成企业聚集的。这种聚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地理”上的集中，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新区数量的增加，各地政策空间日益缩小，靠优惠政策的生存理念渐已成为过去，使得这种聚集的脆弱性暴露无疑。此外，由于我国大多数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产品从创新出世到成熟、衰退的时间较传统产业要短得多。

2．缺乏完善的产业群集机制

目前，我国除个别高新区外，真正的聚集体尚未形成。Saxenian的研究表明，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硅谷相互结网、相互依存的协同网络体系[2]。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新区区内企业间业务关联性较弱，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配套环节也较少，加上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的中介服务产业发展相当迟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新区产业网络的构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大多数的高新区都是缘大学或研究机构而建，可以说，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拥有相当的研究开发能力，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机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三螺旋结构”作用的发挥，使得高新区企业并未很好地利用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溢出，影响了聚集体的形成以及其作用的发挥。

3．缺少植根于本地化的区域文化

Saxenian在其研究中指出，硅谷的成功受益于其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专业忠诚而非企业忠诚以及讲求合作和重视非正式交流等的硅谷文化[2]。而这种所谓的硅谷文化正是与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发展相容，如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它需要敢冒风险的创新。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种信息的迅速收集与处理以及对各种资源的快速整合，而非等级制度带来的灵活、职业的高流动率和讲求合作及重视非正式交流所导致的信息与技术的快速扩散则明显地有助于这种快速整合。显然，我国高新区的茁壮成长需要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扶持，也需要有这种异质文化的引入与共生。而目前我国的高新区，无论是鼓励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还是那种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都是相当匮乏的。

三、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模式

事实上，企业资源的稀缺性赋予集聚更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协同网络中各成员的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帕雷托最优。Barney曾把公司资源划分为实体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3]。它涵盖了公司的能力、组织要素、价值观以及土地、设备和厂房等实体资产。虽然每个公司都拥有多种资源，但最为关键的还是那些可以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本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特点，就其内、外部资源的协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

企业内部资源是企业的主要资源，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就是将企业内部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协同起来，以最大化它们的使用效率。

（1）人力资源协同。

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R&D）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纷繁复杂的各子系统组成了产品研发的全过程。如在软件业中一个复杂的软件包往往由许多相互独立的子程序组成等等。如果在研制开发过程中，按照产品设计过程逐一完成，则往往由于科技产品的时效性而使产品失去竞争力。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时可以根据研发人员的不同特点（特长），将其组合成一个个独立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其中一个子部分，由各工作组组长负责，并由项目管理人员负责其中的衔接，最后项目主管将各个独立的子课题协同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使研发周期大为缩短，从而为科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赢得了时间。

（2）资金协同。

资金匮乏是制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解决资金短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外部融资；二是内部融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规模小、经营风险大以及企业资信差等特点，加之近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等因素，使中央银行采取谨慎的信贷政策，无疑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困难。其次，由于我国一板市场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收资本及盈利情况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同时，二板市场刚刚启动，还非常不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内部融资（上市筹资）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能通过高息民间拆借筹集资金，但这又会使企业背负沉重的利息负担。这样，高新技术企业不能茁壮成长，区域的内源力得不到提高，企业的后续发展受到影响。在引入协同的概念后，我们将为高新技术企业缓解资金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资金协同的核心内涵是最大化企业的资金，即使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协同企业内部资本结构和经营计划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资金，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网络中的资金得以充分的使用。

2．企业外部资源的协同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资源有限、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以及资源外寻的特点，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外部资源，进行社会化合作和建立动态联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机遇和条件。

（1）采购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规模小，产量有限，原材料使用量相对较少，故在采购价格、运输费用上不占优势。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则因其产品系列的相似性或互补性，使其在原材料的使用上有相似之处，鉴于此，此类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可以组成“临时性或流动性采购联盟”。联盟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联盟成员就其相同的原材料采用联合采购的方式，利用批量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实现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采购协同。

（2）销售协同。

通俗地讲，协同就是搭便车，即不支付就可享受某种资源。体现在销售协同上主要是：新产品进行销售时，应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已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当新旧产品间是互补关系时）。实现销售协同一方面使得新产品能以最快的速度推上市场；另一方面还节省了筹建新的销售渠道所需的大量人员费用、广告费用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本企业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的基础上，继续推出新产品，可以享受品牌这一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效应。

（3）管理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人或管理人员多为从大学、研究机构独立出来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对潜在的新技术及可能的应用能做出快速反应，但普遍缺乏管理经验。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管理上的协同一方面表现在同行业管理人员的协同。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猎头市场”引进在该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管理企业，使高新技术企业尽可能避免经营中的误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各类专业性公司的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应在保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专业公司的优势。如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对于某些不涉及企业核心技术，而又占用大量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通用技术，可采取OEM（即对外发包）的形式，使企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核心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上；此外，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外脑──专业性的咨询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力量来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建议。

（4）技术协同。

产品研发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但由于企业经济实力所限，其研发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网络中的技术协同，共享技术开发资源，不仅降低了产品的研发成本，还由于研发规模的扩大提高了产品的创新性。同时对具有技术衔接关系的产品进行共享界面设计，使界面成本大大降低。

（5）生产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生产产量较少，难以产生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生产成本较高。也就是说，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存在着资源的浪费。而通过生产的协同，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可采取某种形式的“动态生产联盟”，就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联合生产，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由规模经济产生的效益，极小化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就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特性（协同管理的类型、竞争优势及协同可能带来的成本）归纳如表1所示：

协同管理方式可以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企业各类资源的管理上，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则可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及其所处的环境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使用。

四、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企业、政府以及中介服务机构各方面的努力。事实上，目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区也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展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与管理工作。然而，这种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不是随个人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它往往更需要一定理论指导。况且，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协同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可资参考的理论与实践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特色的创新管理模式是目前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Michael E． Porter． Clu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 (11): 12-24．

［2］ Saxenian A．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M］．Cambridg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57-60．

［3］ Barney，J．B． Firm Resources &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17): 102-109．

［4］ 李春风，单瑜．高新技术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2）．

［5］ 刘友金．论集群式创新的组织模式［J］．中国软科学，2002，（2）: 71-75．

［6］ 王大洲．企业创新网络的进化与治理：一个文献综述［J］．科研管理，2001，(5): 32-38．

［7］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12-14．

Research on High-Tech Industry Cluster-Oriented Synergy Innovation Pattern

Yu 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Cluster has becom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But how to synergy the resource among companies within the clustering region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ir success． Applying the industrial clustering theory and synergy theor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luster oriented syner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problem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t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comp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nergy resource．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we hope i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分集技术论文篇6

截至目前，《创新科技》杂志已蝉联两届河南省自然科学一级期刊20佳;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或摘要刊发。全文收录于《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维普网》《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一、内容栏目

本刊主要发表科学学、科技战略与政策、创新系统与集成、科技创新与创业、科技人力资源研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学术论文及经典案例研究等，省级以上软科学计划项目研究、学术论文和综述报告等优先刊发，旨在进一步促进省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

主要栏目为：战略研究（科学理论与方法、区域科学发展、创新系统与集成）、技术预见、产业技术创新、情报科学、科技管理、企业发展研究、数字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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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集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基层医院；建立；管理；卫生技术档案

在医院的档案管理体系中，涉及卫技人员个人的档案包括个人技术档案、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卫技人员技术档案是医院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卫生技术档案，加强对卫生技术档案的管理，对完善医院档案管理体系和加强卫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管理档案多年亲手接收一些基层医院调入的技术档案，发现部分医院技术档案内容过于简单只有几张证书复印件，一些医院把技术档案跟人事档案混装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材料该放在人事档案哪些应放入技术档案，个别医院甚至没有建立技术档案。本文就所在单位建立和管理卫生技术档案情况作一些介绍，希望对基层医院的同志有所帮助。

1 卫技人员技术档案的建立包括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等环节

1.1 原始材料的收集

档案收集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收集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档案的整理、鉴定和利用等工作。首先要明确建立档案的内容，根据医院管理的需要，我院卫生技术个人档案主要包括以下材料：1个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包括本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参加工作时间等，2参加学术团体情况，3个人工作简历情况，4岗位培训情况，5外出学习、会议交流、进修、在职继续教育情况，6个人业务讲课情况，7个人科研、情况，8个人继续教育学分记录，9个人奖惩记录，10个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执业证、资格证、职称证复印件。根据以上档案内容确定收集方向和方法：

1.个人基本情况表由管理技术档案的部门填写，一些信息比如参加工作时间要认真地与人事部门核对，确保准确无误；

2.参加学术团体情况主要向本人收集，收集参加学术团体的有关证明、证书复印件，然后制作表格统一汇总；

3.个人工作简历由本人填写，与人事部门进行核实；

4.岗位培训情况主要是参加本单位组织的理论、操作培训及考试记录，理论有法律法规、制度、常规、三基理论培训考试记录，技术操作培训考核记录含基础操作、专科操作、中医操作、急救技能操作等，以上材料通过主管部门即医务部、护理部收集并进行汇总成表格形式保存；

5.外出学习、交流、进修及继续教育情况主要由本人提供学习进修结业证书、学分证复印件，有一些可以通过主管部门提供；

6. 个人业务讲课情况。因为业务讲课是由医务部、护理部安排，主要由以上二个部门提供，包括讲课的时间、地点、内容、课件；

7.个人科研、情况。包括课题立项申请书、结题报告成果鉴定证书等复印件，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所提供的复印件必须有书刊的封面和目录，以保持其真实性；

8. 个人继续教育学分记录由本人提供学分证复印件；

9. 个人奖惩记录。各类荣誉证书复印件包括各级各类的优秀、先进和处罚决定等；

10.个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执业证、资格证、职称证复印件由本人提供。

由于以上材料一部份通过医院办公室、人事、医务、护理等部门收集，一部分要通过向本人收集，因此，在建立档案之前要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宣传，使从院领导到一般专业技术人员都知晓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争取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及时上交档案材料。另外，由于档案材料产生是持续不断的，档案管理者要有敏锐性，掌握材料产生的时间和规律，事前要沟通、事后要介入，做到随时收集、定期收集相结合，保持材料收集的持续有效。

1.2 整理与归档

定期整理归档。对随时收集的原始材料进行分类、组合分别装入临时档案盒，季度或半年一次对临时档案盒里收集的材料，按规范进行裁切、裱糊、折叠。整理完毕后采取档案盒一人一盒的方式，按编好的目录顺序装盒放好，盒子封面贴上姓名、职称、所在科室等基本信息，然后按专业中医、西医、药剂、检验分科室从高职称到底职称排列上架存放。

2 管理和利用

技术档案的管理除做好收集、整理、归档基础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章立制，从制度上管理，建立完善卫生技术档案管理制度，是医院一项重要管理工作，我院卫生技术个人档案分别由医务部、护理部进行管理，其中医、药、技由医务部管理，护理专业由护理部管理。目前，我院建立有《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档案借阅制度》、《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档案传递制度》等制度，对档案管理、查借阅、传递都有明确规定和要求。

由于卫生技术个人档案是卫技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及履行岗位职责的真实记录，它对卫技人员的考核评价、职称晋升、岗位聘用、选拔任用都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医院重要的信息资源，它为医院管理层对卫技人员的合理调配、人才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依据，进而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它可以帮助医院全面、动态地掌握卫生技术队伍情况，从而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加强卫生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三是职称评定的依据，技术档案有反映个人技术水平的大量信息比如学术论文、科研成果、带教情况等，使评定工作有依据有说服力，更加公平、公开、透明；四是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收集大量高水平论文、技术成果和科研，为众多卫技人员和社会提供学术信息。

3 一些体会

我院卫生技术档案的建立，为加强卫生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实际管理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档案意识不强、档案内容不够完善、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管理手段落后、档案收集不及时不完整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强化个人技术档案管理理念，把文书档案、人事档案、技术档案摆在同等重要位置看待。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完善技术档案内容，改变重定量评价轻定性评价，比如增加医德医风考评、综合技能评价等定性评价内容。积极推进档案信息化管理进程，研究开发技术档案软件，改变目前人工操作繁锁、工作量大、人工查找费时费力现状。同时，档案管理者要增强责任感，端正工作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及时收集整理归档档案材料，确保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参考文献

分集技术论文篇8

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首先于1986年论证了知识外部性导致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其后卢卡斯(Lucas)于1988年的研究中意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但“干中学”模型事实上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对罗默的研究成果实现进一步的发展。随后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合作于1989年发表了三篇文章，一方面考查企业家受市场利益驱动的行为导致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提出质量阶梯理论，提出了“创新—增长”的二元模型。同年，罗默发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将技术视作非竞争与部分排他品，既非传统商品也非公共品来考查。1993年，杨和尤框(YangandYew-Kwang)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中讨论了分工的内生化问题。迪那波罗斯、欧姆克和希杰斯托姆(Dinopoulos，OehmkeandSegerstrom)则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考虑了水平型创新与垂直型创新对内生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布罗科尼尔和斯乔荷姆(HenrikBraconierandFredrikSjoholm)1998年用两个模型分析了得自R&D扩散的生产力增长。海贾兹与萨弗里安(WalidHejaziandA.EdwardSafarian)于1999年衡量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同年，BINXU和JIANMAOWANG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对R&D溢出的影响。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则于2006年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催化剂作用。JakobB.Madsen(2007)使用数据对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做了测算。此后的学者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溢出的测算。

2国际技术溢出的经典解释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作外生进程而认为资本积累是产出扩张的主要内生来源。以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叫内生增长理论，学者则将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商业导向的创新视为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该视角下，创新一方面产生于R&D活动积累的知识，另一方面反过来丰富了知识库。长期来看，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其累积的R&D活动与知识库的效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R&D活动对于开放经济体的重要作用，既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又强化了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利益的能力，并进一步细分了获取自国外R&D的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如对新技术、材料、生产流程或组织方法的学习，以及间接利益如进口由贸易伙伴开发的产品与服务。本文将正文分为理论、数据与实证发现三部分。

(1)理论部分使用了累积的R&D支出作为知识存量的代用指标。并用该指标对每一个样本国的国内知识存量与国外知识存量进行了赋值。国外R&D资本存量的赋值方法是使用依进口份额加权的贸易伙伴国的累积R&D支出。并计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定义为产出的对数扣减劳动与资本产出的加权平均，权数取要素份额。之后关于国内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测算则反映了国际贸易与国外R&D的重要关联。

(2)数据部分本文选取了“OECD+以色列”的二十一国样本，数据时期为1971～1990年。数据显示国内外R&D资本存量都对国内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对R&D资本存量的弹性进行重要性衡量时，测算表明，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则越受益于国外R&D资本存量，而对于大国如G7集团则国内R&D资本存量可能更加重要。

(3)实证部分本文对数据作了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并附了相关数据与数学公式及推导过程。本文对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创新的来源细分为国内R&D与国外R&D，并由此推导出国际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然而没有对不同产业的R&D投入产生的大小不同的增长效应作出识别，也就没有对各国别的R&D的产业分类构成作出区分，导致了对大国小国各自的自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利益的原因估计的效度降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然而尽管本文的理论解释不够严密精确，但本文将对内生增长的分析从封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中，这不仅放大了理论的视野，也使得理论研究更加具备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

3新的理论进展

3.1R&D的国内与国际扩散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比较HenrikBraconier与FredrikSjoholm在“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pilloversfromR&D:Comparinganeoclassicalandanendogenousgrowthapproach”一文中选取了6个OECD大国中9个制造类产业1979～199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用两个模型分析了来自于R&D扩散的生产率增长。第一个模型是基于传统的生产力分析模式的。第二个模型则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经验结果显示出对第二个模型的强烈支撑。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R&D扩散既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际的产业之内，至少在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如此。然而也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表示在产业间也存在相应的R&D扩散。最后，国外直接投资似乎促进了R&D成果的扩散。本文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投入于中间产品的R&D投资对于增长产生了效果。本文发现了产业间与产业内R&D扩散的重大区别，却没有进一步区分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组合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到世界上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的极为巨大的差异，这种疏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时的重大误解。

3.2贸易、FDI和R&D溢出

WalidHejazi和A.EdwardSafarian在“Trade,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R&DSpillovers”一文中将视角放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上。传统上的分析思路是进行跨部门的研究，并且局限于对单一国家劳动生产率的考查。前沿的进展则将视野扩展到国外R&D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本文对理论界的贡献在于将FDI与贸易同样作为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辐射效应的传导通道。本文考查了G7集团通过FDI和贸易对OECD国家的影响。结论有三：其一，对FDI影响效用的估算要比标准模型中贸易的扩散效应高；其二，一旦加入对FDI的考虑，贸易的通道效应将被大大减弱；其三，在加入对FDI的考查后，总的溢出明显地增加了。本文考查了FDI与贸易，却遗憾地没有考查直接技术转让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作用。贸易主要是以实际发生交换的产品或可用货币度量的服务来实现技术扩散，FDI则通过生产能力的转移实现技术的地理扩散，并进一步通过东道国的国内贸易实现与国际贸易类似的技术扩散。然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重要形式——技术的直接转让，是通过直接提升受让国生产率的形式进行技术扩散，也是最直接的技术扩散，却没有被有效地研究。

3.3OECD国家的资本品

贸易与R&D溢出BINXU和JIANMAOWANG在“CapitalGoodsTradeandR&DSpilloversintheOECD”一文中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在国际R&D溢出中的重要意义。并且量化考查了OECD国家的国际R&D溢出。本文比较了资本品贸易与非资本品贸易，并进一步对比了附着于贸易流的知识与作为独立形式评估的R&D溢出。评估显示，一个G7集团中R&D投资的近半产出会溢出到其他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被证实是一个对于R&D溢出而言十分重要的通道，尽管多数的溢出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本文重点在于区分了资本品与非资本品对R&D溢出的承载系数。使得通过分析贸易结构来估算两国间R&D溢出利益的得失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依附于贸易，FDI的R&D溢出与不依附于贸易，FDI的溢出，如技术文献，国际会议、国际技术转让等。

3.4贸易与技术扩散

科勒(WolfgangKeller)在“TradeandTransmissionofTechnology”一文中考查了前期封闭经济体中R&D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以及近期对关注热点的开放经济下由R&D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并对两者做了关联性分析。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术以产品设计的形式，通过异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国内与国际间进行转移。本文收集建立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数据样本，涵盖了1970～1991年间超过65%的全世界制造业产出与绝大多数的世界R&D费用。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本文估算，产业内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50%，国内其他产业R&D投入的贡献占30%，而其他的20%则来自于国外产业的R&D投入。

3.5国际贸易中的技术集约度与经济增长

JuliaWrz在“SkillIntensityinForeignTradeandEconomicGrowth”一文中考查了贸易结构、贸易分工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认为，在出口产业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升级会对长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而进口的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结构变动指标扩展了一个标准的实证增长模型。而后建立了一个45国数据样本，包含了OECD国家与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并以此检验了一个假说，即“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贸易活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而非贸易本身”。对数据的动态分析显示，中高级技能集约度的产业中贸易分工会对长期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3.6国际R&D溢出的重新审视

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在“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Revisited:HumanCapitalasanAbsorptiveCapacityforForeignTechnology”一文中从多角度考查了R&D的国际溢出效应，尤其着重探讨了在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中，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催化剂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衡量国外附着于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R&D存量，并认为这摆脱了从前理论界对于旧的衡量方法的质疑。本文搜集整理了103个国家自1970～1995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固定样本，并发现，国外R&D对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显著影响，并且一国人力资本是吸收国外R&D溢出的最重要的能力。本文将人力资本从一个封闭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扩展至开放的技术扩散系统中，实现了“溢出—吸收”的循环考查。以往的文献更加关注R&D投入国所产生的溢出基数，或对吸收国而言即“技术溢出约束”，而该文献考虑了“技术吸收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与期望从国外R&D投入中获益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与理论框架。

3.7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会聚

基于OECD国家135年数据的经验分析JakobB.Madsed在“TechnologySpilloverthroughTradeandTFPconvergence:135yearsofevidencefortheOECDcountries”一文中使用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了OECD国家在一个长达135年的时间段内的进口的科技和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技术是否真的通过国际贸易被有效传播。经验估算显示了进口的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并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高达9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完全用知识的进口来解释。更进一步说，数据表明了，在1870～2004年这个期间，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会聚的背后，起到主要作用的便是知识的溢出。

4中国学者的研究

符宁在《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一文中着重考查了进口贸易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机制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技术扩散和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进口贸易结构对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吸收能力低下从而重申了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观点即中国的人力资本不足。最后本文还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技术扩散的可能影响。本文综合使用了BINXU和JIANMAOWANG以及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理论框架，将之放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平台上，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扩散吸收能力的影响。美中略有不足。仇怡在《基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技术扩散效应比较研究》中，从结构的视角量化并比较了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程度。本文将高技术产品贸易用作了技术贸易的变量。考虑到技术贸易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在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后者所暗含的对进口国生产能力缺失的假设，本文的这种处理在逻辑上可能有可质疑之处。李放在《国际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扩散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中，使用中国的数据对新贸易理论做出实证检验，试图给出证据即中国资本品的进口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现实地从国际技术扩散效应中受益。本文将进口资本品总量视作技术扩散利益的约束边界，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作既定约束下的决定技术吸收效率的关键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一国应该依照自己的人力资本禀赋来选择符合自己优势的适宜性技术。总的来说，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未对理论框架作出突破性贡献。

5结语

新增长理论从讨论长期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开始，先后将知识、人力资本、创新差异、人力资本阶梯等内生化到增长模型之中。随后理论界研究了知识、人力资本等在技术溢出中的地位与作用机理。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与创新通过国际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渠道将利益溢出到贸易与投资对象国，贸易结构中资本品的比例以及技术集约度对溢出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而对象国吸收技术外溢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集约度等。理论界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估算了贸易结构与各种具体技术溢出形式的溢出效率。证明了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等技术溢出渠道确实对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聚起着重要作用。这对我们追赶发达经济体、平衡区际经济发展状况、调整贸易结构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现有理论似乎隐含着一个有效市场的假设，没有区分垄断市场情形与竞争市场情形。依据现有理论，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是模仿与技术转让，而其根源的驱动力在于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迫力。垄断市场中，尤其是政府特许权垄断情形，企业缺少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技术的动力。因为可以通过特许权获得垄断利润，而这种垄断利润的获得与生产率无关，而是取决于对政府保护政策的游说能力。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要想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在垄断行业打破特许权垄断，引入外部竞争。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或者正在消失。经济将转向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驱动力的长期增长路径。因此，吸收来自国外的技术溢出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国内自主创新尚处于较低阶段时，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将决定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强劲。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利用国外R&D促进增长看法如下。首先，提升国内人力资本集约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整体人力资本台阶，由此加强在既定技术溢出约束空间下的吸收能力。由于溢出渠道大体包括知识直接转移、商品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三种，分别对应的吸收能力为：(1)学者型人力资本的个体集约度，即是否有理论造诣深厚的学者与工程师。足够数量的高水平学者与工程师将有助于吸收来自学术会议、研讨会等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时也是理论与知识自主创新的源泉与保障。(2)国内企业中的研发型人才队伍。即从事进口替代品生产行业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直接接触进口品与相关生产技术，是模仿与产品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培养扶持进口替代品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有助于对商品贸易中的技术溢出进行有效吸收。(3)有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国外FDI带来的不只是设备与资金，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先进的生产控制与管理流程以及直接生产劳动中的特殊技能。这些流程与特殊技能将随着产业工人生产熟练度的提升而内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因此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化”是有效吸收来自于FDI的技术溢出的关键。其次，调整贸易结构。根据测算(3)，对于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与非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显著不同。因此，调整资本品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可以影响进口国从技术溢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时，进口国从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进口贸易中所能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技术密集度低的产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在提高自身吸收能力的同时，鼓励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资本品进口。最后，在高准入门槛的行业以及存在规模效应易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允许国外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但要大力扶持本土企业，改善其生存条件。垄断是现有理论所未能涉及的一个领域。出于前文对现有理论的隐含假设的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在垄断行业让国内市场完全被个别国外企业占领，非但不会增强中国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反而会使吸收渠道关闭。如前文所述，技术吸收一个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是，国内存在对进口替代品的倒闭，也就不再存在对国外技术溢出进行吸收的经济主力了，获得技术溢出利益更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应该一方面大力强化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以作为“造血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阶梯、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对外开放引入竞争，同时保护自然垄断行业的国内企业等方式增强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作为外部的“输血通道”。最终，实现长期路径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