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9 03:47:18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转租，同意转租，自行转租，优先购买权
一转租制度的立法模式
转租是承租人不退出租赁关系而将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收益的债的关系。也可以认为，它是承租人不退出租赁关系而将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收益的行为。它与租赁权的转让虽然相似，但性质是不同的。[1-2]由于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关乎出租人的直接利益，因此，近现代各国民法在规定转租制度时，形成了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基本立法模式。
法国、奥地利等国民法采用放任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立法模式，认为转租乃承租人的权利，如无禁止性约定，承租人原则上可以转租。《法国民法典》第1717条第1款规定：承租人有转租的权利，但租赁契约有禁止约定者，不在此限。法国学说和司法实践认为，即使当事人之间有禁止转租的特约，但出租人的拒绝权的行使得有正当理由，否则，即构成权利滥用。[3]依《奥地利民法典》，如对于所有人无害或者契约上未明示地加以禁止的，承租人有转租权。
德国、日本等国民法采限制主义立法模式，即规定非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德国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允许，不得将租赁物转让于第三人使用，特别是不得将该物转租于他人。”《日本民法典》第612条第1项的规定为：“承租人非有出租人的承诺，不得将其权利转让，或将租赁物转租。”
意大利、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区别主义的立法模式，即区别不同情况或放任转租或限制转租。《意大利民法典》第1549条规定：“除有相反的约款，承租人有将承租物让渡他人的转租权，但未经出租人的同意不得转卖契约；涉及动产物时，转租应当由出租人授权或者与惯例相符。”第1624条还规定，产生孽息的物品租赁“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将租赁物转租”。1996年施行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二部分）第615条第2项规定：除本法典、其他法律或者其他法律文件另有规定外，在征得出租人同意后承租人有权将租赁物转租。第631条第2项则“禁止将依据动产租赁合同交付给承租人的财产转租”。而对于交通工具，《俄罗斯民法典》第638条第1项及第647条第1项规定：如果租赁合同无另外约定，承租人有权不经出租人同意将交通工具转租。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房屋转租采取放任主义，而对房屋以外的租赁物的转租采取限制主义。其民法第443条第1项规定：“承诺人非经出租人之承诺，不得将租赁物转租于他人，但租赁物为房屋者，除另有相反之约定外，承租人得将其一部转租于他人。”之所以对房屋转租采取放任主义态度，是因为“依吾国习惯，房屋向得为转租”。[4]
我国民法对于转租向来采取限制主义态度。原《经济合同法》第23条第3款规定：“承租方因工作需要，可以把租赁物转让给第三方承租使用，但必须事先征得出租方的同意。”《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第25条规定：“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可以将租赁房屋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转租给第三人。”《合同法》的专家建议稿采取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立法模式，该建议稿第222条第1款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同意，不得将租赁物转租于他人。但不动产租赁，除合同有相反约定外，承租人得将租赁物之一部转租。”[5]学说上亦有赞同我国台湾立法例者。[1]至《合同法》草案面向全国征求意见时，对于转租的规定就是《合同法》第224条的规定，即：“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可见，我国现行法对于转租完全是限制主义的立法模式。依《合同法》之规定，转租有同意转租与自行转租之分。同意转租即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为合法转租，自行转租即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
二同意转租的成立及其效力
在同意转租的场合，转租的成立须有二个要件：一是转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有转租合同；二是转租人需经出租人同意。在实践中，易发生争议的问题在于后者。其一，出租人的同意是否应在转租合同订立之前。其二，出租人的同意采取何种方式。其三，出租人的同意是否包括转租的期限。日本判例及学说认为，无论是转租合同订立之前或者之后，出租人均可同意。史尚宽先生亦持同样的看法。[3]事前同意的情形下，授权式的概括同意或者针对特定第三人的个别同意，均无不可。事后的同意，本质上为追认。追认采取明示的方式是毋容置疑的，默示是否可以构成追认的表示方式，值得研究。由于追认是出租人的权利，出租人既有明示表示的自由，也有沉默（不作为的默示）的自由，因此，其沉默不应当视为追认的意思表示。但是，作为与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类默示-作为的默示，（注：在我国民法学上，一些学者认为默示即沉默。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义（试行）》第66条的规定看，默示包括沉默和行为的默示（推定形式）。）则应认其为出租人的追认方式。比如出租人接受了次承租人增加或减少租金的请求。至于转租的期限，从民法理论及国外立法例分析，转租合同的期限应不得长于租赁合同的期限。[1]当出租人以明示方式同意转租并明确转租期限长于原租赁期限时，基于合同自由原则，除法律有明文禁止外，当认其有效。只是，在原租赁合同终止时，转租合同转化为普通的租赁合同。依此同理，出租人的推定同意亦然。
存在的问题还有，承租人在征求出租人是否同意转租的意见，出租人拒绝同意时，承租人可否终止租赁关系。对此，《德国民法典》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不存在与第三人本身有关的重大原因时，承租人可能以在遵守法定预告解约通知期限的情况下通知终止租赁关系。（注：详见《德国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转租同意与否当然是出租人的权利，但承租人因某种原因不愿直接对租赁物使用时，除牵涉到与第三人本身的重大原因外，赋予承租人于法定程度下的租赁合同终止权，体现了合同正义，值得肯定。
在同意转租的情形下，转租关系具有三方主体：出租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从而形成了如下的法律效力：
（1）转租对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效力
转租的成立使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发生租赁关系。此种租赁关系与普通租赁关系并无不同，承租人为出租人，次承租人为承租人。从德国、日本的学说及判例来看，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与承租人同次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同时终止时，次承租人可直接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3]其性质属于次承租人代替承租人的返还。当次承租人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而与出租人混同时，一些学者认为转租合同终止，但原租赁合同仍有效。[3]笔者认为，当转租合同的终止日期先于原租赁合同的终止日期时，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而当转租合同终止日期与租赁合同的终止日期为同一时间时，应当使租赁合同与转租合同同时消灭，即不使承租人的租赁权再存续下去。
（2）转租对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效力
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不因转租而有影响，但学说及国外立法例肯定：因可归责于次承租人的损害，由承租人向出租人负赔偿责任。[3]《德国民法典》第549条第3项规定：“承租人将使用权让与第三人时，即使出租人允许其让与，承租人对于在使用权因可归责于第三人的事由而产生的损害，仍负其责任。”相类似的规定还可见于该法第589条第2项。《瑞士债务关系法》第264条第2项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44条第2项的规定与此类似，只要次承租人应负责任的所生损害，不问承租人是否有过失，概由承租人负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第224条的规定亦与此相同。
（3）转租对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效力
从本来的意义说，转租的成立，并不致使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但各国立法为保障出租人的利益，遂强使出租人与次承租人发生一定的直接的法律关系。这些直接的法律关系，因立法的规定而有差异。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549a条的规定：如果承租人根据租赁合同的内容，应将租赁物经营性地转租给第三人，则在租赁合同终止后，出租人加入到由承租人与第三人的租赁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去；偏于对第三人不利益的约定无效。同法第555条第3项还规定：“承租人将租赁物转让于第三人使用的，在租赁关系终止后，出租人也可以向第三人要求返还。”学说上认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的返还义务为连带债务，[3]但如果经出租人同意，次承租人在超过原租赁合同期间仍占有使用租赁物时，则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直接成立租赁关系。[3]此说有理。
根据《瑞士债务法》第264条第2项、第261条第2项、第272条第2项的规定，出租人可直接使次承租人负有不以许可之外的方法对租赁物进行使用的义务，若次承租人继续违反此项义务时，出租人可直接终止转租契约并请求损害赔偿；出租人不得直接请求次承租人向其支付租金，但对于次承租人所携入之物，在承租人权利所及范围内享有留置权；除基于所有权外，对于次承租人并无直接请求返还租赁物的权利。学说上认为，由于承租人亦有使次承租人依出租人许可之方法使用租赁物的义务，因此，对于依许可方法使用租赁物的义务，出租人和承租人为连带债权人，同时，承租人和次承租人亦为连带债务人。[3]此论堪值赞同。
《意大利民法典》第1595条规定了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接的关系：“没有侵害承租人权利的出租人可以就次承租租金直接对承租人提出诉讼，在提出诉讼请求时次承租人可以就次承租租金直接对承租人提出诉讼，在提出诉讼请求时次承租人亦是债务人的，将被强制履行转租合同所产生的所有义务；除依据地方惯例之外，次承租人不得对预付租金提出抗辩；在次承租人没有损害转租人的权利的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无效或解除，对次承租人亦有约束力，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已生效判决，对次承租人亦有约束力。”
《日本民法典》第613条第1项有较宽泛的规定：“承租人违法将租赁物转租时，转租承担人直接对出租人负担义务。于此场合，不得以预付租金对抗出租人。”因此，次承租人对于出租人并无租赁合同上的权利。另外，日本判例认为，因原租赁合同期满或因承租人不履行债务而致出租人终止租赁合同时，次承租人不得对出租人主张租赁权，但因承租人抛弃租赁权或经出租人与承担人合意而终止租赁合同时，则这种终止对次承租人无对抗力。[3]
关于转租对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效力，我国《合同法》未予规定。为更好地保护出租人的利益，我国合同法实践应当借鉴上述各国的规定及学说观点。三自行转租的法律后果
在放任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依其立法本意，承租人的自行转租在未违反禁止性约定或者对于租赁物的所有人无害的前提下属于合法行为，其法律后果当与同意转租相同。而承租人违反特约或转租对租赁物所有人有害，则转租与限制主义、区别主义立法模式中的非同意转租法律后果相当。因此，本文所谓的自行转租即指此二种情形，并且，依法国、德国等国通例，承租人的家属、佣雇人、亲属、至密的朋友对租赁物的使用，不包含在其中。
我们需要研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的行为的效力问题。关于此点，法、德、意、日、俄等国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无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也仅规定“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学说上认为，此种情形下，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成立并生效，与一般租赁合同效力并无二致。[3]依合同自由原则及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似可认为自行转租关系仅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合意的达成即成立合同。但是，承租人毕竟是未经出租人的同意而再次出租租赁物，其合同的效力受到出租人意志的约束。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24条第2款的规定，发生自行转租时，出租人可能解除合同，也可能不解除合同。出租人不解除合同时，转租关系仍然存续，不致受到影响；而当出租人解除合同时，转租合同是否亦因此而同时终止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由于次承租人与出租人并无直接的租赁关系，次承租人自然无权要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至于次承租人是否可向承租人提出请求，则应视次承租人是否为善意而定。次承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未取得出租人的同意而仍与之订立转租合同的，应无权要求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只有在次承租人不知或不应当知道承租人未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即误信承租人的转租为同意转租的，承租人才应对次承租人负违约责任。并且，自次承租人一旦知道转租为非同意的转租时起，即应赋予承租人的转租合同解除权。
另一个问题是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承租人自行转租，本质上为违约行为，此时，采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均允许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注：参见《德国民法典》第550条，《日本民法典》第612条第2项，我国《合同法》第224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43条第2款等等。）若依严格主义解释，只要承租人有自行转租的行为存在，出租人即有权解除合同。如此，对出租人利益的保护的确十分有利。假若承租人仅以租赁物的一部分转租，出租人是否得解除整个租赁合同？又假若出租人是在转租关系终止后才发现承租人自行转租，出租人是否仍可以解除合同？日本判例采取肯定说，而不少学者主张否定说。[3]笔者认为，合同以诚实信用为理念，自行转租本身即有违背诚实信用的嫌疑，我国的合同司法实践宜采用日本判例的观点。
再者，承租人自行转租，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亦值得探讨。王泽鉴先生认为，当出租人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时，承租人的转租构成对出租人所有权的侵权行为。[6]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出租是物之所有权人（仅讨论所有人以自有物出租这种情形）通过合同将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移转给承租人，而其自己仅保留处分权能并收取租金以为其他权能移转之代价，当承租人自行转租时，尽管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诚信程度受到动摇，租赁物的占有层次增加、受损可能性加大，但承租人应就租赁物的损害向出租人负赔偿责任。因此，出租人的所有权难说受到了侵害。因此，对于出租人的此种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宜支持。
另外，承租人自行转租时，其收取的租金是否为不当得利，德国学说多采肯定说，[6]王泽鉴先生主张否定说。[6]笔者亦认为否定说较为科学。出租人通过租赁合同收取租金而使承租人对租赁物为占有、使用、收益，承租人的自行转租，其租金的收取，是其使用、收益的变相形式而已，出租人的租金并不因此而受损害。可见，承租人取得的租金并非毫无法律依据，同时又不损害他人利益（尤其是次承租人的利益），与不当得利的构成相去甚远。
第五个问题是出租人可否直接对次承租人主张妨害排除请求权。由于转租是承租人的擅自行为，因此，次承租人所享有的次租赁权不能对抗出租人。但日本判例和德国学说认为，出租人可以不终止租赁合同而以自己享有所有权为依据向次承租人主张排除妨害。[3]史尚宽先生对此持相反观点。[3]笔者认为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值得肯定。因为，出租人不终止租凭合同时，次承租人的租赁权基于承租人的租赁权而发生，其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是租赁权人的让渡，（注：该处的收益是指对租赁物直接支配而取得收益，出租人的收益权已通过收取租金得到了实现。）依合同的相对性，出租人不得直接排除次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
四房屋转租中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在房屋租赁关系中，《德国民法典》及我国《合同法》均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注：参见《德国民法典》第570b条第1项，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关于我国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同等条件”的内涵，详见王利明：《物权法论》，第788页。）在房屋转租关系中，次承租人是否亦享有优先购买权呢？各国民法与我国《合同法》均无明文规定，值得研讨。
分析次承租人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重要的是弄清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功能。从本质上说，优先购买权是对出卖人的所有权所施加的负担。但其设立目的，在于保护买受人获得某物的特殊利益，而保护买受人的这一利益，不仅有利于权利人个人而且对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众所周知，在租赁关系中，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是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租赁房屋者，要么是无房者或者在该地无房者，要么是租房用来从事营业，承租人对房屋的使用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始得达成其租赁房屋的目的，因此，在所有人出卖房屋时，赋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以优先购买权，就可以使房屋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一个主体，稳定物的使用关系。换言之，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标的物实际占有使用人的利益。
由此可以认为，在同意转租的情形下，次承租人应享有租赁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并且还要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在自行转租的情形下，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的，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便无从谈起，出租人不解除合同的，次承租人不得享有优先购买权。所以，出卖人于适法的期限内为通知义务时，通知次承租人即可，不必同时又通知承租人。
现在的问题是，假若出租人于适法的期限内仅通知了承租人而未通知次承租人，承租人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后，如何对次承租人予以救济。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严格适用“买卖不得击破租赁”规则，次承租人仍是继续依租赁合同对房屋加以利用，即使其优先购买权未得到尊重，但对其未有任何损害[8].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8]诚然，依“买卖不得击破租赁”规则，次承租人仍继续享有租赁权，但买受人（承租人）可能不遵循“买卖不得击破租赁”规则，次承租人欲实现自己的租赁权，得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寻求公力救济，在诉讼效率不理想的情况下，他得付出相当大的诉讼成本，因此，不能认为其未受损害。更为重要的是，优先权制度的设立不仅在于稳定占有、使用关系，更在于保障权利人优先得到房屋的所有权，它和“买卖不得击破租赁”规则的设立目的并不完全相同。
既然次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出租人未履行适法的通知义务而将房屋卖给承租人之后，若其欲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自然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该买卖合同无效。法院一旦确认，即使出租人与承租人已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由于登记的基础和条件不复存在，因此应予撤销。（注：次承租人不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基于“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应当主动否定该买卖合同的效力。）
在次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如何对其进行赔偿，也是值得研究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确定次承租人的损害。由于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物权期待权，[8]对它的侵害乃是对权利人期待利益的损害。次承租人准备购买而支出的费用以及为主张优先购买权而寻求公力救济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当属可计算的利益损害，应由出租人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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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a摘要：本文从危险责任论和环境侵权行为出发讨论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在环境利益原则下研究了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则、环境损害赔偿的主体、环境损害的范围、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环境损害赔偿的方法、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等基本制度，并对环境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建构有初步的构想。
关键词：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利益原则、体系
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已是全民共识。而环境权的确认、保护与实现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反观我国的环境法制现状，诸多的立法缺位使环境权益的实现状况不尽如人意。没有救济权的权利结构是不完整的，至于环境侵权领域，一方面是环境损害的严重化，另一方面却是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落后（不仅落后于社会生活；同时也落后于其他国家，如瑞典有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德国也颁布了《环境责任法》等，严重碍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接轨）。由于各国不同的法制背景和环境问题的强烈地域性特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大不相同，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应当以“国内法”为最终目标，以提供解决环境损害赔偿事项的合理答案为目的。本文对于环境损害赔偿法制的反思和制度设计，追求体系化的目标，重于实体方面的探讨而很少涉及程序内容。
一、研究范围之界定
一般而言，环境责任是一种综合责任，在民事、刑事、行政领域各有其表现。“以承担民事责任的方法为标准，民事责任可以分为排除侵害与损害赔偿。”（1）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但是排除侵害由于操作性难以掌握，只能发生于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场合中（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5条之规定），而损害赔偿则可以适合不同的损害情形，因此，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环境损害赔偿作为环境侵害的主要救济方式，是为了填补平权主体间因环境侵害而造成环境权益所受的损害，因此环境损害赔偿法主要着眼于环境侵权责任的实现，寻求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环境损害赔偿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法律确认的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成立基础、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方法等构成的各项制度的综合。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基础
有权利即有救济，有环境侵权造成损害方有环境损害赔偿的发生。由于环境侵权加害行为的特殊性，危险责任论已经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核心归责原则，指导着环境损害赔偿的进行。因此，环境损害赔偿法以危险责任论为理论基础，以环境侵权行为为事实基础。
（一）理论基础：危险责任论
Saleilles和Tosserand等主张：人类生存于社会中，凡对他人创造危险，必须对于其后果负责。危险责任说本于公平原则，不问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以行为人之行为客观是否创造危险为责任构成基础，其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危险责任说所以获得共鸣，因自动力发明后，机器逐渐代替人力，企业家利用机器营运，工人组织团体抗衡，因平衡机器营运之危险与团体抗衡之困扰，提供保险制度开发之契机，危险责任论在机器、团体与保险三者互动之中，自1892年方而脱颖而出。”（2）危险责任论是在产业革命背景下大机器工业时代的理论产物，而此时也是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工业企业的强势地位日渐加强，环境污染社会关系中的不均衡地位也引起人们的警惕。
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在于环境侵权损害的造成须以环境为媒介，即是环境加害行为对于自然环境作用，而后由于环境的生态作用而导致人身财产的权益损害，而且损害往往是由于污染的长期积累而造成的；另一方面，环境侵权多与现代工业化生产中高科技应用相关，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蕴涵着复杂的科学技术和专业化的知识问题，加上工业化生产中自动化以及组模化设计从而导致加害行为构成具有复杂性，可见在环境侵权中，环境侵害的加害行为具有间接性、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由此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工艺流程的保密性往往造成被害人获取证据不能，若依传统的过失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侵权加害人有主观的故意过失难上加难，而加害人则可能证明其已尽一切的注意义务损害仍会发生。环境侵权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均衡地位带来传统侵权行为法的困境遭遇，建立在可非难行为原则基础上的过失责任论已不能满足调整环境侵权关系的需要，而危险责任论的出现则解除了传统过失责任论的尴尬境地，它但求“创造危险”的存在，不问加害人的主观状态，适合了保护环境利益的需要。
在危险责任论下，环境侵权行为只要造成环境利益的危险状态，即须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科以加害人多的注意义务与举证责任，校正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利于环境侵权民事赔偿的实现，同时也给加害人形成压力，有利于实现预防效果。
诚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之基础并非单一，而系复数。”在环境民事责任社会化（3）语境中论及环境损害赔偿成立之基础，不能忽视强制责任保险机制与环境整治基金的运用，作用在与对处污染源不明确情势及赔偿范围确定困难、赔偿责任过大等问题，其实质是将环境损害加害人的责任限于“危险”所及的一定范围之内，避免责任过巨而使环境侵害加害人不堪承受，有碍于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环境损害受害人得到迅速合理的赔偿。
综述之，环境损害赔偿以危险责任论为基础，借助于其与环境整治基金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互动而实现，同时兼顾了环境侵权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利益，达成双赢之局面。
（二）事实基础-环境侵权行为
环境侵权，有学者称之为“环境侵害”。“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侵权行为”（4）虽然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向来有“三要件说”“五要件说”“七要件说”之区分，但是国内通说以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需具备四个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在环境侵权场合，“损害通常无法完全归咎于人类之错误行为，而可能系基于潜在危险之机器设备操作不当所致，其所涉及的是潜在危险之实现”（5）因此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不要求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另一方面，环境损害并非全由违法行为而引起，通常导致环境损害的活动与设施如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的排放等往往与生活密切相关，不属违法，但这些设施及活动的行为人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了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法益，将责任转嫁给社会。如果不要求其赔偿，必然有悖于公平、正义原则。因此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不要求行为的违法性，合法的行为只要造成环境危害后果也要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此即“合法侵权行为”（6），体现了环境民事责任违法性的社会化。关于环境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由《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前者有违法性的要求而后者没有，但是《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相比与《民法通则》可视为特别法规定，优先适用。对于此等碰撞式的法律漏洞，需要相关的法律修订。
由此可归结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1、须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
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要素的总和，任何行为只要造成环境要素的损害，使环境结构和状态发生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变化以及环境功能的耗退，最终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即为危害环境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2、须有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
将在后文环境损害中专门论述
3、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该因果关系是指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间的逻辑联系。因果关系属于辩证法范畴，具有哲学意味，所蕴涵意义自然广博，因此虽然任何国家法学领域中均不能回避因果关系问题，却很少见到有成文法典对因果关系作出具体规范。理论的研究从直接因果关系说到相当因果关系说乃至预见说等都无法自足。至于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问题多因高科学技术而引起，有时候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方显示损害，造成证明的困难；另外，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极具复杂性：有的损害是有多个的污染源排放物质而引起，在某些情况下，污染源排放的多种物质单个并不损于环境质量，而是经过聚合分解等物理化学变化，产生了致害物质而造成环境损害，在大气污染中甚至还会出现扩散作用下的远距离环境损害问题，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哪怕是同一致害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损害结果。这种复杂性也使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困难重重。因此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采取“原因推定理论”（ursachenvermutungstheorie），即“当一个设施根据个别事件的情况适于成为所形成损害之原因者，则此设施被推定为造成损害之原因”，也就是说造成环境损害的设施的经营者要免除责任就应当举证其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但在下列的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关于因果关系的原因推定原则，可以减轻环境损害受害者的举证责任，给污染设施的经营者造成压力，以尽力减少或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形成预防效果。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可以利用学术机构的鉴定，采用表现证据（7），运用事实推定、疫学等相关科学方法。
三、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则
民事赔偿以损益的填补为终极追求，但是在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由于环境侵害的复式结构，它除了有加害人、受害人基本当事人以外，更是以环境为媒介，没有环境的破坏便没有受害人环境权益的损害，因此，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也是多层次的：既有受害人的财产、人身的利益损失，也有因对环境的损害而致的不同时空人们的利益损失，这就需要救济层面的制度设计进行多方面利益的考量，以环境利益为中心构筑环境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同时，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还要以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目的，以抑制环境侵权行为、补偿环境侵权受害者损失为一般目的，又要以环境侵权人的经济状况为实现条件，由此确立如下原则。
1、环境利益原则
法国法上有句格言：“无利益即无诉权”（Sansintteretpasdiaction）。笔者以为，利益除了其经济内容以外，更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在环境侵权中，环境利益在本质上体现了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受害人以及作为媒介的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损害赔偿应该着眼于从这多重的关系中找出利益的损失予以填补。由于环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环境损害也是多层次的：既有环境损害，也有以环境损害为媒介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既有现有利益的损失，也有可预期利益的损失；甚至于既有当代人环境利益的损害。也有对后代人环境利益的损害。以环境利益原则作为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核心原则，明晰了环境侵权关系以及损害的范围，有利于环境损害的填补。同时，环境作为一种内部结构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具有广泛性，囊括了多个利益主体，即只要造成环境利益的损害，利益相关者就可以环境损害赔偿，这样既便利环境侵权受害人获得赔偿，也解决了跨时空领域的环境侵害，既维护当代人环境利益，也追求代际公平，更重要的是，环境利益原则确立的环境利用主体和损害范围的广泛性，施以污染者更大的压力，符合预防为主的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
2、全面赔偿原则
全面赔偿即有环境损害即须赔偿，既要赔偿环境侵权造成受害人的直接损失，也要补偿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更要兼顾虽造成环境损害而未明确造成对人们的损害场合下的环境利益的补偿。
3、限定补偿原则
由于环境侵害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持续性，其赔偿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在能确定的情况下，其数额也必将巨大，势必会使加害人不堪重负。从而影响工业企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的经济活动。因此。有必要对加害人的赔偿数额予以限制，实现对环境侵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平等保护，至于限定范围之外的损害，可以通过强制责任保险予以弥补。如果说全面赔偿原则涉及的是赔偿范围的规定，限定赔偿原则涉及的是具体数额的确定；如果说全面赔偿原则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限定赔偿原则则是兼顾了环境侵害人的利益。
4、惩罚性赔偿原则
虽然环境侵权归责以无过失责任原则为基本理念，而不问加害人是否有过失，但在具体的赔偿过程中不加区别有无过失的情形，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对有过失的环境侵害行为施以更重的责任，予以惩罚性赔偿；这将课以危险事业经营者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对其造成压力，体现环境法的预防原则。
5、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原则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确定和具体执行时要兼顾环境侵权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赔偿数额方面要合理，在诉讼的执行措施中也有执行终结等制度进行利益调和。（8）
四、环境损害赔偿主体
民法理论认为，侵权行为赔偿权利人为行为的直接被害人，而在环境侵害中，不发生侵害行为与受害人的直接指向关系。从环境利益原则出发，前述指向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利益关系，且具高度盖然性即可成立，因此，环境侵害赔偿权利人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如《1970年密执安环境保护法》第2节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空气、水体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公共信托客体，使其免受污染，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均得在据称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巡回上诉法院对州的分之机关，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提起谋求宣告或衡平救济的诉讼”，甚至也有代替后代人请求抑制环境侵权的判例出现，
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为环境侵权加害人。环境侵权的实质为因一定设施或行为而造成环境影响所致的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因此，该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人。1、设施的概念和范围
一般而言，设施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在环境法领域，设施是指地点固定之设置，包括机械、器具、运输工具和其他地点可以变动的技术上之设施，以及具有在一个空间或运输技术上的共同关联性且对环境影响之形成具有重要性之附属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包括正在营运的设施，还包括尚未完成或已经停止运转的设施，如果这些设施的运作造成了环境影响，其经营者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设施的具体类型和范围，可以由法律参照社会生活作出限定。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设施可以分为：（1）热力、矿业、能源类；（2）石头及土壤、玻璃、陶瓷类、建材类；（3）煤、铁及其他物质类；（4）化学产品、药物、石油提炼及再加工类；（5）木材、纤维类；（6）食品、饲料、农产品类；（7）废弃物及残余物质类；（8）物质装卸类；（9）其他类。（9）
2、设施经营者
设施经营者是指直接管理运作该设施从中受有利益的人，因为其直接管理便负有注意义务，其又因从设施营运中获取利益，当然就是设施造成环境影响而致损害的环境赔偿的责任人。设施经营者不同于设施所有者，因为可以发生所有与占有分离的情形。在损害环境设施确定而经营者与所有者无法区分的时候，应由该设施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共同致害的赔偿义务人
民法理论的共同侵权要求多个加害人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有相当的意思联络，而环境侵权不以故意、过失为要件，在环境利益原则下，某环境行为或设施只要对环境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某环境损害是因多个环境加害行为而引起，则这些行为人和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条河流的污染，下游的养鱼人受到损害，是由上游的多家工业企业的排污造成，则这些排污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德国水法》第22条规定：“所有排放有害物质的设备所有人，被视为连带责任”
另外，在限额责任以外的环境强制保险中，损害赔偿的保险金是有所有的环境投保人共同负担的，因此，这些人可以视为环境损害赔偿的潜在赔偿义务人。
五、环境损害范围之确定
“损害乃财产或法益所受之不利益”（10），环境损害即是环境影响（Umwelteinwirkung）所造成的损害。鉴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在环境利益原则下，环境损害也是多层次的：即有环境损害，也有人身、财产损害。有人认为：“环境损害既包括由于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海洋污染而导致的危害，也包括发射噪声，产生振动、放射性、电磁辐射、热能，阻挡日光等对财产和人身健康造成的损害。还包括由于建设和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的破坏”（11），笔者以为，环境影响的造成不以以上列举之环境要素为限，环境损害的范围也是具有开放性的，立法应当考虑社会生活、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而将其具体化。
六、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1、一般认为，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1）直接损失，指既得利益的丧失，现有财产的减损；（2）间接损失，指可得利益的丧失；（3）证据费用、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主要有律师费用，调查取证或制止侵权等所支付的差旅费和报酬，为查阅收集证据材料支付的费用，鉴定费用、咨询费用等；（4）精神损失。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应及于上述四项，不仅包括因环境影响而致使的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相关的合理费用，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类型有财产赔偿和非财产赔偿，上述前三项即属于财产赔偿，以弥补因环境侵权造成的财产人身损害；而非财产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与环境侵害对人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使受害人遭受巨大痛苦情形下，例如环境噪声使人失眠，记忆力减退，食欲下降等的精神痛苦。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于人格权利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对于没有造成人格利益损害时，法律明文规定的几种精神痛苦才发生精神赔偿，主要是因为精神痛苦的衡量是一种主观的标准，难以把握。但是环境侵权中，加害行为通常针对的不是特定的主体，而且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造成的精神损害范围广，程度深，精神赔偿不以人身、健康受损害为前提。
2、限额责任的规定
如前所述，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与责任保险制度衔接而互动的，这一衔接点便是最高限额责任，即是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上限。在最高限额之外，是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的投保范围。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5条规定：“赔偿义务人对死亡、身体和健康负担赔偿之最高金额为一亿六千万马克，对物之损害赔偿之最高金额亦为一亿六千万马克，只要此一损害由同一环境影响所造成。当由于相同环境影响造成多数必须给付的损害，其赔偿数额超过在第一段所称的各项最高金额，对各单一损害赔偿依其总额对本条所规定最高额之比例减少之。”
3、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财产的损害，不管环境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如何，应当全部予以赔偿。对于因环境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应根据人身受损害的程度确定赔偿的范围，对于经过治疗可以恢复的健康的一般损害，应当赔偿医疗费、住院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对于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参残废的，还应当根据其劳动能力的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和残废者生活补助费。对因环境侵权造成死亡的，侵权人除了应赔偿死者在死亡前因医病或抢救其生命所花的医疗费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
4、精神损害赔偿金
追究精神赔偿的目的在于救济肉体痛苦和心理痛苦，抚慰创伤，化解悲痛。“抚慰金是借助货币的心理功能，达成人道主义目的”（12）。精神损害赔偿金形式上主要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其他精神抚慰金。起数额的确定不易掌握，应当视当事人具体情况，照顾当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符合比例原则。
七、环境损害赔偿的方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十种。但以民法视角，侵权损害赔偿的方法有回复原状或金钱赔偿，“以回复原状为原则，金钱赔偿为例外，明白无争”（13），而其他方式，如停止侵害、排除危害等，“系以损害赔偿为主干，分流而下所衍生之各项课题”《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了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两种责任方式，与环境侵权造成损害的多层次对应，环境民事责任实现的方法也应多样。但是环境损害赔偿实现以回复原状，金钱赔偿既已足够。
1、回复原状
意在对于造成环境功能结构损害不利益的弥补。关涉到不特定公众乃至后代人的环境利益，对于造成环境损害者，其应通过各种努力，以恢复环境的应有功能和结构状况，以求代际平衡；在环境影响而致财产侵害所生害情形下，回复原状的费用为环境侵权行为加害人主要负担，因治理环境需要高额投入而环境侵害财产的主体不是单一主体，因此，加害人必须预先支付回复原状的费用。
2、金钱赔偿
金钱赔偿通常发生于回复原状不能的情况下，在所生的环境权益不能回复应有状况时，如造成财产灭失、健康损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以金钱弥补其损失。
八、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
由于环境损害具有隐蔽性，有时还具有一定潜伏期，其危害结果并不能短期的显现。时效的功能在于敦促受害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但是从环境法角度看，更应将弥补环境权益的损害放在首位因此，应该规定较长的时效期间。我国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短期时效期间为3年。长期时效为20年，与德国《水法》规定的30年的长期时效相比，似乎显短。
九、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建构
一个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必须能同时兼顾环境损害被害人与加害人两方之权益：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能真正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使加害人确实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以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
如前所述，环境损害赔偿法是与环境整治基金和环境损害强制保险相结合互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赋予环境损害受害人的请求权，是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的基础。同时，为了避免损害数额过大导致污染制造者无力赔偿的情况，实行责任保险制度，分散风险，同时保护受害人和污染者。在不明污染源所致污染损害场合，采用环境整治基金机制，及时弥补损害。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彼此配套，补漏洞，形成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
参考文献：
（1）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4页。
（2）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4页
（3）现代工业社会中，法制社会化的背景之下，环境法作为社会本位法而出现，环境民事责任呈社会化的趋势，如兼顾社会环境利益、无过失责任的发展、违法性、因果关系、损害赔偿以及责任承担的社会化等。
（4）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152页。
（5）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2003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38-339页。
（6）邱聪智著《公害法原理》，1984年5月初版，第91页。
（7）是一种以单一的间接事实为基础适用经验法则推定主要事实存在的证明方法，如果原告以一定的盖然性，对推断被告过失能够成立的话，只要其后被告不能证明是例外，便不能其推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该条文要旨在于执行中维护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不至于赶尽杀决，无力为继。
（9）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2003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34页。
（10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27页。
（11）王灿发著《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3页。
（12）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3版，第925页。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制必要性现实意义构成要件适用范围赔偿方式赔偿情形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失予以物质赔偿的法律制度。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或其它地区立法却甚至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早在19世纪即登上人类的立法舞台，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保护与补偿的功效。我国新婚姻法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确立这项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婚姻法》修正（以下简称《婚姻法》）中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第46条之规定。该规定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同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就如何适用损害赔偿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是在充分考虑我上婚姻家庭现状，为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物质、精神权益，具有重要的立法意义。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新的《婚姻法》修正中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于同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离婚赔偿制度无疑是一种崭新制度。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予以赔偿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有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功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合同关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违反合同要受到惩罚的实质
合同，又名契约或协议。我国对合同的传统定义，是从法理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如表示为设立、变更、终止某种关系的表述，并最终定位为“一种协议”。婚姻实质上是男女双方的一种民事约定，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它是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同。这项特殊的合同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体现了夫妻双方的自愿，它保证夫妻双方享有各自所应该享有的婚姻权利，同时要求各自履行应尽的婚姻义务。婚姻合同所包涵的婚姻权利与婚姻义务也主要由婚姻法所赋予的，它是婚姻的核心之所在。
合同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我们因此可以认为，一方面婚姻意味着权利；另一方面婚姻权利是靠婚姻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的，所以婚姻也意味着义务，或者说意味着责任。从这个方面说，配偶双方在享受婚姻这个特殊的合同形式所带来的权利时，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如重婚、虐待、遗弃、同居等，必然会导致对方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即使当事人双方离婚也无法得到平息和补救，但若是不对过错方进行适度的惩罚、对无过错方进行适度的补偿，就会助长过错方侵害的气焰，对无过错方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所以只有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这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或者说，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是在履行一种合同违约责任，是合同一方不能完全履行婚姻义务而致使对方婚姻权利受损失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法律支持婚姻中的过错方必须履行法定赔偿义务的精神
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不论是因为何种目的而走到一起，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就是确立了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行为，这种行为是严格依照婚姻法规定相关规定进行的，并经国家行政机关明确予以确认。例如：现行的《婚姻法》第3条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义务；第4条规定了配偶双方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上述义务时，如虐待、遗弃、重婚、实施家庭暴力等，必然会导致无过错方人身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已经不能通过离婚得到补救，或者说即使是离婚也会在无过错一方的身心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痛。所以，只有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显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法律中支持无过错方得到补偿、过错方要受到惩罚的精神。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效弥补了道德手段的不足，是对现有法律的有益补充
千百年来，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将道德教化和王法典刑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利器，它们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因此，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要么运用道德手段说服教育，要么运用刑法制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在城市中由于接收外来事物较多，相对较多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不能否认的是仍有一部分人在无过错而又受到伤害时选择忍气吞声；在广大农村，这个现象更加严重，绝大部分农民认为家庭的纠纷只能依靠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训斥教育、家庭成员自身的道德约束、公众舆论对过错方进行谴责来控制，认为是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不宜惊动官府；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乐得不插手这种处理起来往往较为棘手事情，这反映出道德在约束婚姻过错方时的苍白无力。
从现实来看，道德在约束婚姻过错方时的苍白无力，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收效甚微。有些损害婚姻家庭关系的现象，如：家庭暴力、家庭成员间的虐待、遗弃，婚外恋，包二奶、或、一方不顾另一方基本生活需求挥霍家庭共有财产、一方隐瞒另一方吸毒等呈愈来愈多的趋势。单靠刑事制裁也不行。首先是现行刑法只设有虐待罪、遗弃罪，而没有规定家庭暴力罪；其次多数家庭暴力由于损害轻微，达不到伤害罪的量刑标准，甚至有时当司法介入时，无过错的受害方抱着“反正还要一起过日子”的心理，反而多方为过错方开脱；三是刑法对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有严格的界定，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不宜放宽重婚罪构成条件，任意扩大重婚罪的适用范围，使得较轻微的侵害行为受到较严厉的制裁，从而使法律有失公允。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包二奶的行为并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对尚未达到伤害罪的量刑标准，没有构成刑事责任的家庭暴力、虐待、婚外恋、包二奶等行为，从法律上强制过错方的对自己的侵害对象无过错方予以经济赔偿，能弥补现行刑法失之过重及其道德功能失之过轻之不足，达到了过错方受到制裁，无过错方得到抚慰的目的。
4、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婚姻审判的法律依据。
婚姻审判实践中，在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前，遇到的无过错方的损害，由于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依据，通常无过错方得到了同情、过错方受到了谴责，而无法得到实质的经济赔偿。而受侵害的无过错方的损害不但有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例如：过错方虐待、遗弃无过错方，对其实施打骂等家庭暴力，会造成无过错方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包二奶、、等不忠诚行为也会使无过错方受到精神打击，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这些侵害因为于法无据而无法得到经济赔偿。另外，修改前的婚姻法仅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无过错方。因此一些当事人就会想要钻法律的空子，故意夸大对方的过错或极力掩饰自己的过错，实现多得财产的目的，这也会使离婚诉讼充满了指责、敌对和怨恨的气氛。特别恶劣的是，有的过错方在离婚诉讼之前或过程中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本应是夫妻共有的财产，有时使用销毁证据的手段导致无过错方受到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这都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与麻烦。许多离婚案件虽然以婚姻关系终止结束，仍然会留下的一系列无法通过审判手段消除的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婚姻审判的法律依据，使得这些问题得到迎刃而解。
5、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给了弱势一方摆脱不幸婚姻的动力和保障
“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这说明了幸福的婚姻是双方尽力履行各自义务，以使对方享受到对等的权利，从而使双方都能够感到满意。这就是说，不论结婚双方地位、财富、知识差别多大，一旦缔结了婚姻这个特殊形式的“契约”，双方就要忠实地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而使婚姻关系得到巩固。但是，如果这个“契约”不能够使双方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使得一方受到婚姻外衣掩盖下的欺凌，无过错方就能够行使解除这个婚姻的并取得赔偿以弥补自己受到的伤害的权利。因为婚姻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义务；又因为婚姻是一种合约形式，在对方严重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解除合约的自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新的《婚姻法》生效之前，相当多遭遇婚姻不幸的人不愿离婚，即使已经身心俱疲，依然要继续忍受，为什么他们不选择离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离婚后生活将更加没有保障，甚至将会陷于困顿。由此，离开不幸婚姻受到了无形的手的干预，婚姻自由原则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也违反了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后，就可以使无过错方根据受侵害的程度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这样就消除了当事人为解除婚姻这个特殊形式“契约”带来的许多顾虑，从而给了弱势一方摆脱不幸婚姻的动力和保障，使他们冲出无形的牢笼，去寻找想要的幸福。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离婚在形式上范围上包括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两种方式。新的《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适用于主要是针对导致离婚、发生于婚姻中的侵害行为而言，在实质上它涵盖了所有因侵害而导致离婚的范围，不会因为离婚的方式不同而不同。所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可适用于协议离婚，也可适用于诉讼离婚，其效力不因形式而改变。
诉讼离婚是经过司法程序裁决的，其侵害的性质、侵害的程度、造成的后果、适用的法律、赔偿的多少都要由法庭做出裁决，其执行也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体现了国家干预的基本理念。协议离婚主要强调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只要双方认为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就行了，损害赔偿的方式、赔偿的数额均可由双方商定，达成一致，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诉讼离婚主要是借助司法手段，所以，如果双方不能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则法院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判。
离婚损害赔偿尽管是一个离婚的法律后果，它与离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我国《婚姻法》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内容中设置的这项制度，说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离婚案件都会遇到损害赔偿的情形，如果当事人在离婚时并未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侵害方则可以对无过错方不予赔偿。这一点在司法解释第39条第3款有明确的意思体现。
所以，离婚赔偿制度不仅包含诉讼离婚，也包含协议离婚；不仅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提出赔偿诉求是可以实施，也可以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未提出赔偿诉求而不实施。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方式
我国法律规定的对伤害的赔偿情形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种，在司法实践中，同样依据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的离婚赔偿方式包括两种：一是物质损害赔偿，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在婚姻存续过程中，可以认为物质损害赔偿主要是指未经合法配偶的同意，一方由于重婚、同居等行为使另一方遭受的物质损失。我国婚姻法中规定了夫妻双方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有，也明确规定了夫妻可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依据夫妻财产约定制度订立协议：1980年制定的《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十三条的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系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使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在新中国得以正式确立（从历史上看，我国的首次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则是始自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而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使我国的夫妻财产约定制有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和较高的法律地位。
在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中，新增的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作为已经生效的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文中参悟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具体适用。由于这样的原因，在有该财产协议的情况下，重婚方或同居方将其自身的财产赠给与其重婚、同居的第三方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无过错方当然无权对该部分赠与财产主张权利。但是，如果该赠与行为影响到《婚姻法》第20条所规定的“夫妻间互相抚养义务”的履行时，无过错方仍可以要求过错配偶方赔偿因其不履行抚养义务而给无过错方带来的物质损失。
过去因为没有精神赔偿这方面的直接法律规定，遭遇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没有要求过错方对自己赔偿的法律依据，赔偿自然就无从谈起。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陆续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根据这一解释的有关规定，无过错方因其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可以根据侵权人过错程度、分割手段、场合等具体情节，侵权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经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多重因素，来确定对重婚、包二奶、同居等情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五、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范畴，其构成要件也应当符合侵权责任的特点，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五点：
1、夫妻一方对离婚有主观上、行为上的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不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在行为上也有过错的事实；而且该过错必须是导致离婚的过错，因为如果不离婚，就无法依据离婚损害赔偿制主张赔偿。如果对于导致离婚双方均无过错，则双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2、受害人无过错。这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受害人要件，即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必须没有主观过错。如果受害人对导致离婚也有过错，甚至是双方婚姻走向终结的始作俑者，那么，该方当事人就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3、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规定，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如《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第20条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等，如果一方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则明显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义务，已经具备了违法的性质。
4、请求权人有损害事实。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的事实，否则就是于法无据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是因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才能够请求赔偿。离婚是这一结果的表现，如果没有出现离婚这一最终结果，即使侵害方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另一方实质性的损害，也不能请求赔偿。
5、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过错一方的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谓直接因果关系，是指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离婚的根本原因。如果过错方对另一方的损害不至于导致离婚，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如果过错一方的过错与婚姻破裂无关，也不能构成此要件。
在审判实践中，必须同时以上五个构成要件才能依法判决离婚损害赔偿。
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情形
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以下4种：
1、重婚。何谓重婚？我国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款第258条已做出了如下规定：“有配偶而再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以重婚罪论处。”此处的结婚既包括登记结婚也包括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虽然现行《婚姻法》已放弃了“事实婚姻”的提法，但司法解释第5条对此仍作了具体认定。即：在1994年2月1日前，有配偶而与他人发生事实婚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发生事实婚姻的，也应构成重婚。因此第46条所指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而再结婚，而并不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因为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重婚的情况下，若该明知方原本未婚，那么由于重婚的一说本身就是无效的，无效婚姻不为国家法律认可，当然不会涉及离婚问题，从而也不会有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发生；或明知对方有合法配偶，那么该无过错的合法配偶只能依据“有配偶而再结婚”的重婚情节要求明知方根据第46条的规定给予离婚损害赔偿。因而第46条所指的重婚应仅限于有配偶而再结婚这一情况。由于重婚将一方有法定配偶的事实成为虚设，使原来法定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这本身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践踏。同时，它又使无过错一方陷入精神痛苦。因此，因一方重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司法解释第2条中将同居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从上述规定来看，认定同居的充分条件是“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故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情人关系”、“艳遇”、“”、等都不应属于司法解释所指的“同居”范畴。而且从现实来看，“情人关系”、“艳遇”、“”、等对婚姻关系的损害也往往是致命的，它导致另一方陷入极大的精神苦恼，破坏了婚姻的稳固性。
3、实施家庭暴力。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升级以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的报道经常见诸于报端，是影响婚姻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婚姻法从完善立法以惩治家庭暴力着手，多层次、多角度对家庭暴力作了限制，但家庭暴力事件在许多导致离婚的原因中仍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凡是夫妻一方有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行为。为什么法律不仅仅规定为“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呢？因为家庭关系是复杂的，夫妻各自都有自己的血缘亲属，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违背了另一方的意志，也严重伤害了另一方的感情。因而这种行为导致离婚的，则无过错的另一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法律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有严格的规定：
1、只能在离婚时行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下两种赔偿请求：一是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离婚而单独依《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的；二是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2、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将离婚损害赔偿权利义务告知离婚当事人。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离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行使赔偿请求权，或者选择放弃行使赔偿请求权，人民法院不会在当事人未提出诉求的情况下判决某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赔偿。
八、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待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施以来，对进一步保护公民特别是妇女的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还有以下一些地方等待完善。
1、关于赔偿的权利主体。有的人认为，离婚案件中配偶双方均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为离婚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求权。同样，离婚案件中很少存在绝对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可按过失相抵原则处理。也有人认为，只有无过错配偶方才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事实上，在婚姻关系中绝对的无过错几乎没有，无非是过错的大小、情节的轻重有别而已，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导致离婚。对“过错”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过错，在非主观情况下，由于过失造成严重影响婚姻关系的行为也算是“过错”，亦即是一种行为过错；其次，它是直接导致离婚这一结果的过错。也就是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才能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那么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情人关系”、“艳遇”、“”、等行为不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法定过错”行为，受侵害方能不能成为请求赔偿的主体？
2、赔偿的义务主体。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有“过错”的一方婚姻关系当事人为承担赔偿义务主体，实践中没有争议，但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赔偿义务主体？配偶以外的第三人不是婚姻的主体，但是在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中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能不能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3、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和时效
请求赔偿的途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明确的规定，“解释”也未做出解释。关于时效问题，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会给判案的把握带来难度。
参考文献：
1、《十三届四中全会汇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4、《法国民法典》
5、台湾地区《民法典》
6、《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3
不论是政策文件规定，还是行政法规的条款，均涉及到工伤伤残与工伤死亡赔偿，这项赔偿必然是因人，即公民的健康权、身体权，即不可避免要涉及对主体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里笔者试通过以工伤死亡赔偿规定与行政法规这小小一角，来分析讨论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之弊端。
一、我国政策文件的工亡赔偿规定：
1994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如下：
三、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批准为革命烈士的，为本人生前40个月工资；因公死亡的，为本人生前20个月工资；病故的，为本人生前10个月工资。
取消1986年对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最高数额不得超过3000元的规定。
四、本通知由人事部负责解释。
在转换到社保制度前，大部分的事业单位，一般尚未参加社保“四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险、失业险、工伤险，由于生育险与养老险一并参保，故大多称“四险”）中的工伤保险，因此基本上一起执行这个的规定，即工亡的赔偿为：1、一次抚恤金本人生前20个月工资；2、丧葬费20个月。
二、我国现行社保法规及地方社保文件对工亡赔偿的规定：
（一）、《成都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成府发［1996］45号文1996年3月19日
第十三条职工因工死亡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由社会保险机构发给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三十六个月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由社会保险机构发给丧葬补助费，标准为六个月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三）由社会保险机构发给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抚恤金，直至失去供养条件时为止。
1998年1月7日以成府发[1998]2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将上述规定发放标准提高为：
1、供养亲属抚恤金：配偶每月按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的40%发给，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按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发给，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加发10%.供养亲属抚恤金每年7月1日起按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增长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
2、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个月的标准发给。因工致残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在享受因工伤残退休金期间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金额标准的50%发给。
（二）《铁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铁道部1998年1月1日试行）
第二十五条凡属职工因工死亡，各铁路局（集团公司）、部属总公司均应向部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呈报书面工亡保险待遇申请报告及有关证实材料，经部审核批复后，发给亲属《工伤（亡）抚恤证》，并按照以下规定发给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按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的标准发给。
（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发给死者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其标准为：配偶每月按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发给，其他供养直系亲属每人每月按20％发给，孤寡老人和孤儿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加发10％。每月抚恤金总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所在地抚恤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可以补足。
供养直系亲属的范围和条件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供养直系亲属失去供养条件时不再享受该项抚恤金。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个月。符合第二十条规定享受伤残抚恤金期间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20个月发给。低于所在地补助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可以补足。
（三）《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75号令（2004年1月1日施行）
第三十七条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直系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遇。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直系亲属可以享受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第三十八条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四）、《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2003年1月10日
工伤补偿或意外伤害补偿
用人单位招用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期间，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属于因工负伤或因工死亡的，由市社保经办机构或其委托的商业保险公司按以下规定执行：
工伤致残程度经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一级至十级的，根据其工伤时的年龄和伤残程度给予2万元以上、36万元以下的一次性工伤补偿。
因工死亡的，按下列项目和标准给予一次性工伤补偿：
1、医疗补助金，标准为死亡时上一年成都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0个月。
2、丧葬补助金，标准为死亡时上一年成都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
3、因工死亡补助金，标准为死亡时上一年成都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0个月。
4、因工死亡人员有供养直系亲属的，发给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标准为死亡时上一年成都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0个月。
无单位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期间，发生意外伤害致残或死亡，在按规定作出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后，由市社保经办机构或其委托的商业保险公司支付1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一次性意外伤害补偿。
三、抚恤金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死亡赔偿金的属性
根据上述政策文件、地方社保文件以及国家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对比来看，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1、主体有所区别：因公死亡的主体一般讲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而政策型工亡一般是企业职工；
2、因公死亡的范围远远大于工亡，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因公死亡实际上包括牺牲、执行公务中遭遇自然灾害、车祸与事故、公务中病亡等等诸多情形，而对于企业职工的工伤，必须是“生产工作的时间”和“生产工作区域内”两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工伤（劳社厅函〔2002〕14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如何理解《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有关内容的答复意见），当然也包括工作岗位上的病亡等情形在内。
3、计算的基准依据不同（相对社保型工亡一次性补助金而言，如果事业单位也参加社保工伤保险，这种区别将不存在）：因公死亡的一次性抚恤金的计算基准为“本人生前月工资”；社保型工亡一次性补助金的计算标准为“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或“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注：《工伤保险条例》）”，行业社保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计算标准为“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注：《铁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由于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工资多寡差异较大，因此社保采用了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采取同一标准的模式，这样相对公平。但从补偿幅度讲，社保幅度要大于政策文件规定的幅度。明年1月1日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最高可达60个月，这就远远超过了1994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规定的20个月，加上丧葬费，最多可多出26个月，高达65%.
对于因公死亡的“抚恤金”与政策型因工死亡的“一次性补助金”从属性上讲实际上是一回事，即因公（因工）死亡的补偿。
从实际发放操作来看，从事人事劳资管理部门、社保机构以及他们的从业管理者，均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的发放的对象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他们习惯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死者的亲人都有份，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份”是多少，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分？由于缺少政策依据，最后多数人接受“遗产假说”的观点，即将此看作为“准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办理来处置分配“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
这样的作法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抚恤是国家福利待遇，是国家给死者家属的关爱，是精神安慰而不是赔偿；二是，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化减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单位领导与管理者的工作难度。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基本不支持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失赔偿，至今也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地直接规定民事精神损失赔偿（除原侵犯肖像权外）。而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根本就更不可能涉及此精神损失赔偿。对于“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制定政策者理论上是将此纳入了精神赔偿范围，但未明确表述，而在实际操作上却按“遗产”借《继承法》而完成。从法律角度上讲，由于是政策规定，因此“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本身不具有法律属性，是在发放操作中人为的赋予了“继承法属性”，至此我们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但现实民商问题中，日益出现了大量的“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金”的归属纷争，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不少当事人之间发生诉讼，迫使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到了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公布了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应当说它不具有立法功能或造法权，但它占据具有我国法律组成部分的属性优势，目前司法解释造法情形日益增长。该《解释》不但公开承认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与赔偿，而将“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人为地归入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列。该《解释》这种确认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简单将“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也视为精神损害赔偿之列是不妥当的。该《解释》公布施行前，《民法通则》对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制度没有作出规定，此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等陆续制定了赔偿死亡补偿费或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但是，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这些规定显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而且上述抚慰金赔偿制度只规定了致人死亡和残疾可以适用，对于一般伤害，无法以此救济。该《解释》确立其他情形的精神抚慰金赔偿，对上述法律、法规未予提及的身体权也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保护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两者是因民事侵权行为而致，因此该《解释》使用了“赔偿金”，虽然，前面所涉及的“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没有加害人和加害行为，而两者与“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实质属性是一样的，根据该《解释》精神，“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也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观点为大多人事劳资管理者所接受。
四、存在的弊端及解决思路：
既然我们认为“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的法律属性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发放时可能出现：
1、“抚恤金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的发放对象：
既然是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直系亲属都要享有，死者的配偶、父母及子女是，而死者的兄弟姐妹、岳父母、老人公婆等也是直系亲属，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别，这些都会形成家庭亲属之间的纷争，甚至严重争斗损害事件，其弊端十分明显。
“抚恤金”的对象应当是死者的配偶、子女与父母。“抚恤金或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不属于遗产范围，不能依据《继承法》的法定顺序确定对象，否则将导致第二顺序对象适用继承；其发放不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执行。
此外，精神损害不可能像财产损害那样以价值予以损失大小认定，人的精神利益不可能在质或量上等于任何质或量的物及金钱。精神损害赔偿不但具有补偿性，而且还具有抚慰性，甚至于抚慰性重于补偿性，因此，“抚恤金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没有必要采用均等发放尺度。对于一次性“抚恤金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假设某一死者的父母健在并享受国家离休待遇，而其配偶下岗、子女未成年，此情形下政策文件应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使“抚恤金与政策型工亡补助金”有所倾斜、切实充分体现国家抚慰、关爱。
2、“社会保险型工亡补助金”的赔付对象：
对于1994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规定的一次性抚恤金，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范畴。而社保文件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遇，是因参保单位向社会保障机构交纳了工伤保险费而获得的赔付。参保实质上具有国家行政法规确认的一种商业性的投资属性，因此它并不是福利性的，也不具有国家抚慰的属性，而我国现在尚未对工伤险作强制性参保规定，参加了工伤保险才能获得由社会保障机构给予的赔付，未参加自然不能得到赔付。因此，社会保险型的工亡补助金不具有精神损害赔偿属性。如果说，其社会保险型的工亡补助金由全体直系亲属获得，这相当于参保单位为全体直系亲属买了保险，一旦巨额赔付发生，将会发生不必要的纷争，其弊端十分明显。
社会保险型的工亡补助金的赔付对象应是参保时，投保人确立的受益人或投保人确立的法定继承人。赔付事由发生，其社会保险型的工亡补助金应由投保人确立的受益人或投保人确立的法定继承人全额获得。如果赔付时受益人已依法不存在，如死亡、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情形，其社会保险型的工亡补助金为死者遗产，由法定继承人依照我国《继承法》继承。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4
最高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司法解释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在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适用范围上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如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仅仅限于民事领域，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涉及的赔偿基本上适用《国家赔偿法》，或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显示出现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尚存不足，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保证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与完善，现析理如下。 一、刑事和行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在刑事和行政领域是否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当前司法实务界持否定说，认为受害人无此权利。从法律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看，该领域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就不能提起国家赔偿和附带民事诉讼。笔者持肯定说。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的依据。根据该条规定，只能说明受害人不能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并不能说明他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不能用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于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说明对一个行为人既可以追究民事责任，又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不是规定民事权利的法律，凡是关于民事权利内容和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都必须依据民法的规定处理。民事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的，通过民事立法确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予以剥夺。司法机关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民事权利进行保护，而不能规定对某些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不予保护。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大量存在，有损害后果发生，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不能替代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从程序法的性质来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是受害人通过对程序权利的行使，使其遭受侵害的实体权利得以保护的一个途径。如果仅因程序的不同，使遭受相同损害的受害人不能获得同样的保护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行政领域中已建制度并无冲突和矛盾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国家赔偿法》已建制度没有法律和法理上的冲突和障碍 对合法权益应当充分保护乃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从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来看，也正是要力图贯彻这一精神。精神损害的内容主要是人身权、人格权的损害。这些人身权、人格权为合法权利，自应受到国家赔偿法的保护。而且，从整个法律规定看，并无明确排除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所以，对精神损害进行国家赔偿是与法律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反对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通常理由是：国家承受能力有限、赔偿标准难于确定等。首先，从国家承受能力来看，自然是确立国家赔偿标准时应考虑的因素，但绝不是国家免除责任的原因。如果侵权行为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则政府的正当性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国家承受能力不是免除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理由。其次，赔偿标准难于确定，也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障碍。精神损害虽然不具备物质形态，但其也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在确认国家赔偿时也可借鉴《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和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制度并行不悖 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解决的是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二者均具有公法的性质。而刑事和行政附带民事赔偿是解决附带民事原告人是否应该获得民事赔偿的问题，具有私法的性质。二者所解决问题的性质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但无论哪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都不会与刑事、行政法规相冲突、相矛盾。 （三）刑事、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具有局限性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规 定了民事救济手段，“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从中可见其救济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失，而对于精神损失未有提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仅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其也仅仅救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并不包括精神损失。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已建制度两者并不矛盾。 三、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在刑事、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有损害即有救济”的原则 当一项侵权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时，即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成为必要，当侵权的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构成犯罪，即应受到刑法处罚，虽然科以一定的刑罚意味着对侵权人行为的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能够使受害人得到一定的抚慰。但是，社会对侵权人的否定性评价、对侵权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抚慰并不能够实现对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直接填补，同时，精神损害赔偿之功能并不限于惩罚和抚慰，其还有克服功能，即通过金钱来使受害人得到一些乐趣、享受等精神利益，从而间接消除其精神痛苦，这一功能显然是刑事责任所不具有的。因此，在对侵权人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理应承担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传统的国家绝对权观念的存在，行政侵权给被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一直被忽视，而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侵权中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精神利益，亦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二）在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公法、私法效力位阶平等的必然结果 侵害人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侵权行为会给侵害人带来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等公法责任，但从民事法律角度讲，他们又是侵权行为，即有可能给侵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当此种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程度，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保护范围之列，受害人亦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而侵害人据此所承担的即为私法责任，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并存是公法、私法法律效力位阶平等的必然结果，且不相矛盾。 （三）在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保护更应优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充分体现法治精神，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救济制度。将“精神损害制度”建立于刑事和行政领域，将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救济和保护；同时，该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具有了公法性，所谓的“公法性”，也就是刑法的干预性，其区别于民事领域内的“精神损害赔偿”表现于它的不可调和性。这样一种公法上的关系，将会使对受害人的保护更具力度。 四、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在相关的立法上，首先应当规定刑事精神损害和行政精神损害的概念，从而确定赔偿主体；其次，应当规定相应的精神损害范围，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方式；再次，应当明确举证责任的承担；最后，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当对请求数额有上、下限的规定。 参考资料： ①唐德华：《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杨临萍：《行政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关今华：《精神损害赔偿案例评解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④王利明：《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⑥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损害赔偿制
一﹑“精神损害”具体内涵的分析界定
对于“精神损害”的具体内涵，我国法学理论界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学说。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损失。其中，精神痛苦是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而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如名誉权受到损毁，肖像权受到侵害等。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公民因其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及其他不良情绪。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不难发现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实际上是由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导致的差异。这个问题就是精神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不能混为一谈，两者无论是在概念的宽泛度上，还是在救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非财产损害的概念要明显大于精神损害的概念。因此，狭义说的观点更加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突出了精神损害的特殊性。
其一，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对人格权的补救方式，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所进行的补偿，以求实现精神损害赔偿调整、慰抚与制裁的功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损害应限于因人格权或其它权利受到侵害以后所遭受的生理痛苦、精神痛苦以及其他不良情绪，而不应包括人格权遭受侵害的事实本身，即所谓精神利益的损失。因为精神利益的损失仅仅是导致精神损害的根源，也是精神损害能够获得赔偿的前提，其本身并不是精神损害。
其二，精神损害应该具有特定的主体适用范围，它只能是自然人在其人格权等权利受侵害以后所遭受的生理疼痛和精神痛苦。因此法人不可能存在精神损害。其原因在于：其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法律人性色彩的集中体现，是“以人为本”和法律人文关怀思想的产物。法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尽管一定程度上负载着人们的情感，但是，“法人，相对于这世界终极价值源泉的自然人而言，只能是手段”，因此法人不具备承认其精神损害人本关怀的价值基础。其二，现实生活中，法人精神利益的丧失，主要表现为财产上的损失，如企业收入的下降，利润的减少，这些损失都可以通过主张财产赔偿，或其他民事责任方式的承担来予以弥补。因此，凡是精神损害，必须与自然人相联系，而与组织体无关。这也正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以及我国民法将精神损害的主体范围限定于自然人的原因所在。
因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的具体内涵可以界定为自然人因人格权或其它权利受到侵害所遭受到的生理疼痛、心理痛苦及其他不良情绪。当当事人一方遭受精神损害时，如果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方式的民事责任都无法使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恢复到未受侵害前的状态，此时使受害人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来抵消、减轻他的精神痛苦则成为最佳的选择。那么，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指一国法律所确认的以财产赔偿的方式来救济和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
二、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的立法模式比较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性原则是整个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各国（地区）都曾在立法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做出相应规定。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可以总结为三种模式：
1.概括主义。这种模式在法律上不具体列举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而只做出一个概括，抽象的规定。法国法即采取此种模式。《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从该条规定来看，这里的损害即包括财产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起因十分广泛。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援引该条规定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案件。
2.列举主义。这种模式具体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德国法采取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对于非为财产损害的损害，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才可以请求以金钱赔偿。”并且在其847条对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做出了具体规定。依据这条规定，德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局限于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和权。
3.折中主义。这种模式采取了抽象概括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式，以瑞士为典型代表。根据《瑞士民法》的规定，尽管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也要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但由于该民法典第28条于世界上首次提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更于《瑞士债务法》第49条规定了“因过失损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制度。实际上打破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制，使侵害人格权而遭受的精神损害均得以赔偿。
比较而言，上述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但概括主义过于原则和抽象，司法实践中对其具体运用要完全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很少为其他国家立法所仿效。而具体的列举模式则又限制了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使得新的人格利益遭受侵害以后，受害人难以获得救济，这与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趋势是相违背的。正因为如此，德国法院随后通过一系列判例发展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扩展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相比较于前两种模式，折中主义的立法模式最为可取。因为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它既符合人格权开放性的特点，同时也注重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英美法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才可适用的规定，而是充分体现了判例法以具体个案为裁判的特色。也就是说，在英美法系不是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当事人能够请求赔偿的依据，而是将精神痛苦本身作为当事人能够请求赔偿的事由。并且伴随着时代变迁，其对精神痛苦的认定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应该说，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展的早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其立法态度都是谨慎的，都试图通过法律规定，对这一问题加以控制。其原因无外乎基于为防止人格权的商品化，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滥用以及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等因素的考虑。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加强人格权保护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高涨，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限制性因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再认为因人格权受侵犯得到金钱补偿是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以及拓宽精神赔偿适用范围也并不必然导致滥诉情形的出现，因此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其中大陆法系主要表现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突破和扩张，但仍然集中于精神性人格利益被侵犯这一领域。上述德国和瑞士在此问题上的修改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而英美法系则表现为对精神痛苦的认定标准不断发展，逐渐放宽的趋势。由最初的“身体同时受害理论”与“身体受影响理论”，到“危险领域理论”，直至发展到“被告之一般注意理论”及“当事人关系理论”。即“纵观英美法关于精神痛苦赔偿请求权的发展趋势，是由身体伤害而生精神痛苦，到只要对身体有影响，或身体有伤害之危险，即可请求；由为自己而忧虑到为他人忧虑；由受害者自己之请求到旁观者亦可请求。而旁观者之请求权亦从事后有身体伤害为要件，到不以具有身体伤害之症状为必要，只要旁观者与直接受害人有密切关系，即可请求。”
由此可见，精神损害确实存在，但是是否可以得到补偿，以及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可以得到补偿，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法治程度以及一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上各因素的变化必然会折射到一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
三﹑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原则的现实评析与完善构想
在我国，自从《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人格权法中就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称谓，但司法实务界一般认为，这里的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随后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及1993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确认了交通事故中侵害生命权以及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及人身自由受侵害时引起的精神损害可得赔偿，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范围有所扩大，但尚不足以周全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在大胆探索，全面总结既往司法经验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公布实施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立法者采用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标准，使得精神损害赔偿不仅适用于对人格权的侵害，而且适用于对一般人格利益、身份权、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侵害等，使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与拓展。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人身合法权利方面，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侵犯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明确规定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法律保护，这是又一个重大突破。体现了实践和理论对精神性人格权认识的进步。
通过对上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考察，结合既往法律规定，可以发现在这一问题上，我国民法虽没有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以法律规定可以赔偿为限的明文规定，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法定性原则始终是贯彻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主线，从这一制度的价值、目的以及发展方向等因素出发，确定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时应该基于以下几项原则考虑：
第一，本着全面保护人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目的，精神损害赔偿可适用的不法行为的种类，请求权的主体以及赔偿方式等应适当的放宽，为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留下必要的法律空间，从而与人权保障日益发展的世界潮流趋于一致。
第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也应该有明确有效的控制。一方面，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另一方面，衡量损害程度的标准也应当易于操作。因为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了法官必然在法律限度内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施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是否适度裁量。因而，单从理论层面来讲，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确定可以采用类型化和概括化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与妥当性，避免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同时又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合理发展留下必要的空间。在这一点上，上述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的做法对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确立，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三，应进一步加快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构建及其范围界定，从而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提供法律依据。由于迄今为止基本民事立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仍处于缺失状态，尽管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弥补了我国因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欠缺而导致的不足，但由于司法解释毕竟不具有创设基本民事权利的效力，因此应尽快通过完善人格权法的立法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这对于全面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弥补现行立法不足以及进一步加强我国民事立法的科学性，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性原则始终是贯穿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主线。在其具体创设上，应该采取立法做出概括性规定和司法实务创造性运行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在民事立法中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同时与相关法律协调衔接，合理扩展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合理的空间之内。此外还应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及时将典型判例和司法经验上升为立法，突破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的僵化，以求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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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6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端比较晚，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作了一定的规定，但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立足中国现状和国情，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一次尝试性研究，并对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完善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精神损害”的概念在各国立法中难以寻找，但其学术定义却十分多样，总结起来可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狭义说”认为其主要是指非财产上的损害，即“非财产上之损害与财产之减少无关或应增加而未增加无关；非财产上之损，即为生理上或心理上之痛苦”。而“广义说”则认为精神损害是对一切民事主体造成伤害而使得受害人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目前，狭义说为通说。本文赞同狭义说的观点。简而言之，第一，精神利益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损害，只能存在于一定量的痛苦之基础上，且必须存在于有思维、心理活动的自然人中；第二，如果将精神损害等同于人格利益的损害，则事实上将人格商品化，这本身是对人格尊严的贬损。基于此，狭义说似更符合精神损害之概念。
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格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精神损害抚慰金是由侵权人支付，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人格权法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的最常用和最为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现状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从外国法律中移植的，经历了从空白到确立、发展的过程。纵观近30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其已有了较好的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概念表述不清
现阶段的精神损害赔偿概念仅停留在笼统的表述上，只是粗略表明何种情况下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缺乏必要的法律概念解释。而民法理论界对于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等几个关键概念仍存在较大争议，与此同时，在立法、司法实践过程中，精神损害赔偿之概念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往往纠缠一起，概念表述不清。
（二）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扩大到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人格权利的侵害，但现实中导致精神损害的原因纷繁复杂，但现行制度下狭窄的适用范围，使得众多被侵权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精神痛苦难以得到慰藉，具体包括：
1.主体范围不全面：现行法规定只有民事侵权的受害人才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显然侵权行为不仅会给直接受害人带来伤害，也会造成其近亲属或者密切关系人的精神伤害。而现行法律法规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或者密切关系人的保护显然是欠缺的，这不利于达到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的目的。至于法人是否能够成为请求主体，尚待民法学界的各位学者前辈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持有保留意见。
2.客体范围过狭窄：国外许多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较为宽广，而我国法律仅仅规定少数几种特定侵权案件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不利于的公民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三）缺乏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
我国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为数不多的数项规定还散落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并且现有立法也未对赔偿标准作出规定。在实践中赔偿标准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导致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具体规定不详细，各个地方法院可能因不同理解而导致各地在案件审理上不统一，致使当事人难以信服，赔偿无法到位。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民事部分并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论是《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都明确否认了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一般而言，刑事犯罪造成的精神损害较于民事侵权更加严重，但现实情况却是一般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却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不符合法律逻辑。
（五）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待完善
尽管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已经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但其中规定仍较为原则，实践操作性不强，对于保护权利、赔偿范围、赔偿原则、赔偿标准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但由于国家侵权的特殊性，有必要对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作出特殊规定。
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统一概念、出善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法规
可以看见的是，我国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根源在于缺乏完整、统一的法律法规。概念笼统、表述不清、缺乏上位概念是造成现阶段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立法部分应当尽快统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厘清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只有统一概念，才能真正使得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体现公开、公正和公平。
（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
1.扩大主体范围：
英美法将间接受害人的权利主体限定在“与直接受害者具有足够亲密的感情关系的人”，而不限于近亲属，这一做法扩大了间接受害人精神打击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的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为防止滥诉现象，仍应对其作出适当限定以既能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又能避免诉讼的泛滥和被告方责任的无限扩大。
2.扩大客体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几种情形。下一步立法应当进一步扩大在侵害财产权、人格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例如：台湾地区民法典中关于权、配偶权的有关规定。同时可以特定违约行为纳入到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中来。当然，这类违约行为，并不是无限扩大和适用的，这可以借鉴如美国的有关规定，结合国情逐步设立起来。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
现阶段由于法律缺乏具体赔偿标准的规定，实践中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影响到了判决的客观、准确性，不利于当事人信服和判决的执行。因此，可以以侵权人的地位、主观过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的个人情况、侵害后果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为依据，参照国内外立法、司法经验，确定一个统一的、合理的赔偿数额，这对于及时、准确的处理案件以及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将产生积极的效能。
（四）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实现刑事法律保障人权的需要，这符合现代法律的精神，体现了刑法价值理念的进步。这包括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等措施。
（五）完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国家侵权中加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约束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利益，尤其是人格利益。具体而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原则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保持一致，结合宪法、参照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确定适当的适用范围和赔偿标准，完善赔偿金给付、追偿制度，并拟制专门的司法解释，这对于及时实现法意、保护相对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四、总结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系现代民法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成为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武器之一和普遍的一种民事救济制度。尽管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尽完善，但作为我国法律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将会越来越成熟、愈来愈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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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司法建设
1.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医学方面和心理学两方面。从而知道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2.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在法律上是财产赔偿责任。除此依据外还有两方面的内容。
3.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侵害的权利，损害的利益、民法的发展历史这三方面来看。
4.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司法审判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司法实践问题加以明确规定。
5.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各国各不相同，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没规定赔偿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是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而定的标准。
6.精神损害赔偿的改进措施是应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加大赔偿数额和扩大精神损害的请求范围。
总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将其法律化、制度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当前，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急剧增多，请求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就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看，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仅为自然人，因而精神损害这一概念目前应界定为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造成自然人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自然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从医学上讲，造成自然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给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2.从心理学上讲，造成自然人的心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产生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绝望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从法律角度讲、并不是对所有的精神损害都要进行法律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受害人因其侵权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精神利益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此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财产赔偿责任，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责任性质除了法律上的依据外，还有两方面的理论依据；其一，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以财产为对损害的救济手段。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都属于救济精神损害的方式，但最根本也是最有力救济受害人的手段应当是得到金钱上的赔偿。其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填补损害。理论上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虽然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对其填补损害的功能基本上达成共识。精神损害是无形的损害，虽然绝大多数这类损害无法用金钱的标准加以衡量，但在各种救济手段中，只有金钱赔偿才最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损失。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从侵害的权利来看，《民法通则》仅规定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普遍认为这个范围显然太窄。就我国司法实践看，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将生命权、权等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内，是目前较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中确认“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并规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侵害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将损害赔偿引入身份权受损害的场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救济的权利就比较周全了。
从损害的利益来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该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和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精神利益的损害主要包括：（1）精神利益损害所引起的直接财产损失，比如身份权受侵害之后，造成被扶养人的扶养请求权丧失；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等精神性的必要的费用等。（2）精神利益中包含的财产因素的损失。在法律保护的各种精神利益中，基本上都具有财产因素，当然有些比较明显，比如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等；有的不甚明显，比如自由权、权、配偶权等。侵权行为发生后，必然会使这些财产因素受损失。比如某公司的名誉受到侵害时，必然使该公司在商业活动中蒙受损失；某公民的自由权受侵害时，必然致使因其不能正常工作，蒙受劳动收入或劳动报酬上的损失等。（3）生理上的痛苦。这是指当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者身份权时，受害人因此承爱的生理上的疼痛。
精神痛苦的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在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心态。诸如恐惧、不安、焦虑、绝望、悲伤等。这种不良心态本身就是受害人所遭致的精神伤害。
从民法的发展历史看，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加强的结果。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加强的结果
精神损害赔偿应在什么范围内适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司法审判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已经出现，受害方的请求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如1999年上海一名女大学生诉屈臣公司精神损害赔偿一案。1999年，这名女学生在屈臣公司下属一超市购物，在离开超市时，防盗铃骤响，女保安将她带入地下室命她解开衣裤检查。女学生以侵害名誉权向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由于商场的检查是单独秘密进行的，并没有引起女学生的名誉权贬损，不构成名誉侵权，但法院根据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确认商场的行为侵犯了女学生的人格尊严权，判令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尽管本案如其他一些案件的审判实践却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对精神损害赔偿底应否支持，也就是我国要不要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的《司法解释》对困扰司法实践的这个问题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第二，该《司法解释》第1、2、3、4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第二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违反公序良俗的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可以看出，该《司法解释》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大了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力度，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对人格利益法律保护的重大进步，是我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重大体现。
五、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及现状
探讨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有现实意义的是确立一个相对合理、 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赔偿标准。在赔偿标准的问题上，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国家的做法是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日本采取固定赔偿标准，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有固定的表格作参考，法官在执法时只须根据表格对号入座，就可决定赔偿金额。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限额赔偿制度，这与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的生活质量较低有很大关系，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司法解释》未规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只规定了确定的赔偿原则，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而定。由于《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赔偿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不统一。比如：前述女大学生被搜身案，一审判赔20万元，而二审判赔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悬殊的赔偿判决，表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问题，仍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妨采用以司法鉴定得出的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等级及丧失比率的结论为参照，决定赔偿金额。
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对受害人来讲是补偿、抚慰，对加害人来讲是惩罚，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万元、10万元）是不适当的，不能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大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而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又与我国国情不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根据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1.加害人的过错程度，故意还是过失，故意的要加重赔偿金额；2.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若判赔偿金额过高，加害人无力承受；3.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4.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5.侵权人获利情况；6.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六、改进措施
《司法解释》较之《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有遗漏之处，尚待进一步改善。
（一） 应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
我国正处于法制建设时期，人们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还很淡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精神损害赔偿也许能减轻受害人的痛苦心情，但受害人那种曾被人轻视、侮辱的感受将伴其一生。经济补偿难以将受害人受到的伤害真正抚平，如果对于受害者的这种情结，长期不予重视，将导致人们对法律公平理念的不信任，因此应当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加强惩罚，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由法院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具有赔偿和惩罚、遏制不法行为等多种功能，它可使不法之徒不敢轻易放纵不法行为。因此，应当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加大赔偿数额。
（二） 扩大精神损害的请求范围
参照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可考虑增加以下几个方面：1.侵害权利主体的自由权，包括侵害自然人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契约自由权，受害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2.由于违约引起的精神损失，应对违约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3.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尤其对特定物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4.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制度论文篇8
论文摘要：危险责任制度是现代侵权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危险责任是否应该设定最高赔偿限额、是否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危险责任与过失相抵的关系问题存在争议，在分析评价学术界争论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危险责任不应该适用最高赔偿限额，危险责任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和过失相抵。
论文关键词：危险责任；最高赔偿限额；精神损害赔偿；过失相抵
一、引言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高度危险活动给人类带来了人身和财产的巨大损害，如何使这些损害得到合理的分担，已成为侵权行为法不容回避的课题，于是危险责任制度便应运而生。
所谓危险责任，王泽鉴先生认为，“系指特定企业、特定装置、特定物品的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有无过失，对于因企业、装置、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产生的损害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十九世纪中期，危险责任作为一项崭新的责任规则在德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现已为大多数国家法律所承认。
我国《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在第123条对危险责任做出了一般性的规定，此外，在《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以及《电力法》等特别法中也对其做出了具体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简单、封闭，而且相互之间的冲突异常严重。同时，我国目前关于危险责任的理论研究又相对薄弱，这与日益发展的危险责任制度的现状格格不入。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危险责任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完善未来的危险责任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二、危险责任与最高赔偿限额
在各国侵权行为法上，危险责任是否应当有最高赔偿额的限制，理论界的见解并不统一。
(一)关于危险责任是否应设定最高赔偿限额的争论
采肯定说者，如耶瑟(Esser)认为：“虽然所为者系一个很机械的分配功能，但在至目前为止的危险责任中皆存在一些坚决的保留。其中，首推在所有危险责任法中都有高低很不一致的最高赔偿数额的限制。该数额固然僵硬，但为保险之风险计算的考量及经济危机的防止，该方式却是一个符合目的之分散因素。”另外，拉伦茨也认为，“即使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的情形，危险责任之赔偿义务的范围进一步受有责任最高数额的限制。这表明危险责任涉及危险的归属。如要维持该危险在经济上之可承担性，如要使其义务人能够在其有能力负担之费率为该责任投保，则该责任除必须是可预见外，并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采否定说者，如海因·克茨认为，危险责任与过失责任一样皆不应有法定最高赔偿数额的限制。如果依危险责任应赔偿之损害在个案有过重的情形，应由法院经由衡平裁量酌减其赔偿数额。而就损害是否过重的认定，他认为“超出依具体情况必须而且可以期待的责任保险所能涵盖的数额的损害，法官事实上应将之论为过重。”
(二)对上述争论观点的评析
笔者赞成否定说的观点，危险责任不该有最高赔偿数额的限制。理由如下：
I．从历史考察，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法》及1871年的《德国损害赔偿法》对赔偿金额均未设限制，直至1923年才设有最高限额。其立法理由是：“鉴于德国货币贬值及德国铁路之财务状态人不敷出，负担沉重，难以胜任无限制赔偿责任，设赔偿限额，乃属迫切。”由此可见，设定危险责任的赔偿限额是基于减轻企业的负担，但是，这不能成为让无辜的受害人独自承受损失的理由。
2．危险责任与最高赔偿限额并无本质上的结合关系。是否限制赔偿责任，与采取过失责任或危险责任无关，而是根据风险的特殊性、负担的分配、义务人与受害人的利益衡量，最终由立法者决定的。
3．肯定危险责任应采最高赔偿额限制的学者的理由之一是，由于危险活动的特殊危险性，企业经营者难以投保，无法通过保险分散损害。此项理由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难题应由保险制度本身解决，而不应由受害者承担。
4．德国立法者在1985年原则上将《核能损害赔偿法》的责任限额废除，只留下少量应予严格解释的例外情况。可见，德国的最近立法趋势对于危险责任的有限责任原则采取修正态度。另外，德国学者对于《德国损害赔偿法》、《道路交通法》、《航空交通法》上的最高赔偿限额的存废，争论激烈，多数学者反对设立最高赔偿限额。这些值得我国的学者反思及立法者借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危险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应尽可能由经营者、保险公司、社会保障体系或国家予以填补。我国应不断完善保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减轻潜在的危险事故制造者的经济负担。
三、危险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危险责任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也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
(一)关于危险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关系的争论
1．赞成危险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学者的理由是：
(1)从民事责任的本质上看，民事责任区分为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是因为它们的发生根据不同。各种责任之间，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过失责任的情形下，会发生财产上的损害与精神上的损害；在危险责任的情形下，也会有财产上的损害与精神上的损害。因此，危险责任也应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2)从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看，其作用在于补偿与慰抚。其中补偿作用与财产损害赔偿的填补作用类似。危险责任能够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的填补作用，那么也应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作用。
(3)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范方式，有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之分。采取概括主义的立法，无庸置疑，危险责任下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什么障碍。采取列举主义的立法，危险责任下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德国航空交通法》第53条第3款就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
2．反对危险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学者认为：
(1)纵观各国民法典关于民事责任的体系，依过失责任为原则，无过失责任为例外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配合过失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类型而制定的，民法典中确立的各种无过失责任情形，均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危险责任一般由民法的特别法另做规定，其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自然应予否定。
(2)从危险责任存在的理由看，赔偿义务人承担危险责任，是因为其制造了危险，或因其从中获取了利润，或者因其可以控制危险，或者因为受害人举证困难而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责任。这些理由，源自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它们与过失责任存在的理由无共同之处。那么为过失责任所设计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类推适用于危险责任的损害赔偿问题。(3)从危险责任的赔偿范围来看，各国的危险责任的立法中通常都规定了最高赔偿限额。对于发生与否容易认定，损害程度比较确切，是否赔偿在理论上争议较少的财产损害，并非全部损害都给予赔偿。而精神损害发生与否不易认定，损害程度难以确定，在危险责任中，又如何给予赔偿呢?
(4)从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看，精神损害赔偿是为了消除和减少赔偿权利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在危险责任下，赔偿义务人因合法但危险的行为而负赔偿责任，内心未免也会感受到痛苦。如果危险责任精神损害也须赔偿，无异于法律承认可以加重赔偿义务人的痛苦，而去减轻或消除赔偿权利人的痛苦，显失公平。
(二)对上述争论观点的评析
笔者赞成肯定说的观点，具体理由是：
1．民法及特别法中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危险责任，是因为在制定这些法律时，精神损害的问题还不突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完善。但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注重对于人格和精神领域的保护，如果仍固守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于危险责任的传统，显然不符合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需求。
2．危险责任的成立不以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为要件，但行为的结果毕竟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这一“权利”当然包括精神权利在内，因此，受害人的精神权利已经受到伤害，而不应区分是由于过失责任的行为或危险责任的行为而作不同的对待。
3．危险责任的赔偿义务人从事的虽然是合法，甚至是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如果对他人造成损害，还要承担对受害人的财产及精神损害的赔偿，确实会有内心痛苦。但是，赔偿义务人会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利益，并且他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及价格机制予以分散，这也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
就目前国外危险责任的立法看，原则上都没规定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只有例外情形，如《德国民法典》第833条第1款及《德国航空交通法》第53条第3款。我国现行法也没有危险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立法常常滞后于社会生活的需求，而理论的探讨通常具有前瞻性，对立法有指导作用。因此法无明文规定，并不能成为危险责任不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例证。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中就有危险责任的受害人可以请求慰抚金的判例。
四、危险责任与过失相抵
(一)关于危险责任与过失相抵的关系的争论
过失相抵，是指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受害人也有过失，从而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律规则。过失相抵并非赔偿义务人与赔偿权利人的过失相互抵销，而是赔偿权利人所致损害部分与全部损害相比从中抵销之意。“其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而并及于其他依法律之规定所生之损害赔偿。义务人纵应负无过失之赔偿责任，亦非例外。”危险责任属于无过失责任的一种，理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对这个问题也有持反对意见者，他们认为，危险责任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势必要拿受害人的过失与加害人的活动的危险相比较，而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但是，法律对于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依据严格的逻辑法则。对此不合逻辑的比较，法学家便做出了如下两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英国的侵权法学家Twersk教授认为：(1)于此场合，用以比较的当然不再是严格责任中的无过错和受害人的过错了，而是两者对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强度。无过错和过错固然不可比较，但若转化为因果关系的强度则是合乎逻辑的比较了。(2)过失相抵追求的归根结底是个公平的问题，故在严格责任的无过错的逻辑上无法与受害人的过失相比时，就无须再比了。只要法官依比较过失所遵循的公平分担损失、确定责任的原则指导了责任的负担不就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目的了吗?
(二)对上述争论观点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