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范文

双边贸易论文篇1

【论文摘要】 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哈回合面临严峻挑战，而区域贸易安排正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的重要趋势。目前全球柑橘贸易中出现许多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这些与柑橘有关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发展，对我国的柑橘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柑橘 双边 检验检疫 协定 自2001年11月多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以来，一路坎坷，屡败屡谈。2003年2月WTO主要成员对轮值农业谈判主度夏秉纯（Stuart Harbinson）提出“主席提案”（减让模式草案）存在极大分歧，使得农业谈判陷入第一次僵局，似乎注定了多哈回合的艰难，此后多哈历经坎昆会议失败等多次重挫。在2008年7月，现任WTO总干事拉米宣布35个主要成员参加的小型部长级会议破裂，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功败垂成。多哈困局一方面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带来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及复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而且，区域贸易协定的大发展早有显现，据WTO统计，从1948年GATT诞生到1994年WTO成立之前的46年间，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区域贸易协定只有124个，但是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约13年间已有240多个新区域贸易协定出现。 在多哈困局的背景下，农产品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迅速发展起来，下面以柑橘为例来考察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现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现状如下： 一、中国参与的协定 1.澳大利亚与中国。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澳大利亚柑橘产品进入中国签署了一项正式的检疫议定书。这份协议经过了双方5年的谈判。它涵盖了所有澳大利亚柑橘产区的主要商业柑橘品种，具体包括橙、橘、柠檬和柚。进口协议商定需要入境或过境冷灭菌的所有水果温度在1摄氏度。 2.西班牙与中国。西班牙农业部已经和中国当局初步达成一项为促进西班牙柑橘出口到中国的协议。初步的协议就经历了超过6年的谈判，在中方检查了西班牙出口柑橘的产区以后，两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该协议对允许西班牙的采取更为灵活的冷处理方法来贮运柑橘，极大地便利了西班牙柠檬向中国的出口。 3.秘鲁、阿根廷与中国。其他柑橘生产国家正在积极谈判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与秘鲁的双边谈判已进入柑橘类。秘鲁希望柑橘谈判能依照已签署的芒果检验检疫双条协议的时间表，尽快达到一致。阿根廷已经就橙和柚两类柑橘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设协方，并于2005年开始生效，但阿根廷尚未在柠檬类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疫协议，与柠檬检疫相关的市场准入谈判还在继续之中。 二、其他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 1.秘鲁与美国。在秘鲁相关部门的游说与磋商下，美国农业部（USDA）的动物和植物卫生检疫局修订了其水果和蔬菜检验检疫法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进口秘鲁已经核定领域的新鲜柚子、柠檬、橘子或蜜橘、甜橘子和橘柚。根据检疫局的相关声明，这个双边检验检疫协议的基础是以最近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科学证据的，这些柑橘类产品可以安全地进口到美国，但是必须是来自经过批准的柑橘生产区，并经过冷处理，以确保运输途中不再产生害虫。 2.智利与美国。美国检疫局了一份决定性的法规，修改了其水果和蔬菜法规，允许进口来自智利的克莱门氏小柑橘、柑橘和红橘。但是，美国也对来自智利的柑橘子设定了一系列条件，为了确保植物病虫害无法通过这些柑橘产品的进口进入美国，检疫局要求凡源自地中海的水果均要接受相关植物检疫检查，如果水果不符合规定条件，则必须接受被熏蒸的甲基溴处理或冷处理，以确保没有害虫。 3.美国与韩国。据媒体消息透露，美国农业部对加州柑橘出口到韩民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检验检疫协议。此协议旨在解决韩国对美国加州进口的柑橘可能携带枯病真菌的问题。虽然新的制度比过去更加严格，一方面表现在韩国对来自加州的柑橘检疫将更加严历，另一方面表现在加州的种植者将更谨慎地对待出口至韩国的柑橘。但是，新制度更有便利加州柑橘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双方对此项检验检疫协定均感到满意。 三、相关启示 1.中国应加大与主要柑橘进口国的谈判力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双边协定多针对柑橘生产国，对于推动本国柑橘产业发展的意义不大，虽然柑橘类农产品的重要性与粮食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提高农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均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果和蔬菜占食物消费比例越来越高，柑橘产业发展必须满足国外及国内人民食物结构的高级化和丰富化的趋势。 2.中国应大力提升自身柑橘类产品质量水平。柑橘类产品主要为农产品及食品，少量产品是工业原料(如柠檬油）。因此，在人类健康、动植物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非贸易关注的要求下，应高度重视柑橘等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安全。首先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投入环节入手，通过严格检查确保肥料、农药、种子的无害性和安全性，建立高效可靠透明的农资、种子市场;其次，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入手，通过长效机制确保安全、稳定的种植过程，并制订实用的应急机制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在种植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最后，对于柑橘的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也应该执行严格有效的检验检疫政策，通过健全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的检验检疫机制，来保证消费者或进口商不会买到带有质量问题的柑橘。 3.中国对柑橘类农产品进口应严把检疫关。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柑橘类产品国内需求日益增加。我国不仅应该重视本国柑橘产业的质量检验监督，更应该重视进口柑橘产品的质量，严防问题柑橘对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动植物保护及环境方面造成危害。虽然我国通过互利互惠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给予国外柑橘出口商一定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原则之上，并具有高度透明性的便利。众所周知，进口农产品及食品出现问题的风险并不小，便利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不能代替严格可靠的进口检验检疫制度。因此，我国应禀承区域自由贸易主义的宗旨，在便利双边贸易的同时，更应该依托严格可靠的检疫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问题农产品及食品的风险。

双边贸易论文篇2

论文摘要: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wWw.133229.Com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3、王金亮.影响中俄贸易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3).

4、吕忠伟,李峻浩.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8(3).

双边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 经济周期 贸易传导机制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模型建立

1.关于变量的建构和数据描述

我们实证分析核心是测度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对双边经济 波动相关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响。取t时间段内i和j两国经济周 期协动度(用相关系数表示),即p(i,j)为因变量,其值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从i和j两国以本币表示的真实经济总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相关系数。我们沿袭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时间段内双边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证分析

1.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的分析

通过HP技术从七国实际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数据走势如图1(由于各国GDP数据大小不 一及货币单位不同导致周期成分数据大小差别较大,为便于在同一图中观察,图中显示的是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走势图)所示。图1显示在1985―2006年东盟六国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即有两次平均长度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长度为4年的基钦周期(1996―2000)。中国经济在1985 年开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达谷峰,此后开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达谷底, 此后开始上扬。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与六国经济周期明显的协动性。

2.变量数值的获得和平稳性检验

在对1985―2006年相关贸易和GDP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相关变量 数据如表1所示。

表3清楚显示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国与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与东盟诸国日益密 切 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其次,双边贸易往来对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是一 样的,双边贸易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经济协动程度提高3.848个百分点。但是个体 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易存量对双边 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分别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双边贸易程度与双边经济协动的Granger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出现较大的 相关系数,为表明双边贸易是否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还需Granger因果检验的进一步证 实。由前面分析已知两个变量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检验。至于检验模型 选定,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首先做两个变量的因果模型。对模型考虑基于如下两个架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程度起到了促进双边经济协动的作用,同时双 边经济的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加强。

结论及扩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样本观察期内,东盟六国经济走势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区域 经济周期,而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高度的协动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是有积极影响的,且影响的大小一 样。但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 易存量对双边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大小依次是缅甸、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程度和双边经济协动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双 边贸易程度加强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动,而双边经济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显现出了互动效应。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国家出现了愈加明显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时 地缘关系、贸易互补性使得中国与邻近区域经济贸易联系在加强,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与区 域经济产生互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防范世界大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影响中国 经济波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邻近区域经济体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贸易传导机 制的研究。

注释: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南开经济研究,2001

[8]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 亚太经济,2002

[9]杜群阳,宋玉华.东亚经济周期与此区域经济周期存在性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 005.

[10]王悦.对外贸易变动对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影响的计量分析.亚太经济,2007

双边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贸易伙伴 经济波动 协动化

引言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波动通过多种渠道实行跨国传递，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波动已不仅仅表现为各自内部的波动特性，而是日益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传导的协动关系。Dellas（1986）和 Canova（1993）的研究证实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波动越来越协同一致。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其中，对外贸易发展更是令人称奇，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8667.6亿美元，晋级为世界第一大外贸体。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期间，开放下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跨国运动协动化，这种经济波动协动化现象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中均得到验证。那么，影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发达的贸易伙伴和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内在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存量边际生产效率的冲击（Keynes，1936）和投资冲击（Samuelson，1939）。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外生的，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索罗残差）外生冲击的重要性（Kydland & Prescot，1982；Long & Plosser，1983）。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出，引起宏观经济扰动的是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经济中的摩擦和不完全性放大了这种扰动，干扰的根源是外生的，但也存在一些内生因素使波动加剧并使干扰的影响延续下去，其结果导致总产出与就业的波动（Stiglitz，1987；Mankiw，1989）。理论研究学者们对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概括起来有两种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商品贸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宋玉华、高莉，2007），在国际商品贸易渠道中，本国与相关国家贸易之间的贸易强度和贸易模式双因子决定了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协动化程度。Frankel&Rose（1998）、Baxter&Kouparitsas（2005） 通过实证研究解释了双边贸易强度是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主要因素；JAmbler， Cardia& Zimmemann（2002）认为各国经济波动协动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增加引起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Daniel，1981；Flood&Marion，1982；Blankenau etc.，2001；Cantor&Mark，1987；Stockman，1990），在国际金融交易渠道中，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双因子构成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Jansen&Stokman（2004）；Wu et al（2009）证实了双边的直接投资成为比贸易更能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因素；Jonathan Heathcote& Fabrizio Perri（2002）对开放程度不同的金融市场进行了比较，发现国际货币借贷对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重要性。此外，对外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则会影响国家间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Imbs，2003；Lee&Azali，2009）。因而，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就越强（石柱鲜等，2010）。

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等的差异性，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也就不尽相同，具有很强的国别针对性。如何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刻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语焉不详。比较分析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现阶段中国的金融账户没有完全开放，且利率和汇率均未完全市场化，国际金融交易渠道并非完全畅通，国际间接投资因素在经济波动传导中的作用不是很明显。鉴于此，本文使用1991-2009年的跨国数据，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与23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13个发达的贸易伙伴、中国与10个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指数，并细致检验贸易强度、贸易模式、FDI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

国际经济周期协动化的传导机制与渠道解析

国际经济周期的生成主要是由世界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通常都是非经济因素）和内部冲击（通常都是经济因素）所引发。内部冲击的产生也会引发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

纵向来看，当一国的宏观经济发生变动时，其经济波动会通过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两个主要渠道向相关国家传导。在国际商品贸易渠道中，主要由本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强度、贸易模式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综合效用决定。在国际金融交易渠道中，主要由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货币借贷双因子来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因子中按投资方式可细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它们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FDI流量和流向的变化来影响各国之间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不同类型的FDI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国际货币借贷因子中可细分为资本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组合及跨国银行金融体系，通过这些因素宏观经济波动传导到相关国家。在以上各种渠道的传导过程中，政府调控经济政策和市场，各个传导渠道的催化剂或减速器则是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信心和预期。最终，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将传至相关国家。

横向来看，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机制具有互动性，并产生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横向扩散传导。首先，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都与国际商品贸易相关；其次，国际商品贸易与国际货币借贷的传导作用也是相结合的；最后，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直接投资传导也具有一定联系。

从中国现状来看，上述传导并不一定都能实现。中国的金融账户还未实现完全开放，利率、汇率也未实现完全市场化，国际货币借贷渠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目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渠道主要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商品贸易。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1991-2009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比重均值前26位的23个主要贸易伙伴为样本，其中包括13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和10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日本、香港、韩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发展中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泰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越南、菲律宾和墨西哥。建立贸易强度、贸易模式、FDI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对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影响的分析模型，构成23×19=437、13×19=247、10×19=190组样本观测值。

在构建实证模型时，由于考虑到“样本数据中横截面单位较多而时间较短，可得出地区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的不同单位之间，其参数不随时间变化或者变动较小”（魏楚、沈满洪，2007），因此，本文不考虑变系数模型。经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选取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构建如下：

（1）

ρij，t代表t时期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BTI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IIT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FDI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IS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指数。εij，t 为随机误差项，满足εij，t ～N（0，σ2u），且与各解释变量不相关。

（二）变量选取

1.双边协动化指数（ρ）。在以往文献中，多采用典型横截面回归测算双边协动化指数，即：

（2）

其中，ρij代表i国和j国之间的GDP交叉相关指数，Xij，t为解释变量的向量，uij，t为随机冲击。

由于上述方法未考虑时间变动对模型的影响，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更为适用。本文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测算来双边协动化指数。即：

（3）

对于通用变量d，ρij的计算过程如下：

（4）

经过变形，可得：

（5）

重新安排时期T加总，可以得到：

（6）

因此：

（7）

（8）

其中，ρij代表ρij，t的均值，ρij，t即为国家i和国家j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即经济波动协动化化指数。di，t和d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实际GDP增长率，di和dj分别表示为国家i和国家j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均值。公式中实际GDP数据单位为美元，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ions（WDI），以2000年为基期。

2.双边贸易强度（BTI）。文章使用Fankel&Rose（1998）的方法测算双边贸易强度，即：

（9）

其中Xij，t表示t时期国家i向国家j的出口额，Mij，t表示t时期国家i对国家j的进口额，GDPit和GDPjt分别表示t时期国家i和国家j的名义总产出。BTIij，t则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其值越大，表明两国间双边贸易强度越高。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IMF的Direction of Statistics（DOT）数据库，而各国或各地区的名义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3.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IIT）。本文引入Aquino（1978）提出的AQ指数来测算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即：

（10）

其中：

IITij，t表示t时期i国和j国之间 k个产业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Xij，k和Mij，k分别为t时期i国向j国出口的k产业产品和i国从j国进口的k产业产品。IITij，t的值介于0-100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两国（或地区）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大。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I Rev2）的十大类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创立的贸易数据库（COMTRADE）。

4.双边直接投资强度（FDI）。本文借鉴Fankel&Rose（1998）定义贸易强度的思路来界定FDI强度，即两国之间的FDI与两国FDI总流入与流出额之比。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中国实际利用各国或各地区直接投资额来替代中国与各国或各地区的双边直接投资额，从而间接测度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即：

（11）

其中，FDIInwardit和FDIOutwardjt则分别为i国和j国的FDI流入总量。FDIij，t表示t时期i国和j国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数值越大，表示双边直接投资强度越大。式中中国实际利用各国或各地区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及贸易伙伴的FDI流入总量来源于UNCTAD的FDI数据库。

5.双边产业结构相似度（IS）。本文使用Krugman（1991） 的绝对值指数来创建双边产业结构差异指数，从而间接地衡量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即：

（12）

其中，skit、skjt分别是t时期k产业增加值在i国和j国的GDP中的权重。ISij，t指数值在0到2之间。指数越大，i国和j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说明两国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越小，反之亦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共同数据库的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实证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同时采用LLC、IPS、Fisher-ADF、Fisher-PP四种不同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细致检验ρ、BTI、IIT、FDI、IS五个数列的平稳性。LLC、IPS、Fisher-ADF及Fisher-PP检验原假设均为“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除了IS序列的Fisher-PP检验没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之外，其他所有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综合判断，本文认为ρ、BTI、IIT、FDI、IS都是平稳的，可以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逐步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产业结构相似度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整体样本回归来看，双边产业内贸易强度、双边FDI强度和双边贸易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其系数依次为0.416、0.323、0.087。这表明产业内贸易、FDI和贸易强度均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因素，相较于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强度和FDI强度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由于贸易模式和FDI的传导作用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0.567），这说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比较高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加大了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

2.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就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而言，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与经济波动协动化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系数为0.459（大于双边贸易强度系数0.032），说明产业内贸易是我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但是，FDI系数为负（-0.02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影响因素中，贸易因素的影响大于投资。这与程惠芳、岑丽君（2010）和廖晓燕（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

3. FDI是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就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而言，双边FDI强度与经济波动协动化在5%的水平上显著的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1.356，是四个解释变量中回归系数最大的，充分揭示了FDI是影响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第一要素。双边贸易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其系数都比较小，说明相对于FDI，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作用不明显。

结论

在欧美债务危机背景下，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细致考察了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相似度等因素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结果，对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和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做出了科学解释。一方面，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FDI是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此外，无论发达或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就越强。

在国际商品贸易传导渠道中，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起决定作用，而对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作用则不明显。Frankel & Rose（1998）认为，如果贸易伙伴间进行产业内贸易，即便仅仅是特定产业层面受到冲击，也可能会使贸易伙伴间产生经济波动协动化。但如果贸易伙伴间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产业间贸易，由于各国在不同领域存在比较优势，除非面临全局性冲击，各国经济反而会得益于更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使得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产业内贸易比重提高很快（鲁政委，2005），且这种产业内贸易并非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生产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如加工贸易已经占据中美贸易的60%以上）。一旦这些国家经济波动，产业内贸易中的加工贸易就会成为主要因素，引起我国经济波动，这种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已得到验证。因此，未来对外贸易发展，我国进一步加强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产业间贸易的同时，应注重双边产业内贸易由垂直性分工为主过渡到水平性为主。

在国际金融交易传导渠道中，FDI在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中起决定作用，与发达贸易伙伴则为负相关。改革开放以来，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对外资利用效率低、外资引进成本高、地域和产业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我国70%以上的外资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经济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针对性地利用FDI，积极吸收与利用和中国有较强、稳定双边贸易关系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中心，优化引资结构。与此同时，坚持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培养本土大型的跨国企业集团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无论发达的贸易伙伴还是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与我国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周期协动化程度就越强。因此，我国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存量上改造并提升制造业，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重点增强新产品研发能力和品牌打造能力，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在增量上培育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建立适合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新变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有利于规避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而且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影响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使得国际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在开放经济形态下，将制度因素、新型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国际生产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商品流通体系）、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所引致的存量投资和技术外溢所造成的生产率冲击纳入研究范畴，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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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双边贸易论文篇5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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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经贸合作，历程，现状，前景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成员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经贸合作,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 20世纪50年代上升, 60年代下降 , 70年代停滞 , 80年代恢复 ,90年代调整、提高和 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

（一）1950年-1962年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禁运，新中国只能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主要贸易形式是通过设在新疆的口岸过货，开展政府间记帐贸易，由新疆国营外贸企业直接经营。进口商品主要是当时工农业生产急需的生产资料，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与前苏联的贸易额从1950年的1350万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7318万美元，增长了4.4倍，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贸易额开始逐年下降。

（二）1963年-1980年下降停滞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论文网站，从1963年起，国家设在新疆的对苏口岸相继关闭，新疆的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市场，贸易形式也由直接贸易改为调拨出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经济陷入停滞，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三）1981年-1990年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从1983年起，新疆恢复开放口岸，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恢复。除外贸额开始逐渐增长外，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有了突破和尝试，如1989年，新疆与原苏联方面达成经济技术合作意向协议共169项，其中新疆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有34项；双方已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合同11项，合作金额为4472万瑞士法郎。

（四）1991年-1998年调整提高阶段

1991年年底中亚五国独立并与中国建交后，新疆与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哈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成为新疆最现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时起时伏论文网站，但总体是逐步递增的。1991-1997年，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以年均43.76%的速度递增，累计实现外贸额近35亿美元。1992年双边贸易额为4亿美元左右，至1998年达到8.3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在前十位贸易伙伴中哈、吉两国经常名列前三位。从1992年起，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就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主力军地位，1992年-1998年连续7年占到新疆外贸总额的50%以上，占据半壁江山。新疆一跃成为西北五省中外贸大省，贸易额仅次于陕西省，在全国的贸易排名也逐年上升。

（五）1999至今全面提升阶段

从1999年开始，中亚五国顺利度过了经济转型的阵痛，再加上国际市场能源、资源需求加速，价格趋于不断攀升，为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大好机遇，中亚五国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对外政策也越来越趋于开放和宽松。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也相应迎来了一段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论文网站，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合作发展最好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改变不了长期的良好发展趋势。

1999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为10.7亿美元，仅10年时间，2008年就提高到188.1亿美元，增长了16.6倍。同期新疆进出口贸易额从1999年的17.7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22.2亿美元，仅增长了11.6倍，前者增速远高于后者。1999年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继续上升，2008年达到84.6%，已成为新疆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同比下降40%，但这只是短期影响，不改变长期发展趋势。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现状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总体情况

新疆是中国开拓中亚市场的前沿，新疆实施的“内引外联，东联西出论文网站，西来东去”贸易发展战略，使其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商品进入中亚乃至中东、外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国家市场以及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双向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贸易通道作用。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18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贸易商品的质量明显提高，双方进出口商品逐渐由低中档工业制成品转向中高档制成品出口；从贸易合作方式来看，从90年代初的易货贸易为主，到目前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且增加了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展会贸易等形式，如2008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188.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4.6%，居于绝对主力地位；从贸易主体来看，外贸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2008年国有企业完成贸易额49.7亿美元，占比22.4%论文网站，集体企业完成贸易额6.63亿美元，占比2.98%，私营企业完成贸易额162.7亿美元，占比73.2%，三资企业完成贸易额3.12亿美元，占比1.4%，显然非国有企业合计占比74.62%，在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目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尚处于“三低一小 ”(即起点低、水平低、效益低、规模小 )的松散型模式向半紧密型过渡的初级阶段 ,存在“两少一多 ”(即大客户少、拳头产品少、短期行为多 )的现象，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和开拓市场的合力，双方的合作仅停留于低水平的边贸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在双方产业层次上的相互合作和依赖，双方经贸合作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比较

中国加入WTO以来，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其中，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3.7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90.7亿美元，6年增长了5.6倍；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54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79.7亿美元，6年增长了50.7倍；新疆与塔吉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5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12.5亿美元论文网站，增长了249倍；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1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4.36亿美元，增长了22倍；新疆与土库曼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0.77亿美元，增长了7.5倍。即便是增长速度最低的新疆与哈国贸易也在6年间增长了5.6倍，增速远高于同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新疆与吉国贸易规模虽然一直是仅次于新哈贸易，但6年间新吉贸易增长高达50.7倍，从而大大缩小了与新哈贸易规模的差距。新疆与塔国贸易规模在2002年本是最小的，但6年增长249倍，是中亚五国中最快的，所以2008年新塔贸易规模跃居第三位。至于新疆与乌国、土国贸易则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不但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该两国在中亚五国中经济实力仅次于哈国，远高于吉、塔两国，所以新乌、新土贸易仍具有提升空间。

2008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额为188.1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308.2亿美元的61%，而且近年来比重基本都在60%-70%之间。2008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22.2亿美元，位居西部十二省市区首位论文网站，居中国各省市第12位，比2007年提高3位。其中，与哈国贸易额为90.7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从2007年的50.8%下降到2008年的40.8%。与吉国贸易额为79.7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3.7%提高到2008年的35.9%。与乌国贸易额为4.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占新疆外贸总额的2.86%。与塔国贸易额为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75%提高到2008年的5.6%。与土国贸易额为0.77亿美元，同比增长96%，占新疆外贸总额的0.35%。不仅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而且贸易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尽管双方的贸易合作处于上升的势头，但除哈国和吉国外，与其他各国的经贸合作水平都比较低论文网站，需进一步挖掘各方的合作潜力。

三、经贸合作前景展望

（一）国家战略支持为经贸合作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了十年，现正逐渐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过去的十年，也是新疆自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好、投资力度最大、经贸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国家实施的向西开放战略也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7.5”事件虽然对双边经贸合作造成明显制约，但2010年国家正在制定和实施的新一轮援疆计划将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撑，国家战略支持将为双边经贸合作描绘出美好的远景。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大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

金融危机中，国家加大了对新疆财政支持力度，仅2009年以来新疆就投入12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及优势产业扶持，在建的公路、铁路达几十条，口岸环境及通关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能源通道都已正式投入运营。2009年精-伊-霍铁路通车使霍尔果斯口岸与新亚欧大陆桥相接，“中欧国际公路走廊”与“连霍高速”即将连通，将通过公路运输，使中国沿海地区与中亚、欧洲等地区以霍尔果斯口岸为连接点，贯穿亚欧大陆，与新亚欧大陆桥的铁路运输一起发展成为国际货物运输大通道。同时，近年来新疆迎来了我国内地企业数千亿元的产业投资，能源、资源、特色农业等都成为投资热点。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也有了实质性发展论文网站，出现了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获得长足进步。能源和贸易通道的畅通以及产业转移带来的优质货源使双边经贸合作大发展条件日益成熟。

（三）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使双边经贸合作具备良好发展前景

中亚国家大多都能源或资源储备丰富，在中国面临日益紧迫的能源安全威胁背景下，中亚各国尤其是里海地区的巨大能源储备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新疆成为全国能源、资源陆路安全大通道的战略定位越发明确。近十年来中亚各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国际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长、价格经过剧烈震荡后又步入上升周期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后中亚国家仍可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海艳.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9）.

[2]王志飞，李豫新.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9（3）.

2、本文为2009年国家发改委重点招标课题“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机制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09-39-17）以及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基金课题《新疆企业开拓中亚市场的营销风险及预警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双边贸易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俄经贸

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袭卷全球后，作为金砖四国（BRICS）的两个重要成员——中国和俄罗斯，均遭受重创，尤其是两国间的贸易更是遭受到沉重打击。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几大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经济危机爆发后，中俄贸易额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2006年中俄贸易总额达334亿美元，2007年为482亿美元，2008年升至551亿美元，2009年降为387.97亿美元，201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回升至554.49亿美元。可见，从2006年到2008年，中俄贸易额呈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峰值568亿美元，同比增长18%。但其增速远低于2007年的44.30%，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海啸，致使中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2009年的中俄贸易额降至387.97亿美元，同比下降31.8%，2010年又有了新的回升。这些现象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对中俄贸易影响巨大。

一、中俄经贸的现状及问题

（一）“灰色清关”比重较大

“灰色清关”是指进口商或进口商，在进口货物报关的时侯，通过与海关关员的非公开协议，以低报货值、少报重量或瞒报品名(即提供低税率的税则号)的方法，使批量货物以明显低于国家法定进口税率应缴税额来通关。其最大优点就是可以使货物通关简捷方便，但通关程序却很不透明，而且所缴纳的关税和进口税总额必然是要少于法定的纳税额。此外，实际进口商也拿不到有效的通关凭证。

根据中俄双方官方贸易统计，2003年两国统计差异为27.33亿美元，2004年其差异高达43.54亿美元，相当于中方统计出口值的47.8%，差异同比增幅近60%，这都引起了双方海关的密切注意。在2009年6月18日，俄罗斯政府宣布集中销毁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而这批商品中主要为鞋类商品。2008年9月11日，俄总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突然对切尔基佐沃市场采取强制行动，共查封集装箱约6000个，重量约10万吨，货物总价值约20亿美元。这是近几年来在俄华商损失最大的一次事件，这也再次凸显中俄民间贸易走出“灰色清关”的紧迫性。

（二）边贸摩擦矛盾突出

中俄边境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与边贸结算相关的问题。边贸结算方式分为现钞结算和银行结算。其中，银行结算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本币结算、直接通汇和第三国转汇。

通过第三国转汇的结算，由于有第三国的介入，所以结算的程序相对复杂，时效偏低，也比较容易产生贸易摩擦，结算周期长的问题；汇率的频繁浮动也容易产生争议，这些问题都在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开展贸易的收益。

在现钞结算中，大量的卢布货币在边境地区流通，给我国国内货币市场带来了潜在的冲击风险。据统计，仅2008年一年绥芬河对俄旅游就超过100万人次，即使按旅客人均最低消费为3000元人民币（汇率为29.429人民币/100卢布）折算，全年也达到100亿卢布。如此大量的卢布货币在边境地区流通，必将给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甚至影响中国人民币的主权货币地位。与此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俄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此外，走私、洗钱等问题也将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隐患。在中俄边境各大口岸，如绥芬河、满洲里等，卢布是仅次于美元流通的外国货币。通过携带以及“对打结算”的方式，卢布充当着边境贸易的结算职能。而“对打结算”实际上是起着“地下钱庄”的作用，黑市贸易作为中俄边境贸易中的摩擦，也时刻威胁着正常的贸易秩序。 (三) 贸易失衡日益加剧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7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481.65亿美元，我对俄出口284.88亿美元，自俄进口196.77亿美元。俄方贸易逆差为88.11亿美元。

200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550.5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203.9亿美元；自中国进口346.6亿美元，俄方贸易逆差92.5亿美元，

2009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387.9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175.14亿美元；自俄罗斯进口212.83亿美元；中方逆差37.69亿美元。

在两国贸易中，中方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并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逆差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贸易逆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所导致的。中国自俄进口的商品多为我方短缺、而又需求量较大的资源性商品，如石油、木材、矿产品和有色金属等。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还将继续大幅度的增加，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将会进一步扩大。而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类商品，其货值低，基本上属于制成品，出口额和出口量与俄消费市场的变化紧密相关，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并且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变。

目前，中国对俄出口中轻纺产品约占50%左右，而从俄进口中原材料产品约占60%。中俄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比较单一，产品技术含量也不高，而且还缺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知名品牌，与国际市场的商品贸易发展趋势存在很大的差距。相对于两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中俄贸易的规模和质量还需进一步扩大。

（四）关税壁垒范围扩大

俄罗斯对进口商品普遍征收高关税，尤其是对从我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如纺织品、鞋等产品。而且俄方的关税有从量税、从价税和混合税三种形式。俄海关在征收时，往往是从中选择税额最高的税率计征，致使中方企业纳税的金额大大提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

2009年，俄罗斯开始提高外国产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成为绑住中国车企入俄的另一道枷锁。自1月12日起的9个月内，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的关税，范围包括拖拉机、载重汽车和轿车。其中，排量在1.5升至1.8升的轿车征收30%的进口关税，且总关税不低于每升1.5欧元。此前关税为25%，且不低于每升1.25欧元。排量1.8升至2.3升轿车被征收30%的关税，且总关税不低于每升2.15欧元。此前关税为25%，且不低于每升1.8欧元。可见，关税壁垒明显提高。

（五）边境贸易后劲不足

长期以来，中俄边境地区对俄出口的产品中，本地产品还不到25%，绝大多数的出口产品都是从内地采购的。边境地区也没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发展面向国外市场的生产能力，而只是把内地的产品倒过来再转手卖给俄罗斯，俗称“倒爷”。也没有推出自己的名优产品，大多数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差，对俄贸易缺乏坚实的生产基础，加之金融海啸的影响，致使边境贸易后劲严重不足。

导致中俄边境贸易后劲不足的另一方面原因体现为，投资项目较少基础薄弱。我国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俄市场的巨大潜力，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中俄双方的经贸合作一直以来都是以商品贸易为主，双方投资合作项目非常少。自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以来，俄罗斯国内政治持续动荡，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社会秩序也非常的混乱，加之俄方的银行信誉度低，合约的履约率低等。俄罗斯的这一系列欠佳的投资环境，致使我国许多大型企业都不愿意到俄市场进行投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中俄双方的投资合作项目仅限于一些投资金额较小的领域，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合作非常匮乏，合作基础仍然很薄弱。

二、促进中俄经贸发展的建议

（一）打击“灰色清关”

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市场供应物资严重短缺，特别是在轻工业产品方面。为了能够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俄罗斯政府实际上是默许了外国商品以“灰色清关”的形式进入俄市场。

“灰色清关”是中俄经贸中的历史性产物，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很多中国商品都是通过“包机、包税”等“灰色清关”的途径进入俄市场。也就是说国际贸易论文国际贸易论文，中国货主若想出口产品至俄罗斯，只要向货运公司缴纳一定的运费，就可以由货运公司将货物运往目的地，并由货运公司委托“清关公司”，后者会把所有入俄的海关手续办好。这种方式的进出口对中国商人的有利之处是进出口手续便利，但后果是使俄罗斯政府的税收遭受损失。所以，在近二十年间，俄罗斯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清关公司”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并且也一直在加大打击力度，初见成效。

（二）疏通结算渠道

疏通银行结算渠道，为边境口岸地区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使人民币流通通过账户划转，纳入正常管理和监测的轨道，为人民币跨境流通建立平台。

首先，加大银行本币结算试点，将银行本币结算业务在中俄两国全部边境地区进行推广，并进一步放宽对人民币出入境数量的限制。分阶段、计划性地实现本币计价结算，规范中俄经贸结算行为。其次，中俄双方商业银行应同时开立卢布和人民币双币种结算账户，使资金结算直接通过本币就可以完成，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本币结算。各外汇指定银行总行也应制定人民币与卢布直接汇率，解决由于不能直接清算形成双边本币结算的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币结算。在确保结算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在俄方增设人民币账户也为人民币走出国门进入俄罗斯生产、流通及其贸易结算领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促使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还要扩大结算范围。随着两国非贸易结算量的不断增加，应将边境旅游团消费、劳务费、服务费用等非贸易结算纳入银行本币结算协定的范畴，完善本币结算的各项功能。

（三）完善信用机制

首先，组建信用担保机构，提供专业担保服务。为扶持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融资，可以由政府出资、资助建立信用担保体系，或民间的信用担保机制，或专门建立针对向俄出口的保险基金。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融资担保领域，积极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投资结构，扩充担保机构资金实力。引进战略投资者，积极争取开发银行软贷款的资金支持，以用来扩大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

此外，还可以探索新的以俄市场为目标的担保方式，增加开辟俄市场的积极性。一方面加强国内担保机构以俄市场为目标的业务品种，加强国际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对中俄经贸往来的支持作用，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和支持，加强信用的评估、保障工作，进一步防范风险，鼓励规范的交易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借助国际金融担保机构的力量，为国内银行在俄的业务提供担保。

所以，只有在中俄信用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中俄贸易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四）规范贸易秩序

在双边合作的框架下，逐步规范双边贸易秩序，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经贸、科技等分委会的作用。通过政治互信，深化双方经贸合作，加速解决贸易秩序和贸易服务体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应争取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共同解决难题，促进双边贸易规范化。

如在海关通关方面，应充分发挥双方海关工作组的巨大作用，促使通关更加便利，通过海关小组的工作，督促俄方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简化通关手续，缩短报关时间，增强报关的透明度，为中俄贸易清除障碍。在商品检验检疫方面，应促使两国的检验检疫制度向国际标准化过渡，完善检验检疫程序，建立相互认证制度，消除俄罗斯检验检疫部门对中国商品的各种不公待遇。进一步加强发挥银行和保险业的巨大作用，保证双边贸易安全有序地发展。在国际铁路联运方面，应进行多方协调和磋商，由商务部、外运司、银行共同协商，力求建立一套符合国际贸易市场规范的国际运输联运体系和制度，特别是解决单证规范化等问题。积极培养中俄贸易所需的各种专业人才，针对贸易、语言、报关等进行培训，以配合双方日益加快的贸易增长速度。从而增强双边合作的基础。

（五）实施品牌战略

前面我们也提到，中国对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和轻工业产品上，其中纺织品和鞋类商品占中国对俄出口总额的60%左右。与其他功能性商品不同的是，这类商品具有情感性和象征性的特质，即它是在长期情感体验和表现体验过程中的积累。某一品牌下的纺织品是国家和企业的二元体，原产地效应相对于其他产品更为突出。

“中国制造”作为产品来源地的形象，曾凭借其低价优势影响着俄罗斯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偏好、评价及期望，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占据着俄罗斯轻纺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由于中方很少顾及原产地的名声、加工制作工艺、款式与质地、创意与设计、包装与广告等影响消费者认知程度的重要要素，从而使“中国制造”在90年代中后期竟然一度退化成一个很不受欢迎商品的代名词。

针对以上情况，我国企业必须要实施品牌战略，走品牌道路。经过10多年的努力，联想、海尔、“TCL”、 华为和奇瑞等带有鲜明中国标志的品牌，开始被俄罗斯消费者所熟悉和认知，近而拉开了转变对俄贸易模式的大幕。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些优质的中国企业开始推行以品牌创立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开始逐步从单纯的对外贸易走向国际营销。根据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要求，中国对俄贸易在充分利用现有优势的同时，应逐渐走出单纯贸易模式的束缚，实现向国际市场营销的模式转化。而品牌道路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让“中国制造”可以深入人心，逐渐消除双方贸易中对产品质量的置疑，从而推动中俄贸易的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市场适应能力，优化出口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国际品牌。

总之，中国企业应当逐渐强化企业质量管理、加大科技投入，打造自己的国际名牌，构筑科学现代的营销网络。

（六）贸易结构转型

促进中俄经贸发展，也要加速贸易结构转型。加强科技创新，使双边贸易从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

在中俄贸易结构中，出口机电产品的份额已经在逐年增长，但主要集中在家电、电子、通信、汽车等领域，而俄罗斯在航空航天、核能、动力设备、采矿设备、加工机床等方面仍具有较强的实力。如果能够通过双边合作，将机电产品贸易与技术转让和投资结合起来，带动联合生产加工合作，也就可以扩大共同利益，互利双赢。而我国自身也应进一步加大对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提高科技改革的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的金融支持，增加对俄贸易的中长期卖方信贷。同时，鼓励企业家扩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并给予一定税收和其它方面的优惠，以刺激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加快中俄贸易结构转型势在必行，合作方式向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方面过渡。拓展多元化合作，特别是要扩大中俄边境地区劳务合作，能源合作及科技合作。

此外，还要建立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激励机制，通过对企业技术革新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对积极进行技术革新、拥有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而且政府还应从制度层面上不断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增加经济贸易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等。

参考文献

[1]赵玉阁，吴颖.当前中俄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师，2009(7)

[2]霍继光.中俄边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调研与观察，2007(6)

双边贸易论文篇8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能够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更能够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时，中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期以加强经济合作，实现贸易互惠。

2文献回顾

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是Tinbergen（1962），他选用贸易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家GDP和国家距离作为解释变量，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家GDP对贸易量有显著正向作用，国家距离对贸易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Bergstrand（1989）扩展了原有模型，Evans（2003）进一步研究发现使用共同的语言能够有效减少边境效应。姜书竹等（2003）利用贸易数据等影响因素建立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潜力。张丽丽等（2015）构建因素矩阵，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和层次分析法研究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

3理论模型

引力模型源于物理学中的牛顿万有引力公式，Tinbergen（1962）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两国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即GDP正相关，与两国的距离负相关。传统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其中，Fij为两国的贸易量，Gi为贸易国i的GDP，Gj为贸易国j的GDP，Gij为两国的距离，参数α。之后的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人口变量、贸易限制措施、共同语言、贸易协定等指标，以检验政策、文化等因素对贸易的影响。综合前人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研究重点，本文选取的自变量有：GDP、距离、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一年期的截面数据作为GDP数据，采用当期名义美元值。综上所述，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引力模型如下：其中，Fcj是中国和j国的贸易总额，Gc是中国的GDP，Gj是j国的GDP，Gcj是中国与j国的距离，FATs是虚拟变量，若j国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则取值1，否则取值0，为随机误差项。中国与贸易国签订自贸协定代表着两国之间有贸易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促进贸易的因素，因此，本出如下假设。H1：中国与贸易国j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两国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4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一共选取了蒙古、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60个国家。其中，东盟十国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贸易额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两国距离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相关信息来自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4.1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统计软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由上表可知，回归方程的R2约为78%，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R2约为75%，拟合优度较高。从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国家经济体量和FATs对贸易额有正向作用，距离对贸易额有负向作用，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回归结果与现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另外，DW值约为2.24，查表可知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得到回归方程：

4.2怀特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因为必须检验回归分析模型中是否存在异方差，若存在异方差，会使得模型的参数估计无效，即使参数估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也不是有效的估计。通过Eviews软件进行怀特检验后发现，Observation*R-squared=5.92，自由度为3的χ2分布，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为11.34>5.92，即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也即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量是有效的。

4.3基于总量的贸易潜力

由前文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可以测算，即运用引力模型预测潜在贸易额，将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小于预测值，称为贸易不足，即存在某些因素抑制了双边贸易发展，双边贸易有长足的进步空间；反之为贸易过度，即双边贸易规模较大，进步空间较小。本文将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值作为贸易潜力值，若潜力值小于1，为贸易不足，潜力值大于1，为贸易过度。将2015年的各类数据代入方程后进行对比后得到以下结论。双边贸易不足的国家有29个，贸易潜力均值约为0.63，其中贸易潜力最低的是阿富汗，仅为0.18，最高的是以色列，为0.96。可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双方应该采取更多鼓励措施促进贸易发展，加强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双边贸易过度的国家有31个，贸易潜力均值约为2.23，中国与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也门共和国、马来西亚、老挝等近十个国家的贸易潜力值接近甚至超过3，即贸易实际值远高于预测值，可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很大，贸易量十分庞大。

5结论

（1）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告诉我们，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削减甚至取消关税、扩大各类贸易产品规模、打击贸易保护主义、降低进入门槛、减少贸易摩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从前文的实证分析来看，双方签订自贸协定对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我国应该积极与更多国家对话，推动更广泛、更深刻而的经济合作。（2）通过前文的估算可知，在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中，马来西亚、老挝、越南和新加坡的贸易潜力均值超过3，处于贸易过度状态，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得到较大的开发，贸易潜力充分发挥；另外7个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其贸易潜力均值平均在0.8，处于贸易不足状态,这说明只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自贸协定也不足以挖掘双方的贸易潜力，中国与贸易伙伴应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激发贸易潜力。

6建议

（1）加强双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本文的研究验证了前人关于贸易政策对贸易影响的结论，从回归分析出可以看出，签订自贸协定的重要性与国家经济体量几乎相当。目前，中国已签订自贸协定14项，涉及22个国家地区，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地区11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11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11个，可见中国正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应该坚持与更多贸易伙伴对话，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真正实现互利共赢。（2）发挥电商优势，消除贸易阻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贸易的一大助推器。目前，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用户在全球用户中的占比超过45%。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向全世界呼吁建立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并开始积极推进EWTP的试点建设。中国应该发挥移动电商的优势，夯实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逐步消除贸易障碍，促进贸易增长。

作者:缪旖璇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TinbergenJ.ShapingtheWorldEconomy:Suggestionforan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M].NewYork:TheTwentiethCenturyFund,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