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合同范文
时间：2023-10-15 03:17:02
解除合同篇1
甲方：
乙方：
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现由于乙方的转业问题，离开本公司，根据《劳动合同》第六条第7项的规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一、乙方工资发至年 月为止，在本协议生效日一次结清。
二、甲方确认乙方已完成所有工作交接。
三、《劳动合同》的解除不影响原合同中保密条款及双方所签《保密协议》的效力。
四、双方放弃其他权益。
五、本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生效，《劳动合同》同时解除。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乙方：
解除合同篇2
职工黄某原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并与企业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在合同期内，黄某以收入偏低为由，口头提出解除合同，企业未予答复。过了10天，黄某就被一家合资企业招用，又与该企业订立了劳动合同，黄某走后，原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要求黄某回厂上班，同时，与黄某所在的合资企业联系，希望让黄某回厂，但合资企业以已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不予放人。于是原企业向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黄某和合资企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仲裁委员会依法维护了这一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
[案例评析]
《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黄某既然已与国有企业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就必须承担为该国有企业工作5年的义务。只有在法定的条件具备时，黄某才可以不再承担此项义务。
《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就本案看，黄某在合同期内向企业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但企业未予答复，说明双方未能就提前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所签劳动合同并未解除，各自依据劳动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仍然存在。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从本案事实上看，黄某口头提出解除合同，并未按法律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则企业可以不予答复，退一步讲，即便黄某是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原企业，但其仅过十天便与另一合资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也不符合“提前三十日”这一法律要求。因此，黄某与原国有企业依据劳动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仍未解除。当然《劳动法》也规定了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况。这在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中也是明确的。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1、在试用期内的；
2、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3、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黄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收入偏低”，显然不在上述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之内。
综上所述，不仅黄某本人，而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合资企业，亦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劳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黄某原单位要求黄某和合资企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理应得到仲裁委员会的依法支持。
还应当指出，依据本案的情况，仲裁委员会亦有权依法确认黄某与合资企业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并裁决黄某继续履行与原国有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
解除合同篇3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 ***
身份证号码：----------------------------- -----------------------------
一、甲方与乙方原于xx年7月9日签订的就网吧企业管理业务的合作协议，现因甲方单方违约违反合作协议中的第六条将***网络中心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转让给第三方，使双方无法继续合作。
二、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该合同于xx年12月20日予以解除。因解除协议甲方需返还乙方所投入合作资金*万元人民币整。现因甲方无能力偿还乙方所投入合作资金*万元人民币，现用甲方个人在***网络中心持用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作抵押。
三、在此同时甲方需保证所抵押给乙方的股份是甲方在“***网络中心”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需保证所抵押给乙方的股份，在此协议之前与协议签定之后甲方不得在以任何形式抵押与转让、质押或担保给第三方，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四、在协议期间甲方不能以任何形式毁约和转让股份，如有违约就必须即日偿还乙方所投入的合作资金*万元人民币和赔偿经济损失*万元人民币。
五、甲方需在xx年12月20日起至xx年6月20日止一次付清乙方所投入合作资金*万元人民币整。
六、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签名 盖章) 乙 方：(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于_____年____月_____日就______________合作事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现因特殊原因并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予以解除，并确定《合作协议书》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
甲方： 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
解除合同篇4
一、行使解除权的方法
关于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法，《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可见，解除权行使的方式主要可分为通知与进行批准登记。
1.以通知解除合同。在行使解除权的方式上，我国合同法采用规定了当事人一方在约定解除事由或法定解除事由发生而欲行使解除权时，必须通知相对人，合同自通知到达相对人时发生解除的效力。任何情形下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都只须以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不必通过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仲裁。其次，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如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请求或特定情况下的传真、电子邮件等。但为了避免产生争议，最好应采取书面形式。
2.办理批准与登记等手续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6条第2项规定若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需依照其规定办理。所谓“依照其规定”应理解为按照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若以有关机关的批准、登记为解除的特别生效要件的，则需获得批准或办理登记后才可解除合同；若仅为行政上管理的需要，则办理该手续与否并不会影响解除的效力。这是与合同生效要件相对应的。某一合同的解除条件与程序应当与该合同的成立条件和程序保持一致。
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在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立以后，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合同当事人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行使合同解除权。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的场合。我国《合同法》第96条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当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一方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不必与对方协商，也不必经对方同意，只要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便告终止。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法律、行政法规定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特别程序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三、行使解除权的期限
解除权的行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因为行使解除权会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如果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长期不行使解除的权利，就会使合同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当事人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因此，需要对该权利加以控制或限制。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5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法定或当事人约定期限内行使。第二种是在对方当事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在这种情况下，非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或者违约一方的当事人为明确自己的义务是否还需要继续履行，可以催告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当事人仍然要按合同履行义务。但经催告后多长期限内权利人必须行使，否则解除权消灭，《合同法》未作具体规定，只规定为“合理期限”。对此，实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根据合同性质、交易目的和交易习惯来确定这个合理期限。
四、行使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对于约定解除权而言，必须在合同履行完毕前，出现了合同中所约定的解除条件，然后享有解除权一方当事人通过正确的行使解除权，才能最终导致合同的解除。这即是法律对解除权行使的限制。同样，对于法定解除权而言，如果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不仅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甚至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合同，而非违约方也愿意其继续履行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我国《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是《合同法》对解除权丧失时限上的规定。另外，依据《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明确了在对方当事人存有“异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判定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合同是否予以解除。这是通过第三者的监督审查从而对解除权行使正确与否进行的限制。 我国的合同法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设置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条件。但对其它解除权消灭缺少更详细的规定。
五、完善解除权产生的条件
法定解除条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1）合同因不可抗力而解除。我国民法不可抗力是免责事由的条件之一。但是，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却将其作为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之一加以规定。为消除这个冲突，有学者建议在合同法中专门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将情事变更规定为合同的解除条件较不可抗力更为合适，更符合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宗旨。（2）合同因违约而解除。所谓预期违约是指合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其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履行合同，或其行为表明其在履行期到来之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和第68条的规定采用了大陆法上的拒绝履行和不安履行抗辩权制度。另外，此规定还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明示”拒绝履行，另一个是“默示”拒绝履行，均可发生合同解除权。（3）合同因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解除。我国合同法在第94条第5项作了一个概括性规定，即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下的合同解除。对于此项规定如何解释，合同法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六、解除权行使的期间
解除合同篇5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契约必须严守”的规则逐渐被打破,合同法定权解除制度作为合同法中规范交易秩序的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以及交易安全的保障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合同法》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筑了较为完整和详尽的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但是,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立法设计仍然存在诸如法定解除权成立条件不完整、解除权行使方式不明确、行使法律效果不统一等不完善之处。因此,立法上应当增加解除的客观条件、完善预期违约制度、统一迟延履行的规定等方面完善解除权成立条件,同时立法上还应当完善解除权通知效力、通知方式、行使期限、法律效力等。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概念与性质
1、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概念
法定解除,顾名思义就是按照法律规定而解除合同,具体指合同成立并生效以后,合同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合同当事人一方通过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 据此,合同法定解除权可以理解为合同成立生效后,在未履行完毕之前,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时,当事人所享有的使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权利。可以说合同法定解除权是对“合同必须严守”的一种逆向设计,反映了法律对合同自由的一种干预,对合同遵守人的一种法律救济。
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合同法定解除权又可以分为一般法定解除权和特别法定解除权。一般法定解除权适用于所有符合《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解除条件的合同,而特别法定解除权则主要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有名合同,如《合同法》第268条中规定的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文研究的重心将主要是《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
2、合同法定解除权性质
合同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律规定的一项赋予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一种法定权利,是民事权利义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法律性质上对其进行分析,以此让合同当事人更好地享有和行使该项权利。
(1)合同法定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
所谓形成权是指“以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权利。形成权的独特性在于只要有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足以使权利发生法律效力”。 由此,合同法定解除权中权利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依自己一方意思表示就能使合同法律关系消灭,所以其是一种典型的形成权。
(2)合同法定解除权是一种从权利
民事权利有主权利和从权力之分。主权利是指在相互关联存在的民事权利中,处于主导地位、并能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力是依附于主权利而存在,以主权利的存在为其存在基础和前提的权利。 由此,在合同法定解除权中,法定解除权是一种从属于合同主债权的权利,当主债权发生变化时合同法定解除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1、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成立条件
虽然合同是神圣的,一旦订立不可随意解除,但是有时总会因为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合同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我国《合同法》统一法定解除条件,允许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提前将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在《合同法》第94条中主要从客观条件和违约行为两方面加以规定。
(1)因客观条件--不可抗力而法定解除
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当出现不可抗力时,毫无疑问,合同的履行是会受到影响的。不可抗力的出现有可能会使合同暂时的无法履行也有可能使合同永久的无法履行,只有当这种影响十分重大,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才会引发法定解除,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终止合同。
当事人往往是通过订立合同以此来实现一定的目的,当不可抗力使得合同目的失去实现的可能性时,合同是否履行对于当事人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要求当事人继续受到合同的约束,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对于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损失将继续扩大。因此,当出现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完全失去实现的可能性时,应当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让他们摆脱合同的束缚。
(2)因违约而法定解除
除了因客观条件--不可抗力引发法定解除之外,违约行为也常常引发法定解除,当事人一方违约已经达到严重情况,合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时,应当允许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摆脱合同的束缚。在各国立法中也将违约行为作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而我国对于引发法定解除的违约形态也可以分为根本性违约和非根本性违约。
关于“根本违约”,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确定这一概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根本违约已经被采用。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项实际上是对根本违约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非违约方在对方的违约已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虽然根本违约是法定解除事由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但是对于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合同法并没有详细规定,只是简单地认为导致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可能得违约归于根本违约,将其纳入解除条件之一。当当事人不严格遵守合同,导致失去合同目的的可能性时,当事人可以启动法定解除程序,依法摆脱合同束缚。
关于非根本性违约主要包括预期违约和迟延履行两种情况,预期违约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没有正当理由,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客观事实表示其在履行期限到来后不会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预期违约主要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出现一方预期违约时,另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将合同予以终止。预期违约是履行期限到来之前的行为,它并不是意味实际上未履行,而是让对方失去对未来合同履行的期待权,是对于未然的事情。
迟延履行是指在约定期限届满时,当事人仍然未履行债务的行为。迟延履行主要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此处的迟延履行应当是合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并且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如何救济,有别于根本违约。
2、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程序
(1)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法定解除由法律规定,只要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时,当事人就可以启动该制度,将合同的约束打破,不需要像契约一样要求双方合意。具体而言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在《合同法》第96条中被规定。第一,要求当事人通过“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当事人决定法定解除后,应当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至于通知是否要特定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当事人只要是以“通知”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即可。第二,解除的通知采用到达主义,以到达对方为标准,只有通知到达了相对人,解除才发生法律效果。第三,在通知到达后,相对人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可以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旦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第四,法律规定要求特定手续的,应当按照要求办理,比如批准、登记等。
(2)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虽然法定解除权制度有其固有优势,但是我们在肯定法定解除权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法定解除所带来的不利之处,它可能会使合同双方的权益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会影响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该项权利的期限加以规制。我国关于法定解除期限的规定体现在《合同法》第95条中。第一,一些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对解除期限进行了规定,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内权利人没有行使权利,则视为默示放弃,法定解除自动消失。第二,有约定从约定,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合意约定解除期限,则依照双方的合意期限解除,如果在协商好的期限内未有解除行为,则视为放弃解除。第三,当没有法定和约定时,则将催告视为主要期限限制。合同相对人有权催告解除人启动程序,如果催告的合理期限内,权利人仍未实施任何解除行为,则视为放弃解除,合同的状态恢复原状。
3、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法律效力
当解除程序启动,合同被法定终止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法定解除的效力就是将原本需要严格遵守的合同变成被终止不需要履行的合同。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97条中。第一,在合同被解除终止后,还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这应当是法定解除后的当然效果。第二,已经履行的合同部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来判断是否适用溯及力,根据学界观点,对于继续行合同不适用溯及力,对于非继续性合同则适用溯及力原则,即已经履行的部分因解除而归于消灭,解除的效果延伸至解除前。第三,合同被法定解除后,权利人可以请求对方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进行补救,以此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四,当合同被解除后,受损方有权请求对方赔偿损失,以此来弥补自身损失。
二、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缺陷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成立条件不完整
1、客观条件不足
我国《合同法》在规定解除条件时只考虑了不可抗力这一种,而对于其他的客观情况并未赋予其产生法定解除权,比如情事变更,情事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建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情况,因不可规则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非当时所能预料的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或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则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则。 一旦出现情事变更,合同履行被阻碍,难以继续履行或者履行困难,甚至可能使得合同目的失去实现的可能性,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履行合同,则会造成一方的不公平。关于情事变更,我国主要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当发生情事变更时,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平原则予以解除,以此来维护合同的公平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情事变更纳入到正式的法律条文中。
2、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冲突
解除合同篇6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色，单务合同应为解除的对象。对于当事人双方变更或排除我国合同法第94 条的约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考量个案案情，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可有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解除权的行使未采诉讼方式，但纠纷案件由裁判机构处理的场合，合同解除效力照样发生，且自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处时开始。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笔者撰写过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合同解除》[1]，先后发表过数篇论文，提出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化，又有新想法产生，兹整理成本文，求教于大家。
一、单务合同是解除的对象
单务合同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法国民法典》( 第 1184 条) 、《德国民法典》( 新债法第 323条、第 324 条) 、《瑞士债法典》( 第 107 条、第 109条) 都持否定态度，日本民法没有明确规定，判例承认法定解除适用于单务合同(注：日本大判昭 8·4·8 民集 12 卷 561 页等。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但学说对此持有异议，现今的有力说亦然。(注：[日]我妻荣: 《债权各论》( 上卷) ，148 页; 星野英一: 《民法概论 IV( 契约) 》，第 70 页。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在中国，郭明瑞教授和韩世远教授都赞同法定解除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注：郭明瑞: 《论合同的解除》，载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编: 《企业·证券·合同》，298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转引自韩世远: 《合 同 法 总 论》，597 页，北 京，法 律 出 版社，2004。)笔者则主张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对于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均有其适用，理由如下:
1. 应当看到，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限于违约解除，也包括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解除，还有不以违约作为解除权产生条件的约定解除，以及协议解除。在后三种场合，允许解除单务合同，会使债务人免去债务的束缚，使债权人及时脱离已经没有积极意义的合同关系，免负附随义务等负担，轻装上阵，进行新的交易，显然十分必要。
2. 还注意，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但包括违约解除，也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所说的合同终止。须注意，这些立法例及其理论上的任意终止，包括任意终止无偿委托( 任) 合同、无偿保管( 寄托) 合同。由于中国现行法上将它们所谓的终止也叫解除，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为《合同法》) 第410 条规定了任意解除，其中包括任意解除无偿委托合同这种单务合同; 《合同法》第 376 条第 1款规定了寄存人可随时领取保管物，表明不论保管期限是否约定及是否明确，寄存人均可随时解除保管合同，包括无偿保管合同。(注：关于无偿保管合同适用终止制度的理由，见邱聪智: 《新订债法各论》( 中) ，姚志明校订，29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显然，称中国现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不适用于单务合同，不符合事实。
3. 即便局限于违约解除的类型讨论单务合同可否作为合同解除的对象，采否定意见也有其弊端，持肯定看法有其积极价值。
( 1) 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承认单务合同适用于解除制度，免除了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得不到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或服务，至多能够请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而不解除合同也能获得此类救济。就此看来，单务合同作为违约解除的对象，似乎时常有利于债务人( 违约方) ，而不利于债权人( 守约方) 。对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理性人，债权人会权衡利弊而作出决定。将是否解除的权利赋予债权人( 守约方) ，而非法律禁止解除，更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退一步说，即使债权人( 守约方) 果真选择了解除合同，且结果于其不利，也是他自己所愿。此其一。其二，债权人负有附随义务、负担场合，不允许解除合同，债权人受此类义务的束缚，一不小心，还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 2) 《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规定的解除条件，包括履行期届至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单务合同场合，债务人于履行期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允许债权人援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单务合同，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如无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明确表示届时不偿还本金，或将其财产挥霍或转移致使届时无力偿还本金，允许出借人( 贷款人) 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借款合同，提前收回本金，尤其在借款人没来得及挥霍或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提前收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韩世远教授主张，以《合同法》对借款合同所做规范设计实系以有息借款合同为预设对象，这从第 196 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出现的“并支付利息”可以反映出来。如此设计的规范，并不能够当然地适用于原则上作为无息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比如第 200 条、第 201 条、第 202 条、第 204 条、第205 条等，均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第 203 条关于“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处此规范体系之中，自应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2]453
这种观点的缺陷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韩世远教授是在“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以下结合‘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的题目下议论的，他对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不适用于解除的分析及其结论，是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的断语服务的。在此，他忽视了《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 基于特殊政策而产生) 的无息借款合同，他仅仅以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分析的结论，意欲得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的借款合同具有意义”的结论，以偏概全。其二，韩世远教授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和思维方法:《合同法》完全以有息借款为预设对象设计借款合同规范及其体系，即便事实果真如此，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合同法》要一体适用于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本应全面而周延地设计规范及其体系。本该清楚明了地规定，却语焉不详。遇此情况，就需要法律人的目光来回而全面地巡视于《合同法》分则、总则的规定，乃至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条文的含义及适用范围。本该规定而未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有漏洞就应予填补，或用类推适用的方式，或用目的限缩的方式，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等。循此思路及方法，对于无息借款可否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法》第 203条关于借款合同解除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尽明了的情况下，韩世远教授钟情的法定解除使“合同义务的解放”、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就应得到贯彻，《合同法》总则第 94 条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就应发挥作用。如此，《合同法》第 203 条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被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而是应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才会使“贷款人容忍借款人使用贷款、日后才可收回”的合同义务获得解放，才会剥夺借款人无偿使用贷款的合同利益，才不至于导致《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解除的目的在借款合同领域落空。如此解释的价值在下述情况下更加凸显出来: 借款人财产状况恶化，又将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或毫无前途、届时无法收回的领域，承认作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韩世远教授在这里的失当表现在，其目光局限于《合同法》的局部规范体系来解释第 203 条，再就是忽视了法定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其三，韩世远教授称《合同法》第 201 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过于武断，并不适当。因为第 201 条分为两款，第 2 款关于“贷款人未按照约定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才较为适当。
接着分析无偿委托合同的情形。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无资力，将故意或重大过失地为委托人购买质量低劣的货物，任凭此情发展，委托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无法从受托人处获得偿付，而允许委托人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项或第 410 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并取消授权，阻止受托人实施上述有害的行为，益处不言自明。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怠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承认委托人的解除权及其行使，亦然。
在这里，有必要评论韩世远教授以德国民法、日本民法规定随时解除( 第 651 条) 被有些学者认为“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为由，得出将来对中国《合同法》第 410 条做解释论展开时需要解决的结论，联系其总题目推测其意思，还是不承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在笔者看来，韩世远教授如此否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勉强得不能再勉强。其原因在于，A.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包括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上的合同终止。B. 从事物的实质方面讲，在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一定要维持委托合同关系，结果可能非常糟糕，惟有允许一方现有并行使解除权，才是上策。C.《日本民法典》第 561 条和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410 条规定的任意解除，《德国民法典》第 671 条第 2 项和中国台湾“民法”第549 条规定的任意( 随时) 终止，可能“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但这只是需要解决、明确的问题，而非废止任意( 随时) 解除的理由，原因在于无偿委托合同以当事人间的信赖为基础、法律拘束力相对较弱，不宜强拉硬配。解决的方案，可有进一步严格解除的条件、增大损害赔偿的数额等选项。
( 3) 在无偿保管合同场合，保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毁损保管物，或者擅自将保管物交由不负责任的第三人保管等，寄存人享有解除权，可审时度势，行使解除权，将保管物提前取回，避免损失，尤其在保管物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下，更具有积极的价值。
4.《合同法》允许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 第186 条第 1 款) 、法定撤销( 第 192 条、第 193 条) ，此类撤销在实质上与合同解除相同，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撤销( 第 54 条) 不同。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或不真正双务合同，法律允许撤销———实质上的解除，就此说来，解除单务合同是有意义的。
韩世远教授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中国《合同法》规定的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就是赠与的撤销，“立法用语已表明它并不属于赠与合同的解除; 德国民法称之为‘赠与的撤回’( BGB § 530Winderruf der Schenkung) ，并非合同解除。”联系与韩世远教授在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否被统合到违约责任责任等问题上的争论，笔者发现韩世远教授特别强调法律用语所起的作用，而笔者时常更关注事物的本质。在辨别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撤回三个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分工上，又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韩世远教授自己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以法律用语确定概念的含义，如他认为，《合同法》第 111 条的“请求减少价款”应当是“主张减少价款”。[3]8
对于撤销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中国《合同法》第 54 条、第 55 条、第 74 条、第 75条等，是将有效的合同作为撤销的对象的，对此，韩世远教授是承认的。[2]155( 300) 只不过他在赠与合同场合没有一以贯之，又说“撤销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 解除适用的对象则是有效合同。”即便如此，人们不禁要问: 《合同法》规定的赠与撤销针对的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吗? 解除的对象一律是有效的合同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法释[2010]9 号) 第 5 条、第 8 条等规定已经否定了韩世远教授的看法。
对于撤回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不知韩世远教授持何种看法。观察中国《合同法》使用“撤回”的概念，是针对尚未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如要约的撤回。遵循此义理解合同的消灭，不宜将已经有效的赠与合同提前消灭称之为赠与合同的撤回。
需要注意，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重在提前终止有效的合同，至于是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而提前终止，还是非因违约而提前终止，甚至是不讲任何原因而随时终止，均在所不问，或者准确地说，那只是合同解除制度内部的类型划分问题。就此说来，《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就是合同解除。
最后，韩世远教授仅凭德国民法上的“赠与的撤回”称谓就断定中国《合同法》上赠与的撤销不是赠与合同的解除，在方法论上殊值商榷。继续性合同不因违约而解除，德国民法同样不叫解除，而谓终止，该如何处理呢? 韩世远教授自己仍然称之为合同解除。[2]448退一步说，假如中国民法完全沿袭德国民法而来，每项制度、规则及其理论都一一继受，依据德国民法关于“赠与的撤回”的设计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款、第 192 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绝非合同解除，尚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在中国《合同法》及其理论系借鉴了多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以及若干国际法律文件精神及规定的事实面前，拥有相当的中国元素的情况下，却以德国民法的称谓来解释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显然难以服人。看来，以他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的称谓、设计等来反驳他人的观点，证成自己的见解，时常是凭其主观好恶来决定的。
不得不再次指出，韩世远教授再次地用境外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及其学说来直接界定中国现行法及其理论上的概念(注：韩世远教授在解释《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时，就单一地依据日本民法及其学说所持已届履行期系指履行期届至，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为履行期届至。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 3 版) ，286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是不妥当的。笔者重申，中国《合同法》并不是依据德国民法制定的，对中国《合同法》制度及规定的解释，不得直接依据德国民法及其学说。不过，如果我们通过介绍、分析、论证德国民法及其学说合理、正确，来说明中国法的规定如此解释，可使中国法自洽，符合中国实际，倒是可取的路径及方法。
5.《合同法》第 195 条规定: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其中所谓“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如果是终局的状态，实际是解除赠与合同，在赠与人明确表示了解除的意思时尤其如此。这样认定，完全符合上文“4) ”最后关于中国现行法上合同解除的界定，结论可靠。
韩世远教授认为，“因为受赠人不承担对待给付义务，因而不存在构成违约的问题。”这过于绝对，不符合客观事实: 在附负担的赠与合同场合，受赠人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负担表现为将捐赠的房屋用作学生教室时，受赠人却将该房屋用作小商品商店，在负担表现为将赠书用于学生课外读物时，受赠人却将该书用作出租赚钱，等等，都构成违约。
附负担的赠与场合，承认合同解除，对受赠人有利。例如，赠与物为废物或污染源，没有积极的利用价值，在不构成无效的原因的情况下，承认受赠人享有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承认受赠人享有解除权，可以避免因接受废物导致付出仓储的费用、处置的费用，避免污染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二、催告及宽限期与解除权、违约责任
1. 催告的意义
《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涉及了催告及合理期限。所谓催告，是指在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的场合，债权人请求其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继续履行的现象。其中的合理期限，就是宽限期，也叫延展期。在该宽限期届满前，债务人保质保量地履行了债务的，债权人不得行使解除权，只能就债务人此前的迟延履行主张违约金、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该宽限期届满时，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包括根本没有履行、虽然履行了但质量或数量不符合约定，债权人有权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并可同时请求债务人承担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催告，最好是采取典型的形态，如守约方发给违约方一个载有宽限期的通知，令其于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债务; 使用了变形形态，只要是符合催告的本质要求，也未尝不可。
值得探讨的是，此处所谓变形形态，包括哪些形态? 对此，我们通过分析下述情形，从一个侧面展示思路和观点。在迟延履行的场合，债权人从未向违约方发出过于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的通知，便径直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于此场合，按照《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因欠缺催告，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专家学者一般都这样把握，据笔者接触、了解的实务情况，裁判机构也是如此处理的，值得赞同。现在的问题是，可否将此类解除合同的通知视为催告，在其后守约方诉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诉争合同解除的场合，裁判机构确认诉争合同已被解除?
若采否定说，有其道理，因为催告含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其债务，只不过该继续履行必须在指定的合理的期限内完成; 二是违约方在该合理期限内没有继续履行，则守约方有权行使解除权，将合同作废。而守约方径直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仅仅含有一层意思，没有要求违约方于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其债务的意思，不太符合催告的规格。
若取肯定说，也说得过去，道理在于: ( 1) 该解除通知的文义所含有的意思，正是催告含义中的第二层意思。( 2) 《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已经明文规定，迟延履行非定期行为须经催告方可解除合同; 守约方径直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不会发生解除的效果，意味着违约方仍负继续履行的义务; 该解除通知犹如警钟，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含有催告的第一层意思。至于催告载有一定的期限，而径直通知解除中欠缺该一定期限，这只是单纯观察字面意思得出的结论，在实际上，裁判机构会依职权确定出合理期限。如此理解，径直通知解除合同符合催告的构成，将之作为催告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接受。( 3) 在违约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期间的场合，将径直通知解除合同作为催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守约方其后诉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裁判机构直接认定为符合《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规定的要求，确认诉争合同已被解除，符合效率原则，有利于守约方，具有正当性。需要注意，在径直通知解除合同距离诉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之间的间隔不符合催告关于合理宽限期的规格的情况下，裁判机构不可直接确认合同已被解除，而应查实违约方的态度，若违约方明确表示不拟继续履行，则可直接确认诉争合同已被解除，若违约方明确表示尽快继续履行，则不宜直接确认诉争合同已被解除。
关于宽限期与解除权乃至与违约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实务中的案例加以说明。甲公司向乙公司定购 A 起重机，双方签订了《A 起重机定购合同》，该定购合同第 4 条第 1 款规定，乙公司应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前将起重机的部件全部发到甲公司的现场。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乙公司未能在上述日期交清全部货物，超过 15 天以上的，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请求乙公司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合同生效后，乙公司未能在 2009年4 月10 日交清全部货物，经甲公司数次催告后仍未交清全部货物。甲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向乙公司发出《关于督促履行 ＜ A 起重机定购合同 ＞ 的通知书》，其中第三点称: “贵司务必于2009 年 7 月 30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该 2009 年 7月 30 日是我司给予贵司的最后期限，并不表示原合同交货日期的变更，原合同的交货日期仍为2009 年 7 月 30 日。”第四点称: “如贵司在 2009年7 月30 日前仍未交清全部货物的，我司将依约终止合同，并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责任。”
这是较为典型的催告解除案型。乙公司已经违约的事实，不因该通知书给乙公司交清全部货物的宽限期( 2009 年 6 月 15 日至 2009 年 7 月30 日) 而改变，乙公司须就此承担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当然，假如该通知书明确免除了乙公司的违约责任时，则乙公司不再承担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此其一。该宽限期仅仅是甲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即，在 2009 年7 月 30 日届满时，乙公司交清了全部货物，则甲公司无权解除合同; 在 2009 年 7 月 30 日届满时，乙公司仍未交清全部货物时，则甲公司便有权解除合同。
2. 两次催告与解除权
根据《物权法》第 168 条第 2 项的规定，在有偿利用供役地的情况下，约定的付款期间届满后，在合理期限内经供役地权利人两次催告，地役权人仍未支付费用的，供役地权利人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就该规定的文义，可作如下解释:如果该地役权合同规定有明确的付款期限，该期限届满时，无需供役地权利人催告，地役权人就陷入了履行迟延。如果地役权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的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 62 条第 4项的规定，供役地权利人首先向地役权人催告，确定合理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届满时，地役权人仍不付款，方陷入履行迟延。
在确定履行迟延后，供役地权利人还要“在合理期限内经两次催告”。这里的“合理期限内”，是指约定的付款期间届满后才开始起算的期限，而且是包含着供役地权利人两次催告所用时间在内的合理期限，不是指供役地权利人第一次催告处于合理的期间内，而第二次催告的时间点已经超出了合理期限，换言之，两次催告均在合理期限内。还有，合理与否的判断，既不是看该期间是否符合供役地权利人单方面的利益需要，也不是看该期间是否符合地役权人单方面的利益需要，而是以一个理性人的合法权益所需要的期限为准。
在两次催告后，地役权人仍未给付费用的，供役地权利人方可行使解除权。
值得讨论的是，在地役权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的付款期限，供役地权利人首先向地役权人催告，确定合理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届满时，地役权人仍未付款，构成恶意迟延，仍给他两次催告的优惠，有些怂恿，也不符合效率原则，莫不如仍然遵循《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处理，即宽限期届满仍未付款的，供役地权利人即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
3. 排除催告特约的效力
观察《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规定的字面意思，迟延履行履行期不重要的合同( 以下简称为非定期行为) 时，守约方向违约方催告似乎是解除权产生和行使的要素。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相反的约定、法律亦无相反的规定的情况下，违约方迟延履行非定期行为，守约方未经催告，直接主张解除合同，不会得到支持。据笔者接触的实务操作，人民法院、仲裁机构都是如此把握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实务中，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方迟延履行非定期行为时，无需催告，守约方可径直解除合同。该约定有效吗?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思路是判断《合同法》第 94条第 3 项的规定是否为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若是，则按照《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的规定，该约定无效; 若否，则该约定有效。(注：这是笔者在兄弟院校报告合同法实务问题时有的学生提问时表达的倾向性意见。)笔者认为该种思路费力不讨好，因为判断法律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核心的标准是法律规定是否调整社会公共利益，若是，则法律规定为强制性规定; 若否，则法律规定为任意性规定。
我们先作比较法上的观察，而后得出中国法应当采取何种观点的结论。德国民法判例及学说认为，放弃受托人的解除权有效，放弃解除权之后，若无重大事由，委托合同不能解除。(注：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671 条第 3 款。)关于委托人的解除权放弃，法律没有规定，学说上存在争论。通说认为无效(注：Oertmann，Komm． ，2． Aufl． ，§ 671，1． 转引自:[日]几代通: 《注释民法 16》，东京，有斐阁，昭和42 年，第 211 页。)，只有在例外的场合，即委托合同和受托人的利益相结合的时候有效(注： Staudinger，Komm． ，11． Aufl． ，§ 671，11． 转引自:[日]几代通: 《注释民法 16》，东京，有斐阁，昭和42 年，第 211 页。); 也有学说认为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就有效。(注： Larenz，SchuldrechtsII，§ 52 IV． 转引自: [日]几代通: 《注释民法 16》，东京，有斐阁，昭和 42 年，第 211 页。)在瑞士，解除权放弃也无效。(注： Becker，O． R． ，Art． 404，8． 转引自: [日]几代通:《注释民法 16》，东京，有斐阁，昭和 42 年，第211 页。)而在法国，有效说居多数。(注： Riper － Boulanger，Traité，t． 3，n 2165; Fuzier －Herman，Code Civil Annoté，Art． 2004，n 33． 转引自: [日]几代通: 《注释民法 16》，东京，有斐阁，昭和 42 年，第 211 页。)在日本，多数说认为原则上解除权放弃特约无效，只有在委托合同也为了受托人的利益而设这种例外情况时有效(注：[日]石田文次郎: 《债权各论》，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和 22 年，第 183 页; 末宏严太郎:《债权各论》，东京，有斐阁，大正 7 年，第 776 页;松阪佐一: 《民法提要( 债权各论)&am， p;nb， sp;》，东京，有斐阁，昭和 31 年，第 141 页; 吾孙子胜: 《委任契约论》，东京，严松堂，大正 6 年，第 104 页。); 与之相应，也有学说认为该规定属于任意规定，原则上应认为有效，只有在例外的场合即违反公序良俗的时候无效。(注：[日]末川博: 《债权各论 II》，东京，岩波书店，昭和 16 年，第 329 页; 我妻荣: 《债权各论·中II》，东京，岩波书店，昭和 37 年; 鸠山秀夫: 《增订日本债权法各论( 下) 》，东京，岩波书店，昭和9 年，第 631 页。)在中国台湾，学说上亦存在颇多争议，邱聪智先生认为任意终止权为强行规定，当事人以特约预先抛弃的，其抛弃无效[4]183; 史尚宽先生认为委托事务的处理非独以委任人利益为目的的，其终止权抛弃之特约例外有效(注：史尚宽: 《债法各论》，史吴仲芳、史光华发行1960 年版，第 385 页。); 郑玉波先生认为终止权抛弃之特约，尚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上应属有效(注：郑玉波: 《民法债编各论( 下) 》，1972 年著者自版，第 453 页。); 实务上赞成无效说，无论当事人是否有相反约定，都可以任意终止契约[4]183。
总结上述各国和地区的学说和实务做法，发现基本上有三种意见: 一律无效说; 原则无效，例外有效说; 原则有效，例外无效说。这些虽然是针对委托合同场合抛弃解除权的特约而提出的见解，但也适应于其他合同场合抛弃解除权的特约。面对此情此景，中国法采取何种观点，其根据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断定《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规定是否调整社会公共利益，非常困难。有鉴于此，不如另辟蹊径，即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交易习惯，考虑个案情形，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一方面，在诸如货物买卖、动产租赁等情况下，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迟延履行不定期行为时，无需催告，守约方可径直解除合同。该项约定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因素时也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有效; 另一方面，在学生租赁住房的合同场合，双方约定迟延支付租金时出租方无需催告即可将合同解除，则会严重干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迟付租金场合解除租赁合同的惯例也不一致，明显不当，该项约定应予无效。 转贴于 4. 对《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应予目的性限缩
在前述甲公司和乙公司就《A 起重机定购合同》发生的纠纷中，乙公司所承做的 A 起重机，是为甲公司特制的、非标准的、非通用的起重机，没有其他用户。由于政府强制乙公司搬迁厂房，乙公司的资金短缺，乙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制造完成 A 起重机，在甲公司允许的宽限期届满时虽未交清部件并组装完毕，但事实上已经制造完成了 70%左右的工作。按照《合同法》第 94 条第3 项的规定，甲公司有权将系争《A 起重机定购合同》解除，并追究乙公司的违约责任。可是，这样一来，乙公司制造完成的 70%左右的 A 起重机的部件，就会成为废铜烂铁，损失惨重。如果不允许甲公司解除系争《A 起重机定购合同》，令乙公司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甲公司受领 A起重机，同时请求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较为公允，也符合效益原则。这提醒我们，《合同法》第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在适用范围方面可能过于宽泛了，似应适当地限制其适用范围，以免产生不适当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普通的买卖合同、委托合同、居间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等领域，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确定解除权及其行使的条件，较为适当; 但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若已完成大部工作，仅仅是交付工作成果迟延，特别是迟延得不太久时，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定作人或发包人仅仅催告一次，确定一个期限，待该宽限期届满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就准许它( 他) 们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极有可能使已经完成的大部工作丧失其价值，因为此类工作成果基本上都是非通用的、特定用途的，难有其他用户，只好留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之手，变成废铜烂铁。这样，对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显然过于苛刻; 从社会层面观察，浪费了人力、物力，显然不符合效益原则。莫不如限缩《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适用范围，改为如下规则: 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或法定的日期交付工作成果，经定作人或发包人催告，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尚需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因此而落空，才允许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 定作人或发包人若未能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落空，仅凭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宽限期内交付工作成果的事实，仍不许其行使解除权，就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层面也符合效益原则。当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不依约交付工作成果的，则应径直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项的规定，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解除合同。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应确立这样的规则: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遇有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工作成果，甚至在宽限期届满时亦未交付成果的，不宜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而应适用《合同法》第94 条第 4 项的规定，由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其合同目的是否因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的迟延而落空，若举证成功，则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行使解除权; 若举证不成功，则不允许其行使解除权。但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迟延的情况下，则仍适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3 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2 项的规定，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解除合同。
在货运合同场合，如果托运的货物已在运输途中，但未能在约定的期限抵达目的港或目的站，一般也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项，而应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4 项的规定。不然，双方当事人的成本就会不必要地增加，对收货人也无积极的意义。当然，在承运人恶意迟延，给托运人或收货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有权采取救济措施，另觅其他的承运人，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将合同解除。
三、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与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区别
在许多情况下，解除权一经产生，权利人即可行使它，就是说，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与解除权行使的条件一致。但是，我们不可将该项结论的适应范围无限扩大，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解除权虽已产生，但尚不具备行使的条件，即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与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分离，此时，解除权人仍无权行使解除权，即使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对此，以下面的实例予以说明:
某股权转让合同规定，在受让方未按期支付1500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超过 30 日时，转让方可以通知的方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实际情形是，受让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迟延的期间未满 30 日，解除权人便书面通知受让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方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解除权并未产生，当然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 94 条的规定，违约一经成立，解除权便产生，因而称转让方没有解除权缺乏法律根据; 不过，解除权的行使有时存在着期限的限制，本案属于当事人约定了解除权行使的始期为受让方迟延付款超过 30 日，如此，转让方在该 30 日之内通知受让方解除合同，不算解除权的有效行使，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四、以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的效果
实务中有观点认为，解除权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显然，这是没有法律及法理依据的断语。
由于《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法国民法典》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取诉讼的方式( 第 1184 条) ，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和中国台湾“民法”均承认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行使解除权的方式，(注：史尚宽: 《债法总论》，527 页，台北，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 孙森焱: 《民法债编总论》( 下册) ，628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刘春堂: 《民法债编通则·契约法总论》( 总第 1 册) ，386 页，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01。)我们应当有底气地认为，在中国现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可以采取诉讼外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诉讼的方式。《合同法》第 96条第 1 款关于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并不意味着解除权的行使只能采取诉讼外的方式，也没有如下的意蕴: 解除权人通过诉讼或仲裁请求解除合同场合，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送达被告( 被申请人) 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适当的解释方法应是举轻明重，即连采取诉讼外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合同法》都予以承认( 第 96 条第 1款) ，采取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会更加确定和稳妥，更有认可的必要。
所谓诉讼方式，在这里包括送达起诉书、仲裁申请书、答辩状于相对人的方式，也包括口头辩论上攻击或防御的方式。[5]只要其中含有行使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即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依据《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中、后段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应当是自载有解除意思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答辩状送达于相对人，或载有解除意思的口头辩论上的攻击或防御的当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条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仅仅是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并非依职权裁判合同解除。即便当事人在诉讼上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时，错误地使用了诸如“诉请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或“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解除合同”等表述、用语，主审法院仍应认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有效，是在请求相对人就解除合同的结果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是基于合同解除而请求确认合同关系不存在。(注： 参见中华民国最高法院 1947 年上字第 7691 号判例; 中华民国最高法院 1947 年上字第 7696 号判例; 刘春堂: 《民法债编通则·契约法总论》( 总第 1 册) ，386 － 387页，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01。)至于当事人之间就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有效与否发生争执时，虽然必须诉请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但主审法院或仲裁机构认为此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有效的，解除合同的效力仍应于此项意思表示达到相对人处或为他所了解时即已发生，而非自判决或裁决时始行发生。(注：参见中华民国最高法院 1934 年上字第 2454 号判例; 孙森焱: 《民法债编总论》( 下册) ，628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刘春堂: 《民法债编通则·契约法总论》( 总第 1 册) ，387 页，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01。)
五、未经裁判机构确认解除场合的解除效力
在解除权人未请求裁判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情况下，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实务部门对此非常关注，且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宜区分情况而作判断。其一，在解除权人已经向相对人发出了解除通知，且该通知已达到了相对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如果解除权确实已经产生，并具备行使的条件，那么，合同自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异议而受影响。这是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此外还可以防止违约方故意提出异议阻碍合同的解除。在举证责任的配置上，应由解除权人举证其享有解除权并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6]其二，解除权人此前从未向相对人发出解除通知，径直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合同解除。于此场合，首先明确，合同解除是当事人的行为( 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除外) ，而非法院、仲裁机构的行为，因此，只有在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法院、仲裁机构才有权审核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及行使的条件是否具备，若具备则确认合同解除，若未具备则不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假如解除权人并未行使解除权，在诉讼或仲裁中也不行使解除权，而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合同解除，即使通过释明，解除权人仍然坚持自己并不行使解除权，而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合同解除，笔者认为，法院、仲裁机构无权依职权裁判合同解除，不发生诉争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其次辨析这样的意见: 守约方一直未向违约方发出解除通知，现以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应自判决生效时发生解除的效力。(注：2011 年 7 月 26 日上午，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2011 年会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大法官介绍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且有争论的问题时，谈及有些法官持有这种意见。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法官介绍坚持这种意见的诸种理由。)这就是所谓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该说是否成立，涉及合同解除场合的损害赔偿属于何种损害赔偿、解除权的属性、解除权行使的方式、相对人对解除的异议及其期限的定性和定位等诸多问题，兹分析如下:
( 1) 持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理由之一是，如果将合同解除的时间点确定在守约方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的时刻，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开始时间便是这个时刻，在诉讼过程较长的案件中，违约方承担的损害赔偿额非常巨大，不尽公平; 反之，若将合同解除的开始时间定在判决生效之时，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对此，笔者评论如下: A. 这种看法对是非有所颠倒，没有摆正保护守约方、“惩罚”违约方的位置。本来，违约方没有正当理由地不履行其债务，应当承受不利后果，可是判决生效合同即告解除说却将该不利后果尽可能地缩小，在不少情况下显现出债务人履行合同不如终止合同更为有利，客观上怂恿了债务人恶意违约。B.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合同解除场合的损害赔偿定性和定位在因合同解除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了，即采纳的是瑞士债务关系法的模式。我们知道，关于违约解除场合的损害赔偿，瑞士债务关系法采取的是合同解除引发损害的赔偿，而法国民法则奉行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也叫违约损害赔偿。假如认为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后段的规定采取的是瑞士债务关系法的模式，确实是合同解除的时间点越早损害赔偿的数额越高。但是，笔者认为，违约解除场合，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业已成立并存在，即该损害赔偿是违约早晨损害的赔偿，它不因合同解除而化为乌有; 否则，就是对违约方的怂恿，对守约方保护不力。中国《合同法》第 97条在立法设计时也是按照违约损害赔偿的模式处理的。显然，这种违约损害赔偿的数额不依合同解除时间的早晚而发生变化。就是说，按照违约损害赔偿的模式及学说，将合同解除的时间定在诉状副本送到违约方处之时，不会造成损害赔偿数额增多的结果，即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这个理由不成立。
( 2) 持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理由之二是，守约方有无解除权，或者虽有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具备与否，在判决前是不确定的，只有待法院判决才可确定。所以，以载有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为合同解除发生效力的时间点不妥当。笔者则认为，守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以及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具备与否，均为客观存在，不依法院判决生效与否为转移。法院判决不过是在确认合同解除与否这个客观事实。这样，在守约方确实享有解除权，该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又具备的情况下，载有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便是解除权的行使，便是解除通知，只不过于此场合的解除权行使采取了诉讼的方式。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的规定没有禁止解除权的行使采取诉讼的方式，分析第 96 条第 2 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的文义，可知认可了解除权行使采取行政的、诉讼的方式。既然如此，应当承认载有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属于解除通知的一种方式，按照《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中段的规定，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至于守约方实际上不享有解除权，或虽有解除权但不具备行使的条件，载有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即使已经送达违约方处，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是否印证了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正确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于此场合判决合同不解除，同样是客观上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采取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合同解除的理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总之，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第二种理由不成立。
( 3) 持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第三种理由是，在守约方直接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违约方按照法释[2009]5 号第 24 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解除合同提出了异议，由于该解除异议期限的存在并发挥作用，使得期限延长了，合同解除发生效力的时间点相应地后移了，或曰推迟了; 在守约方未直接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而是诉请法院裁判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若将合同解除的时间点确定在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之时，就是缩短了期限，是将合同解除的时间点前移了，违背了法释[2009]5 号第 24 条的规定旨在推迟合同解除生效的时间点的精神实质。这就造成了直接通知解除与诉请解除两种方式在处理规则上的不统一，有失权衡。为贯彻落实法释[2009]5 号第 24 条的规定旨在推迟合同解除生效的时间点的精神实质，应当确立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的观点，摈弃以载有诉请解除的诉状副本送达违约方处作为发生合同解除效力的时间点的观点。
对此，笔者坚决反对。其实，解除的异议期限，不具有影响合同解除时间点的目的及作用，因为解除异议不成立时，按照《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中段的规定，解除通知到达违约方处时发生解除的效力，不受违约方提出解除异议与否的影响，合同解除的时间点并非异议提出之时，亦非异议期限届满之时，更非异议期限届满之后。此其一。解除异议成立，表明守约方不享有解除权或虽有解除权但不具备行使的条件，当然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并且，这种不发生解除的效力，即使违约方未提解除异议，主审法院在审查守约方关于解除的诉求时，同样不会准予诉争合同解除的，不然，就违反了《合同法》第 96 条的规定及其精神。此其二。分析法释[2009]5 号第24 条规定的文义，丝毫看不出它推迟合同解除生效的时间点的含义，从保护守约方、“惩罚”违约方的基本立场出发，也不可说法释[2009]5 号第24 条的规定具有推迟合同解除生效的时间点的精神实质。此其三。所以，判决生效合同予以解除说的第三种理由亦不成立。
注释:
[1]崔建远． 论我国的合同解除[J]． 吉林大学法律系/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学位论文，1984．
[2]韩 世 远． 合 同 法 总 论[M]． 北 京: 法 律 出 版社，2008．
[3]韩世远． 履行障碍法的体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352．
[4]邱聪智． 新订债法各论( 中) [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史尚宽． 债法总论[M]． 台北: 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
解除合同篇7
[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 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 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 合 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 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 ，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
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 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 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 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 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 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 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 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 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 整合为一体的基础。
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 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 第93条、第94条。 ）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 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 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 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 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 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 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 “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
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 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 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 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 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
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 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 版 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 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 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 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
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 各方当事人必然要在解除协议中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作出各方一致同意的安排，各方当事 人对自己利益的处分完全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对此法律不应也无须通过规定合同解除有 无溯及力加以干预。正确的态度是在协商解除的情况下，合同是否恢复原状，如何恢复原状 ，也应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如果就溯及力及恢复原状问题发生争议，还应由当事人继续协商 .这也是协商解除与其他解除方法不同的特点。（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此外，合同解除一般不影响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对协议解除亦无适用余地。在 协议解除场合，双方当事人已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的重新安排，也就没有必要通过 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调整他们之间的法律状态，尽管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达成协议解除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
最后，合同订立的规则完全可以有效规制合同的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实质在于以一个新 合同取代原合同，原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消灭是新合同的基本内容，构成新合同当事人对待 给付的主要部分。协议解除不仅要求当事人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终止原合同关系。而且、 也是更重要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解除后的善后事宜，即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当事 人经协商一致而订立合同和协议解除合同都是合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协议解除的 成 立与生效与普通的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法律规制方面并无二致。并且合同成立和意思表示理论 能更有效地表达协议解除的全部内容，因为合同成立不仅各方当事人要有成立合同的法 效意思的一致，而且要有决定合同内容的目的意思的一致，以合同成立的规则完全能够解决 协议解除的所有问题。合同成立的过程，完全能够解释协议解除的全过程，并加以妥贴的规 制。 作者认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史尚宽先生道出了大陆法系未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 度的理由，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大陆法 系）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大陆法系）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 定。（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总之，法律作为社会进行自我认识和规范的产物，首先要求人们必须认识社会现象的客观 联系，然后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即通过概念“吸取真理性，并依 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7页。）因此，立法和学说上，把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出 去，转而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方式和法律后果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主要 内容，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虽然限缩了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可以大幅度提高合 同解除制度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程度，增强合同解除制度在特定领域的调整能力，使合同解除 制度因有限而有力。同时，这并不排除协议解除可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因为把协议 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并不妨碍法律运用合同成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对 合同解除制度的这种调整，实在是在合则两伤与分则双美之中作出的优劣立判的选择，殊值 赞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既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 要通过市场来调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那么我国的合同立法对所谓的协议解除就 没有 规定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二、准确界定恢复原状的本来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
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是一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立法对此也没有明确态度。但 由于它直接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相钩联，又是合同解除制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对这一 问 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暗含着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不同界定。
在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溯及力。这种观点与合同解除制度 的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使当事人彻底摆脱已经成立并已生效的合 同的约束，消除其对当事人法律生存状态，即权利义务的影响。合同解除若无溯及力，则在 解除前当事人已为的履行或受领行为依然有法律依据，依然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 无法摆脱合同的影响。基于对通说解释能力的不满，产生了另外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认 为：在协议解除情况下，有无溯及力原则上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无约定时由法院或仲裁 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因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原则上可无溯及力。违 约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具体分析。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 原则上无溯及力。（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以下。）这种观点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日见丰富、精致、完备，其解释能力远 在通说之上，较通说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并为很多学者接受，（注：参见张广兴、韩世远：《合同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已成为关于合同解除的溯及 力问题的主导性学说。这种观点虽然极富弹性，顾及了合同解除的所有情况，但收之桑榆， 却失之东隅，增强了解释能力的同时，却付出了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代价。从表述上看，这 种观点充满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原则上”等不确定语词，而且还要以“非继续性合 同和继续性合同”这种对合同的不确定分类为依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变数。确定性是法 律规则的基本属性，离开了确定性，法律将难以发挥指引、预测、评价等基本功能。法律必 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这是立法权、司法权严格区分的必然要求，是大陆法系大规模编 撰并依赖法典的基本理由。（注：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印行，第33页以下。）法律法典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编纂法典统一整理法 规，确保法律的安全稳定性。（注：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确定性的缺失，必然造成法官立法，成文法的存在本身也 将 成为问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法治是否可能的问题，（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9页。）我们对任何可能 导致法律规则失却确定性的理论都必须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理论上之所以不惜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为代价，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作出如此复杂的 构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能否恢复原状统摄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能恢复原状，则有溯及力， 不能，则否；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又过于僵化狭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其一为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的关系。基于恢复原状与溯及力具有对应关系，论者多谓有些合 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因此，这类合同的解除不能有溯及力。把不能恢复原状作为 没有溯及力的原因对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倒置。逻辑上，恢复原状义务的产生是特定法 律事实发生的结果，就合同解除而言，是否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关键取决于解除是否 有溯及力，是否使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当事人因合同关系取得的给付，是否因此失去 法律上的原因。合同解除如果有溯及力，就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解除没有 溯及力，则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依然存在，当事人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负恢复原状的义务。 （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只能是确定了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之后，才能产生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而不是相反。不 能 以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来论证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除是否有 溯及力的确定，逻辑进路本身就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
其二是恢复原状的含义。虽然不能以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决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但不 能否认的是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确实存在对应关系，研究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其主要意义 也在于确定合同解除是否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学者之所以认为有些场合合 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关键是在这些场合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如果已经确定地认 为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就必须转而寻找没有溯及力的理由和依据，以求得理论 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努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循着这一路径，将恢复原状作等同于返 还原物的僵化狭隘理解，必然导致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上认识的偏差。持合同解除 在有些场合无溯及力观点的学者，多从不能返还已为的给付立论，认为事实上不能或不宜返 还，理论上就不应强人所难，因此认定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
于是，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成为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争议的关键。对合同解除溯 及力持保留态度的学者多将恢复原状理解为就是返还已为的给付。但问题是，就返还已为的 给付而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都具有这一基本功能，法律实在没有设 置恢复原状的必要。我国民法通则更把返还财产与恢复原状并列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因此 ，恢复原状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在合同解除场合为返还已为的给付提供法律依据，其存 在必然另有其依据和合理性。这构成了对恢复原状进行逻辑清理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王利明 教授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在各国立法上有不同的含义。恢复原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犯前的原来的状态，如返还财产、恢复名誉都可以说是恢复 原状。狭义的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坏的财产修复。（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作者认为，作为与不当得利、所有物返 还 请求权并列存在的规则，恢复原状的主旨是在相邻关系、合同无效、被撤销和解除甚至侵权 等场合，以权利人的原有权利状态为准据，确定相对人义务的范围，恢复本来的利益格局。 其功能在于以恢复原状为标准界定义务的范围，而采用何种形式恢复原状，则非本制度所计 较。着眼于功能和目的-恢复权利人的利益状态，在合同解除场合，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 的利益状态应恢复到定约前的状态，（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不仅包括返还已为的给付这种最基本的样态，就已 为的给 付以替代物返还或做对等的补偿，亦应理解为恢复原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吸收了英美 法系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其相关规定亦支持了此种观点。（注：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3.6条。英美法系中恢复原状的涵义较广，即使金钱赔 偿亦包括在内。）尤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 趋 于完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更应该从价值形态、而不是从实物形态来理解和把握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的独特功能，构成了可与不当得利制度并存的基本理由，盖以不当得利之制度， 以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为目的，常以受益人之利益或财产状态（现存利益）为准据，以定返 还义务之范围，而在解除之原状回复义务则以回复给付之原状为目的，常以权利人损失或财 产状态为准据，以定其范围，相对人因给付受有利益与否，在所不问。（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以下。）根据史尚宽先生 的 概括，尚无债务之履行时。通常此时因解除，契约上之债权关系溯及的消灭，当事人间当然 回复原状，从而无发生回复原状义务之余地。在为债务之履行已为物权契约场合，恢复原状 可 以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2）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 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3）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为物之使用者，应照受领时之价 额以金钱返还之；（4）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5）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 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偿还；（6）应返还之物有毁损 灭失或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以下。）
如果以上对恢复原状的理解能够成立，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 一个颇为确定的结论-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注：王利明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并论证了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就不能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 权 益并制裁违约方的主要理由。但王教授同时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特殊情况下，应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限制。具体言之，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合同、 劳务合同因已为的给付无法返还，委托合同因履行行为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故合同解除不 应有溯及力；如果一方受领给付，将标的物转移给第三人，若溯及既往则会因恢复原状而殃 及第三人利益，在此场合，合同解除也不应有溯及力。王教授没有彻底地坚持合同解除有溯 及力，而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调适缓和，也是没有注意恢复原状的基本功能所致。参见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以下。）合同解除在所有场合恢复原状均为可能且 为 可行，因此，在理论建构上，我们就不必因为顾忌恢复原状的实际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对合 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繁复曲折的安排，并因而损害理论的内部和谐一致。而且一体溯及力的 取得，更有利于合同解除制度独特功能的发挥，使当事人彻底地摆脱已不合时宜的法锁的束 缚。还恢复原状以本来含义，就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给出确定的结论，才能使合同解除的法律 后果获得确定性，较好地实现作为成文法规则的基本功能。
由于合同解除一体地具有溯及力，因此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 但在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 效果上，都颇值称道。其第7.3.6条（restitution，恢复原状）规定：终止合同时，任何一方 当事人可主张返还他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同时亦返还他所收到的一切。如果实物返还不 可能或不适当，只要合理，应予以金钱补偿。即在当事人各方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场 合，就各方的请求权行使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向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为以德国为代表的选择主义， 即于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得就解除合同或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择一行使。合同解 除与损害赔偿互相排斥，不能并存：其二为以瑞士、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立主义，主张债 权人得于合同解除同时请求损害赔偿，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两立 主义内部，对于损害赔偿的性质，粗略地可概括为两种主张：（1）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说，即违约损害赔偿；（2）因合同解除之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究指何种损害而言，又有两 种观点：其一为履行期待说，即因期待合同不解除而可完全履行所受之损害；其二为信赖利 益说，此即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消极的合同上损害。（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以下。）
选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解除是以使当事人的法律生存状态恢复到与合同订立以前同 样 为目的，解除使合同溯及到成立时消灭，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失去存在基础和前提 ，与因合同而发生的权利义务一道消灭。选择主义之所以为德国民法典继受，概念法学的影 响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过分强调法典的逻辑自足性、过度追求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 所致。其结果必然是由于严格的职业性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如以法律的抽象 命题来剪裁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 有的“公理”，这种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注：[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8页。）这种主张在肯定当事人违约是合同解除 权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同时，陷于对法律内在逻辑的偏执，无法对恢复原状之外的当事人因信 赖合同成立而导致的损失提供救济。这有可能荡涤当事人对合同的信赖的心理基础，而这种 信赖对于减少交易费用、维系社会合作弥足珍贵，民法必须珍惜。因此，选择主义虽然满足 了概念法学的逻辑偏好，但却因此牺牲了法律的正义诉求，随着概念法学日益受到利益法学 、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后现代法学流派的置疑，即使是深受德国民法影响 的国家，如瑞士、日本，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选择主义。
解除合同篇8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权有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两种形式：
（一）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解除是指合同当事人认为解除合同比继续履行合同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根据合同自由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对此，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二）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当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当事人一方依法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范本
经协商，双方愿意解除位于_________（铺位）的租赁合同，并达成一致意见，为明确责任，保障双方合法权益，特签定本协议，条款如下：
一、乙方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 日前将铺位退回给甲方使用，如乙方不按时退租，每逾期一天，需向甲方支付_________元（_________）违约金，逾期达七天，甲方有权无偿收回铺位，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乙方负责。
二、乙方必需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在工商部门办完营业执照迁址或注销手续。
三、甲方除向乙方退回所收共计_________元（_________）按金外，还需支付共计_________元（_________）作提前解约赔偿金，总合计_________元（_________）。
四、双方再次证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乙方解约退租当日，租金为每月共计人民币_________整（_________），在此期间涉及金额不乎的甲方收款收据均不作实，以防产生纠纷。
五、甲方于乙方退租当日，一次性结清应付金额，乙方以收据收款。
六、乙方不得损坏铺位内设施和装修，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七、乙方退租当日，甲乙双方当面销毁所签《租赁合同》正本。
八、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起，在此之前双方所签定的所有租赁合同终止作废。
九、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三、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后果
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有以下后果：
（一）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因一方的过错造成合同解除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二）双方均有过错的，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违约责任；
（三）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导致租赁合同解除的，应根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