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承天寺夜游教案范文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1

朋友们：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参观的是洛阳市一处着名的旅游景点-----白马寺。白马寺位于今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这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在它的东面不远处，蒿榛丛莽的古城垣，依然断断续续逶迤在伊洛平原之上，勾勤出一座昔日大国京都的宏伟轮廓。那就是东汉洛阳城的旧址。

白马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府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是源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赖以繁荣发展的第一座菩提道场，故历来被佛教界称为“释源”和“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它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61年，国务院公布白马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国务院又公布白马寺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前不久，即XX年6月2日，白马寺又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白马寺自东汉创建起，到董卓火烧洛阳时第一次被毁，其后兴衰毁建，到武则天时，由主持薛怀义大兴土木，达到了鼎盛。随后又毁建不断，最近一次大规模重修是1972年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经周总理批示而进行的。

现存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方形的院落，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左右。门前有宽阔的广场。寺内的主要建筑，都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前后有五座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毗卢阁，东西两侧分别有钟、鼓楼，斋堂、客堂，禅堂、祖堂，藏经阁、法宝阁等附属建筑，左右对称，布局规整。山门前的这两匹石马，通高1.8米，身长2.2米，形象温驯，雕工圆润。大家可能会问，这两匹马是否和白马寺的创建历史有关呢?

关于白马寺的创建，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白马驮经”说。据在关佛籍记载，东汉永平七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见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第二天早上，汉明帝召集大臣，把这个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其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就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蔡音等人于公元65年，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因此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 “寺”字。再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说到白马寺，不少游人都会把它和“唐僧取经”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从时间上看，白马寺要比“唐僧取经”早560多年。

我们眼前的这两匹石马，原是宋代太师太保、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是两件优秀的宋代石雕作品。1935年前后，主持僧德浩法师重修白马寺时，将它们迁置于山门前。大家看到的这座山门，为牌坊式歇山顶，建于明代。1987年翻修了顶部，木质匾额上的“白马寺”三字，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三个门洞，象征着佛教所说的“三解脱门”佛教称之为涅磐之门。三个门洞都是用砖和青石券砌而成的，部分券石上刻有工匠的姓氏名字，从字体上看此种券石应是东汉遗物，是白马寺内现存最早的文物。

白马寺山门内西侧，有一巨大的半截残碑，残高约1.7米，宽1.4米，相传此碑为宋代翰林学士、着名文人苏易简撰，因其碑文不是由上到下一长行通写到底，而是用短行分成几排写出来，别具格式，故称“断文碑”，为白马寺六景之一。

山门东侧，为元代所遗存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通高3.5米，宽1.15米，碑额“洛京白马寺祖庭记”八字为篆书。此碑立于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由元代华严名僧仲华文才撰文，内有“上梦金人，自西飞至，身光炜，以迟旦告所梦于臣下”，“遣遵偕郎中蔡音、秦景等十八人，西访至天竺，遇沙门迦摄摩腾、竺法兰 ”等句子，碑文称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并说“释源居中天，权舆佛法之地”，实为“腾、兰二神僧开教之绪”。仲华文才后来到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成为五台山名刹佑国寺的开山第一代主持。这篇碑文，应是他卓锡白马寺时所撰。碑文楷书，字体潇洒工整，丰神秀骨，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因此碑不曾留下书丹者姓名，碑文究竟出自谁手，遂成一桩悬案。但字体为“赵体”。

前面这座东西对称的建筑，东侧为新建的钟楼，钟楼前有民国时期所建的五间“门头堂”;西侧为新建的鼓楼，鼓楼前有民国时所建的“云水堂”。“门头堂”、“云水堂”现已辟为佛教法物流通处和旅游接中心。

在钟楼以东、鼓楼以西，靠近东西两侧围墙，分别为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之墓。二位高僧曾长期禅居白马寺内译经传教，在这里他们共同译出了中国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他们先后圆寂于白马寺，就葬于寺内，现墓前有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所立墓碑，“腾兰墓”也为白马寺六景之一。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大殿称为天王殿，是白马寺内第一重大殿。此殿因殿内供四大天王而得名。迎面而坐的是大肚弥勒佛，他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右手持念珠，左手握布带，形象生动有趣，为明代造像作品。在中国汉族的佛寺中，第一座大殿通常都供奉弥勒佛。人们进入佛寺中，首先看到这一乐呵呵的形象，会对佛门产生一种亲切之感。

佛像上面的这一座大佛龛，共雕有五十多条姿态各异的龙，雕工细腻，是清代上乘的木雕艺术品。

大殿内两侧，分塑四大天王，又叫“四大金刚”，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芭;南方增长天王，右手持伞，左手握妖;西方广目天王，一手握龙，一手持宝珠;北方多闻天王，手托宝塔。按照中国个习惯，一他们手中所持法器不同，他们分别代表着“风”“调”“雨”“顺”，四大天王身材魁梧，威风凛凛，是一组清代泥塑作品。

这尊面北站像为韦驼天将，被称做“护法神”，着武将装，立于弥勒像后，正对释迦牟尼佛，执行着维护讲经道场，不许邪魔侵扰的任务，也是清代泥塑作品。

在天王殿的东西两侧，种植着许多石榴树。人们说 “五月石榴红似火”，但在白马寺却恰恰相反，因为这里的石榴颜色是白色的。每至农历四五月份，树上开满了石榴花，晶莹洁白，如玉似雪，十分好看，真是“五月榴花白如雪”。

大佛殿是白马寺的第二重大殿，大佛殿前东侧，立有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高3.8米，宽1.03米，这方石碑对研究白马寺的历史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佛殿是寺内主要殿堂，重大的佛事活动，均在这里举行。今存之大佛殿，是明代重建的，虽经后世重修，单仍不失明代建筑风格。

殿内正中佛坛之上供奉着七尊造像，正中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像高2.4米。

这里的塑像，据说是他最后一次讲经说法时的形象，此次讲经，他并不讲话，叫做“不语说法”，只用右手持一朵鲜花，让众人猜测，即所谓“涅磐会上”“捻花示众”。大佛胸口 字符号，表示大佛“福德无量”，“万德圆融”，所以身有瑞相，表示“吉祥之所集”，武则天定此符号读音为“万”。

释迦牟尼的左侧，为大弟子摩诃珈叶，在这次“不语说法”中，惟有他懂得了佛的真正用意，从而破颜微笑，后来被推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中国禅宗推崇他为印度传承的第一代祖师。

右侧站像为大弟子阿难，他博闻强记，被称为“多闻第一”，中国禅宗又推他为在印度传承佛法的第二代祖师。

珈叶左侧为文殊菩萨，右持经书，《般若经》，以知识渊博，聪明智慧着称;阿难右侧为普贤菩萨，手持如意钩，德行圆满，功过无边，以“行愿”着称。

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菩萨，合称为“释迦三圣”，这是三尊明代泥塑造像作品。东西侍立的是两尊供养天人，手持鲜花，体态娇娜，也称“散花天女”。在大佛讲经时，供养天人在高高的天上，纷纷散花，“天花乱坠”一词由此而来。

大佛殿东南角悬挂的是一口明代大钟，由太监黄锦所铸，重二千五百斤。据说白马寺内原来还有一口大钟，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更深人静之时，僧人敲击，钟声四野传响，经久不绝，可远闻数十里。更奇妙的是，只要这口大钟一响，远在二十五里之外的洛阳老城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和，老城钟楼上的大钟一响，白马寺的大钟也立刻响起来，这就是“马寺钟声”，为“洛阳八大景”之一，也称“夜半钟”，是白马寺六景之一。

殿西南角为大法鼓。这里的钟、鼓都是僧人们进行佛事活动时所敲打的乐器。

大佛殿内后部，这尊面向北方的坐像，为观世音菩萨，由于背对大佛，又称“倒坐观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重大殿----大雄殿。大雄殿，本为元代所重建，明、清时重修。殿门外东侧壁间，嵌有宋代重立的《摩腾入汉灵异记》刻石，毕无说它“字体绝类《圣教序》，北宋人书，犹有晋唐风格，良可爱也。”此刻石记载了汉明帝修建齐云塔的起始原委。

殿内天棚上。画有鲜艳的莲花图案;殿中央，这个巨大的木雕贴金双层佛龛，精雕细刻，金碧辉煌 ，看起来十分壮观。在上层龛额正中，浮雕着一只大鹏金翅鸟，鸟吻人身。在鹏金翅鸟的两边，还各浮雕有三条龙。佛教传说，大鹏金翅鸟最喜欢吃龙，龙万般无奈，只好找如来佛“告状”，如来佛即从所披袈裟之上抽出一束丝，用一根丝覆盖一条龙。从此，龙受到如来佛的保护，不再担心受大鹏鸟之害了。如来佛又运用神通，让供品变化的无限多，用供品代龙，满足了大鹏金翅鸟的要求，解决了双方的矛盾，龙、鸟皆大欢喜。佛龛上的图案，大概就源于这个佛教传说故事吧。

佛龛内的三尊主佛，皆盘双膝坐于莲花宝座中，正中为释迦牟尼，尊称“大雄”，即像大勇士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像高2.25米，整个形象给人以无限庄严、圣洁、恬静之感。释迦左侧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侧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三尊佛形制、风格大体相同。

三主佛之前，左右相对而站的是韦驮、韦力二位“护法神”。

殿内两侧供置十八罗汉，这一组十八罗汉，都是坐像，形态各异，通高介于1.55—1.61米之间。西侧有一尊罗汉，头戴花冠，上衣下裙，完全是一位端庄、娴雅的女性形象，而其余十七尊则削发光顶。有些游人就把他们戏称为十八罗汉一枝花。

大雄宝殿的三主佛、二天将、十八罗汉都是元代造像，与天王殿的弥勒佛，共二十四尊，是1973年从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调入的，为传世极稀的文物瑰宝，国内已非常罕见。其中十八罗汉为国内仅存的一套，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

东西山墙上为木雕千佛壁龛，供有壁佛5056尊。

殿后站的韦力天将，为寺内现今仅存的一尊元代泥雕作品。

接引殿是寺内的第四重大殿。按佛教说法，佛教徒修行到一定时候，有了一定的功果，便可由阿弥陀佛迎接、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正中主尊为阿弥陀佛，右手向前下伸，作接引状;左手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右侧为观音菩萨，左侧为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均为清代泥塑作品。接引殿于清代同治年间毁于火灾，光绪年间重建，是白马寺内修建最晚，规模最小的殿。

现在请大家随我一起登上清凉台，相传，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小时候避暑、读书之处;后来二位印度僧在此居住并译经传教，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大此译出的。自东汉以后，历来均以此为藏经之所。清凉台之名，源自清如秀和尚，被誉为白马寺六景之首。如秀能文能诗，书画俱佳。他把白马寺内的六项重要古迹，题为白马寺六景，分别是清凉台、焚经台、齐云台、以及前面已介绍过的夜半钟、腾兰墓和断文碑。

整个台上，以毗卢阁为中心，周围环绕配殿、僧房和廊庑等，构成一个封闭式的院落。毗卢阁是寺内最后一重大殿，为明代重修，重檐歇山顶，殿内佛坛上中间主尊为摩诃毗卢遮那佛，简称毗卢佛，意为“大日佛”，象征着光明普照，佛法广大无边。毗卢佛，是佛教中一个重要教派---密宗(也叫真言宗)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毗卢佛的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这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均为清代泥塑像。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兴盛，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影响，也互为斗争。自唐武宗灭佛之后，惟有禅宗弘而不衰，成为汇合各宗派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其中以祖宗和净土宗、密宗、律宗结合得最紧密。作为“释源”和“祖庭”的白马寺，对于中佛教的这种历史现象有明显的反映。宋元之后，白马寺虽为禅宗寺院，但寺内的接引殿及阿弥陀佛主要是净土宗的内容，而毗卢阁及毗卢佛，则又主要是密宗的内容。

在清凉台东西两侧，分别新建有藏经阁、法宝阁各一座，供奉着泰国佛教世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和印度前总理拉奥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

现在我们来到齐云塔院。此院位于白马寺山门外东南约200米处，齐云塔是一座方形密檐工砖塔，十三层，高约25米。齐云塔外形呈抛物线，造型别致，玲珑妩媚。据寺内现存宋代刻石记载。齐云塔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即公元69年，创建白马寺的第二年，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佛塔。现存的砖塔，则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年建，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洛阳一带地面现存最早的古建筑，1990年齐云塔被辟为河南 省第一座比丘尼道场。

齐云塔有一奇，如果站在塔南约20米处，用击掌，便可听到从塔身发出“哇哇”的声音，好像田野里青蛙的叫声。所以当地人传说，在齐云塔上住有一保金蛤蟆。其实这是一种回音现象，它比北京天坛的明代回音壁(1530年)要早三百五十多年。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2

金阁寺的奇特，不仅在于它所使用的金箔厚度为普通金箔的5倍，还在于当时为了贴牢这5倍厚的金箔，工匠们特地研发出了用多层日本生漆作胎的技术……1950年7月2日凌晨，舍利殿金阁连同阁中珍藏的5尊特级国宝古代佛雕像、金阁寺原主人足利义满的木雕坐像和大量佛典经卷，转瞬间就在熊熊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金阁寺乃一日本古刹，坐落在京都市郊西北一隅。它虽不算大，却非常有名。

关于金阁寺，史书上只记载了它建于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6-1573），但具体始建于何年，已不得而知。据说它最早是镰仓幕府时代的公卿西园寺公经（1171-1244）的别墅，到了改朝换代之后的公元1397年，便被转让给了室町幕府第三代执政大将军足利义满。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来古朴无华的舍利殿变成金光四射的阁楼。这座昔日王公贵族的别墅，后来按照它的新主人的遗嘱被改作了禅寺，并取其主人法号“鹿苑院殿”四字中前两个字，正式命名为“鹿苑寺”，而鹿苑寺因寺中舍利殿“金阁”而闻名遐迩，故又称“金阁寺”。

金阁寺地处风水宝地。坐北朝南，两面依山，南面视野开阔无阻，加上金阁周围的古松怪石和金阁前一汪仙池，自古被视为大和国度的净土，甚至得到过一休禅师的生父后小松天皇的厚爱。古代日本的天皇一般退居二线后，都乐意去做和尚；有时候，天皇当腻了也会突然撒手不理朝政，遁入山门剃度为僧。这一点不像我国封建王朝的皇帝，只把“视金钱、权势为粪土”停留在嘴上。

20万张金箔贴身

金阁寺可谓天下奇刹。说它“奇”，主要是因为舍利阁上的金箔非同一般。

金阁本为木质，但20万张金箔遍贴阁体，显得天衣无缝。阁中藏有舍利子恐属实，但来源不详，也许跟唐代鉴真大师带到奈良的那批释迦牟尼遗骨碎片有关。由于深受我国隋唐文化的影响，日本佛教建筑上的金箔工艺本不罕见，然而，金阁寺采用的金箔却非同凡响，在日本堪称空前绝后。

据资料记载，金阁寺上的金箔名为“五倍箔”，意即厚度为普通金箔的5倍。要知道，用于佛教建筑的金箔都有一定的制作规格，即将金、银、铜3种金属投入坩埚冶炼，在1800℃的高温下，熔炼成含金为94.43%，含银为4.9%，含铜为0.66%的色泽鲜亮的合金，然后用锤子均匀地锤打成厚度仅为0.0001毫米的金箔。薄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达到了人体感觉的极限——也就是说让你摸有多薄，你也基本没感觉了。一般来说，1立方厘米的块状合金，手艺高的工匠可以将它锤打成10平方米的金箔。金阁寺的奇特，不仅在于它所使用的金箔厚度为普通金箔的5倍，还在于当时为了贴牢这5倍厚的金箔，工匠们特地研发出了用多层日本生漆作胎的技术。金箔厚度的增加，有两个不言而喻的含义，一是成本和被盗危险系数的剧增；再就是贴饰工艺的难度加大。

自15世纪初，金阁寺就矗立在那里，于时光荏苒之中见证了一个个王朝的兴衰与荣枯。虽然它经历过了多次规模不等的修葺，但这样一座并无护卫的古禅寺，并未有其重达几十公斤的金箔被人掠夺或偷窃的传闻。

学僧纵火，珍贵文物化为灰烬

然而，这样一座安然伫立了几百年的金阁寺，却没能躲过1950年夏天的那场大火。那年的7月2日凌晨两点，舍利殿金阁连同阁中珍藏的5尊特级国宝古代佛雕像、金阁寺原主人足利义满的木雕坐像和大量佛典经卷，转瞬间就在熊熊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那场火灾属人为纵火。由于纵火犯是寺中和尚，无疑给这座名刹辉煌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污迹。虽然如今的导游文字也提到当年的火灾和金阁的重建，却对纵火原因和作案者的背景讳莫如深。

纵火乃寺中一学僧所为。此人姓林名承贤，年仅21岁，看名字，此人貌似朝鲜人或中国人，其实是地道的日本人。他一边在寺中修行，一边在附近的私立大学就读。舍利殿金阁在夜色中毁于一旦，天亮之后，警察发现并逮捕了林承贤——他服用镇静剂后，企图在寺后剖腹自杀，但未遂。

林被捕后，供认其纵火动机是对金阁寺向参拜者收取“拜观费”不满。佛门唯利是图，纯属堕落，还声称火烧金阁寺，是为了警示社会云云。其实，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之辞。事隔多年之后，大众才知道林的父亲原为日本临济宗东福寺派一小寺的住持，中年多病不支，得知香火甚旺的金阁寺全额资助本寺徒弟上大学深造，便将先天患有严重口吃病的儿子承贤托付给素昧平生的金阁寺方丈，随后病故。金阁寺方丈以慈悲为怀，欣然收下林承贤为徒，并送他上了大学。然而林承贤在金阁寺修行期间，并非心想事成——不仅在大学里成绩每况愈下，即便在寺里也并未受到器重。在他眼里，寺里更有前途的是那些整天既不打坐也不诵经的主管接待事务的和尚，因为他们会直接为寺里带来经济利益，而林承贤却因为严重口吃被排除在金阁寺的经济活动之外，因此他深感自己备受冷落和屈辱，入寺时的热切期待便渐渐转化成了嫉妒和怨恨，于是他开始仇恨金阁寺，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掠过：干脆一把火烧了这金碧辉煌的寺庙，然后剖腹自尽！

1950年冬，林承贤被京都地方法院判了7年徒刑，入狱后才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其母在探监请求被驳回后，于返乡途中跳火车自杀。林承贤本人也最终于1955年因病不治而亡。

近金阁寺而居

关于金阁寺，已有好几位日本作家把这段密话写进了小说，仅我自己读过的就有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和水上勉的《五番町夕雾楼》。不过，小说中的人与事皆被高度文学化，或夸张，或淡化，或保留部分史实，或大胆虚构，总而言之，跟历史原貌毕竟相去甚远了。

几年前，我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执教，所住的公寓距离金阁寺不过一箭之遥。京都这个城市，古代文化名胜高度密集。大凡有朋自远方来，难免被那张景点密布的导游图搞懵，因此一般都由我尽“地主”之宜做导游。我喜欢选择自由行一日游。选一日游是一种调节，在外面游览了一天，晚上回到公寓喝酒神侃，嗓门想开多大开多大，朋友们也算是“自由行”。

在京都带朋友观光，一般来说，要去远点儿，就坐火车去古都奈良，在那里，不仅可以到公元7世纪初修建的日本第一古刹法隆寺去沾点隋唐“灵气”，还能到唐代高僧鉴真住持的唐招提寺去烧柱香、许个愿什么的。就近的，例如岚山、清水寺、平安神宫以及金阁寺等，大都坐落在京都市内。对我来说，金阁寺最近。出家门往左，一路缓坡径直往北，徒步一刻钟准到。

由于居住在金阁寺附近这一地利条件，我常去金阁寺。去的次数多了，自然观察也就比一般游客细致。京都市内的古寺名刹很多，可我最喜欢的还是金阁寺，尽管每次入寺都要支付400日元的“参拜志纳费”，但一有闲暇，就总觉得有种对金阁寺的牵挂，于是就带上一本书，灌上一壶茶，直奔金阁寺。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3

关键词：古佚书钞；武术史料；介绍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G8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9-1269-04

《大理古佚书钞》据称是本汇编了三部明人笔记文集的古佚书，其中记有许多关于古代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文化资料。这三部古佚书的书名分别是《三迤随笔》、《淮城夜语》和《叶榆稗史》，其成书年代，据说约为明永乐至嘉靖年间。《大理古佚书钞》（以下简称《书钞》）一书的书名是编者大理州文联拟定的，该书已于2002年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钞》的内容均系“不拘类别，有闻必录，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式的笔记杂录，所涉及的面相当庞杂。其中既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侯南征、天宝战争、建文隐滇等，也展现了古代大理地区的民俗风情及，还收录了不少的民间故事、民谣俚语和文人诗词。令武术史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是，《书钞》的三部古佚书中记有大量的武术史料，其内容之多，其记载之具体，在一般的明人笔记中是极为少见的，不少内容事关目前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大理地区的武术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但是，据三部佚书的持有者介绍，笔记原本被毁于“”，现在所见，已是当代人的转抄本，根本无法进行常规性的版本鉴定。因此，其内容的可靠性有多大，价值有多高，有学者认为“其史料价值是无庸置疑”，也有学者称其是“材料零乱，真伪杂糅”。诚如李映德先生在为《书钞》所写的“序”中所写的那样：“只有依赖于出版之后，广大学者专家来研究和评说”。［1］以下，分别就三部笔记中记录的有关武术史料作一简要介绍与评述。

1 《三迤随笔》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三迤随笔》的著者李浩，原是明洪武时沐英的部属，后来落籍于大理。据李浩的“自跋”所称，《三迤随笔》乃他“闲暇静观蒙段诸史”的心得随笔。其记录的武术史料，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记载了古代大理的武坛打擂。其《蒙氏演武场》条云：大理三月中，有朝观音、踏歌及易物的民俗风习，及大理国立，以每年三月十六日起，“为武坛打擂，擂主为头年武擂之魁。打擂者，上至皇室子弟、僧侣，下至庶民。宋室逃亡三迤者，皆可争夺，胜者为主。擂期三日，擂台每年取武士六人，授以武职，用于军。至段氏降元，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仿汉制。”［2］另外，《张寸平除蟒事》条也记一位名叫张寸平者于五月“海会”上竞武于海坪，“以骑射第一”，受赐功勋腰带，后曾为民除巨蟒。［3］

二是介绍当年大理无为寺武僧的习武活动。 无为寺乃大理的“护国禅寺”、“武中道场”。其《秉义皇帝段素隆出家始末》条中记大理第八代王段素隆（秉义帝）事云：“秉义崇武，尚刀剑，于无为寺龙苑南，辟崇武堂，编罗汉兵八百皆受比丘戒。秉义法号梵通，无为寺第九代传灯大法师，终年八十四。”［4］关

于八百罗汉兵事，在“圆赞头陀”条中也有提及，“因（圆）赞击技超群，而聘为武师，传技八百罗汉兵。叶榆诸官皆以子弟投其门下。”［5］有关无为寺武僧的记载，还有如所记号称“膂力国中第一”的高智升，“幼拜无为寺莲座长老为师，精枪法，善骑射，智慧超群。家传铁鞭，为陨铁打就，重百斤……世称高家鞭。”［6］

三是有关张三丰的武术资料。三丰资料在《三迤随笔》主要见于两处。一处见《蒙古人崇道》条，其曰：“至元末，武当玄素等入南中，居点苍斜阳，授以阴阳周易。以内丹之说，外气巧运循环始复而授人。”［7］另一处见《沈万三秀戍德胜驿》条中：“万三时年六十余，崇道，通奇门。洪武二十六年，张三丰玄素道长知万三寓德胜驿，而云游龙关，至驿馆与万三会……盖三丰道人本万三师……三丰精周天太极，万三亦然。剑技之精，前无古人。余素好武，得其传三百八十四剑罡步，久练而轻身。”［8］

对于前两类所记是否为古代大理武术信史，因本人学识有限及缺乏其他佐证，不好遽言，但明显存在“真伪杂糅”问题；后者所谓的张三丰云云，则存疑更大。众所周知，《三迤随笔》的“三迤”，乃迤东、迤西和迤南的合称。然，明时仅有迤东、迤西两名，至清代乾隆，才从迤东中分出迤东、迤南两道。试想，作者既为明初人物，其笔记如何能名清代才有的“三迤”？因此，其托古所为跃然纸上，作者断非明初人物。至于《蒙氏演武场》中所言“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更是有违史实之说，因为元代一朝未设武举。《续文献通考》云：“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9］其所言“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实不知从何说起。

至于张三丰的两处资料，不是中国武术史料上的重大突破，便是巷间委谈的齐东野语，本人倾向后者。撇开所谓 “三丰道人本万三师”之类的传闻故事不谈，仅就把张三丰名号记作“玄素”一事，足见其谬。［10］历史上张三丰的名号，相当繁杂，有“君宝”、“君实”、“全一”、“玄玄”等，但鲜见“玄素”之名。张三丰与武当武术，可谓是中国古代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三丰擅武，始见明末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铭文中宗羲在言及其儿子黄百家所习内家拳之脉络时曾言：该拳“起于宋之张三峰（丰）……三峰（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11］然早于宗羲七十多年的万历大臣沈一贯在其《搏者张松溪传》一文所记内家拳中，根本未提到张三丰，［12］也就是说三丰擅武也不过为明末清初故事。依此，如何在“明初”的笔记中就有“三丰精周天太极”、“剑技之精，前无古人”云云，还有什么“三百八十四剑罡步”，能“久练而轻身”。有关张三丰武术之事下文还将论及。

2 《淮城夜语》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淮城夜语》的著者李以恒。据《书钞》持有者在“附记”中介绍，李以恒字静瑛，自号玉笛山人，是李浩的六世孙。书名“淮城”，是因淮城为大理下关的古城名。三份笔记中，《淮城夜语》所记武术史料最为丰富，其内容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有关古代大理无为寺武术活动的详细记载。该书《龙宫铁券》条云，大理国文武皇帝段思平之子段思英少年“烦于习文（而）尚武”，后出家“为宏修大法师，出行全副鸾驾，主持无为寺，见无为寺为护国禅寺。宏修善武，辟演武场。皇室子弟均到寺中习武三载，执黄龙剑，佐国辅君”，著有《黄龙金戈剑道》二十四卷。［13］另一《秉义和尚》条中则依《三迤随笔》所言，“秉义（段素隆）精武，选八百罗汉精兵为罗汉军，辟无为寺为传武圣地”。所异者，《三迤随笔》称秉义为大理第八代王，而本文中则记他为“大理国第九帝王”。［14］有关无为寺的武术情况还散见于《僧达智》等诸条。如《僧达智》条记僧达：“九岁出家无为寺，为无依禅师第一高徒。无依武功盖世……无为寺自南诏以来，为习武重地，精于刀剑、戈戟、棍棒”。［15］又如，《林劈佛》条中记，明成化十二年，云南宪副林俊“上无为寺毁佛，寺僧与其争。林俊怒，焚翠花楼。寺僧怒杀林俊。碎林尸及杀绝林俊随从六十二人……众僧守口，秘不外传。官府无奈，不了了之。后人称林俊为林劈佛，作恶有报，终为无为寺武僧所除，报应不爽。”［16］《铁雨可铸剑》条云：无为寺“寺有《剑谱》二卷，剑法二十五套，各有剑诀”。［17］

二是有关张三丰的武术情况更为具体。《淮城夜语》中记载张三丰的材料不少，而多与建文帝事迹有关，末有《张三丰入滇记略》一文，铺陈其事。其中《张玄素入点苍》条，对张三丰的简况和武术情况作了远比《三迤随笔》详尽的描述，引人注目，值得作深入研究：

“张玄素，辽东懿州人，生于元初，乳名全一。元初人，取名通。才智超群，博学经史，过目不忘。入仕，淡功名，喜清闲林下。先生身材高大，龟形鹤骨，大耳方颐， 青髯如戟。初拜碧落宫白云长老为师，悟修身之。后遇全真道士邱处机，传吐纳而悟。辞家远游，学道于火龙真人，得延年术。后至宝鸡金台山，精研道学，号三丰道人。道成游天下，至武当，结蓬于玉虚台，精研太极，创武学，自成一家。以阴柔阳刚、刚柔两仪四象而创太极三功，即内丹太极剑三百八十四招，太极两仪拳三百八十四拳，阴阳太极掌……建文出走入云南，玄素派弟子与点苍段氏、杨氏、张氏子女，西平侯沫氏女共暗辅之。与应文（建文帝释号）常游中原，历二十八年。玄素行踪如风似云，寿二百余，依然童颜不改。食则斗米，荤素兼食，无口戒。闭关可十月滴水不沾，不进饮食。出室则远游，归则讲道传教。著经立说，写《宝忏经》五部，皆度世论述。诗集《无根树》五百余，皆炼丹度世。常与沈万三及女线阳居士、杨黼同游……成化年羽化，其遗物遗稿存于灵鹫观杨元鼎、郑元春处。余多次游灵鹫观，于其五代传人守铨处观诸诗稿，抄诗百而是首。守铨示一木盒，藏武经四卷。余家虽世代千户，贯使长械。守铨与余挚交，授余拳术形柔态美，气布全身，一旦遇敌，拳力暴发，排山倒海。余劝守铨传余侄。铨曰：‘祖师有言，武经只传一脉。除非本门当家弟子全传，不传外人。’祖师另一留言：‘不许力碑立传，以免暗保建文事露，患杀身灾祸。’”［18］

三是出现了“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之说。据《僧达智》条中记，一位名叫无依禅师的人乃是无为寺当家和尚，收达智与达果二人为弟子，“无依武功盖世，为少林南宗传人。云游天下，见无为寺地灵钟秀，卧虎藏龙……无依轻功、罗汉刀、奇门拳功夫独到，惟达智得袭南中历代功夫，及无依所传少林南支功法集于一身者，达果次之，后圆寂于洪武十八年。”［19］

四是出现了“武术”一词及各类武技名称。《僧普照》条记僧普照“幼年出家佛国寺，拜了尘大禅师，受比丘戒。元至正年中，入鸡足山谒师伯了劫。了劫精诸武术，尚剑术，密传之十二门剑法，精绝。”［20］至于各类武术的技艺名称，《淮城夜语》中可谓是相当丰富，除上面提到的“太极三功”、“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及“罗汉刀”、“奇门拳”外，还有如《药王杜清源》条中提及的“醉仙剑”，文中称杜清源善饮，醉则酣睡，“醒则舞剑，如游龙蜿蜒，曰‘醉仙剑’，为段家世传剑法”，还能以剑点人穴位，曾有言云：“学医必通人体诸穴，通则必准。体穴道，生死一丝间……习武亦如是，精晓人体诸穴，点穴，小技也。万事一理，久练则精”；［21］《高大鼻子》条中所言的“白鹤剑法”，据说有“剑法七十二式”，其剑“如游龙缠身，忽软如棉，忽重如压顶泰山，轻重忽缓井然有序”；［22］《德胜驿布政分司鬼》条中记载的“弥陀寺有河南少林寺僧昙净”所习练的“二十四棍齐眉棍法”和“心意门拳”；［23］以及《吴启龙》条中言及的“岳王枪法”［24］和《点苍十八郎》条中所说的“童子功”等。［25］

另外，在《吴启龙》等条中，还记述了一般明代史料中极少见到的“镖局”：“吴启龙，江南人。其父为京官，靖难为永乐诛。启龙随建文入滇，落草于梁王山……一日，闻德荣镖局镖头何德荣押官银两万两入燕京”。［26］

关于第一部分所记古代大理无为寺武术活动情况，同样由于学识和材料所限的原因，难以作具体的分析，只是记载中提到的“武僧”一词，可以得到明代其他史料的佐证。如现存的少林寺塔林中有一明正德年间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曰：“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境）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另一块万历二十三年的《钦差督理粮储带管分守河南道左参政房批示碑》同样记曰：“刘贼、王堂及倭寇并师尚诏等倡乱，本寺武僧屡经调遣，奋勇杀贼，多着死功。”但有的地方也存在前后不一的话。如《三迤随笔》记段素隆为大理第八代王，而《淮城夜语》中则称其为“大理国第九帝王”。孰是孰非，有待识者正之。

对于张三丰的记载，其内容基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张氏生平事迹的简况，另一部分是对其武术情况的介绍。明代以降，有关三丰事迹种种，散见于官私著述。《淮城夜语》对其简况的描述及用语，基本不出王圻的《三才图会》、任自垣的《大岳太和山志》或《明史・方伎传》等范围。如《三才图会》云：“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实，字玄玄……龟形鹤骨，大耳圆目，身长七尺，须髯如戟……元末，居宝鸡金台观。”［27］所异者，一般材料中均记张晚年至武当，而《书钞》诸文称其入滇。至于称三丰精研太极，创太极三功（即所谓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自成一家及五代传人所演练的拳技风格是“形柔态美，气布全身，一旦遇敌，拳力暴发”，应是目前所见到的对张三丰武技最为细致的记述，文中旨意，显然是力主张三丰创太极拳说。问题是，太极拳之名，直至清代才出现，而张三丰所创，即便依黄宗羲说，也为“内家拳”。通览黄百家的《内家拳法》，其技法与太极拳有极大差异，更不用说什么“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云云了。对此，当年徐哲东先生有关太极拳研究的一段话说得极为剀切：“考订之学，尤重取证，取证不确，自难征信。唯武术之史实，载籍罕记，十口相传，或不能及远，或故为依托，自炫神奇，是以虽有取证之资，犹必参验稽决，而后能定其是非，此所以为尤难也。”［28］

“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实际即是近代以来武术界一直纷纭的南少林问题。据本人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认为，南少林不是一个具有确切地址的实指寺院，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武术文化与会党文化长期共同氤氲催生的一个文化概念。2005年3月，本人在福建东山进行学术考察时得到了一份嘉庆十五年的抄件，抄件名称为“正源”。抄件中记唐懿宗咸通六年（865）由智广上人开建的福建仙游九座山太平禅院有“南少林之誉”， 从资料记述的内容看，九座寺的 “南少林”也仅限禅宗戒法，并无任何武术意味。而到明成化年间，与太平禅院有法脉关系的苦菜寺则出现了“戒律精严，文武同修”景况，《正源》里赞其“宗风丕振，二百余众，兴少室而条（叶）昌。”很清楚，斯时的少林名声已由北向南，远远超越了本身的地缘界限，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文化符号。本人的这一推断并非无稽放言，而可得到碑刻材料的佐证。福建东山县博物馆现存有一碑，无碑名，碑额书有“皇明”两篆字，因年久风化严重，其中大部分字已难以卒读。通过对拓片的逐字辨认，大致明了碑文主要记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时张氏族人与民众垒筑抗击之事。碑文写于“嘉靖癸亥岁（1563）正月吉旦”，而文末的撰文者则赫然题曰“南少林时众”。查阅明代东山县有关寺观记载，并没有一座名叫“南少林”的寺院。嘉靖碑文中出现“南少林”，透显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南少林”已成为当时当地颇具影响的社会记忆。［29］《淮城夜语》记的“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在内容上属武术范畴，虽然所记人物未必史实，但对我们了解、把握“南少林”一词的文化指向，无疑具有难得的参考价值。

古代文献中的“武术”，常常用来指称军事，如人们常引的“偃闭武术，阐扬文令”。作为一个属于体育文化范畴、并包含多种价值功能的专用技艺名称，长期来或记作“技击”，或通称“武艺”，有时又写成“技勇”等。历史上“武术”一词到底始于何时，武术学界有过讨论，一般认为大概在清末。［30］最近有人曾撰文说在明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已有“自幼好武术”的记载，然仔细翻检《闲情偶寄》全书，未见此语，当是鲁鱼讹传所致。因此，如抄本的年代可靠，《淮城夜语》中提及的“武术”其意义当然自不待言。但与《三迤随笔》一样，本人从诸多内容上对《淮城夜语》的抄本年代抱有疑义，如有关上文分析的张三丰创“太极三功”问题，如有关文中提到的种种武技问题。冠以各种名称的拳种技艺的大量涌现，是明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记有16家之多，而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和何良臣的《阵纪》中又略有不同。但是，《淮城夜语》所列举的诸多技艺名称，竟然与明戚继光诸人所记无一相合，实为怪事。如“心意门拳”及 “岳王枪法”名，都乃入清后才出现！另外，依文中所言，弥陀寺昙净原为河南嵩山少林寺僧。众所周知，早在元代，少林主持福裕曾模仿世俗宗族谱系方式，定下了少林七十字辈分的传承法脉。然而，在这至今绵延的七十字辈法脉中，根本无“昙”字辈。当然，历史上的少林僧名情况极为复杂。如有的少林寺僧未必完全按七十字辈以称，又如在当时“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文化认同下，［31］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真、假少林僧，［32］更使后人扑朔难辨。

3 《叶榆稗史》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叶榆稗史》的著者张继白，“叶榆”原为大理古地名。据《书钞》持有者在“附记”中介绍，张继白是大理太和人，生于元至正年间，生卒不详。据施立卓先生《书钞・前言》记，张继白与李浩“交情甚笃，结为姻亲”，《叶榆稗史》一书在明代曾由后人木刻百部问世。三份笔记中，《叶榆稗史》的内容量最少，故其记录的武术史料也较前两文少得多，主要的材料有两条：

1) 《沈线阳》条中记：“（沈）万三有女线阳，生而慧，双眉红痣。三岁游于市，遇中条玄女薛真阳，授以丹霞剑术，历十五载得绝技……艺成，师告身世，寻父于滇。时应文（即建文帝）潜隐浪穹，万三托女暗辅之。永乐五年，随应文出游。七年，应文于黔道遇胡滢率官兵追捕，线阳救之。”［33］

2) 《达果和尚》条中云：“达果，大理总管段隆四子。生悟，素食，九岁出家无为寺，拜师智能大主持。智能，天台僧，游方至榆……一夕，于段府演剑法，如雪花缠身。留焉，拜大主持……（达果）十五岁，书画、技击冠南中……演玄武剑法，势如游龙翻江，腾跳如仙猴……每月逢五，必至峰顶炼气，声如洪钟，举五百斤石狮而形色如故，奇人矣。”［34］

《沈线阳》事迹，类前人笔记中常见的武侠小说家言，不足为信；达果之事，在《淮城夜语・僧达智》条中已有所提及，只是该文中称达果乃拜“少林南宗传人”无依禅师为师，习练少林南支功夫，而《叶榆稗史》该为是“拜师智能”，习演“玄武剑法”，何者属实？恐怕只有作者自知了。还有，两文所言及的“丹霞剑法”与“玄武剑法”之类武技名，均为明代史料所鲜见。前者之称，或许因习练及传授者都为女性有关；而后者或由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中说的张三峰（丰）“夜梦元（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故事演绎而来。通观中国武术史料，这类剑法名只有在古代武术文化极为成熟时方能出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书钞》三份笔记所记述的武术史料是相当丰富的，但就其内容分析，有些内容自有可贵价值，但也有不少地方不由人疑窦重重，难作信史。缀辑琐语、叙述杂事、记录异闻是古记小说的特点。因此，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引用这类材料时一方面应善于甄别，去伪存真；同时也应看到，尽管许多杂事异闻缺乏严格的历史逻辑，只是编创者构拟的一个象征系统，但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也必然观照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故而，我们应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种佐证材料，方能去挖掘这类史料的内在价值，把握住那些看似杂乱荒诞内容背后的真实文化指向！

参考文献：

［1］ 大理古佚书钞・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2］ 《大理古佚书钞》第92页.

［3］ 《大理古佚书钞》第71-72页.

［4］ 大理古佚书钞》第101页.

［5］ 大理古佚书钞》第136页。按：叶榆，古县名，治所在今云南大理北.

［6］ 《大理古佚书钞》第106.

［7］ 《大理古佚书钞》第172.

［8］ 《大理古佚书钞》第198-199.

［9］ 《钦定续文献通考・选举考》，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版.

［10］ 按：点校者将《蒙古人崇道》中的“武当玄素”间用顿号“、”断开，语义显然不通。因此，《沈万三秀戍德胜驿》中的“张三丰玄素道长”也应连读，不当断开，且《淮城夜语》中亦多处提到“玄素”，均指张三丰.

［11］ 引自《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2］ 沈一贯.喙鸣文集(卷19)，引自《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3］ 《大理古佚书钞》第286-287页.

［14］ 《大理古佚书钞》第289，303-304页.

［15］ 《大理古佚书钞》第219页.

［16］ 《大理古佚书钞》第349页。按：原文对“剑法”用书名号，依其义当为引号.

［17］ 《大理古佚书钞》第322-323页.

［18］ 《大理古佚书钞》第303-304页.

［19］ 《大理古佚书钞》第305，332-333页.

［20］ 《大理古佚书钞》第402，422-423页.

［21］ 《大理古佚书钞》第435页.

［22］ 《大理古佚书钞》第401页.

［23］ 《三才图会》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 徐哲东.太极拳考信录［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25］ 周伟良.武术文化与会党文化语境中的福建南少林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6).

［26］ 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

［27］ 郑若曾.江南经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

［28］ 《江南经略》卷8中记天员与月空为争将领事，天员曰：“吾乃真少林也，尔有何所长而欲出吾上乎？".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4

“金张掖，银武威，皋兰坐罢坐天水。”这是晚清至民国期间流传于甘肃的一句常言。据考证，古代张掖、武威、兰州和天水是甘肃最富庶的几个地方，这里水丰粮足，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商贸活跃，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顺畅的交通条件，凡是考取功名到甘肃任职的人，都想着能到这些地方去做官，既可干事又能获取最大的荣誉和利益，这也正是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意识体现。张掖位列其首，足见张掖往日之繁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段历史生一段情。

民俗是由民族的历史、生活环境和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张掖大地，散布着数十个少数民族，拥有近百处人文景观，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独特的民俗风情曾经吸引了无数游客。走进张掖，走近张掖如火如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掀开张掖民俗文化的神秘面纱，便成为人们了解张掖的又一扇窗口。

幽远的宗教文化与繁杂的婚嫁文化

历史上，张掖是一个多宗教、多教派的地区，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俱全。道教与佛教在东汉后期的河西一带已有传播，两宋时期，伊斯兰教随丝绸之路传入河西地区，元代时张掖就建有天主教堂，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也传入西北诸地。

张掖大佛寺是河西走廊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悠久、佛教经卷、文化比较丰富的佛寺之一。大殿檐下的额枋上雕有龙、狮、虎、鹿、象等走兽，形象生动、逼真。大殿正门两侧嵌有砖雕两副，左为“祗园演法”，右为“西方圣境”。雕刻精细，富丽浑厚，是砖雕艺术中的优秀之作。

据民间统计，在目前张掖的信教群众中，除了儒、道两教在民众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外，佛教徒最多，其次便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作为保存张掖宗教历史文献的载体之一，碑刻发挥着重大作用。张掖的宗教碑刻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前人留下的有关于张掖宗教的碑刻历史，为研究张掖官方宗教（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传播状况，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融合状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张掖地区，除了肃南县的马蹄寺、金塔寺、文殊寺、红湾寺，民乐县的圣天寺、圆通寺和山丹县的大佛寺等较大的寺院外，仅甘州区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大佛寺和西来寺、木塔寺、东山寺等，可见古代张掖佛教的兴盛。另外，除了正统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外，张掖各地出现的大小道观、清真寺、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也顺应了各教教徒不同的心愿。

张掖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与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烙印。因此，张掖文化就是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为核心，以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为辅助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种多元文化。就婚俗文化来说，既带有儒家文化的主流，又带有宗教的色彩，让人难以忘怀。

如催妆，结婚头天晚上，男方家相关人物去女方家催促女方提早收拾好行装，以便第二天来迎娶。实际上，这是男方家来办理诸如财礼等各方面的手续，以免第二天遭闭门羹。办完手续，双方开始痛饮，这天，男方家非得有一个海量的人物才不至于被女方家全部灌倒。

再如嫁娶，古时候张掖的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从看相到订婚，一般要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清期、新迎等六礼程序。婚礼不仅繁杂，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封建色彩。

订亲后，择定成婚吉日，男方用娶亲车（或轿子）迎新娘到家。娶亲车到男方家门口时，鳏寡孤独、孕妇、属相相克者一律回避。娶亲车到门口后由年龄较大的妇女端凉水一碗，燃火把一束，在车前向后泼水，用火把燎绕新娘脚后，新郎、新娘从铺着红毡的路上走向洞房前的厅堂拜堂，拜天地、拜父母，参灶。进洞房前要扶油瓶、捏门锁、跳马鞍，同时道士将五谷杂粮、红枣核桃、铜钱撒向新郎、新娘，并念喜庆之词：祝新人进门享受大福大贵。

入洞房后，饮交杯茶。以两个茶杯系以红绳，新婚夫妇交杯共饮团圆茶，象征欢乐好合，百年偕老。然后由婆家的婶婶或嫂嫂为新娘开脸，用棉线将新娘脸上的汗毛绞尽。晚上闹新房，亲友即景说些韵脚相同、比兴手法的吉利话，如：“两根筷子一样长，小两口生活赛蜜糖;大大盘子圆又圆，养个儿子中状元。”同时，有些地方还进行折花、捉迷藏等活动。

筵客之前，将女方陪嫁的物品摆在男方院中，让双亲、乡亲观赏评论，名曰“摆针线”。男女双方各有一名长辈妇女致谦逊言词致谢。民国以来，婚俗有所改变。坐轿、跨马鞍、红纱遮面、拜天地等旧的形式逐渐废止。

裕固族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戴头是裕固族妇女婚前必经的仪式。所谓戴头是将一副用银牌、玉石、珊瑚、玛瑙、海贝等饰物编制的头面，系在准备出嫁的姑娘的发辫上。戴头面之后，姑娘就到另立的一顶帐篷里，由舅舅、客人和代表姑娘唱歌的人，对唱歌曲。 送亲、迎亲仪式复杂，婚礼十分隆重，富裕人家结婚宴客常要连续数日，一般牧民也要宴客两三天。

女方送亲的客人要由男方招待一天，临走时需送客人肉份子。特别要给重要的客人、女方家长送一份上等礼品：羊背子、羊胸叉。新娘和送亲的客人骑着马，一路上边走边唱歌。男方在途中铺一毡毯，备一只羊的肉（也有简化为一只羊胸叉肉的），喝一些酒，表示迎亲，称为“打尖”。新娘进入大帐房后，先献哈达给设于房内正上方的佛龛，新郎、新娘磕头，新娘取一碗酥油奶茶敬婆婆。

仪式完毕后，新娘返回小帐房，揭去头帕，新娘的父亲和户族中的人向男方的亲家和邻居致意请求对女儿多加关照。随后将陪嫁的物品摆到大帐房中供客人鉴赏，接着就是盛大的宴请。

大同小异的年节文化

春节是张掖人民最隆重的节日，张掖地区的春节从腊八节开始，直到正月二十结束，时间跨度长，家家户户忙。除了当地少数民族特殊的年节习俗外，张掖的汉族风俗基本上与全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

腊八粥：从周朝开始，人们把农历十二月初八视为释迦牟尼成道日，佛教徒常在这一天举行诵经，并效法佛祖成道之前“牧女献乳糜”的故事，取香谷及果实等造粥供佛，名为“腊八粥”，以后便在民间沿袭成俗。

腊八粥多用各种豆类、米类熬制，还有用各种不同形状面食煮成的腊八饭。如：猫耳朵、刺儿子、蛆牙子等都用白面做成。张掖民间还有背冰的习俗，是把冰块放在粪堆、粮仓、房屋、牛羊圈，树枝上，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牛羊满圈，五谷丰登。

扫尘：扫尘是春节前迎接新年的一次彻底大扫除，要赶在送灶那天做完，因为要让灶王爷没有可挑的毛病。

祭灶：又称“送灶”（“辞灶”）和“接灶”。传说“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一年中全家的是非善恶，他都看在眼里，灶王爷到了年底要向玉皇大帝报告，所以祭灶时家家都要备一副香烛和一碟糖果点心，祈求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腊月二十三晚上称为“送灶”，腊月三十晚上称为“接灶”。

年夜饭：除夕这一天，要“除旧布新”，庭院内外要整洁一新，贴春联、门神、窗花等，太阳一落山，先要祭祖，给祖先烧纸钱，俗称“烧纸”。然后，迎接灶王爷回家。做完这些才可以吃年夜饭（也叫“年饭”）。年夜饭，一般有冷盘、热炒、点心，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张掖人吃饺子取“更岁交子”的意思。“大年三十吃一顿，正月初一穿一身。除夕要大吃，初一要全穿新。

守岁：年夜饭后，全家聚在一起，就开始辞年了。进入新的一年，堂屋里灯火通明，香炉里点上万寿香，合家依次三跪九叩首，礼毕，长辈们得给小辈红包，谓之“压岁钱”，之后更换新衣、新裤、新帽、新鞋、新袜。

“除夕饺子初一盘”，这其中的“盘”是“盘菜”，就是猪肉、大白菜、菠菜、粉皮、粉条、面筋炒在一起的菜。从前人们家里不太宽裕，过年也是一定要炒这样一盘菜的。“初二馄饨元宝汤，初三菜盒子团团转。”

破五：初五破五，又称“扫穷”（大扫除）。

元宵节：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的大节，颇为重要。元宵节因为其逛灯的风俗也叫“灯节”、“灯夕”，道教传承中也叫“上元节”。当日要吃汤圆，还要聚集起来搞社火秧歌、舞龙耍狮、踩高跷等活动。

张掖今天的元宵节不同以往，各县城内最红火，家家户户吃元霄，挂彩灯，欢声笑语，游人如织。元霄之夜，灯光闪烁，霓虹灯大放异彩，动感灯、宝塔灯、孔雀灯、卡通灯、广告灯等声、光、电现代技术融合于各式灯展中，体现出浓浓的现代气息。有些商贾，还把灯节与广告宣传融为一体，以自己的企业文化为主题，举办猜灯迷、演节目活动，进行广告宣传。

吃煎饼：正月二十家家户户吃煎饼，纪念女娲补天。淀粉加水成糊，再加入鸡蛋拌匀，有些人家再放些葱花等，有些人家放些韭菜末，锅底抹油，一张张摊上去，就摊成了补天的煎饼。春节基本上结束，剩下的日子要节俭来过，所以煎饼要摊得很薄，呈半透明状，沾着蒜醋汁享用。

二月二：又称“龙抬头”，各家各户油炸面泡子，祭献龙王，期盼风调雨顺，来年有个丰收年。

三月三：天气渐暖，万物复苏。旧时不论官绅学士还是庶民百姓，都出城踏青游春放风筝，对新的一年寄予厚望。

清明节：家家户户上坟祭奠祖先，相关组织共同祭扫烈士陵园。张掖人习惯在清明节前上坟扫墓，而民乐、山丹人则必须是清明节这一天扫墓。

惊蛰：张掖农谚“早上惊了蛰，后晌拿犁蹩”，意为惊蛰这天，土地开化，可以开犁。农村人这天要吃油炸鸡蛋、面蛋子，还要给牲口灌一些加大黄或拌糜子的清油，保障牲畜健壮无疾病。

端阳节：五月初五，家家门口插柳枝以“避邪”，吃棕子以纪念屈原，农村也叫吃“粘糕”，有盛在盘中吃的，有用油饼卷上粘糕拿在手上吃的。小孩还要在手腕、脚腕拴狗绳，佩带荷包。这些习俗都含有去病除邪之意。

六月六：夏祭日，家家户户将衣服、被褥翻出来，在强光下晾晒，驱虫灭菌。有腰腿疼的病人还要在沙滩上用热沙烘烤，解除疾病。山丹、民乐还有六月六赶庙会的习俗。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妇女们在院子里摆瓜果祭品，以求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姑娘配佳婿、媳妇生儿子。

中秋节：八月十五月儿圆，是民间祭月的节日。农村家家户户和面蒸出脸盆大的千层饼供养，还要在铁锅上烙出月饼，刻绘上月亮、玉兔、桂树等图案，涂上颜色，使之美观诱人，同时，还为儿童们烤制出各种动物形状的面饼。十五晚上，家家在院子里摆上各式月饼、各种水果，把西瓜切成提篮状瓜牙奉上，开始拜月，之后边欣赏苍穹中的月亮，边给儿孙们讲月亮的故事，以庆贺丰收和团圆。

重阳节：又称九九重阳日，民间有登高饮葡萄酒、妇女带茱萸的习俗，目的在于丰收之后，登高对天表示敬意，离天愈近，祭之愈诚。现时，九九重阳日成为老人的节日，祝愿老人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十月初一：也叫“十月一”、“冬祭节”。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家家蒸上麻腐包子，晚上在门前烧纸钱，意为给祖先送寒衣。

冬至：农历十一月初四日，家家吃馄饨，互相祝贺“冬至大似年”。

另外，社火与唱戏也是张掖春节民俗的重要内容。

张掖的社火有秧羔子、舞狮子、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铁芯子、地蹦子，还有八仙子、霸王鞭、倒羊角等。秧羔子是张掖社火的核心和主体，每个社火队必有秧羔子。秧羔子是一种以打击乐伴奏的跑跳集体舞，领舞者为指挥，此角色一般由善于言辞又灵活多变者扮演，在舞蹈进行的间歇时，由他插一段类似戏剧噱头的“杂话”，俗称“卖膏药”，因此，又叫他“膏药匠”。

民乐县倒羊角、膏药灯与秧羔子大同小异，基本一样，实质上是秧羔子的不同流派。太平鼓是社火队一大支柱，鼓槌上彩绸飘舞，舞者身姿整齐划一，鼓声震天，场面宏大，深受群众喜爱。

临泽县吊钱、门神与对联是春节时门户上必不可少的年俗，吊钱上的图案以吉祥语或图案组成。用象征、谐音、寓意等手法表现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审美情趣。

张掖的唱戏主要集中在一些较大的村社，主要有甘州小调、张掖皮影、宝卷吟唱、黄河灯阵、秦腔和陇剧等，其形式多样，异彩纷呈。除春节演出外，其他一些重要节日或喜庆活动也会闪亮登台。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有10多个民族。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宗教节日的正月大会，寺院里要举办酥油花展，僧人们头戴牛头马面的面具跳“昌术”（护法）舞，边跳边吟唱经文，场面十分隆重。年夜饭主要有抓肉、油果、馓子、奶茶等食品。这些都与汉族春节习俗有很大的区别，民族色彩浓厚。

丰富多元的文化载体

文化需要传承和记录，这就应运而生了多种多样的文化载体。

张掖在汉代时期的文化活动主要在官府官僚间进行，现存的文学作品较少，主要有细君公主的诗歌《悲愁歌》及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赐窦融玺书》、《报窦融诏》、《又报窦融求代诏》，河西五郡大将军安丰候窦融的《上光武帝书》、《让隗嚣书》、《请伐隗嚣书》等散文。两晋以后，佛教文化开始兴盛。唐末五代的俗讲到西夏发展为宝卷。自明代开始，张掖出现了一些较有成就的画家，其中著名的有贾式古、张心斋、周家惠和周家志兄弟、冯琳等。隋朝皇帝杨广派尚书左丞裴矩驻张掖专掌西域诸国的互市贸易。近代，张掖在文学、美术、新闻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林则徐、李銮宣、裴景福、罗家伦的诗歌脍炙人口。吴可读、阎汶、左宗棠、龙锡庆、曹设的散文不仅记录了历史重大事件，而且也有骇世醒俗之言。民国中后期，欧风东渐，西洋画、水彩画、油画、木刻等也传到张掖，山丹画家王孝，研习油画及水粉画。张掖执教画家陆其清，擅长油画，其作品有《夜行图》、《行乞图》、《成吉思汗》。清末民初，《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报相继进入张掖。

整个古代时期的文化载体显得非常单调，除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卷、纸质资料外，主要是散落于民间的言传口授及相关物件。

解放后，张掖延续下来的诸如社火、戏曲、音乐等富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在文学创作方面，以张掖市文联的成立及《甘泉》、《焉支山》、《祁连风》、《枣林》、《黑河水》、《牧笛》、《大湖湾》等内部文学刊物的创办为标志，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七一秦腔剧团推出的以《西域情》为代表的剧作，将戏曲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2004年，市委、市政府设立“金张掖文艺奖”，并进行首届评奖活动以来，张掖的文学艺术创作更加活跃，水平正在逐步提升。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以2004年市委、市政府设立“张掖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标志，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生机盎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些文化载体的繁荣，对挖掘张掖历史文化内涵，扩大对外宣传，让外界了解张掖，开发旅游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掖市委党校蒋兴国在高度推介和赞扬《品读张掖文化》一书时，从某一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张掖文化的传承与多彩。他认为张掖文化是张掖世居民族的血脉，是张掖人民的精神家园。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和悠久历史孕育了张掖独特的文化根基。

《品读张掖文化》是由任积泉、王国华经过数十年精心编撰而成的一部洋洋大观，全书图文并茂，共计34万字。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张掖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繁荣的进程，以及张掖文化的精髓、张掖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全书以丰富的资料、完整的内容、鲜明的特色，集科学性、学术性、资料性、通俗性和工具性于一体，是一本全面了解张掖文化的优秀读本。

张掖近年来通过挖潜、扶持、资助、引导、示范带动和政策推动，发展了玉石、刺绣、烙画、根雕、民族服饰、文物复制、图书出版、音像制作等一批文化产业，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赋予了新的内涵。

除此之外，《河西宝卷》精品故事集（张掖卷）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张掖市文化部门组织本土专家编纂而成，卷中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宗教轶闻、民间传说等，题材取自各朝的历史文化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记》、《三言》、《二拍》、《包公案》等，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情节跌宕起伏，语言朴素自然，曲调韵律鲜明，凝聚了河西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具有很高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

由张志纯、何成才、安培兰主编，由原市长田宝忠作序，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张掖民间传说故事》一书收编了73位作者搜集整理的218篇民间传说故事，约44.5万字。该书对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弘扬继承张掖民间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也是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以及语言学的珍贵资料。

还有《张掖史话》系列丛书及各县区文化方面的各种单行本，加上影视与电子网络的传播，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张掖文化的厚重与悠远。此时此刻，面对散落于民间的各种文化，我被丰富多元的文化载体所吸引，更被传承、挖掘、记录、整理过这些即将流失的文化的人们所感动，他们或多或少、或苦或乐地坚守某一领域或某一项目，默默耕耘，为人们了解张掖、熟知张掖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是张掖文化的实践者、记录者和传播者，他们是一群热爱故土、甘于寂寞、甘于奉献的文化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张掖与世界联系起来，他们是张掖走出甘肃、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感谢立体化传承文化的各种载体，感谢通过载体给子孙后代留下永恒记忆的文化人！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5

在铜川市原政协副主席郭平安眼里，玉华宫是个神奇的地方。他的神话小说《唐僧译经记》中的很多构思和灵感都来自这里。

2017年3月1日，玄奘圆寂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圆寂日之前的一天，郭平安陪记者到玉华宫参观。好久没去了，他发现景区东大门又有了新的变化。

“没有玄奘精神，我不可能完成这件事。”从玉华宫回来的路上，郭平安望着窗外对记者说。窗外是视野开阔的黄土塬，郭平安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视其为第二故乡。

在铜川市慈善协会郭平安的办公室里（郭退休后担任慈善协会会长），一棵绿意盎然的娑罗树照片引人注目。树干粗壮，几个人抱不拢，树冠如华盖。这是玄奘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前亲手栽植的。千年之后，这棵树远远望去像一团绿色的蘑菇云，似乎积攒了千年的能量。

在铜川，诸如此类的遗迹还有不少，玄奘精神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

铜川玉华宫（寺）遗址是唐代皇帝避暑行宫，也是一代高僧玄奘法师译经地、圆寂地。但是，这一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佛教文化圣地，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认知。

十六年写作，为玄奘正名

1995年春，铜川市搞了一个万人游铜川的大型活动，开幕式就设在玉华宫。

这是郭平安调到铜川工作十年后第一次到玉华宫。那天，他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若以玄奘法师译经的历史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应是个好题材。

此后八年，郭平安在工作之余翻阅了有关玄奘法师取经译经的资料，了解到玄奘法师抱着“一睹明法了真义，以求佛理真传”的信念，“冒越，私往天竺”而求法，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足迹至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艰险，不屈不挠。他不为名利所动，拒绝了印度国王与学人的一再恳留和百般阻挠，取经六百五十七部，毅然东归，回到祖国弘扬佛法。

回国后，玄奘法师又屡次婉言谢绝唐太宗恳劝还俗出仕，在长达十九年时间里，翻译经文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法师在宗教、哲学、翻译、历史、地理、民俗、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圆寂之后，噩耗传出，唐高宗皇帝震悼，僧、俗悲惜。京城每日有上千人哀悼哭泣，五百里内京邑及诸州仕庶前往送葬吊唁者，多达百万余众。

对郭平安来说，玉华宫是神奇的。第一次去，他就立志要写一本玄奘译经记。回来翻阅大量资料，读了《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法师传》之后，内心深受震撼：“哎呀！玄奘法师不是西游记里写的那个人，玄奘实际上是个伟人。”

研究了玄奘的一生，郭平安发现，玄奘不但精通佛法，还懂道学儒学，在唐代就是儒释道经典人物。

郭平安觉得，真正要做成这件事，以自己的学识与能力，难于上青天。“要塑造玄奘法师精通佛学与诸家之学，百事皆通，勇于践行，创造了人类辉煌，品德高尚的伟人形象，最起码要对他所掌握的学识有所了解，否则，难当此任！还要对唐初的历史、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等，有所了解才行。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玄奘法师的博怀，艰苦卓绝的践行精神。要担当此任，必得数年持之以恒。”

定稿的那天晚上，看着打印出来的一千多页文稿，郭平安止不住泪流满面：“十六年呀！都钻到玄奘译经的故事里。”

其实，在铜川，郭平安并非痴迷于研究玄奘的孤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受玄奘精神感召一头扎进玄奘文化研究者不乏其人，比如1986年就开始整理玄奘资料的王仲德，玄奘文化馆原馆长仵录林，交警支队的李万根等等。他们的研究使玄奘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当下这个时代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王仲德其实是铜川本土最早研究玄奘文化的专家，著有 《玉华寺》和《玄奘圆寂后》两书。他原是铜川市史志办一名编辑，现已退休多年。提起玉华宫的开发，他也是满腔热情和有一肚子的话题。2004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玄奘的历史文献片，从西安大雁塔、长安县兴教寺一直拍到铜川玉华宫。摄制组在玉华宫住了四天，其中一位导深受感染，一下子迷上了玄奘文化，和王仲德成了莫逆之交。2012年春节，这位编导专程从北京赶来，在铜川住了六天，和王仲德聊玄奘，聊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她认为玉华寺在玄奘生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人相谈甚欢。

退休后，王仲德仍为玉华宫的开发呼吁和奔走，付出了不少心血。这些民间力量有时候很容易被忽视，但不该被忘记。

2014年王仲德参与编制玉华宫第二次开发计划，列了一些纲目，后因多种原因这些计划也都不甚了了。他还建议为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先生在玉华宫建一个展览馆，也不了了之。“因为玉华这块的开发，黄心川先生功劳实在是太大了。”王仲德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即使是身为政协副主席的郭平安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也不止一次被当做不务正业的“神经病”，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写佛教小说？怎么去研究一个和尚？但他内心却颇为笃定，“能有机会把玄奘法师十九年艰苦卓绝的译经故事写出来，是巨大的荣幸！”

站在千年前玄奘生活礼佛的肃成院遗址上，他充满激情地向同行的参观者讲解沙岩上自然形成的“壁画”，“你看这是不是玄奘师徒，这是大明宫……这是驼队，玄奘的头正朝着长安的方向。”“应该把这些天然形成的壁画保护起来，做成小景观。”他对同行的管理局干部说道。

“玉华宫是个神奇的地方。”用十六年写书为玄奘正名的郭平安不止一次这么说。他觉得玄奘文化就深藏在这里，他们只是一个个发现者、挖掘者。

玉华宫的变化，说快也不快

提起对玉华宫景区的打造，铜川人的心情大多有点复杂和无奈。

“玉华宫景区管理局成立快二十年了，现在仍处于开发建设期。”1999年，张忠兴调到玉华宫时，尚不知道玉华宫是个什么单位。时隔多年，身为管理局副局长的他早已成了打造唐文化玄奘文化的专业人士。然而，对玉华宫越了解，他便越心急，越惋惜，一腔热忱和苦涩搅在一起。

张忠兴告诉记者：“严格意义上说，铜川重视玄奘文化应该是从1992年开始的。玉华宫管理局成立以前，玉华宫归属于印台区，1992年区上成立了一个玉华办事处，开始对玄奘文化进行挖掘整理。此前多年，铜川玉华宫一直默默无闻，提到玄奘，人们只知大雁塔，慈恩寺，却不知玉华宫是一代高僧生活和圆寂之地。而且玄奘在玉华宫完成了最重要的一部佛经《大般若密多经》的翻译。”

1996年，铜川市开始重视旅游发展，市上逐渐认识到玉华宫玄奘资源和药王山孙思邈资源的惟一性，两个景区在同一年升格为市级单位，由市政府直接管理。

1997年，玉华宫景区管理局成立，开始着力打造玄奘文化。2004年，玉华玄奘研究所成立。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曾和玉华宫合作搞过一个课题，内容也涉及打造玄奘文化品牌、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

这些年，玉华宫从玄奘文化、唐宫廷文化和避暑休闲文化三个方面推进开发工作，其主线条就是玄奘文化。张忠兴认为，玄奘文化既承载着佛教文化的因素，又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100个世界文化名人里边，中国只有两个，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玄奘。鲁迅先生把玄奘称为民族的脊梁。“从玄奘取回来的经看，他服务了当时的社会，也服务了各个时代，玄奘精神涵盖了佛教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截至2015年，玉华宫景区净资产为3.4亿元，负债率为5%，当年实现综合旅游收入3.7亿元。

“我们现在还在开发建设阶段。玄奘文化也好、佛教文化也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提在口头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佛教文化、唐文化展示的博物馆，以及2000年开挖的肃成殿遗址，都是很粗的一个展示。”张忠兴认为，“玉华宫的变化，也快也不快。”

在张忠兴看来，一个景区打造二十年还在开发建设期，确实够煎熬的。不像南方，三五年就把一个景区打造起来了。但是，玉华宫也一直都在变。张忠兴记得自己刚调到景区时，这里只有一条路，建了个宫墙，其他啥都没有，现在基础性的东西全都建起来了。

记者看到一份玉华寺恢复重建项目的介绍资料，其中写道：“利用玄奘法师及法相宗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国内的巨大影响，恢复重建玉华寺，使玉华宫成为国内外玄奘思想研究、佛事文化交流、僧侣朝山祭祀、民间百姓旅游的俱佳之地。玉华寺占地200亩，项目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此外，近期规划的项目还有，皇家狩猎场建设项目，玄奘文化中心建设项目，唐玉华宫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植物生态养生园，滑雪场改造提升项目等。

张忠兴告诉记者，管理局想把玉华寺建成东方的那烂陀寺，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驰名的礼佛之都。记者看到，玉华宫景区最新的推介词正是：东方释迦圣境，大唐皇帝行宫。

回到公元659-662年的玉华寺

玉华宫景区宣传科科长楚少辉是管理局内部的玄奘研究专家之一。提起玉华寺的恢复重建，他同样充满热忱和苦涩。

回到大唐，回到公元659-662年的玉华寺，楚少辉看到一代高僧创造的繁华盛景，那是佛教文化创造的繁荣。一千多年之后，恢复寺院、重建辉煌的使命，落在楚少辉们的身上。

玉华宫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缺少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有厚重的历史遗存，却没有吸引眼球的载体。楚少辉认为，玉华宫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丝路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中国佛教文化中心。修复玉华寺，修建世界佛教论坛永久性会议中心、经律论文化休闲广场，建立西行民族风情园、65米高玄奘巨像等，把佛教文化思想发扬光大，感召更多的人致力于社会事业和世界和平发展中来，增强丝路文化的鲜明主题。”

创造86版经典美猴王荧幕形象的六小龄童，第一次到玉华宫“拜师”后，就对这里念念不忘。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非常了不起了。你看玄奘法师，一辈子就是取经译经。”走出《西游记》之后，六小龄童一直致力于“传承玄奘精神、弘扬西游文化”，玉华宫成为他心中最膜拜的圣地。

2008年6月18日，六小龄童来到铜川，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被聘请为“玉华玄奘纪念馆名誉馆长”、“玉华玄奘研究所名誉所长”。

2015年，六小g童又欣然解囊，在玉华宫建成西北惟一的六小龄童艺术馆。陈列面积600余平方米的展馆里，展示了海内外各个版本的《西游记》资料以及精美艺术品300余件。六小龄童还被聘请为玉华宫景区的旅游形象大使。

楚少辉一边登上通往肃成院遗址的台阶，一边对记者说，“这十几年，玉华宫景区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很多规划落不了地，其中包括玉华寺的恢复。”

3月，是玉华宫最萧条的时候。冰雪节刚结束，春夏季的避暑休闲活动尚未启动。肃成殿是玄奘法师生活礼佛圆寂的地方，2004年，这里出土了一块佛足印表文残石，成为迄今为止惟一能够确知的玄奘法师亲笔字迹。

佛足印原是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前，留在印度故乡石头上的脚印。在石头凹形的印迹里，密刻着十分讲究的佛教花纹图案。据佛教史料记载，佛足印在印度共有三处：一处在摩揭陀国，一处在乌伏那国，另一处在屈支国。玉华宫佛足印刻石是玄奘在印度取经时，亲礼佛足圣迹后，虔诚拓印回国，在玉华宫译经期间特请高级工匠精心仿制而成。佛教认为见佛足迹如见佛，它与佛祖舍利一样是平日朝拜的圣物。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到印度访问，带着佛迹记碑刻的复制品作为国礼，十分轰动。

楚少辉每次站在肃成院遗址，就能感觉到天地气场浑然交融。一千三百多年的岁月时光，静静地呵护着这片空灵的土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十七载，从印度携佛教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如来肉身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银刻檀佛像七尊回到了长安，远在东都洛阳的太宗皇帝命宰相房玄龄出城迎接。长安城内听说玄奘西域取经归来，奔走相告，竞相目睹，一时间万头攒动，前呼后拥。

玄奘一生两次来到玉华宫。第一次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夏天，49岁忙于译经的玄奘被唐太宗召到当时的皇家避暑圣地玉华宫，昼夜相伴，促膝相谈。

这次玉华之行显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十一年后玄奘再次回到了这里。

那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十六日傍晚，玉华山层林尽染，秋意盎然。玄奘带着唐朝顶级的僧侣团队从长安西明寺昼夜兼程来到了玉华寺。

玉华山的旖旎景致，成为他生命中最理想的栖息地。聆听万籁交响，沐浴吉祥的佛光，玉华寺从此欣然一派繁忙景象：膜拜佛塔，翻译佛经，凿龛供佛，佛法研讨，学术交流，迎来送往，“三更暂眠，五更复起，朱点次第，沥血呕心”。短短四年多时间，玄奘翻译完成了《成唯识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咒五首经》等六百八十二卷佛教典籍，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使玉华寺成为了世界佛教文化研习交流的中心，盛极一时。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十六日，病重昏迷的玄奘渐渐醒来说，“我梦中备受神佛欢迎款待。无常期已到。请将佛塔画来礼拜。”二月五日夜半，玄奘溘然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高宗皇帝涕零悲叹：“痛惜啊！朕失国宝。朕国内失法师一人，实乃释众摧梁，四民无导师矣！此何异于苦海方阔而舟楫邃沉，暗室犹昏如灯炬顿灭。”

玄奘平生总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玉华寺译经只有四载，却译出佛经十四部，六百八十二卷，占其平生总译经经卷的一半以上。正是因为玄奘僧徒的到来，玉华宫才从一个普通的避暑行宫变成了全球闻名的佛教圣地。

玄奘走了，也带走了玉华寺璀璨的光芒。僧众各回原寺，佛教典籍运回慈恩寺。显赫一时的皇家寺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蔓延关中，皇皇玉华寺毁于兵燹。

楚少辉在《玄奘塔》一文结尾写道：“伫立在这片曾经辉煌盛极的土地上，我好累。回眸玉华山曾经的韶华岁月，我好痛。宁肯没有玉华宫，宁肯不建玄奘塔。”

2015年，楚少辉在一份建设报告中写道，“厚重的文化需要物化载体娓娓道来，而盛唐皇苑建设、玉华寺恢复建设依然是宏伟蓝图，没有形成巨大的文化张力，致使景区文化思想和优秀精神尚未充分弘扬光大，玉华宫引领作用亦尚未充分彰显。”

佛学专家心中的遗憾

“可惜了！”提起玉华寺恢复建设，王亚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王亚荣曾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上世纪70年代，王亚荣选择佛学专业时，导师曾对他说：“佛学是埋葬天才的地方。”但他没多想，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头扎进佛学研究领域，从此再没有换过专业。

提起一代佛学大师玄奘，这位半生研究佛法的专家肃然起敬。“我给玄奘磕过头！其他人没磕过。”王亚荣非常认同杜维明对玄奘的评价――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199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第一届玄奘国际论坛，王亚荣是会务组组长。当时铜川市委、市政府正举全市之力全面开发建设玉华宫景区，遂派人前来参加此次论坛。五年后，第二届玄奘国际论坛在铜川成功举办，印度、尼泊尔驻华大使纷纷前来参会。“当时就把玉华寺的恢复重建提上日程，决定给玉华宫批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马上做规划建设起来。”但遗憾的是，二十年过去了，玉华寺的恢复建设仍是停留在纸上的“宏伟规划”。

铜川举办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至今很多人依然记得很清楚。1999年恰好是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三十五周年，这个数字与玄奘毕生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相巧合。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相聚铜川，共同研讨玄奘思想，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这次研讨会也是一次宣传玄奘精神、宣传陕西、宣传铜川的盛会，使人们记住了玄奘译经、生活并圆寂的玉华寺。

“1999年那阵做的话，早都做起来了，现在都快二十年了。”王亚荣认为，一个景区得有品牌，没有品牌就没有人文价值了。玉华寺建不起来，景区就缺乏一个凝聚点，人气就旺不起来。

记者在铜川采访期间，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铜川市市长换了几任了，玉华寺还没恢复起来。一任领导一任想法，2004年重点放在玉华宫，换了一任书记就转到药王山了，后来又转到照金。”“玉华寺恢复不起来，最大的难点在于地方政府思想观念没有解放，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不够。”

王亚荣曾追踪调查过1988年开始动工的无锡灵山大佛景区，他称之为“灵山模式”。“灵山模式”是一个宗教界和当地政府、企业界三方合作开发的成功案例。灵山大佛景区1997年建成5A景区，短短几年就成为江南佛教文化的代表性丛林，现在该景区不动产在150亿以上。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就在那里举办，现在成为世界佛教论坛的永久性会址。

“他们没资源，是靠两个‘据说’起家的。”王亚荣说，一个“据说”是玄奘法师曾驻锡于此，因见寺后主峰与天竺佛陀说法处的灵鹫山颇为相似，遂将其命名为“小灵山”；第二个“据说”是玄奘派他的大弟子窥基在此开宗立派，创建了佛教中著名的“慈恩宗”。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独特资源禀赋的玉华宫的发展却始终让业内人士揪心不已。“建议尽快把玉华寺修起来。”王亚荣充满期待地说。

提起玉华寺恢复的难言之隐，原玄奘文化馆馆长仵录林（现调入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主要是一开始选址方向有问题，当时佛教界希望选在原来的遗址上，这个就很麻烦，因为玉华宫遗址在2001年的时候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选址基础工作还没有做完，变成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就]法做了，搞建设必须要部级文物局批准，他们拿不到批文，所以那个选址就作废了。此后玉华寺的恢复建设陆陆续续一直在提，但是规模太小就没有意思，规模太大的话投资量太大，一时资金凑不起来，所以就耽搁了这么多年。”

在佛教界，据说原来大慈恩寺的住持对这个事情也有兴趣，他希望把玉华寺很快建起来，但依然因为资金问题而放弃。“一般寺院，拿个几百万几十万还容易，再大的资金量，难度就比较大了。”仵录林说。

在铜川采访调研期间，记者从张忠兴、郭平安以及楚少辉身上，都能感受到一种使命感。与他们一起讨论玄奘法师，讨论玄奘精神，也总能感受到一种让人动容的热忱。显然，他们都在等候着一个能够大干一场的机会。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6

时，我只顾着读课文、考试，很少去思考读过的那些课文有什么样的内涵。现在，我再也不用为考试去读课文了，偶尔想起从前读过的那些课文，竟有了新的感悟。

亲情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朱自清《背影》）

我在初二时学了这篇课文，当时并没有多深的感触，也没有真正明白朱自清先生的三次流泪各反映了怎样的心情，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真正对此文有所体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千里去上大学的时候。出发之前，我坚持不让父亲送，说自己到学校后会安排妥当，照顾好自己，毕竟都20岁了，没问题的。父亲一面点头，一面跟在我身后出了门。

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非要从我手中接过行李箱，又把我的书包拿过去背在肩上。我说不用，可还是拗不过他。直到过了检票口，我在上电动扶梯的时候回头望了望他，才发现他一直在看我。看到我回头，他向我挥挥手。我看到他眼眶红了，自己一时也没忍住，转过身就哭了，一直到确定他看不见我时，才敢去抹眼泪。

我和父亲看着彼此的背影各自远行，这种情形，在我长大和他衰老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随着亲情在心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越来越能读懂《背影》一文。如今，当我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时，那年的记忆如潮水一般在我的心中涨落，我的眼睛也再次被泪水淹没。

友情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在学生时代，小学时，所有同学都会在一起玩；初中时，我们只会跟自己那个群体里的同学一起玩；高中时，经常来往的只剩下了几个好友；到了大学，往往只与一两个人为伴。这样看来，到大学毕业以后，孤独似乎就会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能与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追求的人越来越少，可以交心的朋友更是寥寥无几。看似不小的交际圈，实际上脆弱得不堪一击。真正伤心难过的时候，我连一个能在深夜里打电话倾诉的人都找不到。

后来再读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才明白，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路上风尘仆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越长大，就越孤单。

人生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李白半生放荡恣意，酸甜苦辣都尝尽，而立之年之后，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他感叹，人生如梦，天地与时间却是永恒。

我学这篇课文时年纪还小，不懂浮生若梦，更不懂悲欢离合。如今，我已长大，偶尔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确实已经得到了许多，可依旧过得不快乐。我之所以不快乐，也许是因为想拥有的太多了。我需要仔细去体会“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7

杭州香积寺跟其他寺院不同，其他寺院大多坐拥山林，远离凡尘，而香积寺却身届闹市，与市井百姓为伍。

在心情焦躁的时候，我会来这里聆听佛家的钟乐声，那钟乐声如此和谐，听之随之，心生祥悦，敬香拜佛，念念心里的萌想。

待步出高槛时，眼前已一扫阴霾，雨变得柔美而温情。街口，仿佛正走过那位丁香般的女子，留下一秋的芬芳……曾是“运河第一香”

据《西湖游览志》和《武林梵志》等记载，杭州香积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代。它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旧名兴福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年～1016年)由宋真宗赐名“香积寺”。

元末，香积寺被一场大火烧毁。明洪武四年重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香积寺门前修建了东西两座石塔。1968年东塔被毁，西塔留存至今，是目前杭州仅存的清代佛塔，浙江省重点保护文物。

杭州香积寺曾是大运河湖墅地区著名的寺庙。民国期间，大运河上船只往来繁忙。香积寺连夜晚都是灯火通明，是杭嘉湖一带香客从运河到灵隐、天竺朝山进香的必经地，在运河及杭州佛教界拥有很高的地位。每年春天和秋天香客们坐船从杭嘉湖而来，到了这里上寺烧头香。然后才去昭庆寺、灵隐寺烧香。

可惜的是，这座古刹，却因种种原因，在建国后被毁，只留下周边“香积寺路”等地名遗存。

重现运河边的佛音

2009年，杭州市政府启动香积寺复建工程。这次重建，在香积寺原址以西，运河以东。北至仁和仓南弄、南至香积寺巷区域。

复建的香积寺由若干栋1至3层殿堂组成，在中轴线上分别布置“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并在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之间布置本寺庙的特色殿堂“大圣紧那罗王菩萨殿”。中轴线两侧分别布置“文殊殿”、“普贤殿”、“地藏殿”、“伽蓝殿”、“观音殿”。同时在寺庙西侧布置一条以素斋文化为主的文化商业街，体现寺庙特色。

原先的香积寺双塔东西对称，相隔十余米，形状相同。现今残存的西塔高约12米，塔身外形和细部纹理雕刻基本完整。除一部分用青石外，其余部分石材用湖石砌筑，是仿木结构楼阁式实心塔。

建成后的新香积寺于2010年正式落成开放，总建筑面积13150平方米。寺中的四座大殿屋顶上采用铜瓦，屋脊、栏杆等部位也做包铜处理，使整个建筑群增加堂皇的意境和浓郁的艺术气息，也使得香积寺成为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的佛教建筑。

复建的杭州香积寺建筑，重现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辉煌气派，并赋予其现代艺术之美，在建筑的形态上，微微起翘的翼角、缓缓凹下的屋面、青砖黑瓦、绿耐石墙。都保留了杭州历史文脉的精神。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庙堂

新香积寺里，最吸引人的是大圣紧那罗王菩萨殿和钟、鼓楼，整体上采用铜建造。门窗、柱子、楼梯全部用铜包裹着，连屋顶的瓦片都是铜做的。在屋檐下的椽头钉上，包了一层铜，上面有一个写意的“香”字。据说寺里所有建筑上的椽头钉加起来，有9000多个“香”字。整个寺的建筑共消耗了400吨铜。

为什么这座大殿与众不同昵?

不妨来看看大殿里供奉的菩萨：紧那罗王。据说，这在国内也是唯一的。

紧那罗(Kinnara)，意为“音乐天”、“歌神”，是佛教天神之一。因其头上长角又被称为“人非人”。紧那罗有男女之分，男性长一马头，女性相貌端庄，声音绝美。香积寺的紧那罗菩萨塑像男性、女性背靠背设计。在中国佛教里，紧那罗曾化身为少林寺香积厨火头老和尚，持三尺拨火棍打退围寺的红巾军。因之被少林寺尊为护法伽蓝，又称其为“监斋菩萨”。从此香积厨升格为香积寺，成为中国唯一供奉烧饭师傅的寺庙。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生在世，吃，实在是大事。这样说来，香积寺供奉厨师有点意思，食客们吃饱喝足了。无论如何得去朝拜一下，而酒楼饭馆的老板们，自然也不会落下，天下就这么个供奉厨师的庙堂，谁不希望自己的饭店生意兴隆呢?

既然供奉着厨神，那么也值得来此尝尝素食。

寺院素食，也叫斋菜或释菜，主要用于法师讲经、沙弥受戒，或招待居士、施主及游客，专门由香积厨(即僧厨)制做。

今天的素斋，在继承传统素菜品种的基础上，创新了大批的仿荤素菜，如“糖醋鲤鱼”、“烧烤肥鸭”等。由寺院菜、宫廷素菜和民间素菜三大流派组成。

饱餐后，还可以再看看香积寺建筑独特的亮灯效果，那里有灯光镶嵌而成的巨型地画，绘制着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图案，耀眼夺目。

香积寺四个大殿因为是铜屋顶，我们还能看到琥珀色灯制造的金黄色灯光环境，照亮顶部深色的釉面瓦和金色屋脊，“铜”的质感呼之欲出，身临其境，真能体会到“佛光普照”四个字的意义。

香积寺“度身订制”的各种灯具，是我在别处虽似曾相似却绝无雷同的。比如，悬挂于寺庙建筑檐角的蜡烛灯具，灵感来源于寺庙常用的酥油灯，而悬挂在屋檐上的红色六角形灯，是从红色灯笼中衍生出来的。每个小细节都格外有意思，值得一看。

链接>>天下香积寺

佛经里说：“天竺有众香之国，佛名香积”。普遍认为这就是“香积”二字的来源。唐高宗李治曾赠寺院舍利千余粒和百宝幡花供养，取名香积寺，意把善导比作香积佛。如今天下有不少以“香积”为名的寺院。著名的大抵有如下几处。

陕西西安香积寺

在西安城南约17.5公里的长安区郭杜乡香积寺村，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也是中国净土宗祖庭。

浙江杭州香积寺

香积寺旧址，位于拱墅区香积寺巷45号(走到运河边的富义仓遗址公园，转到大兜弄里，往北走大约200多米)，曾是通过运河进入杭州的第一座和离开杭州的最后一座寺庙。

河南汝州香积寺

记承天寺夜游教案篇8

关键词：东坡文化 形式

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自此才有东坡文化跻身中国文坛。东坡文化是苏轼文化的制高点，东坡文化是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由苏轼向东坡居士转变的过程中所生发的一种文化。黄州是东坡文化的发祥地，那么黄州东坡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呢？笔者试对此谈谈个人的拙见。

1.东坡在黄州留存于世的诗词文

东坡居黄4年又4个月，他作诗200多首，作词66首，文与小品170多篇，赋3篇，信札280多封。诗以《东坡八首》、《定惠院海棠》二首、《红梅花》为代表；词以《念奴娇》、《水龙吟》为代表；赋以《前赤壁》、《后赤壁》为代表；文与小品以《记承天寺夜游》、《方山子传》为代表；书札以《与朱鄂州书》为代表。

2.东坡在黄州留存于世的书画作品

东坡博采众长，开创“尚意”书风，名列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首。居黄期间存留于世的书法有《景苏园帖》之集，画有写梅之品。其中书法的代表作有《寒食帖》。

3.东坡在黄州留存于世的饮食

好酒爱食的坡在黄州制作了很多有特色的食品，“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鱼”、“东坡蜜酒”等。比如“东坡肉”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黄州猪多肉贱，东坡想出一种吃肉的方法，他戏作《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灶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就是黄州东坡肉的做法。元丰五年五月，躬耕东坡的苏轼，小有收成，于是自制蜜酒。他在《蜜酒歌》中称赞道：“真珠为浆玉为醴，甘露微浊醍醐清。”如此美味甘露，让人口馋不已。

4.东坡在黄州留存于世的养生之道

东坡的养生之道主要有：一是内丹术，包括静功、斋居；二是外丹术，包括食丹、俭膳、药疗。在日常饮食方面有东坡羹、东坡肉，在药膳方面东坡羹算是一绝。东坡的养生法主要有一用茶漱口保护牙齿，从而有利于消化；二是节饮食，符合现代医学的“食不宜过饱，七八分为宜”和“食不宜过于肥腻”的说法，有利于健康；三是养老法，“软蒸饭，烂煮肉。温美汤，厚毡褥。少饮酒，惺惺宿。缓缓行，双拳曲。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忘其目。久久行，金丹熟。”这一方法很适合老年人。

5.东坡在黄州的遗迹、遗址

东坡在黄州居住四年多的时间，他的足迹踏遍了黄州鄂州大江南北的主要景点。比如黄州城区的定惠院、安国寺、临皋亭、朝天门、承天寺、快哉亭、涵晖楼、栖霞楼、竹楼、赤壁、龙王山、东坡雪堂等，周边县市麻城崎亭、浠水巴河、麻桥、兰溪、清泉寺，黄梅的五祖寺，大冶的磁湖和西塞山，鄂州的西山、樊山等。

6.东坡在黄州生活的一种精神

谪居黄州的坡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低谷呢？东坡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那就是坚毅执着的人生信念，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当他初到黄州时，一家二十几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得到废弃的营地数十亩，东坡躬耕其上，自食其力弥补粮食的不足。东坡用积极热情的态度投入到日常琐事中，从最简单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从而收获快乐。比如东坡爱酒，他自己动手酿制“东坡蜜酒”，从酿酒过程中享受快乐。他总是笑对苦难，比如生病了他也笑，一次他到沙湖相田得疾病，到浠水请名医庞安常诊治。安常耳聋，见面后，东坡就戏弄他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游沙湖》）东坡在黄州谪居四年有余，成就了他的黄州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溪水尚能西。”（《浣溪沙》）正是东坡黄州精神的写照。

基金项目：黄冈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院级课题‘弘扬东坡文化与促进黄冈旅游经济发展研究’（2010C201110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