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1

一、从犯罪毁落历程中得到的警示

(一)政法干部背离党的宗旨必将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放松党性修养和锻炼，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不能保持警惕、保持冷静、保持操守，更没有慎独慎微，忽视从根本上考虑人民的利益，不甘清贫，崇尚拜金，最终导致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政法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危害党的事业的同时，自己也必将遭到“身囚”之苦。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正确的行使就能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反之就会成为以权谋私的魔杖。从领导到囚犯往往是一步之遥，人生没有后悔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青春年华、人生自由和完美的家庭去以身试法。

(三)法制观念淡薄，待人处事上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和纯洁性，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畸形，最终葬送身家性命。

二、监狱人民警察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一)要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世界观方面，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明确作为社会公民、工作和家庭成员三个基本定位;在人生观方面，要有坚定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安全度过“功成”与“身退”两个危险期，正确处理好取舍关系，不要自毁人生;在价值方面，要正确体现人生的社会价值，保持清政廉洁。

(二)自觉警醒自己，不纵欲，不侥幸，时时把自己置身于监督之中，想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三)自觉充实自己，有正确的追求，健康的心态和实在的寄托。善于学习，不让头脑空虚;时时保持平衡的心态，在名誉、职位、利益等方面知足常乐。善于尽力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做到“勤无废事，谦以养德，”。

三、认真对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找出差距认真改进

(一)加强政治学习。政法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要靠两条，第一靠学习，第二靠实践。学习非常重要，学习搞好了，知识丰富了，境界提高了，眼界开阔了，看问题也看得清透了。不仅能够正确判断政治是非、理论是非，假丑恶、真善美，还能搞清楚一个人怎么活着才算有价值、有意义。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往往就事论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加强业务学习。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而且要有胜任工作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现代社会的知识更新和信息变化非常迅速，如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统计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是目前考虑的重点。因此，要坚持业务学习不放松，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更新知识，满足工作要求。履行职责、完成任务、保证质量不出问题外，还应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探索工作中的热、难点问题，在实践中学会善于总结和观察，提高开拓创新意识，保证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2

作为一个源于佛教的词，忏悔先天便与信仰有关，因而它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经常性的行为，但它似乎也并不排斥如我这样心无所信、身无所仰的人。也许只要将内心向着世界敞开，让其中不洁净、不宁静的情绪暗流消逝于大海，使灵魂的浅溪得以纯净与升华，忏悔便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内心所向的世界便是居士的佛陀与教民的上帝，而那包容灵魂的大海便是我们悄然接近的信仰。

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真正的青年时代而渐向中年接近的这一非常时期，对生命强烈的虚弱感使我认识到校正自己的内心、完善自我道德对此后人生的必要性。一种迅猛而顽固的忏悔意识紧紧抓住了我，在2011年除夕的夜晚，它与户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起在我的内心炸响了。在乡下的炭火旁，我躲开了自己的亲人，让自己沉入过往的生命之河，在漂满浮萍与绿苔的水面下寻觅自己灵魂的来路与去向。那一晚，作为一个忏悔者，我既是我自己，同时也是二百多年前那个伟大的忏悔者让－雅克－卢梭。这一比拟多少有些虚幻但并不虚妄。我始终认为，在真诚的回忆中，在无所保留的忏悔中，我这个中国公民与日内瓦公民卢梭是多少有些相像的。这种停留在内心的虚幻的相似性使我在不久之后找出了卢梭的《忏悔录》，并在有所期待中迅速沉浸其间。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阅读，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医疗。

在新春初至的乡下，宁静与寒冷同时抵达我的内心与双腿，使阅读中的我时而麻木，时而清醒，时而酸楚，时而甜蜜。在持书站立活动的瞬间，总有黑喜鹊挥舞着翅膀从窗户的斜角飞过。这些活跃在乡下树梢与房檐上的精灵在晨起或黄昏的恍惚时刻，让我仿佛看到了忏悔中灵魂惊悸的影子。当我渐渐沉入卢梭的世界，当我最终靠近二百多年前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源于自我忏悔的阅读渐渐改变了初衷。或者说，我个人浅薄而卑微的所谓忏悔已彻底被卢梭深刻而博大的回忆所吞没，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循着他源源不断的回忆，在他逐一标出的心灵地图上观赏他与他所处时代的隐秘。

卢梭的所谓忏悔，从本质上说是他以自己为端点向着时代辐射的一种暴露。他横亘在后世与他的时代之间，手持一柄锋锐的尖锥，将自己的肉体与内心扎出一个又一个的孔，并让后人透过那些无所不在的孔洞窥见他的时代中并存的鲜花与疮疤。在他以“忏悔录”命名的这本50多万字的书中，充满忧伤与自责的悔恨只是其中之一，而赞美、追怀、抱怨、辩白、批判以及暴露则是此外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一个投水者在水底对自己灵魂的打捞，这是一个遍体鳞伤者蘸着回忆的蜜水对自己的与舔噬，这还是一个碰壁者对过往之墙追加的投掷与诅咒。在所有这些交错往复的阳光与阴影中，我看见的是卢梭这个早年的流浪儿对此生如寄的哀叹与自怜，以及对此不完整人生的自我修补――青春、才华、友谊、爱情、功名、利禄，所有这些值得倾心之物在卢梭的心中都是得以寄托幸福的篱笆，他费其一身都想穿越眼前的荆棘在某一扇篱笆墙后面寻到真正的幸福，但几乎每一次都以他卡在篱笆墙的孔洞中进退不得而告终。因内心的障碍而不容于世且不得清白完整的一生，在生命的末端期待在辩白中得以和解与完满，因之有了真实而沉重的《忏悔录》。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中以维基解密网站呈现出世界真相的阿桑奇一样，卢梭以他的《忏悔录》打开了欧洲18世纪的魔瓶，让藏身其中的天使与魔鬼一起被放归人间。或者可以说，卢梭便是他那个时代中的阿桑奇，在彻底袒露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时代的庞然大物剥得，泄露了存在于其间的爱与恨、罪与罚的真相。从个人灵魂的角度讲，以净化自我为对象进而呈现一个时代真相的卢梭可谓天使，但若从发人阴私的角度讲，在使自己纤毫毕露的同时也剥下他者底裤的卢梭不啻为一个潜伏的魔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卢梭是有自知自明的，他深知自己的忏悔罪己且罪人，但在生命的末尾，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独者与灵魂的伤残者，他自觉无辜而且无畏。正像国际法庭对泄密者阿桑奇宣告无罪一样，卢梭内心的法庭肯定了他对真相的暴露，使他将之作为一种正义的事业来完成。于是他毅然坐到了整个世界的对面，逼着世界与自己谈谈。

以撕破、肢解、研究自己为对象，让道德之光透过自己照进时代隐秘的缝隙，卢梭在有意无意之间完成了对自己的释放与修补，同时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呈现与启蒙。上帝选择这样一个出生寒微、天资并不过人且心有障碍的人为18世纪送来启蒙之光真是耐人寻味。伟大的18世纪，既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波旁王朝从鼎盛转向没落的时代，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推出如日中天的拿破仑的时代。在除旧布新的时代剧变中，承前启后的启蒙主义者卢梭正如那颗送走一个没落的太阳同时迎来另一初升之日的启明星。在日落日升的漫漫长夜中，他良心的光辉照彻了整个暗潮汹涌的大时代。

读完《忏悔录》及它的续篇《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之后，我深觉卢梭的这两部作品作为18世纪启蒙文学最重要的杰作，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对我这样的人仍然具有启蒙性的实际意义。在这个良心式微、灵魂缺位的时代，和我一样心有志愿但在生活时常感到迷惑的人，无论你是否觉醒，你都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身边的世界已确非在书中看到的理想国，你时常能够感到，人之为人的道德、人爱其同类的底线已即将绷断。在此欲望越来越大而人心越来越小的精神氛围中，用道德之绳进行良心训练，无论对个体还是对时代都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需要忏悔，都需要面向世界敞开进而找到安放良心的位置。

让心灵向着世界敞开进而下定决心与整个世界谈谈是一种难得而难能的精神姿态。它既是个人对自我道德的拷问与回归，对自我良心的洗涤与安放，同时也是个体对世界的批判。在一个和谐且公正的世界里，道德是完善的，良心是安稳的，作为个体融入世界的人是难以产生跳出来与整个世界交谈的野心的。正如那些健康身体中的血管或脏器里细微的颗粒，不会自行阻止血液的流淌与器官功能的运行。只有当血液与整个脏器过度损坏且不知收敛的时候，这些颗粒才被迫形成结石，跳出来以剧烈的疼痛，迫使整个身体与自己谈谈。同样，一个时代中的个体只有在被迫成为结石的时候，只有在自觉个人道德与良心岌岌可危的时候才会被动地跳出来，坐到整个世界的对面与之交谈。这当然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精神对抗，天平高高翘起的一侧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而另一侧则是重如磐石的大象。要想做绊倒大象的蚂蚁是疯狂的，但同时也是可贵的。因为无论这种与世界谈谈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世界的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朝着趋于道德的方向校正你内心的样子，使你成为一个有底线、有希望的人。

这使我想到一代人的精神领袖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与世界谈谈》。驾驶着名为1988的汽车的“我”，在周游的路上与一名女子邂逅。在与之交谈中，“我”收获的是对人性的失望以及对世界的绝望，但这却修正了“我”的内心，呼唤起“我”游离于躯体之外的人性，使他在此后比此前在道德的意义上更像一个人。《忏悔录》以及它的续篇也同样，与这个世界交谈的结果就是自我修正，让灵魂回归，然后让内心在宁静之中继续生命的旅行。

但我同时想到了诗人、歌手周云蓬在他的诗文集《春天责备》的开篇写出的那句诗：“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它的潜台词是没有灵魂的人不配心安理得地享有春天，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内心的忏悔，一种个人对世界的批判。但试问在一个普遍没有灵魂的世俗时代，拥有灵魂者的春天在哪里？如果不能给道德完美、灵魂高尚者实在的春天，那么对灵魂的培育以及对道德的饲养是不是一种虚妄的浪费？

也许我们不该做此悲观的推论，而应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想：流氓没有道德，市侩没有良心，但一个以市侩和流氓为主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和时代进步都需要对道德的坚守和对良心的秉持来维系。个体编制道德之绳与进行良心训练从而成为一种必要。在宏大的公共道德日渐失却影响人心的力量的前提下，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该在与世界谈谈的心态中，给自己的内心维系一条基本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之上，时时忏悔并持续上升。

或许，我们的忏悔不能使我们像卢梭那样成为时代的良心，但至少能使我们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充满道德尊严地活着。■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3

通过学习《忏悔录》，看到有些政法干部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逐步淡漠了法制观含,丧失原则,利用职之便做出有背于党和人民原则和宗旨的事情,最终身败名裂的典型事例。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在当今社会进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同时对自身的思想作风,廉洁自律,遵章守纪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触动。

《忏悔录》作为反面教材，通过落马政法系统领导干部触及灵魂的自我忏悔，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深度剖析了违纪违法政法干警因为迷失初心，背离使命，最终陷入犯罪深渊的深层原因，深刻阐述了永葆忠诚廉洁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政法工作人员抵制诱惑，筑牢防线，严守纪法的自觉性。

《忏悔录》中的很多案例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醒，我们要以此为教训，进一步强化廉洁意识，筑牢思想防线、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我们在工作中，每个岗位都存在风险点，我们不仅要防外部干预，还要首先管好自己，按规矩办事算好人生的七笔账。

通过《忏悔录》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理想信念的滑坡，必然导致思想蜕变；敬畏之心缺失，必然导致法纪意识淡薄，最终出现脚踩红线、破纪破法的行为。只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加强典型案例的学习，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我们要深刻汲取典型案例的教训，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身学习，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坚决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4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公事只能公办、按有关规定办。行使职能权力，绝对不能掺杂私心，绝对不能在履职中捞取非法好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个人思考交流发言培训稿。希望大家喜欢!

这次警示教育学习会，结合X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召开“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专题会议，并开展集中深入研讨，这既是贯彻中央通报精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举措，更是巩固拓展“严强转”专项行动成果、认真开展“X、X”主题教育的关键环节。

必将推动我们充分认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找准找实问题，挖深挖透根源，坚定坚决整改;必将促进我们高标准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高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下面，结合近期所学所思所悟，谈谈个人体会。

善始不等于善终。翻阅中管、省管、市管干部的忏悔录，从他们仕途轨迹看，很多都可以概括为艰辛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放松的中年、出问题的末期(年龄多为四五十岁，少数为五六十岁)。在忏悔录中，他们大都回忆小时候如何贫困，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加入党组织后如何打拼。仕途之初都比较顺利，应该说是善始的。最后被组织查处，个别的是退休后被查处，没能做到善终。善始与善终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这个现象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人这一生，为人品德、世界观改造，管前管不了后。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现在好不等于以后好。所以要活到老、改造到老，要终身修炼，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须臾不可松懈。如果晚节不保，此前的奋斗都会被清零。有人说，为官一生，高兴的不是你飞多高，而是能不能平安着陆。

官德与党纪要配位。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还应加上“纪要配位”。纪律意识、纪律观念也要与职位相匹配，不然迟早会出事。纵观忏悔录的作者，反思他们违纪违法的根本原因，都说到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一个人如果身体缺钙，就容易得软骨病;一个人如果精神缺“钙”，就会失去定力，什么样的见不得人的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有的官至县处级、厅局级，有的甚至官至省部级，面对职务升迁，不是依靠组织，而是求神拜佛、迷信风水先生。

检索他们职位升迁轨迹，入党的最初动机就不纯，不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而是投机，为了以后谋取更多个人私利。诸多忏悔者反思，其德与纪，并没有随着自己职务的提升而相应提高，个别甚至是纪盲、法盲，自己行为已经严重践踏纪法却茫然不知，直到被组织查处后才幡然悔悟。作为党员干部，首先是公民，具备社会公德这是最基本的。但这远远不够，党章明确了党员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纪律观念、道德水平还要再高一些。职位越高，责任越重，修行应该更高，对自己的纪律与道德要求应当更严。

太顺了不是好事。有位忏悔者说，自己一直顺风顺水，读重点高中，考上大学，后被国家公派国外留学，直到博士毕业，后来又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回国后进入国家机关。起步就是正处级，36岁正局级，46岁副部级。许多人说他是“上帝的宠儿”，自己也飘飘然。后来他才认识到，其实这种经历有很大的缺陷——缺乏基层艰苦磨练、历练、锻炼，没有直接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缺乏群众感情，也未遇到挫折与考验，看到的却是别人活得多潇洒。这类人，一旦遇有贪腐的机会，很容易丧失警惕性，难以自控，出问题就成为必然。

读罢这个人的忏悔书，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首古诗的深意。凡事都是相辅相成的。人若在宽畅道路行走，容易放松警惕，可能有摔跤的危险;人若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走，处处小心谨慎，反而不容易摔跤。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当你在仕途上一路领先，在班子里总是最年轻的时候，不妨多找自己的短板，自觉多听批评意见，时常看看自己的不足与差距，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你身处要位、管人财物，处处都是别人求你帮助之时，要警惕事物的反面、谨记高处不胜寒的哲理，明白身处要位是职务使然，要常检视自己的自律能力与所担负的责任是否匹配。千万不要飘飘然不知所以然。

质变源自量变。在忏悔录中，不少党员干部谈及第一次收别人钱款的经历：少则几百元，一条烟，当时感觉很不妥，甚至紧张到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到后来，面对几万几十万上百万收受起来“理所应当”，有人甚至你不给我，我就很不舒服。梳理这些人的经历，应当说他们也不缺乏才干，在各自的岗位上曾经做出过有益的贡献，有的人成绩甚至很大。

可是，由于放松自律、放纵自己，不注意小事小节，于是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彻底滑向党和人民的反面，直到被组织查处、失去人身自由后才如梦初醒。

生活作风太重要了。读这些忏悔录还发现一个现象：许多贪官在生活作风上有问题。有的人打开违纪违法的缺口就是从生活作风问题开始的。其表现形态，多数是自己主观所为，也有少数是因为自己身居要位、手中有权，被一些颇有心计的人拉下水。

剖析这类忏悔者的行为，会发现他们出现生活作风问题后，就要想办法用金钱来满足需求、弥补过失，但是靠合法的收入又难以实现，于是就会动用公权力攫取不法收入。出现作风问题、违反生活纪律，进而走上贪腐的道路，会给党的事业及个人家庭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守公德，也要严私德。

提防特别热情的人。总书记曾告诫手中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不可避免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纵观受到组织查处的腐败分子，不少都是被不法分子“围猎”而成为阶下囚的。有的人在忏悔书中坦承，随着职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上门求情办事的人多了，阿谀奉承拍马屁、说好话的人也多了。开始是收小礼品，后来是收大礼品、贵重礼品;开始是收小钱，后来是收巨额现金，甚至是黄金。其实，这就如同在“猎场”打猎，那些礼品、现金，如同一个个诱饵，引导你一步步就范，一旦被这些围猎者套住，你就难以自拔，最终便会与其同流合污，变成这些围猎者的猎物。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5

贪官金鉴培，原为湖北省政府驻港澳地区办事处主任，被判死刑。他在狱中忏悔道，放松思想，邪恶就会吞噬良知。 

贪官邱其海，原为深圳市社保局局长，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悔悟说，“别人向我行贿是出小利，得大利，我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所以在这里，我要给有职有权的人提个醒：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如果不警惕，不知不觉权钱交易就发生了”。 

贪官李德才，曾任吉林省白山市市委副书记，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忏悔道，“我愿以自己的沉痛教训当反面教材，以警示后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里的火是包不住的”； 

贪官赵士春，沈阳市国税局原局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他忏悔的名言是：“我不是法盲。我的堕落始于没有过好金钱关、人情关，最终成为金钱和人情的俘虏。” 

凡此种种，可以这样概括，大凡贪官，都曾经有过令人羡慕的过去。但是随着地位的提高，手中权力的增大，放松了自我约束，价值观念开始倾斜，最终陷入犯罪的泥潭。一旦东窗事发，贪官都要上演三出“闹剧”：一是大摆其功，以示清廉，千方百计摆脱干系；二是面对证据，无言以对，陷入沉思；三是见大势已去，便痛哭流涕，幡然悔悟。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就是一例。他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位曾经自称“清廉书记”的真面目才一点一点显露出来。最后，他痛定思痛，在铁窗里写下了万余字的《忏悔录》： 

“作为沧州市委书记，我一方面按照上级布置，开展反腐败斗争，另一方面自己又有腐败行为……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重权、钱，轻人情的现象，人际关系往往靠权、钱来维系……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工作时辛辛苦苦，离开岗位后家境却不好。面对这些现象，我没有从正面去思考和解决，而是想自己退休后要是有钱去国外生活，就可以安度晚年。私欲一旦滋生、膨胀，廉洁的闸门就关不住了，腐败随之而来……” 

薄绍铨的忏悔文法严谨，叙述深刻，想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查阅贪官档案，果然，薄上过大学。在狱中，有一件事令他不寒而栗。薄收受的20万美元汇往日本东京其女薄江设立的账户，案发后，当办案人员动员其妻去做女儿的工作，要其退回赃款为其父减轻罪过时，其女竟然在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中，悄悄挂断了电话，从此下落不明。此刻，薄才深深感到，金钱可以使父女反目。他由己及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写道：“从分析自己犯罪的原因，到思考更有效地防范腐败现象的发生，对我也许已毫无意义，但说出来可能对组织、对他人有参考价值，对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防范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再犯我这样的错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成长可能还有益处。”这说明，薄绍铨还在思考问题，悔不当初啊！他在犯罪时为何不思前想后呢？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6

论文摘要：托尔斯泰在其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忏悔人物形象，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故事及精神性格的发展变化力图说明：对自己的忏悔是洗刷灵魂污垢的最好形式，是体现“勿以暴力抗恶”、“博爱”、“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具体行为。促成其“忏悔意识”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二是浓厚的宗教思想；三是与俄国社会历史和现实有密切关系。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列宁称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①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年代，他紧紧抓住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他看到贵族的腐朽与衰败，宗法制农民的破产与赤贫，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办图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改革农奴制，缓和阶级矛盾，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理想社会。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正是作家精神苦苦探索的艺术再现，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塑造了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及思想观点。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就是“勿以暴力抗恶”、“博爱”、“宽恕”、“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他把这种思想看成是解救社会苦难的灵丹妙药。而要做到这些，人人都应该忏悔自己，去恶从善，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这样，人与人就可以勾通，社会矛盾就可以化解，人间美好的天堂就可以实现。因此，“忏悔意识”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达的重要内容，他把“忏悔意识”社会化、具体化、形象化。从他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复活》等一系列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忏悔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无论是贵族(如聂赫留朵夫)还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民(如玛丝洛娃)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作家通过这些忏悔人物的生活故事及精神性格的发展变化，力图说明：对自己的忏悔是洗刷自己灵魂污垢的最好形式，是体现“博爱”思想的具体行为，是步入理想道德境界的必由之路。

促成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一个古老的大贵族庄园世家，父母早逝，他是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姑母给了他无限的爱，这对他一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影响极大，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塔吉安娜姑姑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从我很小的幼年时代，她就教给我爱的精神方面的快乐，她不是用言语教我这种快乐，而是用整个人生，她使我充满了爱，我看见、我感到她怎样喜欢去爱别人，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快乐。”②他们兄妹四人和睦相处，相互关心，在农庄，他们家也与农奴相处融洽。正是在充满了爱的环境中，他体会到人间的善，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萌生。大学时代，他对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为“专制”和“奴役”是俄国社会生活中极大的邪恶。他钻研《福音书》，赞同“博爱”思想，这些对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后，托尔斯泰在苦苦的精神探索中还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专门研究了佛教、犹太教等，阅读了中国的老子、墨子等书籍，他从这些宗教哲学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思想，佛教的不杀生，为善的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等都大大丰富了托尔斯泰的人性善的伦理道德内容。在紧张的精神索中，他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世界离不开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善、爱和自我牺牲。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成为托尔斯泰评价现实生活的道德尺度，也是他思想的基本点，同时，也是他“忏悔意识”产生的重要源泉。

正是这种人性善的伦理观念，使托尔斯泰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俄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野蛮的农奴制剥夺了农奴的人身自由而沦为贵族老爷的私有财产，他们所有的活动及人生意义都是为了贵族。“农奴负担着日益加重的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被赶到地主的田庄进行无休止的牛马似的劳动，遇到荒年，农民只能以橡树皮、草根延续生命，他们还经常遭到地主人身侮辱和虐待。”④托尔斯泰长期居住在俄罗斯乡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农民，亲眼目睹了农民极度贫困的生活，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有更多的了解。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处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反，更加糟糕。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作品中有许多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些描写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后下层人民的不幸生活，令人触目惊心，使人们看到俄国农民正受着专制制度和地主El甚一El的压迫，正处于死亡灭种的可怕处境。作为占有几处庄园和成百农奴的的地主，托尔斯泰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忧伤”④内疚万分，“就象回忆起他刚犯下的一桩不能补尝的罪行”灵魂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忏悔意识。他在农庄进行了种种的改革，改善农奴的生活，创办学校，为穷人的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自己的真诚行动来忏悔自己。

在他的作品中，人性善是主要人物的灵魂，他们正是从这点出发，忏悔自己，以实现道德完善，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正是体会到了“要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必须行善”，所以，他拿着记事本挨家挨户地访问农家，真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们，尽管这些“鸡零狗碎”的施舍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接受，但毕竟出于他渴望行善的内心，“出于一种赎罪的愿望”⑥在他的代表作《复活》中，这种人性善的思想正是人物忏悔自己，走向新生的动力。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玛丝洛娃两人都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的精神生活的历程，作者以此向读者展示了人性善的美好与人性恶的丑陋。作为纯洁，善良的聂赫留朵夫关心农奴问题，撰写土地问题的论文，并不顾世俗的偏见真心地爱上了农奴的私生女玛丝洛娃。而当了近卫军军官的聂赫留朵夫染了上流社会生活的恶习，抽烟，酗酒，玩女人，道德堕落，生活腐化，他玩弄了玛丝洛娃又抛弃了她，在这个堕落的军官身上，处处体现人性的丑恶，最后，玛丝洛娃不幸处境终于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良知，为善的思想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忏悔，他不断地进行灵魂大扫除，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在艰难的生活中荡涤自己身上的恶习，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善良、纯洁的聂赫留朵夫。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力图说明：人只有一心向善，并以自己的行动忏悔自己的过失，善就一定能够战胜恶，即“精神的人”就一定战胜“兽性的人”。

而对贵族阶级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托尔斯泰则以深厚的人性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与否定。他在《忏悔录》中说：“他们过着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类似生活而已，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优裕环境使我们失去厂理解人生的可能”因此，他主张贵族应该放弃自己优裕生活，忏悔自己，同情人民，体贴民众，走贵族平民化的道路。中篇小说《哥萨克》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奥列宁厌恶了贵族的花天酒地般的生活，决心要抛弃它，重新去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他来到了高加索，高加索那秀美的大自然，哥萨克民族纯朴的民风，豪爽的性格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深深感动厂他，他象这些哥萨克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物质方面与贵族老爷养尊处优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却使他感到格外的充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领悟到厂生活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形象，他在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的过程中，彻底认识到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酷，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下决心与这个处处体现人性恶的腐朽阶级决裂，用自己的行动来忏悔自己。他所走的道路突出地表达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彻底否定。

其次，是受宗教精神的影响。公元九世末，基督教正式成为俄国的国教，以后，东西教派分立，东正教在俄国得到迅速发展，势力强大。宗教思想深入人心，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意识之强烈是欧洲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教会宣扬原罪思想，轻视现世，认为现实是苦难的所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赎罪，以使死后灵魂进入天堂。正是这种原罪思想，使人们普遍产生忏悔意识，对人类自身的忏悔，对罪恶的忏悔，以净化灵魂。托尔斯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其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甚至连打牌、失眠等都要祈祷上帝。面对人民的苦难，贵族的腐化，他呼吁宗教精神，号召理智让位于良心，知识从属于信仰，把宗教精神当作永恒的道德原则，永恒的真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应当皈依上帝。他说：“人在生活中的任务，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按上帝的方式生活。在《天国在你中心》一文中，托尔斯泰也明确指出：“只要人人开始尽其天职，只要人人开始照着其内心中的良知生活，那末，一切心灵都在渴望着的‘天国’不久就会到来”，因此，宗教精神使托尔斯泰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照他看，生活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奉行“主”，只要人们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忏悔自己一心向善，那么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类天性的种种歪曲现象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不道德现象都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大家才会和平、友爱、彼此和睦相处，人对人的一切暴力迫害方式也就不再存在，世界上也不再有欺骗和谎言，不再有罪孽，每个人都能成为未来天国的公民。在他的作品中，宗教精神一直成为人物忏悔的内驱力，成为人物精神探索的最后的归宿。《复活》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俄国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官办教会、土地私有制等都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撕毁了一切假面具”。但这部作品却狂热地鼓吹宗教精神。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正是基督的力量使他忏悔，“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洗净他……他体会到自己跟上帝同在，于是，不但感到自由、生命的蓬勃和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力量。”⑩正是这种宗教精神使他在不幸的玛丝洛娃的面前内疚万分，他忏悔自己，为她奔走上诉，以赎前愆。最后，他虽然没能同玛丝洛娃在一起而感到痛若，但他却在《福音书》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人人都信奉上帝，人们就可以获得至高无尚的幸福。聂赫留朵夫诚挚的忏悔也终于感动了玛丝洛娃，激发了她生活的勇气，她戒掉了烟，也不再卖弄风情，到医院治病，决心重新做人。最后，她自己也领悟到了“要爱你的仇敌”、“宽恕一切人”的神圣的宗教真理。

最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的产生还与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时期。一方面，千百年来的农奴制已腐朽不堪，严重地制约了俄国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以它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影响着俄国，呼唤着这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步它们的后尘。六十年代初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把俄国从农奴制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建立加速了农村宗法制经济的崩溃，“带来了空前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的一切灾难。”⑩作为俄国农民利益的代表，托尔斯泰“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安排’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安排’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安排’这种制度，是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面对现实的一切，他焦虑，困惑不解。由于受千百年封建君主专制和经济结构的封闭保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大都比较保守、温和。尽管人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自己的悲惨地位，但却只有少数人敢于拿武器进行反抗，而大多数的人却因斗争的残酷和挫折而陷于悲观失望，因而，耽于幻想，在祈祷中忍受着非人的折磨，所以，“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⑩托尔斯泰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他找不到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于是，呼吁人们忏悔自己，完善道德，勿以暴力抗恶。这种思想实际上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对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7

听课后深入反思，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对主旨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理解有偏差，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在结构上的意义，更没有真正读懂主旨句的内涵。特别是对送香油鸡蛋一段的重视不够。由此造成了学生并没有真正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忏悔者形象也没有浸染到学生心里，进而也就很难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产生久远的影响。

其实，老王只是一面镜子，是一面人性的镜子，“我”写作的本意不在这面举起的镜子上，也不在举起镜子照出的结果上，恰是在“我”面对照出这个结果的态度上。

老王这面镜子，照出了“我”心灵中的某些瑕疵，照出了“我”人性中的一种“冷”来。老王离世很长时间了，按理说，时间是疗治苦痛最好的药品，这件事似乎早就应该忘记了，但是“我”却无法超脱。长期的自责与愧怍，使“我”最后终于鼓起了勇气，进行自我救赎：把这个真实的事情写出来，警示自己：面对一个即将凋谢的生命，“我”曾那样冷漠，现在又是这般愧怍。

《老王》一文的主角是“我”。如果把精力全花在解读老王的所作所为与“我”及家人的善良行为上，那也只是看到了文章“散”的部分，而没有理解它的“神”。

其实，这正如巴金之写《随想录》，正如卢梭之写《忏悔录》。一定意义上说，《老王》就是杨绛版的《随想录》与《忏悔录》。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把《老王》这课安排在了第二单元里，其单元学习指导是这样写的：“这个单元就以爱为主题，几篇文章都是在诉说对普通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关爱。”

这显然是沿着“不幸者”和“幸运者”的思路来解读的。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该怎样理解这个“不幸者”和“幸运者”的含义。

老王的不幸，文中叙述的十分清楚了，他失业、失亲、失明，当然，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失去了生命。

那么，“我”就真的是“幸运者”吗？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作者及其丈夫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迫害，丈夫钱钟书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后来还失去了女婿和女儿。文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由此可见杨绛一家生活的艰难不易。所以，当时的杨绛及其一家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幸运的”。

那么该怎样理解作者说自己是“幸运者”呢？我觉得，这里的“幸运者”应该是指生命还存在着的意思。这也是过去了很多年后，作者产生愧怍的原因所在，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者对一个生命失去者的深深忏悔。这样来看，让杨绛真正纠结的，应该是在老王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最后一次与老王的交往中，“我”的所作所为使自己始终耿耿于怀，如鲠在喉。

当我们随手就能做对别人说来十分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做时，当我们没做却永远没有机会再做了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不幸者。因为这份忏悔的痛苦将要伴我们一生，我们的良知会为此永不安宁！

分析到此，把《老王》这篇课文安排在“爱”的单元里来学习，显然是不恰当的。《老王》的主题已经超出了“爱”的范围了，“爱”不是作者表达的主旨所在，用“爱”来浅解此文，忽视了它所能达到的人文高度。课文所触及的是心灵里生命中更深刻的东西。

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沉静下来，沿着那些真挚语句铺成的小路，探入到作者灵魂的深处，感受一颗真诚忏悔心灵的颤动，进而惊醒我们快要麻木的心。

本文直到老王送香油送鸡蛋之前，叙述都是平和的，比较概略的，甚至是比较冷静的，基本上没有对话、动作等细节的描写。这些其实都是铺垫。到了老王送香油送鸡蛋时，文字的画面感增强。对话、动作、心理等细节描写生动，隐含的信息量很大，留下了很多的空白。然后，文章突然一转，戛然停在了主旨句上，令读者目瞪口呆。

还是让我们再来读读老王送香油、鸡蛋的有关语段：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老王离“我”家多远，我们不得而知。空手而回的老王，“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那么这样，“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的老王来看我的路程就更加令人无法想象了。在那“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情况下，他是怎样完成这生命的最后旅程的呢？

一定意义上说，老王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完成这次旅程的。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做最后的探访？仅仅就是感恩吗？仅仅就是送香油和鸡蛋吗？

生命行将结束时，本人常常是有感觉的。就老王的生活境况来看，这一瓶香油，一二十个鸡蛋，准确地说应该是他的最后遗产了。病人最需要补充营养，自己把仅有的最宝贵的营养品送走，说明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从文中看，送香油送鸡蛋显然有着安排自己后事的意味了。他没有亲人，有两个侄儿也“没出息”，就是老王愿意把后事托付给他的侄子，侄子也未必能答应，就是答应了也未必能真的去办理。所以，此时的老王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说，甚至可能包括托付后事这样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机会说，一切都是程式化了，一手接物，一手付钱，习以为常了。这生命的最后一次交流中，竟然是那样的不平等，竟然是那样的例行公事般的冷漠。一边是拼了命而来做最后的相叙，一边是彬彬有礼中保持着距离；一边是那样习惯地接物待人，一边是这般地僵直无奈地站立着。钱物的交换，彻底阻隔了一次最重要的心灵交融。

“我”已经分明地看到老王“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却问道：“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老王除了无语，只能是僵直地站立了。那句“我不是要钱”，此刻听来催人泪下啊！他无力表白，也无力辩解，也只好“滞笨地转过身子”走人了，这对于一个穷苦的鳏夫来说，是何其残酷，何其悲凉啊！

此行，他拼出最后的气力来寻找的，一定是生命中最后一丝的暖意啊。但是他没有找到。因为“我”连机会都没有给他。

当“我”得知老王已经死去多天、早已埋葬了之后，回家看着还没有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有吃完的鸡蛋时，“我”不是为老王生命的逝去而痛惜，不是为没有送老王最后一程而惋惜。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个十分自私的问题，那就是“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最后自认为“我想他是知道的”。既然老王已经领受了谢意，那么，为什么“我”却还要一再地去回忆呢？“我”为什么这样在乎“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呢？这里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我”在做着挣扎，艰难地挣扎着，良心在做人性意义上的抗争。

所引的这句话分明在告诉我们，“我”和你老王还只是处于你有困难我帮助一下、你送来东西我付钱给你这样的层面上。我杨绛与你老王的生活阶层，文化背景毕竟是不一样的。你拿来的好东西，“我”是付了钱的，是扯平了的，“我”是不欠你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我”对得住你了，“我”良心上是可以安宁的，“我”是一个好人。

是的，这就是曾经的一个杨绛。她曾对视自己为最知心朋友的社会最底层的老王的生命这样漠视过！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曾说：“对羞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忏悔与自省常来自于高尚的心灵，来自于至善的悲悯情怀。它是人类永远需要的高贵品质。

没有对老王进行临终关怀，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这不安一直困扰着“我”，一年，两年，……直到作者已是古稀老人了，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时，终于对自己受到煎熬的心灵进行了真诚的彻底的救赎。

杨绛曾在《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引用了英国诗人蓝德的两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作者是多么珍视生命，热爱生命，多么在意这生命的暖意啊。对生命有了这样哲学般境界理解的人，曾经在老王生命之火将要燃尽之时，有过那样冷漠的表现，她才一直愧怍，只有生命到达了一定高度，才能更深刻更慈悲地善待一切。这也是作者73岁才写出《老王》的原因之一吧。

离生命结束还有四年的时候，也就是1774年，卢梭开始写自传性的《忏悔录》，追述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往事。在他笔下，生活中违背道德良心的小事被披露无遗，他大胆地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公诸于世。

是一场对中国人影响极其深远的浩劫。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人站出来道歉忏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使用真话建立了一座揭露“”的“博物馆”。晚年的巴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良知的拷问，质朴而直白地讲述出来。其中在名篇《小狗包第》一文中，他还虔诚地向一只自己因胆怯没有救助而最终被杀掉的无辜小狗包第真诚地道歉忏悔。

杨绛面对世人敢于表示自己的愧怍，这才是“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个主旨句的主旨。她在《一百岁感言》中这样写到：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老人家对心灵的纯洁度有着这样高的要求，这种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识是十分值得尊敬的。公开地向老王的灵魂道歉，就是一次清洗。

救赎，尤其是真诚的救赎，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勇气，它更要求救赎者有耀眼的人性光芒，有对生活更高境界地禅悟，有对生命更崇高地尊重。忏悔与自省是人类永远需要的高贵品质，是永保世界和谐美好的最珍贵的品格。

忏悔录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郁达夫;忏悔;女性;救赎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08-02

在“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家作品中透出浓浓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基督教文化意识。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女性拯救一直是个不变的主题。从《金枝》记载的最具代表性的繁殖神话――阿都尼丝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母”强大的拯救功能:当地母年轻的伴侣阿都尼丝死去后,地母到冥界追寻他的这段时间里,植物衰败、爱情消失、大地荒芜;只有当地母说服冥后,将爱人带回人间后,大地才会恢复生机。虽然,在不同地区的神话中,繁殖神都以不同的名号出现,但在每一种神话中,“地母”都无一例外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基督教对“圣母”的崇拜可以说是对原始“地母”敬奉的延伸。①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郁达夫在其创作中折射出了这种基督教文化意识,他的小说中也出现了这一类女性救赎者的形象。

一、安抚漂泊之心 寻求归属之感

“五四”以来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青年感到彷徨,他们遭到社会的排挤,甚至被压迫、损害而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带有忧郁心理,形成一系列的“零余者”形象。他们感到孤独,到处漂泊找不到一处栖身之地。他们自己也任其颓废,不思进取,荒废了青春,以至于就此等老孤死。当然命运总会出现变化的,那就是“圣母”的出现,带给他们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失业导致经济上的贫困而再三的更换居所,最后流落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朋友们都不再和他往来了。“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在“我”困顿不堪、生理和心理都因没有日光而日益萎缩之时,忽而听了一声柔和的、又是怯怯的陈二妹的关切之语。“在同病相怜,互相帮助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天涯沦落人的同情,还有更为丰富而又复杂的情感内容。”这两颗孤寂的心比邻而居,彼此都找到了些许慰藉之情。夜工的辛劳使得二妹不堪重负,哀怜自身的同时,怕“我”误入歧途,诚挚与柔和地劝其向善,二妹劝“我”不要抽烟,“请你改过了吧”,一种出自内心的关怀。二妹的举止让“我”恢复了健康的身体,重回到白天的生活,因此“我”有精神去翻译和写作,让“我”又重新找到了生存之路。

《过去》开篇就写到主人公李白时“在南方的各港市里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恰巧遇着了C省的,东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稳,所以就迁到H港去住了几天。后来又因为H港的生活费太昂贵,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这M港市。”李白时到此港不久,心里头就暗暗地决定“以后不再迁徙了,以后就在此地住下去吧”。谁知住不上几天,却又偏偏遇见了她,她是三年前在上海相识老三,在女性未出现就为李流寓生活找到了一点安定之意。

《迟桂花》小说中的“郁先生所到的翁家山到处弥漫着清醇醉人的迟桂花香,这绝美的自然环境不仅使郁先生的朋友翁则生早年染上的肺病不治而愈,而且让暂离都市喧嚣的郁先生欣赏到片刻的温馨与宁静。”②“我”在生活的重压下,借好友的婚礼偷得几天闲暇,在幽情静僻的乡村与翁氏兄妹及母亲的相处中,体会了彼此关怀、体贴的和睦人伦之情。他们待客的诚恳真挚,特别是翁莲的美丽面容与动人体态、洁白纯真的心灵,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圣洁的洗礼。

女性救赎者用她们美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让这些不论是形体、灵魂抑或二者都在漂泊的人找到了一点安慰,使他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光亮面,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恢复人本来所具有的那种生命力。

二、净化人性之欲升华灵魂之美

的寻求和被压抑的苦闷是郁达夫小说中矛盾苦闷的主人公最主要的心理特征,“把青年从性的苦闷中所产生的病态心理,变态的动作,性的满足的渴求,恶魔似的全部表现了出来,完成了青年的性的苦闷的一幅缩照”。③小说中有一类忏悔者,在之芽刚刚萌生就由于身边的纯净的女性而抹杀了,事实上的沉沦是由于灵的寻觅不得造成的,他们由此开始的忏悔之路最终返归到对于灵的呼唤,追求的是灵与肉统一。他们忏悔的正是在缺乏心灵关怀下的放任。这些女性救赎者就是促成了他们灵魂净化的一种精神动力。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身世悲苦,凄凉无助的工厂女工陈二妹,与怀才不遇而又求食无门的“我”相遇在茫茫的黑暗社会中,真是同病相怜天涯沦落人。当“我”看到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这感情里有感激, 有欣慰, 也有一份难以诉说的忏悔。“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说:“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 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 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当“我”的眼睛又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光明了。对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说:“夜也深了,你也睡了吧!”二妹对“我”的关爱与同情, 唤起了“我”对生活的悔悟, 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并净化了“我”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 在这里可以看到主人公情感的变化:“从起了不可思议的感情,到自责忏悔,再到灵魂的净化,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历程微妙,真实而又诚挚。”④“我”最终是抑制了的冲动,而回归到一种平和状态,是二妹那纯洁、善良的品格启迪的结果,“我”最后答应她要把烟戒掉,心灵上得到一些慰藉,也是对二妹的关怀。

周作人就《过去》这篇小说曾评论说“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老三嫁给一个南洋商人,不幸丈夫早死,她只得回到故地,她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她和李白时的平等友爱的交往,她的善良纯朴以及人生遭遇恰成了李白时与其彼此沟通交流的内容。 当昔日暗恋者热情主动追求时,老三持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们已经成为过去了。她的品德是高尚的,她单纯、善良,和李的交往时表现出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并且“她的清纯、善良、自尊、自爱彻底感悟了李,让那个总是关心欲念排解的李早已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了。”⑤正因为此,她的纯情引导李白时内心深深的忏悔,彻底地净化了他的灵魂。

《迟桂花》这部作品最经典的,也是最具有美学意义的地方是,主人公强烈的在迟桂花的香气中消退去,化为两情相悦而不淫,理解和关爱超过了的需要,主人公不再是欲的奴隶,而是情的主人。迟桂花即翁莲的形象已成为人格、友谊、真诚、纯洁的永久象征,不但贪鄙的欲望因之被化解和消除,也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和高尚的升华,成为男性的净化者。主人公的欲望冲动在和莲儿有了身体的接触之时不可思议地中止了,欲情得到了突然的净化的形象。面对心灵美更胜于体态美的莲, 主人公的那种“一念邪心”彻底坍塌了,进行了一种灵魂上的审判:“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我将自己的邪心说了出来,我对于刚才所触动的那一种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个严正的批判。” 对翁莲的真诚忏悔,后来还付诸行动, 与莲结拜兄妹, 情愿像大哥一样以死来代替莲的急难, 确乎达到了一种人性的完美的理想境地。

“欲望的抒发将摆脱既有的非理性框置,进入一种新的路向。欲望过程的中断意味着主人公人格上的某种变异肉身的欲望不仅没有被赋予满足,反而被一种反向的形而上的道德化力量逆转了。从肉身之欲向伦理之爱的转换,使欲望被拯救向道德向善的人格完善。”⑥而小说在此将健美的女性――二妹、老三、莲作为道德力量的化身,形成了对主人公的灵魂拯救,显然意味深长。心灵的圣化,不仅标识了忏悔者的灵魂的净化,也使女性满含着未来的希望和信任的圣洁的光耀来,欲望的历程由于道德力量的介入而被中断,这些作品都是从生活中发掘出一种纯真的人性之美。这是他们在洁白面前的畏怯和虔诚,这是他们在纯真面前的感动和反省。理智终于战胜了,达到了一种净化的崇高精神境界。

郁达夫创作中忏悔意识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面对上帝的心灵净化,它没有陷入一种单纯的、狭益的自我道德完善和个人灵魂求助于上帝拯救的宗教模式。郁达夫在作品中安排了一类这些颓废心灵拯救者的角色――理想的圣女形象,她们天真纯洁,是一位圣洁柔美的女性,没有受到社会的污染,保存着自然优美的人性。正是她们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引发了身心苦闷人心中的那种罪恶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内心深深的忏悔意识,并帮助他们逐步进行心灵上的净化,达到一种道德上的升华,表现出一种完美的人性追求。

郁达夫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复杂的,他有着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在众多的外国作家中卢梭对郁达夫的影响是终生的。他曾高度评价《忏悔录》:“千部万部的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⑦正是如此,郁达夫从卢梭哪里找到了勇气,在他的小说的确充满了裸的灵魂告白与真率的忏悔,作家常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感伤的性格,竭力地表现他们极度的苦闷,从而揭示出他们颓废的,变态的心理。这些的忏悔者需要一位精神上的引导者,让其感到自己的不足,进行忏悔,使灵与肉都得以救赎,达到一种人性的完美境地,所以他笔下的这一类女性救赎者就应运而生了。

注释:

①James Frazer.The Golden Bough(《金枝》)[M].Toronto:The Macmillan Company.1964.

②苏光文、胡国强.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邹啸编.郁达夫论[M],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版.

④王丽华.沉沦与无法沉沦―谈郁达夫小说的忏悔意识[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01).

⑤吴小侠,郁达夫小说女性形象的嬗变过程分析[J].作家杂志--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2008 (03).

⑥席建彬.“欲情净化”中的欲望迷失[J].现代回眸.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