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书摘

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是新华社―条新闻的大标题。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

罗森邦医生的故事，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

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他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以经济的理由而被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医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由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病人，医生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冲动给救了，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即使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如果急诊来了个没钱的病人需要抢救，抢救需要药物也必须去药房取才行，急诊医生自己无法控制。因为没钱的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见死不救，是说不过去的。这其实是制度规范所限。

但是，登上报纸的社会新闻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管穷人死活。

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埋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埋单？

就像许多美国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医生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原书前文所引《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的作者，曾行医50年，但直到自己身患癌症，才得以理解患者的感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