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8 03:20:08
贬官文化论文篇1
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注释。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专制制度的感受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开明专制
对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与法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数人乃至十余人担任，史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1]（第13页）又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第14页）可知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一度改称宪台、肃政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另外，在尚书省设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2]（第1837页）。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一断以律”[3]（第1407页）。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员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时期，作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1]（第238页）。史载唐初“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2]（第2134页）。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已是大治，全国判决死刑犯仅29人，“几致刑措”[1]（第239页）。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
这种开明专制容易给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觉。事实上，如此政体之下的种种开明言论及措施只是对于君王专制独裁的补充。所以在它的内里，隐藏着两种深刻而又严重的危机。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恶造成执法的错误，当此之时在体制之内缺乏任何制约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前朝的开明举措随时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贞观五年大理丞张蕴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杀，是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张蕴古作为朝廷法官，他将李世民的话私下泄露，又与犯人博戏，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太宗一时盛怒，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李世民虽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1]（第240页）至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2]（第4838页） 如此混乱局面，则是后一种危机的证明。
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 （第6471页） 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 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转贴于
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唐代的文人，便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贬官制度，也就构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唐代之贬官制度
唐代的贬官制度，是在上述封建专制政治的运作中展开的。一般地说，朝廷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初贬时之情事。在唐玄宗开元以前，一般遭贬谪的官员大约还有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唐会要》卷四一载：
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
（开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异已，这时对于贬官的态度便立即变得严酷起来：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5]（第735页）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转贴于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自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四、贬谪文人的不平之鸣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如下面的诗句：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韩愈《县斋有怀》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
白居易《折剑头诗》
当他们遭到非公正的贬谪时，这种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公心正念则出为一股夭矫不屈之气，发为不平之鸣。如下列的诗句。
空中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杜甫《独立》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刘禹锡《九日登高》
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贬谪文人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慄为幸，敢有他志？”[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 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王仲镛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湾：台湾文律出版社，1993。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
贬官文化论文篇2
门阀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阎采平的《齐梁诗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均为起始阶段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这部论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全书以细致的文献考索、历史编年和个案探讨为主体，以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为总体框架，注重扎实的论证与宏观的视野相结合，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学术影响较为深远。刘著之后，仍有同类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这标志着1990年代门阀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萌动着未来的发展态势。南北朝是门阀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划江而治的政治局势使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必然暗含着地域的分野。这一研究模式在后来其他时代的门阀士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渐趋深化、细化。《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即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已难有突破后的转向之作，它一方面将时间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门阀制度研究转向士族阶层文学研究。21世纪后，这一转向更加明显，士族文学研究进一步转向地域士族文学研究，标志性著作为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0］这意味着门阀制度研究最终孕育并派生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世家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追根溯源，对地域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功不可没。
二、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兴盛中亟待突破
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同样早在20世纪末期已经起步，但发展态势却大不相同。21世纪初期，迁谪制度文学研究仍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态势。上世纪90年代是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期。尚永亮是最早专注于贬谪文学研究的学者。199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在台湾出版。该著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的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对这一研究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是1998年以来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前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付梓，即《贬谪文学论集》。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一研究主题。21世纪初期，迁谪文学研究走向兴盛。研究成果体现出双重视角:一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尚永亮推出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论著，将研究领域由元和年间拓展到了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的创作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另有蔡阿聪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探讨盛唐时期文人的贬谪心态特点;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如江立中的《迁谪文学与岳阳精神》、张铁军的《湖湘迁谪文学与湖湘文化》、《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刘晓林的《秦观迁谪词的湖汀文化意蕴》等。贬谪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兴盛中也蕴含着危机，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上过于狭隘，众多学者集中关注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研究成果难免重复、因循;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创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有意识地加以突破，否则，贬谪文学研究必将面临着因循重复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学术生长点的发展与壮大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较为相近，1990年代在学界有所提及，但一直处于零散、浅表状态，直至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专题研究。1990年代初期，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在分析卢照邻的两首田园诗时，论及休沐制度及当时将休沐作为“朝隐”的观念。虽然仅寥寥数语，但却是休沐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先声。休沐制度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如李立的《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专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一文。该文认为，初唐士人休沐宴赏中的酬唱应制诗，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其论点与葛著遥相呼应，是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之后又有《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一文，惜并无突破。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对初唐史馆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讨论。但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体系;在1990年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学术的繁荣与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文馆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初唐文学研究论著中最早出现了专章论述，如《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三章中，都论及到了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关系，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部先后出版的专著，即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和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李著研究范围较广，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全书文史结合，资料详实，以“历史—文化”的批评方法，从文馆制度的发展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吴著对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较为广泛，从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再到诗歌、小说、行状与墓碑文等诸种文体，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了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全书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侧重文学研究。以上两部著作标志着近年来文馆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统、由浅表转为深入。此外，在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馆阁制度、馆驿制度等文学专题研究。前者如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论文《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后者如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馆驿诗研究》。而馆驿制度研究又启发了学人的进一步研究，驿递制度也被纳入到学术视野当中，如《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的出版，标志着馆驿制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初，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学术专题的开拓。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的文学研究即是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铨选与文学》，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诠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该著通过对制度史实的全面梳理，对科举、守选、释褐、诠选等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书运用诗史互证、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制度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涉及。该著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对于推进唐代官制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初，第一部谏议制度与文学研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出版。全书以文学为本位，将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加以联系，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创作以及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扎实缜密，多有可圈可点之论。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特设《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章，以官职特点及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为背景，以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个案，探讨了文人的谏议身份与谏议意识对中唐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的荐举制度与文学专论当属司马周的《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两篇论文。作者梳理朱元璋统治期间的荐举事项，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同时，通过荐举文人的凄惨处境，剖析荐举制度的负面效应，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与顿寂。论文视角独特，论述详实，虽部分观点论证略显薄弱，有牵强之嫌，但仍不乏可观之处。之后又有荐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成果，如《荐举制与〈荐福碑〉的悲剧成因》、《从六朝荐举文书看魏晋清谈之风》等文章，显示出荐举文学研究虽仍处于冷落的起始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职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期有重要的发展，代表论著为《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该著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这四类最活跃的文人官职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研究基于职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终以文学为标的，揭示了一些在社会角色视角下才呈现出的文学本质。另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成果，昭示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值得一提的是，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整体研究也已逐步展开，《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即是一部探讨整个唐代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虽然仍有时代的限定，但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显示出21世纪学人对制度文化与文学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图。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习惯于探讨具体制度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影响，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极为少见。从这一角度来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汉赋中与制度相关的铺陈描写相对而言真实可靠，可作为汉代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因资料匮乏而难以厘清的汉代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补和推进;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改变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背景与原因，对汉赋的主题、论点、内容都有较深的影响。相比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而言，双向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更具广度。
五、21世纪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理性反思
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进一步深化、细化。由现有的成果来看，早期侧重于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外部关系研究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文学本位，通过对文本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制度对文学的真实影响，由史论转向实证。如科举文学研究中，对于科举诗文的音韵、句式乃至内容的研究，显然是这一转向的典型表现;二是处于潜隐状态的学术萌芽茁壮成长，甚至不断延展、派生出更多的学术专题，如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证明了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对学术问题的细化与深入;三是政治制度文学研究中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对20世纪末提出的学术观点作专门、深入的研究，虽有其学术价值，但毕竟未能越前人藩蓠。而全新学术专题的发现，如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等的研究，应归功于今人的学养与眼光，是古代文学学术活力的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稳步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反思:首先，是研究模式的单一。由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仍遵循着已有的研究范式，即以政治制度作为文学的背景，探讨作家在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分析文学作品中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文人、作品三分法的研究范式把制度当作文学的背景，注重制度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试图从政治制度角度对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研究范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相同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只能产出大量似曾相识的研究成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对个性化研究的鼓励。多维的研究视角、创新的研究思路是古代文学这一传统学科在固定研究领域内得以不断生新、保持活力的根本。制度与文学关系不应仅仅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有打破固有的研究范式，才能真正推动研究的新进展。其次，是理论运用的缺位与失范。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成果中，对历史学、文献学的借重十分明显，政治制度的梳理与考证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运用方面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缺位，二是失范。缺位是指研究缺乏理论依据，认识肤浅，论述浮泛;失范是指在运用时生搬硬套，无法融会贯通。以史学、文献学为研究基础，恰当地运用交叉学科理论，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法。再次，是研究思路的狭迫。目前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研究时代的延伸拓展趋势;但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仍局限于某一时代，整体性研究付之阙如;对某一时代政治制度与特定文体关系的研究，也廖廖可数;而文学作品与政治制度的双向互证研究更为少见。拓展研究思路已成为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困境。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逐步得以改正。
贬官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
苏轼被贬时期，特别是晚年经历了岭海滴居漂泊，使他更深人地接触到了下层的生活，了解人间疾苦，增强平民意识，与黎民百姓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在澹州的三年，生活虽然倍极艰辛，他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敷扬文教，在蛮荒之地传播文明文化，改变当地的落后风俗，与当地黎民结下深厚友谊。他使当地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他为增进黎汉团结，播迁中原文明，海南风俗的开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也因此更加旷达乐观，洒脱豪迈。
贬官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三国志》；军事义名词；语义场
本文对军事词的判定采用褚良才先生的说法，即“标记有关古代军事各个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征、关系和过程的词。”[1]并且，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军事义名词，只针对其在该著作中的意义内容。
《三国志》中军事义名词数量很多，有人物有事物。经过整理，本文将运用周国光先生的语义场理论把其中的101个名词性词语放在一起，构成本文所研究的《三国志》军事义名词母语义场。母场又按照词语的义类划分为军事人物语义场和军事事物语义场两个子场，这些子场又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更小的场。
一、军事人物语义场
军事人物语义场可以分为军事人员语义场和军官语义场。
1、军事人员语义场
军事人员语义场又可以按感彩的不同分为直称语义场和婉称语义场。此外，直称语义场和婉称语义场又可以继续按感彩的不同各分为褒义称谓和贬义称谓。
1.1直称语义场
直称，即对人物称谓采用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将带有明显感彩的词语直接附加到原词语中。
1.1.1褒义直称语义场。褒义直称在本文中指对军事人员持肯定、赞许态度，并附加明显此感彩词语的称谓。在《三国志》中这样的词语共有21个，分列如下：
骄兵、健兵、精兵、强兵、奇兵、益兵、虎士、精卒、劲卒、锐众、锐骑、骁骑、、良将、烈将、虎将、猛将、名将、骁将、宿将、骁帅
1.1.2贬义直称语义场。贬义直称在文中指对军事人员持有否定、贬斥、憎恶态度，并附加明显此感彩词语的称谓。在《三国志》中这样的词语共有14个，分列如下：
贼、敌、虏、降贼、降卒、判卒、散卒、亡虏、刺客、悬军、破军、羸兵、老兵、义兵
1.2婉称语义场
婉称，即有意的运用比喻，借代、夸张等手段而形成的对一些人物称谓非直接的语言或言语表达。
1.2.1褒义婉称语义场。褒义婉称在文中指对军事人员持肯定、赞许态度，并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来形成的一种委婉的称谓。《三国志》中，这样的词语共有14个，分列如下：
先锋、虎贲、质任、爪牙、前部、疑兵、适主、义从、大辈、烈士、精锐、耳目、侦逻、侦候
个别例释：
例1、“赐以二辂、虎贲、钺、鬯、弓矢、大启南阳，世做盟主。”这里“虎贲”，“贲”通“奔”，即指勇士，卫士。
例2、“入作心旅，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这里“爪牙”用来比喻战将。1.2.2贬义婉称语义场
贬义婉称在文中指对军事人员持否定，憎恶态度，并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来形成的一种委婉的称谓。《三国志》中，这样的词语共有6个，分列如下：
余类、大虏、获生、刺客、间谍、渠帅
个别例释：
例1、“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寻其余类旬日清泰。”这里“渠帅”又作“渠率”，是对反叛者头目的称呼。“余类”指残余的盗贼。
周国光先生认为，一组类义词项，如果他们的意义之中包含着相互对立的部分，构成对立语义关系，这样的词项聚合称为对义语义场。[2]从外部联系上来说，军事人员语义场中的所有成语具有类义关系，与此同时，直称语义场与婉称语义场之间，褒义直称语义场与贬义直称语义场之间，褒义婉称语义场与贬义婉称语义场之间又各自具有对义关系。
2、军官语义场
军官语义场，指《三国志》中表身份的职官称谓。本文所选取研究的职官称谓是具有明显层级关系和平级关系的官职名称。
上位官职名称有：将军、大将军、上卿下位官职名称有骁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越骑校尉，这五个官职合称为“五校尉”，他们在职权上略次于将军，并且相互之间属于平级关系。
还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他们共掌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
镇东将军、镇西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这四个专职称谓各一人。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称为“四征”，掌征伐背叛。平东将军、平西将军、平南将军、平北将军，后称为“四平”，掌征伐背叛。他们之间都属于平级关系。
周国光先生把反映同一类事物、表示同一类概念的词项叫做类义词项，其间的语义关系叫做类义关系。[3]类义词项之间不仅具有类义关系，而且还有层级性。军官语义场中的这些成员，他们首先在同一平面存在语义关系，即属于类义语义场，在这个平面内，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层序语义关系，在各自的层级中又构成平级关系。
二、军事事物语义场
军事事物在本文中即指军事器物，用《三国志》中的词语来说，即武库、甲兵、辎重等等。在这里，我们选取其中的攻守器械来进行语义场的研究。
1、攻坚器械语义场
我们首先列出攻坚器械词语，共14个：
发石车（霹雳车）、戎轩、贲、杖、走舸、鹿、云梯、矛、戟（戈）、弓、剑、矢、弩、方船
个别释义：
1.1发石车，用机械原理将石发射出去的车，因发石车的声响很大，故又称为霹雳车。
1.2贲，指掩护士兵挖洞功城的战车。
1.3鹿，指大型的扁舟。
2、防守器械语义场
防守器械有共有8个：
（盾、干）、橹、鹿角、兜鍪、垒、围、坞、桥阁
个别词语释义：
2.1：通“盾”，“干”也是“盾”，盾牌，用来抵御敌人刀剑等的兵器。
2.2橹：没有顶盖的望敌之楼。
2.3鹿角：营房四周埋插削尖的带枝树木，以之防备敌人的攻袭，因形似鹿角，故名。
2.4兜鍪（“鍪”同“牟”）：又称“胄”，古代将士戴的头盔。
2.5围：本身有防守之义，这里指用土石或树木等构成的防御设施，即营垒。
在军事事物语义场中，这些攻守器械词语构成了类义关系，攻坚器械语义场与防守器械语义场中的成员又构成了对义关系。由攻守器械词语的数量比较可以看出，攻坚器械是要多于防守器械的，因为防守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进攻。由此还可以看出，军用器械是因地制宜的，受多种因素制约，如地理位置、对手实力、科技水平、气候状况等等，才造成攻守器械多样化的情况。（作者单位：民族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褚良才.中国古代军语研究导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周国光.语义场的结构和类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02）.
[3]陆敬严.中国古代攻坚战与攻守器械[J].科学，1987.
[4]徐艳.《春秋左氏传》军事义名词语义场研究[D].西北大学，2010（06）.
[5]马丽.《三国志》称谓词研究[D].复旦大学，2005.（04）.
贬官文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韩愈的迁谪诗有反映自己仕途失意的，也有为他人鸣不平的。但和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反映谪地及途中的山光水色、所见所闻的民间疾苦，揭露中唐以后的政治黑暗。从思想内容来看，总体是健康的。他的迁谪诗比应景、应酬诗来得通畅浅白，感情真挚，较少险峻怪僻之弊，是韩愈纵恣豪放、浑茫雄博诗风的代表。迁谪诗既是韩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韩诗的精华所在。
韩愈是“不平则鸣”文学创作理论的首创者，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阐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不平则鸣”的道理，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唐那些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善鸣者。
其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又说：
夫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不仅是韩愈对古今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自身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韩愈的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肺腑，跟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迁谪诗就是明证。
一、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
韩愈在仕途中，3次被贬，其中两次被谪于外。第一次在贞元十九年(8o3年)，时任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京师大早，颗粒不收，而以京兆尹李实为代表的官吏却不顾一切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实，触怒了德宗和当权者，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为令。第二次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宪宗于正月派人到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3日。然后送寺院展出，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才免一死，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遭贬谪的官吏虽仍保留官吏的身份和一定的俸禄，但负谴罪，须立即上路，并且不准在途中停滞。韩愈两次被贬广东，路途遥远，亦可见其负罪之重。
第一次要去的阳山，离长安3800百多里。韩愈离开长安时正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真是痛苦不堪。后来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缛，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但悦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自首囚。”而阳山又是荒僻边远的地方，地形险要，交通阻隔，人口稀少，居民且不开化。韩愈怀着满腔热忱，为民请命，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内心十分悲愤，其被谪阳山期间的诗歌，大多是为自身鸣不平之作，是“愁思之声”，是“穷苦之言”，故皆“要妙”而好，成为佳作。
韩愈从贞元十九年冬末离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自江陵召还，贬谪期间写诗近60首。
第二次被谪地点在潮州，离长安有7600多里远。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此次谪地在岭南道，更为遥远，更为偏僻，是人称的“瘴疠之地”，而且谪阳山时韩愈不过36岁，时值壮年，可此次被谪已52岁，时届暮年，故境况比第一次更惨。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在风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无生还之理，路过蓝关时遇侄孙韩湘，有感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韩愈含冤负屈，无限愤懑，但仍心系国家命运的心情，是韩诗中的佳品。韩愈此次离京，女儿挈年方12岁，卧病在床，与父诀别。随后被遣逐，惊恐人心，未得及时治疗，病死在商州层峰驿，草草收埋。次年，韩愈被召还朝，路过其女之墓，写下“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这样痛心伤腑的诗句。直至4年后，韩愈为京兆尹，才换棺归葬其女于河阳韩氏墓。
韩愈第二次迁谪，从元和十四年正月离京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召回，时间1年零1o个月，其间写诗45首。韩愈两次迁谪，共写诗100多首，约占韩诗总数1／4。这些迁谪诗不同于韩愈平时的应酬诗、应景诗，它首首出自诗人的肺腑，感人至深，且思想内容深刻。诗人虽然大多为自身的冤屈鸣不平，但也因此触及到社会的黑暗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所鞭挞。从为自己呜不平，扩展延伸到为朋友、为百姓鸣不平。韩愈是正统的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非常的浓厚，主张“文以载道”。他的文章总在大力宣扬和捍卫儒家思想。我们没有发现韩愈对于作诗目的的论述，但他作诗决不仅仅为了娱乐，他的诗歌同样反映他忠君爱民的思想，但他不是用说教的手法，而是发出鸣不平的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从而使人读后能够感悟，达到比说教方法更好的效果。
险峻怪僻，历来被看成是韩诗的风格和特点，但这只是韩诗风格的一个方面，韩诗还有平易顺畅的另一个特点，这两者乍看起来，似是矛盾和冲突的，其实不然。韩愈那些逞雄斗奇的诗，大多作于身处顺境，为应景、应酬，或卖弄学问之时，虽偶有佳作，但广为流传者不多。而韩愈传诵千古的诗篇，皆是怀才不遇之时，饱受冤屈之日的所思所感，此时直抒胸臆，坦言陈情，无庸雕琢造奇，也无心卖弄渊博，鸣不平的迁谪诗便是其代表。如大家所熟知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笔力雄拔，语调悲凉，倾诉了受谪者抑郁苦闷的心情，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
韩愈在迁谪期间，虽心怀不平，但并没有消沉，他关心民瘼，不忘民生疾苦。《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关于贞元十九年京师大旱，人民乏食而倒毙沟渠的描写真实人微，语语沉痛。《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反映农民遭受水灾的痛苦，同时也写出逐客苍凉惆怅之感：“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韩愈在阳山，也曾写过一些充满生活乐趣的诗歌，如《梨花下赠刘师命》：“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二、为他人鸣不平的迁谪诗
我们所说的“迁谪诗”，不仅是迁谪者本人在贬所和迁谪途中所作的诗，还应包括描写他人迁谪的诗。韩愈诗中有不少写古今贤人、朋友被谪之事，为他们的不公遭遇鸣不平。这些诗不仅在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风格上都是韩诗中的佼佼者，和韩愈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贞元末，裴延龄、李实、韦执谊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言路闭塞，左补阙张正一、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上书讥评时事，遏止裴延龄人相。裴延龄令韦执谊反诬张等结党营私，张、王、刘等皆被贬谪：王仲舒被贬为连州司户，刘伯刍被贬为虔州参军。面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韩愈愤然写下《咏雪赠张籍》。和此前写的《苦寒>诗一样，此诗把当时喻为寒冷的冬天，把裴延龄等小人比成铺天盖地的大雪，而张正一等如同松竹，为大雪所压垮：“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
韩愈被谪阳山，沿湘江而行，有感于屈原忠而被谤，横遭贬逐，沉江而死，而自己也因忠谏被逐，写下《湘中》一诗：“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吊屈原亦自吊也。
后回棹长沙，再次咏叹：“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诌。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并写了《感春》、《井》等诗，借凭吊屈原、贾谊，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
张署贞元十九年与韩愈同为御史，因直言敢谏，与韩愈同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被贬为临武令。韩愈与张署同行至临武，然后分手自至阳山。韩愈对张署被谪，寄与深切的同情，迁谪期间韩愈赠、和张署的诗达百首之多，现存13首。“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忆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肓生死两追随，直置心亲无貌敬”。韩愈与张署同病相怜，视张为知音，经常以诗相互赠答，相互安慰，相互劝勉，迁谪中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后张署病逝，韩愈特为之写祭文和墓志铭，赞扬张署“方质有气，形貌魁硕，长于文词”，“守法争议，棘棘不阿”。并说：“愈前与君为御史被谗，俱为县令南方者也，最为知君。”为失去好友和知己深感哀伤。
监察御史裴度于元和初上密疏论权幸干政事，语切忤旨，被贬为河南府功曹。河南府属河南道，唐代亦是贬谪官吏之地。裴度因直言朝弊被谪，韩愈感同身受，寄诗相慰：“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持竿洛水侧，孤坐屡穷辰。多才自劳苦，无用只因循。辞免期匪远，行行及山春。”韩愈后与裴度建立深交，荣辱同进退。
韩愈与柳宗元是一对文学上的好友，虽然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能相互理解，韩柳的友情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时柳宗元已谪居柳州，有个叫元集虚的道士到桂林，秉桂管经略使裴行立之命，以书及药物前往潮州看望韩愈。元集虚路过柳州，又受柳宗元之托，与韩愈在赴潮途中相遇。韩愈写了《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中有“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寄书龙城守(指柳宗元)，君骥何时秣”句，表达了对老友人品才学的赞赏和厚望，为柳宗元远谪僻地，不能施展抱负而鸣不平，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长安再作一番事业。后又写了《答柳柳州食虾蟆》：“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阐发了同被贬谪的心情及希望柳宗元东山再起的愿望。不久，柳宗元病逝，韩愈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等系列纪念文章，极力推祟柳宗元的品节为人和在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称其文章必传于后无疑，颂扬柳宗元为官的政绩及百姓对他的爱戴，寄托对亡友的思念和敬仰。
韩愈为友人鸣不平的迁谪诗还有一些。韩愈为前贤、为友人鸣不平，固然是身有同感，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韩愈鸣不平不仅限于自身的遭遇，还是对不公平的现实的一种批判，具有进步意义。
三、作于湖南的迁谪诗
韩愈被贬阳山时，于贞元二十年(804)春进入湖南，经湘水，至郴州西南的九疑山，陪张署到临武，然后独自南行，二月抵达阳山。永贞元年(805)二月，大赦令下，韩愈量移郴州待命。夏，离开阳山，住郴3个月。八月，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移江陵法曹参军，与张署结伴同行，“委舟湘流，往观南岳，经衡阳、潭州、岳阳往江陵，冬初抵江陵。韩愈贬阳山，两过湖南，在湖南逗留约半年之久。湖南风景优美，文化内涵特别深厚，这里有我国历史上五大名山之一的南岳衡山、有苍茫浩渺的洞庭湖和名胜岳阳楼、有世人理想去处桃花源、有千秋万载为人所崇敬的大诗人屈原投身殉国的湘水、有含冤被谪的少年才子贾谊住的长沙……这里的山光水色对韩愈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负罪被贬，更有一番感慨，写下30首诗，抒发自己心中不平的情怀。
韩愈初至湖南，经湘水，过屈原所自沉渊，想见其为人，写下《湘中》诗，寄托哀思。九疑山下张署赋诗：“九疑峰畔二江前，恋阙思归et抵年。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在宦亦联翩。”韩愈答诗日：“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心虽悲苦，仍不忘朝廷。
韩愈遇赦，离开阳山到郴州待命3个月，后量移江陵。此时已不象初赴阳山那样在湖南境内匆匆而过，而有较长时间欣赏湖南的山山水水，况且遇赦量移，罪已减轻，心境自然好些。韩诗中不少名篇成就于此时。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以与张署答歌的方式，写出迁谪者的悲苦遭遇：“洞庭连天九疑高，蚊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这首诗不仅写二人被迁谪，而且遇赦后仍被当政者压制不得返京的坎坷遭遇，如泣如诉，料峭悲凉，感动人心。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写南岳的峰奇险怪，峻峭壮观。“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福难为功。”抒受压郁愤之苦，正直豪迈之怀，浩然之气，溢于言表。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写作者北赴江陵，在洞庭湖南岸遇暴风雨，阻隔数et，路绝粮断的凄苦心情：“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于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刻画天气、环境和心情极形象逼真。
《岳阳楼别窦司直》展示洞庭湖雄伟壮阔和气吞宇宙之景象，予人以惊天动地之感，意境极为博大：“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et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及叙写无辜遭贬，挽转回旋，笔力雄健，胸中郁闷为之一抒：“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沉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克己白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
韩愈在湖南作的迁谪诗除以上几首较有名外，还有《杂诗四首》，以蚊蝇喻韦执谊等小人，言其虽得志，但“得时能几时?”《谴疟鬼》讥刺当权者不修德行，行迹恶劣。《湘中赠张十一功曹》、《郴口又赠二首》皆写与张署在湘中泛舟赴江陵之所见所思。《潭州泊船呈诸公》、《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晚泊江口》再写悲屈原之志，悼屈原之不幸。《永贞行》抨击王叔文、韩泰等，但对在革新失败后被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却寄予深切的同情。
贬官文化论文篇6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外国留学生要想掌握好汉语，并且能够很好的运用汉语的颜色词，在使用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错误，那么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但是这些说英语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如果连中国一些文化内涵都不知道的话，是无法理解到在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使用到的一些颜色词的。所以在此进行汉语，英语颜色词的对比是势在必行的，只有通过有效的对比，才能够减少他们犯错的可能性。
关键词： 颜色词；文化内涵；有效对比
我认为要对汉语，英语中颜色词的文化进行有效的对比，那么应该从褒贬意义和象征意义这两个方面来入手，是最有效，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一）褒贬意义对比
无论是在汉语或是英语中，颜色词不单单是表现出这个词本来具有的颜色性，同样会表现出一些感彩。很多词语都附带着感彩，褒贬义同样经常在词义中体现出。
1. 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中的“黑”（“Black”）都是带有贬义的，通常带有“邪恶，恶毒，秘密，违法”这类似的词义，汉语中关于“黑”的颜色词有：“黑帮”，“黑市”，“黑话”，“黑手”，“黑名单”… …在英语中，与“Black”有关的词汇或是短语有：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Black Sheep （败类），Black Society（黑社会），Black Guard（流氓）…
2.“白”在汉语中有不吉利，不如意，不幸的意义，“白色”是汉民族的禁忌色，是丧葬色，这个颜色象征着死亡，悲凉。在中国传统中的白色孝服，白色灵堂等都是有带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的。还有一些词语可以看出带有“贬义”的意思，比如：“白眼”，“”，“小白脸”，“白费”… …但是在英语中呢，“White”却是代表着善良，传统，幸福，高尚，公正，希冀等等的褒义，例如，“White lie”（善意的谎言），“ The Snow White Princess”（白雪公主）… …但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白”都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就像汉语中的“清白”，“坦白”，英语中“White Person”（诚实守信的人）。
3.在汉语中“红”是有高贵，喜庆，吉祥，热闹的意义，“红色”是汉民族最最崇尚的颜色，它象征着富贵吉祥，喜庆热闹。古时结婚的时候，夫妻二人一身都是红衣裤，新娘的红头盖，轿子门窗上贴的大红“喜喜”字，都体现出了红色的文化内涵。有一些词能反映出来，比如：“红火”，“红运”，“红人”… …但是在英语中，中国人如此推崇的红色却让外国人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Red”甚至还有一些“血腥，暴力，残酷，危险”的意思，如：“Red-hands”（杀人的手），“Red ruin”（战乱），“Red district”（红灯区），“Red Scare”（红色恐慌）… …现在汉语中的“红”也受到了英语的影响，渐渐的有了警告，危险，禁止的意味在里面，比如“红色警戒线”等等。
4.“黄”在汉语之中代表着“皇权”，往往都有高贵，权利，至高无上的意思，是有明确的褒义。比如：“黄帝”，“黄马褂”，“黄袍加身”… …在英语中，就是汉语完全的相反了，“Yellow”多为贬义，表示病态的，令人讨厌的，胆小的意思等等，比如：“Yellow Dog”（行为卑鄙的人），“Yellow looks”（阴沉多疑的神色），“Yellow streak”（胆小的，胆怯的）… …但是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黄”都不可避免稍带有低级趣味，与“性”有关的意思，汉语中的“黄色笑话”和英语中的“Yellow Press”都大概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5.“紫”在中国是一种极为奇妙的颜色。《论语・阳货》中说：“紫夺朱，恶也。”在古代，古人认为紫色是杂色，夺呢是表示乱的意思，朱是大红色，古人认为红色才是正色。在古时，紫色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间色”。但是到了唐朝，“紫色”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唐代常服的服色是判断当时官员们官品的标准，唐代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规定官品等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服色上，那就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必须穿着紫色常袍，五品以上穿着绯色常袍，七品以上穿着绿色常袍，九品以上的穿着青色常袍。从唐代开始，便有了“着紫”，“着紫”也变成了文人们追求仕途的终极目标，到了后面更了有“红得发紫”对某人地位显赫的比喻。相应的在英语之中，“purple”同样也是一种祥和的色彩。在英语中有“be raised to the purple”是被推上皇位的宝座或者被推上了红衣大主教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紫色”都有特殊的含义，两者都是有“高贵” 的意思，但是只是两者产生的文化背景并不相同而已。
（二）象征意义的对比
人类习惯性的把自然界中的某些事物作为某种特有的联想意义的代表，这个所谓的代表的意义就是象征意义，汉语颜色词和英语颜色词中的象征意义自然而然是会出现不同的。
“White”在西方的文化中含有喜庆的意味在里面，在西方的婚礼中，白色是必须可少的，白色的婚纱，白色的手套，白色的蜡烛等等，白色在英语颜色词中的象征意义就是喜庆。
“少年康熙和韦小宝在布库房中练习摔跤，韦小宝自己身穿的是青色的小太监的衣服，然而在整个紫禁城中，却只有皇上才能穿带玄黄二色的衣裳，二人在布库房中大战三百回合后成为了好朋友。”“黄”在汉语中的象征意义必然是皇家，贵族有关的，但是进入80年代后，“黄色”一词的词义范围渐渐扩大，常常指的是、下流的含义。在英语中只能用“filthy books”、“obscene movies”、“vulgar disk”才能恰如其分解释这些词的意思，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在现代汉语中“黄”的象征意义往往都是低俗，下流，的含义。在英语中“yellow”是一种带有禁忌的颜色，常常会使人感到敌意。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由于犹大穿的黄色的衣服，而且在美国的俚语中“a yellow dog”指的是“卑鄙的人，下作的人”，“a yellow bastard”是“私生子”的意思。那么“yellow”在英语中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是带有贬义的，大多是代表的让人厌恶的，过度修饰的意思。
以上是我通过汉英颜色词文化内涵中的两点，褒贬义和象征意义来进行的文化对比。当然，我做的这些研究是不全面，只能说是从这个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两者文化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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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海江、章黎平，《英汉颜色词对比研究》[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贬官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政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中国整理）,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军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政”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独立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政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政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政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政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官方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复仇议》、《孝门铭》,《宗室传》栽《封建论》,《卓行传》载《与何蕃书》,《段秀实传》采《逸事状》增益之,
贬官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苏轼;人生经历;思想;作品;影响
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其创造的诗文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反映，并将自身的人生态度以及心态进行生动体现[1]。苏轼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其一生有着对亲情、友情、爱情、生死和自然的体验，经历了人事的悲观离合以及宦海的大起大落，这些体验成就了苏轼的文学创作，是其诗文创作的灵魂。
一、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是苏洵的长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作者、文学家、书法家以及诗人。在苏轼的开蒙阶段，其父亲开始发奋读书，这对苏轼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苏轼未及弱冠之年就知晓经史子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二十一岁时进京赶考，并以《刑赏忠厚之至》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与赏识。此后由于苏母病逝，其不得不回乡丁忧三年，再回朝廷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内容而遭受排挤与打压，外调到杭州出任通判，后又调往湖州、徐州以及密州等地出任知州。
在公元1079年，苏轼受“乌台诗案”的影响与牵连，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并被贬至黄州成为“团练副使”，待遇和级别极低，难以满足全家温饱[2]。虽然这次经历使其难以在朝堂中立足，但是却成就了苏轼洒脱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其带领全家开垦黄州东边的荒地，以解决温饱问题，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经历中的重要阶段，其在这一使其创作了大量丰富的文学作品，为这段困难的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在1084年被调至汝州，由于路途遥远舟车劳顿，长子苏迈在途中病逝，其悲痛之下请命暂留常州。哲宗即位后打压新党，并召苏轼回朝，苏轼于这一期间晋升，官至礼部尚书，但是由于前期远离朝堂，苏轼无法适应朝廷的风起云涌，决心回到之前被贬的杭州。苏轼重回杭州后疏浚西湖，利用泥沙建筑了“苏堤”，但是天不遂人愿，苏轼又经历了多次入朝和贬官，一度被贬到海南的儋州，并在1101年再次奉旨进京时病逝于途中，结束了其颠沛流离且极为传奇的一生。
苏轼满腹才华，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的敬重与爱戴，但是由于其政治见解公正客观，对时政敢于批评，因此常遭受小人的嫉恨，被旧党和新党所不容，几经宦海沉浮，难以实现报国之志[3]。生活的不幸、官场的失意以及亲人的离世，种种变故使得苏轼只能寄托于山水，通过文学创作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悲愤与孤寂。苏轼的诗文作品与自身的人生经历具有紧密的联系，将自身文化心理、民生疾苦和现实生活进行了真实反映，充分体现了其多彩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个性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对后世的作品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苏轼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苏洵在苏轼幼年时期曾外出游学，归来后以丰富的游学经历和学识指导苏辙和苏轼，鼓励两人饱读诗书，并学会学以致用，从而增长见闻，这一经历为苏轼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从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到老年的身披白发，其波澜壮阔的一生都在创作的诗文中得到了的充分的体现。最初的苏轼并不在意官场的失意，于杭州出任通判时常与有友人游玩西湖，并写下了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施，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这时期的苏轼正值青春年华，追求生活的情趣，对生命有着无比的热爱，利用戏谑的态度欣赏着从京城到杭州一路的风景，展示了年轻时的洒脱与飞扬。
结发妻子离世后，为了悼念妻子写下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首词《江城子・记梦》，文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不是对妻子王弗的怀念。同时该词也将自身官场生涯的苦闷遭遇加以抒发，表达了漫漫岁月中的无限感慨以及凄凉身世之情[4]。该词通过时空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采用虚实相间以及悲喜交替的手法，将痛彻心扉的情感加以传达，使人无不感叹。苏轼在这十年间，由于官场的失意以及妻子的离世，承受着人世间的悲苦，只能借以诗词来抒发对生死的释怀以及对亲人的思念。
苏轼被贬值萧条寂寞的密州城时，仍然满怀着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并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感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年时期的苏轼不甘寂寞，期望自己两鬓白发时能够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该时期的作品多具有积极向上以及高亢的情感。该词作为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之一，其上片是对出猎场面的壮观加以描写，展现猎者豪迈威武的气概;下片则是抒发治国安邦的志向，将自身报效祖国的情感加以表现。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其亲身经历生死后变得更为豁达与乐观，这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落寞之际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表达了自己的落寞之情，但是也抒发了对亲人的殷切期盼，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亲人团聚。
苏轼将自己融入到古今中，借助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达自己的潇洒气度，虽然已到中年一事无成，但是仍然不气馁、不抑郁。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成就了伟大的诗人，其精神滋养着世间万物，被后人称赞。
三、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
苏轼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其人格典范激励着后人去膜拜与学习。苏轼一生不仅具有佛家和道家的超脱之意，也有儒家的进取之心，其经历了宋朝的五代帝王。在嘉v二年致仕，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新法的推行加以反对，被朝臣所不容，自请调任为杭州通判，后迁至密州和徐州[5]。苏轼在元丰二年遭诬陷“乌台诗案” 后，由于生活和官场上的不幸，导致其精神苦闷，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转向超脱，广泛交友，从而得以在困境上生存。苏轼在48岁重新被朝廷启用，其经历人生的起伏后心态和思想上更为平稳，多了历练与沧桑，但是仍然具有豪迈豁达的情怀。这一时期的苏轼不再参与新旧党派的变法之争，而是出任地方官，为百姓造福。但是在宋哲宗亲政后，苏轼再次被迫害与打压，被贬至惠州和儋州，最终卒于常州。对于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的宦海生涯而言，其始终秉承君子之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且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多是与自身的政治际遇相联系。苏轼的词作多是其在政治屡遭迫害且极为萎靡时所作，表达的却是崇高伟大的思想人格。
苏轼在密州出任太守时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两首词，当时其正处于“反变法”和“变法”的漩涡中，遭受到变法集团的排挤与打压，因此被迁至密州。苏轼在任上既自娱生活之乐，又勤勉治理地方，生活相对较为快乐，但是其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既有“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与雄心，也有着现实的无奈与困境。这两种思想成为苏轼该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并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开始利用生活的相关题材对自身政治诉求加以反映[6]。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思亲之作，其辗转于各地做官，希望能调任到与弟弟相近的地方为官，便于亲人之间的相聚，但是其愿望最终落空，因此苏轼在中秋佳节对着明月，于酒兴正酣之际写下这首相思之情的名作。该词表达了一种天问的思想情感，对生命和现实理念以及人生的迷惘加以体现，具有哲理性，向世人展现了词人的积极乐观精神，传达了词人善良愿望之感。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则是苏轼怀妻之作，利用凝重的深情、和缓的语调以及质朴的情感来感染人;在政治苦闷之际对亲人的想念，并通过诗作来慰藉自己的凄苦之情，借悼念亡妻哀自己之伤，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加以表达。
苏轼的人生观相对复杂，其对释、道、儒等各家思想加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通过“内到外儒”的形式将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思想加以统一，并立足于儒家思想，撰写了《论语说》、《书传》和《易传》这三部经学著作。苏轼出生于蜀地，该地易学特盛，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其对经学内容涉猎广泛，并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进行了多方面表达。如在对“道”和“阴阳”等概念进行理解时，苏轼认为“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同时苏轼认为治理国家应“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这一观点也反映出其对王安石变法的哲学依据不够赞同。苏轼在《易传》中对性情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以及“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对于苏轼而言，情是因性而自然发动，属于具体可感的性，而命是由性而存在，因此没有善恶之别，性外无情，情外无性。此外，苏轼在“三教合一”思想的潮流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加以具体化，贬居时期以佛家思想为主，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
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对贬逐淡然处之，并进行自我解嘲，如在《出道黄州》一诗中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难以施展自身的抱负，但是其利用佛老思想深自省察，达到身心皆空以及物我相忘的心境，其创作的《定风波》、《西江月》、《前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等著作大多悠然旷远。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虽多交织多种思想情感与人生态度，如豪迈和消沉、入世和出世、旷达与悲苦等，但是自适随缘、超然物外的佛家思想仍然是其创作基调[7]。苏轼在黄州时期面对着如何在逐客生涯中自处的问题，由于远离朝堂，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只能东坡躬耕，出游访友，因此该时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当然，苏轼并不沉溺与佛学教义中，知识利用其“静而达”的思想来保持自身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对美好事物和人生进行执着追求，在困境中安然处之。
重实践是苏轼的重要思想之一，其认为一切才能和知识都需借助实践加以实施，并在《日喻》中通过寓言进行了深刻的表达[8]。苏轼在杭州出任通判时与知州陈襄交好，两人都爱好禅学，陈襄对玄妙虚空的禅理研究颇深，而苏轼对禅学中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内容加以读取，这表明苏轼更为重视各家学说切合实际的理论。同时苏轼的政治主张是结合实际，对汉、唐时期的明君良相事迹多加谈论，并将汉、唐治世中具有可行性的经验视为真正的典范，严厉批评士大夫沉溺于佛老思想的态度，重视具有可行性且利国利民的思想理论，而难以容忍佛、道二家不切实际的虚无理念。苏轼在逆境顺境以及在朝在野时，其都是忠于实践，不沉溺于虚无理论中，时常警惕着佛、道二家的流弊，不受其消极思想的影响。
惠州和儋州的生活是苏轼黄州生活的继续，其在该时期的思想亦是黄州时期的发展，认为“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并且受道家空间观和佛家时间观的影响，将蚊蚋呼吸与世间万物的生存等量其观。虽然苏轼在黄州时期偶有沮丧和豪迈之气，但是由于年事日高，其在儋州贬谪期间表现的则多是随缘自然、胸无芥蒂的精神境界，虽然有对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但是也更为关注政事。深沉复杂的人生感慨是苏轼在其贬谪使其的重要内容，身处逆境仍然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和追求，更善于从生活小事中发现情趣与诗意。
四、结束语
苏轼一生跌但起伏，其在宦海中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只能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自身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苏轼创造的文学作品及其思想都与其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思想及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多彩的人格魅力、独特的个性特点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其作品反对束缚和雕琢，不拘泥于形式，文意浪漫与自由，于嬉笑怒骂间皆成文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些复杂的思想情感、漫长的生活阅历以及丰富的学识见闻，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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