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文化论文范文

耻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耻感文化”；　社会风气；　社会稳定

“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类型所下的定义，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风气、国家治乱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点：1，“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2，“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3，“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婉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4，以自己的言行“转移风俗以陶铸一世之人”是士人的责任。(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页)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告诫过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建设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可见，社会风气对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至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又离不开“耻感”文化培育。

一、“耻感文化”及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耻感”，也就是知耻心。知耻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清末思想家康有为说：“人之所有不为，皆赖有耻之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也是起码的道德行为准则。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善恶观念。划清善恶界限，支配行为趋善避恶；耻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人们的一种厌恶丑恶的心理状态。近善远恶，择善而行；耻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基准或尺度。以善为荣，以恶为耻。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应着眼于“耻感文化”的培育，使公民分清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背离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一个人没有耻感或羞耻心，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无耻则无荣；一个社会不以恶为耻，没有对耻的厌恶和鄙弃，没有对恶和耻的处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一个人丧失了耻感，必定会无恶不作；一个社会丧失了耻感，就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不良风气，左右着整个社会大众群体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不仅需要光荣意识，亦需要耻感意识，不仅需要光荣文化，亦需要耻感文化。一个缺失耻感的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堕落的文化，一个缺失耻感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堕落的社会”。(高兆明：《耻感与存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了“耻感文化”缺失所带来的问题。面对学术圈中曝光的“抄袭、剽窃”等学术丑闻；医院里收纳红包、为高价回扣甚至会见死不救；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背信毁约、甚至毒害生命；学校里考试作弊、抄袭作业；职场上又跑又送等“潜规则”这样的话题，人们开始变得麻木，学着“习惯”。凡此种种。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社会风气指受水土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由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的习染而形成的人们趋同一致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及生活习惯，人们对此自然而然、习以为常，进而成为人们自身存在的某中素质或能力。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就像一种无形的制度，有着“不令而行，不禁而自止”的约束力。

社会风气有好坏之分。良好的社会风气承载着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良的社会风气负载的是颠倒的价值观念和扭曲的行为准则。正所谓“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与风俗”。(《落帆楼集》卷四《风俗篇》转引自《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卷41页)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近二十年，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领域还是社会习俗、人们的生活方式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都是社会进步文明的表现，但也有一些反映出人性的倒退甚至是堕落的现象不容忽视。要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大厦，就必须寻回“耻感文化”。因为，一种“恶”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毁灭的将不仅仅是几个“贪官”几个无良之人，而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思想家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即改朝换代叫亡国，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叫亡天下。国家治乱关键在社会风气，并就此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苏轼也曾有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实践表明。我们所正在致力于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法制经济，而且也是道德经济。法制和道德在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仅仅依靠法律不可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它还需要有应有的道德约束力。一旦失去了应有的道德底线，就有可能出现以耻为荣或耻荣不分的风气。当前因缺少“耻感文化”而导致的畸形社会现象在人群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更要加强“耻感文化”的培育，寻回人们的“廉耻羞恶”之心。

二、培育“耻感”文化，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保护、激发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耻感”?

第一，构建合理的道德评价体系是培育“耻感”文化、树立良好民风的关键。社会构建合理的道德评价标准，使大众明白什么是有道德、什么是不道德。怎样做是道德高尚，怎样做是遵守基本社会公德。这样说似乎有降低了我国国民素质之嫌，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确实出现了如上所述的道德标准的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因此，我们更加强调构建合理的，有助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道德评价标准。在此，我们呼唤的是大众道德。何谓大众道德?大众道德可以理解为普通人的道德，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道德。即“既满足个人自身的基本心理需求、价值需求和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同时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社会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他人、社会损害后果，能够与人和衷共济，对他人和集体有利的行为方式”(胡解旺：《论大众道德》，《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所以，不能把道德的评价标准定位太高，使之远离了社会生活，仅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尚道德，忽视社会成员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这样只能导致大众远离道德和望而却步，反过来也不利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第二，正确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建立完善的政府监督机制是培育“耻感”文化、树立良好民风的重要手段。

耻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耻文化 羞耻 耻辱感 改观

一、耻文化

耻文化是人类文化学者鲁恩本尼迪・科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的用语，是指由于特种活动方式而具特征的文化，重视别人的内在情感、想法和自己的面子。

在多神教的日本，神、佛等意识不那么强烈，日本人强烈意识到的是世人的眼光。即，不是靠正确与否决定行动，而是凭借世人怎么想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耻文化。耻文化出现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深刻联系。在遥远的弥生时代，日本因为水稻耕作很早就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形成封闭的人伦共同体和亲密情感的人际关系。另外，德川幕府吸取了朱理学重视忠孝的道德。以家长为首，家族成员必须服从“家”，武士阶层一旦有事，要与主家断绝，被迫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形成独立的个人意志、个人的主体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经常操心他人，特别是共同体成员对自己行为的批评，有回避和他人不同行动的倾向，在意别人怎么想，不断和他人取得平衡，接受他人影响，即自己是否给别人带来麻烦。由于这些观点、态度、行为，形成了所谓“耻文化”的日本人的国民性。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占有最高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羞耻都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日本每个人都很在意对自己行为的社会评价。在日本的哲学里，人的心底有善行，所以把内心的冲动表现为行动时，自觉地践行道德，并且，人们积德行善，追求圆熟境界，企图去除羞耻。

二、“耻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

就像本尼迪・科特讲的一样，与西洋的“罪文化”不同，日本是以“耻”为基调的国家，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重视他律。在“耻文化”的风潮下，个人的品行是高雅还是卑劣，行为是否正确，这些全靠他人来判断。所以日本人的行为原则是只要推测别人是怎么判断的，就以他人的判断为基准，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日本人对神的罪恶意识很淡薄，在不道德行为方面，对社会的羞耻意识很强烈。对日本人来说，与受到神的惩罚相比，受到人类社会的惩罚成为约束自己行为的重要因素。真正的耻文化会促使人在外界强制力的基础上做善事。一般羞耻成为巨大的强制力，但是，要感到羞耻，需要别人正在当场或者至少确信有人在当场，即使不在当场也会强烈意识到有人存在。

耻辱感培养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对于公开场合的嘲笑和批评等极其敏感，即使极小或善意的批评，也会使他们觉得对他人格的侮辱。被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嘲笑作为原动力，不断完善自我，想要消除外部的嘲笑。另一种是轻视自己或者欺负他人。轻视自己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例如武士剖腹。欺负他人也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是欺负第三者，以此宣泄心中的仇恨。进而，所有的日本人成为了被欺负、欺负他人的典型的人。

三、近年来日本的耻意识的改观

在日本，社会常识、世人评价是行动的标准。但是，现代日本对耻的意识，对社会的意识在下降。下面是日本维誉网列举的耻的行为。

在电车上、公共汽车里，当老人、孕妇、哑子及身体有障碍的人乘车时，决定自己装睡或开始操作手机，就像没有看到周围的状况一样；在电车、公共汽车里，常有人不把手机设成静音，或者通话。

日本人耻意识逐渐淡薄的原因如下。一是日本人的个人意识在不断提高。二是经常打游戏和看动漫书的日本年轻人中对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的界线模糊的人数逐渐增多。三是由于战后经济发展和小家庭的形成，导致人际关系淡化。由此可见，近年来耻意识变得淡薄，其根本原因是人际关系的淡薄。

四、结语

耻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日本的耻文化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具有极端自尊心的日本人的性格，在特别“重视名誉”、“知耻”的武士道理论里有明显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耻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耻文化有很大衰退。传统的“耻文化”中有人的优点。所以，但愿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能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使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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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炉干八郎.耻与个性――日本人的心理构造[M].讲淡社现代新书，1998.

[3] 作田启一.耻文化的重新考虑[M].筑摩书房，1967.

[4] 渡边幸一.忘记耻与自豪的祖国[M].河出书房新社，2008.

[5] 韩文红.日本文化概论（第二版）[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6] 菅原健介.羞耻心消失在何处？[M].光文社新书，2005.

[7] 副田义也.日本文化的试论[M].1993.

耻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羞耻；评定范式；本土研究

分类号 B845；R395

羞耻历来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研究的主题，作为与道德指向有关的人类特有的情感，羞耻是人们关于自己的行为、心灵、人格的情绪上的自我评价。近些年来国内外心理学家对羞耻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有关羞耻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羞耻概念本身的深入理解以及相应新的评定方法的发展（Tangney，1996），但迄今为止国内却鲜有文献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文章试图就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关羞耻的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评定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并对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作一总结和展望。

1 羞耻的概念解释

羞耻在英文中最常用的表达为“shame”，从词源学上来分析，“shame”一词来源于印欧语系，指的是一个人逃避、隐藏、掩饰自己，《牛津英语词典》中将“shame”定义为“因为一些错误的、可耻的、不恰当的或荒唐的行为而导致的痛苦的情感”。在心理学界，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羞耻，概括而言，主要从羞耻产生的原因和羞耻产生后的结果两个方面来考察。

1.1 羞耻的原因

1.1.1 精神分析的解释

最早对羞耻的产生加以系统阐述的是精神分析理论，该理论侧重于从羞耻产生的动力根源来定义羞耻，如弗洛伊德强调羞耻是个体自我和本我冲突的结果，而艾里克森则认为羞耻是由于儿童的自主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的结果。

1.1.2 认知理论的解释

对羞耻的产生更有代表性的观点则来自认知理论的解释，强调羞耻是个体对已发生的事件结果进行重新认知和评价的结果，认为羞耻是个体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产生的指向整体自我的痛苦体验（维纳，2004），Lewis（1997）在其提出的羞耻与内疚关系的“自我和行为”假设中认为，将评价的焦点集中于自我（如，我是一个可恶的人）而非行为（如，我做了可恶的事）将导致羞耻感的产生。Tracy和Robins（2004）强调自我表征系统在羞耻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当事件与自我认同目标相关时，个体对目标一致性的判断以及归因的不同就导致了最终的情绪类别不同。当个体做出内部的（internal）、稳定的（stable）、不可控的（uncontrollable）和整体（global）的归因时（如，我是个无能的人），羞耻感会随之产生。

1.1.3 功能主义的解释

羞耻的功能主义理论虽然也强调羞耻与自我的相互作用，但更侧重从进化的视角和社会适应的观点来解释羞耻，将羞耻看成是心理进化的产物（Thompson，Winer，& Goodvin，2005，），一种具有社会性和社会控制功能的情感。该理论的代表人物Scheff（引自Strongman，2006）将羞耻定义为一个大家族（困窘、羞辱、羞怯、失败、无能），这个大家族通过一种对“社会契约的威胁”联系起来。

1.2 羞耻的结果

以上三种理论解释都侧重于从羞耻产生的动力或根源来理解羞耻的，而更多的学者则从现象学的视角对羞耻概念加以界定，即强调羞耻产生后的心理或行为反应，包括负向的主观体验、回避反应以及心理病理症状等。Tangney和Dearing（2002）认为羞耻是与无能感和自卑感有关的一种自我意识情感，一种缺乏社会吸引力并想隐藏自己缺点的一种感觉。羞耻者常产生沮丧、消极、退缩、渺小、无价值和无力感（Ferguson，2005），并伴随一些典型的行为反应，如屈服、渴望逃离、躲藏和隐瞒、祈祷和等待等（Gilbert，2000；钱铭恰，刘兴华，朱荣春，2001；钱铭怡，刘嘉，张哲宇，2003），这些心理和行为反应一方面能有效地调控个体随后的行为，使之更符合社会和自我的期待（戴赟，王觅，钱铭怡，2012），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适应不良（Abe，200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羞耻与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饮食失调等心理病理学症状或心身疾病有密切的关系（Tangney，1990；Budden，2009；Troop，Allan，Serpell，& Janet，2008；Fergus，Valentiner，& Mcgrath，2010；Chao，Yang，& Chiou，2012；Troop，& Redshaw，2012）。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羞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心理学界对羞耻概念从诸多方面进行解释，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概括而言，以下几点却是羞耻研究专家的共识：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基于经验图示的包括认知评价和主观感觉在内的情绪或情感，它往往是一种负性的体验，包含痛苦、尴尬、难堪等成分：其次，这种感受来自于对过去已发生的不良或错误事件的意识，这些事件往往与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不一致，更多地与他人或团体相联系；第三，羞耻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感受，也体现出了某些现象学特征或功能性表现，它可能促使个体逃避当时的尴尬处境，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或行为倾向。

2 羞耻的研究取向

关于羞耻的研究取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特质取向，将其看成是较为稳定的情感倾向（shame proneness或shame disposition），并将其作为人格的一部分；二是状态取向，强调羞耻是由某些情境引发的特定的情感状态（state）而非稳定的人格特质；三是类型取向，认为个体在某些特殊情境或领域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羞耻易感性，并可以据此将羞耻分为不同的类型。

2.1 特质取向

特质取向的学者强调个体跨情境下体验到的某种情感的偏向性（Tangney，1996；Fontaine，Luyten，Boeck，& Corveleyn，2001；Cohen，Wolf， Panter，& Insko，2011）。相对于低羞耻倾向的个体，高羞耻倾向的人更经常也更容易感受到预期的或实际的羞耻体验，也就是说，当面临现实的失败或错误行为时，他们也更容易产生羞耻感，而且这种感受不会因为特定情境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他们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并成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

2.2 状态取向

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临床医生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多地集中于特质/倾向性羞耻不以为然（Leeming & Boyle，2004）。羞耻并不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而是具有典型的情境易感性，某些情境或事件会导致个体的羞耻感，而另一些事件则不会产生羞耻感（Niedenthal，Tangney，& Gavanski，1994）。羞耻起源于违反道德或违法的行为公开暴露或不为他人所赞同，是在有他人在场或想象有观众在场的情境下发生的（Smith，Webster，Parrott，& Eyre，2002；Combs，Campbell，Jackson，& Smith，2010）。因此，羞耻是一种社会比较情境下的情绪，它与恐惧或引起别人厌恶的预期有关（Troop，Allan，Seroell，& Janet，2008）。

2.3 类型取向

类型取向的学者认为羞耻是具有明确的领域特殊性（domain specific）和特异性的情感，个体对某些特定的受限行为或个人特质体验产生持久的羞耻感（如身体外貌、家庭条件、教育水平、种族等），因此可以将羞耻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特质羞耻、能力羞耻、身体羞耻、家庭羞耻、种族羞耻等（Hallsworth，Wade，& Tiggemann，2005；亓圣华，张彤，李繁荣，李志伟，2008；钱铭怡，Bernice，朱荣春，王爱民，2000）。与以上研究根据诱发羞耻感的领域对羞耻进行分类不同，有学者则提出了更加概括性和整合性的羞耻类型，如de Hooge，Zeelenberg和Breugelmans等人（2007）提出的内源性羞耻（endogenous shame）和外源性羞耻（exogenous shame）、Gilbert（2007）关于内在羞耻（internal shame）和外在羞耻（external shame）的划分。内源性羞耻或内在羞耻与来自自我的消极自我评价有关，外源性羞耻或外在羞耻与个体如何看待来自他人的消极评价有关。

通过对以上羞耻的研究取向不难看出，类型取向与特质取向和状态取向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实质上是对特质取向和状态取向的整合和发展，而不是将他们看成相互对立的两类情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羞耻的状态论和特质论之争，并且能够解释使用单一的研究取向无法解释的现象。

3 羞耻的评定范式

3.1 量表测评范式

量表测评范式是羞耻评定中的主导范式。对羞耻的评定随着国外对羞耻研究的重视而日趋多样化，一般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境模拟技术、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技术和问卷自评技术。

3.1.1 情境模拟技术

该方法最早由Perlman于1958年提出，后来Bell采用了类似的程序。基本做法是：呈现给被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以诱发羞耻体验的假设情境，每个情境都有关于被试在特定情境中出现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如“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被试在阅读完每一情境后被要求在5点、7点或9点量尺上对上述描述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评定。在情境模拟法中，使用最广泛的当属Tangney（1990）编制的一种基于情境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自我意识情感与归因问卷（SCAAI，the Self-Conscious Affect and Attribution Inventory），后来他们又作了修订并命名为自我意识情感测验（TOSCA，the Test of Self-Conscious Affect），其中的羞耻分量表被证明是测量整体羞耻感的良好工具。但该量表只能评定羞耻成分中的认知内容（负向的自我评价），而没有涉及羞耻所伴随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如隐藏自己或回避行为等），基于此，Cohen等人（2011）发展了Tangney关于羞耻的理论构念，运用情境模拟技术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来评定羞耻感。

3.1.2 整体形容词核查表（global adjective checklists）

该方法不是诱发被试于特定的情境和事件当中，而是向被试呈现具有羞耻倾向的形容词项目，然后统计被试在每一项目下的得分或出现的频率。Gioiella（1981）较早编制了基于形容词评定的羞耻量表（Shame Scale），后来由Hoblitzelle（1987）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含16个羞耻感形容词（如窘迫、羞辱、尴尬等），要求被试对每一个形容词是否适合自己的程度进行评定。之后，Harder（1990）编制了另外一套基于形容词核查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个人情感问卷（PFQ，Personal Feelings Questionnaire）及修订版PFQ-2，该核查表同样使用16个羞耻形容词，要求被试在5点量尺上根据频度进行评定。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相对而言，RSGS量表中的某些形容词对于大学生被试而言不太熟悉，因此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RSGS的效度不如PFQ和PFQ-2。为解决RSGS和PFQ系列量表存在的效度问题，有研究者缩减了PFQ问卷的条目数，并借鉴了Watson等人在其编制的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Revised）中羞耻感的测查方法，使用6个形容词（自我意识的、愚蠢的、应受批评的、无助的、尴尬的和懊悔的）在里克特5点量表上来评定被试的羞耻感，结果发现新修订的羞耻感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Brown，Linehan，Comtois，Murray，& Chapman，2009）。 3.1.3 问卷自评技术

问卷自评技术是运用自我描述项目直接测试被试羞耻感的一种测评方法，题项大多来源于对特定时段羞耻感的总体评价或特定领域中的羞耻体验的自我报告。较早发展出的对特质羞耻进行评定的量表是Cook（1988）编制的内化羞耻量表（Internalized Shame Scale，ISS），该量表包括30个项目（其中6个来自Rosenberg的自尊量表），每个项目5级评分。由于该量表无法区分内化羞耻与自尊的关系，因而影响了其结构效度。之后Andrews，Qian和Valentine（2002）在ISS量表基础上编制了羞耻体验量表（ESS，Experience of Shame Scale）。ESS是一种自我报告问卷，来源于半结构式访谈，包括25个项目，用于评定羞耻的3个维度：个性羞耻（与自我有关的羞耻）、行为羞耻（与行为有关的羞耻）和身体羞耻（与身体有关的羞耻）。之后Swan和Andrews（2003）发展了ESS并增加了3个条目来评定与饮食有关的羞耻。基于ESS的编制思路，国内有学者编制了适合中国被试的羞耻评定量表，如钱铭怡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羞耻体验量表》（ESS），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家庭羞耻和身体羞耻4个维度构成，而亓圣华等人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能力羞耻4个维度构成。

上述3种评定方法各有优缺点。首先，从适用范围来看，不同测评技术适合于评定羞耻结构的不同取向，情境模拟技术侧重于评定状态羞耻，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更倾向于测查特质羞耻，而问卷自评技术更适合评定不同领域或类型的羞耻。当然，不同测评技术与羞耻结构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只是每种方法由于其理论构念不同导致测查的内容具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其次，从信效度来看，情境模拟法和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同时情境模拟法的表面效度也较高，但其构想效度却值得怀疑。因为情境模拟法的基本假设是羞耻具有某些特定的现象学描述（如指向自我、更公开化、回避行为等），但事实上，这些现象学的特征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以此为前提来编制典型模拟情境还需要更大范围的样本刊情境去检验。最后，从误差的控制来看，情境模拟去和问卷自评法要求被试对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进行评价（我感到自己无地自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赞许效应，而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依赖于被试在复杂情境中对羞耻概念的理解能力，因此很难在更大的样本群体中使用。

3.2 实验启动范式

3.2.1 简单任务失败范式（easy-task failure paradigm）

使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来启动羞耻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完成非常简单的任务中失败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归因，特别是当失败的结果暴露给他人或公开化时，这种指向自我（人格或能力等）的归因特点会伴随相应的针对整体自我的情绪或情感，如羞耻感。使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启动羞耻感的基本程序是：在启动条件下，要求被试参加一项有他人参加的非常简单的竞争性反应时实验任务（如游戏），随后被试被告知自己在完成该任务中失败了，同时，包括被试在内的所有任务参加者都能通过电脑自动生成（研究者实现设计好的程序）的成绩排名表看到每个人的成绩和排名。被试看到自己的排名是最靠后的，甚至比同组中反应最慢的对手都差。研究者假设，简单任务失败及其结果的公开化会提高被试的羞耻感（Smith et al.，2002）。而在控制条件下，被试并不知道对手的成绩，也没有看到所有人员的排名。使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启动羞耻感最早源于Lewis等人的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在简单任务上失败比在困难任务上失败表现出更大的羞耻感（Lewis，Alessandri，& Sullivan，1992）。由于该范式能更精确的探讨羞耻感和其他行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受到很多心理学家的青睐（Thomaes，Bushman，Stegge，& Olthof，2008；Chao et al.，2012）。

3.2.2 回忆/想象范式（recall/imagination paradigm）

回忆/想象范式通过让被试回忆能够唤起相应情绪的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诱发特定情绪，也称为情绪事件回忆技术（emotional-event recollection technique）。这一方法由于兼具文字材料诱发的简单易行、实验室情境诱发的高生态效度等优点，得到了情绪研究者的重视（Zhong & DeVoe，2010；Zhong & Liljenquist，2006），但将此范式运用于羞耻研究却为数不多。其基本程序是：在启动条件下，主试首先通过访谈或开放式问卷的方式收集被试羞耻体验最为强烈的自传体记忆事件，随后，将这些经历整理成长度大致相当的声音或文字材料，随后，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这些材料，让其回忆事件发生时的感受，以此诱发羞耻感。而在控制组条件下，只要求被试回忆或描述一个普通意义的事件（如某个周末发生的事情）。最后，研究者会要求被试对诱绪的情境事件或正常事件中体验的情感（如尴尬、羞耻、内疚、愉快、焦虑等）进行评定，以检查实验操纵的效果。近年来，学者们陆续开展了羞耻性自传体记忆（Zhang et al.，2009）以及使用羞耻性记忆事件来启动羞耻感的实验研究（de Hooge et al.，2007；de Hooge，Breugelmans，& Zeelenberg，2008；Yang，Yang，& Chiou，2010；Chao，Cheng，& Chiou，2011）。

4 羞耻研究困惑及未来研究展望

无论作为个体心理活动的内容，还是其他心理活动的背景（如作为认知和行为活动的影响因素），对羞耻这一概念结构的深入了解及其评定方法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却存在如下几大困惑：一是关于羞耻概念本身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应该把羞耻看成是一个二分的概念还是整合的概念，这种区分是否有必要？中国人理解的羞耻概念是否与西方人的理解有所不同？二是关于羞耻研究的特指性，即羞耻评定的内容效度，评定的羞耻是否是欲评定的内容。不像那些基本或初级情绪（如悲伤、高兴、愤怒等），羞耻是一种内在的（internal）的情绪状态，很难直接去衡量，同时，羞耻与其他自我意识情绪（如内疚、尴尬、不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对这些相关情绪进行有效的区分一直以来是情绪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重点，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三是关于羞耻的评定方法，两种范式各有所长，相对而言，测量范式运用的最广泛，但更多的仅用于相关研究，同时对羞耻概念结构的不同理解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就实验启动范式而言，羞耻倾向的诱发效果是个关键问题，不同被试的人格特质、情感经历不同，对羞耻情境感知能力和主观评价会有差异。此外，使用不同材料和不同启动方法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别。

耻文化论文篇4

在较早的经典古籍《诗》《书》《易》的一些文字中，已经体现出耻感意识。《书・说命下》把人内心对羞耻的体会与感觉形象地表达出来：“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意思是内心惭愧和羞耻，就像在街市上当众挨鞭子一样。《诗・蓼莪》以酒器中没有酒为酒器之耻，比喻不能奉养父母的羞愧：“瓶之罄矣，维之耻。”《书・说命中》把过失当作耻辱：“过作非。”意思是不要觉得有错可耻而文过饰非。而在《易・恒卦》中，已将蒙受羞耻同不能很好地保持美德联系起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尽管在这些经典古籍中已经反映出了耻感意识，但直到孔子，对耻的认识和理解才更加自觉，使耻感文化初步形成体系。孔子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知耻教育。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孔子把知耻和好学、力行并列在一起，体现出知耻在修身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知耻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师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应答，这么薄薄的一本小书，“耻”字竟然出现了十六次。这足以让我们从中领略孔子知耻教育的内容、重点和教育方法。

一、要求学生从知耻开始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

孔子教育学生把知耻看成修身的起点。因为儒家认为，人类文明皆从知耻开始。人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与禽兽有何区别？《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正如孟子解释的，人无“羞恶之心”，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知耻是人性的标志，因此，可以说知耻是一种底线伦理。不知耻就是不要脸，不要脸的人什么坏事、丑事、见不得人的事都干得出来，所以知耻十分重要。与别人相比，如能醒悟自身修养的差距，道德的缺失，并引以为耻，于是便会奋起、励志、进取；人若丧失羞耻之心，则会陷于麻木、堕落、苟且、萎靡。既然知耻对人生十分重要，确立人的尊严与价值，必须从知耻开始，进而提升精神境界，追求理想人格。

为了保持人格尊严，孔子要求竭力避免耻辱。如何避免耻辱呢？他教给学生的办法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恭敬待人，可以远离耻辱。遭遇耻辱，损害人格尊严，可谓人生之不幸，特别是奇耻大辱更令人难以忍受。孔子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宁可被杀头，也不蒙受耻辱，实现这种道德践履，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知耻为勇。孔子树立的这种道德人格，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学生们完成学业后都是要做事的，孔子又教育学生，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那些需要承担重任的，要时刻对自己的不当行为保持羞耻之心。子贡问老师：“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士？”因为子贡口才好，能言善辩，长于辞令，是搞外交的好材料，老师就以出使外国为喻来回答这个问题：“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意思是维护国家尊严，光靠能说会道不行，首先要有廉耻之心，用坚定的操守约束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不使君命受辱。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角色是大道的承担者。孔子是这一传统认识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必须做到“行己有耻”。

二、教化民众知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的是贤德之人和道德榜样，而不是靠刑律和严苛的处罚进行统治。所以，孔子向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行政命令来统治民众，用刑法约束他们，这样民众虽然能暂时避免犯罪，但并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如果用德引领民众，用礼来约束他们，这样，民众就会知道羞耻，心悦诚服，并进一步革除自身可耻可羞的行为。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一种和谐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依靠政令和刑律虽然有成效，但其作用是有局限的，因为这种治理方法不过是用外在的强制力量，起到震慑作用，老百姓害怕了，收敛一下，暂时不去犯罪罢了。社会的这种和谐是表面的、不稳固的，建设和谐和稳固的社会单靠强制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对民众进行教化，使他们知道什么叫羞耻，一心想着趋荣避耻，去恶为善，从而自觉地遵从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才能使社会实现稳固的和谐。

孔子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目的是为他们日后出仕从政，建设儒家理想的社会，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子游在武城做官，就是按老师的教诲，着重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有一次孔子来到武城，听见弦歌之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孔子诙谐幽默，和学生开了一个玩笑，这正是对学生学以致用而发自内心的表扬和肯定。

三、对学生强调知耻才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孔子对“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宜”即应该做的、符合道义的事。通过“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而“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孔子要求士人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那么，见义勇为的初始动力由何而来？孟子的解释是：“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所以勇于行义，由羞恶之心而来。

孔子要求学生勤奋好学，坚定信念，矢志于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有为之士施展才能，做出贡献的时候，却以种种借口放弃这种责任，见义不为，就是莫大的耻辱。孔子要求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否知耻不仅关系到个人品行和人格，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龚自珍说过一句很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士皆知耻，则国家永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

另一方面，政治黑暗，难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孔子教育学生应做出不与世沉浮、同流合污的选择，避免蒙受耻辱。学生原宪向老师请教关于耻辱的问题，孔子回答：“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孔子的意思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拿俸禄；相反，国家政治黑暗，俸禄照拿不误，这就是耻辱。”孔子的话对原宪形成了烙印性的影响，原宪对于孔子的教诲终生恪守。孔子去世以后，他感到天下无道，便隐退山野，过着清贫的日子，坚守节操，不与当政者为伍。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这一道德思想，概括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仕进原则，一直被后世知识分子奉为圭臬。

四、在知耻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具体行为指导

孔子对学生的知耻教育，不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而是辅以具体的行为指导。他首先要求学生善于区分什么耻、什么不耻。人都是要脸面的，但看你要什么样的脸面。比如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求教不算耻，像孔文子那样“不耻下问”反倒值得赞扬。孔子认为，不同的人，耻感的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平常人更多地在细节上考虑荣耻，而对志士仁人的要求则不然，不诚实守信才是士的最大耻辱。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如：“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说到做不到为可耻。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这说的是：“花言巧语，伪装和颜悦色，低三下四过分谦恭的人以及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却把怨恨藏在心里的人，左丘明以为可耻，我孔丘也以为可耻。”

孔子又对学生强调对耻的自我体验，从而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学生中有人因贫穷而自卑，以穿粗衣、吃糙食为耻，于是孔子提醒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特别观察了子路的行为，表扬他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意思是“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华贵皮袍的人站在一起高谈阔论，并不觉得羞耻，大概只有子路吧？这就是《诗经》上说的‘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呢？’”子路受到表扬，有些得意，时不时地把这两句诗挂在嘴上，念诵个没完。孔子听说了，又批评说：“是道也，何足以臧？”意思是仅仅是这样，怎么能算最好呢！可以看出，在伦理教育中，师生展现了思想认识上的真情互动，细致入微。孔子对子路的表扬和批评，抓住了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生际遇不同，贫贱困厄不足为耻，人与人相比较的应是道德境界的高低。道德自信，不随流俗，不慕虚荣，也是一种勇气。孔子对学生知耻教育的细节，弟子们日久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可见影响之深。

耻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耻感； 耻感文化； 道德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114－03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自省、慎独、知耻改过，同时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灵堤防，耻感文化又外在表现为一种自重、自立、自强的人格力量，对国人的行为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耻，古作恥，《说文》曰：‘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曰：‘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1］“耻”是人的好荣恶辱之心，是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人们知耻而为才能自觉地为善去恶、趋荣避辱。耻感文化就是指建立在耻感意识基础上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行为模式。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历史演进

在夏商周时期，周公就强调“明德慎行”，《尚书·说命下》中也有“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之说，这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耻感对于控制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到春秋前期，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谈到诸如“仁、礼、惠、忠”等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孟则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孔子道：“行己有耻，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告知人们要时刻保持一颗羞辱之心。孟子更是强调“人不可以，之耻，也。”［3］“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如果没有羞恶之心，那么人同鸟兽又有什么区别呢？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说法，管仲把作为四维之说的“礼、义、廉、耻”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可见耻感文化已经开始作为治国方略被世人所接受。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会稽之耻”，终成大业。战国中期，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于是广招贤士，从而有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打动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骑射之改革。这些事例说明，耻感文化在齐家治国和社会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降及秦汉至盛唐，耻感文化在历史剧变、国难当头时，在志士仁人的践行中充分体现出来。卫青“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司马迁“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苏武牧羊、党锢事件以及班超“投笔从戎”无不反映着耻感文化对现实的警示和规范力量。宋朝学者周敦颐认为“必有耻，则可教”。［4］朱熹也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是由内心以生。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5］陆九渊也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他曾有言“夫人之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6］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管仲的“国之四维说”继承并发扬，强调“廉耻立人之大节”、“四者之中，耻尤为要”。［7］清代石成金也曾谈到：“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身励行，思学正人之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反是。”［8］龚自珍也是耻感思想的发挥者，他说：“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则辱其身而已；富而者，辱其家而已；士，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名之曰辱社稷”。［9］可见，使民众知耻，对社会安定发展关系重大。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提出：“人只有不为，皆赖有耻心，如心，则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又言“耻者，治教之大端。”［10］

可见，中国的耻感文化轨迹源远流长，古人早已认识到耻感文化对引导社会风气、修身齐家、以德治国等方面的作用。传统耻感文化的悄然建构，将人类从蒙昧甚至野蛮的状态中提升出来，它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有知耻之心而无之做”的警戒意识。耻感文化不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是现代社会道德教化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根植于中华大地，与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休戚相通，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思想内核体现在:

其一，羞恶之心。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是否知耻，有无羞恶之心，是“人禽之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具有道德理性的真正意义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而言所必须具有的最重要和最起码的条件。孟子大声疾呼：“无羞恶之心，非人矣。”［11］“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苦人有？”［12］在孟子看来，知耻对一个人来说关系重大，那些使用计谋的巧诈之人，是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羞耻的。如果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朱熹也说过：“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13］宋代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更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他的阐述具体而精辟。“今夫言之无常，行之不轨，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扬扬，饱食暖衣安行而自得，略无愧怍之意，吾不知其与鳞毛羽鬣、山栖水育、牢固野牧者，何以异也！人而至此，果何以为人乎哉？”［14］以此告诫人们，如果一个人言之无常，行之不轨，任意胡为却满不在乎，得意洋洋，毫无羞愧，那么，这与山林、水口的动物和圈养、放牧的牲口又有什么区别。可见，注重羞耻之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其二，行己有耻。孔子谆谆教导我们：“行己有耻。”即一个人出言行事应有知耻之心。《论语》提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5］，意谓古代有道德的人，不随便说话，因为他们以言行不一，说得到而做不到为耻。《国语》也认为：“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16］耻泛指如下行为：举行礼仪有始无终，感情和外貌不一致，只有表面的华丽没有实在内容，不估量自己的实力而帮助人家，对别人帮助而无所成就等等。《荀子》主张：“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其大意是以自己不讲信用为耻，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朱熹也认为：“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17］在朱熹的眼里，说得出而做不到，是很可耻的。所以，古代有修养的人不随便说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三，有所不为。朱熹说得好：“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18］意思是说，人有羞耻心，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告诉人们，只有有了羞耻心，才能真正进行道德选择，才能在分辨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基础上，自觉坚持真、善、美，拒斥假、恶、丑。石成金也强调；“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己励行，思学正人，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相反。”［19］在石成金眼里，知耻，就要洁身自好，为人正派，光明正大。凡是污秽下贱，荒淫邪恶，不肖下流的事情，决不肯做。康有为还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如心，则无事不可为矣。……若淫者，人欲所固有，有耻心，则可终身守节矣；利者，人欲所同然，有耻心，则可使路不拾遗矣；贪生者，人情之自然，有耻心，则可忠烈死节矣。”［20］可见，人有知耻心，才能清楚有所不为，从而近善远恶，不贪利，不贪生。

三、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当代价值

耻感文化，尽管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评价和选择标准，但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耻感文化的建设对于激发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具有主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对于个人来说，知廉耻乃“立人之大节”。“明耻”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人有耻，就给自己划定了行为的界限，也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旦耻感意识在个体内心中生成，那么，他对行为就会产生怨恨自己的负罪感或者是惧怕谴责的羞耻感。每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才可能自重、自爱、自尊。因此，我们可以说，耻感意识是道德主体内在形成的道德心理堤岸。有了它，才可能用以自警、自省，进而去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对道德观念的冲击，一些人廉耻意识十分淡薄。有的人不以为官而贪、为吏不廉为耻，不以为商而奸、为富不仁为耻，不以出卖灵魂、出卖肉体为耻，不以见死不救、见恶不斗为耻，不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为耻，不以贪赃枉法、为耻……因此，耻感文化建设的意义就在于，强化社会个体自身的耻感意识，做到知耻明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其次，对于家庭来说，耻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保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很重视家庭对个人道德的培养。在家庭关系上，儒家思想尤其强调“孝”与“悌”的美德，将之视为“为仁之本”。如，夫妻关系上，主张互敬互爱、坦信忠诚，以恃强凌弱、见异思迁为耻。在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上，儒家认为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子女以抚助，还要在精神、做人方面给予教化。但不容质疑的是，在当今社会的家庭关系上，一些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法制观念严重滑坡，从而由代内代际关系引发的矛盾非常突出，影响了家庭和谐及社会稳定。因此在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中，要加强知耻道德教育，知耻才能修身，知耻才能赡养父母、爱护兄弟、尊重妇女、养育子女，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这正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所要求的。

再次，耻感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大力推进耻感文化的建设，树立知耻明辱，行己有格的知耻意识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特别强调“个人知耻之心不可无”的观点，而在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有些人不知羞耻，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最起码的耻辱感、羞耻心。人，就会无所不为；人，极易无德。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辨美丑的一种内心标准；知耻，是一种特殊的激励力量，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激发个人潜在的自尊和自强，才会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才能真正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另外，推进耻感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培育理性的国民精神意义尤为重大。传统耻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锤炼，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儿女广泛认同的心理依归和行为导向。学习和汲取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中有价值的养分，不但可以培养人们的知耻感和羞耻心，还能够有助于人们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由明耻而向荣，激励人们秉承道义，奋发向上，全面塑造和提升国民精神和素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中积淀了高尚的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民族精神，耻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一直都是维系我们民族荣辱与共、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在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耻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仍是推动民族和国家前进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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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文化论文篇6

化学课上，一男生不停讲话，老师在数遍警告无效后愤然说道：“某某同学，你脸皮怎么这么厚！”没想到，这位男生居然不慌不忙地说：“老师，我脸皮没你厚。”老师很惊愕，问：“我脸皮怎么比你厚了？”答：“你说我一两次就算了吧。老说我不是你脸皮比我厚吗？！”老师无语。

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所任教的学校里，虽然这两个例子也许是个案，但现在在学校中类似于这样不知羞愧和羞耻的事情时有发生。抄袭作业、考试作弊不以为耻；满嘴污言秽语不以为耻；男女生在公共场合做出种种不雅不堪之举，从不脸红；打架斗殴、损坏公物、迟到早退、旷课，家常便饭；老师批评教育，无所畏惧；顶撞辱骂老师，反而是出风头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很多老师都感叹：“现在的孩子怎么了？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教！”

的确，当这样的现象不再是极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现象时，就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就应该进行为什么和怎么办的思考。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羞耻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层面讲，改革开放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得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诚信、、不择手段等不良风气大行其道，社会风气急速变坏；从文化层面上讲，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做人要含蓄、内敛，不喜张扬，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九十年代以后，人们更加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内敛、含蓄成了老实无用的代名词，人们更推崇的是个性化，宣传自己成为时尚。为了宣传自己，博取眼球，一些人在许多场合或网络上做出种种惊人之举，甚至不惜展现出许多丑陋的东西。有些公司甚至让员工在大街上跪行、乞讨，喊着侮辱性的口号，以此来泯灭员工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他们公司的文化。再从教育层面上看，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看重的都只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对孩子应进行的耻感教育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却重视不够。以上因素，现在许多孩子对真善美、假丑恶认知的低下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才会使得有些孩子不知羞耻二字为何物了。

羞耻心是人类对自己言行的品质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行为规范而产生的一种否定性情绪体验，是对自己道德行为的惭愧和悔恨，具体表现为羞愧感和耻辱感。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就是一种“耻的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说过“人无羞耻心，不可教也。”齐国政治家管仲甚至把礼义廉耻看成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四个维度。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贯穿其中的正是耻于失去信义、违背真理，耻于背叛、投降，耻于贪生怕死、玷污人格，耻于腐败的耻感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所以才有了文天祥、包拯、海瑞、秋瑾等一大批的中华儿女为后人所称颂。但遗憾的是，今日之中国，这种耻感文化正被淡化，之风却风头正劲，大有形成一种文化之势，且已影响到青少年一代，情形令人堪忧。有感于国人在海外旅游时的种种不文明之举，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发出要对国人进行耻感教育的感慨。《新京报》上也有人发文痛斥国人的“误国”。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没有羞耻心的民族和国家，也不会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所以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耻感教育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对青少年进行耻感教育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的人才能明辨是非。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那些羞耻心不强的人往往是文化素养不高的人。无知者无畏，无知又无畏者。所以才会做出种种不文明不道德之举。对此，我们的学校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在课堂教学中要把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人文精神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

其次，要提高青少年的道德素养。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自尊、自重。对那些自尊心不强的孩子，不要轻易斥之为“”，而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感受到被尊重的快乐与高尚，从而培养他的荣誉感，让他成为一个行而知耻的人。

第三，要营造知耻的环境和氛围。要培养起一个人的羞耻感，必须要有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环境的结合。一个初中生居然做出在埃及神像上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其行为令国人蒙羞，正是三者教育环境缺失的一个典型。我们的媒体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大力宣扬科学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荣辱观，让正能量宣传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对违法犯罪、道德败坏、不文明之举应加大批判的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知荣辱的氛围。我们的学校教育应开展各种活动，通过实践和树立典型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营造出一个知羞明耻的环境，并运用集体舆论来催发孩子们的羞耻心。家庭教育中，家长不要只盯着孩子的成绩，要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同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母的道德水准与文明素养的高低对孩子的影响将是一生的。

耻文化论文篇7

普遍价值即普遍适用的价值。首先,这些价值具有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第二,这些价值具有随时代变化而自然变化的特征;第三,这些价值具有流传久远、广为传播的特征;第四,最重要的,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第五,这些价值经常和不同时代的社会主流文化结合在一起,不断获得新的社会生命力。普遍价值即具有普遍角色模式的价值,它们具有普遍性、扩散性、中立性、表现性和公利性的文化特质。

管子说:“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欧阳修进一步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管子和欧阳修,分别阐述了礼义廉耻之有无对个人、对国家的福祸得失。

国之有礼,个人就有制度规范;国之有义,社会就有公平正义;国之有廉,世间就有浩然正气;国之有耻,主体就有勇猛精进。制度规范、公平正义、浩然正气、勇猛精进,犹如支撑国家的四根柱子,缺一不可。没有制度规范,国家就没有纲纪;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没有是非;没有浩然正气,人间就没有激情;没有勇猛精进,世界就没有首创。纲纪、是非、激情、首创是社会兴旺发达、国家兴衰存亡的基础。

转型期中国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是非混乱、激情淡化、首创缺乏。这就提醒我们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加强礼义廉耻建设。加强礼义廉耻建设,首先要进行礼义廉耻的概念建设。要结合时代精神,让人们懂得礼是什么、义是什么、廉是什么、耻是什么。然后就要抓礼义廉耻的贯彻落实,树立礼义廉耻的典型。利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人们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回归传统道德,达到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

新时代的“礼”,就是礼貌、礼节、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新时代的“义”,就是仁义、仗义、有担当;新时代的“廉”,就是廉洁、清廉、洁身自好;新时代的“耻”,就是懂得羞愧、耻辱、有内疚心。对照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人们不难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礼义廉耻或者说不懂礼义廉耻,以致无所不取、无所不为、,乃至于杀母弑父,完全堕落到动物的刺激-反应行为模式。

有人可能认为,这不是“复古”吗?回答曰:是,又不是。说得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继承历史遗产的角度来讲“是”,在当前“礼义廉耻”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恢复这一份传承几千年的珍贵历史价值;从发展规律上来讲,“又不是”,它是赋予新的时代精神的“礼义廉耻”,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是事物的否定之否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括现代价值也包括传统价值。像礼义廉耻这样的传统价值理应包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只有把“礼义廉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只有把“礼义廉耻”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它们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扬光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进一步充实;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才能更好地融合,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才能大踏步前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耻文化论文篇8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耻感文化缘何在这个曾以重视道德而著称的国度走向衰落？可以从体制等众多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但我只想敞开一个事实：耻感文化的衰落与信仰缺失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这种语境中的羞耻感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源于对天和天道的信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欺骗是徒劳的：“吾谁欺，欺天乎？”既然天和天道不可欺，人才需要“诚乎中，形于外”，不断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符合天道的念头和言行感到羞耻。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举止：“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则畏之以威。”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对天的敬畏之心是道德感的基础。在苦难和危机降临时喊一声“天”，个体既可以获得救赎、皈依、解脱之感，又可以为自己的思与行提供准则。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在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虽发出了“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质疑和感慨，但仍然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湛湛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后来，青天果然使白练无血、三伏降雪、楚州亢旱数年。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有冤情者会通过天之裁决为自己伸冤，犯过错者也由于因天命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情。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与国人相比，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个体更习惯于忏悔。忏悔又称告解，乃信徒承认罪失的行为，几乎总是显露出明晰的羞耻意识。个体忏悔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父，实为上帝。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时刻从最高的高处审视众生。上帝不但以终极目标引导世人，而且以律法约束信徒的思想、言语、行动。如果说对上帝的敬畏促使人忏悔的话，那么，当上帝的律法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时，行善的自豪感和犯错的羞耻感就会同时诞生。每当我阅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我都会被作者忏悔的激情所打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对象是位于“天外之天”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者。如果没有对至高者的信仰，那么，他就无需时刻坦白自己、敞开内心、诉说自己的悔恨和羞耻意识。由此可见，西方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同样源于信仰。

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定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事产生自豪感和羞耻感。没有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的引导和约束，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之所以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和力量博弈，传统的对天的信仰、从西方泊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晚清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培育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压抑、消解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此后，在众多国人参演的漫长生活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胜者、败者、羡慕者和嫉恨者，却绝少会发现知耻者和忏悔者。大凡腐败（从行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孱弱。

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和远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阅读提示】

文章探讨的是如何重建中国耻感文化的问题。作者首先指出当下部分国人丧失羞耻感这一现象，接着自然而然地提出核心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分析问题时，文章一笔直击问题的要害，提出“耻感文化的衰落与信仰缺失有关系”。顺着上文提出的观点，作者接下来不疾不徐地从中西两个维度来举例论证“耻感源于信仰”。得出这一结论之后，作者手中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利器，那么下一步自然是从信仰缺失的角度来深入分析当下中国耻感文化缺失的深层原因。最后，如何解决便也是水到渠成、不言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