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5 08:24:34
北斗光芒照九洲，丰功伟业写春秋。
风云叱咤三山倒，天地欢腾四化求。
改革成功开放好，宏图再展庆丰收。
同心共鼓东风力，昂首高歌壮志酬。
反腐唱廉有感
腐败必然群起攻，中央下令反歪风。
贪污行贿不知耻，浪费铺张损害公。
可恨党风遭破坏，须知国法不相容。
襟怀坦白求前进，磊落光明向大同。
金婚自勉
四十年来共苦辛，而今七十白头吟。
糟糠故事常回忆，苦莱生涯永记铭。
苦尽甘来非命运，天翻地覆是人民。
金婚永把金光闪，愿作螺丝不锈钉。
“有国才有家”是中华民族之灵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对其最到位的诠释。然而，特别是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历史时期，仅仅偏执于“有国才有家”这个单一的层面里就显得意犹未尽；因为“富民强国”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崇高目标。于是，“家和万事兴”就成了家文化的传世经典。昆山人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顺乎历史的发展的潮流而被奉为家文化的经典之作，备受千家万户推崇求索，自然而然地被后人当作处世立身、为人做事、教育启迪警世后代的一面明镜。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面明镜依然熠熠生辉，依然清澈照人，其影响和现实意义还是那么的明显重大。
“朱子治家格言”影响深远广大
“朱子治家格言”问世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即使用当今的眼光予以评论的话，其中虽有一些封建道德的东西；然而，这也无损于整体的内在思想，她好比一块玉，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并且，其影响深远广大。
一、妇孺皆知，代代相传
三百余年来，人们对“朱子治家格言”虽然说不能全文背诵，但至少可以说妇孺皆知，最为经典的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效应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影响到东南亚各国。只要我们稍稍注意，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放置“朱子治家格言”的全文，选择“朱子治家格言”语句装点室内文化氛围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又据笔者所知，众多的家庭已把“朱子治家格言”作为了家庭教科书育人垂范，作为铭言律己律人躬行。
二、潜移默化，净化社会
“朱子治家格言”作为传统清廉文化的经典之作，其倡导的是勤俭、洁身、清廉、本分、爱国、孝道、和谐、自乐和和顺等等，这些精髓内涵自然而然地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融合，人们必然地以此作为铭言律己律人躬行，并且，这种律己律人已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到了日常生活的言和行之中，从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或多或少地遏止了“持势力而凌逼孤寡、贪口腹而恣杀生禽”等的不良行为，从而起到了约定俗成、规范行为、净化社会和弥补法律不到位法律不作为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长效的自律的潜移默化的、这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强盛和社会的繁荣发展都是有积极影响的，如果说，中华民族能多一点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少一点没落的贪渎文化该有多好啊！
“朱子治家格言”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由昨天走向今天的，毋庸置疑，今天比昨天更加光辉灿烂，是因为聪明的人类传承了昨天的光辉灿烂，扬弃了昨天的糟粕污垢。但是，人类不是神仙，在传承和扬弃中不可能做到两个百分之百和尽善尽美，也就是说，传承还有不足扬弃还有不足。于是，在不断的传承和不断的扬弃中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明天，当然，在传承和扬弃中要不断完善、提高，升华和创新，于是历史的车轮才会滚滚向前。话再说回来，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转轨变型的今天，金钱地位越来越高，高出了金钱固有的意义，历史的沉渣余孽泛滥肆虐——拜金主义、诚信失缺、道德沦丧的痼疾日显抬头。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宏扬传统的民族文化，扬弃糟粕污垢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进一步传承和宏扬“朱子治家格言”的精髓更有其迫切性和现实性。
一、是力戒“富不过三代”的良药
综观我国的历史，“富不过三代”成了中华民族家庭兴衰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悲剧。究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外因，即战乱、天灾、疾病和家庭财产得不到法律和国家的保护；其二是内因，即人祸。人祸有两种：传统的没落的腐朽的贪渎文化和好吃懒做。如果说，在当今社会里，要使“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务必要力戒贪渎文化和好吃懒做之风的滋生蔓延。个中道理并不复杂。在急剧地转轨变型的年代里，众多贪官落马。其根本原因是不能自律自重，大都深受贪渎文化的侵袭和影响。事实就是这样，这些贪官的家庭环境大都是妻子不贤或子女不肖，其背后不是有一个老婆或是有一个或几个贪婪的情人；或者是子女没有教育好没有出息，或放纵或依附在老子老娘身上搜刮民资民财，鱼肉百姓，坏事做尽做绝，直到把老子老娘彻底掏空，如此家庭不败才怪。至于好吃懒做，更是不言而喻，真所谓坐吃山空，所以说，“朱子治家格言”的精髓仍然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失为力戒“富不过三代”的良药
二、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
倡导和谐是“朱子治家格言”的重要思想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单一停留在“家门和顺”这一层面，还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其对应的语句有“毋持势力而凌逼孤寡”、“贪口腹而恣杀生禽”。这些缄言虽然时隔三百余年，仍然悦耳中听，一点也不觉得是陈词滥调，相反是掷地有声，切中时弊，与当今提倡的“八荣八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何其相似！因此，全面理解和传承“朱子治家格言”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有益的。
三、有利于家业的发展和厚积
“治家”是“朱子治家格言”的根本宗旨。当今，我国把“富民强国”定为国策。富民的真正含义是富家。富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累积。“治家”的核心是一代教育好一代，每一代都要“教子要有义方”。只有这样，家业才能一代厚实一代。过去，中国的家庭最大的悲哀是其周而复始从零开始，跳不出创业——败落——再创业——再败落的怪圈，世世代代停滞在起跑线上，或者是贫困线上。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昨天的可悲的家庭发展史必须划上句号。今天，我们的国家正逐步走上法治之路，私有财产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富民富家成了党和国家的核心任务。因此，治家不仅是单个家庭的重任，还包含了社会的重任、民族的重任。因此，只有把家治理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厚积，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强。所以，吸收“朱子治家格言”中的真谛良方，并加以创新扩容、对家业的发展和厚积是十分有利的，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有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论文摘要：政治谣言是谣言的一种，它内容虚假，蛊惑人心；证据模糊，混淆视听；方式灵活，真伪难辨，具有极大的危害。政治认知、政治动机、人格以及非对称性社会互动都是政治谣言形成的心理因素。对政治谣言进行防控，要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及时辟谣，指引民众心理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和惩处机制，增加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的心理恐惧感；注重个体心理的早期预防以及自我调控、维护和心理卫生。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中说：“有政治便有谣言存在。”政治谣言是政治斗争中很重要的一种斗争手段，它们往往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分析政治谣言的心理成因，做好政治谣言的防控是现代社会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政治谣言的界定
（一）政治谣言的含义
1．谣言
谣言是一种缺乏真实性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谣言的内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消息，以口为传媒介或散发传单方式等非正常渠道进行传播，具有非官方性。
2．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是谣言的一种，它是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政治需要，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进行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政治谣言所涉及的事件或人物往往具有重大性，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其重大性与暧昧性的结合可以在较大社会范围和短时间内激发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二）政治谣言的特征及危害
1．内容虚假，蛊惑人心
政治谣言的内容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但为了争取人们对它们的可信度，政治谣言传播者往往以“据说”、“大家都这样说”、“有人亲眼看见”等模糊性的词语传播这些虚假信息，并竭力使人信服。其结果是人们在政治谣言的影响下，分不清事实，失去判断的标准和行动的方向。
2．证据模糊，混淆视听
政治谣言都提不出任何信得过的确切证据，但它为了争取人们对其传播内容的认同，总是尽量提出一些直接但却是虚假的“证据”来，并使这些虚假信息在一定状况下显示出逻辑合理性，因而能够得到一部分社会情绪的认同，迎合某些人的心理或情感需要，引发、左右人们的政治行为，甚至导致社会震荡和政局失稳，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3．方式灵活，真伪难辨
采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政治谣言流行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本质上来说，政治谣言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信息为了迅速传播会采取不同方式方法来加速传播过程，政治谣言不断地被加以解释和评论。在当今时代，大量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合成的虚假图像，因其逼真度高，真伪难辨，且视觉冲击效果强，更易对人的精神及心理造成震撼，最终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政治谣言的心理成因分析
（一）政治认知的缺乏和偏差是政治谣言滋生的思想根源
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角色、公共政策等国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政治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再进而支配人的政治行为，这个过程就是政治认知的过程。人在某一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行为或不恰当的行为反应，是由个体对该情境不正确或不精确的认知加工引起的。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对谣言的研究表明信息的模糊性是形成谣言条件之一。从认知的角度讲，人总是要不断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但很多情况下，人对有关政治事件的信息常常不能无法获知或准确获知，于是会自发地建立非正式渠道沟通信息。当真实的信息来源偏差甚至断绝时，政治谣言的信息亦会被当作对个体政治认知过程有用的信息来看待，帮助他们对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促使他们降低不确定感。于是，政治谣言就有了传播的空间，并且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政治谣言也不断地产生。
（二）政治动机是政治谣言滋生的心理动力
政治动机是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一定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是隐藏在人们政治行为背后，驱动政治主体的需求向政治目标实现转化的心理因素。政治动机必须有目标，政治目标引导个体行为的方向，为个体的政治行为提供原动力。政治谣言的出笼过程与广泛传播，往往有复杂的政治目的。政治谣言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攻击对象明确，目的是要攻击、抹黑政治人物、政治对手。一些国家、某些政治势力与利益团体经常利用政治谣言攻击对手，扰乱民心。我国台湾省领导人选举期间，就曾出现无数攻击对手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就是为了瓦解对方选举阵营的士气，使其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人格是政治谣言滋生的重要心理因素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人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有的人形成了优良的人格，而有的人则形成了某种人格缺陷。这种人格缺陷，在认知方面表现为被动感知、易受暗示、不求甚解、善于幻想和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情绪易激动、起伏不定、厌世、抑郁等；在意志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己、遇事优柔寡断、缺乏自信和毅力等；在对现实的态度方面表现为自私、贪婪、虚伪、狡诈、无正义感、自负、自卑、粗心大意等。研究表明，存在上述人格缺陷的人更倾向于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
（四）非对称性社会互动是政治谣言滋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政治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实质是特定主体所实施的特定行为，特定行为的实施又受特定的心理支配，而这种特定的心理从形成过程上看是在与他人之间产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特别是在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形成的。非对称性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是暗示、模仿和感染。
1．暗示
暗示是在无对抗条件下，人们对受到的某种信息迅速无批判地加以接受，并依此而做出行为反应的过程。暗示的目的在于让人接受某种观念，并按这种观念行事。在高度的暗示下，个人便极易失去判别能力，产生将被暗示的情感转移到直接行为的倾向。一旦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政治谣言出现后，人们总是以极其关注的态度来加以证实或否定。这就决定着当某个政治话题所涉及的事情或现象与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相关时，政治谣言会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并得以滋生和传播。
2．感染
感染是人们相互影响的一种互动方式，其含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通过某种方式引起他人相同的情绪和行动；另一方面为个体对某种心理状态的无意识的、不自主的屈从。感染的实质是情绪的传递和交流，因此相似性就成为感染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感染者的心理基础。作为感染基本条件的相似性包括：情境相似；态度、价值观相似；社会地位相似。相似的社会情境使个体丧失警惕性，缺乏对政治话题的理性思考和分析；态度、价值观相似使个体主动接触政治谣言并加以传播；社会地位相似使个体产生相同的态度，彼此较少戒备和反感，最容易相互感染。
3．模仿
模仿是个体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做出类似反应的行为方式。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研究，模仿不是先天、本能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的。这充分说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模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人接触到无根据的政治话题，便产生模仿心理，他们可能并不关心这些传言是否确切，甚至并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但仍然会采取模仿的行动。法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塔尔德认为，任何现象都是模仿的产物，并提出了模仿规律——即距离规律和接近规律。由此可见，模仿对政治谣言的滋生和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政治谣言的心理防控对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谣言对社会政治生活造成的后果从性质上说是消极的，从程度上说是无法估量的。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谣言轻者会影响生活、情绪与心理健康；重者则可以毁灭政治前途。对于政党、政治集团和国家来说，政治谣言轻者会影响发展，重者则危及生存，甚至被颠覆。因此，防控政治谣言是意义重大的。
（一）政治谣言的客观因素防控
1．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
注重通过正式机构向公众传播权威可信的政治信息，努力使人们对政治信息的需求通过正式渠道得到满足。让人们在了解政治事件真相，消除怀疑心理和不信任感的情况下，增强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接受，增强人们拒斥谣言、依赖正式渠道获取信息的观念，可以达到有效挤压和缩小政治谣言生存空间，制止谣言传播的目的。如及时可信的政治信息通报、持续有力的正面宣传、权威公正的新闻评价都可以增强民众信心，消除模糊政治信息的误导和政治谣言的欺骗。此外，重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增加渠道数量，扩大渠道容量，保证渠道畅通等都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提高识别政治谣言的能力，增强对政治谣言的“免疫力”，有效地避免政治谣言通过非正式渠道泛滥成灾。
2．及时辟谣，提高辟谣技术，指引民众心理健康发展
政治谣言都具有模糊性，但又都极力提供某种直接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沉默往往被理解为谣言内容属实的最好证明。因而要消灭谣言，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及时直接指出其荒谬之处，通过正式机构向公众传播权威可信的情报和解释并进行反证来否定谣言，消除政治谣言带来的焦虑、躁动和不安的心理状态。这种方法直接在信息发出的环节打击谣言，极大地减弱了政治谣言的扩大化。同时，还可以借机提供新的相关聚焦点，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促使政治谣言自然减弱和消失。在辟谣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公众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反暗示效果。在宣传时注意方式，注意听众态度的接受范围和拒斥范围，保证社会心理的健康稳定。
3．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和惩处机制，增加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的心理恐惧感
国家和个人应当重视行政和法律手段在政治谣言防控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和惩处机制。一旦政治谣言的破案率提高，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散布政治谣言责任者的惩处，必然会对潜在的造谣者和传播者造成心理压力，阻碍其造谣目的和造谣决意的形成。目前，我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第291条，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编造恐怖信息等等行为做出有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完善举报、立案、取证、审判、惩处的程序与机制，使之对政治谣言制造者与传播者产生心理震慑作用，也是防堵政治谣言的有效途径。
（二）政治谣言的主观因素防控
1．注重个体心理的早期预防，培养良好的人格
人格是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人格形成因素中，要注重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对个体心理早期预防的影响和培养良好人格的作用。首先，父母应当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环境，以身作则，教育和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帮助孩子塑造面对政治谣言的自我保护能力。其次，学校也应承担起对个体教育的责任。通过学校教育，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提高个体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识别政治信息，懂得自我选择、自我保护、自我控制，避免不良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2．注重个体心理的自我调控、维护和心理卫生
个人应当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环境，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能够积极面对，并自我调节，必要时进行一定的心理咨询。正确地认识政治谣言，对各种形式的政治谣言应自觉地抵御，在政治活动中把握正确的方向，不迷失自我。
注释：
张雷．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政治学研究．2007，（2）．
林之达．传播心理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沈远新．政治谣言: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探索．2000，（1）．
关键词：公民资格 民主 公民 基本权利
西方的民主源远流长，哲人们从词源解析、历史沿革、分类学、民主运行过程、行为分析等不同视角对民主作了深邃细致的阐述。虽然视角的不同使民主呈现出各种表象，但无不流露着对人的深切关怀。从主体角度看，和民主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公民资格”（citizenship）这一概念。
公民资格是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在一定平等基础上所拥有的普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是共同体向各社会群体、家庭和个人分配集体性资源或利益的基础。1647年10月28日，英国国会军军官利尔本（John Lilburne）领导的代表手工业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平等派（Levelers）向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人会议提交的《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则是历史上最早以公民资格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文件。平等派声称公约是为争取“以公民资格为基础的稳固而现实的和平”而订立的，主张解散旧国会，废除国王，政治和法律平等，人民享有普选权，不得损害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等等。［12］《人民公约》被军人会议否决，不久，平等派也被克伦威尔镇压，但平等派的思想却对反抗****的人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斯宾诺莎首次论证了公民资格与民主的关系。在《神学政治论》中，他专门辟出一章来论述“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与公民资格；统治之权”。他认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公民资格是民主政体的基础，“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13］洛克的平等契约思想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则构成了近代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期的卢梭虽然大声疾呼“主权在民”，但他又认为，众多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之后，这个集体就有了自己的意志，即“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14］这样，卢梭的“公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个****利和自由。卢梭的思想成为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所谓“民主”的理论基础。
至此，公民资格开始注入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天赋****成为公民资格的哲学、道德基础，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思想层面逐渐丰满。与思想相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为现代公民资格概念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思想与经验的交相辉映为公民资格概念提供了两大分析维度：第一，现代公民资格是人们在自下而上反抗封建****的社会斗争中产生的，还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诸人民身上的？抑或是上、下的某种妥协的产物？第二，公民资格反映的是个人主义精神，还是集体主义精神？在反抗封建****统治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现代公民资格的发生、发展形成了的英、美、法三种不同传统。
（二）现代公民资格的三种模式
英国公民资格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1689年“光荣革命”的成果《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限制了英王的权力，扩张了国会的权力，同时还宣布臣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请愿自由等基本权利。《权利法案》在英国实现了从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转变，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启发和推动了美、法等国资产阶级争取普遍****和国家公民资格的革命斗争。但该法案并非建立在一种政治哲学基础之上，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英国“个人自由”传统和习惯的确认。并且，《权利法案》把英国的公民规定为英王的臣民，“作为臣民的公民”显示了社会权利的相对扩张，同时也显示了英国公民资格发展的妥协性消极特征［15］。因此，英国的公民资格披着封建君权统治模式所拜赐的臣民的外衣，主要是在国王与国会之间妥协而后自上而下地将权利向社会弥散的，同时，英国从大宪章时期开始就发育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也使其公民资格概念富含个人主义特征。
美国由于早期的殖民者主要来自英国，所以，深受英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主革命过程令托克维尔等人惊叹不已，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现代史上第一个宏观的民主实验场。1776年7月2日，这个实验场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这是美国历史上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的纲领性文件，是组织起来的美国人民关于民选政府的权利的第一个声明。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承认“人生而平等”，并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其理论支撑来源于洛克的“天赋****”思想：首先，“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是人的“不能变更和无从否认”的天赋权利［16］；其次，人们之所以转让出一部分天赋权利而成立国家和政府，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因此，国家和政府权力仅以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限。除了转让出去的一部分权利外，个人还保留大部分自然权利，这就是国家权力无法干预和限制的私人领域，即个人自由领域；再次，即使转让出去的那一部分权利，必要时，人民仍可收回。所以，在个人主义传统和洛克思想的共同影响下，美国《独立宣言》的立足点是个****利至上，这样，美国公民资格概念便是自下而上的斗争与从英国本土传承而来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公共领域’（政治社会）通常用个人自愿参与地方组织的术语来表达。”[17]
与英、美相比，法国的公民资格概念则是一场打破等级森严的宫廷社会的法律、政治垄断的长期历史斗争的结果。1789年革命的成果《****和公民资格宣言》在形式上沿袭了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传统，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寄托于国民，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并都能按其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职；公民享有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等等。
《****和公民资格宣言》体现着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等人的思想。其中，卢梭的“天赋****”和“社会契约”思想对《宣言》的影响尤深。《宣言》以全人类的代言人身份突出和规定了对人类最为基本因而最为普适的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等，不仅在法国摧毁了封建旧制度，而且为近现代世界奠定新的社会政治秩序铺设了理论基石。《****和公民资格宣言》把****原则作为谴责旧的封建****制度、阐明新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出发点。虽然并未对****和公民资格作出各自的定义，但《****和公民资格宣言》实际上按照卢梭的观点，将****理解为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自然的、不可让与的、神圣的天赋权利，而把公民资格理解为人通过“社会契约”或“政治结合”成为国家成员之后以法律予以保障的各项权利，是****即自然权利的政治化和法律化。正是卢梭的思想——社会作为个人的集合，其存在由一个在公民议会制度中代表这个集合的公意所体现——所造就的这种集体化的公民资格概念取向将法国连成一个共和国。法国人不再是君主的臣民，而变成了一个国家实体的平等公民。于是，法国在由君主****国家转化为一个共和国的同时，臣民转化成了公民。英、法两国革命传统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对的公民资格观点——卢梭和柏克。卢梭认为公民资格的生存要求摧毁所有将公民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干预制度[18]。相反，柏克中则说公民资格的本质就在于社会团体的连续性，特别是处于公意主权与个人之间的特定制度和社会团体的连续性［19］。相较而言，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公民资格是自下而上的打着集体主义烙印的公民资格。
虽然英、美、法三国形成了不同的公民资格模式，但这三种模式都是反抗封建****的产物，反映着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张扬。“公民资格”已超越了古希腊、罗马公民资格的内容，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基础，从而有了崭新的内涵。并且，“公民资格”将“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的天然边界，在这个边界里，以****为其政治哲学支撑和道德源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概念诞生了。它成为一个权利集，用马歇尔的话说，就是一组“民事的、政治的、社会的权利。民事权利关涉个人自由，政治权利指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社会权利指参与到文明生活当中。”［20］
随着资产阶级对封建****的胜利和现代公民资格概念的形成，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希腊“民主即人民的统治”这种民主观在现实政治中根本无法落实，这不仅在于国家规模的剧烈扩大，更在于这种民主观本身的空洞，在于其中的公民作为个人应有的自由的丧失以及其权利义务的置换。古希腊那种民主已然沉积于历史梦境，但它留诸后人的是对民主的信任和法治精神以及多数决定这一主权在民的形式体现。现代民主不仅汲取了古希腊民主的精华，而且以尊重公民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以不仅仅体现为政治权利的公民资格为依托。［21］
三 现代民主制的成熟
如上所述，现代公民资格概念的确立，为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塑造了现代民主制度。因此，现代民主制度都以保护和尊重公民个人自由为核心来设计宪法的基本架构。当然，民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力量的激烈博弈，必需经历长期不懈的斗争。如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人”并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未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这些人自然也就没有公民资格。废奴运动持续了近九十年，最终还是通过内战，黑奴才成为自由人。虽然黑人在1869年获得了选举权，但由于受“测验文化程度”和“缴人头税”等的限制，黑人实际上仍被剥夺了选举权。加之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的奋起抗争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全国性民权运动才使黑人的公民资格在1970年《民权法》通过后得到真正的承认。法国《****和公民资格宣言》宣布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法律的制定，但同年12月22日的《纳税选举法》以纳税多少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使两千多万“消极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也被划入“消极公民”的行列，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才实行了普选制。
建立于现代公民资格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制要求普及选举权，在形式上沿袭古希腊，遵循多数决定原则。这曾引起一些政治理论家的忧虑。亚里士多德就曾对多数暴政表现出不满，托克维尔虽然认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 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22］， 但他同时也认为，“说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无疑会造成“多数的暴政” ［23］。所以，他坚持个人拥有不受多数人形成的决定侵犯的自由权利。而人类历史上，“多数的暴政”确实出现过，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即是一例。也正是这为数稀少但害人匪浅的“多数暴政”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为多数决定原则设立“过滤器和安全阀”即实行宪政与法治以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才得以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一致选择。
综上所述，“公民资格”在古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中是不同的，从形式上看，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从内涵上看，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在古希腊城邦，公民资格是城邦统治团体的特权体现，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则是建立在普选权之上的法定成员资格。在古希腊城邦，公民资格仅限于对权力的商议、操作的有效参与中，今天国家公民资格伸展到了经济、社会诸领域。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意味着作为一国公民，无论性别是男是女、无论有无财产，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人或群体享有法定特权；意味着一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得到国家福利支持的权利。
可以说，现代民主制结合了两个基本的政治信条：一个是全民主权，一个是公民个人自由，缺一不可。由于在实践中所有公民对某个问题极少达成一致，全民主权就极少成为事实可能，这两个信条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公民资格意指个人与其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归属于国家并行使对该国事务的决策权，承载全民主权的国家尊重作为个人的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并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提供保障。于是，公民资格成为这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公民资格所及的范围、公民资格中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与否的发展变化都影响着民主的发展，民主的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不论公民资格已经经历了以及正在和将要经历何种发展轨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进程都必然要求个****利得到尊重的公民资格被及基于“人之为人”这唯一条件的所有人身上。惟其如此，民主才是人人称颂和追逐的善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资格构成了现代民主制的坚实基础。我们说某个国家是民主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拒绝强迫其公民只拥有一种美好生活的观念或美德观念，相反，这个国家尊重其公民在自己制定并同意的规则范围内充分的自由。后发展国家要想在民主化道路上取得进展，不可回避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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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政治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法律权利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律对“政治权利”的范围并没有准确的规定，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需更好的完善。文章从宪法和刑法对“政治权利”的不同含义入手，将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与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相融合，对明确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进行探讨。
我国现行宪法只出现了一次“政治权利”一词，即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是，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即哪些权利属于我国宪法上所言的“政治权利”，现行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学者传统上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但这种说法即使不能说违反我国宪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也不能说符合后者。从我国现行宪法出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属政治权利无疑，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否属于政治权利则存在疑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条规定出现在规定政治权利的第三十四条和规定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之间，因此，政治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与宪法的模糊规定相反，我国《刑法》在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54条明确规定了政治权利的范围：“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很显然我国刑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列为政治权利，在一定的时候赋予国家剥夺的权利力，这是否会使宪法中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丰十、游行、示威的自由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是否合理，乃至是否合宪?
以下从一个拟定的案例出发来提出对刑法上述规定的质疑：公民甲因违反刑法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里写了一些非政治性的个人文章，而乙意外得到这些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乙是否存在侵犯甲的出版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没有出版权，这是否意味着甲不存在被侵犯出版权的可能性?权利被剥夺是否意味着没有权利?乙的行为有没有违法?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权利，却被剥夺合不合理?
一、从我国刑法的“剥夺政治权利”开始
我国刑法拥有悠久的历史，封建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政权统治专横，刑法很大程度是为君王服务。到了文革十年，左倾思想长期控制，阶级斗争观念也在法律中体现，大多刑法规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对专业上的研究大打折扣，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界，对于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应该保留，普遍存在有存废的两种观点。主张保留者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的一种，打击以行使权利为名，实为危害丰十会国家利益的人在我国现在犯罪严重的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废除者认为，刑法对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应以宪法明确授予为依据，宪法只在第34条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剥夺，并未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给予剥夺，刑法上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一) 我国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之质疑
我国刑法设立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并由此明确规定了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范围，不仅对犯罪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资格做出了限制，而且也剥夺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人的一定自由，似乎从形式上根除了犯罪分子报复国家社会的途径，降低了犯罪分子再次危害国家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除了剥夺犯罪分子参加管理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利。例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也在剥夺政治权利所要剥夺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利，实际上只是一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所剥夺的权利，既可能是犯罪人已享有的权利，也可能是犯罪人现在暂时不具有但将来可能享有的权利。”犯罪分子拥有政治权利对国家是否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但是刑法中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在法学界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剥夺政治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较严重的刑罚，只有在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内不宜行使政治权利时，才予以剥夺，对一般轻微的犯罪不适用这种刑罚”。
有的学者认为“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比较严厉的刑罚而适用重罪”“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轻刑而适用与较轻的犯罪”。倘若剥夺政治权利是较重的刑罚，当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拥有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他的政治权利的伸展空间将会有多大呢?在监狱或是看守所里，权利适用的范围显然是很小的，它的危害性也相应变得几乎为零。主刑的适用早已起到威慑社会及惩罚犯罪的目的。倘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是一个较轻的刑罚，罚金刑与短暂的自南刑比起剥夺政治权利是否更具有说服力呢。而且认为犯罪分子会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危害国家，是否又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无疑，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权利范围
刑法中被剥夺的政治权利是否就是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剥夺言论自由的范围应比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围小。它不能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划等号，应限定在政治性的内容的范围内。”有的学者认为，“把剥夺政治自由限定在政治性内容的范围之内，是正确的，但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刑中所要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是错误的，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也是指公民具有发表政治性言论的自由，而不是一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直接界定政治权利的范围，但一国法律体系的概念应当是统一的，宪法学者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作为政治权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至今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一般情况，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政治生活权利的刑罚方法，包括和文学有关的出版权。根据《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说明对于非政治性而又对社会无任何危害的言论不应该受到剥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应该享有非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和《刑法》对权利的规定无疑有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法律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但是“规范”并不是制定法律之“目的”，而只是为以“和平的方式”获致人间之“公平”的一种手段，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实现才是最终之目的所在，法律之“手段”的“地位”使它应受到“目的”的节制，以避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将法律用其最终目的的剥离，而专为“规范”而“规范”。宪法是国家的“母法”，是为追求平等、民主、自由，保障人权而制定的，在社会发展中趋向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符合法律发展趋势。宪法是控制“手段”的手段，将个人法益列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应法律社会对重视人权的趋势，符合法为人服务的思想。刑法是国家最后的保障，有其强烈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以国家利益、社会影响为最终标准，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以国家法益为重的思想。
不管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如何我国现阶段都使之体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法益的色彩，而一定程度上使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处于不被保护的状态。笔者认为刑法的制定应该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刑法过分地将国家法益高于无危害性的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了刑法维护统治秩序，不择手段，难免会使刑法成为政治的附庸，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使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继续受到摸视。
二、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一般不存在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可以在众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毫无疑问地明确规定了人们的言论、发表主张、集会、结社的自由，再让我们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中对这些自由权是如何限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不对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的道德、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和影响，人们是可以广泛自由使用自己的权利的，并且他人也应对侵犯其权利承担责任。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第l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一)英美法国家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l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方式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在英美法国家，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法律高度存在，个人权利至上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公民最大的权益，并对这些权利予以很好的法律保护，让人们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发挥。刑法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是具有针对性和有限性的。英美法国家的刑罚种类一般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有些学者认为，英美法国家的资格刑很大程度地等同与我国的政治权利。英美国家的资格刑分为褫夺公权、吊销驾驶执照、禁止令、建议驱逐出境。其中褫夺公权中褫夺的就是政治权利，但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分子恢复自由，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大多为一些担任职务的权利，并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加以刑法上的剥夺。在禁止令中，包括禁止出入公共场合令，禁止出入体育比赛场地令，禁止持有武器弹药令，也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做出限制。
(二)法国
《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法国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以滥用权利造成危害或影响才负担责任，而不存在为防止滥用权利而先对其剥夺权利的情况，严格控制了刑法的适用范围。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中也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是针对每一个犯罪行为附带地加上各种适用自然人之附加刑，大大细化了惩罚的手段，对每一种惩罚做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很好的限制了公权利的滥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犯罪人的利益。
(三)德国
身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法律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受其历史影响，比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限制更为谨慎，即便是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章基本权利中第5条，第8条，第9条，第l0条，第14条，第16条也规定了公民出版、讲学、集会、结丰十自南权，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财产权，庇护权等一系列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在第l8条规定“凡滥用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第五条第一项)、讲学自由(第五条第三项)、集会自由(第八条)、结社自由(第几条)、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第十条)、财产权(第十四条)、或庇护权(第十六条之一)，以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应剥夺此等基本权利。此等权利之剥夺及其范围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之。”由此可见德国与法国运用的是同一种理论，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的唯一情形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滥用权利，否则这些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
《德国刑法典》中刑罚主刑为自由刑、罚金刑、财产刑，在附加刑中，第44条禁止驾驶，只是规定“犯罪发生于驾驶机动车时，或与之有关或由于违反驾驶人员的义务，而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法院可禁止其于街道驾驶任何或特定种类的机动车”。在第45条中只是规定担任公职资格、被选举及选举权资格的丧失，最高年限也只有五年，而且对剥夺犯罪人公权力的规定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一种“附随后果”。由此可见德国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力度也是可以在限制国家的公权利的行使中体现。
(四)其它国家
在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典》第三节规定了剥夺权利刑，第39条“以下刑罚属于剥夺权利刑：(1)完全剥夺权利；(2)特别剥夺从事任务、公职、职业、职位、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是父权、亲权、保护权或者监护权以及选举权等任何其他权利；(3)暂停任务或者公务；(4)剥夺驾驶汽车、摩托车或者机动车执照；(5)剥夺持枪权利；(6)剥夺在某地定居或者去往某地的权利，禁止接触被害人、其家属、法院或者法官认定的其他人，禁止与以上人员交往；(7)公共劳动。”其中“完全剥夺权利”在第41条中规定“完全剥夺权利对服刑人所拥有的荣誉、任务、公职，无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均确定地剥夺。”在有剥夺权利刑的西班牙只有对一些管理性政治权利、选举及被选举权、有一定潜在社会危害性的自由权利进行剥夺，并没有任何规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条文。
而在1974年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中都只规定人身自由刑、罚金刑，不以任何方式剥夺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刑罚。在《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中第53条规定的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为死刑、徒刑、没收财产、罚金、鞭刑。在《泰国刑法典》第l8条刑罚的种类为死刑、徒刑、拘役、罚金、没收财产。在《日本刑法典5中规定刑罚的种类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名誉刑、财产刑以及附加刑，在日本附加刑也只是没收财产。
综上看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公民的权利都极为重视，对剥夺的公民权利都依具体情形作了严格明确的限制，对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刑法上也是比较少的。
三、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理念
法益是一种对权利的延伸，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传统地置国家法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社会法益不过是作为多数人的法益而受到一体保护，国家法益则是作为保护个人法益的机构的法益而受到保护”，人们的呼声日愈高涨，法律维权意识也相应提高，社会正由一种国家法益一一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结构向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形势转变。宪法较多地维护个人法益，刑法则以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居上。刑法上“剥夺政治权利”一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处于政治权利与非政治权利的不伦不类的状态，明显地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
四、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重新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自由刑，显然采用了“盖然性占优势”的原则，为惩罚犯罪，所谓的消除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剥夺犯罪人的正当权利，与刑法理论上应采用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相悖离。据此，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一)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为“有危害性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将这些权利用“社会危害性”来加以合理的限制，使它符合刑法的基本构成要件。
(二)1982年宪法把公民的通信白由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分割开来，新宪法施行后，通信自由就不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嗣之中，从剥夺政治权利刑中独立了出来。以此为例，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像通信自由一样独立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围，严格限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范围，放宽和强调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更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权力。
(三)废除政治权利刑，增加资格刑，限制、细化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最大程度地削弱法律的政治化，让刑法更好地贯彻“排除合理性怀疑”，让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能有更大的余地，使个人的法益在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化，顺应世界法律发展潮流。
按儒家的理解,治国过程既涉及贤与能,又需要循乎一般规范或普遍之道,二者彼此关联而又相互作用。《孟子?离娄上》载,在谈到为政过程时,孟子指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规矩、六律作为准则,规定了应当如何做,同样,仁政作为先王之道的体现,也蕴含着治国的程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将“道”与规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以普遍规范的意义。“仁”首先表现为道德理想,规范则关乎政治实践的操作活动和规程。在这里,与仁政的道德理想相涉的贤德与如何行道(如何按道而行动)的能力,呈现了一致性。在儒家看来,规范的制约并非仅仅表现为形式化的理性操作。以治国过程而言,其中所运用的规范,往往与道德人格相联系。《孟子?离娄上》谓:“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规矩本来是工匠测定方圆的准则,引申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圣人则指完美的理想人格,作为完美的人格形态,圣人不仅包含内在的贤德,而且具有安平天下的能力。我们从《论语》中已可看到孔子对圣人的以上理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显然已不限于内在德性,而是同时关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能力,以此为圣人的特点,表明圣人以相关的品格作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孟子将圣人与规矩加以对应,其中蕴含如下含义:在“为君”、“为臣”这一类政治实践中,行为规范可以取得完美人格的形式;或者说,完美人格能够被赋予某种规范的意义。当圣人成为效法对象时,他同时也对如何“为君”、如何“为臣”的政治实践具有了范导、制约的功能。以完美的人格(圣人)为政治领域的存在形态,内在的贤德与体现于“为君”、“为臣”这一类治国活动中的能力进一步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把完美的人格引入治国的政治实践,既意味着确认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也在一个更为实质的层面肯定了“贤”与“能”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包含着“贤”与“能”的区分,这种区分如果过于强化,则在逻辑上蕴含着二者导向分离的可能。以既“贤”且“能”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品格,其内在意义之一似乎在于为避免导致以上分离提供某种担保。由以上观念出发,儒家对自我的修养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就个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而言,儒家首先强调个体的本位意义:“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身或个体的这种本位性,决定了修身对于平天下的重要性:“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②。平天下属于广义的政治实践,修身则是个体的道德完善;以修身为平天下的前提,意味着政治实践无法离开以贤德等现实表现出来的道德之制约。基于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儒家对善政与善教的不同特点作了考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政”侧重于法制,“教”则侧重于教化。法制的实施,对人具有震慑的作用,使人惧怕而行为谨慎;教化则通过对人的引导,使人心悦诚服,真诚地认同、接受社会、国家的约束;前者具有强制的性质,后者则是自愿的,所谓“畏之”、“爱之”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在孟子以前,孔子已区分了“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这里也涉及两种治国方式:其一,用法制约束民众、以刑律统一民众意志和行为;其二,以道德规范引导民众、以礼义统一其观念。孔子所倡导的是后一种方式,在他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通过教化可以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以上看法体现的是如下治国进路:通过培养、提升人的内在德性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之相联系,贤德在政治实践中也呈现双重意义:它既意味着为政者自身形成完美的德性进而以德治国,也表现为提升被治理者的品格,从而使其自觉合乎社会的规范。以善教制衡善政,主要侧重于社会之维,就个体而言,则有天爵与人爵之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⑤。天爵以贤德为其内容,人爵则涉及现实政治法律制度中的社会身份、社会等级。在孟子看来,社会成员不仅是法制关系中的人,而且也是道德关系中的存在;人爵所代表的社会等级或法制关系中的存在形态,应当以天爵所体现的道德存在方式加以引导和制约。这里儒家已注意到,仅仅以法制意义上的身份、等级为存在方式,无视或否弃社会存在中的道德面向,则将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总之,儒家认为,仅仅关注“善”,与仅仅关注“法”,都难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孟子?离娄上》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道德的规定,“法”则泛指普遍的规范、制度;前者侧重于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所谓“责人”,后者则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要求,所谓“责己”。当然,对孟子而言,尽管二者都为治国过程所不可或缺,但“责己”或“善”似乎居于更为主导的方面。《孟子?离娄上》载:“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难看到,在德性优先的前提下确认“善”与“法”的统一,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从贤与能的关系看,“善”首先涉及“贤”,法治过程则更多地与“能”相联系,与之相应,肯定“善”与“法”的统一,也意味着确认“贤”与“能”的关联。
相对于儒学,现代政治哲学似乎趋向于将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机构以及更广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在狭义上,公共领域介于国家权力机构与私人领域之间;在广义上,则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机构都与私人领域相对。在这种分野中,道德(包括德性)常常被视为私人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能力则往往被理解为与国家权力机构及公共领域相关的规定。对现代的政治哲学而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一个按一定规则、程序而运作的过程！,其间固然需要运用能力,但并不涉及品格和德性的问题:后者仅关乎个体性或私人性的领域。然而,如前所述,从贤与能的关系看,贤德与能力都内涵二重性:贤德既呈现为个体性的德性,也具有社会及公共的指向;同样,能力既服务于社会政治及公共领域,又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并与个体自身德性的提高相关。贤与能的以上关联,一方面表明私人领域与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无法截然分离,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活动无法离开个体的品格,包括其内在贤德。社会政治的运作无疑需要体制、规则、程序,但体制以及政治活动的背后是人,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离不开其背后的相关主体:正是政治实践的主体,赋予体制以内在的生命,并使实践活动的展开成为可能。作为具体的主体,人既需要具备相关的能力,也应当有道德的素养,从宽泛意义上的仁道、正义,到与权力运用相关的清廉、自律,等等,这些内在的品格或贤德在不同的层面制约着政治领域的活动,并从一个方面为体制的合理运作提供担保。
广而言之,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不仅关乎实践主体的内在品格,而且与处理主体间(人与人)的关系相关。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语?学而》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又包括社会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面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颁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孔子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孟子同样对“和”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着名论点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如果将贤能政治作为社会 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政治模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将注重之点放在政治领域中的人以及人的内在贤能之上:通过“选贤与能”,让有能力和德性的人处于政治管理的不同岗位,由此为政治实践的展开提供担保。
如上所述,传统儒学区分“贤”与“能”,强调“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试图由此形成“贤”与“能”之间相互制衡的格局。然而,从逻辑上看,“贤”与“能”的这种分野,似乎将导致德(伦理)与政(政治)的分离:政治领域的治理仅仅与能力相关,社会荣誉则归于贤德,治世之能臣与道德之贤人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尽管前面已提到,儒家对政治实践的理解以肯定道德作用为内在特点,其强调人格(圣人)的规范性,也包含扬弃贤能分离的意义,然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观念却在逻辑上蕴含以上的分离,二者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就现实的形态而言,政治中的人作为具体的实践主体,总是既有能力的规定,又有德性之维,二者都制约和影响着政治实践:“在职”需要贤德,“在位”也离不开能力。政治实践的主体在体制运作与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乃是通过“贤”与“能”的统一而实现的。以既“贤”又“能”者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无疑有助于体制的合理运作和政治领域治理活动的有效展开。然而,这一视域中的贤能政治,本身并不能与政治体制相分离。首先,如何能够使既“贤”又“能”者走向政治实践中心或成为政治领域的领导者?贤能者固然是比较理想的政治实践主体,但仅仅凭借其自身的“贤”与“能”,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成为政治领导者:这里显然需要体制层面的担保。唯有通过比较完善的体制设计以及相关的程序运作,才能为贤能者登上政治舞台提供前提和条件。在这里,形式层面的体制、程序与实质层面的主体品格(贤能)并非互不相关。就政治运作的过程而言,贤能者在成为实际的政治领导者以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避免自身蜕变的问题。“贤”与“能”作为人的内在品格,并非永恒不变,权力既可改变社会,也可以改变权力的掌握者。如历史过程一再表明的,权力如果失去监督或制衡,便常常会导致腐败。贤能者在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之后,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化。正如贤能本身无法担保贤能者走向政治中心一样,贤能本身也难以保证贤能者永远保持“贤”与“能”。这里,同样需要体制的制衡:为了避免贤能者在拥有政治权力之后发生蜕变,体制层面的监督、制衡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诗歌 意象 翻译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传统的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翻译者主要是从诗歌的语言学途径、文化途径以及诗歌的诗学途径这三个主要途径进行翻译研究的。但是，在诗歌中蕴含有大量的独创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思想内涵的体现，是语言文化的精髓，对整个文学作品的成功表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要充分地结合古典诗歌的语言和文化来对诗歌作品进行翻译，特别要注重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的意象翻译部分。
一、诗歌意象翻译的主要原则
许渊冲在其所著的《谈唐诗的英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对唐诗的翻译要尽量保留诗歌的本来面貌，尽可能地保留诗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在诗歌的三美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诗歌的“意美”。因为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两种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差异，很难达到诗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完全翻译。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想要充分地考虑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尽可能完美地达到原诗的准确翻译。由于汉语与英语在发音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文讲究抑扬顿挫，在中文中包含着四个声调，这四个声调基本上组成了中文的所有词组。而英文与中文的发声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多音节的词汇，所以英语单词在发音过程中有着上千个音节。在诗歌的格律押韵上，汉语诗歌的格律押韵主要为“平仄律”，而在英语诗歌的格律押韵主要是“轻重律”。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翻译人员如何用系统简洁的语言来实现诗歌的源态翻译，努力用不同的语言种类来展现诗歌原本所表达的“意美”和“诗境”。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音美”和“形美”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诗歌的“意美”所表达的是诗歌的深层次的意思，每个人对诗歌的“意美”都有其不同的理解。“意美”被人们称作语言背后的语言。所以，翻译人员需要对两种语言结构都要了解，对于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世界进行融合，寻求其中的共通之处，才真正能够达到诗歌的意象翻译。
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比较讲究意境美，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最能够体现意境美的非诗歌和散文莫属。这些作品的意境主要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体现作者当时的心情。意象的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表现力，可以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和思想进行物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融合到客观事物当中。意象是展现诗歌魅力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评价一个诗歌文学价值的主要评判标准，体现出诗人的主要风格特征。
二、古典诗词中意象的英译策略
在中国的古代诗词中，词汇具有超脱语法规则束缚的极大自由。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呈现出必要的事物和意象，不用或者很少进行加注和注释。然而英语词汇则是抽象的字母构成的语言符号，严格的语法规则使得具有缜密细致、分析演绎的特点。因此，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的时候必然要受到英语语法规则的种种限制，比如名词和代词的数和格，动词的语态和时态等等。如果在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没有及时处理好以上的问题，那原诗中的意象就会损失大半，甚至是“味同嚼蜡”了。
（一）直译数字法
此种翻译策略主要适合诗歌中一些数字意象。由于安于古典诗词和英文诗歌中都有运用模糊数字来渲染气氛或者进行夸张，那么进行直译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比如：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Be sure to seize the night and day.
在例句中，“一万年”直接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years”。可以说在意、行、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对于模糊数字的翻译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直译，另外还可以采取省译、减译、增译、和改译等多种方法，只有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才能将模糊数字运用好。
（二）典故加注法
古典诗歌的翻译几乎很难做到完全对等，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差异；另一方面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古典诗词简约、委婉、含蓄的问题特征决定了典故、隐喻等修辞手法的广泛运用。由于对典故的理解有障碍和知识的空缺，翻译经常采取忽略的态度，然而谨慎的翻译工作者一般采取加注（加注和尾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李商隐的《乐游原》就被许渊冲翻译成为：
On the Merry―Making Plain
加脚注：
“The merry， ― making plain，situ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capital （present--day Xi’an），was the site of the tombs of five emperors of the Han Dynasty”
说明“乐游原来是位于首都（现在的西安）东南面，是汉代五位皇帝的陵墓所在的地方。虽然并没有完全传达出原诗中的文化内涵（乐游原即是乐游苑，地方名，长安城的最高点。汉献帝曾经在此建立乐游庙。每年的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很多人都登楼赏玩。到了唐代，就变成为乐游原），并且翻译得很笼统，不像地名，，但是童谣表达了主要的含义――古代遗址，游玩之地。对于典故的加注，可以弥补原来意象的缺失，使译文读者对原文可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文化空缺转换法
对于古典诗词中隐喻和意象的翻译，很多译者都采取转换的办法。比如把“黄花”转换翻译成“chrysanthemums”，“红豆”翻译成“love seeds”。原因就在于：汉语中的黄花和红豆都属于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蕴涵词，汉语读者很容易发生联想，但是英语读者却很难从“yellow flower”与“ red beams”中获得丰富的想象。所以，对于意象的英译，有必要进行不同的转换办法，所以译者也会采取不同的转换策略。所以，这种顺应语境的转换翻译就会减少对原文的误解，加深读者对原诗的理解。
（四）意境释译法
一首令人称颂的诗歌，往往是意中有境，，情景交融，境中寓意，读者读后沁人心脾，耐人寻味。刘禹锡曾经说过：“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和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都是在说明竟境是一种含蓄美、朦胧美和模糊美。译者和作者神思契合，译者之“我”与作者之“我”浑然一体，才能再现原文的“意”与“境”。不然，译者就会局限在原文的形式之中，译文也将会貌合神离，韵味全无。对于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原诗中作者通过“珠有泪”、“玉生烟”等意象来抒发自己的哀愁和纯洁，原文里的含义非常模糊，对诗文的解说更是历来众说纷纭。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境，感染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无尽想象的空间。各种译本都采用了释义的翻译方法。
三、结束语
诗歌是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其中包含着众多的意境。对于诗歌的英译工作，我们要灵活运用，使译文能够更加生动传神地传达出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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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东风 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应论[A].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谈《论语》理想人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江西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工处刘文萍
摘要：通过深入研究《论语》可以发现，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而是“君子”。“君子”，既是孔子《论语》中的主体，更是孔子《论语》的理想人格追求，这彰显着丰富的思想教育理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君子 实现价值
君子人格的理想构建，即基于对“礼”的合理性与“仁”的主体性的价值认同，通过道德的修养去完善人格，是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对“礼”的自觉维护的一种预期。立足于现实生活实践，完成对君子人格的模式设计和对人的现实人格的价值提升，即是孔子《论语》思想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也是其所能够引领儒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前进方向的深层原因。《论语》的理想人格我们应该从中批判地继承，使之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
一、对《论语》中的理想人格进行批判地继承
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直都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体系都是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通过它来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而且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文化形态逻辑上的起点，其中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丰厚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其中在塑造人的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思想道德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李泽厚先生曾在《（论语今读）前言》中讲到：“我至今读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儒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在《论语》中，孔子理论的中心就是仁，通过仁提出了不同层次的人格修养的思想，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有恒者、善人、贤人、惠人、成人、士、君子、圣人。这些对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立身行事的准则，同时也对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人格理想思想的构建，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延伸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在《论语》中所强调的“君子”的理想人格已经在数千年历史下根植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人施加影响，使其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下研究人格标准，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变得非常有必要。
二、理想人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价值
（一）“君子”型理想人格内涵
孔子所塑造的“君子”型人格是一种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人格，这种人格包含着两个层面：首先是圣人，圣人是孔子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圣人就是道德、智慧与功绩都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人，其次是君子，君子是道德品质高尚，在精神上有着很高的境界，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两个层面之中，孔子最为极力倡导、推崇和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典范就是“君子”，因为“君子”是更符合现实的理想人格，而“圣人”则是人们对理想人格想象中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论语》中前后“君子”这个词汇出现过100次以上之多，通过《论语》中的一些对话，以及对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论语》对“君子”的一种理想人格勾勒，给我们呈现出君子的文质彬彬，君子的乐而忘忧，君子对仁义礼智信做到极致的一种修养，有仁爱的广阔胸怀，有中庸的处世准则，有严谨的礼仪规范。总之孔子倡导的“君子”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由内部的思想意识到外部行为的表现。
（二）“君子”型理想人格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君子”型“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都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个体发展，其次是社会进步。所以从这两方面以批判性的态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君子”型理想人格的价值实现，继承有价值的根本精神。
第一，“君子” 型理想人格的个体价值体现。一是有助于激发人的精神动力。“君子” 型理想人格，希望人能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论语》中就有所体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些话都是在弘扬人的主动意识与进取意识，将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植入于人的思想中，对于激发人的精神动力还有主观能动性有很大的作用，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帮助人们战胜挫折。还有助于塑造健全的个体人格。
第二，“君子” 型理想人格的社会价值体现。一是政治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伦理精神。“君子”型理想人格的特点是“内圣外王”，把自身心性的修养体会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礼治，行道于天下中。“以天下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外作为君子，要重视德的完善，这样对以德治国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第三，“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局限性。由于孔子所处的时期，生产力落后，人们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水平有限，“君子”型的理想人格也受到影响，所以在今天不是完全能被适用。一是建立在道德理想状态的理想人格，只能是少数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人的理想人格，过多关注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而忽视外在的方式方法，价值理性突出但是工具理性不足，所以只具超越性，不具现实性，二是这种人格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三是“君子” 的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的是“私德”而缺少“公德”，在政治上更多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不利于社会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三）《论语》理想人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论语》中关于“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塑造所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有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尽管在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粗糙，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我们应该对合理的地方肯定并且发扬，提高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对“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分析，对我们现如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如何积极探索新途径、新办法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都有很大的帮助，以“君子” 型理想人格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用这种儒家的“君子”型理想人格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传统经典在整个民族中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总结：
我们要以“君子” 型理想人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施加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效果是真诚接受与自我改造，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儒家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及效果上都证明了这一点。强调人的自觉修养，正是孔子在塑造理想人格中对于君子的要求，这种自我教育的方法，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巩固思想政治的成果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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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理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权力
一． 关于特里・伊格尔顿及其《文学理论导论》
特里・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诸多有关文学理论的观点在其著作《文学理论导论》中都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该书中，他系统介绍了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著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批评主线，贯穿书中涉及的所有理论，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味。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中，他说道“对于按照某些与政治信仰和行为有关的价值来阅读文学原文的‘政治批评’，我并不准备进行辩护；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在这些事情上诚实总是更好一些(p.182)。”因为这并不是一种“非政治批评和政治批评”之间的划分，而是“不同政治形式间的区别”。换句话说，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带有某种政治倾向。
1. 政治 文学 文学理论
特里・伊格尔顿明确指出并不是他非要把“政治拖进文学理论”而是 “政治就像南非运动的情况那样，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存在（p.169）。”
从最基础的问题――文学的定义开始，特里・伊格尔顿就对各种形式的“纯”理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些理论寻求一种名为“文学”的稳定的实体作为其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称其为“纯”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将其探究的范围局限于对文学性的寻求，而忽视或者敌视更为广阔的语境。与其相反，特里・伊格尔顿否认名为“文学”的稳定实体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各派理论家都竭力为其定义。而特里・伊格尔顿通过细致的分析逐一瓦解了他们的定义。 首先，他认为“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分不可能行之久远。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毫无疑义在文学的队伍中，真实的和虚构的内容并存。“我们自己关于‘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对立根本不适于早期冰岛传说。”其次，他批判俄国形式主义将 “离间的”或“陌生的”效果视为文学语言特有的本质。他论辩道“甚至十五世纪纯属‘散文体’的著作，由于它的古风，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也像‘诗’一样。(p.4)” 只要基于足够的真实性，任何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离间效果。至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非实用主义”叙述的观点，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这种定义文学的方法其结果是“对文学的解释变成了人们决定怎样去阅读，而不是所写东西的本质。(p.7)”最后，伊格尔顿指出不可将真实性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之所以不可将文学视为拥有稳定实体的，得到高度评价的写作，是因为价值判断本身极易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文学并不具有稳定实体。
特里・伊格尔顿并不就此却步，他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即意识形态。从他对英文研究发展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认为如果有人需要对十九世纪晚期英语研究的发展作出唯一的解释的话，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宗教的失败。”因为宗教是进行意识形控制的利器，维多利亚时代的统治阶级视其日渐陷入僵局，极为焦虑。 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可与之匹敌的武器：英国文学。就此，牛津早期的英国文学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就职演说中评论到，“英国得了病，……英国文学一定要救它。教会已经失败，社会医治缓慢，英国文学现在有三重作用，我认为它仍然给我们享受和教育，但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它拯救我们的灵魂，治愈这个国家。(p.20)” 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就是一种意识。（p.19）”
在摧毁了文学实体的根基后，特里・伊格尔顿开始向文学理论进军。文学理论理应反映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本质，因此文学理论可依据其特有的研究方法或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然而，由于作为文学理论对象的文学经论证不具有任何区别性，稳定性特征，或者说只是意识形态而已，那么，文学理论自然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在一个承认文学是一种幻想而开始的过程里，最后的逻辑发展必然承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想。各个批评流派之间的差异之大，之复杂远远超过了它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诸如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无法拥有什么一体性和本体使得文学理论充其量只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p.178)。”人文主义批评，伊格尔顿认为，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最终也是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并不是“按照某些与政治信仰和行为相关的价值来阅读文学原文的‘政治批评’；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p.182)”“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p.184)”
2. 政治 文化
在该书的结尾，伊格尔顿将政治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文化。他说“我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是“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是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p.170)”
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例如，“帝国主义不仅剥削廉价劳动力，原料和易获利润的市场，而且还灭绝语言和风俗习惯DD不仅强迫接受外国的军队，而且还强迫接受外来的经验方式。（p.187）” 这些论述无过于要反映这样的事实：文化与一个人的共同个性密不可分，根本无需讨论它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实际上，在任何把个性和关系看得极其重要因而加强注意实际经验和身体语言的政治里，文化没有必要论证它与政治相关的方式。这同样适用于对这些意识形态机构进行民主控制的“文化工业”以及正在迅猛出现的寻求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机构的工人阶级写作运动。 因此，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的“修辞学的重新创造”，或者可以称为“文化研究” 与“保持或改革我们现存的权力制度密切相关。(p.183)”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有意或无意的政治意识。（陆，王.p.125）”
二、特里・伊格尔顿政治权力运作观的特点
1.关于文学
在动荡不安的阶级社会里，当宗教不再能够提供弥合社会缝隙的黏合剂－－参考价值和基本信仰，“英语”就被建造为一个学科，继续这一使命。这一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人物就是马修・阿诺德。特里・伊格尔顿介绍阿诺德的天才贡献时，不禁赞叹其设计的中产阶级控制同化工人阶级的权力运作机制的“真正魅力”。 他称赞阿诺德标新立异，开诚布公。阿诺德毫不矫饰的认为中产阶级应被赋予“他们国家最优秀的文化”和“一种伟大和高尚的精神”。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的教育一定主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关心绝非“不带偏见”。真正的原因是“如果不抛给大众一些小说，他们便可能建起一些街垒进行反抗(p.21)。”
从这些部分，我们可以发现特里・伊格尔顿精英主义的痕迹。作为少数的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控制，操纵，同化只能沦为被动无助的傀儡的下层大众。正如，“高等教育的文学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组成部分(p.174)”。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员，与其说是学说的提供者，不如说是某种话语的守卫者。有些著作被选定为更顺从这种话语而不是其他话语，那么这些便是被称作文学或“文学正典”的东西。 来自上层的统治权力通过批评话语和权威的文学体制对文本进行选择，加工，修正和重写，使其符合其标准。
结果，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理论经常会暴露其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密谋，其精英主义，性别主义或个人主义；案发地恰恰是其认为适用于文学文本的“美学的”或“非政治的”语言。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做出下这样的结论：就伊格尔顿而言，权力源自处于社会高层的统治阶级，用于控制下层平民大众。
2. 关于文化
至于文化和政治的联姻，特里・伊格尔顿列举了世界上现存的四大运动，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妇女运动，文化产业和新兴的工人阶级写作运动。
这四大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文化研究中权力运作的基本特点。首先，文化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化实践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目的是“理解并改变所有的统治性社会结构(Sardar,p.9)”。 其次，“去中心化”和“非殖民化”是文化研究实践的意义所在。“反对挑战传统统治建构也是一种政治姿态.(Ben Agger, p.5)”。再次，文化研究探讨各种形式的政治，涉及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Tony Bennet. p.28)。 最后，文化是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决斗场。文化研究带来的只是来自“他者”的威胁 (Said, p.13)。
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妇女抗争作为第二性所带来的压迫，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自边缘到中心以及工人阶级写作运动对正典文学定义的质疑和挑战都显示出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下层社会和边缘群体的冲突。
文化研究的对象更注重这些领域的文化实践而非享有特权的正典话语。 这些实践采取的方式来自底层被压迫的群体的反抗而非来自上层的镇压和控制。权力源自散居的个人和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而非拣选的统治者和强硬的社会体制。
三、结论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知，特里・伊格尔顿坚挺其西方马克思主义信仰。其对任何艺术作品的批评都自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特色。他欣喜地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如今即使一些非常保守的批评家也不再固守原来的观点，即认为激进的理论家歪曲意识形态，只有他们才能认识到作品的本真面目(p.207)”。
从他对文学的详尽论述到他对文化的介绍，尽管分析的对象和工具不断变化，但都与权力和政治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政治和权力的内涵。先是由少数人占有，而后扩散在平民大众之中；前者源自上层，后者发自草根；一方强调统治镇压，另一方极力斗争反抗。
因此，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的内涵随特里・伊格尔顿的叙述若不是发生了分歧，至少也经历了转变。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尽管伊格尔顿依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阵营中，其精英主义观念已经在不觉中发生动摇。
参考文献
[1]陆扬，. 文化研究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 Agger, Ben.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M].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3]Bennet, Tony.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M]. NSW: Allen&Uniw. 1998.
[4]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5]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London: Vintage. 1993.
[6]Sardar, Ziauddin. Cultural Studies for Beginners[M].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8.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On Terry Eagleton’s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Abstract】Terry Eagleton , with strong belief in elitism,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estern Marxist School. For him, literature is no more than a branch of social ideologies. As a consequence, literary theories that take literatur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re also ideological. Bot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wer and manipulated by the ruling minority. These views are epitomized in his book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the Conclusion, he introduces cultural studies and points out four important movements. During this process, Terry Eagleton’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nd power has undergone some transition, even to the extent of opposing to his elitist standpoint.
【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elitism, ideology, power
作者简介：
关键词：诽谤罪；言论自由；立法；民法调整。
2009年2月初，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了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卖淫嫖娼等。
其三个帖子未标注浏览量，另3个加起来的浏览量为79。帖子发表后郭峰向当地警方报了案。2月8日，曹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执行逮捕，7月3日，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对段磊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1］。
诽谤，是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诽谤”一词，由来已久。其原意为非议、指责过错，亦有毁訾谣言之说。《说文通训定声》言：“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曰讥。”可见诽与谤之含义略有不同。
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是指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和名誉，侵犯的对象是特定的人或可推定的人。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观方面有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本罪属亲告罪，即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外，告诉的才处理。然而，由于诽谤罪的立法缺陷，网络发帖、品评时政或发贴举报官员，这种正常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却被控诽谤罪的案件时有发生，背后更有公权的介入。公安机关对诽谤者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移送法院起诉，一旦媒体曝光后，案件就不了了之。如重庆彭水诗案、河南的王帅和师喜照案、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走女记者案等等。这种做法，既是对《宪法》赋予的公民监督权的漠视，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对此，为了防止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2］。因而，笔者试图从宪法、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角度分析诽谤罪的立法缺陷，提出加以完善的建议。
一、从宪法层面，看言论自由和诽谤的界限。
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晴雨表。言论自由是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言论自由为重要的宪法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规定，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之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19条中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3］。同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如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8条规定，禁止任何人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等。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权。但历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将此条规定的解释为：言论自由权的运用以不致妨碍其他宪法条文之规定者为限，任何出版物的刊行和言论的散布，以不得恶意诽谤政府或企图颠覆现政府的存在为限。言论自由权是精神自由在政治自由中的表现，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自由、平等思想的切实体现。言论自由居于政治自由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其他政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的状况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随着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言论自由作为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已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言论自由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含义虽有差异，但其核心内容是公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国一直重视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1954年、1975年、1978年以及1982年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时，可以通过出版、集会、结社、旅游、示威、学术等活动来广泛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得利用言论自由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宁；不得利用言论自由对他人的人格尊严进行侮辱诽谤。
其次，言论自由权在我国还重点
[1] [2] [3] [4] [5] [6]
体现为公民的监督权。监督权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宪法》第条规定了公民对他们的批评权、控告、检举权、申诉权，《宪法》及其他法律还规定了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批评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有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建议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权利。批评建议权的行使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控告权就是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指控的权利。
检举权是指公民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向有关机关揭发事实，请求依法处理的权利。申诉权就是指公民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判决，或者因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受到侵害时，受害公民有向有关机关申诉，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对于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今年月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南方都市报》
撰文，从言论自由、官员应当容忍批评意见，以及诽谤罪构成要件等方而进行深刻剖析，认为不能再以诽谤罪限制网民发言。
再次，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于涉及舆论监督的言论，如有片面、偏激或者其他不当，应当予以适当的宽容，而相对义务主体的名誉权保护，则应予以适当的弱化。官员和“公众人物”在名誉权保护方面的适度退缩，虽然还没有成为规定，但是在审判名誉权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尺度以内，也有所体现。公民利用互联网行使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批评权是不是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同样，在网上诽谤案件的审理中，也应该体现寻求言论自由和保护名誉权的平衡原则［］。最后，侮辱诽谤与言论自由虽从本质上不同，但也不如楚河汉界般泾渭分明，研究言论自由的法理外延将帮助人们追寻这两个概念的根本不同。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对权力和权利的限制，而权利和权力的特征本质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对利益的追求是每个心智正常的人的合理且正当的诉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掌握好自己追求的界限，而言论自由也必然会遭受到诸如此类的滥用：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进行诽谤、侮蔑、陷害，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广散谣言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等等。因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就成为制约这些不安分因素的有效手段，不安分因素乃是诽谤罪触及自由言论之底线［］。
二、从立法层面，诽谤罪宜由从刑法调整改由民法调整。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英美法系，诽谤案件都是按民事程序审理。笔者以为，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诽谤罪宜由民法调整。
首先，诽谤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名誉权，其内容往往涉及个人隐私，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适宜用私法调整，由当事人自行调解处理，以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利益和关系。国外诽谤法的发展经历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压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在美国，当美国人受到英国普通法的管辖时，任何关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无论真假，都是恶意的、煽动性的，因此也是诽谤性的［］。随着社会发展，在诽谤法中开始反映言论自由的价值，民事诽谤取代了煽动性诽谤。这意味着政府和官员利益的天然优先性已不复存在，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则标志着美国诽谤法进入了一条新的轨道。美国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言论自由和政治批评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并赋予政治性批评以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所受的保护进一步扩大。正如匈牙利前议员彼得·莫尔纳（Peter Mol-nar）所写：“虽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是纽约时报案原则对民主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机制，尤其是对于一个正在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纽约时报案原则决非特殊的美国现象，而是值得效仿的宪政机制。”［］因此，参考和借鉴美国相关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刑法功能具有补充性。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我国民法对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作了严格的惩戒规定，按照民法通则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侵犯公民人格尊严和名誉的行为，侵权人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情节严重的，受害人还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精神抚慰金。显然，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与其侵权行为相适应的，足以保护受害人的名誉权和人格权。
其三，民法调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