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通知范文

罚款通知篇1

现将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更换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银钱收据、统一罚没款物收据及票据购领证的通知》（京财综〔1999〕1069号）转发给你们，请按要求，做好有关收据及购领证的更换工作。此项工作有何问题，请及时与市局计财处联系。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更换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银钱收据、统一罚没款物收据及票据购领证的通知》

京财综〔1999〕1069号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通知

市属各单位、中央驻京各有关单位、各区县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管理规定》（财综字〔1998〕104号）和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银钱收据管理规定〉的通知》（京财综〔1999〕283号）等文件精神，从1999年9月1日至1999年10月15日，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更换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银钱收据、统一罚没款（物）收据有票据购领证，为确保此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凡在本市行政区城内使用北京市财政局印制的统一银钱收据及罚没款（物）收据的单位，须持本单位原票据的购领证及98年6月15日以后购领的统一银钱收据，统一罚没款（物）收据等材料，到原购票的财政局更换新的票据及票据购领证。

2.从1999年11月1日起使用带有防伪标志、规格为18厘米×10厘米、监制章为菱形的新版票据，旧票一律作废（包括各类专用票据）。对逾期不办理更换票据及票据购领证的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请将此通知转所属各单位执行。

换票时间：9月1日-9月15日          市属各局、总公司

              9月16日-9月23日         市属各委办

              9月24日-9月7日          各高校及其它单位

             10月8日-10月15日         中央各部委办

    联系电话：68423355转2215 68455916 68455400

罚款通知篇2

第二条 适龄儿童、少年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不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中余辍学者，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无效，除责令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外，并按以下标准处以罚款：农村每人（次）每学年度罚款三十元至六十元；城市每人（次）每学年度罚款五十元至一百元。

第三条 对招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就业的组织或个人，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退回并不再招用。同时，每招一人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令其停业或吊销营业执照。

对迫使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做工、从商、当学徙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给予批评教育，令其改正错误。坚持不改的，按照第二条罚款标准，加重一倍处罚。

第四条 罚款执行机关，农村为乡（镇）人民政府，城市为街道办事处，罚款决定作出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向被罚款单位或个人发出罚款通知书。被罚款单位或个人在收到罚款通知书十五日内，应将所罚款如数交给罚款执行单位。对罚款不服者，可在收到罚款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逾期既不又不接受罚款的，由罚款执行单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条 小学和各类初级中等学校，每学年开学后，应对本学区贯彻义务教育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应处罚款的组织和个人，经调查核定后，及时上报罚款执行机关。

学校随意拒收学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责令学生停学、退学的，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纠正；情节严重的，对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条 在陕南、陕北的穷困乡村，本办法第二条所规定的罚款数额可以实行减免。减免的前提是：能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保证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残疾的。罚款减免由被罚款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学校签注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

第七条 罚款一律上缴本级财政，用于义务教育事业。

罚款通知篇3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法律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60-03

一、现行存款准备金管理法律制度

(一)存款准备金管理的法律依据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后，开始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2003年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同时，有权对商业银行执行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在第四十六条对处罚程度进行了限定，主要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则按照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二是法律、行政法规都未作处罚规定的，依照本条的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处罚｡三是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追究刑事责任｡

(二)故意欠缴、逃缴法定存款准备金行为的法律责任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由于故意欠缴、逃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机构极少，该处罚规定又设限过高，可操作性较差，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较少｡

(三)存款准备金账户头寸临时性不足的法律责任

在部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基层人民银行主要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文件规定进行办理｡即“对于及时主动纠正其违法行为的金融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的金融机构，依法减轻处罚的，对其交存存款准备金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比例处以罚款｡”

(四)未按规定划转财政性存款或将财政性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缴存范围的法律责任

发生这类情况的，一般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五)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处罚程序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一般是由营业部提供金融机构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依据，如欠缴、漏缴数额和期限等，及时书面告知货币信贷管理部门，由货币信贷管理部门牵头调查，从欠缴之日起在五日内仍然没有补足的，向中心支行资金管理领导小组报告，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规定》的有关程序，下发《行政处罚通知书》，实施处罚｡

(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不到位、报表报送不及时

对未能履行会计科目变更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报表报送不及时等违规问题，主要采取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约见谈话、下发《整改通知书》等形式予以警示｡对拒不报送资料，情节严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条执行｡

二、存款准备金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衔接，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管理工作的难度

近年，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涉及到存款准备金管理的法律依据、制度规定就有多项｡由于我国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管理及处罚的相关规定分散于多部法规制度中，没有系统的归纳和论述，而且部分法律法规存在不衔接的问题，影响了其可操作性，也不便于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和操作｡

(二)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处罚规定不够统一、不够明确，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落实

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透支、欠缴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处罚力度存在差异较大的情形，增加了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后的处罚难度｡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又规定，“对于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的金融机构，依法减轻处罚的，对缴存存款准备金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比例处以罚款”｡在日常操作中，基层人民银行基本是执行按每日万分之六的罚款，产生了部门规章效力大于法律效力的问题｡

(三)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账户合并管理，加大了基层央行的监测、考核难度

1998年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统一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很难直观反映出存款准备金的缴存情况，而且必须剔除法定准备金后，才能确定超额准备金的额度，难以及时，全面、有效地监测法人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一旦出现超额准备不足引发清算和支付风险，势必“倒逼”中央银行动用存款准备金｡

(四)存款准备金管理监测制度不完善，存在“滞后”问题

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应根据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余额，动态地考核存款准备金缴存情况｡但在实际管理中，《中央银行会计集中核算系统”是根据每旬录入的金融机构一般存款余额自动生成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余额，但对每日存款准备金是否足额缴存尚无实时提示功能｡在日间操作中，当超额存款准备金余额不足时，核算系统仍能进行正常结算，法人金融机构可以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就“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会计集中核算系统在次日才能产生“存款准备金透支罚息”的提示，最终形成了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事实｡而会计核算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很难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监测的意义和价值，破坏了存款准备金管理的严肃性｡

(五)存款准备金监督与管理存在脱节现象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的管理、监督、检查和处罚权在货币信贷部门，但缴存范围审核和会计科目设定在会计部门，报表审查、资金收缴和日常管理与考核等具体操作在营业部门｡从实际管理情况看，比较系统、完善的沟通渠道尚未建立，会计营业部门的管理偏重于业务核算的管理，对法人金融机构报送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缺乏全面监督｡货币信贷部门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变动情况又不能适时掌握和分析，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难以有效实施管理｡

(六)财政性存款管理与处罚难以落实

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忽视了财政性存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将其纳入到统一的准备金管理框架内，使得货币信贷部门无法有效对其进行管理、处罚｡虽然《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对占压财政性存款的处罚给予明确规定，但设限过高、过于原则，对于临时缴存不足的问题没有从轻处罚的办法，在实际管理中难以落实而形同虚设｡

(七)存款准备金管理中的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存款准备金管理是涉及多个部门｡调查显示，各部门相关人员对存款准备金管理的意义认识不足，对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掌握不够，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处罚制度理解不深，容易导致处罚工作发生偏差，影响存款准备金管理应有职能的发挥，也会给基层央行存款准备金管理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

三、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的建议

(一)统一存款准备金管理与处罚径，增强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

一是建议总行对已出台的有关存款准备金管理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现行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和细化，保障相关规章制度的连贯性、统一性、互补性｡二是增强处罚规定的可操作性｡比如对于地方小型法人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规对金融机构违反存款准备金规定的处罚标准偏高，实际工作中难于操作，可适当调整处罚尺度，调低相关处罚规定的下限，扩大处罚的浮动区间｡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透支的金额、频率等情况为依据，进行合理的处罚，确保资金的正常流动，维护好辖区金融稳定｡

(二)强化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的监督与管理

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财政性存款的管理一直没有成为基层人民银行资金来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管理比较松懈｡今后，应将财政性存款缴存和存款准备金管理进行整合，形成完善的缴存款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定和处罚办法，加强财政性存款的监督管理与处罚｡

(三)分设存款准备金账户与备付金账户，保障存款准备金的及时足额缴存

账户合并给基层央行有效监测、考核存款准备金的充足性带来难度，应将准备金存款账户分设为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便于日常监督管理，也有利于基层人民银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了解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变动情况｡

(四)加强基层人民银行内部的沟通与协调

建立存款准备金管理各职能部门的协调监督机制，会计营业部门应将日常的考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欠缴等异常情况及时反馈货币信贷部门，货币信贷部门应对金融机构报送的会计资料进行严格审核，定期开展现场检查，以确保存款准备金的及时、足额缴存｡各存款准备金管理职能部门要及时分析研究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效应，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有效落实存款准备金管理各项制度｡

(五)改进中央银行核算系统，完善存款准备金考核管理功能

罚款通知篇4

关键词 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

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

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有的人将罚金和罚款混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了“处以罚金××元”之类的文字,这是错误的。罚款,属于财产罚,是指行政机关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依法损害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某些财产权的一种处罚。罚款就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不管行为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危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可以依法予以罚款。在行政处罚中只能是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而没有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金钱的处罚,而罚金是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一种刑事处罚,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由人民法院实施和执行。另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司法上排除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的罚款也不同,后者是针对在诉讼程序中实施了妨碍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人进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与实施

罚款通知篇5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罚款通知篇6

[摘要] 信用证是实践操作性极强的支付工具，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理论解释不通的问题。本文借助真实案例，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银行审单义务、信用证修改等有关信用证的理论应用于案例分析，以作尝试性分析。 [关键词]单证一致 信用证独立 信用证修改 案例： 我国一家银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在此案件中，我国银行作为通知行。国外银行开证，信用证到我方银行后，我方银行通知出口方，出口方整理收齐单证。我银行帮助初步审单以减少不符点，然后把这些单据寄给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再付款。 但在单据流通过程中，信用证出现了罚金条款，也就是如果出口方的单据和信用证的要求不符，开证行有权在付款总数当中扣除10％的罚金。为了防止银行扣罚金，出口方都要求我方银行在单据寄交外国银行的时候，应当附上“如果要扣罚金，请贵银行退回全部单据，出口方不接受罚金”的字样。在实务中，这样的操作惯例也被国外银行接受。通知行由于失误，忘了把这句话在寄交单据同时通知国外银行，直到第二天才补发了一份通知。但结果，国外银行还是扣了罚金。现，出口方要求通知银行赔偿他的罚金损失。 问：此案应如何定夺？ 在此案中，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开证行扣除10％的罚金是否有合理依据；其次，通知行忘记在寄交单据时转达客户要求是否有过错；再次，客户回应“如果要扣罚金，请贵银行退回全部单据，出口方不接受罚金”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本案如果将这几个关键性问题弄清楚，则可以有一个比较公允的判断。 一 、开证行扣10％罚金是否有合理基础 此问题关系到信用证中银行责任及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等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银行在信用证业务中主要是本着“单证一致”的原则进行审单。所谓“单证一致”，即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必须在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条款，单据之间也应相互一致，否则银行有权拒绝接受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并拒绝付款。根据国际惯例，单证一致是非常严格的。单据必须在一切方面符合信用证的规定，稍有差异，单证就可能被开证申请人、开证行或付款行、议付行拒绝。因此，银行应该在单证不符时立即拒绝接受单据而不付款，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果不按此操作，银行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以致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外，信用证的最大特点——“信用证独立”也是为了避免银行卷入买卖合同的是非而出现的。在信用证中之所以介入银行信用，就是为了使国际贸易灵活周转。但银行的角色最多仅此而已，银行无法也不愿意更进一步介入买卖关系中。为了更进一步降低银行自身的风险，在银行免责中就有对单据中有关货物的论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付价值或存在概不负责的规定。 从以上理论上可看出，银行的审单是有着严格而标准的规定的。在此严格意义上，此案中的银行是不能有类似“单据和信用证的要求不符，开征行有权在付款总数当中扣除10％的罚金”的规定的。 但是，凡是涉及但信用证的问题，只从理论的角度看待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必须要结合实际方可做出结论。信用证出现之根源在于实务的操作，为了总结规律，规范行为，人们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阐发了一系列有关信用证的理论，但是，有些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现象，在实际活动中却有其合理的一面。本案有关开证行扣10％罚金是否有合理基础的问题便是如此。 我们知道，市场条件下，保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的理念。比如在买卖交易中，如果不是根本违约，是要尽量保证交易的继续的。在国际贸易中，同样的理论仍然适用，这是因为如果仅因为单据的不符就截断贸易的继续进行是不利于国际贸易的交流与发展的。鉴于此，有关信用证严格的单证一致原则，在实践中就需要有所变通。比如，可以在货物数量条款中规定1000吨“左右”，而不是1000吨“整”，等等。据此，本案件中开证行没有生硬地规定如果单证不符就拒绝支付货款等类似的条款，而是规定如果单证不符扣罚金，是有其实践的合理性的。 此外，开证行发出此通知，并不意味着只要到达受益人就对他当然地产生约束力。受益人应先审查单据，如果认为某项规定是不合理或难以做到的，可以与买方或开证行进行协商，要求修改。因此对于这类规定，卖方是有拒绝的机会的。 然而，这里的合理性是指此开证行的规定符合一般之精神，至于细节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结合此案及实践经验，开证 行所述“如果出口方的单据和信用证的要求不符，开证行有权在付款总数当中扣除10％的罚金”至少有以下几点不适之处：第一，即使实践中存在扣罚金的规定，扣除10％是否过于重？第二，开证行扣除的罚金去向如何？有人认为是作为银行审单的风险补偿。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首先，银行在开立信用证的过程中已经收取了申请费用；其次，10％是从付款总数中扣取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买方最终是以原买卖合同确定价款的90％买到货物的，因此这笔费用不是银行所得，而是申请人即买方所得。由此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开证银行为了申请人的利益，而利用了上述的变通做法。在此种情况下，卖方很被动，稍有疏忽，就会被扣除罚金，而买方却轻而易举地既如期收到货物，又实际上降低了价款。第三，“如果出口方的单据和信用证的要求不符”也是模糊的。到底到什么程度才是不符合要求？如果认为是在单证严重不符时才合理，那么这种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开证银行手中，使卖方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因此，鉴于以上的论述，有关开证行从付款中扣10％罚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卖方所交单证严重不符，开证行可扣除一定的罚金，但罚金比例不应过高。 二 、卖方回应行为的性质认定 此问题关系到信用证修改及其程序等理论问题。 对卖方行为性质的认定关系到过错责任的分担问题。通过开证行开立罚金条件及卖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买卖双方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并无此类要求，就是说，信用证与买卖合同有不符点出现，这种不符点就导致了对信用证的修改的问题。 信用证的修改是指不论是由进口商提出的更改信用证的内容，或是由出口商提出的更改信用证的内容，如更改信用证受益人、申请人的名称或地址，或更改信用证的金额、货物名称、价格交易条件、运输方式、装卸港口、有关的期限，或更改信用证其他的有关条款。 信用证的修改应遵循下列原则： （1）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办理（这一条是不言自明的）； （2）信用证条款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原则。这是指在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情况下。若由卖方提出修改信用证，经开征行同意后，由开征行以修改通知书或电报通知行，再由通知行转致买方，卖方同意后，修改才能生效；若由买方提出修改，则须先征的卖方同意，由卖方通过开证行办理正式的修改手续； （3）明示原则。受益人对是否接受修改必须以明示方式做出。在受益人向通知修改的银行表示接受修改之前，原信用证的条款对受益人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受益人虽没有明示地表示是否接受修改，但它所提交的单据与修改后的内容规定一致时，该行为就被推定为受益人已接受修改，并且信用证已被修改； （4）全部接收原则。受益人或其他当事人对同一修改通知中的修改内容不允许部分接受，只能就修改内容作全部的接收或全部的拒绝。如果部分接受，则视为信用证未作任何修改； （5）完全明确原则。信用证的修改指示及修改内容必须完整和明确，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开证行向通知行发出的修改指示应完整明确；其二，信用证的修改内容必须完整明确，不应引起误解和混淆。 从以上信用证修改的定义我们看出，信用证修改的权利人可以是买方，也可以是卖方： 其一，买方提出信用证修改的。买方首先要与卖方就其修改的内容进行协商，协商一致后，买方再向开证行申请修改，由开证行进行修改。如若虽然协商一致，但只为买卖双方私下同意，未申请开证行修改，则视为未作修改。当买卖双方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时，即使买方申请开证行修改，卖方在接到修改通知时也可以明示表示拒绝。 其二，卖方提出信用证修改的。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卖方检查信用证后提出的。此时，卖方应立即明示表示反对。但作为受益人，他不能直接向银行交涉，而只能向买方交涉，通过买方指示银行修改信用证。结合本案，可以认定买卖双方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并未提及扣罚金之说。信用证开出后，开证行为申请人的利益而开立了罚金条款，且规定此罚金从付款中扣除，可以认定为是通过修改信用证条款以达到改变买卖合同的结果，卖方不同意，因此做出反对的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卖方虽然请求通知行代为转达其意见，但仍未尽到完全的责任。这是因为，在本案中，表面上是卖方在与开证行协商信用证条款问题，但实质上是通过信用证条款达到修改买卖合同的 目的，因为罚金并不是另外扣除，而是从货款中扣除，卖方所回应“如果要扣罚金，请贵银行退回全部单据，出口方不接受罚金”要求的意思是，一旦单证出现不符，就不交货。卖方是否交货直接涉及到买方的切身利益，因此卖方在向银行表示异议的同时，还须与买方磋商。并且，按照信用证的修改程序，信用证的修改必须如信用证的申请程序一样，由买方向开证行申请修改。而本案中，卖方仅仅将其不同意的表示请求通知行代为转达，未尽到应注意之全部义务，也应相应地承担过错责任。 三 、通知行忘记在寄交单据时转达客户要求的过错认定 通知行由于疏忽，把客户的要求同单据一起交给开证行，而导致了客户遭受了扣罚金的结果。此时通知行是否有过错？若有，应承担多大范围的过错？ 根据UCP500第12条：“银行如利用其他银行（通知银行）之服务而受益人为信用状之通知时，需利用相同银行之服务为修改通知。”由这条可看出，通知行有通知的义务。因此，通知行有过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通知义务仅是对开证行而言的，因为通知行与开证行为委托关系，在这种委托关系中，通知行作为受委托方，有义务完成开证行所要求的代为通知的义务。但是，依信用证基本关系理论，在通知行与出口商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此时通知行相对于出口商而言仅为他的传达人，并非人。因此，作为传达人，尤其是无偿传达人，通知行的责任是轻于其作为人的责任的。此案中，由于通知行的传达失误，而造成的后果，卖方不能像对待人那样，要求通知行全部赔偿。 四、 拟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鉴于以上通过信用证有关理论对本案的分析，现拟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如下： 1.由于开证行所开之罚金条款有失合理，出口方不应将过错完全归于通知行，也应考虑对开证行采取相应措施； 2.出口方由于自己的过错也应承担部分过错； 3. 出口方可与买方协商，要求买方申请修改信用证；通知行也应与开证行积极地进行磋商，以弥补因其过错给卖方造成的损失。

罚款通知篇7

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了听证程序，

由此可见，听证程序无论在行政处罚还是在行政许可程序中，都已经明确了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听证程序是较为正规的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的程序。在国外倍受推崇，被认为是实现公民参与权、防止行政专横、保障行政处理公正、减少行政争议的有效途径。”⑴

但是，由于我国在听证程序上的进程以及听证程序实施经验的欠缺，听证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从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为着眼点，探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若干问题。

“行政处罚中的听政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要求或证明，以便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⑵

一、关于数额较大的罚款问题。

何为“数额较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后，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人大都不同程度地就听政程序（有的包含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对数额较大的罚款的确认更是体现了地方和部委的特色。《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较大的幅度为“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超过30000元的罚款”。中国证监会制定的《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二条规定的是：“（五）对个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以上；六）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是：“对公民处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万元以上罚款”；安徽省池州市《池州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是：“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的罚款。”《财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是：“财政部以及专员办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其”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为对公民作出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5万元以上罚款。地方财政机关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其”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贵州省专利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的是：“（一）拟对公民处以2000元（含2000元）以上的罚款；（二）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的罚款；”《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内容更为详细：“一、法律、法规、规章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没有最高限额规定的，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含1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5000元（含5000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对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3000元（含3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1万元（含1万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二、法律、法规、规章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有最高限额规定（含具体罚款金额和违法所得百分比、倍数规定）的，罚款数额超过最高限额百分之五十（含百分之五十）的为”较大数额罚款“。但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数额不足1000元（不含1000元）、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数额不足3000元（不含3000元）的，不视为”较大数额罚款“。三、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从以上部委和政府规章可以看出，数额较大的罚款基本上是采取了个人和单位的区别对待，有的（如贵州省政府）还对是否经营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

对《行政处罚法》中的规定如何解释，笔者认为，既要符合立法的本意，又要符合解释的规范性要求。《立法法》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且规定了需要法律解释的情形：“（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笔者认为，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解释就符合《立法法》中“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情形，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赋予其他行政机关制定所谓办法或者实施细则之类的规定。那么，该如何界定“数额较大的罚款”？笔者认为在原则上应当考虑两个原则：一是相对权利人保护的原则。鉴于行政处罚公平机制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保护应当尽可能地扩大，给予相对人尽可能多地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基于这种考虑，应当尽可能地把“数额较大”的标准定的低一些；二是行政效率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的含义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能时，要力争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人员，尽可能低的经济耗费，办尽可能多的事，取得尽可能大的社会、经济效益。⑶在此基础之上，考虑《行政处罚法》的整体性，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各级人大或者授权国务院制定数额较大罚款的权力，改变目前这种政出多门的无序局面――就拿北京市和证监会对个人的处罚幅度相比，1000元和5万元，整整相差了50倍！二是要考虑《行政处罚法》关于简易程序处罚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种规定体现了无论是否经营行为，仅仅针对公民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简单的分类方法，通俗易懂。对听证程序中的罚款仍然可以沿用这样的分类法。在数额上，要存在简易程序和听证程序的明显差别，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民收入状况分析，二者相距10倍较为合适，即对公民处以五百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应当适用听证程序。

二、限制人身自由是否需要听证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包括现行的《治安处罚法》仍然没有规定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听证。“实际上也就是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中最为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较大罚款都在听证之内，而将其排除在听证之外，从逻辑上讲，是难以成立的。从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一些公安机关滥用行政拘留的情况相当严重，没有程序上的公正，很难扼制这一权力的滥用，笔者认为亦应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纳入到听证范围之列。”⑷“行政处罚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及责任，原则上都应听政。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免除听政或应禁止听政，免除听政的情况主要有：（1）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立即裁决的；（2）如果举行听政将难以遵守对裁决有重大关系的期限的；（3）行政机关将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而且对当事人在申明中的事实陈述，没有不利或作不同认定的；（4）行政机关所作的大量同种类行政处罚；（5）行政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制措施；（6）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异议的。如果有涉及国家机密或公共安全的情况，应禁止听政。”⑸这表明，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应当举行听政。

但是，这样的原则性的排除方案，显然不是我国目前立法的方案。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是采取限定范围的形式，“一是考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二是考虑我国国情。既保证行政机关处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效率，也注重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民主程序建设。”⑹

从目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内容来看，许多的行政拘留涉及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必须当场或者立即需要拘留的。所以，对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进行听政并不影响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反而，会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增强证据意识，确保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进步，防止权力滥用的现象。

三、听政之后行政机关能否继续调查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从该规定的字面文意来理解，行政机关在举行听政之后，就应当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8条的规定，有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决定。同时，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办案，该条同时规定了“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和“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两个约束性的规定。但是，该条的适用的前提是什么呢？是“调查终结”。也就是说，听政结束以后，行政机关不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证据为由，继续展开对当事人的调查。这就要求行政机关下拟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在听政程序举行之前，一定要充分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做到胸有成竹之后，再通知当事人是否举行听政。“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当由承办人员汇报案情和处理意见，同时应当举行听政。”⑺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主持听证的机关在听证结束后，可以开始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材料。如果主持听证的机关经过调查后，认为事实并不清楚，那么，法律一般都应同意再次进行听证，制止主持听证的机关认为无须再听证之必要。⑻

笔者认为，为了体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不能让相对人多次处于听政的紧张准备状态。行政机关在处罚之前，告知相对人进行听政时，就说明行政机关已经充分地调查，只是需要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和证据。这和行政许可等听政又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听政只能进行一次，并且听政结束后，行政机关不得继续调查，只能就听政后的状况进行行政决定，督促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审慎、尽职。

四、听政笔录的法律价值

听政笔录涉及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双方的意见和对证据的确认与否认，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有违法事实和行政机关拟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机关能否把听政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呢？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有无约束力？相当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对此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坚持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只能以案卷作为根据，即以经过听证记录在卷的证据为事实根据，不能在案卷之外，以当事人未知悉的和未质证的证据为根据，行政认知除外，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根据听证会的案卷作出，不能在案卷之外，以行政相对人不知道或没有在听证会上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否则行政决定无效；二是日本、德国、韩国、瑞士等国家规定的听证记录对行政决定的作出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行政决定不是必须以听证记录作为根据。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应斟酌听证记录，然后作出行政决定，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6条就规定，“行政机关为不利益处分决定时，应充分斟酌笔录内容及报告书中主持人意见。”⑼“个人、组织有权陈述意见，执法者必须认真听取，记录在卷，并作为处罚决定的重要根据。”⑽“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根据之一；也是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时，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一。”⑾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各部门的规定也不一样。《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依据听证情况，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书面意见。行政机关责人应当根据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听证笔录，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由此可见，听证笔录只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决定的根据，和听证主持人的意见一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规定》第二十六条（听证笔录的效力）则明确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

笔者认为，听证只是行政处罚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必经程序，听证笔录只是重点证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证据效力等等进行质证和辩论的过程，它相当于法院审判过程中的庭审笔录。它只是对证据的效力发表意见的记载。而对于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还是靠行政机关调查的证据进行确认。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违法行为没有异议，也是行政机关取证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证据没有异议，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通过证据确认的，而不是靠行政相对人的自认确认的，在一般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听证程序中是不能适用自认规则的。这和民事诉讼中，在指控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方自认从而确认指控事实的认证方法截然不同。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表现在行政诉讼中的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上，即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得举出超出听证笔录中向行政相对人出示并且质证、辩论过的证据。所以，听证笔录只是证明一个过程，充其量属于程序性证据，而不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实体性证据。

「参考文献

⑴孙琬钟江必新主编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p160

⑵支馥生主编《行政法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p344

⑶徐继敏著《行政证据通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p170

⑷孙琬钟江必新主编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p160－161

⑸支馥生主编《行政法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p345

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与讲座》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p84

⑺同 ⑸

⑻应松年等主编 《行政处罚法全书》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年版p72

⑼徐继敏著《行政证据通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p189

⑽支馥生主编《行政法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p344

罚款通知篇8

(一)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根据《审计法》第五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听证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和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的规定。

(二)两者的设置前提不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在“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 审计听证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那么,何谓较大数额的罚款呢?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一)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二)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的罚款。”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有的地方审计机关对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理解不够准确,造成审计听证的标准掌握不准,在实行执行中不规范。主要表现在:(1)没有准确理解审计听证是罚款金额在十万元以上,审计听证不应包括审计收缴,只是指罚款。把罚款与收缴两者没有区别开来,造成不该听证的告知听证。(2)“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的标准把握不准。误认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是审计报告上所有的列数问题,其实不然。按照审计署法制司对湖南省审计厅关于审计听证的标准掌握的回复,它应当是仅指审计报告列明的审计罚款相关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的问题,其他处理包括收缴的不应包含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之中。如,某审计报告列明三项罚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那么,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仅指与这三项罚款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其他处理事项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不得计算其中。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用三项罚款金额之和(达到或超过10万元)作为分子,用三项罚款对应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之和作为分母,比较两者的百分比是否在百分之五以上。所以两者概念的不同,计算结果也截然不同。如果按照错误的理解,极容易导致应当告知听证的而没有告知听证情况的发生。

(三)两者的执行主体不同。根据《审计法》第五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这说明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的执行主体是审计组,而不是审计机关。同样,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说明作出行政处罚是审计机关的权力,不是审计组的权力,因此审计听证的执行主体是审计机关,而不是审计组。

(四)两者所起的作用不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根据《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审计组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自接到审计报告10日内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该条接着指出“审计组应当审查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意见,进一步核实情况,根据所核实的情况对审计报告作必要的修改,并将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根据上述规定,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主要解决的是核实审计情况,完成的是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就审计报告所列事实和审计结论的交换意见程序。审计听证则不同,它主要限定在对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在审计罚款的违反国家规定的事实认定上,解决的是审计罚款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的问题,完成的是审计罚款听证程序,规避因审计罚款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行政争议,以维护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两者的共同点

(一)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审计执法的法定程序。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审计执法的普遍适用程序,只要是审计机关实施了审计事项,则都要执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程序;审计听证则是审计罚款达到一定标准时才启用该程序。

(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在审计执法中与被审计单位的一种法定沟通形式。前者着重于审计情况的核实与沟通;后者则侧重于九审计罚款处理意见的沟通。

(三)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为了保障被审计单位或者被审计个人在接受审计的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由国家法律设定的行政救济帮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