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笔记范文

官场笔记范文第1篇

百年“传统”官场小说不愁卖

中国的官场小说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从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开始，到《国画》、《大雪无痕》、《驻京办主任》、《抉择》、《官场笔记》，以官场为主要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去盗版书摊转转就知道，这些官场小说全部是不愁卖的“抢手货”。

王跃文被称为当代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的《国画》、《苍黄》等拉开了中国官场小说繁荣的序幕。记者就官场小说的话题采访王跃文时，他却说，对这个类型的小说缺乏全面的了解，所以不敢多谈。他的话背后的意思很明显，当今的官场小说过多，多到任何人没有办法较为全面地了解。因此，用“茂盛”来形容官场小说在当今的盛况并不为过。曾经因为《驻京办主任》诞生了《省长秘书》、《女县长》、《市委秘书》等多部以官职为题材的官场小说，可以说，王晓方开创了“官职体”。但不久，就因为内容的模式化，市场上跟风之作从领导的司机、秘书一直写到省委书记，各种各样的职务都写到了，“官职体”的发展陷入瓶颈的困惑。

指导仕途“教科书”受欢迎

“官职体”虽然伤害了官场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场小说就此淡出市场。因为“考公务员热”等社会现象的影响，2010年，明确以“官”字打头的《官场笔记》正式成为年度畅销书，全国数百万读者追读《官场笔记》系列，让官场小说重新热了起来。当年，王跃文的《国画》被誉为“官场必读”，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被称为“中下层公务员必读”，如今，《侯卫东官场笔记》又被称为“官场菜鸟入职教科书”，显而易见，很多人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去阅读官场小说，用以“指导仕途”。

在“豆瓣评论”中，一些读者认为，相比于王跃文、王晓方等作家文风的成熟，新近流行的《官场笔记》则是以“经验”取胜，注重传授官场实战经验。

看小说能当好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虽然是小说的形式，但内容却强调套路、规则，文学的成分弱于其技术手段，业内人士担忧，这样会不会让官场小说再次走入一个死胡同？记者就此采访了《官场笔记》的作者小桥老树，他说：“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最根本还是靠实际的生活体验，好的官场小说是作者将自己对社会的体验准确地描写了出来，聪明的读者能通过阅读，通过角色置换，体会写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认识。至于如何做官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实质还是写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如果能给读者以共鸣和启发，就是成功的作品，反之就是失败的作品。”

但王跃文对此却持反对意见，在哈尔滨书展上就官场小说接受采访时，他认为官场小说并不能指导“仕途”，他说：“要是真有人通过小说来学习官场之道就太傻了！”他称自己写官场小说的素材来源于广博的人脉关系网，但是官场小说里面有很多虚构和想象，即便这样，官场小说也永远追不上生活，所以，小说不能当做官场“指导教材”。

官场笔记范文第2篇

他还是张兵，大学毕业后便跻身官场，在乡镇、党委部门、政府部门都工作过，创作《侯卫东官场笔记》时，担任重庆市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正儿八经的副处级干部。

官场中人写官场小说，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张兵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生活中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普通人，具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极端的阴暗和高尚都只是极少数。我描写的是一群符合生活逻辑的普通人，不太高尚也不太卑鄙，有点小欲望，有点小缺点。”

今年，张兵离开了已工作七年的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赴永川区文联任职。

现实中的官员不会对号入座

张兵说，当初动笔写书，首先是兴趣爱好，其次就是为女儿挣奶粉钱。“基层公务员如果不搞歪门邪道，靠工资吃饭，生活其实是比较拮据的。”

开始写书后，张兵的生活分成两部分，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他也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不停转换。作为张局长，他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日常工作，作为作家，他又要在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任意遨游。

那时的张兵，最喜欢放假。“假日是写作的黄金时间，比如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时间的写作量一般和前五天相当。周末最烦的就是应酬，不管是公还是私都不喜欢，每当在周末参加应酬时，总会坐立不安。可是人是社会动物，有些应酬不得不去，否则就要当孤家寡人，而孤家寡人在社会上是很窘迫的。”

当着记者的面，张兵也坦然承认：“我是资质平凡的普通人，甚至由于受地域影响和资质原因，拼音学得很差，普通话总是说不标准，而且有很多错别字，以致于编辑弄了一个错别字表，每次交稿时，他并不急于读稿，先在文档中进行替换。我的作品能够受到比较多读者喜欢，没有其他诀窍，唯有勤奋二字。”

“人和人的不同不在于上班八小时，而在于下班后做什么。”张兵说，天道酬勤，若是一个人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某一件事情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在五、六年内在某一个专业做出成绩。

记者很好奇，书中描写了那样多官场故事，是否因为太过“真实”，引起身边同事或领导的不满。张兵说：“当写到绕不开的人时，我会在相貌上多写点与现实中人完全不一样的特点，情节上转换背景。”

“另外，现在的官员都很聪明，没有人会傻到去对号入座，这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所以书出版后，我周围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张兵说。

被误读的官场

近年来，“官场小说热”堪称中国文坛的独特现象。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以各自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

与众多将关注点锁定在高层政治的官场小说不同，《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写起，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拨开中国基层官场现状。有评论认为，《侯卫东官场笔记》其实就是一部小人物的官场奋斗史。这种奋斗历程读者未必能够复制，但读的时候却很可以满足一下角色代入的。

身为官场中人，张兵对于“官场”也有自己的解读。他告诉记者，在任何正式文件中都难以找到“官场”这种称呼，但是官场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场如磁场一般神秘，人们对其认识总是雾里看花，想象多于真实，甚至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

“比如关于公务员工资问题，这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事，社会上许多人却总是纠缠不清，总是将贪官的收入等同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甚至还有财务教授写出了明显违背生活常识的分析公务员工资的文章。我的小说努力还原一个现实生活中正常客观的、能够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存在一定缺点和弱点的基层官场。”张兵如是说。

普通人眼中波澜不兴的基层官场，在张兵的笔下却是异彩纷呈。“这或许与我的经历有关。”张兵说，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比较熟悉基层情况，写自己身边的事情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有实实在在的经历以及切身的感受。

那些精彩的官场故事，是否都发生在作者身边？对于这个问题，张兵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艺术来源于生活，肯定也会高于生活。”

张兵更愿意谈的，是基层政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他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过：“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话放在当代同样适用。同时，基层政府异常复杂，多数人只能接触到一个面甚至是一个点。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少数负面掩盖了整体正面，书上社会、网上社会与现实中国产生了颇大的距离。“我努力想让作品尽量接近当今的基层社会，但是文学作品永远也不能完全真实，因为不管如何客观，个人的价值观还是会不知不觉渗透进文字里，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去接近社会真实。”

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超越官场

如今的张兵，终于不用每天费尽心思去转换角色。“文联的工作单纯很多，我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创作中。”

关于张兵离开市政园林管理局，外界有许多传言，他自己却认为“是组织需要和个人特长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在市政园林管理局工作了七个年头，按照岗位交流规则，已经接近岗位交流的年限”。

张兵坦言很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每个人才能真正发现内心的真实需要。中年困境在现实社会中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的重新选择。”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张兵一下子来了兴趣。他表示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将集中精力完成《巴国侯氏》系列小说。《巴国侯氏》分为四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第二个系列是《侯海洋基层风云》，故事的主人公叫侯海洋，与侯卫东是同族子弟。他估计，《巴国侯氏》前三个系列创作完成后，接近600万字。

如今，对于官场小说的评价呈现两极。张兵说：“像《侯海洋基层风云》，我就将其定位为社会小说。里面有官场人物，但并不全是官场。这样各方面都好交代。”

“官场小说的出路，就在于超越官场。”张兵感慨道，“无论什么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要探讨的还是社会与人性。”

张兵如今经常出席各种讲座。因为是知名官场作家，又有二十年基层官场经历，许多年轻公务员都把他奉为导师。对此，张兵显得有些羞涩，他认为现实生活已经给了工作在基层、待遇并不高的公务员太多压力，在压力下，他们大多数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与其说建议，不如说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张兵翘起二郎腿，不疾不徐地说，“一是要有职业道德，公务员体系是典型的金字塔体系，绝大多数公务员必然居于金字塔的底座，多数公务员都会在某一个时刻面临职务上的天花板。大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摆正好心态，恪守职业道德，只有这样，心灵才会平静。”

官场笔记范文第3篇

也因为此，关于海瑞、或者以海瑞为主角，甚至以别人为主角但涉及海瑞的文学作品，无不对海瑞大书特书，不为别的，就因为这老先生的确是一位旷古奇人，而且特别吸引眼球。所以，在现代出版物汗牛充栋的时代，敢碰海瑞这个题材的，必须得对海瑞有新的认识，或者发现了他身上的新亮点，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不然，一般人是不敢触及的。

近年专于明史研究的赵瑜，就写了一部《海瑞官场笔记》，26万余字。翻开一读，故事精彩得寝食俱忘；读完掩卷，总觉得这部书中的海瑞很陌生，两支烟没抽完，忽然明白，赵瑜打烂了我对海瑞这个大名人的固有印象。

尽管《明史》中的《海瑞传》仅有千言，但民间关于海瑞的戏剧《大红袍》、《小红袍》、《五彩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之类，早已以“南包公”、“海青天”之类的艺术形象，绑架了历代民众对他的认识。后来，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历史大事，让海瑞“刚直不阿、清廉守正、犯颜强谏、体恤民情”的清官形象，更为广播。近些年，无论学术层面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是娱乐层面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还是学术、娱乐兼具的《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端给大家的海瑞，仍然没有脱离固有的脸谱。

但看完赵瑜的长篇小说《海瑞官场笔记》我却发现，海瑞的形象，被颠覆了，被洗白了。这里所说的“洗白”，是“重新诠释”，或者“重新解读”的意思。

《海瑞官场笔记》从嘉靖二十一年海瑞初探官场即发生的“壬寅官变”写起，一直写到他上了那个一骂成名的《治安疏》后被下狱，至嘉靖四十五年隆庆新帝登基止，跨24年。要知道，历史上的嘉靖帝其实基本上是一触即跳的。登基之初，仅仅为了给老爹争个“皇帝”的名分，就创造了一次廷杖谏臣200多名的纪录，并且当场结果了19名。后来，一心得道成仙的嘉靖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丹药，不光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但海瑞中举后，在他手下混了那么多年，最后居然能以洋洋洒洒近四千言的《治安疏》，把嘉靖帝骂得捶胸顿足、暴跳如雷而免死，这岂不是一件解释不通的事儿?更何况，还有严嵩、严世蕃父子等大大小小被海瑞挡了财路、挡了官路，或者挡了其他的什么路的同朝大大小小的官儿使绊子、下石头，海瑞能从不入品的教谕做起，直到登堂入室，最后还落了个善终，这简直是奇迹。尽管半道儿下过狱、罢过官，闲居在家吃过16年的冷饭，但如果他老先生真的是以前的戏文、著作里那种耿直、刚毅得很“二”的做派，怕是有十个海瑞的脑袋，也被砍掉了。

赵瑜的《海瑞官场笔记》，展示的是400多年来印在大家心中的“忠介公”的另一张面孔――在表面强硬、眼里绝不揉沙子的背后，海瑞其实也是知道变通、懂得审时度势，明白胳膊有时候真的拗不过大腿的。这部小说中的海瑞，依旧刚直、清廉，依旧亲民、忠君，但他在官场上也世故、阿上，狡黠和圆滑，也在情急之下，收过罗龙文的5万两银票。

官场笔记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阅微草堂笔记》 吏治 解构 建构

《阅微草堂笔记》这部著作包括了《滦阳消夏录》、《滦阳续录》、《槐西杂录》、《如是我闻》、《姑妄听之》。全书系陆续而成。为纪昀的门人盛时彦汇编，以纪氏北京宅邸中的书斋“阅微草堂”为名，统称为《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多角度、多侧面展开，但就其对有清一代吏治的抨击和官场积弊的揭擿的贡献，鲜有深层次分剖解析的力作，故《阅微草堂笔记》暨纪昀思想所呈现出来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未能得到充分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纪昀是乾嘉时期官高位显的一代儒学宗师，更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封建士大夫。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借小说对官场百态作了淋漓尽致地挞伐，并进而追问封建王朝的吏治痼疾，从科举对官吏的选拔、考评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以此倡导他的为官理念，彰显他的救世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一、深刻抨击了官吏和官场积弊

乾隆晚期，在表面的康平盛世掩盖下，吏治废弛，官常大坏，早已孕育着末世的深刻危机。纪昀在乾隆19年的朝考中尖锐指出：“方今清公守法、约己爱人者，守令之中岂曰无人，然……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横者毛鸷搏噬；其贪者谿壑不赢；其谲者巧诈售欺；其懦者昏愦败事。而贵族权门依势作威者又错出于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补千百人之患也。”[1]作为体制中人，纪昀看在眼里，心存忧慨，他深知吏治问题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学术活动中切实倡导“以实心励实行”“周济世用”，在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谈狐说鬼，对官场中官吏的种种罪恶和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滦阳消夏录四》中有一位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乃祈梦城隍祠。”《滦阳消夏录一》中的训导，借公权谋取私利。纪昀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借鬼神或父亲姚安公之口对假公济私的伪君子进行有力的抨击。晚清薛福成对纪昀所处时代的贪污态势是这样描述的：“（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内隐所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2]《滦阳续录二》有一则故事记录一“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宦囊逾数万”。嘉庆四年，查抄和珅家粮一万石，银逾千万，家中且有夹墙，藏心金二万六千两，私库藏金六千两，地窖内藏银二百余万两等。仅一个家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竟有十余万两。

纪昀在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官场积弊的揭露和批判，显示了他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算得上很有魄力的一个人”[3]

二、追问了吏治腐败的原因

（一）程式化的科举制度是根本原因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为封建王朝从民间选拔人才，改善了用人制度，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重形式而不重内容，重理论而不重实际。不少考生的思想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在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等方面受到钳制。致使不少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各样的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失意于科场，纪昀也曾在乡试、会试中屡遭挫折，使他对在举业中沉浮的士子有同病相怜之感：“应知今日持衡手，原是当年下第人”[4]。他在作考官时，对于同考官们置入劣等末荐的试卷，总要亲自再行审核，以免有遗珠之憾。

受制于科举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僵化、程式化的制度性制约，其所培养和选拔的所谓治才，往往既缺乏为天地立心之识，更缺少为生民立命之胆，空谈玄想，难以实用，所以在实施管理的时候，陷于纸上谈兵，推诿渎职。

科举制还衍生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科举时代及第者对主考官自称“门生”，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纪昀在《滦阳续录二》中开篇就讲科场是为国家选取人才的地方，而不是为考官选取私人门生的地方，就是直指其弊的。

科举制还使大量听候吏部选任官职的候选官一等多年，《如是我闻一》中就记述了有的后选官，等到最后缺衣少食，一当要到远方去赴任，连路费都没有，这些人无计可施只得去借款，有的借高利贷，等到官职到手就从百姓那里剥削钱财来偿还，有的任职后还被放债者宰割驱使，他再去宰割百姓。

（二）随扈走卒为虎作伥是重要原因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借地狱冥吏的话说：“其最为害民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这四种人没有当官的责任，却有当官者的权力，当官的有时还要顾及上级来考查成绩，而走卒等只知道谋取暴利，他们仗势欺人，这与纪昀的学生汪辉祖在《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等著述中对走卒长随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三）不切实际的考评制度加速了官常毁败

清代有一套严密的吏治制度考核品级不同的官吏，但实际的情形差强人意，甚至事与愿违。一方面考评制度过多过滥，另一方面考评者，贿赂公行。《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大量表现“身握重权”，却“束手而委命”、碌碌无为的官吏，《滦阳消夏录一》中记述了一“公服昂然入”不贪钱，并不是好官，木偶傀儡式的官有何用处？是有负百姓，有负国家的。其实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这样的热衷博取虚名，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真正做造福百姓的实事的官员。把当官的标准降到不贪即可的层面，说到底，这些都是以人选人、以官选官的制度性缺陷所形成的不可逆转的社会问题。纪昀能清醒认识到为官之道，不仅仅在于廉洁，而且在于不负民不负国，实在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救世之心的彰显建构

（一）为官吏树立敬畏之心

纪昀以鬼神为外衣，就像为了打鬼，假钟馗一样，这是一种手段，在当时法纪严明的清代，他不可能对官场的积弊腐败有自由的表达。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六》中明确指出，利用神道来设置教化措施，使人有所畏惧，是出自一番警世的苦心。

纪昀借鬼神惩治贪官污吏在于为官场树立敬畏之心。官场中人的恶欲恶念，不仅有世俗世界的法与道德规范，而且还有虚无世界的鬼神，在审判他们的言行作为。《如是我闻三》中有一司刑名四十余年的余某，自诩“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但当他生病临终时，却有冤魂作厉，指控他“刀笔舞文，曲相开脱。……改重伤为轻，改多伤为少，改理曲为直，改有心为无心”，“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沉冤”，孤魂饮泣，所以鬼来索他的命。这就是警告那些为官者，做恶是有报应的，这是封建时代的除恶方式，纪昀的除恶方式。

（二）从道德的高度审视吏治官常

儒家历来注重修身，而修身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其实就是对现世表现中的道德追求性的自律，而佛教三生轮回中因果相报，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的鼓励性和惩诫性的他律，都是从道德的高度对人提出要求。在《如是我闻四》中纪昀借董文恪公之口要士大夫们凡事要留有余地。

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力道德。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官风正则民风纯。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使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由于儒家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拔高了。纪昀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故而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不去违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其积极的意义对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三）从制度的层面对吏治提出要求

黑暗混乱的吏治，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均衡和秩序，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力主“严以治吏”，反对姑息贪官墨吏，以恢复和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严以治吏”的思想实际上是法家思想对纪昀影响的结果。法令是衡量人们行动的标准，合法则赏，不合则罚。法令面前，一视同仁。儒家虽然讲“仁义”，但也并不反对重刑。只是主张宽猛相济，外礼内刑而已。纪昀的法制思想也是奖惩分明的，即有罪就罚，有善则奖，在《如是我闻三》中他借一官员说：一件善事难以掩盖千般罪恶，千般罪恶也无法掩盖一件善事。

纪晓岚作为一位正直的官僚，透过“盛世”的帷幕，发现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大胆直面社会的黑暗，官吏的罪恶，在小说中阐明了自己的认识和建构，说明纪昀已经对封建的吏治失去了应有的信心，其卓识和远见，超越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这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高度之所在，是对官场文化建构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六）[Z].拟请重亲民之官疏[M].

[2]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M].入相奇缘[M].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鲁迅全集（第八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官场笔记范文第5篇

一、“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了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倾轧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二、“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三、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四、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地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我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斗争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

在上述分析中，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但在我看来，“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

官场笔记范文第6篇

“大火”源于2013年底某杂志一篇题为《脸谱》的报道，文中提及曾向下属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

这不是推荐《大清相国》一书的说法首次见诸报端。按该书作者王跃文的说法，早在《大清相国》2007年出版后，就曾有北京某家媒体报道过推荐该书的消息，王跃文家乡的长沙媒体还进行了转载。

王跃文的多部作品均将关注的焦点对准官场，故而他常被称为“官场小说”作家。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关注的也是官场，只不过王跃文将视线对准的是三百多年前清康熙年间的官场。

这不是王跃文第一部描述官场的小说。早在1999年5月，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后即引发反响，半年之内先后加印5次。此后，《青瓷》《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一批小说获得追捧。

不受欢迎的标签

对包括王跃文在内的诸多被冠以“官场小说”的作家而言，他们大都并不喜欢“官场小说”和“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

2006年出版的小说《青瓷》封面印有“中国式关系”几个字，在作者浮石眼里，这是他抗拒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态度宣示。浮石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社会关系小说”。他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总会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仅是因为揭示出某些官场规则就被定义为“官场小说”，“那是不太严密的。”

任何人都可能有多重角色。浮石说，作为一个省长、市长有其职务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老公，一个人的父亲，另一个人的孩子，等等。“为什么我的书不能简单地称为‘官场小说’？因为我在书中把官员的职务属性当作一个生存的环境、一个角色的定位，而我更多地是展示他（她）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那一面。”

因为《国画》的风行，作者王跃文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 但他同样向本刊记者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场文学作家”的抗拒，“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以简单地贴标签。一纸‘官场小说’的标签贴上去，作家同作家之间的区别没有了，作品同作品之间的区别没有了。”

尽管一些作者抗拒“官场小说作家”标签，近些年的出版市场贴上“官场文学”标签的文学作品风行，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官场小说，是类型小说中最为行销的。”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对本刊记者说，传统文学题材分类并没有“官场文学”一说，“官场文学”概念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出版商出于市场目的制造出来的。

“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

白烨认为，当前所谓“官场小说”的前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代表作包括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白烨对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作品大多注重“从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而现在的“官场小说”更多聚焦于不同观念与不同利益的官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官场规则、政治文化中的适应、纠结与感受。

这也正是当前“官场小说”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

与早期“新改革小说”和“反腐小说”中总能读到浩然正气的主旋律不同，当前的“官场小说”因为更注目于官场生存之道而被一些人称为“官场教科书”。以近年热销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官场小说”为例，笔墨聚焦于中下层公务员，着力描写的是这个群体身处官场的身心挣扎和官场应对。

2010年6月，《侯卫东官场笔记》正式出版，延续了早先在网络连载时受追捧的景况，迄今已出版到第八部，作者小桥老树累计写了超过800个章节。加上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盗版，无人知道该书的真正发行量。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某机构2011年11月的“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小桥老树以23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位列第17位。

在“榜样”的激励下，大量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书籍跟风而起。根据白烨的调查观察，其中比较好的并不多，坏书也不是很多，大量的是中间状态。

白烨认为，好的作品在描述官场现实时，侧重于正与邪的博弈，并带有一种自省意味，对人们认识现状、反观官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一些质量欠佳的作品可能滞笔于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展示，难以提供正面的意义；至于“等而下之的作品”则把官场描写得漆黑一团，有意鼓吹所谓“厚黑学”。

“官场小说”所以受到追捧，在白烨看来，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的因素在于，直面现实一直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取向，当然会常常涉及官场；非文学的因素在于，这一题材的不断盛行，适应了一种务实性的阅读需求，这种务实性需求“包括身在公务员体制之中想借以认知现实的，或为准备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了解情况的，当然也不乏想看看官场与官员的热闹的”。

“究其根本，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与权力崇拜意识在暗中主导，基本是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白烨说。

“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

官场始终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也是浮石等人不愿意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原因之一，但官场确又是一种客观存在。 “当权力的运行机制跟每个人都发生某种血肉关联的时候，作家不去写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浮石说。

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官”，但人人都期待能进入社会的主流。在小说《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看来，追求进入主流是人生追求的根本性冲动。“社会主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在中国，离不开官场。”黄晓阳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集中了社会“最精英的人群”，这是现行的社会规则和分配方式自然形成的。

不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个出版商均证实，2012年以来“官场小说”的出版有收紧的趋势，近一年的时间图书市场基本未再有新的“官场小说”出版。知名出版商“凤凰联动”总编辑李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二号首长》一、二部风靡全国后，黄晓阳的《二号首长3》迄今仍留在编辑的电脑里，正式出版尚无时间表。

宣扬潜规则、影射官场，这是一些人对《二号首长》的批评。对此，黄晓阳表示明确反对。“我写的不是潜规则，我写的是规则。”

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也曾被批评“灰色格调”。

“我更想说我的小说底色是真实的。”王跃文非常赞同美国作家海明威1937年一次演讲中的说法：作家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向读者描述真实。

官场笔记范文第7篇

他们为什么写起官场

官场小说大多由反腐题材作品演变而来，以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主要描写当下干部体制的问题与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生存状态。

官场小说真正被人们所熟知，是在1999年50万字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之后，该书的作者王跃文也被称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1962年9月26日，王跃文出生于湖南溆浦。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平日里，王跃文看上去嘻嘻哈哈，内心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忧愁和孤独。后来，医生告诉王跃文，他患了抑郁症。很快，王跃文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治疗办法――读书、写作。

1989年，王跃文开始文学创作，把自己的官场体验写进了《国画》。《国画》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官场沉浮为线索，通过描写“荆都市”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及边缘的人物，揭露了他们的“游戏规则”。2001年10月，王跃文“弃官从文”，当起了专职作家。

之后10年间，官场小说盛行，催生了一大批模式化作品，包括省部长系列、局长系列、秘书系列、大院系列等。作者不外乎两类人：一类是专业作家，一类是曾在或正跻身官场的官员们。

有媒体曾将1999年以来知名官场小说的作者按地域进行分类，发现最有名、也是最爱写官场小说的当属“秦晋官场小说作家群”。在陕西的“官员作家”队伍中，上至省政协副主席张伟，下到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官员写书蔚然成风。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官场小说创作同样盛行，其中又以《国家干部》的作者、山西省副省长张平知名度最高。此外，以王跃文为代表的湖南官场小说作家群，也备受关注。

这些官员在官场中历经风雨，大部分人都是从基层做起，步步为营，经历了仕途坎坷。一方面，他们希望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奋斗的岁月。记录下对时代变迁的感触；另一方面，官场规则与沉浮也让他们多有感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也是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宣泄。

一位副局长的创作历程

“摸着石头过河，在河里是不能多说话的”，“不管正职还是副职，皆按照正职来称呼”……这些被网友们奉为“官经”的段子出自官场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叫小桥老树。在2010年11月公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小桥老树排名第22位，版税收入达190万元，比著名作家贾平凹、王蒙的收入都要高。

小桥老树的真实身份是重庆市永川区市政管理局副局长张兵。

1970年，张兵出生在四川康定。学生时代，张兵经常在化学课上偷看小说，以至于考试经常不及格。严重偏科的他后来选择了文科，并在大学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到现在所在的单位，从一名基层公务员一步步干到副局长。

2006年，张兵开始写作。他的写作动机很简单，“在基层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积累了一肚子的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2008年1月1日，他动笔写《侯卫东官场笔记》。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将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与一个普通公务员侯卫东的命运联系起来，一步步展示村、镇、县、市、省各级官场的“现状”。张兵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现实来源，是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写照，真实性至少在80％。”

很多人认为为官清闲，所以官员会有时间来写书，但张兵创作从不挤占工作时间。“写作只能安排在晚上。只要没有应酬，我一般6点半吃完饭，先睡半个小时，然后从7点一直写到12点。周末和节假日没有要紧事，一般都用来写作。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看了会儿春节联欢晚会，我就开始写，突然接到分管领导电话，要去检查安全。在烟花爆竹响彻全城时，我一边查看着街道每一个角落，一边在心里祈祷不要出现爆炸或火灾。深夜1点回到家，又写了一个多小时才休息。就这样，每年100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读者为什么喜欢看

有人买就说明有人看，官场小说的火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百姓眼中，它被看成洞察官场腐败、了解官场规则的重要途径。

40岁m头的刘先生对官场小说感兴趣，是“因为里面描写的是一些局外人无从知道，但又确实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小赵是去年刚考上公务员的新人，他说：“我什么都不懂，急需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不至于让自己糊里糊涂地断送前程。”一些人甚至觉得，可以在这些小说中找到现实的影子，它们算得上当代官场的“另类教科书”。

除了普通读者，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是官场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据安徽某杂志调查，这类人占阅读总人数的1／3。按行政级别划分，普通公务员占513％，科级占29％，副处级占7.5％，正处级占4.7％。也就是说，级别越低越爱看。有专家认为，这组数据符合官场现实。处级以上干部在官场打拼多年，熟知官场规则，他们的认识，一点都不比作者水平差，因此也就不想看，甚至不屑看。而处级以下的科级干部或普通公务员，不少人还没摸到门道，所以才会热衷于看这些书。

孕育官场小说的土壤

对于官场小说的兴起，专家褒贬不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剧作家倪学礼说：“这类小说根本称不上文学，靠描写一些贪官生活和潜规则来揭露所谓的现实，迎合一些人既痛恨腐败又向往官场的矛盾心理，档次太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也认为，官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受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很多官场小说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故事、制造热闹，没有写出现象背后的道理，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更是微乎其微。这些作品放在文学的层面上考量，确实属于可写可不写、可看可不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认为，官场小说也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至少表明，政府官员的“文化素养越来越高，意识更加开放”。“如果官员能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来写书，教导人们营造良好健康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这应该鼓励。当然，那些为了迎合读者窥视心理，总是揭露黑暗面的内容，出版部门应该把好关，以免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官场笔记范文第8篇

从路线之争到市侩主义

官场小说由来已久，在当代，其生存的土壤一直存在。

上世纪80年代，几部重要的小说像《新星》《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称作“改革文学”，里面也有权力斗争，但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冲突、路线斗争。改革派历经与保守派的曲折斗争获得胜利，这是80年代的叙述模式。

评论家李云雷说：“改革文学所体现的路线斗争，我们可以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我认为柳青的《创业史》最早在小说中建立了路线斗争的整体叙事模式，相对于赵树理经验式的书写，这种叙述模式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把握现实的方式。”

直到1998年，王跃文的《国画》横空出世。

一幅国画，拉开了荆都市政坛勾心斗角、朱怀镜宦海沉浮的序幕，官场与欢唱，权力与，在小说的棋盘上展开角逐。那些如朱怀镜一般趋炎附势的官场弄潮儿，读到这本小说，会不会对号入座，会不会有百爪挠心之感？

官场是个大染缸，官场还是个斗兽场，各色人等各怀心腹事，正直、虚伪、阴谋、阳谋，都成为小说家绝好的素材，才使得王跃文之后，陆天明、张平、阎真、周梅森、黄晓阳、小桥老树……一大批作家投身到官场小说的写作之中，使得这类小说迅速成为中国类型文学的一个重要阵营。

在王跃文的另一部作品《大清相国》里，小说的市侩主义面目被掩盖在讲述一个盖世才华的宰相如何成功逢迎勾连、明哲保身的生动故事之中。这部小说在叙述之初就假定读者会把“知进退、辨强弱、明利害”作为天然的生存信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如何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实现这个信条。

李云雷说：“在现在的官场小说中，思想路线的斗争消失了，过去处于附属位置的权力斗争则成为了焦点。阎真、王跃文的作品可以说介于这两者之间，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认为：“官场小说确立了一种丛林生存的天然合理性，同时也就让人们不再去关心现实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通过深深地政治失望情绪，来遗忘现实、丧失对政治公正的寻求欲望。简言之，官场小说通过市侩主义的书写，来把拒绝政治当作是现代人的合理生活――这其实乃是把人们从谋求合理政治形态的轨道上一把推开。”

从地摊到网络，“文学”在生长

官场小说长期处于“地摊”状态。

作为地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类型文学构成了通俗阅读的主流。言情、武侠、官场，类似的划分将官场小说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印刷粗糙、封面暴露的打着“法制文学”“大案要案纪实”“生命科学”“人体艺术”旗号的冒牌杂志在二、三线城市的廉价书摊（特别是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地摊）上云集。

有人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阅读经历：“类似《风流女老板落网记》《爱与法》一类的东西，封面上是一个或者是画的，或者是从外国电影里抠下来的女郎，旁边有位一脸正气的人民警察，还通常都画得特像朱时茂，手里拿着枪。”

延续地摊文学的传统，很多官场小说就是在官觯给读者一个虚无缥缈的亮色未来。黄晓阳说：“就我个人看来，目前中外小说中，还没有一部真正写权力学规律的所谓官场小说。国内很多官场小说，尤其是网络上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其实是黑帮故事，只不过将一些小说人物安在官场人物的身上。我的《二号首长》，我希望有的读者能读明白的，只是这样一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而不是很多人看到的阳谋和厚黑。”

不可否认，《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驻京办主任》都有着网络文学的痕迹。

在文学网站中，官场小说仍十分红火，仅仅在起点中文网“官场沉浮”的分类下，就能找到数千本相关作品。起点中文网最火的官场小说《官路风流》，从2008年1月1日连载，总点击数超过1000万次；2010年由“读客图书”出版纸质书，改名《侯卫东官场笔记》，发行突破300万册。《侯卫东官场笔记》被誉为“官场必读的修炼小说”，还有人评价说，侯卫东的升迁经历展示的是一部新时期的官场现形记。

网络的官场小说与纸面的官场小说的差异十分鲜明，它更加关注读者，投其所好的更多。由于网络官场小说在写作质量上良莠不齐，并不能给初入官场的人提供营养。武汉大学教授张洁表示，“网络小说中，很多写到官场腐败和腐败的形式，甚至怎么跑官卖官，怎么利用手里的权力赚钱。再就是，它一定会涉及到，集中地呈现权力、金钱、美色这些吸引眼球的东西。”

权力与腐败：欧美小说的批判传统

网上有一本《重生之美国官道》，典型的网络官场小说，用中国人的思维，将视线对准了美国官场。

西方人同样关注官场，比如美剧《纸牌屋》问世后，《经济学人》杂志就说：“在华盛顿的餐桌上，在国会山的地下食堂里，这部剧都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是英国政治家，他1975年步入政坛，开始为保守党议员撰写演讲稿，很快崭露头角，被称为“威斯敏斯特的娃娃脸杀手”，后任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政府幕僚长，最终于保守党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2010年被英王室册封为男爵。1989年，他写的英国官场小说《纸牌屋》大获好评，迅速成为畅销书作家。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他爱看《权力的游戏》和《纸牌屋》。

在俄罗斯，同样有着强大的官场小说传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卓越成就，将官场小说带到了新的高度。果戈里经典之作《钦差大臣》，以普希金所提供的一个趣闻为情节基础，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

果戈里的另一部经典之作《死魂灵》，主人公乞乞科夫是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社会中从小贵族地主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他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练就了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天才”。

英国作家A.D・米勒曾在莫斯科生活、工作了三年。离开俄罗斯回到英国后，他以这段工作和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雪融之后》。

官场笔记范文第9篇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很多官场内幕与权力斗争，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不过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

考察“官场小说”，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09年1～3月，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持续高温。……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即在接受调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官员喜读官场小说》，载于《决策》2009年第11期）不仅如此，在各大网站上的“读书”栏目以及文学网站中，“官场小说”都专列一个类别，还有“排行榜”，在新浪读书频道的“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部小说”中，更将官场小说细分为“入仕必读书目”、“晋升必读书目”、“守位必读书目”、“洁身必读书目”等不同类别，搜狐则有“优秀仕途小说展”，而在“小说在线阅读”推荐的“经典官场小说”则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国画》、《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权力斗争中时常有犹豫、彷徨，以及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进入“官场”及其逻辑，——这也是《沧浪之水》的主体内容。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号首长》等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尤其是《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与复杂性。在“堕落”之后，唐小舟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也更加严峻——在这里，我们看到“官场小说”的主人公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倾轧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官场的事，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复杂无比。今天他总算明白过来，他之所以搞不好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关系，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所有关系，都是次要关系，只有其中一个人，才是主要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搞好这个主要关系，其余所有次要关系，全都解决了。”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而《侯卫东官场笔记》在小说的内容简介中便说，“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66个党政部门，84起官场风波，304位各级别官员，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的诱人之处便在于“升迁”的秘密。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涉及“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同样，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斗争或路线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斗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斗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模式相比较，“思想斗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也更能够为人接受。——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斗争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在“改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拉帮结派，欺上瞒下，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在小说的叙述模式上，“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谴责小说”多采用游历或旁观的结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于“官场”的态度是疏离的旁观者，而“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场”之中，往往以“成长小说”的模式，展示主人公进入官场以及在官场的台阶上攀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经历重重宦海风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主体”。在这不同的叙述模式背后，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官场”的不同态度。对于李宝嘉、吴研人等人来说，他们对官场丑恶与社会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愤懑不平的情绪，也有洁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选择了疏离性的旁观态度，这也是他们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而对于“官场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则大多认同于当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成功者”的神话，他们的作品也是对这一神话的诠释，小说中那些“成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理想性的人格——大权在握，精明强干，在当代社会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对此类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笔者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斗争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

小 结

以上我们梳理了“官场小说”自身的变化，及其与“改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晚清“谴责小说”在权力叙事上的异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

2.在30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斗争”到“权力斗争”的变化；

3.在60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

4.在10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