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笔记范文

官场笔记篇1

他还是张兵，大学毕业后便跻身官场，在乡镇、党委部门、政府部门都工作过，创作《侯卫东官场笔记》时，担任重庆市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正儿八经的副处级干部。

官场中人写官场小说，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张兵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生活中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普通人，具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极端的阴暗和高尚都只是极少数。我描写的是一群符合生活逻辑的普通人，不太高尚也不太卑鄙，有点小欲望，有点小缺点。”

今年，张兵离开了已工作七年的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赴永川区文联任职。

现实中的官员不会对号入座

张兵说，当初动笔写书，首先是兴趣爱好，其次就是为女儿挣奶粉钱。“基层公务员如果不搞歪门邪道，靠工资吃饭，生活其实是比较拮据的。”

开始写书后，张兵的生活分成两部分，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他也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不停转换。作为张局长，他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日常工作，作为作家，他又要在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任意遨游。

那时的张兵，最喜欢放假。“假日是写作的黄金时间，比如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时间的写作量一般和前五天相当。周末最烦的就是应酬，不管是公还是私都不喜欢，每当在周末参加应酬时，总会坐立不安。可是人是社会动物，有些应酬不得不去，否则就要当孤家寡人，而孤家寡人在社会上是很窘迫的。”

当着记者的面，张兵也坦然承认：“我是资质平凡的普通人，甚至由于受地域影响和资质原因，拼音学得很差，普通话总是说不标准，而且有很多错别字，以致于编辑弄了一个错别字表，每次交稿时，他并不急于读稿，先在文档中进行替换。我的作品能够受到比较多读者喜欢，没有其他诀窍，唯有勤奋二字。”

“人和人的不同不在于上班八小时，而在于下班后做什么。”张兵说，天道酬勤，若是一个人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某一件事情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在五、六年内在某一个专业做出成绩。

记者很好奇，书中描写了那样多官场故事，是否因为太过“真实”，引起身边同事或领导的不满。张兵说：“当写到绕不开的人时，我会在相貌上多写点与现实中人完全不一样的特点，情节上转换背景。”

“另外，现在的官员都很聪明，没有人会傻到去对号入座，这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所以书出版后，我周围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张兵说。

被误读的官场

近年来，“官场小说热”堪称中国文坛的独特现象。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以各自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

与众多将关注点锁定在高层政治的官场小说不同，《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写起，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拨开中国基层官场现状。有评论认为，《侯卫东官场笔记》其实就是一部小人物的官场奋斗史。这种奋斗历程读者未必能够复制，但读的时候却很可以满足一下角色代入的。

身为官场中人，张兵对于“官场”也有自己的解读。他告诉记者，在任何正式文件中都难以找到“官场”这种称呼，但是官场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场如磁场一般神秘，人们对其认识总是雾里看花，想象多于真实，甚至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

“比如关于公务员工资问题，这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事，社会上许多人却总是纠缠不清，总是将贪官的收入等同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甚至还有财务教授写出了明显违背生活常识的分析公务员工资的文章。我的小说努力还原一个现实生活中正常客观的、能够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存在一定缺点和弱点的基层官场。”张兵如是说。

普通人眼中波澜不兴的基层官场，在张兵的笔下却是异彩纷呈。“这或许与我的经历有关。”张兵说，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比较熟悉基层情况，写自己身边的事情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有实实在在的经历以及切身的感受。

那些精彩的官场故事，是否都发生在作者身边？对于这个问题，张兵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艺术来源于生活，肯定也会高于生活。”

张兵更愿意谈的，是基层政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他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过：“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话放在当代同样适用。同时，基层政府异常复杂，多数人只能接触到一个面甚至是一个点。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少数负面掩盖了整体正面，书上社会、网上社会与现实中国产生了颇大的距离。“我努力想让作品尽量接近当今的基层社会，但是文学作品永远也不能完全真实，因为不管如何客观，个人的价值观还是会不知不觉渗透进文字里，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去接近社会真实。”

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超越官场

如今的张兵，终于不用每天费尽心思去转换角色。“文联的工作单纯很多，我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创作中。”

关于张兵离开市政园林管理局，外界有许多传言，他自己却认为“是组织需要和个人特长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在市政园林管理局工作了七个年头，按照岗位交流规则，已经接近岗位交流的年限”。

张兵坦言很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每个人才能真正发现内心的真实需要。中年困境在现实社会中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的重新选择。”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张兵一下子来了兴趣。他表示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将集中精力完成《巴国侯氏》系列小说。《巴国侯氏》分为四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第二个系列是《侯海洋基层风云》，故事的主人公叫侯海洋，与侯卫东是同族子弟。他估计，《巴国侯氏》前三个系列创作完成后，接近600万字。

如今，对于官场小说的评价呈现两极。张兵说：“像《侯海洋基层风云》，我就将其定位为社会小说。里面有官场人物，但并不全是官场。这样各方面都好交代。”

“官场小说的出路，就在于超越官场。”张兵感慨道，“无论什么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要探讨的还是社会与人性。”

张兵如今经常出席各种讲座。因为是知名官场作家，又有二十年基层官场经历，许多年轻公务员都把他奉为导师。对此，张兵显得有些羞涩，他认为现实生活已经给了工作在基层、待遇并不高的公务员太多压力，在压力下，他们大多数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与其说建议，不如说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张兵翘起二郎腿，不疾不徐地说，“一是要有职业道德，公务员体系是典型的金字塔体系，绝大多数公务员必然居于金字塔的底座，多数公务员都会在某一个时刻面临职务上的天花板。大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摆正好心态，恪守职业道德，只有这样，心灵才会平静。”

官场笔记篇2

这名朋友事后总结，是否可以称呼老领导的原有职务，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决定。

如果说老领导已然一飞冲天，比如那位晋升为厅长的原县长，这时称呼若干年前的职位，会勾起对方一缕乡愁，也表明彼此有老交情。但是切记，这种情况只适用领导已一飞冲天的。而且你喊的职务，比领导现有职务，低了几级。称呼一个厅长为“县长”，中间就隔着几级。

另一种情况便是领导刚高升，比如刚由县委书记晋升市委常委。这种时候，赶紧改口叫新职务。升官者中，大多是付出一番心血的。刚收获果实，总得让人家感受得到。

话说回来，称呼本是小事，笔者可不是教人琢磨这个。之所以说道，不过是长长知识，增点谈资，至多再从中窥一些世道人心。

称呼领导，就高不就低？

关于领导的称呼，地方与军队就大不一样。一名地方领导的秘书，去到军队办事，见到军区一名姓何的副政委，立刻热情地招呼“何政委”。可是，对方却告诉他：“我是副政委。”一开始，秘书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事，惹得领导不开心？在地方，称呼副书记、副市长时，不都是把“副”字去掉吗？这个何副政委，干嘛同自己较真？

后来，秘书才打听清楚，地方与军队在称呼领导时，还真有一些不同。比如在地方，虽然是副职，大家都会称呼“某书记”、“某市长”，领导一般也不会纠正。不过在军队，谁把领导前面的“副”字忽略了，也是自找没趣。

在地方，称呼领导时考虑的因素有时会更多。笔者知道两个县委书记，竞争副市长时一胜一败。一人当上副市长，一人当了政协副主席。虽说都从正处提升到副厅，境况却不大一样。更有趣的，是下属们称呼这二人时的微妙变化。对于那位当上副市长的原县委书记，大家都改口叫市长。而对于那位副主席，很多人并不称呼他主席，而是继续叫书记。两种称呼，两人都很受用。

一名官场中人总结说，称呼官员一般说来就高不就低。这里所谓的高低，还不仅仅是职务级别，更是对方心中的感知程度。官升一级的，自然称呼新职务。有些退居二线的，哪怕级别上获得晋升，也喜欢听大家称呼原来的职务。

领导缺什么，就喜欢下属称呼什么？

在古代官场，对官员的称呼更有意思。古代官员的职衔很多，真叫全了得一长串字。选择哪个，不选哪个，颇有深意。

官场小说《掌舵》中对此有一段描述：晚清几位重臣里，人们称呼张之洞往往叫“香帅”，称呼袁世凯则是“袁宫保”。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晚清督抚中，唯有张之洞出身清流，从未领兵血战沙场。人们称呼其“香帅”（张之洞字香涛），恰好弥补了这点遗憾，仿佛他已然是手握雄兵、纵横沙场的大帅。袁世凯呢，凭军功起家，早就过足了当大帅的瘾，他遗憾的是早年没有考取正式功名。宫保虽是虚衔，却弥补了他的这点遗憾。

由此可以推断，一个人喜欢别人怎样称呼自己，恰恰说明他内心需要什么，或者在现实中缺少什么。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说，最喜欢的称谓大概是“校长”。因为此人一生戎马倥偬，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强人，他反而不喜欢人家把他看成赳赳武夫，一个“校长”的称呼，平添许多文人气息。

而的儿子蒋经国呢，最喜欢的却是一些平易近人的称呼，如影视剧中的“建丰同志”或真实历史中的“经国先生”。想必因为他原本就是当朝“太子爷”，再尊崇的官职，也不过锦上添花。一句如文绉绉的“经国先生”，使他少了高高在上的“贵气”，多了几分亲切感。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的例子也很典型。王立军的名片上印满各种教授头衔，唯独不印副市长或局长职位。或许便是因为他在公安局内，是无可置疑的权力核心，那些早已获得满足的事，就不再重要。反倒是学历上的欠缺，一直令他耿耿于怀。

面对面时如何称呼，大概就是看官员内心需要什么以及旁人能否投其所好。在私下议论时的称呼，则是反映官员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

官场笔记篇3

关键词：《钦差大臣》；《官场现形记》；主题

历史上描写国家黑暗落后时期官场腐败现象的作品屡见不鲜。《钦差大臣》是俄罗斯19世纪“自然派”代表作家果戈理的经典戏剧，主要描写19世纪沙皇统治下俄罗斯官场的黑暗丑态.《官场现形记》是中国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的代表作，作者以形象生动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 “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铜臭官场。两部作品都采用讽刺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和社会的黑暗，堪称批判官场丑恶的杰作。

一、强烈的社会批判主题

果戈理震世之作《钦差大臣》写于1835年，68年之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在风雨飘摇的中国问世，两位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却异曲同工地揭示了中俄不同官制下相似的官场百丑图，正应了鲁迅所言的“官场伎俩，大同小异”。

（一）为官夺得权，尽为揽钱财

《钦差大臣》这部戏剧的题词引用了民间谚语：脸丑莫怪镜子歪。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决意把所有一切俄国的坏东西都收集到一起一并痛快淋漓尽致的加以嘲骂”。《钦差大臣》中的官员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本着为官就应为金钱的原则。市长靠着巴结上级官员，努力钻营，爬到了市长的职位。在位之后这个老奸巨滑的官场“能手”贪污、拐骗、抢夺，竟还自豪的讲到“连最狡猾的骗子也被我骗过……我骗过三个省长”，法院院长把诉讼者送给他的礼物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市长旁边的小人物斯图诺夫也是爱极了小利，一根小小的银匙也要偷偷地塞入筒靴之中。这些都活画出沙俄当时腐败的官场丑态。

《官场现形记》全书六十回，涵盖了上至慈禧太后、军机大臣，下至县官、小杂役百十来个官吏的数十个官场腐败故事。这些官员小权在手则挖空心思趋炎附势，大权在握便想尽招数压榨百姓。第5回中三荷包和兄长何潘台为买卖官缺之事大打出手，最后还是因为孝敬过他一万多的“大主顾”王梦梅的禀见，才渐消怒气。第22回中一向“居官清廉”的傅抚院连打妇和私生子的钱都不舍得出，要下属替自己掏腰包处理风流债。堂堂的抚院，饱读诗书的学子连最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还夸夸其谈地说自己是讲理学的人，真可谓是荒唐可笑至极。第52回中官员尹子崇竟趁政府动荡受辱之际偷梁换柱，把安徽的全部矿产私自卖给洋人，出卖了国家。这一件件为官为钱的官场丑态，实在令人发指。

（二）竞奴颜婢膝，求荣华富贵

《钦差大臣》中市长是个逢迎上司的能手，听说饭馆里来了位“钦差大臣”，竟把“钦差大臣”接到自己家中。为了自己的官位甚至连老婆的色相、女儿的终身也都搭上。将女儿许配给“钦差大臣”之后欣喜若狂，做着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其他官员也都竞相讨好，生怕J差大臣不接受他们的贿赂。当钦差大臣开口向他们借钱的时候，他们欢喜异常。“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您拿着吧，我打心眼里乐意为您效劳。”为了加官进爵、步步攀升，他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搭上家人的尊严和幸福，一张张奴颜婢膝的嘴脸如出一辙。

一朝中第，滚滚黄金便会接踵而至。晚晴的官场，做官一本万利，官阶和所获得的金钱往往是成正比的，这也导致了奴颜婢膝的现象泛滥成灾，官员们极尽下流手段争相钻营，趋炎附势。第29回中羊紫辰担心章豹臣占了自己的位子，竭力地拉拢他，不仅与之拜把子，还托媒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大少君。第30回中后营的周总爷把太太孝敬了统领得到了美差，冒得官迫使女儿做了自己升官保仕路上的垫脚石，送她做了羊统领的妾室；第38回中候补知县为了得到优缺竟让自己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认了制台府里二十多岁的丫头“宝小姐”做了干娘，种种勾当令人切齿。

（三）表金玉其外，实败絮其内

官员昏庸无能，狗苟蝇营。《钦差大臣》中的官僚们个个只是贪污的能手，钻营拍马的奇才。慈善院院长窃取到院长的职位，对病人漫不经心，百般虐待。法官，损害民众的利益，把法院神圣的地方弄得和市井无异，公开跟伙计讲“我是受贿的”；督学禁止教师向年轻人灌输自由思想，想尽办法阻碍学校的教育事业发展，把学校弄得一团糟。邮政局长甚至还有私拆、收藏别人信件的嗜好。剧中的市长、督学、局长是地方官员的典型代表，而赫列斯塔科夫影射出的是整个圣彼得堡官员的丑恶本质。果戈理用幽默刻薄的语言把癖好各异的官僚们写得栩栩如生，揭示了沙俄官场的种种恶行勾当。

《官场现形记》中官员的丑态也刻画到极致。第7-8回中朝廷陶官员趁兴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谈官派，竟被一班人骗得公款挥霍殆尽，最后机财两空。第24回中何师爷奉了委札去上海劝捐，竟靠着政府给的盘缠做着倒卖人口的勾当……荒唐无语之例数不胜数，令人啼笑皆非。果戈理和李伯元虽身处异国异代，但他们都看到了官场的丑恶和黑暗，并辛辣地讽刺了专制制度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二、表现批判主题的深层动因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共同的批判主题，除了中俄有比较相似的社会因素之外，还与两位作家的创作倾向和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官场黑暗的历史背景

《钦差大臣》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尼古拉一世专制的严酷统治下，国家官僚体制臃肿腐败，国家虽无外患侵扰，但是自身毒瘤蔓延。沙皇专制的反动性、掠夺性和奴役性愈加明显，政府疯狂压制自由言论，违反者动辄遭受流放，官员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他们如同毒瘤脓疮般严重侵蚀着当时的俄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人民群众日益觉醒，解放运动蓬勃高涨。作为没落贵族的果戈理在首都彼得堡当过薪俸微薄的小公务员，经历过最底层人的生活，使他深深地体验到小人物的悲哀和官僚们的骄奢淫逸，堕落。正是现实的触发和作者的亲身经历相互作用，《钦差大臣》应运而生。

《官场现形记》创作于19世纪初的清代晚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最后岁月，封建统治阶级到了腐朽崩溃的边缘和极限。政治中心被占，统治者仓皇出逃，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局势，而清廷镇压起义，残害革命进步人士，整个国家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模仿西方体制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奔走呼号的愿望。他们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以西方人道主义为武器批判纲常名教；以进化论为依据主张变革传统的思想观念以此促进社会进步。李伯元等一大批进步作家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决意用笔杆子揭露官场黑暗现实，暴露统治者和卖国的的丑态。

（二）作者主观创作意图

果戈理是俄国“自然派”的奠基人。“自然派”是19世纪上半期由果戈理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写实为主，揭露社会黑暗面，对待底层人物采取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俄国史上，果戈里首次把批判锋芒无情地指向沙俄的两大制度：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揭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作者从官场中选择了一批最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加以描叙渲染，将锋利的讽刺隐含在“笑”之中，揭示了沙俄贵族官僚的丑陋行径，鞭笞了他们的下流本质。他说“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吧！”嘲笑了整个沙俄统治阶级。鲁迅先生非常推崇《钦差大臣》，他称果戈理的“笑”是“含泪的微笑， 其用意在于“ 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 振其邦人”。这也点中了果戈里的创作意图 “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全部的丑恶集成一堆来嘲笑这一切。”戏剧最后以真钦差大臣到来作为结尾，不难看出果戈理对本国体制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寄希望于廉政爱民的清廉官吏。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用犀利的文笔将晚晴官场的黑暗腐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同于果戈理的幽默诙谐，李伯元采用了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他的语言犀利，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将官场中普遍化的污吏形象刻画出来，用以表现当时整个清政府的丑恶。第25回中军机大臣华中堂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一分行钱一分货”公开提倡“捞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可见当时，贪污受贿、买卖官缺非一官一吏所为，是大众化的现象。此外，李伯元与伯父李翼青的随宦生活也为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使他比起同一时期的其他谴责小说家更深入统治者的骨髓。他把笔锋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晚清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尖锐而无情的鞭挞，并指出制度的腐朽导致了官吏的腐败，希望可以一改体制以救国，这也正是李伯元这部作品的特色。

三、巨大的社会反响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作为批判官场腐败的名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成为时评热议的对象。

时光荏苒，今天阅读《钦差大臣》和《官场现形记》仍可以感受到其巨大的启迪和警示意义。《钦差大臣》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开演之日就引起了轰动。亚力山德拉剧院里座无虚席，连彼得堡宫廷的大臣们都纷纷前来观看演出。官吏们笑过之后才恍然大悟，骂喊到这出喜剧简直是不值一看。如此《钦差大臣》仍然轰动了彼得堡。沙皇和反动当局对此恨之入骨，他们对它发动了一场声势猛烈的攻击，在反动派的攻击下果戈理满怀愤懑地离开了祖国，然而《钦差大臣》的拥护者无数。同样，《官场现形记》出版后社会反响也很强烈，震惊了当时腐朽的朝廷。朝廷采取通缉、剌杀等毒辣的手段迫害作者，甚至下了“南匪，格杀勿论”的命令。广大群众却对他大加赞誉、热情支持，编辑部每天都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信件。李伯元在大家的支持下进行游击战，始终没有放弃写作，甚至将笔名改为真名，意为“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做不平鸣”。

四、总结

综上所述，《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两部作品虽然在时间上相差一个多世纪，但是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社会批判主题均有相似之处，两位作者用各具特点的手法对官场的黑暗腐败，官僚的昏庸贪婪进行了犀利无情的讽刺。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对今日的我们了解当时的中俄两国政治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注释：

果戈理著 王加兴译：《果戈理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2001，P10。

果戈理著 王加兴译：《果戈理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2001，P377。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

果戈理著 王加兴译：《果戈理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2001，P10。

王朝庭：《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文史精华：2008・5 总第216期

参考文献：

[1]王加兴译.果戈理幽默作品选[M].漓江出版社，2001（3）.

[2]胡楠.果戈理作品分析之《钦差大臣》[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4）.

[3]彭诗琅主.《官场现形记》（上、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3）.

[4]王朝庭.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J].文史精华，2008（5）.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6卷[M].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7―1952.

[7]段士秀.解读果戈理极其创作[J].社会科学战线，2010（4）.

[8]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官场笔记篇4

2014年8月，我作为一名34岁的大龄考生，参加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开招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在我所报考的岗位中，共有108名考生参与角逐。在首轮笔试中，我以笔试163.5分(满分250分)的成绩，名列该岗位考生第二名，进入了面试。在面试中，我以85.3分的面试分数(满分100分)，取得该岗位面试第一名，这一分数也是全市所有参加公务员面试考生中的第一名。下面我谈几点参加公务员面试的体会，希望能给今后参加公务员面试的考生一点参考。

一、抱有一颗平常心

近年来，公务员岗位竞争日趋激烈。一般而言，只有在公务员招考笔试中取得了较高分数，进入笔试前两名的考生，才能顺利进入面试。但是有的人由于在笔试时取得了上好的成绩，心里容易产生得意、焦虑、傲慢、浮躁等情绪，在面试中流露出一副咄咄逼人、非我莫属的模样。殊不知，对于急功近利、洋洋得意的人，考官往往很反感。公务员面试中，良好的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抱有一颗平常心，你就会坦然面对考官，平静面对考试，回答起问题从容不迫、自然得体、落落大方，这样才会有上乘的临场发挥，容易赢得考官的好感，取得较好的成绩。

二、闪现亮点

公务员面试的5道题中，第一题就是对自己作3分钟的自我介绍。在这3分钟的自我介绍中，要把自己人生经历中最亮点展现给考官。比如我在作自我介绍时，谈到自己近几年来曾在省州市新闻媒体上发表了百余篇新闻稿件。也许你曾是学校的“三好”学生或者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你曾获得过其他什么奖项，你承担过什么重要工作或者是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总之，在面试时，要尽可能展现自己的亮点。这样做能给考官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为整个面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把握节奏，随机应变

参加公务员的面试，主考官首先会告诉考生，每个考生的整个面试时间为30分钟。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内考生要回答主考官提出的5道题。记得我在参加面试时，为了节省时间，主考官提出的前3个问题，不到15分钟我就答完了。当时我想，照此下去，岂不是用20分钟就可以把5道问题回答完毕，结束整个面试？我应该调整面试节奏，把面试时间控制在接近30分钟内。因此，在回答主考官提出的第4个问题时，我随机应变地拿起了摆在桌子上供考生用的笔和纸认真作起了记录。记录后，用几分钟的时间，边思考，边简明扼要地写出回答要点。这样一来，我不仅基本控制了面试的总体时间，而且用笔作记录并简要拟出要回答的主题词，使我更能准确地回答主考官的提问。也许还能给在场的一些考官留下办事认真的印象，多给一两分呢。

四、谦虚谨慎、坦诚交流

官场笔记篇5

杨少衡:一再写基层故事与人物,主要是我曾长期工作于乡、县、市基层机关,生活中接触了大量基层官员,对他们比较了解,有较强认同感,他们的故事常引发我的创作冲动。我在自己小说里自觉不自觉总在使用相同语调,网络上有陌生朋友称为“老杨制造”,也有人批评我在重复自己。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有个性特点,让读者在众多作品中,不看署名就能一眼认出并愿意去读,那应当值得高兴。作家受自身生活、学养及认知的局限,很难一个小说一个样子,但是一再重复则要失去存在价值,我能感觉到这种危险,也很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尽量避免自我重复。根据自身情况,我试图在题材的拓宽、人物的深入、提供更多社会信息量以及更多的社会人生思考等方面努力,力争创作有所发展。

记者:您的作品常被贴上“官场小说”标签,但与一般官场、反腐小说不同,您并不热衷展现官场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也不意在“揭露”“谴责”,而是不动声色地解读其中复杂状态,且让人总能从中看到一缕阳光。这是刻意为之吗?

杨少衡: “刻意为之”是准确的。我写这类小说时总把其他作家的同类型小说作为参照系,希望尽量与之不同,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表现官场斗争或权谋的小说也有不同水准,有的相当深刻,也有的失之肤浅或不准确,关键不在题材如何,而在怎么把握和写好它。我选择的这种表现方式特别需要注意准确与把握好度,也就是所谓的“拿捏”,因此写作时不能不刻意。除了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您提到的情况也还出于我个人的性格原因,我自认为性情比较温和,为人处事不走极端,看人看事总是希望多面化一点,努力给一点温暖,包括对我笔下人物。这使我的小说有了目前这种面貌,我觉得其长在于提供另一个视角,其短则在批判性不足。

记者:曾有评论说杨少衡是智慧型人物,也擅长写智慧型人物,您理解什么是智慧型人物?

杨少衡:我觉得智慧应当是对社会、人生,对自己所处现实的理解。孔子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与知天命应当就是智慧,以此看来这种智慧与人生经历、磨练以至年龄都有一定关联。我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多很聪明,或称智慧,有读者批评我对这一类人物情有独钟,很少涉及其他类型,例如我们不时有见的饭桶官员。这个批评是对的,我在写作时情不自禁,描绘喜欢的人物时格外来劲,反之则提不起精神,显然需要改变。与笔下人物的聪明相比,我自己很惭愧,不过虚长几岁,只能在小说里炮制聪明,自己绝不敢称智慧。

记者:《村选》以独特视角,真实反映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进步。在谈到《村选》创作时您曾说过,“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当引起关注,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希望通过写作呼吁农村基层民主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杨少衡: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村选》在我的小说里比较另类,其主要人物不是官员,是农民,主要场景不在机关,在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许多中国作家笔下的传统领地。以往我少写农村题材小说,去年因为一个机缘,有感于生活的赠与,我写了《村选》,写这部长篇时还是希望有自己的角度,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家作品有所区别。我觉得时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活很值得作家关注,正在进行和发展中的基层民主建设在我们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具有开创意义,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既不奇怪,又值得我们思考和表现。作家面对这类题材时,需要的可能是一种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眼光,能够从纷繁中感受趋势。我写这部小说时,着重点不放在结果以及评判,更多地注重其过程,以及各种力量对过程的影响。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助于表达我的认知。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太少,您自己怎么看?

杨少衡:我也曾写过若干女性人物,总量偏少,性格也比较单一,可能因为我的笔下人物较多的局限于官员,现实生活中女性官员特别是负责官员大大少于男性,所以小说里也无法多得。这是调侃。我笔下女性人物形象较少,主要是因为自己感到没有把握,写男性人物,特别是男性官员,感觉比较自如,无论正着写反着写,玩味品评还是自嘲调侃,都能与人物贴近。写女性人物相对比较困难,有一种捉摸不定之感,女性经常让我感觉神秘,因此下笔时本能地有所躲避,这显然是我的一个弱项。为了弥补这一短处我只好强化所长,这就使自己笔下人物比例越发失调,有如时下重要官员男女不成比例。

记者:您写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品《危险的旅途》,写作风格幽默活泼。儿童文学与政治题材创作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会写这部小说?

官场笔记篇6

一、谴责小说的诞生与官场文化的传统

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始终是文学作品重要的表现主题，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已然形成数量庞大、主题一致、情感融通的类型化文学作品――谴责小说。在谴责小说中，针对官场中暴露的官场问题、表现的官宦文化、展现的人际关系进行准确的描写最为著名的小说首推《官场现形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谴责小说的兴起归结于：“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1]

上文提及的所谓“谴责小说”仅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已，它崛起于晚清社会，却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较高成就。一方面，谴责小说的出现与18世纪中后期晚晴社会的现实境况紧密相关，是作者针对日渐腐败的社会和逐渐扭曲的人性进行的细致描绘；另一方面，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建立在《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基础之上，在褪去了高深莫测的暗喻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极尽讽刺之能事的谴责与揭露。这一类型作品受到欢迎的根源在于“以小说的形式来抨击时弊，揭露社会的痛脚，当然是合乎民意――因为它宣泄了人们对清政府误国误民之举的痛恨之情，也顺应了当时所谓的‘维新， 改良’的口号，成为当时那种特殊时期的需要”[2]。

发展到21世纪，话语背景的变换使得人们理解官场文化的方式有所变化。小说《官场现形记》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早期谴责小说往往是直接针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展开批判，这就使得早期的谴责小说往往是以直接揭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为主要内容，在满足读者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深处其中的人的心灵世界的描绘和思考。在小说《酒友》中，读者看到了与传统小说描绘景象全然不同的官场。老赵和老钱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多年的仕途蹉跎、多年的沉居下僚早就让他们身上的锐气消失殆尽。于是，当他们无法在官场获得人生价值的肯定时，“小四川”酒馆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的场所。

谁料，二十多年过去，两人在最有希望提拔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白白错过了机会。如今倒是看惯了，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至今还是大头兵。眼看提拔无望，两人都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事就喝点小酒，说点怪话，工作上疲疲沓沓，领导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彼此境遇差不多，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整天粘在一起。在单位，大家都知道老赵和老钱是一对酒友，还有个绰号“二不离”。

在一个不是官场的地方，两个多年混迹于官场的人在酒精的麻醉下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释放心中的不满，他们可以在这里全然地宣泄压抑的情感，他们可以在这里投入地表达人生的理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于士子而言，能够求得仕途的发展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灵寄托。小说《酒友》中的赵、钱二人并非是官场生活的牺牲品，他们没有成为政治倾轧的牺牲品，作为官场文化的产物，他们成为读者对传统官场文化进行批判的文化符号。

二、现实主义风格与“酒友”的苦难心灵

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化政策的全面开放，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学作品曾一度盛行。但这一类型的作品由于过分展现人性本质层面的欲望使得其审美价值呈现弱化趋势，极大地影响其文学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考察艺术上的成败应结合作者欲表现的主题，看其艺术上的表现力是否体现了创作构思”[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文化几乎是与中国历史一样漫长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形成面貌不同的官场文化形态，就其本质而言，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和固定性，我们很难在中国社会的某个阶段找寻到全然不同的官场文化，以小说《酒友》中描述的老钱、老赵为例，读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他们二人的真实原型，却分明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不同于前人创作的谴责小说将揭发人所未知的官场逸闻作为主要内容，小说《酒友》的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中老赵、老钱两人的心灵世界。当赵、钱二人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时，读者丝毫没有感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两个混迹于仕途的官员。在他们的身上既没有多年为官的气派，也少了几分志得意满的风气。与此形成截然相反对照的是胡适对早期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发表的评价，他指出：“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些人，只存谴责之心，丝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3]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读者已经很难再找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于身处官场的老赵、老钱所经历的宦海沉浮的描绘，是他们对于自己经历的人生波折的展现。

将酒作为展现自我心灵世界的痛苦以及宣泄内心情感的因素――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仅仅是小说《酒友》的外在，就其内容而言，作者实则是以近乎冷酷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人性的真实，是将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展现出来。老赵和老钱为了谋得自我仕途的发展，可以抛弃多年来积淀的友谊，可以采用鄙弃的手段，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就是采用类似的手段在竞争。

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酒友》，跨越百年的中国作家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笔为读者描述自己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峻思考。虽然时代的转换早就让封建王朝和科举考试成为历史的既往，但我们却依旧可以在小说《酒友》中看到等级的森严、人性的压抑。当老赵和老钱在经历了一番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小吴的下属。当曾经的下属对两人展开一番训斥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场虚无的存在。于是他们又回归到“小四川”饭店中去品味“大高粱”带给他们的精神慰藉。从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对中国官场文化进行思考的谴责小说正在发生转移，从早期的关注官场腐败逐渐过渡到对局中人的关注。

三、新时代的谴责小说与心灵困惑的突破

无论是诞生于清末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还是新时期的官场小说，作者都是针对特定时代官场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契合时代审美诉求”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在早期的谴责小说中，作者往往是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随着特定时代审美标准的转换，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创作这一类型的谴责小说时转而将他们对被压抑心灵世界的叩问作为了小说的主题。无论是对外在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还是对心灵世界进行思考，都指向共同的问题――人类的私欲。“何谓私欲？暂可理解为对个人物质享受的疯狂追求。怎样才能满足私欲呢？这是个无底的沟壑，为达到个人目的，首先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如若没有，便要走那条老路――‘升官发财’了。”

在《官场现形记》中，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私欲”，他们或是追求金钱，或是沉湎女色，或是沽名钓誉，在作者的笔下，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被彻底地暴露出来。正是由于作者在表现人性的“私欲”时采取了毫不掩饰的手法，才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反响极为深远的谴责小说代表。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可谓荡然无存，读者几乎很难将作者描绘的老赵和老钱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大高粱”的场景与人性的“私欲”联系起来。一方面，老赵和老钱是多年以来沉居下僚的普通人，在他们的身上既无腐败官员的脑满肠肥，也没有身居高位的颐指气使，展现出来的只有心灵的孤独、寂寞；另一方面，老赵和老钱先后获得了升迁的人生际遇，对于官场生涯只能算作“浅尝辄止”。

“酒友”本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人际关系之一，当这一关系被作者写入到小说《酒友》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现代折射。首先，促成老赵和老钱二人特殊“酒友”关系的根源在于仕途的困顿，如果去除掉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我们就很难解释两个男人为何能够在“小四川”饭店中“亲了个嘴儿”，也就很难理解为何他们最终又能恢复特殊的“酒友”关系。“酒友”仅仅是赵、钱二人人际关系的外在现象而已，他们在饭店中所抒发的是官场文化带给他们心灵世界的压抑。其次，导致老赵和老钱特殊“酒友”关系破裂和弥合的直接因素也都来源于他们的仕途升迁。当老赵率先获得升迁之后，他们的“酒友”关系旋即发生了变换，而老钱的升迁则使得被倒置的关系再次发生变换。

作为一部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小说《酒友》就是以赵、钱二人起伏的人生作为载体，向读者展现传统官场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不同于传统的谴责小说，这部作品没有将官场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为小说的表现内容，而是以身处其中的心灵世界作为主题，使得小说的审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5.

[2] 李哲.论《官场现形记》中的“反贪官意识”[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3] 庞承强.《官场现形记》对近代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开拓 [J].古典文学知识，2003（05）.

[作者简介]

官场笔记篇7

老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再也没有精力去严格管束全国上下的官员，让他们克己奉公，时刻警醒。地方官随意加派赋税，中饱私囊，国库的钱粮也被大肆挪用。民怨正在四处积聚。

雍正不得不振作官员们的风纪。他采取的办法是：以国家的名义给他们足够的钱，使官员们不必贪污。他和支持这项改革的大员们相信，当官员们被“养廉银”喂饱之后，就会消弭贪赃的欲望。 清初官员有多穷

力主实行“养廉银”政策的，是山西巡抚诺岷和布政使高成龄。他们提出，将山西每年征收的50万两“耗羡银”悉数上缴国库，再从其中拿出30万两发给山西各级官员，作为办公经费以及“养廉”之用。

所谓耗羡，是当时征收赋税的潜规则。地方官以征收税银在计量、转运途中会产生损耗为借口，向百姓额外加收一笔钱，称之为“火耗”或者“耗羡”。征收多少，全无一定之规，往往多达正税的四、五成，有时甚至比正税还多。这笔非法征收的钱自然多半落入各级官员的私囊。

但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处。清初官员的薪俸极其微薄。按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正、从一品的官员，譬如大学士、六部尚书，所得俸银为每年180两，米180斛；正、从二品，譬如各省总督、布政使和巡抚，所得俸银为每年155两，米155斛。到最低一级的从九品官员，每年薪水只有白银31两5钱2分，以及米31斛5斗2升。

在当时，一般百姓家中开销，一个月差不多要二、三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员的办事、雇员经费，都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掏钱，还要迎来送往，这点钱塞牙缝尚且不足，遑论其他。所以，皇帝也就默认了这种普遍的非法行为。

康熙年间，曾有御史给皇帝算账：“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 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薪俸是155两白银，而养廉银则高达2万两。

他说，知县从百姓处敛财，督抚则向下属收取贿赂，一开始都是因为不得已。但是天长日久，贪赃财物积累越多，官员自知已经罪大恶极，不如恣肆贪污。“下官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于是越禁止贪污，贪污越严重。他劝皇帝说：“臣以为俸禄不增，贪风不息。”

但是康熙皇帝没有同意这样的改革方案。他认为给官员增加俸禄势必要多收赋税。官员私下征收耗羡情有可原，但是变成帝国的法律则万万不可。雍正皇帝则决定采取更加现实的做法，将征收的耗羡银全部归公，再给官员们发放养廉银。他相信，当举国上下的大小官员都能“从容不窘，则自然不贪”。 雍正皇帝的现实主义

于是，在雍正二年（1724），养廉银的政策向全国推广。很快，各级官吏的养廉银标准被大体厘定出来。

根据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务繁简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有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总督的养廉银约为2万两白银，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布政使为1万两左右，按察使为8000两左右，州县长官的养廉银则在1000两到2000两不等。

本着奖励廉洁、能干的原则，力主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山西巡抚诺岷每年有养廉银3万两，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所得养廉银也有2.89万两之多。

这笔钱都是从收归国库的耗羡中开支。在雍正皇帝看来，既然耗羡作为非法之税无法革除，不如承认现实。以前耗羡归地方，所以官员大肆搜刮；现在耗羡归国家所有，存留于地方府库，地方上就失去了加征加派的动力，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而拨耗羡“以养州县”，官员们有了养廉银，也不必为生活所迫，去遵从种种陋规甚至违法。对这一项改革，他不无自得地评价道：“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

雍正的改革确实发挥了作用。康熙晚年，各省财政都出现亏空。富庶的江苏省欠库银居然多达881万两，是全省两年半的田赋；中央的户部存储的白银只有800万两。耗羡归公之后，各地亏空逐渐补足，国库的存银则积累到6000多万两。至于吏治，也确实比康熙时大有好转。魏源评价说：“（有此收效）全仗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 雍正皇帝设立养廉银，希望用丰厚的收入喂饱官员，而不必再贪污敛财。然而对贪官污吏的打击松懈之后，养廉银反倒使官僚们的贪欲水涨船高。 高薪还在，高压没了

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

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渎官员就多达数百，以至于在雍正三年，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也曾奏称“属员参劾过半”，请皇帝手下留情，“容再查奏”。雍正对这些抱怨大为不满，斥责他们说：“属员之去留，惟视居官之优劣，岂论参劾之多寡？朕心总出于至公，尔督抚等，安得以庸鄙之见、偏私之心，妄为窥测乎？”

皇帝整饬吏治之严厉，地方大员都感到有点用力过猛。雍正皇帝在位时，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去推动，但是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这样严格而费力的治国之道，就不免被懒惰和懈怠所取代了。

对官员的监督松懈了，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倒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许多贿赂甚至成为官场的定例，譬如夏天给京官送礼，名为“冰敬”，冬天所赠为“炭敬”，过年送的叫“年敬”，而离京赴任则要送“别敬”。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进京觐见皇帝，然后按照规矩，向京城各级官员分送礼金。在一本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的笔记中，他记录了这场官场礼节的花费：“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如此庞大的一笔开支，在张集馨的笔记中有数次，即便算上养廉银，也远远不能应付，以至于他不得不多方举债。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也记录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腐化。

颜伯焘卸任闽浙总督回乡，途经漳州，运输财物的扛夫连绵不绝，每天过六七百名，走了十天才过完。而跟随颜伯焘身边的兵役、抬夫、家属、仆从多达三千名，为招待这些人，漳州安排了四百多桌酒席，花费上万两白银。

山西巡抚王兆琛在四川任上贪渎白银万两；四川犍为县县令朱在东被查出贪渎九万两白银，历任将军、司、道、府的长官都收受了他的贿赂，于是督抚不敢追查，以“以案情牵涉大员”而草草了之。

自以为节操还不算太糟糕的张集馨在书中感叹说：“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视，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

官场笔记篇8

5月22日记者辗转联系上这位考生本人，他确认此前讲述属实，“我还好，你们也不要来找我了”，他有些沉重地说。距离面试结果揭晓刚过去两个多月，无权无势的他选择退出公务员考试，目前已在非公职领域找到工作。

“类似的情况，一直存在。” 上海市区级人事系统公职人员黄一波告诉记者，尤其是没有背景的笔试第一名，在只招一人的岗位，经常有被“黑”案例。

此外，类似湖北省利川市人社局直属事业单位的“巧合招聘”，湖南湘潭市岳塘区90后王茜的“萝卜招聘”，都只是公务员招考内幕的“冰山一角”。

“即使身在其中，你也不可能知道全部，天下没有100%的公平。”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直陈。

危险的“第一名”

据上述天涯帖子所述，也经当事人5月22日向记者确认事实：2011年底，参加甘肃省公务员考试的他，以笔试第一进入甘肃省直机关面试，尽管是三选一，但他对自己有信心。

面试当天，他拿着只能计时的手表进考场，得到工作人员允许。在分组时，他与另外两名考生（笔试第二和第三名）相识，第三名提出给钱，劝他和另一位考生离开，他没有理睬。

试后，金杰（应甘肃考生当事人要求，化名）依旧是总分第一。但几天后，“第三名”打电话告诉他，“第二名”已经“拿钱走人”，希望金杰也这么做，金拒绝，却被“第三名”举报，理由是面试时携带手机。

过后，金杰被甘肃省人社厅招考办通知谈话，有工作人员咬定其在面试中带了手机，金杰表示自己只带了计时器。

几天后省纪检委找他谈话，金杰在解释自己情况的同时，反映第二名和第三名存在幕后金钱交易一事，并有短信为证。但对方并无回应。

不久，金被报考单位通知参加体检，但到医院后，金却被省招考办人士以“扰乱考场秩序的名义”威胁离开，事后他多次电话询问调查情况无果。

2012年3月1日，报考单位公示拟录取人员名单。“举报我的上了公示名单，我自己被刷掉了。”金杰说。记者查阅该部门录取名单公示结果，金杰所说之人确在录取之列。然而为何是这样？整个过程下来，他都没有得到省招办一个详细的解释。

“笔试第一，面试被刷”的事情年年上演。“有些的确是自己发挥不好，但也不乏被人顶掉的。”一名2011年浙江省级部门笔试第一的考生告诉记者。

该考生说，被刷掉的人，有的是笔试完才通知专业不符而取消面试资格，有的是没有被通知体检，有的是“被得病”，有些是无任何理由。

而每个无奈的人背后，都不乏类似“90后湘潭神女”和湖北“巧合招聘”的关系户在“活动”，近来通过网络频繁曝光。

不久前，因其父王达武为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90后女生王茜被公示拟录用为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经调查，当地官方撤销对王茜拟任决定，并给予其父党内警告处分，免去职务，岳塘区委书记也被立案调查。

此事还未解决前，湖北省利川市人社局直属事业单位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管理局招聘的“内部干部子女”又被曝光。5月17日当地回应取消招聘结果，但并未公布处理方式。

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潜规则”，层出不穷。

据一位江西省人事系统工作人员透露，他朋友的父亲为江西一地级市机关单位一把手，其朋友面试时，该单位考官只和他闲聊几分钟就结束了，并希望他在他父亲面前多说点好话，过后便正式录取。

曾参加过东部沿海城市海关面试的考生告诉记者，他进考场前发现，除他之外的考生基本都跟考官非常熟悉，谈笑风生，一听就是内部人士，“虽然我没被录取可能是自己表现不好，但这种场景任何人看了都会怀疑”。

“民不举官不究，其他花样多的是。‘湘潭90后女副局长’这样的事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黄一波说。

“塞照片，求照顾”

不论国考还是省考，“只要考生跟考官能够对上号的环节，就容易出问题。”黄一波说，在公职人员招考的一系列环节，漏洞总是存在。

按照法定程序，每年每个部门会根据编制是否有余额，将人才需求情况上报人事局，人事局核定未超编制数后，面向社会招考大纲。

考生报名后由各部门初审，没通过的补报，有些省份还可以申请复核；报名成功后安排笔试，试题由各省人事部门考试中心统一出题，“要作弊除非泄题，或者考场安排人抄答案，属违法行为。而事后修改笔试，更是要跟人事部门有很深的关系。”黄一波认为，一般而言，笔试环节相对公平。

笔试后，国考一般按1﹕5，省考按1﹕3的比例面试。为避免事先打招呼，山东济南等多地实行外地抽调考官的方式。

然而，曾在东部沿海城市做过考官的席某告诉记者，这并不管用。“面试前一天到达宾馆开会，就有领导明示我们需要照顾的考生。那些考生即使什么不说，也照样过关。”

而到了晚上，有更多的人进出考官宾馆塞照片，求照顾。“每个考官手里都被塞了一叠。”

和济南不同的是，浙江省考面试时，7名考官中1名来自招考单位，其余都从其他省级部门临时抽调，并通过抽签决定去哪个考场，考生也会抽签定考试和顺序。

黄一波指出，这么做能更好杜绝考生跟考官的联系，至少作弊风险提高多倍。“最终倘若还能作弊成功，不仅是钱要多，关系要够硬。”

他当考官时，曾遇到过招录单位负责人跟其他考官直言，“这个人我很喜欢。其他人就心知肚明了”。而其他考生，负责人随便一句“综合能力不够、沟通能力太差”就会被刷掉。

因此，在近些年浙江等地公职人员招考改革中，所有可能透露考生个人信息的环节，如自我介绍等都被取消，代之以编号，且多地已经采取结构化面试，同一时间段的考生面试同一套题，过后则换。

问题是，一些考生告诉记者，他们从不知道面试成绩，只有录取或不录取。“因为公布以后就可能会查出问题。”叶青说，这种不透明容易产生分数簒改。

近些年，四川、云南、浙江等省直机关在面试时，选择“当场打分、当场亮分，考生当场签字确认”的方式，并公布在人事部门网站上。

自2011年起，浙江宁波还试水公务员面试“旁听制”，市民、基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记者等，可报名参与旁听。

“浙江省的经验值得推广，但也不乏漏洞。”叶青指出。

东部某省担任过多年主考官的厅级干部向本报透露，一些省直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该机关，即使不用打招呼，本部门主考官也会有倾向性，类似个案曾经出过。“由于第一名反应激烈，事情才得以处理。”

面试通过后，进入体检、政审阶段，更是有西安考生国考体检“被乙肝”、山西长治考生宋江明体检报告被篡改等事件发生。“这样刷人实在明目张胆，是违法的，现在相对极少。”黄一波说。

竞争白热化，趋之若鹜

“操作程序不规范，事后对违法违规人员的处罚不够，官本位思想严重，都是种种乱象的原因。”叶青认为，只要下决心把各环节漏洞补上，就能避免；同时，一些新兴的考试改革方式，也应向全国推广，比如当场宣布分数、市民旁听面试等。

“但这些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许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根源上还是公务员制度不健全，寻租潜力大。”黄一波直言，“这个年代钱赚得多已经不算什么了，但要是官当得大，那就不一样。”

因此，尽管公务员考试竞争“白热化”，每年依旧有百万名考生趋之若鹜。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0月20日，2012年国考总体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超45万，其中税务系统通过总人数为16万多，海关系统近8万，而这两个系统职位的录取比例却常常是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截至2011年10月24日23﹕30，2011年国考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68﹕1，竞争最激烈的职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科研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竞争比例已达到3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