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1篇

大家好！

我叫X，自20*年8月起担任外事处副处长，在协助处长履行本处职责和开展全面工作的前提下，主要分管外国专家工作、留学生工作、对外宣传、对外汉语教师的选派和管理、师生交流、办公室日常事务、涉外翻译、涉外咨询与服务等工作，现就本人的履职情况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摘要汇报如下：

1、日常办公事务：具体负责接待与联络、公文处理、档案管理、涉外手续办理、部门间的工作协调与协助、办公室文明与团队建设等工作，其中在公文处理方面主要负责了各类管理规定、外国专家聘用合同、各类请示报告、工作计划与总结、交流合作协议、预算与统计报表、涉外证明与材料等文书的起草和拟定。

2、具体负责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聘请、管理和服务，年均聘用约16名外籍专家和教师，基本形成了一支队伍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爱校敬业的外国专家师资队伍。

3、协助处长开展了留学生的招收工作，具体负责留学生招生简章的拟定、留学生录取、入境和出境等手续办理、安全与保密管理、教学与学生管理的协助与协调等。

4、具体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主要完成了部门中英文版网页和学校英文版网页的制作与更新、媒体报道及出访和来访交流材料的撰写和翻译等。

5、具体负责对外汉语教师的选派与管理工作，07年组织上报了10名教师的申请材料，其中5名教师被列入国家派出资料库，1名教师被派往土耳其任职2年。

6、具体负责师生交流项目的开发、组织和管理，任职期间共派遣外国语学院10教师和航海学院4名教师出国境开展教学观摩与交流，组织了22名学生赴泰国兰实大学进行文化与教育交流等。

7、协助处长较好地完成了各类出国境手续办理和境外来访工作的安排、组织与接待工作，年均办理出访和来访事务共约30批次。

8、协助处长进行了留学生招生宣传、学术交流、合作办学、联合培训、教学实习等项目的开发和管理，其中举办国际学术会议1次，组织开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联合培训班5届，开辟境外实习基地1个，已选派12名学生前往实习等。

9、协助处长开展了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工作以及境外募资捐赠工作。

期间，还兼任行政党总支霞山支部（含外事处、高教研究室、学报编辑部和航海质量管理办公室四个部门）党支部书记，在开展日常党务活动和党建工作的同时，重点抓了新党员的发展与培养工作，先后有1名预备党员如期转正、1名发展对象即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和2名入党积极分子转为发展对象。兼任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利用周末和业余时间从事英语专业和第二专业英语笔译、语言学、语用学、词汇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以及毕业论文指导和英语水平考试课外辅导等工作，年均工作量约180学时，4篇；

总体而言，本人在任职期间做到了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服从领导、团结进取、奋发创新、任劳任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本职工作和所分派承担的其它工作，但在制度建设、留学生教育规模与质量、合作办学等方面的投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本次干部换届工作中，如果能够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我将更加努力地进一步拓展优势，弥补不足，力促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2篇

现将我单位2009年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2009年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一）经济目标完成情况：截至目前，全年共接待游客

万人次，占全年目标的

%；门票收入

万元，占全年目标的

%；综合收入完成万元，占全年目标的

%；招商引资完成588.8万元，占全年目标的294.4%；全年投入宣传经费万元，占全年目标的%；上缴税金万元，占全年目标的%。

（二）其他目标完成情况：相继完成了××旅游度假村的招商、鸡角尖上山步道及景区内旱厕改造工作；圆满举办了第五届伏牛山（栾川）金秋红叶节；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旅游零投诉、计划生育无违例的工作目标；完成了平安建设、稳定、环境保护、新农村帮建和包村扶贫的目标任务；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老干部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围绕上述目标完成情况，我们开展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不断创新、完善营销模式和方法，客源市场得到有效拓宽

今年，我单位想方设法积极筹措宣传资金110余万元，突出“森林氧吧地质奇观”的特色，开展了七项卓有成效的营销措施：一是继续实行大员上阵和一线促销策略。3月份由两名副处长带队，带领25名宣传精干人员分赴省内外43个地市对友好旅行社进行回访，达到沟通、交流与合作之目的。二是积极参加各类大型促销活动。派出26名营销骨干先后参加了在郑州举办的全国旅交会和洛阳市第25届牡丹花会，现场与700多家旅行社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协议，通过开幕式入场券发放××宣传画册2.5万份；并在3－4月份成功举办了××山花节，取得显著效果。三是加大媒体、网络宣传力度。在《大河报》、《东方今报》、河南旅游网等主流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强档宣传，共刊出162期宣传广告，在《大河报》、《富栾之声》、栾川公众信息网等知名媒体上发表新闻通讯稿件143篇，字数达26000余字，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四是强力开发“学子游”。5月份开始派出一名副处长、四名营销部经理和8名营销人员走访省内各大专院校，共发放大学生优惠券5万余张，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暑期7-9月份共接待学生游客5.8万人次，取得了显著得经济效益。五是印制高档次宣传画册。投资18万元，印制各种宣传资料20万份，高档次风光宣传画册3万份，风光影碟4万张。六是不间断推出旅游亮点，提升形象名片。今年我们又相继推出了健康养生游、清凉避暑游、休闲度假游和“龙”文化寻根游等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对象的旅游产品，有效拉长了游客在××的滞留时间，提高了旅游消费额，增加了旅游综合效益，今年一次性接待300人以上大型团队达26个。七是丰富游客文化娱乐生活。建立了××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同时坚持每晚举办集参与性、互动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激情××篝火狂欢晚会，极大丰富了游客晚间文化娱乐生活。

2、项目建设和重点工程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

今年共投资1000余万元，实施了以下五项工程建设：一是投资320万元完成了××没门沟至黄石崖23公里旅游道路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该工程主要包括防护墩、警示柱、安全护栏、标志牌、反光镜、水泥砼路面加宽、挡土墙修砌、排水沟等的建设。二是投资350万元完成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工程建设。该工程自去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相继完成了土建工程、管道铺设、土方回填、机械处理设备安装、后期绿化美化等工作，已于6月下旬建成运营，建成后可新增日处理污水能力1000吨。三是投资90万元实施了望云崖观景区和中原第一峰观光区山顶共6000米安全防护工程。先后投资90万元实施了望云崖观景区和中原第一峰观光区山顶共6000米安全防护工程。其中，投资15万元实施了望云崖观景区1000米安全防护工程；投资75万元实施了中原第一峰观光区山顶4500米安全防护工程和两处观景台的建设，工程完工后，中原第一峰观光区山顶增加有效观赏面积360平方米，并从根本上解决了旅游高峰期山顶的游览安全问题。四是投资110万元对森林氧吧和中原第一峰观光区七处商户房屋进行了升级改造。强行拆除了与景区环境不协调、有碍观瞻的的七家商户房屋，采用全木质结构进行建设，目前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五是投资180余万元实施了森林氧吧观光区综合整治工程。今年6月份，实施了森林氧吧观光区综合整治工程，包括对旱莲园景区的植被恢复、4.5公里旅游步道拓宽修复、1500米安全防护栏建设和5公里生态旅游公路排水渠、路缘带修砌等一系列工程。

3、全员上阵，措施有力，超额完成全年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今年，我们按照打造“开放××”的目标和战略，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是坚持“领导带头、全员招商”的原则，大手笔进行项目策划和项目推介，推出了一大批招商引资项目，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库。二是成立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变临时机构为常设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管理处领导班子成员每人分包一个项目，力求做到项目到人，责任到人，工作明确，并定期由责任人向班子会议汇报工作进度。三是4月-8月份，我园借在郑州举办的全国旅交会、洛阳第25届牡丹花会和西安旅交会，主动出击，主要领导带领班子成员多次专程奔赴郑州，下洛阳，不惜投入巨大精力，积极与意向投资商接触、谈判，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基础。

全年共完成两项招商引资工作，累计完成招商引资588.8万元，占全年县定目标的294.4％。一是完成了××月牙湖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的招商工作。目前已于中电置业（洛阳）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项目一期建设投资500万元，建筑面积约2000㎡，占地约10亩。目前已先后完成了规划、论证、实地踏察、项目建议书及可研报告编制等一系列前期筹建准备工作。二是完成了××部级自然保护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09年度资金的争取工作。今年8月份，河南省林业厅和洛阳市财政局分别以豫林计[2009]143号文件《河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09年部级自然保护区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洛财预[2009]214号文件《洛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09年森林保护工程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明确了今年的投资计划。该工程总投资319.8万元，其中2009年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88.8万元。

4、不断创新内部管理办法，景区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道路

一是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责任。相继出台了各项管理方案，对考勤、纪律、卫生、车辆、接待、水、电、文印等各方面加强管理，不断规范；同时实行全员目标责任制和经营成本最低核算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对全体员工每月分别暂扣工资总额的15%作为岗位风险金，层层签订责任书，层层负责。二是探索建立职能科室管理新路子。自四月份开始，对景区各科室实行“工作旬报制”，经过九个月的实行，共印发“旬报”27期，字数达30000余字，效果明显。三是建立中层干部激励竞争上岗机制。每季度组织一次全体职工对中层干部的民意测评，测评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对连续两次测评不合格人员予以免职，空缺职位由全场职工竞聘上岗。全年共免职三名中层干部，逐步激发了全体中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开展一系列争先创优活动。广泛开展“五好党支部”“五好党员”、“十佳文明服务员标兵”和“十佳优秀员工”等评选活动，倡导人性化、亲情化服务，通过开展活动，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五是加大环保整治力度。安排29名环保人员专职负责景区环保卫生和公厕管理工作。同时，实行工效挂钩，每月不定期对环保人员责任区进行督查并打出分数，对达不到满分的人员，按扣分比例扣发当月工资，全年共处罚环保人员49人次，扣罚金额达2.7万元。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今年10月的环卫节上，我单位被县委、县政府授予“环卫工作先进单位”，同时，卫书信同志被评为“全县环卫工作先进个人”。六是整顿景区购物市场。质监科每月定期印发“××旅游服务质量督查简报”，全年共印发28期简报，为提升整体服务质量起到了督促作用，同时，加强对商户的监督和管理，严把食品卫生质量关，强化文明服务意识，进一步优化了景区购物市场环境。

5、强化安全意识，狠抓安全生产

（1）狠抓旅游安全，层层落实责任。一是成立一把手牵头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与各部门、经营单位签订安全协议，责任层层落实到人。二是针对景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拐弯急这一状况，我们采取了多项超常规措施确保旅游交通安全：对景区道路上的防护墩、警示桩进行了全面加固和补充完善，共新设置防护墩、警示桩113个，加高加固217个；高标准、高质量制作安全警示标志27块，分别安装在雷公寨、前孤山等景区内部分危险路段，提醒司机注意安全；投资30万元对雷公寨、前孤山等景区内9处弯道进行了加宽和改造，共加宽面积390平方米；在景区内主要危险路段，投资4万元安装弯道广角镜13块，有效确保了行车安全。三是设立安全须知、宣传栏和安全橱窗对游客进行安全宣传教育，并定期对宾馆、大酒店等单位的安全、消防设施进行大检查，及时排除各类隐患。

（2）强化森林管护，确保国有资源万无一失。一是加强领导，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成立以场长为组长的森林防火领导小组，采取定目标、定奖罚、定考核的工作方针，把防火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林区、班组和护林员，并与之签订防火责任书和安全合同。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动员，提高认识。针对目前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抢前抓早、周密部署，对本场员工和周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我们已于11月初全面停止旅游接待工作，并对林区进行封闭式防火管理。截止目前，已在各沿路重点位置、林区及周边村组张贴标语400余幅，散发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先后出动防火宣传车40余次。三是强化措施，消除隐患。严格火源管理，对进山人员及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登记，不间断对林内进行安全巡逻。同时严厉打击在林区内违规用火人员，并对42名专业消防人员进行扑火实战演练，提高作战能力。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今年11月，我场被县委、县政府评为2007-2009年度“护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

6、以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加强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党组织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以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要求全体员工主动查找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正确处理旅游接待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切实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服务意识、服务态度进一步转变。特别是在查摆问题阶段，共发放征求意见表93份，查摆出各类问题23个，彻底整改23个；工作学习之余，广大党员干部、工会会员自发组织到景区道路上清除因暴雨导致的塌方共计860立方米，确保了景区道路畅通无阻；在各科室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党员干部、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充实了主题教育活动内容，而且极大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今年全年共使11名预备党员转正，5名入党积极分子转为预备党员，又培养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做了积极准备工作。今年7月份，我场党总支被县委授予“五好”企业党组织，张袆娜同志被县委授予“五好”党员，王时琪、王有建、尚春生、昝新成四名同志被县林业局党委表彰为“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一）由于历史遗留经济和人员包袱沉重，脱困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二）精品景区建设方面由于缺乏固定投资渠道，配套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由观光型旅游向观光度假型旅游转型缓慢，旅游附加值较低。

（三）流动资金严重缺乏，导致旅游宣传远程市场拓展缓慢，投资力度小，整体宣传效果不够理想。

三、2009年工作打算

（一）全方位开展宣传促销，打响“××”生态旅游品牌

2009年，计划投入宣传资金150万元，在省内外多渠道、全方位展开强大宣传攻势。一是年初与“中央电视台”进行全方位合作，计划投资80万元进行强势形象宣传，同时，在省内利用平面媒体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市场逐步向周边省市扩散；二是通过举办大型宣传促销活动，提高景区影响力；三是在“特”字上大做文章，继续推出五大特色游：森林文化科普游、体育健身游、××幸运游、度假蜜月游、会议商务游；四是重点举办以第六届伏牛山（栾川）红叶节为主的节庆活动，进一步丰富游览内容和游客文化娱乐生活。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景区重点工程建设步伐

一是力争完成××旅游经营权出让工作；二是努力完成××旅游观光车队的招商工程；三是紧密结合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大××至白水幢公路、××大型生态停车场、××棚户区建设等项目的资金争取力度，力争使资金早日下拨，项目早日开工。

（三）狠抓安全生产，确保全年安全零事故目标

2009年，我们要严格按照市、县政府领导指示精神，不断总结经验，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安全措施，落实安全责任，加大安全工作监管力度，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圆满实现“安全、健康、秩序、质量、效益”五统一工作目标,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力争圆满完成年度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特岗计划；政策成效；政策完善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3-0037-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将“特岗计划”列为“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为评估“特岗计划”政策实施成效，总结实施经验，中国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岗计划”政策研讨会于2011年12月8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建立在5月至9月开展的评估调研基础上。以各方分享和对话为契机，共同致力于“特岗计划”在政策设计和具体实施层面的完善和发展。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许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代表麦吉莲女士、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杨勇、评估调研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各省教育厅“特岗计划”相关负责人、中央研究机构和高校专家及特岗教师代表等90余人参加研讨会。为政策完善建言献策。

一、“特岗计划”政策宏观背景及主要内容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许涛从国际视野出发。深入剖析了中国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现状。他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放在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地位。总理2011年8月28日在河北省张北县农村教师大会上指出，“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要在完善“特岗计划”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为农村学校补充大批高校毕业生，“切实提高师资，特别是农村师资水平”。具体来说：第一，师资来源需要改善；第二，教师地位需要提高；第三，专业发展需要保障；第四，师生比例需要缩小。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在致辞中强调，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师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特岗计划”具有很好的政策瞄准性或导向性，引导优秀毕业生投身农村教育事业。他呼吁各部委通力合作，共同为中国未来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作出贡献。

“特岗计划”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在事权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团场)，以及纳入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部分中部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西部地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边境县、少数民族自治县和人口较少民族县招聘特岗教师。2006年至2010年5年来，共招聘近20万名国家特岗教师，覆盖900多个县，约1.8万所农村学校，留任率平均达到87％。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特岗计划，是中央政府针对中西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师资问题出台的重大举措，中央财政“购买”教师岗位，开创了“先进后出”的新机制；教师招聘过程坚持国家标准、省级招考、县级聘录、学校使用的原则，由省级部门统一组织考试考核、公开招聘教师，提升了教师人口的把关层级，增强了选人用人的公正性。对地方教师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示范效应。

二、“特岗计划”政策实施现状

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团队于2011年5月至9月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评估调研，在10省51县发放调查问卷5 130份，实地走访云南、新疆、广西、贵州、青海、陕西、四川、河南、山西、湖南、河北等11个省24个县(区)，收集政策文本和管理文件材料近600份，走访中小学27所，现场记录及访谈录音近20万字，各类利益相关人群访谈及座谈会50余场。研讨会上，课题组负责人郑新蓉教授代表课题组报告了政策调研的主要发现。

(一)特岗教师构成

评估调研数据显示，特岗教师群体呈现如下特征。第一，报考动机方面；特岗教师中有50.43％凭着“喜欢当老师”的信念报考，16.12％选择“为了支援落后地区教育”。第二，家庭背景方面，以特岗教师母亲户籍为依据，79.89％为农业户口，父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父亲文化程度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初中”，母亲文化程度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小学”。初中和初中以下加起来为78.77％。第三，经济地位方面，93.14％的特岗教师认为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在他们本人家乡属于“中等”和“偏下”地位。第四，婚恋状况方面，特岗教师普遍比较年轻，近99％年龄在20～30岁之间，70.82％的特岗教师未婚。第五，性别及民族比例方面，女性特岗教师比例占59.91％，与全国特岗教师总体性别比相近；少数民族特，岗教师较少，为19.35％。

(二)特岗教师工作和生活状态

调查显示，特岗教师来到任教学校，平均课时量每周集中在11～20节之间，任教学科以语文、数学和英语3门主课为主，其他是体育、音乐和美术。特岗教师在校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师生和同事关系相处融洽，工作中遇到困难时，66.59％的特岗教师倾向于请教本校有经验的教师，希望得到优秀教学资源的支持和外出学习的机会，其中，经济负担、能否转正以及教学任务三方面成为特岗教师的主要压力来源。

(三)各方满意度

各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高度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赢得了各方一致好评。近76％的特岗教师和93％的县级负责人肯定了“招考过程是公平的”，县级负责人认为“特岗计划”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特岗教师，而在特岗教师本人看来。“所教学生及其家长”是最主要受益群体。校长们表示，特岗教师改变了学校教师老龄化严重的现象，改善了教师的学历结构，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成绩。

会上，河北、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四川、陕西、青海十省代表就本省政策执行情况作了汇报。各省均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精心部署，规范招聘程序；加强领导，落实工资待遇；建立相关激励制度，加强人文关怀。

三、“特岗计划”政策实施成效

“特岗计划”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调研报告总结了政策的主要成效，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首先，创新了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补充机制。一方面，教师招聘的权限由县级层面上移到省级层面；另一方面，教师招聘的权限由人事部门牵头向教育部门转变。在自由讨论环节，河南省教育厅师范处代表吕康以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安雪慧博士均指出，“特岗计划”最大的成功之一就在于创新了农村教育补充机制。

其次，为农村学校补充了大批合格师资，对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河北省教

育厅副厅长杨勇指出，“特岗计划”的实施加强了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缓解了农村教师紧缺问题，优化了农村教师队伍结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高了农村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特岗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进入教师队伍的机会，尤其是为大量出身于社会中低阶层的毕业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河北省涞源县特岗教师代表王学和卢宁在发言中多次提到，多亏“特岗计划”，让她们没有成为“毕业即失业”队伍中的一员。

同时，政策还产生了一系列良好的外延效应。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依族乡宝塔村新发民族小学特岗教师代表刘习聪向与会代表分享了来自一线的鲜活事例。他说，特岗教师的到来使村里风气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农村外出务工随迁子女回乡就读的趋势。

政策成效的取得与培养、输送毕业生的高校是分不开的，青海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相关代表介绍了鼓励学生报考特岗教师的主要做法：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强化培训管理，丰富培训科目；深入座谈，树立正确就业观念。其中，信阳师范学院通过动员会、座谈会、宣传栏、电子显示屏、飞信群等方式宣传“特岗计划”；学校每年针对“特岗计划”组织考前模拟训练与培训活动。邀请教师对教育学、心理学、新课程理念以及担任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相关知识进行专题辅导。另外，学校对特岗生实施人性化跟踪管理，学校领导和有关学院就业工作负责同志每逢节假日都会看望、慰问特岗生。

“特岗计划”实施成效也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代表麦吉莲女士的充分肯定。她表示在与中国教育部的长期合作过程中，见证了中国为保证学龄儿童拥有数量充足和质量合格的教师所做出的努力。

四、“特岗计划”政策进一步完善的讨论和建议

要将“特岗计划”政策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补充的长效机制，在政策的目标指向、实施范围与规模、工资福利待遇、编制、培训等方面都需要仔细斟酌、精心考量。这也是与会代表深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

(一)关于政策目标指向的讨论

“特岗计划”实质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经费，为农村学校提供合格师资。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苏尚锋首先肯定了“特岗计划”政策的两项机制创新意义：一是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创造一个“先进后出”的新机制，二是由省级部门统一组织考试考核、公开招聘教师的新模式。同时，他也指出。在中央财政支持，“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招聘体制下，容易导致财权和事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以及岗位购买者、使用者与费用支付者在事实层面的分离，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定的政策风险。

上述担忧引起与会代表的热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王志明指出，应该在我国教师政策改革框架之下进一步考量“特岗计划”，其财政政策也应与目前“以县为主”的财政体制相结合，中央对贫困地区农村义务师资队伍支持的同时，也应鼓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承担起教师补充的应尽责任，建议坚持在以地方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之上，再考虑各级政府为解决该问题的责任、分担与转移支付的设计问题。安雪慧博士指出，中央应该加大支持力度，但绝非没有上限的支持，中央也不可能承担所有责任，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如河南1：1配套招聘特岗教师的做法就很有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与会专家建议，应该进一步突出政策目标指向，建立长效机制，改进并调整原有政策中一些不适应当前情况的原则与方法。总之，应强调事权不变，省级统筹：强调省级招考，保证质量；强调县级管理，定点使用：强调服务为本，动态调整。

(二)关于政策实施范围与规模的讨论

目前，“特岗计划”覆盖了22个省、886个县，100％地覆盖了国贫县、两基攻坚县、灾区县和边境县，对少数民族自治贫困县覆盖率达到78.30％，对革命老区覆盖率是79.57％，共计约192123名特岗教师服务于16402所学校。各省代表普遍担心，随着“特岗计划”的进一步实施。部分县受到财政和编制的影响，会出现“已吃饱，难以消化”的情况，而另一部分师资短缺的非国贫县却不能享受这项优惠政策，教师队伍仍然存在数量短缺和质量偏低的严重问题，仍需要代偿机制的支持。针对该问题，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杨勇建议将“特岗计划”由贫困县扩展到财政困难县，让更多的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受惠，四川省代表戴峰提出希望将革命老区县纳入“特岗计划”实施范围，四川省有31个革命老区县，共有7502个空缺教师编制，若能被纳入“特岗计划”实施范围，将极大地提高该政策改善四川农村教育地区教育质量的力度。

与会代表还认为，“侧重初中，兼顾小学”的实施原则不够合理。首先，当前很多农村小学对教师的需求不亚于初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杜屏在河北涞源县调研发现，该县大部分学校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农村小学规模普遍较小。班级容量小，教学点多。很难有规模效应，因而对教师的需求量比较大。其次，随着农村幼儿学校的发展，幼儿园师资的缺乏日趋严重。涞源县教育局局长段晓霞提出，现在急缺幼儿教师，无法满足幼教发展对师资的需求，希望将幼儿园纳入“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针对实施范围与规模如何把握的现实难题，应该在可钡4算和可把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特岗计划”的辐射作用。如河北省教育厅师范处处长智学提出应该坚持“总量控制、覆盖农村、重点突出、灵活调节”的实施原则。

(三)关于工资福利待遇的讨论

工资福利待遇直接影响到“特设岗位”的吸引力，直接关系到“特岗计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岗计划”政策文本规定：特岗教师相关待遇等同于当地正式中小学教师，高于中央补助的部分(20540元人目邑／人／年)由地方财政承担。对此，与会代表反应目前工资福利发放机制和过程中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工资发放不及时。特岗教师工资发放过程涉及周转部门太多，手续繁琐，产生严重的滞后性。广西教育厅师范处处长何锡光指出，中央财政周转环节过多，加之部分县级财政困难，无法按时垫支工资，影响特岗教师工资及时发放。

二是工资水平偏低。对于人均20540元人民币的年工资标准，广西、青海、陕西三省均表示工资偏低，特别是气侯恶劣的青海农牧区。经济极度落后地区的特岗教师待遇应适度提高。陕西省师范处副处长唐澍指出，“特岗计划”实施县都是国贫县，经济基础差，教师需求量大，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应提高特岗教师补助经费标准。

三是各地特岗教师工资及福利待遇差异颇大。“特岗计划”政策在规定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同时，又强调特岗教师相关待遇等同于当地正式教师，这也给地方工资福利待遇差异提供了政策上的空间。从研数据来看，全国各省份之间，省份内部各县之间，工资差异颇大，部分县相关福利待遇尚未能落实。如河南省跟陕西省的特岗教师工资差距较大，陕西省的陕南、陕北地区特岗教师工资差异较大。

四是地方后续财政支持困难。特岗教师服务期满转编后，其工资福利待遇由地方财政统发，势必成为部分县财政的沉重负担，若不能妥善解决，既毁坏政府的公信力，也影响。“特岗计划”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魏曼华在云南鲁甸县的调研发现，该县特岗教师年工资高于中央补助标准，粗略核算县财政每年要承担约300多万元人民币，3年转正后将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希望中央和省级继续提供一段时间的财政支持。

希望提高特岗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成为与会代表的共识，各方就具体标准出谋划策。郑新蓉教授提出应该参照全国各地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进行核算，设计各种津贴，包括：超出正常工作量的额外报酬，3年时间的机会成本补偿，乡村教学点的交通生活补助，增加偏远地区岗位吸引力的地区津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建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具体分担比例需根据各省的具体状况进行更精细的讨论和计算，特岗教师工资标准的制定应该与当地教师的收入做比对，工作量津贴、业绩奖励、艰苦边远津贴等方面应享受正式教师类似标准，而非统一标准。

(四)关于特岗教师编制的讨论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编制问题直接影响了特岗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是影响“特岗计划”持续深入执行的重要因素。

杜屏副教授在河北涞源县调研发现，农村师资面临超编与缺编的矛盾。按照国家编制标准核编，教师总量已经超编，但区域性和学科性结构缺编现象比较严重。农村地区学生分散，学校班额较小，要想为每个班开齐课程势必需要更多的教师。智学处长指出，目前教师队伍建设中“有编不补、空编难补、余编乱补”的行为时有发生，使得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陷入困境，甚至有面临深渊的危险，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朱旭东教授就编制问题指出，编制是稀缺资源，所有的部门(非教育部门)都在争取编制，在“特岗计划”实施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政府权力寻租。把不合格教师以特岗教师名义骗取编制，然后调离教师岗位：同时还需要多因素地考虑农村学校编制设计，把教学点、班级数、学生数、心理教师等特殊岗多方面结合起来重新核定农村学校教师编制。以解决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超编进人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将使得部分省县特岗教师服务期满转编问题存在困难。面对超编现状下的特岗教师转编需求，各省只能采取强硬措施，超编转正，留住人才，稳定特岗教师队伍。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刘国才介绍的湖南经验，该省就3年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转编问题专门下发文件，从政策上保证人编的顺利完成。

与会代表就编制问题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编制的核定工作，以学校为；单位，具体到学科进行核算；第二，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编制管理权，坚持在省级管理部门和编制部门的监督下，将教师编制管理权力重心适度下移，将编制管理权限交给县级政府，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核定本县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第三，做好农村义务教育适龄人口的预测工作，有计划地配置教师资源；第四，坚持“按需设岗，按需报计划，按县级编制可容量设岗”。

(五)关于特岗教师岗前和在职培训的讨论

特岗教师学历高，综合素质。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对农村教育的了解，高质量的岗前和在职培训有利于特岗教师尽快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特岗计划”政策文件只对岗前培训的必要性进行了规定，对具体培训层级、培训内容缺乏说明，与会代表就特岗教师培训问题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首先，培训层级不一。部分省份由省级统一组织安排岗前培训。有的在市级层面组织进行，另有部分省将培训的组织权交给县级，如魏曼华副教授在云南调研发现，县级层面培训缺乏规范化的操作，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其次，培训内容多样化但缺乏针对性。由于具体培训内容缺乏明确和统一的规定，各省培训内容多样化，有的省专门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培训，有的与县级公招教师培训内容一致。甚至有的与县级公职人员一同进行培训，缺乏针对性。

再次。在职培训机会少。据涞源县教育局局长段晓霞介绍。特岗教师缺乏专门的在职培训计划，一般采用“结对帮扶”、“一帮一”、“师带徒”等形式进行“传、帮、带”，作为新人职的特岗教师受到职称和资历的限制也难以享受中央的骨干教师培训机会。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4篇

杨秀珠是浙江温州市永嘉县人，早年曾为饮食店开票员，中靠造反起家，从此青云直上。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杨秀珠当了副市长后，当年的恶劣脾气不改，有时就因为开会迟到的小事，对她的“马仔”破口大骂。这位官员就亲耳听见杨秀珠骂她提拔起来的规划局长，“短命鬼，老娘到了你还敢迟到”。

另一方面，她又简直就是大姐大:凡是她亲近的下属碰到问题，无论是子女上学、亲友就业，还是在温州越来越关键的住房问题，她全部都能帮助解决。所以，在温州盛传杨对其“马仔”的好。按照她的精心策划，她的“马仔”几乎散布于城建的各个部门。

尽管杨秀珠出逃已经两年，她的贪婪却像水一样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她的手下市政局局长将市政工程全部承包给杨的弟弟的公司施工，仅此一项，收益近千万元。

杨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她在温州旧房改造中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规划局长位置上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的负责人。当时旧房改造没有政府投入，基本上全靠民间资金来解决，拆与不拆，给杨秀珠留下了很大的利益空间。这样一个在民间话语和官方现场都极其泼辣的女人，确实打开了局面。“她会爬上房顶去拆房。”面对一些强硬的居民，杨做得更加强硬。“她穿着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在拆迁中，杨不讳言自己的权力，当年欺负她的饮食店领导就曾被她大骂:“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

目前，温州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拆迁造成的后患无穷。她当时欠下的动迁费用到现在还没有付清，而且，动迁费用在逐年增加。“到现在已经欠了六七亿了。”市政府一位知情人说。

杨的“粗暴”在另一个体系中，得到了别样的评价。当时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十分赏识她，认为她有魄力。领导还就关于她的争议表态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权力布网:资源控制导致财富充足

1983年，杨秀珠成为温州市规划处副处长，随后一步步成为规划局副局长、局长。从1984年她担任规划局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足足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的名言是:“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

在杨秀珠的心目中，温州市的规划乃至城市建设就是她的天下。

由于杨在规划局大权独揽，随心所欲，所以杨的规划和破坏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比如她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批租土地给某外商，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还挖掘了一大块山体，“把温州的绿肺砍掉一块”，明显是错误规划，此项目中，该外商巨大的贿赂已经被检察院查明;她要求新建道路一律改种椰树，而不用传统树种法国梧桐，尽管没几天这批椰树全部死了。她坚持做的原因无外乎当时某外商的巨额贿赂。这些外商基本上都是出国做生意的温州人。

当时温州城市规划被称为“鬼划”。但规划还只是第一步，之后就是土地的出让。

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早于全国。在杨的控制下，老城的地非常难拿。在当时的制度下，她也采用招标的方式来出售土地，但基本上给和她勾结好的人进行漏标或排除性投标，即只有几个人能参加投标。当时那个外商就以排除性招标的方式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为什么杨勾结外商？一是比较隐蔽，不太容易被发现；二是当时温州的房地产商人都是小打小闹，没那么多钱，所以在杨看来，他们也不是她的对象。”

一位市政府官员说: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当时温州建铁路的思路是，由浙江省、铁道部与港方三方共同出资，政府出让土地，建房地产，挣的钱再回馈到铁路建设上。

为筹集资金，以市政府为背景的“温州铁路房地产公司”成立。对一些地段，政府采取不收地价或减免的政策，当时的本意是开发房地产，用于铁路建设资金。但是后来整个公司的性质变了。杨秀珠当上总指挥后，几乎是她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到哪块地，温州的土地就像成了她一个人的财富，她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钱就多少钱。

杨秀珠在温州的土地问题上，绝对是大权独揽，不止是土地出让，连一支建筑队伍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而在土地上的经济活动是以其家族式的链条展开的。杨的大弟杨光荣是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很早就有人举报他，说“温铁”开发的地块，都是杨秀珠以低价划拨的土地，建成后的新房以市价出售，外界传说公司获利2亿多元，却一分钱没有用在铁路建设上。杨光荣2003年2月因为涉嫌受贿而被拘，去年3月被判刑十年零六个月。杨秀珠出逃就跟这个有关。

除了“温铁”，还有杨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省政府一位官员看过一份检举信说，为了扶植“铁龙”，杨秀珠把市里最好的地块以最低地价划拨给该公司，仅这一笔“铁龙”就可挣上亿元的钞票。

“温铁”和“铁龙”，都是杨秀珠的后花园和小金库。杨秀珠送礼、拉关系的钱，都是从这两家公司出的。1996年，杨秀珠就从“温铁”拿走1000多万元。

杨秀珠对下属好，积极推荐他们升迁。1998年她调省建设厅后，在当年温州换届之时，还专门从杭州赶回温州进行策划，欲将心腹滕德寿（时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推任主管建设的副市长一职。不过她的算盘最终落空。

据说她带出来的人普遍没水平，一是她太强势的缘故，二是她自己不容人，凡是她不喜欢的人，在这些部门基本没有出头之日。超强的权力造成了下级超强的服从，按照他们在法庭上的相关说法:“绝对服从走上了犯罪道路。”目前，19个人已经被她的案件拖下水了，几乎涉及城建各个部门，土地、规划、园林、房产开发、铁路局纷纷有人落马。

当时任温州建委副主任的杜玉生和建委同仁普遍反感杨，而建委是权力很大的部门，主管各相关的局。杨说，一周内叫你下台。杜不相信。结果果然一周之内，组织部门找杜谈话，让他去政协或人大。

杨的出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她究竟给温州留下了什么样的土地矛盾？

有温州的现任官员说，都是杨的破坏，使得现在温州杂乱无章，无地可批。但是，温州规划局的领导断然说:“温州的土地就那么紧张，她不过是把地低价给人罢了，不给这个也会给那个。”杨只是利用手中之权将她经手的土地给她自己带来了巨大收益而已。

她留给温州的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警戒。针对当年的做法，现在温州市规划局实行阳光规划，各项规划均由市民讨论通过。“我们现在权力越来越小，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权力小不出事嘛。”这位领导解释道，“目前，我们正在推出的是以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建设为主的城市规划，希望能缓解城市的用地矛盾。”

杨秀珠的权力关系

杨秀珠保持了她的底层特色，就是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温州体改委任过职的学者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当时的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习惯官场表面文章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尤其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书记长、书记短地唱赞歌的时候”。

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杨秀珠也是如此表现，那是她选举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反对的场合，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斥责书记:“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与一般人在官场上的小心谨慎不同，她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大忌: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爱出风头，在看见摄像机对准自己后，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众人面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出钱请某制作班底来拍摄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她多爱钱，因为在温州，反对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小心谨慎，多少双眼睛盯在那里。我就是觉得她爱权，爱出风头。”对改革关心的马津龙实际上并不关心杨，但是觉得她作为官场上的特例比较有趣，因为她颇有打破一切表面化文章的气势。

对官场表面规则的蔑视，一方面，是其性格所致；另一方面，是杨深知官场的规则除了表面文章，更多的是内里工夫。在杨的努力途中，她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和努力。

杨的前夫李松坤曾经任职温州市供销社副主任，权力和关系都比杨秀珠强些。但杨秀珠更善于钻营，几年后，反倒是杨秀珠的关系多了。“在家里从来不干活，但到了领导家里，她是拼命地干活。”1975年前后，“”中的造反派杨秀珠到杭州，结识了省内高官及高官的夫人。一位曾在饮食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反映，当时杨秀珠一有机会去杭州都会带一些点心送给省城的某位领导，这可以看作是杨秀珠开始努力向上爬的开始。

1989年，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但各种意见随之而来。为了确保公正性，当时由6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杨秀珠进行了调查。

“调查以后，我们向人大作了汇报。”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韩文德说，“总结下来，这个人形象是差一点，口碑也不好，但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肯干的。因为要看主流，所以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了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一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市领导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1998年，政府换届，在听到杨秀珠可能到省建设厅任职的消息后，省建设厅厅长代表建设厅里其他几位副厅长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欢迎杨秀珠到建设厅。但是杨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候为自己争取胜利。当年省建设厅不认为好的项目，杨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让建设部颁了奖;建设厅的反对杨也没当回事。组织部宣布的业绩上，全是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事实。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讨好上级的故事始终带着几分乡土风味: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领导和领导夫人去挑选衣服。杨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到省城就给省领导带名贵海鲜。她当了省建设厅副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杨的这种表现在当时温州被视为正常。温州的民间政治文化的法则是:没什么不能够用钱换来的，即使是官场上的职位。

民间出身的杨当然深明这个道理。在温州，已经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为市人大盖了一幢新楼，此举深得人心。”

别人进不去的门她能进去，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凭这些，她终于走上了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大权于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

温州市原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据说，在她当副市长的时候，迅速成长的她更增加了许多上面的关系。

在温州，目前最流行的新闻就是杨秀珠被抓后将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她逃跑后，“下线”已被抓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很多温州人也在关心究竟能不能把她引渡回来，如果真能引渡回来，还有什么“人物”会被牵扯进来。

当然，也有一些人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才好。但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如果杨秀珠不被抓回来，就是最大的遗憾。

链接：杨秀珠外逃回放

案件闪回：2003年4月下旬的一天，正在老家温州出席某会议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给厅里挂了个电话，说老母生病需请假照料。几天后，有关领导才发觉这个电话是一个障眼法：老人没病没灾，杨秀珠却一去不见踪影。事后调查证实，杨已携带女儿、女婿、外甥从上海虹桥机场出逃。

2004年12月7日，温州市纪委在市政协八届九次常委会上通报了关于杨秀珠案件涉及相关人员的查处情况。通报称，市纪委一年来共立案查处19人，其中县级干部9人，科级干部7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初步查清涉案金额2.532亿元，已追缴4240多万元，冻结房产、资金7000多万元。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5篇

“网络编程是一门很适合脑瘫人群学习的技术，行动不便的脑瘫朋友熟练掌握后，可通过网络赚取应得的收入。”2014年的一天，在成都市残联403办公室，范雄向7名残疾学员传授着IT技能，从简单的HTML页面到CSS样式的编写，从代码编写到代码构思，通过视频教学、老师辅导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范雄帮助他的学员们了解网络编程这个行业的工作流程。

这样的培训其实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那年5月，范雄依托成都市残联职业培训中心，创办了专门服务于残障人的公益组织――海缘工作室，通过为残疾人提供计算机网络技术培训来帮助他们就业。

经过“范老师”的悉心辅导后，三年来有5名受训者到网络公司就业，月薪都在4000元以上。范雄觉得，这是对自己莫大的肯定。去年，他和一位残疾朋友成立了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他决定把重心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看来，活着要图的那个“价值”正在于此。

截至2013年，在成都市，像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这样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160个。“现在的社会组织数量，肯定超过了7160个，目前成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为5.1个，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行政审批处）处长刘川云说。

在这些社会组织中，除了有专职、兼职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活跃着的志愿者。根据成都志愿者网的实时统计显示，截至5月15日上午11：30，成都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1377951人，每10个成都人中就有1个是注册志愿者。

去年年底，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新兴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意义》的文章称，“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

而在成都，社会组织的确已从社区小舞台走向了社会大舞台，它们积极参与社区扶贫帮困、主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成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也是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3年与10天――爱心团队的“身份”

2011年4月13日，对于但小莉、张小红和她们的伙伴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组建起来的志愿者爱心团队心家园，在这一天，被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民政局正式命名为“成都市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一家可以从事心理教育与援助、社区服务、培训教育、助学帮困等慈善工作的注册机构。

对于心家园这支“爱心团队”来说，这意味着身份上的“转正”。

为了拥有“正式身份”，但小莉、张小红她们在灾区努力了三年。她们俩有着许多共同点：干练、有活力、热心肠、有爱心，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和压力，属于那种可以在家里打麻将的“全职太太”。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让这两个女人的生活有了交集。

在地震救助的过程中，但小莉担负起了调度、联络的重任。她每天马不停蹄地跑省医院、华西医院、成都儿童医院等接收地震伤员的医院，再把志愿者安排到不同的医院做护工。有丰富医疗卫生经验的张小红成了但小莉的好搭档。直到现在，张小红还清楚地记得，但小莉有2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几百个志愿者的电话，全是当初通过联系她到各大医院提供服务的人。

在此过程中，但小莉和张小红发现了一些问题，虽然通过网络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都很有热情，也有一定的专长，但毕竟还不专业，而且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大部分志愿者并不能在灾区坚持太长时间，即便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一两个月后，积蓄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本地必须有一个团队来为这些志愿者们提供支撑！

带着这样一种使命，2008年9月底，但小莉、张小红等9名志愿者组建了成都本地第一支志愿者团队“心家园・社工”，但小莉任总干事。心家园希望通过做公益项目来争取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为志愿者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帮助他们在灾区坚持下来。心家园争取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一位上海的慈善企业家寻找受灾家庭的贫困孩子，为他们提供资助。到2011年初，心家园已先后在彭州小鱼洞镇、通济镇、磁峰镇的社区、学校建立了4个社工服务点，这个团队也因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绩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最初，这却是一支没有正式“名分”的爱心团队。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心家园不得不到处“化缘”、自筹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遭到一些白眼。心家园没想过要到民政局去“注册”？张小红说，“我们就想着先做事，有事做就行了，注册需要有资金、有场地，这些我们都不具备。”

实际上，政府部门也在关注着民间组织的进展。有了“做事”的积淀后，“注册”也便“水到渠成”。

2011年的一天，张小红她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什么材料都没带，就跑到成都市民政局去咨询了。结果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们对张小红她们却很了解，一听说是心家园的，立马就带她们去注册大厅了。

“对于注册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几乎都不懂，民间组织管理处的刁辉副处长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用他的打印机、扫描仪来准备资料。”张小红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仅用了10天时间，心家园就完成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工作。

服务与助力――让社会组织找到“组织”

与张小红她们相比，范雄在“注册”过程中花费的心思则更多。

早在2009年，范雄就有了注册社会组织的打算，但却遭遇了“没有主管部门无法登记”的尴尬。在民政部门注册失败后，他只得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家企业。

2010年6月底，成都在西部地区率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组织因为找不到“婆家”而“难产”的尴尬局面被打破。两年后，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以下简称“服务园”）正式运行，由政府出资、先期到位3亿元注册资金、专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基金会――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成立，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为首创。

室内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服务园，作为公益组织、社工人才和公益项目发展的综合支撑平台，针对处于不同阶段公益组织的特点，提供孵化、能力建设和社区落地三大服务模块。并不是每个提出申请的社会组织都能进入服务园，在50多家申请进入的社会组织中，服务园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选取了15家进入园区办公。另外还有14家较成熟的优秀社会组织，直接通过服务园引入成都提供服务。

范雄和他的海缘残障人关怀帮扶协会也一起进驻服务园了。

除了免费享受服务园的办公条件外，他们每月还能获得不超过5000元的办公经费支持。此外，服务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为他们准备培训课程。内容都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怎样扩大自己的影响，筹集资金、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从及团队建设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范雄他们能一直“享受”这样的服务，来到服务园的社会组织只有一年的孵化期。范雄他们必须通过“苦练内功”来尽快解决“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

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海缘”）最终在成都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功，是在2013年的1月15日。回想起这几年注册社会组织走过的路，范雄更多的是感恩。他觉得，若没有服务园帮忙协调、沟通的话，估计要花掉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服务园，和海缘一样找到了“组织”并得到帮助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它们的领域多元，服务对象涵盖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等不同群体。而“云聚公益力量，助力公益团队”便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云公益”）的使命。

“成百上千家的公益慈善组织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内做自己的事情，会形成无序的局面，有时候还难免出现不良竞争，如果能够给这些社会组织一些引导，让大家抱团成长，共同提升能力、接受监督，让行动透明起来，那么这种力量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府。”谈及云公益的设立初衷，秘书长傅艳说，云公益不会直接帮助个体，而是通过帮助机构和团队，来实现社会服务。

而“助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社会组织非常强调机构的独立性，如何才能让他们放下“纠结”、心甘情愿地“抱团”？傅艳透露了其中的秘诀，“要让这些社会组织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必须把焦点聚集在服务对象上。”

在成都市民政局向《小康》提供的资料中，“云公益”所发挥的作用被总结成了3句话：促――资源共享、平等合作；聚――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助――有序参与、有效服务。

云公益究竟帮多少社会组织找到了“组织”？

在“云公益入驻公益团队通讯录”上，记者不仅看到了海缘、心家园、服务园这几个机构的名字，还看到了成都市义工联合会、88青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部、成都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灵慧读书文化中心等不同领域的机构名单。据傅艳介绍，截止到2013年年底，入驻“云公益”的公益组织（含志愿者团队）共计241家，涵盖了包括志愿者服务、社区服务、灾害应对等共计5大类14小类公益慈善领域。

放手与作为――把公共服务交给社会

有了身份、找到了“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否“治理”社会，真正成为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刘川云的回答是：首先政府要转变职能，实现多元治理，提出购买服务，实际上整个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就是围绕着这个进行的。

据刘川云介绍，2010年成都市开始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将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

政府尝试“放手”，从公共服务产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无疑为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便是这样的一家社会组织。据其理事长杨海平介绍，爱有戏成立于2009年，从没有一个专业人员的志愿者团队，成长为一家有规模、发展方向多元的社会组织，目前其品牌下已有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爱有戏社区工作服务中心、老街坊长者服务中心、水井坊街道慈善会、你我他社区治理行动与研究中心5个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已达到56人。

爱有戏自身的“强大”，使其实现年筹资达500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大胆改革。杨海平说，在爱有戏的筹资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了40%。

锦江区的改革首先从解决政府职能转变抓起，成都市锦江区区委编办（区规服办）副主任胡晓宏介绍说，改革围绕“三大工程”进行推进，一是街道体制改革，所有街道不承担经济工作，转而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社区自治组织不再承接政府延伸工作，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三是政府转移出去的职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来承担。

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过程中，锦江区将全区18个部门、16个街道所涉及的7个大项、38个小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制定《年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每年定期向社会集中，搭建购买服务平台，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竞购活动。

成都市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负责人陈佳告诉记者，2011年12月，锦江区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区（县）级专门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基金会――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共募集到各类资金2550.145万元。在陈佳看来，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爱有戏从不避讳，无论是理事长杨海平，还是主任刘飞，都常说，爱有戏能有今天，最大的支持来源于政府。因为志愿服务要真正做到专业，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而正是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才能够专心做好事。

与爱有戏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长者通呼援中心（以下简称“长者通”），2014年5月5日，中心主任黄东带着《小康》记者参观了占地1152平方米的长者通办公区域。据黄东介绍，长者通成立于2012年，是锦江区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四川省首家长者通服务，老人只需要按下求助热线，长者通就能提供紧急求助、健康管理、家政服务、信息查询、心理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政府不仅为长者通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在长者通成立后不久，为了迅速推动长者通的普及，锦江区政府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向5000位7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长者通设备，并每月补贴15元的服务费用。“锦江区政府对养老非常重视，投入比较大，现在对于60岁以上的低保老人、残疾人、伤残军人，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空巢老人，只要他们需要长者通的服务，都由锦江区政府来购买。”

在政府助力社会组织的尝试中，跃跃欲试的不仅仅只有锦江区。成都市高新区正努力向各类社会组织“招手”，通过自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探索一条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社会创新的路径；成都市武侯区则率先尝试让社会组织以竞争性洽谈来参与社会治理；双流县黄甲街道村级事务全部通过小区议事会进行，在社区自治化管理上颇具特色；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试验，政府购买服务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政府的“放手”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不管不顾，而是为了更好的“作为”。“政府要进行社会组织的评估，成都已连续三年对200多家社会组织进行了评估，今年还要继续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要求成立两年以上的社会组织、连续两年年检合格才能参加评估，评估达到3A的社会组织才能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这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也是一种促进。”刘川云说，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服务、诚信、内部治理、硬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政府都要进行引导，这才有助于社会组织的整体推进。

近年来，成都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左右，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已经适应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6篇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中国的步伐从未停止。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再次拉开了中国的序幕。

1992年，广东省南海市（现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或经济社）统一经营。新一轮“胎动”，“土地流转”成为此轮改革的主题。

土地流转是一个系统工程，成都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提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是此轮改革的关键所在。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自此，这一轮正式开始起步。

2012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而在农村城镇化方面，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在充当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当下，在成都、重庆、深圳、上海、北京、佛山市南海区等地，农村集体试点工作正在进行。试点中，集体在增加了农民收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壁垒和困惑。

全国农村工作形式多样。重庆的地票交易，成都的土地流转，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配置股权分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等等，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做法，也积累了不同的经验。

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的工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取得经验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

确权的烦恼

确权是工作的基础，只有经过确权后，农民手上的土地才能顺利流转。然而，各地在确权颁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所谓确权颁证，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区等，确权登记并为农民颁发相应的证书。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2012年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率达到86%。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土资源部门就开始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登记收费，这项工作因失去经费来源而停滞下来。2001—2008年，国土资源部门重启这项工作。

确权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后，各地的做法各不相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没有被确权的人跳出来要求分红，矛盾产生。哪些人可以受益？哪些人不能受益？确权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佛山市南海区就是例证。

近年来，在佛山市南海区，农民通过土地股权分红，获得几十万、几百万的收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了解，南海区集体土地可分红的资金达到几十亿元。面对分红这块“大蛋糕”，谁有资格获得分红，成了农村股份分红纠纷的焦点。因分红引起的冲突日益激烈。

目前，涉及股权纠纷的群体五花八门，其中有“外嫁女”（也叫出嫁女，原来嫁出去了，现在要回来分红）及其子女，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员等。股权纠纷的案例，在南海区人民法院公开的信息里很容易找到。

对于“外嫁女”问题，南海区委区政府2008年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自此，“外嫁女”问题稍有缓解，但股权纠纷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南海区人民法院反映，类型复杂的股权分配案件在不断涌现。据统计，截至2011年9月，南海区人民法院就已受理该类案件13件。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股权纷争，是因为南海土地入股的尝试较早，而当时没有进行确权颁证工作，没有规定“外嫁女”等群体是否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等权利，才导致今天股权分配中出现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被规划没有确权的搁置现象。

成都市郫县郫筒镇地处城乡接合部。据郫筒镇鹃城村村务监督组组长王清泉介绍，4年前的夏天，郫筒镇部分土地被规划进了成都北部新区。2009年末，当地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但是4年多过去了，包括鹃城村在内的22个村子依然没有被开发。

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也在2008年1月启动，现在确权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鹃城村的农民看着别的村子的土地都确权颁证，拿到了耕地保护基金，享受到了各项惠农政策，可自己却什么都拿不到。郫筒镇很多村民不满，便向郫筒镇、郫县政府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郫筒镇面临拆迁。如今，拆迁基本上没有开始，安置房也没有开工建设。

鹃城村村主任唐少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开始给村民解释安抚还管用，但是现在，村民想要实实在在的收益。

王清泉说，即便是将要拆迁，也不影响给村民的土地确权颁证。

监管缺位

土地流转是工作的核心，但因为制度缺位缺乏监督，一些地方的政策开始被扭曲，甚至滋生了腐败。

在重庆，地票在交易所交易意味着土地成功流转。流转后，每亩地的交易价格至少要扣除几万元的政策实施成本。剩余部分的地票交易收入，集体拿15%，农民拿其中的85%。

以重庆江津区为例，如果每亩地的地票指标以起拍价19.5万元的价格拍出的话，减去3.66万元的政策实施成本（复耕工程成本为1.2万元/亩；复耕管理成本为1.1万元/亩；复耕融资成本1.36万元/亩），集体收入为2.4万元，农民实际收入约为13.5万元。

每亩地的政策实施成本为何这么高？复耕工程成本能有1.2万元/亩？有些人提出了质疑。对此，地方政府的回答是：“上面拿下来的数据。”

重庆某区国土所长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一般来说，复耕工程成本在8000～9000元/亩，绝对不会超过1万元。”仅复耕工程成本这一项，一亩地就可以节余3000～4000元。

结余的钱去了哪里？据了解，一般转化成了街镇的追加“工作经费”。加上本身预算中每亩4000元的工作经费，在街镇一级，每亩的“工作经费”最少有7000～8000元。而工作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演变成了工作奖励，用以奖励当地完成任务的国土工作人员。

重庆市国土局给每个区县都有目标任务，这个目标任务是与绩效挂钩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国土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虽然是任务，但有奖金刺激，你说这个工作我该怎么做？”他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基层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任务拿到奖金，难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除此之外，在土地流转中，集体资金缺乏有效监管，滋生出了腐败现象。佛山市南海区因为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有的村干部，损害了村民的利益，黎某案就是一例。

黎某是夏西村原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2009年，黎某被指侵吞出卖集体资产、任人唯亲，在国际橡塑城土地承租合同中暗箱操作，违规发放借贷，违规抵押，损害了夏西村村民的利益。据当地人介绍，2012年3月底，“黎某被”。

据南海区某位官员介绍，夏西村这样的问题，在南海乃至佛山都并非个案。因为在成立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初，董事长多数是由村“行政”一把手兼任，甚至有的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普遍由村党政干部兼任，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经济问题比较突出，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

“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他的思想比较好，他能够自我约束好，他就是能人，村里的功臣。如果他对自己约束不好，那他就是这个村的罪人，这种情况在这里屡见不鲜。”南海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了对身兼数职的“能人”进行监督，保护村民的权益，从2011年年初开始，南海区启动了“政经分离”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并搭建了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和农村财务网上监控平台。目前，体制改革后的监督效果正在接受时间的检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遴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南海农村实行股份制，实际上是对土地进行“产权集中”，产权集中之后，就必须防止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农民持续受益难

配套工作是的保障，也是农民持续受益的保障。土地流转后，分红和补偿减少，农民很难接受。如果缺乏配套工作，农民的基本生活可能失去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后集体经济如何保值增值，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农村经营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近几年，南海区夏西村很多村民就对自己分红收入的减少一直耿耿于怀。

一位伍姓村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几年前，他的分红收入还是7000多元。此后，收入一直在减少，去年他的分红收入几乎是在7000多元的基础上“拦腰砍断”。他觉得目前的夏西居委会的干部“没能力”，就此，他还去夏西居委会质问和指责过当时的村干部和经联社成员。

上世纪90年代，经联社和经济社就已成立。如今，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了20年，南海集体经济仍然没有走出20年前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农业土地出租、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和物业出租收取租金的“三出租”模式。

在股份合作制的框架下，村民最忌讳的，就是分红的减少。原南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曾撰文指出：“股东关心的不是集体资产运营得好与坏，而是关心分红的多少，谁分得多，就投谁的票。如今，农村集体资产难以保值增值，给农村基层干部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刚刚被选为夏西村经联社社长的陈志辉向记者坦言，现在压力很大。

南海区委政策研究室此前撰文指出，农村股份合作制应该“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不断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的构成层次”。

只求稳定而不提高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模式，农民分红很难保值或提高。但在成都市三圣街道，农民在将土地流转给企业后，如何提高补偿金额又面临另外一种困境。

从2003年开始，三圣街道红砂社区的土地就开始流转，到了2007年，全社区共1800多亩已全部流转给花木企业。在当时流转合同上以农民失地不失利的原则为农民进行补偿，每亩地或补偿1000斤大米，或补偿1000元钱。合同签至2027年，其间补偿数额每5年递增10%。

协议签订当初，大米的价格每斤为0.8～1元钱。但是现在，物价涨了，大米最便宜也要2元多。按照协议的价格，现在只能每亩地补偿1800元。协议已经签好了，补偿太少怎么办？社区党委书记朱大顺说，老百姓不愿意，我们只能去跟企业做工作，重新谈补偿标准。

朱大顺回忆，2004年的时候，大米涨价，村集体在和企业反复磋商之后，每亩地调整到了1500元，最近又调整到了2100元，随着物价的起伏，朱大顺认为，虽然协商比较困难，但这些工作将持续下去。

在天津，农民宅基地换房后，同样面临收益如何提高的问题。

多位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搬到城里之后，很多村民都失业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只能打短工，或待在家里。

葛沽镇农民人均耕地约为0.8亩，按照50000元一亩的土地补偿款计算，每人可获得耕地补偿约40000元，再加上每人大约27800元的社会保险，每人总共获得补偿67800元。

开始，他们觉得这些钱不算少，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一年的暖气费、燃气费、水费、物业管理费得花好几千，物价也比农村高。辛庄子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农村有些事，500块钱可能就够了，在城里，1000块钱可能都还不够。”

“我们现在就是吃老本，要是没工作，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一位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小产权房成改革之痛

一直以来，小产权房转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小产权房规模巨大，属于法律之外的另类产物，因此它已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制定的难点。

2012年5月25日，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政府共同在深圳召开的土地管理制度大会上，酝酿两年的《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正式启动。

这个被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抉择”的改革，试点方案公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市场关注，被外界称为“二次”。而改革关注的重点也很快聚焦于利益博弈最为尖锐的小产权房转正问题上。此后，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明确表态说：“这一解读是不正确的。”

小产权房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对暂时难以开发的土地“绕道而行”，之后城中村的改造工作进展缓慢，大批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产权被镇村认可，但不被法律承认。

杨遴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政府规定，城镇人口不能在农村购买农民住宅、宅基地和小产权房。任何地方所进行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都没有放开房地产这一块。

小产权房“不合规矩”，但在全国各地却大量存在，很多人想买，很多人也想卖。

在成都郫县，出租车司机指着街道两边的楼房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小产权房。司机的一番话让人联想到了2009年郫县小产权房“转正”的说法。当年郫县的一些小产权房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申请购买了异地挂钩周转指标，从而成功“转正”。

所谓“异地挂钩周转指标”，其实就是“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方式，将都江堰、彭州等重灾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平移”给成都其他地区。而郫县在购买了一部分彭州、都江堰的指标后，将其中的小部分指标用在了对小产权房的处理上。在缴纳相关的税费以及土地出让金后，小产权房即可办理成大产权，而筹集的资金则用在了灾后重建上。

然而，这次小产权房“转正”工作昙花一现。郫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后来表示，大部分异地挂钩周转的土地指标要用于重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所以供给小产权房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此后，小产权房转正再也没有下文。

2011年9月27日，国土资源部“原则同意”北京市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据了解，唐家岭地区试点工作，将由当地村民组成土地股份制合作社，以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履行占地开发手续。

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了，2012年12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唐家岭时发现，租赁住房尚未开工，村民如何参与分成的细节仍未明确。有媒体分析认为，正是由于此次“试点”与“小产权房”有很大类似之处，所以，这项工作进展较慢。

小产权房转正为何这么难？杨遴杰认为，这是因为小产权房说到底还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的房子，而且是在集体土地的农用地上盖的房子，而农用地上盖房子本身就不合规。此外，政府也担心小产权房冲击到房地产市场。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三个方面。

杨遴杰指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小产权房就是不合规的建筑。因为现有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不包括为城市提供商品住宅这种用途。”

在区分占用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将一部分农民自建的小产权房合法化（比如用作保障房），是近两年来诸多业界学者的看法。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等一些学者，曾连续多年就小产权房转正问题，在全国两会上递交提案。国土资源部对此项提议一直未作明确表态。

专家认为，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不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小产权房或将继续面临被“严查”的命运，小产权房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已经成为此轮农村的难点。

各方为何对“新”如此敏感？

全国试点进展缓慢，土地工作变成了“敏感”话题。一方面，工作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利益，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进入了深水区，难度加大。

在成都市委大楼里，成都市委统筹委综合处副处长邓军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显得十分谨慎，他手上攥着一份文件，不时从中寻找“准确说法”。

2008年，成都市专门成立了“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代表市委、市政府协调整合国土、农业、建设和规划等相关部门的工作。

邓军表示，很多容易改的东西，比如城乡统一户籍、城乡税保一体化都已经改了，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农村层面改革面临着制度方面的制约。对于农村的细节，邓军让记者找国土部门去了解。记者联系国土部门时，被成都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告知，现在很敏感，国土部门不接受采访。

同样认为“敏感”的还有深圳国土部门。

今年2月29日，《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获得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政府联合批复。总体方案公布后，作为深圳的主要执行部门，深圳规划国土委却一直很少披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信息。

对此，深圳规划国土委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主要是改革涉及了大家关注的小产权房，比较敏感，另外现在也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们不好说。说了怕对以后的查违工作造成一些困难。”

在佛山，“南海模式”曾名噪一时。而如今，农村土地股份制向何处去，很多人都说不清楚。

一位南海区委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的困惑。“下一步集体土地及集体经济该怎么走”，他心里也没有谱。他说，领导的意思让他们将集体资产管好就行了，不要产生太多的社会问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遴杰认为，现在的改革、试点，都是对现有制度的补充，但是“并没有把农村集体土地当作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交易对象”，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市场收益。而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农民也可以像政府一样，进入一个公平的市场来交易土地，不同的权利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收益。但要做到这一点，现有的制度约束太大。

事实上，早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改革目标，同时强调要逐步缩小政府行政征地的范围。而出于《宪法》相关规定和《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土地财政体制等配套改革尚未完成，这一既定目标推进缓慢。

（黄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延迟改革的风险比加快改革要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金晓哲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一决定为理论依据，以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为核心的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被媒体冠以“新”的称谓而拉开序幕。

单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这一内容而言，称之为“新”略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前些年的政策法律对此也有所涉及。但从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而言，称之为“新”也并不为过。

在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内需消费拉动不振、土地纠纷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南海、重庆、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因地制宜地开展的诸多开创性探索来看，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探索的逐渐深入，利益格局重构形成的新问题、历史时期形成的“后遗症”与当前政策法律形成的制度壁垒也大量凸显出来。侵害农民权益、确权矛盾纠纷、擅改农地用途、改革方向不明等问题已经成为困扰集体土地流转改革继续深化的障碍。

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认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改革而言，“延迟改革的风险比加快改革要大”。笔者认为这话对深处困境的“新”而言同样适用。学者温铁军认为，“从来不是一个单独微观的农业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如何形成基本制度的问题。”“新”不应就论，而应在内外统筹的思路框架下协调推进。

首先，应统筹协调好确权与行权的关系。除了在法律上应明确界定土地产权所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转让权、抵押权等各项权利归属外，还要切实保障农民有行使权利的保障机制。权利是力量制衡的产物。如果农民缺少行权保障，仍然无法真正保护自身权益。

第二，应统筹协调好市场与政府职能的关系。“新”要“确保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对于土地经营性职能应交由市场完成，而政府职能的重点应体现在土地用途管理，平等保护各类土地产权以及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等方面。

第三，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小产权房的问题，虽然牵涉面很广，也非常敏感。但从国家层面不应该主动回避，还是应该正视现实，广泛征求意见，在确权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明确的指导意见。在沉默经常被理解为默许的社会认知惯性下，尽早出台意见应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四，应统筹协调好试点与推广的关系。试点要严格遵从程序、可控、预案和封闭四个原则，对试点可能突破现行的法规政策，须获得程序上的批准。试点区域与内容须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对于可能的失败要有相应的预案，在相对封闭状态下进行，以减少社会震荡。避免试点中尚不成熟的做法被广泛扩散，从而造成混乱与风险的扩大。

第五，应统筹协调好土地流转后的各项配套改革。一方面应加强对流转后农地规模经营的各项扶持，另一方面也应妥善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各项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保障。

各地“新”的模式探索

重庆·地票

2008年12月6日的拍卖会上，重庆首张300亩的地票指标由民营企业重庆玉豪龙公司竞得，2560万元的竞价高出起拍价1280万元。重庆在全国首创了地票交易制度。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这些指标被开发商购得，将之用于开发。

“地票”这个听起来并不“洋气”的东西，却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每亩地农民可获得10多万的收入。

南海·农村股份合作制

1992年，在南海，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获得配置股权，将手中的土地交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或经济社统一经营。经联社或直接出租土地，或建成厂房出租，获益后给农民分红。

在南海区夏西村，村民的股份根据股员的年龄分为五档：10周岁以下0.3股，11～20周岁0.6股，21～30周岁0.9股，31～40周岁1.2股，41周岁以上1.5股。2011年，夏西村每股近3000元，这意味着每位40岁以上的村民每年可分红4000元以上。

2011年，南海区村社（组）两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达50.8亿元，全区村社（组）两级分红总额为23.37亿元。如今，以“南海模式”为代表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已在珠三角地区广泛实行。

成都·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

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后，成都明确了新一轮农村产改纲领——“还权赋能”，即不仅把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还给农民，而且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也还给农民。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可以流转，土地指标可以交易。

鹤鸣村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工作的最早试点村。在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该村农民将1000多亩土地租给了一家名为通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农民每家每年根据流转土地的多少，能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同时，一部分农民还能进入公司打工挣钱。“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是当地村民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总结。

天津·宅基地换房

所谓“宅基地换房”，就是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内的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2007年3月份起，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开始尝试“宅基地换房”。目前“宅基地换房”还在继续推进，葛沽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只剩下少数几个村还没有被政策覆盖。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7篇

公共品供给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典命题。

20世纪中期，以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由于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私人供给必定存在效率和福利损失，因此必须由政府供给（Musgrave R A.，1939；Samuelson P A.，1954；Samuelson，PA，1955）。这可以称之为公共品供给的“政府论”，这一路径的学者认为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形式来为社会提供公共品，一个社会中公共品的缺乏往往是由政府缺位或低效造成的。

后来的研究则表明私人在提供灯塔、教育、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例如，Coase R H.，1974；丹尼尔・史普博，2004），在此基础上，德姆塞茨直接提出了“公共品的私人生产理论”（Demsetz，H.，1970）。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公共品的供给和使用中的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产权模糊，这派学说认为私人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配置许多公共品，而且这一过程比政府来提供公共品还要更为高效，这可以称为“市场论”。在国内，这一理论学说在政学两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引发了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化和产权化改革。

总体来看，公共品理论的演进基本就表现为“政府论”与“市场论”二者的对垒。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分歧，但是，在分析取向上又有相似之处。借用布坎南的说法，二者（尤其是“政府论”）均属于一种“公共物品的规范理论”，与之相对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证理论”。

布坎南认为，“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差异，不是明确的价值主张与客观分析或中立分析之间的区分，而是两种客观分析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在假定效率可接受的前提下，主要将目标定位于准确详细地说明“应当”作为政府行动目标的那些结果的特征，而后者则主要致力于解释和推测多人参与的集体决策过程的结果。通常的公共物品规范理论中，包含着何种结果将不会发生的隐含预测，规范公共物品理论的实证内容大多包含于这些隐性预测之中。在相关决策者接受总体效率标准的前提下，规范理论给出了有效率的结果应该满足的那些必要条件。关于个人为达到这些效率条件而自愿进行的互动行为的解释或预测，并未被囊括其中。换句话说，在存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规范理论中包含有关于“市场失灵”的实证性陈述，但是，在走到实现总体效率可能所需的制度过程之前，规范公共物品理论就停止了分析。

具体来讲，“实证取向”的制度分析由两个分立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就不同的制度进行选择的理论逻辑，它与经济学家关于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非常相近，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取向”的分析。紧接着，“实证取向”分析的第二部分是经验性的。在这一部分中，历史经验记录的艰苦积累、描述性细节的仔细表述以及比较分析，这些都是必须的（詹姆斯・布坎南，2009）。在这里，一些必须被追问的问题是：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中，公共供给的物品和服务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哪种物品和服务应被公共地提供？是谁、以什么根据来决定每种物品和服务应提供多少？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成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分担？最后，决策者由谁决定？

同时，正如布坎南所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对公共物品理论更为忽视。社会主义的方案，旨在将私人物品的私人生产转换为集体管理。而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集体化的“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却极少关注。无论物品本身应当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只是假定这个部门中的决策是“政治地”作出的。（布坎南，2009，176-177）

本文就尝试从“实证取向”的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作一阐释。

事实上，蔡晓莉已经从这一研究取向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富有启发的探讨。她的问题是：在不存在民主制度的中国乡村，是什么机制促成公共机构去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她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村庄问卷统计发现，乡村社会的许多非正式制度所连带的道德责任促成基层干部/组织为村庄提供公共品。这些非正式制度就是以亲属组织、庙会、教堂和社区协会为代表的“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尤其是像庙会这种既有“包容性”又具“嵌入性”的连带团体，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基层干部的非正式的道德责任机制，促使他们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Tsai Lily，2007）。蔡氏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她揭示了公共品供给与基层社会结构自身的关联机制，尤其展现了乡村社会中的大量“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在公共品提供、激励和约束基层干部方面的积极功能。这提醒我们，在考虑公共品供给问题时，不仅要有“政府”和“市场”的视角，还必须引入“社会”的视角。

但是，蔡氏研究的一个缺陷是缺乏历史维度，她从当下中国乡村的横断面出发，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连带团体”与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联机制。如果引入历史视角，尤其是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乡村的革命实践，我们会发现，“这个部门中的决策都是‘政治地’作出的”。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革之前，还是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乡村的公共品供给问题都必须将“政府行为”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主要是因为，至少在1949年至今的这段历史中，中国乡村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和“市场”领域。因此，本文就尝试从“政府行为”内部来考察公共品的供给和管理问题。这里所说的从“政府行为”内部出发，不是“规范主义”理论中的“政府论”，而是从“实证取向”的路径出发深入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部机制之中，尤其是仔细考察相应的历史演变过程。

具体来讲，本文要探讨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水利的变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村的最重要公共品之一，有学者甚至将其看成“东方专制主义”的最主要诱因（魏特夫，1989）。1949年以后，尤其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治水运动，最主要措施就是因地制宜地修建了数量巨大的大中型水利设施，以之构筑了大量灌区。

灌区建成以后，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灌区内的泵站、水库等都相应建立了一套组织管理体系。这一组织体系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单位”组织――水利单位。所谓水利单位，主要是指水管单位和供水单位。就前者而言，是指以乡镇水利站为代表的水利管理单位，后者主要是指以水库和泵站为代表的供水单位。学界针对中国社会中的单位制度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华尔德，1986；路风，1989，1993；李猛等，2000；李路路等，2009）。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单位主要是指城市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组织，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包括）则只具有单位的某些特征，而本身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但是，水利单位是乡村社会中典型的“类单位”组织，是影响乡村水利供给和服务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政府介入水利供给和服务的直接途径。

下文首先简略介绍漳河灌区兴衰的历史，再详细揭示灌区管理组织的单位化及“去单位化”的过程与机制，并分析这一过程与灌区兴衰的关系，最后对国家权力的边界及其运作规律做一深度讨论。

二、灌区的兴衰

1949年以来，江汉平原四周先后构建了六大灌溉系统和灌区。到1978年，全区以六大灌区为主，有效灌溉面积达619万亩，占本地区耕地面积的76.82%，最大的漳河灌区，设计灌溉能力260.5万亩（《湖北农业地理》，1980，109），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漳河灌区。漳河灌区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设计灌溉面积260万亩（其中荆门市受益面积175.11万亩，实际超过200万亩），高峰时期实际灌溉面积达300万亩，横跨荆门、当阳、钟祥和江陵四县，是全国九个灌溉面积超过200万亩的超大型灌区之一，也是湖北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年均提供商品粮超过全省的十分之一。

漳河灌区的主体工程是修建于1958-1966年间的漳河水库。它是在漳河上建坝拦断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沮漳河的东支――漳河而成的水库群，属于湖北省管辖的最大水库，枢纽工程由5坝9闸、3段明槽和2座电站组成，水库承雨面积2212平方公里，总库容20.35亿立方米，水域104平方公里，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除漳河水库外，灌区内先后兴建有中小型水库320处，总库容8.45亿立方米；沿汉江、长湖、长江附近修建大、小泵站432处，总装机10万千瓦，总流量达200多立方米每秒；另外灌区内还有小型堰塘、坝8万余处。这使得灌区成为一个以漳河水库为后盾、中小型水库和电力提灌站位骨干，小型堰、为基础，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相配合的立体式供水灌溉系统。（《漳河水库志》，1991）

灌区兴衰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灌区灌溉用水量的变化。灌区内最大的供水主体是漳河水库，其灌溉供水量一度占整个灌区总灌溉供水量的60%以上。1966年到80年代末期，水库灌溉供水量一直维持在年均4亿立方米以上，成缓慢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水库灌溉供水量经历了两次骤降，1991-2001年间年均灌溉用水2.24亿立方米，2002-2011年10年年均用水量则下降到了0.97亿立方米，降幅60%以上。而且，最近10年中，居然有5年时间灌溉供水量不足0.5亿立方米，其中又有三年时间不足0.3亿立方米，而在此之前，任何灌溉供水量最少的年份都高于1亿立方米，90%以上年份灌溉供水量都超过2亿立方米（见图1）。全灌区的灌溉用水量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见表1）。这表明灌区的灌溉功能已经极其微弱，灌区已由1966年到80年代末长时期的高峰运行逐步走向了瓦解。

随着灌区这一公共灌溉系统的瓦解，机井成了农民最主要的灌溉工具。以灌区内部的核心地带高阳镇为例，截止2008年10月，官方统计全镇规模以上灌溉机井就有3280口，其中80米深度以上的特大型灌溉机井就有79口。除此之外，全镇还有口径20厘米以下、深度40米以下的小型机井2426口。据笔者调查，实际数据远不止此数，全镇仅灌溉机井总数就在7000口以上，每年经机井取地下水取水量在3000-5000万立方米。

可见，目前机井已经基本彻底取代了灌区这一公共灌溉系统，灌区彻底衰亡了。当然，灌区的兴衰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基础结构的，更有市场方面的原因[1]（罗兴佐，2006；焦长权，2012），但是政府行为方面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因此，下文将集中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观察灌区的兴衰。

三、水利组织的“半正式”时期

50年代初期，乡镇一级并没有单独的水利管理机构。农业集体化以后，各公社先后配备了一名水利干事和1-2名水利员。水利干事和水利员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财政供养人员，后者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人员，由于他们仍需从生产队拿工分，所以被称为“挎米袋子”的，意指从生产队带口粮到公社工作。1964年，各公社开始配备一名专职水利员，专职水利员仍旧是“挎米袋子的”人员，但是已经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1973年开始，全县各个公社开始设立“农业水利水电组”，简称“水电组”，由水利干事、水利员、会计、出纳等6-7人组成。其中水利干事是财政拨款人员，其他人是差额拨款人员，即还是属于“挎米袋子”性质的成员，这一直持续到解体。（谭同学，2006）。由1950年代的水利干事、水利员到1970年代演变为拥有自己的会计、出纳的水利水电组，后又在1983年演变为水利站，在组织形态上发生了变化，水利管理组织显得日趋“正式”，但其成员性质却没有变化，即除了水利干事一人以外，其他人全部都是“挎米袋子”性质的人员。他们虽然在水电组工作，但是其报酬却主要是在农村的生产队中领工分和口粮，公社根据情况给与少量工资补贴。显然，这是一种“正式”与“半正式”人员相结合的一种组织管理体制。

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小型泵站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灌区内在集体化时期建立了数百座大中小型泵站，除大碑湾泵站这种超大型泵站建立起来以后就成立了正式的有行政级别的管理组织以外，其余泵站的管理组织都是“群管”性质。泵站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进行管理，报酬主要是从生产队中获取工分，工作任务是管理泵站服务农业生产。例如，官镇友好泵站、五星泵站、跃进泵站都是灌溉面积数村、装机容量较大的国营泵站。这些泵站建成以后就立刻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人员配备为友好泵站7人，五星泵站4人，跃进泵站4人，这些人员全部属于“挎米袋子”性质人员。

那么，漳河灌区这一超大型灌区的管理组织又是如何构成的呢？

漳河灌区自建设开始，就成立了正式的管理机构。1959年即成立了“湖北省荆州专署漳河水库管理委员会”，1962年改为“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管理局内职能科室逐步充实发展，1962年局以下设办公室、生产科、工管科、财器科；1966年增设政工科、行政科，并建立起了相应的党和群团组织。（《漳河水库志》，1991，167-168）。可见，漳河灌区建立后就建立了一套正规化、科层化的行政管理组织。但是，与此同时，灌区还有大量的“半正式”组织相配套，这主要表现在渠道管理上。

渠道管理是灌区管理的最核心任务之一，也是灌区灌溉功能能够发挥的基本保障。在渠道管理上，灌区是采取正式与“半正式”相结合、“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局根据渠道分散、跨县跨区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一是实行分级管理，即总干、干渠、支干和分干四级渠道分别组建管理处，下设34个管理段，共配备国家干部、职工285人，实行“专管”。这就形成了管理局“专管”的四级大渠道管理体系。

而支、分、斗、农、毛五级渠道，除个别跨市、县的支、分渠外，均由乡镇、村组实行“群管”。“群管”组织分常年管水和季节管水两种，常年管水组全灌区共设260多个，由村组选派办事公道、身体强壮的“三管员”（管水、管工程、管树）400多人组成（《漳河水库志》，1991，168）。“三管员”也是典型的“半工半农”的“半正式”人员。其总人数比正式的“国家干部”还多出三分之一以上（《漳河水库志》，1991，210）。他们对灌区的长期稳定运行起了极大的作用。举例来说，1980年以前，灌区渠道中的大量配套建筑物没有完成建设。涵闸建设尤其滞后，1970年，全灌区支分渠以上五级渠道已做的分水闸和管3237座，配套的只有920座，占已做的24%。灌溉面积大、建设最早的三干渠分干以上渠道共有放水口1591处，其中明口（“土口子”）就有754处，占总数的47%，一般配套的406处，占26%，其余的只有一个管子，没有闸门和其他设备。支、分渠上设计1577处管，多数未建，放水只好挖土口子，不放时用稻草堵、土块垒、泥巴糊。1972年到1979年，分干以上渠道建筑物发展到4768座，基本配套的1715座，只占已建的35%。涵闸等配套工程在1980年代开始推行“计量放水”才逐步到位（《漳河水库志》，1991，212）。在渠道大部分配套设施未到位、依赖“土口子”放“大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三管员”组成的管水组来对末端五级渠系进行管理和维护，灌区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彻底无法放水了。

可见，时期，不仅公社一级水利管理和中小型泵站是一种“半正式”的组织，而且漳河灌区这种超大型灌区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下面也有大量的“半正式”管理组织。所以，时期水利管理上的典型特征就是“正式”管理机构与“半正式”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依赖大量的“半工半农”人员，管理局将之称为发挥“国家”和“集体”两个积极性。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管理办法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办法。

首先，水利管理成本低廉。由于水利管理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半工半农”的“挎米袋子”人员，主要收入是从生产小队获得，国家只需要给其适当补贴。所以建设再多的泵站和水库，相应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给国家增加过重的开支，这种成本都被“摊派”到了各个生产小队之中。由于生产队中的劳动力的“隐性过剩”，抽调部分劳动力进行水利管理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反而为生产队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

其次，管理人员的自我定位清楚，责任意识强，管水效果好。除了漳河管理局的“国家干部”和水电组的水利干事以外，其余水利组织中的人员全部是“挎米袋子”的。这些“半工半农”人员虽然有向上“转正”的可能，但是由于集体化时期对公社管理人员队伍的严格限定，所以机会非常少。他们很满足于这种比普通农民收入稍多、相对轻松并有一定地位的“半正式”工作，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工作职责。

结果，在基本依赖“土口子”放“大水”的情况下，灌区平稳运行15年（1966-1981年）以上，不仅灌溉面积没有萎缩，反而是越来越大，最高峰时达到了300万亩以上。

四、水利组织的“单位化”过程

先看乡镇水利站的“单位化”过程。解体后，“水电组”逐渐分成了水利站和电管站两个机构，成为乡镇“七站八所”的组成部分。1985年起基层水利站开始“定编定岗”，一般以1万亩农田设置一个岗位，一个水利站一个财政编制（一般给站长），为全额财政拨款，其余人员为差额拨款人员。这些差额拨款人员就相当于时期的“挎米袋子”的“半工半农”人员，由于解体后他们不再可能从生产队获得口粮和工分，所以他们的主要收入形式就转向了依赖“财政补贴”，实际是主要依赖基本水费40%的返还部分供养。可见，与时期的“挎米袋子”人员相比，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正式编制，但是其报酬已经完全“货币化”。

1988年，荆门市的水利站下放到了乡镇管理，从此，乡镇对水利站有了人、财、物三权。90年代初，在国家出台允许“农转非”的政策下，乡镇各类站所的非完全财政人员纷纷想抓住机会彻底“转正”。乡镇则制定了“交钱”就可以“农转非”的办法，想乘机从这些半正式人员转正的过程中攫取大量资金。

以高阳镇水利站为例。到1995年前后，水利站各种人员达到了12人，其中10人有编制，另外全镇四个管理区各设一名水利员，虽然属于编外人员，但也是依赖基本水费的返还部分养活。另外，水利站所属的新贺泵站，虽然后期灌溉面积还不到3000亩，但是工作人员却有6人，其中有三个事业编、两个企业编和一个临时工。这样整个水利站系统就有了22人的规模。高阳镇耕地面积为8万多亩，如果按照一万亩设置一个水利岗位，也应该只有8-9人。全镇每年基本水费全部收齐大致为18万元，返还部分为7万元左右，这根本没办法供养22人的水利队伍，就连水利站16人的队伍也无法供养。而到后来在基本水费也无法收齐的情况下，水利站负债也就不可避免。

再看大碑湾泵站的膨胀过程。大碑湾泵站设计灌溉面积40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5万亩左右，是灌区内最大的泵站。泵站建成以后就设立了大碑湾泵站灌区管理处。1979年由受益社队推选成立了一个九人管理委员会，这等于是1.6-1.8万亩耕地设立了一个管理岗位，应该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管理处成立以后，大碑湾泵站一直直属于荆门市水利局，1979年5月-1989年泵站管理处一直为正科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1989年10月又升格为副县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一直到1999年市水利局决定将泵站人、财、物整体下放给沙洋县管理，级别为副科级。

管理处成立以后，由于级别高，有市水利局的各种财政补贴和待遇，加之泵站自身效益不错，所以其组织机构也越来越庞大，各种科室机构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89年升格为副县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以来，90年代初进行了大量内部人员的招工和“农转非”。到1999年移交县管时，泵站干部职工已经达到了141人，其中行政、技术、资产管理及辅助岗位23人；机电运行岗位50人；灌区及水闸运行管理岗位52人；退休人员15人。但真正具有各种技术职称的很少，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7人，助理级技术职称人员14人，员级技术职称人员15人，大部分为冗员。而此时的灌溉面积已经远不到15万亩，因此不到1000亩耕地就要供养一个泵站工作人员，有些一个稍大的村就要供养3个泵站工作人员。而90年代以来，泵站的灌溉面积又进一步萎缩，二级站开机时间较80年代减少了71%。但是管理人员却迅速成倍增加。

显然，水利组织在“单位化”之后经历了一次猛然的人员膨胀。他们完成“农转非”以后，给基层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在“转正”前，这些人员只需要补贴工资，不需要负责养老保险。如果单位不需要那么多人员时也可以裁减他们，说到底，在没有转正以前他们是一种“半正式”的临时人员。待其“转正”之后，不仅要负责养老保险，还无法辞退，形成了永久性“包袱”。这是90年代以来水利组织走向崩溃的最大推手。

五、水利单位的“经营性”

80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中各种责任制的施行，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快的发展。随之，水利部门也提出要加强水利工作中的责任制和开展综合经营。水利综合经营是试图以水利产业为基础开拓新的生成领域，提高综合效益，从而逐步做到“以水养水”和“盈亏自负”。其实质是赋予水利单位一定的自后使其逐步转变成一种“企业”，以逐步实现自收自支和摆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以漳河管理局为例（见表2）。管理局所管辖的库区面积大、尤其是水域面积大，开展综合经营有一定基础，但总体来看效益很低。由于人员膨胀和管理不善，综合经营产值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大部分被膨胀起来的人员所消耗，导致盈余额很不稳定，许多年份都呈大幅下降趋势，10多年时间产值总额增长了20多倍，但盈余额则基本没有增长。

受综合经营冲击最严重，导致遗留问题最多的是那些本来就无条件从事“综合经营”的中小型水利单位。比如，大碑湾泵站在开展综合经营过程中，先后投资了招待所、餐饮服务和竹品公司等，而这些项目根本不符合实际[2]。所以一直是亏多赚少，总体投入越来越大，而盈利甚微（见表3）。最终为此背负大量债务，同时还使泵站人员又一次大规模膨胀。

其他各类中小型泵站或水利站就更不具备开展综合经营条件，所以情况更糟。以官镇友好泵站为例，1990年代初，友好泵站开始投资养殖、造纸厂等企业，到1995年创收停止时，全站因创收形成净外债约15万元。

水利单位所进行的以加强自身“经营性”为目的、从“管理型单位”到“管理经营型”单位的改革，给水利单位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给基层中小型水利单位遗留了严重问题，择要有二：

首先，又一次大量扩充了单位人员。综合经营的初始动力是90年代初水利组织“单位化”后造成的人员膨胀和生存压力，但这一过程中又一次性增加了不少人员，而综合经营失败以后这些人员却无法“扫地出门”，直接促成了人员再次膨胀。比如，大碑湾泵站在开展招待所、创办“竹制品”公司的过程中，一次性“安排”了55名家属就业（《沙洋县水利志》，2007，172），而最后这些项目全部破产，但这些人员却无法辞退，成为了泵站的包袱。

其次，综合经营给水管单位增加了大量债务。比如，大碑湾泵站搞综合经营形成了200多万元的债务。主要分两部分，一是从1995年起，泵站全处上下大力发展水利企业生产，向职工集资120万元，加上利息形成140万元债务。二是管理处借口开展多种经营修建招待所一栋，实际为职工宿舍，此次建房支出160万元，除职工交付房改资金90万元外，又形成一笔50万元的债务。其他如友好泵站之类的中小泵站，因综合经营不善，也纷纷负债数十万元。

六、水利单位的困境

先看漳河管理局从1966到200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见表4）。我们明显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1981年，在此期间国家每年有数十万元拨款，但由于水费低微，每年只有100万元左右的水费收入，所以灌区运行处于刚好保本的状态。第二阶段，1982-1993年，在此期间水费处于“双轨制”执行较好、管理局其他经营也较顺利的时期。其中1982-1989年之间，不仅没有依靠上级拨款，反而每年还能上交部分利润；1990-1993年期间，国家又有了部分拨款，灌区自身经营也较有效益，年均盈余额度都超过100万元。第三阶段，1994-2000年，在此期间管理局自身经营状况越来越差，虽然陆续有不少上级拨款（1999年一年就有700多万），但还是年年亏损，年均亏损额度超过200万元。

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第一，1994年以来的亏损部分主要是因为供水收入上的亏损（见表5）。这其中最主要又是因为农业供水后水费难以回收而造成的亏损，相应的工业和城市供水均能按时回收水费并有盈余。这说明90年代严重三农危机对于灌区的冲击确实十分严重（焦长权，2012，第四章）。

第二，90年代以来，即使因农业水费难以回收而大量欠款，但管理局的总收入还是增长了10多倍。其中综合经营收入增长了20多倍，供水收入也增长了近4倍，而上级拨款总数也达到1000多万元。但是，自1994年以来管理局总体而言还是持续大量亏损，这反映出管理局的经济效益非常低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员膨胀汲取了大部分生产剩余。管理局的负债也就成了必然。1994年，管理局进行了一次大型清产核资，当时负债总额就已经达到209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684万元，长期负债415万元，且还有1989-1993年间应提未提的水工建筑物折旧1384.5万元，属于潜在亏损，但未挂账。（《漳河水库志：1991-2000》，2006，178）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面积亏损肯定使债务进一步骤增。

再看大碑湾泵站。自90年代中期起，泵站就开始入不敷出，到2000年移交县管以前，债务总额达775万元。2000年泵站移交沙洋县后又形成新的债务385万元。截止2008年6月，泵站共有债务1160万，剥去银行债务还有660万，其中绝大部分为欠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可见，债务中的绝大部分并非因工程维修或建设的欠款，最大头来自于“人员膨胀”或者说“养人”的费用。而泵站的债权则主要是90年代后期及2000、2001年各村欠泵站的200多万元的水费，因此泵站有400多万元的净债务。由于人员过度膨胀和管理不善，泵站自1990-1999年虽然年均水费收入达130万元，且每年有财政补贴30-70万元不等，但是仍年均亏损10余万元。这背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员过度膨胀，每年收入中的90%以上用于支付人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泵站的大型维护修理都有上级各种专项资金，根本无需泵站自身投入经费。

这种现象是全国所有水利单位的共同问题。2001年水利部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全国国有水管单位成立时批准的编制为12.4万人，由于安排子女就业和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安置人员等原因，队伍不断膨胀，目前职工人数已比原编制将近翻了两番，并且每年还以近1万人的速度增加。而水管单位真正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具有高、中职称的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3.55%，技术力量相当薄弱，无法满足规范的技术管理需要。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水平低，更谈不上实施现代化管理，造成了管理单位经济负担沉重，管理成本高，又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工程的维护管理”（水利部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课题组，2001；孔慕兰，2002）。

这背后的深层机制是科尔内所说的“父爱主义”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科尔内，1986）。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事企不分”，水利单位内部的经营性人员和经营只对“盈利”负责，而对“亏损”则不负责，“盈利”后全部分掉，亏损后则“挂账”指望国家财政来收拾残局。比如，漳河管理局在90年代10年内综合经营产值增长了20多倍，几乎年年翻番，而盈余额不仅没有增长，还多年大幅下降。综合经营所获产值绝大部分被相应人员“分掉”，而到经营困难，企业破产时，这些人员又毫无悬念地回到了事业单位。这些人员有钱赚时就是企业人员，无钱赚时又缩回到事业单位，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必然导致水利单位内部的人员膨胀和大量亏损负债。

可见，自9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整个水利单位系统已经大大超过了小农经济本身承载力的极限，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七、水利单位的“去单位化”：“分类治理”

2002年，国务院体改办终于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了对水利单位全盘改革的整体思路和实施安排。从本质上看，此次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去单位化”的尝试，具体就是小型水利工程的直接“市场化”，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单位则通过“分类治理”的方式“去单位化”。

《实施意见》的最核心指导思想是“分类治理”[3]，即对不同的水利单位进行分类定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手段和治理办法。《实施意见》将水管单位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指承担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纯公益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事业单位。

第二类是指承担既有防洪、排涝等公益性任务，又有供水、水力发电等经营的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依其经营收益情况确定性质，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定性为事业单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定性为企业。目前已转制为企业的，维持企业性质不变。

第三类是指承担城市供水、水力发电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称为经营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企业。

水管单位的具体性质由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对水管单位分类定性是对其进行“分类治理”的前提，“分类治理”的核心有三方面：

首先，根据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进行定编定岗。事业性质的水管单位，其编制由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实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分离（以下简称管养分离）后的维修养护人员、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中从事经营性资产运营和其它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再核定编制。

其次，对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采取不同的财政分配规则，畅通水利单位的财政资金渠道。纯公益性水管单位，其编制内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由同级财政负担。事业性质的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其编制内承担公益性任务的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以及公益性部分的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等项支出，由同级财政负担，更新改造费用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由计划部门在非经营性资金中安排。经营性部分的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由企业负担，更新改造费用在折旧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计划部门在非经营性资金中安排。事业性质的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的经营性资产收益和其它投资收益要纳入单位的经费预算。企业性质的水管单位，其所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修养护资金由水管单位自行筹集，财政不予补贴。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数额，由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确定。

最后，在此基础上分类推进水利单位内部的人事、劳动、工资等内部制度改革。事业性质的水管单位，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撤并不合理的管理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全面实行聘用制，按岗聘人，职工竞争上岗，并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度。企业性质的水管单位，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做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可见，分类治理的前提是分类定性，实质是畅通水利单位的财政资金渠道，难点和关键是水利单位内部的自身改革，最主要困难是难以妥善分流和安置现有的庞大剩余人员，关键之处在于能否筹措到足量的“改革资金”支付水利单位的既有债务负担。

这是1949年以来对水利系统的最大的一次改革，但对不同类型的水利单位和工程的意义却大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三类来讨论：一是小型水利设施。改革主张全部市场化，而对这一“化掉”的过程却没有任何配套资金。县乡两级在税费取消以后的财政困境下，更是没有这方面的资金，许多地方反而利用这一政策乘机拍卖公共水利资产以弥补目前的财政困境。因此，小型水利工程设施基本被当做“包袱”甩掉，根本没有纳入改革者的法眼。

第二，特大型和部分纯公益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如防洪河堤等）。在这一过程中，以前财政该投入而没有投入的都投入进去，同时这些特大型水利单位自身的经济实力也非中小型水利单位能比（如漳河水库虽然从90年代初以来就有亏损，但自身的经营收益10年中也增长了10多倍，总额也超过了1亿元），所以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基本都是受益群体[4]。

第三，中型水利工程和水利单位（特别是既具有经营性、又具有公益性的混合水利单位）。一方面，他们不像特大型水利单位一样属于地厅级、省级甚至部级水利部门直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县级水利部门管理，这就限制了他们可能得到的足够的需要地方财政配套的改革资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规模中等、性质模糊，很多单位都兼具部分经营性和公益性职能，所以在分类定性，定编定岗的过程中难度最大。他们虽然获得了部分财政编制名额，但其内部的改革推进却异常困难，这种单位又恰恰是这次水利单位改革中的最大多数。因此，这次水利单位改革的过程会困难重重，尤其是对于中型和混合型水利单位的改革需要长时间的博弈。

实际的改革进程证实了上述分析。就全国而言，水利部的《实施意见》原计划在2003年6月底完成水管单位的分类定性和定岗定编工作，2007年低基本完成水管单位的改革工作并“总结验收”。

但是，2007年底，水利部对已经启动了五年的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进行总结发现：水利单位改革进展相当缓慢，到2007年7月完成分类定性工作的才58%，有很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始。从改革的实质措施经费落实来看，“两项经费”落实都没有超过50%，就是这些已经落实的改革单位，也大部分是国家水利部直管或省级水利厅直管的水利单位，它们的经费中的90%以上得到了落实，但县市级水利单位经费落实的比例就非常低。从人员分流来看，完成情况也未超过50%，社会保障的落实情况也刚到60%，且大部分是省直机关直接管理的水利单位落实了社保[5]。

湖北省的改革进展与此相似[6]，而改革的最大困难就是：

县市基层水利单位普遍困难。在我省财政比较困难、精简压缩财政供养编制的大背景下，县市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由于一些单位财政供养没有到位，拖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社保费现象比较突出。截止2006年6月底，全省水管单位共拖欠职工工资50168万元；25255名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占应参保职工的54%，欠缴社保费28694.9万元。

所以湖北省建议：

一是建议中央财政安排一定的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扶持、推动县市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二是建议长江、汉江等跨省流域性重要水利工程单位，人员基本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或者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补贴。

――湖北省水利厅，2007，湖北省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总结（节录）

可见，原计划在2007年底完成所有的水利单位改革工作，而实际的进展并不理想。鉴于全国水利单位改革过程进展缓慢，2006年水利部又进一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管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7]。

《通知》还制定了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水管体制改革激励机制以及半年一度的公开通报制度，这旨在敦促地方各级部门大力加快改革。在此基础上，水利部还下发了《关于确保2008年底全面完成水管体制改革任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2008年3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分类定性”和“定岗定额”的改革基础性工作，要足额落实“两费”，“大力推进内部改革，切实抓好改革验收，积极探索深层次改革问题”，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2008年底完成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工作。在上级部门的各种《通知》、《通报》的强力推动下，水管单位改革加快了速度，改革有了“新进展”。但是，全国分类定性工作依然只完成了85%，而在经费落实，尤其是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的落实比例只有47%，而分流人员只占应分流人员总数的55%[8]。这表明，全国还有15%的水管单位连最基本的分类定性工作都还没有完成，而在改革的关键环节――经费落实和人员分流上面，改革的进展并不突出。由于有2008年要完成改革任务的“最后期限”，各地在2008年都加快改革。至2009年初，经过长达7年的努力，全国水管体制改革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9]。

那么，水管单位改革的内部实践过程如何？改革时效到底又如何呢？

八、未了的结局

大碑湾泵站是一个典型规模中等、县市级管理并同时具有经营性和公益性职能的水利单位，也是大多数难以改革的水利单位的典型代表。下文以大碑湾泵站为例[10]分析这类水管单位的实际改革过程，并反思“分类治理”的不及之处。

大碑湾泵站自荆门市下放到沙洋县以后，获取财政补贴的能力急剧下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一系列综合改革对泵站的冲击（焦长权，2012，第五章），泵站的处境每况愈下。2004年，泵站县委县政府写报告提出改革设想：

第一、请求市政府承担泵站下放前债务中除职工集资外的债务655万元，这中间可从银行剥离贷款400万元，转为水利固定资产，实际承担155万元；第二、请求县级财政承担移交后的债务405万元，这中间可收回水费249万元，实际承担156万元；第三、请求县政府每年给予泵站补贴50万元；第四、泵站可将管理处办公场地出售变价，变价款用于支付职工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第五、泵站继续争取省水利厅在工程项目上的支持，用于更新改造泵站机电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第六、泵站下放前有全额财政编8人，每年每人1万元经费，泵站下放时由市水利局收回，要求恢复全额财政编8人；第七、对泵站按其职责和功能，确定人员编制，全站岗位定为120人为宜。

显然，泵站希望以正在推进的水管体制改革为契机摆脱泵站的困境。尤其是想在争取定额定编上取得大的突破，提出要求定编120人，想把泵站目前所有在岗人员一次性争取编制。这种想法显然不现实，漳河管理局作为湖北省水利厅直管的超大型水利单位，也只批准了400余个编制。泵站目前的灌溉面积已经不足10万亩，上级主管部门不可能满足泵站120人编制的要求。所以，市、县政府均未对泵站的请求作出积极回应。但是，由于自身困境和水利部门提出的改革要求，2004年8月，泵站又进一步制定出改革方案：

第一、改革的目的及要求。管理处现有干部职工141人，其中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15人，实际在岗干部职工126人，中青年占50%，管理处决定在内部实行分年实施、买断工龄、逐渐消肿。

第二、改革的方式及办法。一是买断工龄，分年实施，逐渐消肿；二是在资金上积极筹措，争取上级的支持；三是提供政策，自愿报名；四是盘活固定资产存量，发挥泵站优势。2004年计划买断工龄10人，每人平均按20年工龄计算，买断工龄10人，共需资金50万元。泵站想办法自筹资金30万元，自筹资金在历欠水费中的政府转移资金中解决，请上级支持解决20万元……

改革方案的实施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县级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到足够的改革资金支付泵站欠职工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为此，泵站部分职工在2006年组织了50-70人集体上访2次，在他们的要求仍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堵住县政府大门。迫于压力，最后县政府承诺每年拨款60万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这也是县政府向泵站开的“最大口子”。但是，泵站毕竟有140多名员工，每年60万元的拨款只是“杯水车薪”。在水利部要求2008年底彻底完成水利单位改革的要求下，2008年7月，泵站再次向县委县政府呈送了一份改革报告，主要内容有：

（1）落实相关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第一、依照水利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由同级财政负担。按常年测算，大碑湾泵站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年平均28万元，本着严格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县政府应从今年起往后每年应拨付大碑湾泵站维修养护资金应不低于26万元。第二、全处在职职工115人，截止2008年12月止，单位欠缴职工养老保险金298.17万元；每年应上缴职工医疗保险金的单位部分的12万元；从2001年起，截止目前历欠职工工资200万元。以上资金缺口，请县政府解决。第三、请求县政府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解决大碑湾泵站被锁定的历欠水费242.3万元，以解决职工的历欠工资和职工养老保险金等问题。

（2）内部改革措施。第一、机构设置。调整原机构设置，将原设置的一室五科、二站四段、纪委、工会改设为一室三科、二站四段，纪委、工会由副处长兼职。第二、岗位设置。将泵站原岗位设置改设为42个岗位。第三、竞争上岗，逐步分流。

……

显然，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改革方案要务实许多。基本按照县政府、县编委对泵站定性为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核定的42人的财政编制数来制定内部改革方案。但是，泵站累计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等总计超过500万元，这要求县政府一次性解决困难也不小。同时，42个财政编制在泵站内部如何分配，也始终没有解决。在县政府只愿意提供42个财政编制的每年60万元的事业费的情况下，泵站的改革仍旧无法得到实质性推进。2011年，笔者与泵站管理处领导聊天时，他只好说“现在没有啥办法了，只有等着大家自身慢慢消化”。

客观地看，将泵站定位于既有经营又有公益的准公益性事业单位是符合实际的。同时，42个财政编制对于灌溉面积在10万亩左右的泵站来说，也算是实事求是。但是，由于历来欠水利单位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等数额巨大，目前处于困境中的基层财政无法承担。仅大碑湾泵站就达500多万，湖北省水利单位欠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近8个亿[11]，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县市所属水管单位所欠，在目前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是难以解决这笔经费的。这就决定了“分类治理”无法得到彻底实施，只能形式上“分类定性”，无法达成最终的“治理”效果。

从大碑湾泵站的例子来看，全国水利单位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在上级水利部门“验收”压力之下的一种形式上的完成。水利单位自身改革的失败，意味着整个水利系统运转的困境。对漳河灌区来讲，除管理局外的其他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水利单位改革的搁置，也就意味着整个灌区运转的停摆。因此，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机井灌溉为何成为灌区农民的最主要灌溉方式，且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最快发展的原因。

至此，我们对1949年以来灌区的兴衰历程，特别是灌区管理组织体系的演变与灌区兴衰之间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九、国家权力的边界及其运作

从水利单位的膨胀也可大致窥见1990年代以来整个基层行政组织膨胀的过程。比如，一般而言，水利站属于乡镇“七站八所”中一个规模大小居中甚至是一个相对边缘的站所，平均规模也达到了15-20人，那么“七站八所”加起来有200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乡镇综合改革之前，湖北省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19个，人员290多人（邓道坤、刘友凡，2006，31）。因此，每个乡镇的行政事业人员总数就达到了460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一套庞大的村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业剩余被短期内膨胀起来的基层政府和组织消耗掉，国家却只从农业中汲取了少量的资源，同时，为了汲取这少量的资源，反而再生产出数量更为庞大的一个“中间层”。国家汲取资源的效率极低而且越来越低，从而形成了与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中极其相似的“内卷化”效应（杜赞奇，1994）。

所以，暂且将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与大型供水单位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等其他重要问题搁置一旁，仅仅从水利单位自身来看，灌区的瓦解也实属必然。水利单位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导致大规模亏本负债及供水价格飙升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水利系统大大超过了小农经济承载力的极限，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走向了崩溃。

可见，由于中国社会（至少1949年以来）自身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或“市场”领域，“政府行为”的因素在公共品供给和管理方面就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所以，公共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较“规范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论”和“市场轮”的主张均要复杂得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介入，而在于“政府”该如何进入，也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历史上的类似治理实践也许能给与我们一些启发。

魏丕信在对明清国家（主要是清代）如何从事灾荒救济和维持大规模水利工程、经营公共粮仓、促进经济发展等各种行政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一方面，无论从政府能够配置于此方面的人员来看，还是从国家所控制的资源来看，官僚机器都显得很虚弱；另一方面，在人力和资源的组织与动员方面，国家具有一种相当明显的才干，因此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魏丕信，1999）这两方面的巨大反差，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支持这整个制度的，是其组织和运作手段的极端老练和灵活，与一个由专门和干练的官员组成的活跃的小群体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这个活跃的小群体，就是他所言的“治国精英”。此处的“治国精英”，主要是指在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教化下形成的具有“尊重、奉献和个人责任的意识”的“进取精神”的基层官员，包括相应的幕友、手书、胥吏等人员。他认为正式依赖于这一群“治国精英”，使止步于县衙的、虚弱的国家正式权力完成了基层繁重的治理任务。

那么，国家正式权力止步于县衙，是它在事实上不能再向下延伸，还是在主观上不愿意再下渗呢？魏氏主张后者。他认为，除了致力于在明代特别是清代的湖北具有边缘意义的“民屯”和“军屯”之外，中央集权的国家并未通过其官员直接从事农业发展项目并因此而保持对农业发展的全面控制，恰恰相反，它在大部分地区都倾向于最小程度的干预。它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干预方式或参与领域，以最小的代价达至对社会与经济的最大控制”。在实践中，即“尽可能限制直接干预的领域及官僚机器的范围，仅限于努力提倡和组织地方社团，使他们对自己的福利和安全负起责任”，“理想的国家并不是‘无为’，更准备的说应当是以最小的行动换来最大的效果”。（魏丕信，2005，641）这就是晚期国家的真正性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与魏氏相似，黄宗智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他们之间有一块二者都参与其间的“第三领域”。在第三领域中存在大量的“半正式官员”，在这一领域中，国家一般不直接参与到治理实践中，而是相当依赖于这些半正式人员所进行的“半正式治理”活动，只有在发生重大纠纷而正式官僚不得不介入时才主动介入。他进一步将这种顶层高度集权，而在地方却依赖大量“半正式人员”进行简约治理的政治体制称之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并认为这种治理方式是晚期以及民国时期，甚至到1949年以后中国基层治理都一直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黄宗智，2007，第七、八、十六章）

魏、黄二位都特别强调晚期国家有意将正式权力止步于县衙的合理性，同时，二位均考察了基层治理人员的特性和行为。只是魏氏更强调的是基层相对正式的“治国精英”，黄氏则主要强调更底层的“半正式”人员的治理实践。如果将二者的论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帝国晚期基层治理实践的立体图像。一方面是由“治国精英”代表的止步于县衙的国家正式权力，这些治国精英受到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深度教化，他们具有一种“进取精神”。另一方面是由大量的“半正式”人员在县衙之外从事的具体治理活动，当他们在遇到难以解决的纠纷时，正式的国家权力又及时适度介入。同时，在二者的论述中，均注意到了相应的政治“精神”对于基层政治的影响。魏氏强调“治国精英”的责任道德意识及其“进取精神”，并指出这是儒教政治伦理教化的结果。黄氏则将“集权的简约治理”进一步概括为“儒法合一的治理”。这一理想把一个代表刑罚、纪律和去人格化行政的法家和一个依赖仁慈、和谐和道德楷模的儒家结合起来，为这种行政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

在此，我们可以对这种“官僚机构的正式权力”与“半正式人员的非正式权力”做进一步讨论。由于有了上述政治“精神”因素的考量，这两种权力的性质又表现出了新的异同。一方面，由于受一种相对统一的“政治精神”的笼罩性教化，两种权力形态虽然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但是又表现出一种共通性，也就是魏氏所言的道德责任意识。正是这种共通的“精神性”因素使正式、半正式人员在基层治理中能够较为顺畅的沟通与合作，二者不存在太强的价值观和知识上的区隔，而且事实上二者还经常在互相换位和转化（地方士绅与在职官员之间的换位）。所以，那种在西方政治学中经典的国家与社会、正式与非正式治理之间的冲突在此表现的并不明显。但是，另一方面，从两种权力运作的形态上看，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外在差异，简单的看就是一种“硬”与“柔”的差异。“正式权力”总是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形象，所以基层县太爷被百姓称之为“父母官”，这种权力运作也经常表现出很“硬”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县衙“理诉”的过程中，其中的“威武升堂”和“刑法伺候”都让普通小民心惊胆寒。相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总表现出一种乡情厚谊的“柔”性一面，无论是在纠纷调解还是在税赋收取方面都表现的离淋尽致。正是在一种笼罩性的“政治精神”（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一“硬”一“柔”的两种权力得以配合运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结构。所以，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正式国家权力虽然止步于县衙，但是，另一种“柔”性的非正式权力还是借助于儒家的政治伦理渗透到了基层之中。而且，这种“柔”性的非正式权力并不是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正式国家权力的一种隐蔽迂回的“柔”性延伸，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硬”性权力的“柔”性运作。

这就是魏丕信看到的虚弱的官僚机构与较强的治理绩效这种悖论后面的秘密。

此时再回头来看一看水利组织变迁的问题。我们发现，“毛时代的乡村治理可以看作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反的治理传统，‘’时期的政府机构在它的控制文化和思想的努力上可能比官僚化的共产党国家更加‘全能主义’，但是就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言，它毋庸置疑比后者倾向简约”（黄宗智，2007，433）。无论是基层组织、教育还是水利建设与管理方面，毛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民办公助”，也就是“半正式性”或“半科层化”。这与传统帝制时代的“简约主义”治理传统是非常相似的。水利管理组织由官僚化的正式“国家干部”和“米袋子”性质人员共同组成，充分发挥了“国家”和“集体”两方面的积极性，结果实现了对庞大的水利系统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管理。农村改革以后，水利组织发生的最大变动是由一种“半正式”组织逐步“单位化”和“科层化”，并附带引起了“经营性”转变。结果，水利组织的“单位化”迅速导致了自身的人员膨胀和运转困境，直接破坏了水利系统的良性运行，也大幅增加了农民负担。这一系列的变动直接把一套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中的症结在于剩余相当有限的小农根本无法支撑起一套“科层化”的水利单位。税费改革以来，水利单位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小型水利设施彻底推向市场、大中型水利单位则进行了“分类治理”式的改革，结果是小型水利设施直接走向死亡，大中型水利单位的改革则因基层无法支付巨额改革成本等原因而走向了形式化。改革者的思路是“科层化”与“市场化”的结合，尤其是强调市场的调解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至少在目前，这一改革是彻底失败的。

也许，重新吸取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尤其是毛时代庞大的水利组织的管理经验，重新考虑水利服务的季节性、临时性及其小农剩余有限性的约束条件，重新强调“正式人员”与“半正式”人员的合作，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才是水利组织走向“善治”的正确道路。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二点：第一，要特别重视“半正式”人员在其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批能够获得国家补贴（而不是科层制下人员的工资）的“半工半农”人员应该成为基层中小型水利组织的主体人员。第二，要警惕“市场化”取向的水利改革。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水利组织逐步走向困境，还受基层政治的“政治精神”演变的影响。魏、黄二位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治理实践时，都特别强调“政治精神”的重要性。毛时代的“半正式”的水利组织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运行，也与当时笼罩性的“政治精神”（红色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农村改革以后水利单位短期内走向“科层化”和不受限制的膨胀，以及新时期水利单位改革的困难，都与“政治精神”的变化和缺失密切相关。

当然，重塑良性的主导性的“政治精神”，是比水利组织的“善治”更加复杂和长远的命题。

（焦长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Coase，R.H.1974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7.

2 Demsetz，H.1970，，the privat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journal of law &economics，vol.13.

3 Musgrave RA. 1939，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53， Issue 2：213-237.

4 Samuelson，P.A. 195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

5 Tsai Lily ，2007，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布坎南，2009，《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 丹尼尔・史普博，2004，经济学的著名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 邓道坤、刘友凡，2006，《大变革：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纪实》，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9 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0 黄宗智，2007，《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湖北农业地理编写组：1980，《湖北农业地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2 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3 焦长权，2012，《治水的历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14 康晓光，2008，《分类控制：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开放时代》第2期.

15 科尔内，1985，《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6 孔慕兰，2002，《国有水管单位体制改革之浅见》，《水利发展研究》第2期.

17 李猛，2000，《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卷.

18 李路路等，2009，《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第4期.

副处长转正总结范文第8篇

机电学院是学校为优化共享教育资源，增强学科特色优势和整体的竞争实力，提高办学规模效益，在民航学院原机械电气工程系、航空电子工程系、实习基地、机务维护模拟机培训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机电学院的四个单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丰厚的文化特色和办学理念，机电学院组建后，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形成人人参加的为家做贡献的氛围。为此，机电学院领导班子经过广泛调研，深入学习和实践，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形成了“以院为家，党员率先，从我做起，笃学严实”的机电学院行业文化或叫机电学院精神，这实际上就是“点圆式”工作法的具体运用，这个点就体现在我们所开展的一切活动，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将机电学院这个大家庭建设好，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以院为家”。在定好点之后，圆的内容就体现在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教师都围绕建设家这个“点”，以最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半径划圆，为培养“笃学严实”、“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实现机电学院“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做出积极贡献，也即我们所谓的“党员率先，从我做起”。具体到其中的每一个方面，我们也遵循“点圆式”工作法开展工作，即先设定一个基本思路，即基本“点“，之后再围绕这一基本“点”划圆，并在实际工作中收到了明显成效。

具体到“以院为家”方面，我们的工作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领导带头引导全院教职工以院为家、爱家、护家、建家。努力把学院建设成教育教学质量高、学科优势明显、院风优良的二级学院。围绕这一工作思路，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抓好班子建设

单位的好坏关键是班子的好坏，班子战斗力的强弱核心是能否搞好团结，团结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班子成员有个共识，即为了可敬的机电学院的全体师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团结，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要求班子成员做到：

第一，在“勤”上下功夫，做勤政为民的实践者。在工作中，努力做到“三勤”：一是勤于学习。我们长期坚持自学制度和二级中心组学习制度，通过加强学习，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工作中的原则性、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二是勤于思考，做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开展了“五个一工程”活动，即坚持一个中心：以教育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为中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优秀人才。转变一个观念：机电学院的发展、壮大只有靠机电学院全体教职工自己，广大教职工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明白一个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弘扬一种精神：严实精神。落实一个基础：经济是基础。三是勤于调研。重大决策出台之前，我们都要召开多方面的座谈会，集思广益。

第二，在“实”上下功夫，真抓实干，狠抓落实。

第三，在“严”上下功夫，建立健全总支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等各项会议制度，把加强民主集中制作为会议制度的重点内容，做遵守纪律、严于律己的表率。院级领导干部，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政治家”的要求，都能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按“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尤其是作为总支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的第一责任人，总支书记、院长以身作则，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善于调动和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在“廉”上下功夫，做廉洁奉公的模范。一是注意加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定期举办党风廉政报告会和警示教育大会，使我们正确处理权力与名利、金钱的关系。同时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制度，从制度上保证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二是坚决反对，贪赃枉法。三是把好“用人”关，正确行使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坚持以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群众评议、党政联席会集体决定的原则选人。

第五，在“诚”上下功夫，做群众的贴心人。多年来，我们在处理干群关系上，努力做到“四诚”：一是依靠群众真诚。我们在工作中做到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接待群众热诚。我们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努力改进机关作风和领导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设有院长信箱和意见箱，对来访和办事的群众热情接待，耐心解答，积极帮助。三是接受监督谦诚。我院建立了校务公开制度，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四是关心群众实诚。我们努力做好这个家的带头人，努力为师生员工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师生员工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公开提出有困难找组织，从而充分调动起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了学院的改革与发展。

机电学院班子是机电学院的领路人，是机电学院这个家的主心骨。由于我们把班子建设当作一件重要的大事来抓，有力地促进了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的开展，2002年机电学院党总支获民航学院先进党组织。

二、坚持实施“凝聚力”工程。丰富多采的校园文体活动是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实施“凝聚力”工程的有效载体。多年来，我院继承和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坚持每年开展两次大型活动：春游和新年联欢会，并以此为主导，努力营造多渠道、宽领域、高品位的文体活动，积极开展其他各项活动，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大家视机电学院事为我事，视机电学院荣为我荣。组织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乒乓球、歌咏比赛、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校田径运动会、健美操比赛等各项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2001年学院获天津市民主管理先进集体；2002年获教职工女子乒乓球比赛第一名，张铁纯获民航学院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第一名和天津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第二名。2003年取得校男子排球比赛第一名，女子乒乓球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三、实施暖心工程。

我们把实施“暖心工程”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坚持每年为教职工办好事、实事。坚持做到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无小事，要优先考虑，及时解决。

一位教师因心脏病突发在家中去世，院领导马上赶到他家进行安慰，并成立了专门的治丧工作小组做妥善处理，使这位教师的家属很受感动，也受到街坊邻里的一致好评。

通过对“三个代表”的认真学习，我们认为教职工想的就是我们要干的。高校教师在想什么？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实践，我们总结高校教职工在想“三高”，即“高职，高薪，高兴”，我们就结合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并收到了很好效果。在高职方面（也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从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为广大教师晋升职称积极创造条件；高薪方面（也可以说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贯彻产、学、研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深圳鹰之航联合组建了天津鹰之航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机电学院培训中心，进一步加大对外培训工作力度；在“高兴”方面（也可以说是先进文化），近几年，本着为教师创设和谐环境，内聚人心的原则，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使广大教职工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集体中心暖气顺。

四、积极推行民主管理，为广大教工参与“家”的管理与活动创造条件。

在事关学院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机电学院注重发挥教代会作用，积极维护广大教工的权益。如在讨论制定机电学院校内津贴分配方案过程中，院领导先后四次召集教职工代表会，倾听不同层次教职工代表的意见与呼声，并建立了专门的意见箱收集大家意见，最后又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在制定院“十五”规划过程中，机电学院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求实、务实、踏实，不搞花架子。我们利用暑假休息时间，组织部分教职工代表到外地取经。又组织教职工代表专门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进行讨论，多次在院内、业内征求听取意见，最终，我们制定的规划求真务实，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也由此受到校领导的高度赞誉。

五、高度重视发挥老教授在“建家”中的作用。

一是在重大决策当中、学术分委会、学位分委会、岗位聘任等方面吸收老教授参加，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是注重发挥老教授的传、帮、带作用，对新入院的年青教师，指定老教授对其进行授课前的辅导等项工作。

三是学院定期举办老教授沙龙，提出每名老教授每年至少为全院教师举办一次学术讲座或示范课。

四是对已经退休但尚有余力的教授，适当返聘其讲授部分课程。努力做到老同志是机电学院的宝贵财富。

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与措施，从领导班子、广大党员到普通教工都进一步深化了院荣我荣，院衰我耻，一种“人心思干，人心思上”的氛围在我院初步形成。五十周年校庆工作中，白杰院长没有白天黑夜的工作，为了能真正发挥校庆的作用，达到校庆的目的，东奔西走，克服诸多困难，历尽辛苦。机电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建新，在就职大会上向全体教师郑重承诺，一定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把机电学院这个大家庭建设好。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认真履行了这一诺言。上任后，摆在他面前一个重要任务是完成岗位聘任工作，机电学院人员多，人员的层次复杂，涉及教师、教学管理、其他专业技术、工勤四个层面，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以自己出色的高效率的工作向组织、向全体教职工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五十周年校庆工作中，广大教师在机电学院党政领导下，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科研论文、科研成果及科研方向并打印成册，宣传科研实力和办学能力；发动机教研室全体老师加班加点，布置办公室和学术交流展览，积极主动邀请校友回校参加校庆。各系在繁忙的教学之中，抽出一切力量帮助机电学院制作院史展览板、搜集材料出版机电学院的宣传画册和制作机电学院历史上的科研、学科建设和文化建设录像带。接待组的广大教师不辞辛苦，为校友们热情搞好服务，有时校友的航班晚上很晚了才能来，他们就一直不休息在国航大厦等候，虽然很辛苦，但为了使广大校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大家无怨无悔。正是由于全体教职工的团结拚搏，使得600多名校友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副院长祝世兴医院诊断患有肾结石，但是由于处在申报博士点和筹建机务维修工程科研基地的关键时期，他轻伤不下火线，还积极地联系与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交流与合作，为我院科研、学科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上学期由于“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使学院的教学计划调整，除完成“非典”期间一直留在学校学生的正常教学外，许多返校学生的补课不得不安排在暑假进行，教学压力空前增大，此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培训任务，但就是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中，我院广大教职工始终保持了团结友爱、拼搏奉献、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如飞机工程系的胡静老师，为了完成暑期培训任务，将未满三岁的孩子送回了老家。培训中心的钱若力老师父亲瘫痪，不能自理，母亲又身体虚弱，但无论是学院的教学任务、还是培训任务，他都毅然而然地接受下来，困难自己想法设法去克服，从未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耽误正常的教学和培训。机电学院广大教师充分感受到了生活在大家庭中的温暖，如飞机工程系冯振宇教授，在搬家时被电热水器轧在头上，支部书记闫国华教授得知后，扔下手头的活联系好出租车，直奔环湖医院，从检查到治疗结束送冯教授回家一直守侯在冯教授身边，令冯教授及其家人感动不已，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回来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校友以后在与我们的电话联系中，也不时流露出他们对机电学院大家庭温暖的眷恋，对校庆那段日子的美好回忆。

经过不断发展，机电学院家的内涵日渐丰富，在2003年学院工会荣获“全国民航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许多其他单位的教师认为有如此好的“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当在情理之中。

具体到“党员率先”方面，我们的工作思路是：以“党员率先工程”为载体，充分发挥党员的感召作用和辐射示范作用，以党建带团建，党风带学风，党风带教风，党风带院风，推动我院各项工作上水平，上层次。本着这一出发“点”，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开展了“一个党员一面旗，有困难找组织”主题活动。要想把机电学院这个家建设好党员必须率先。我们强调共产党员不仅要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到思想上、政治上，而且要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和工作职责中，落实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党员教师要自觉地钻研业务，争当业务尖子，我们组织了机电学院党员教案展、党员互相听课、以“共产党员如何在学校中心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主题的民主生活会活动。2001年，在党建园地展示每位党员的相片，并写上了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这样一来，好象机电学院突然地感到空气净了，人心齐了，有效地提升了党员们的争先创优意识，塑造了党员的良好形象，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说：党员确实走到了机电学院教育改革的前列。

二、树立先进党员典型，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员成为群众的旗帜，我们在党员中也树立了学习的典型，那就是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的许春生教授和被评为全国先进女职工的田秀云教授。作为“一个党员一面旗”活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本身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虽已接近退休，但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机电学院的发展，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他们的带动下，我院取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为此，院党总支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在教学方面治学严谨，甘为人梯，率先垂范，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在科研方面百折不挠，知难而进，抢抓机遇，诚实守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们在学科建设方面全力以赴，扎实苦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良好作风；学习他们在教书育人方面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以人为本，循循善诱的育人理念；学习他们在人格魅力方面爱岗敬业，人格至上，谦虚谨慎，师德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求大家自觉地把学习先进人物与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以对党对人民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团结一心，全面提高我院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为谱写机电学院辉煌壮美的明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做好党的发展工作，为党员率先提供现实基础。

多年来，院党总支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在大学生中和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党总支每学年年末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一次党员发展工作，总结本年度党员发展工作，拟订下一年度党员发展计划，并报组织部备案。2、坚持党员与发展对象的联系考察制度，同时坚持党员定期向支部大会汇报所联系的发展对象思想状况制度，总支定期分析积极分子及预备党员的思想状况，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制度。3、严格依照组织程序发展党员。对所有的发展对象在发展入党时，均采取召集群众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其最近表现，使对发展对象的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同时实行党员发展的公示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凡是新发展党员、预备党员转正都要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未经公示的，一律不得入党或转正。4、对于预备党员，指定专人联系考察，并按时填写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按期做好转正工作。重视吸收高职称、高学历教师和青年骨干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共有1名教授、3名青年教师和42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积极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增强党员率先的自觉性

一是认真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如组织全体党员到天津市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沽炮台举行“党旗在我心中”党日宣誓活动，并结合当时美国侦察机撞击我中国战机事件展开大讨论，使广大党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性，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通过组织师生党员到天津市科技馆参观抵制的展览，进一步使广大师生党员认清了主义的本质。各支部组织开展了以共产党员如何在“非典”防控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为主题的支部生活会，组织本支部成员认真学习了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同志在西柏坡的重要讲话精神，支部书记结合自己对“两个务必”的深刻体会给本支部上了党课。二是为了提高党员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我们还把党员电化教育工作列入党建工作目标管理，并在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三是通过组织党员积极参加多种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培养党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四是通过按时交纳党费，党建园地专刊，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让全体党员时时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在各方面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我院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不断壮

大，党员在机电学院的各项工作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我院这个大家的中流砥柱。如牟洪渊副院长在天津鹰之航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公司开业后，又为公司开拓市场、取证而四处奔走，先后共请华北局适航处来公司进行过五次项目审查（大多都是利用周末和公休日），其中有一次是在他母亲病逝办完丧事的第二天，适航处原定第二天来公司审查，不知是什么原因被取消，如果此次不能按时取证将影响公司整体工作进度和进入市场的时机。为此他不顾刚办完丧事身体虚弱，马上带人驱车赶往北京，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而且天已开始下起雪来，但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一上班自己就到适航处去做说服工作，无论如何也要把人请来。没想到由于雪越下越大，高速路被封，只能走辅路，再加上天下起了大雾，路滑、能见度极差，当他们赶到首都机场时，已是凌晨6点多钟了，但他和司机在车上闭了会眼，在8点以前赶到了适航处，说明了公司的情况和难处请他们给予支持，适航处当时是因为审查组的人有生病的所以人员紧张，才决定取消此次审查的，但看到他臂上带着孝，而且为了工作开了一路的夜道觉都没睡，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临时由副处长顶替生病的审查员，冒雪随他们开了6个多小时的车返回了公司，圆满地完成了那次取证任务。飞机系的田秀云老师在身体虚弱，医生建议输液的情况下，积极请战投身于实验室建设第一线，为实验室的如期建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发动机系的许春生教师，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带领本系年轻的教授、博士们，潜心于科研攻关，最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机电学院、为民航学院，也为祖国民航事业争得了荣誉。培训中心主任张旗老师2003年暑假为了解机电学院培训情况，积极拓展培训业务，亲临上海培训第一线，后来病倒了，不得不到医院输液，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她仍割舍不下机电学院的培训工作，很快又回到了第一线。电气自动化系的赵文智老师于2002年10月底患了胃溃疡，但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在医院做完手术医生建议休息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仅在家休息了不到一周就走上了讲台。

学生中也涌现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党员先进事迹，如在领导的帮助和指导下，许多学生党员自愿组成爱心社，向全国特困地区陕西省商洛地区献爱心，在他们的感召下，许多学生踊跃加入到献爱心的活动之中，捐款捐物，仅服装就达三千件之多，近一吨，发运到该地并亲自发到当地群众手中，同时他们还进行教育培训和科技扶贫，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称赞，当地新闻媒体也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再如帮助天津市幺六桥盲人律师杨永江早在机电一队时就开始了，一直持续至今。97142班每人每月从生活补贴中拿出2元钱资助江西省一家兄妹二人完成小学学业，在全体学生中树立了光辉榜样。

具体到“从我做起”方面，我们确定的工作思路是：通过培植机电学院文化，从我做起，加强师德建设，提高广大教师的奉献意识和全局意识，使每个人都能立足本职，从具体工作做起，努力把机电学院这个大家庭营造成一个人人爱岗敬业，个个比成绩、比贡献的良好氛围。围绕这一工作立足“点”，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以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培育机电学院精神为重点，通过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召开全院大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教师讲学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讲市场竞争对高校提出的新要求，教育和引导员工更新观念；通过大力弘扬机电学院精神和党员一面旗精神的宣传，机电学院光荣榜大张旗鼓地宣传教师中从我做起，为机电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典型。通过党建园地上开辟师德建设专栏，并将“以人为本,为人师表;以德为镜,人格至上”镌刻在二号楼一楼大厅的柱子上,提醒大家时时事事处处规范自己的德行，提醒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做学生专业学习上的良师益友，更要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来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二、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为了使师德建设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我院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列为教师的第一规范，对全体教师提出了育人方面的严格要求。设立了机电学院师德举报箱。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以教师对学生是否有高度责任心，作为衡量师德的重要标志。同时加强了教师工作考核，制定了机电学院教学质量评价指标，采取学生打分、教师互评、教师自评等不同方式，从课堂教学，教书育人等多个角度对教师进行综合评价，检验教师教学质量，并把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晋升、奖惩的依据，有效地促进了教师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促进了教师在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教书育人方面的自觉性。

三、开展活动，深化认识。

以支部为单位，组织本支部成员召开了以“共产党员如何在师德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以系为单位，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通过学习，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教师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既要做学术带头人，又要做教书育人的带头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它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利于良好的校风的形成，有利于学校综合实力的提高，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在机电学院领导班子、广大党员和普通教师中涌现出一大批“从我做起”的先进典型。如在“非典”这场攻坚战中，院党总支副书记刘祥军自从抗击“非典”战役一打响，他就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以自己热忱执着的工作精神，团结和带领机电学院广大教师共同谱写了一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壮歌。副院长罗云林教授2003年暑假带队到内蒙挂职锻炼后，又马不停蹄地到深圳讲课，整个假期没有休息一天。教工党员方面，培训中心的官颂老师得知姑姑患了脑瘤，2002年暑假要在北京做开颅手术后，作为从小在姑姑的抚养下长大的、和姑姑有着相当深厚感情的她决定一定去看望姑姑，但进入暑假由于培训中心的筹建工作一定要在暑假完成，为了工作，她整个暑假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父母原本暑假要来看望她，但当听说她相当忙时，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把已经买好的车票退了。老教授中也掀起了“从我做起”的热潮，如航空动力工程系的孙春林教授，于2002年10月在教学楼前摔倒，腿部肌肉拉伤，到医院治疗后医生鉴于他年事已高，建议他在家恢复一段时间，但他在家呆了两天时间，硬是拄着拐杖走上了讲台，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其他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并被评为2003年度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广大教师也格外珍惜取得的成就，在教学、科研上主动承担任务，爱岗敬业、钻研业务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如教务科的孙俊卿老师，去年冬天下雪路滑，她在去4号教学楼上课时不慎在楼前滑倒，右胳膊拉伤，但为了不耽误正常教学她硬是挺着上完了课，检查时才发现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了肩周炎。实习基地的武云胜老师2002年冬天滑倒，肋骨摔断2根，但他到医院治疗后，在家休息了两天半就到了工作岗位。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具体到“笃学严实”方面，我们的工作思路是：通过培植机电学院文化去加强广大师生“笃学严实”作风的养成，使每个人都能明礼诚信，言行一致，敬业爱岗，遵纪守法，勤奋工作，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全面提高机电学院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光添彩。围绕这一工作出发“点”，我们主要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重视抓好学风、教风建设

办好一所学院，必须具备许多方面的条件，诸如要有坚强的领导班子，雄厚的师资队伍，较好的物质条件等。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学风教风，仍然是办不好学院的，也难以实现学院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良好的学风教风在某种程度上看是衡量一所学院是否有生命力的晴雨表。尤其是我们机电学院，培养的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要到民航机务部门工作。民航尤其是机务部门要求严，工作标准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字之差，天南地北，稍有不慎，机毁人亡。所以，对于我院而言，加强学风教风建设与民航“机务精神“的养成是相一致的，既要博学多才，又要严谨务实显得更为重要。为此，院党总支一直把学风教风的建设当作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围绕抓教风学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切实搞好综合管理，着力优化育人环境。

一是狠抓教学管理的落实，对教师的一言一行，课堂教学、考试

考核等提出明确要求，主管领导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检查教学效果。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对教学情况的反映。对新入校授课的教师，学院精心组织试讲，并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限期改进，从源头上杜绝课堂随意现象。

二是下功夫把住学生上课出勤关、独立完成作业关，坚持不懈地搞好学生宿舍综合治理。

（二）强化思想教育，充分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成材的积极性。

一是以学院文化建设为核心，教育引导教师，既传道、授业、解惑，教授学生知识，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陶冶学生的情操，教授给学生理想、信念和笃学严实的学习处事理念。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以“笃学严实”为主题的“三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活动。

二是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切实抓好学生宿舍和班级建设，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和学生骨干、学生党员在教风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三）重视考核机制建设，制定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教师教风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制定了科学的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学生各类优秀评价指标体系及优秀班集体评选指标体系，将学生学风作为重要的依据之一。将教工党员教风、学生党员学风纳入党员评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