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素质范文6篇

法律素质范文第一篇

在法律知识的组成结构、法律意识的强弱程度，以及二者在考评体系中的权重并不完全等同。由于普通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对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存在着差距，对于普通公民的法律知识评价要素的内容，应当适度放低底线，以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刑法为宜。相对普通公民，大学生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他们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获取大量的法律信息，加之高校一般都开设了《法律基础》课程，在校期间均接受了普法教育。因此，对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考评设置，应当适当抬升底线，其法律知识不限于民法、刑法，还应拓展至行政法以及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其他部门法领域。对于法律素质的考评设置，针对不同的主体要有所区分。就大学生而言，应当侧重法律信仰、权利意识、法律思维方式和能力的考评。一个只有法律知识，却不信仰法律，缺失权利意识、不善于从法律角度思考的大学生，即便知识再丰厚，法律素质也是残缺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考评中的权重也应不同，普通公民，应当侧重于法律知识，而大学生应侧重于法律意思。尽管普通公民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容易形成和积累一些与法理精神一致的基本观念，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集中学习法律知识，因此，法律知识应当作为考量该群体法律素质的一个重要变量。大学生恰好相反，他们没有很多社会生活经验，习惯于接受二手观念的灌输，极易形成偏颇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理，因此，法律意识更能反映大学生法律素质状况。

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评价方式———问卷调查主要是大学生法律素质评价的主要方式，问卷内容的设置又是大学生法律素质评价机制的核心。设计调查问卷，首先要界定调查对象，即调查客体，因为这涉及到问卷类型的划分。

民法婚姻法知识掌握较好，其他部门法掌握一般。婚姻法基础知识，正确率83％，劳动法基础知识，正确率52％，行政诉讼法知识，正确率41％。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汲取法律知识方面往往偏重实体法，忽视程序法；偏重休戚相关的法，忽略事不关己的法。主要因为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缺乏系统性学习，法律知识的获取往往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和临时的兴趣。

法律信仰不够坚定。对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认识，54％的学生认为“权力高于法律”；遇到法律纠纷时，58％的学生选择了“找关系把事摆平”，21％的学生“对司法机关持怀疑态度”。调查发现，大学生并不十分理解权力与法律在法理上的应然关系，即便他们理论上理解权力不能冲破法律的原则，但心中却仍然怀有崇拜权力、看重“关系”、情法纠结的俗世情怀。究其原因，年轻的大学生在理论结合实践的途径和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对验证法理学理论的实践，主要来自于间接社会经验，“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涉法事件，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案例，往往成为他们初步了解法律问题的主要途径，当那些以权压法、人情案、关系案等反面案例转化成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时，他们往往不经过深层次的理性分析与思考，而仅仅根据事件的表象，就情绪化地得出‘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结论。”这也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不够成熟、对法律的信仰不够坚定。

运用唯物主义系统方法论，坚持统筹兼顾恩格斯赞同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即系统）的观点，并将这一思想誉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系统方法论突出整体，强调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论的重要原则，而统筹兼顾正是着眼于事物的整体，全面考虑问题，做出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我们要把发展看作是各方面共同推进、彼此协调的过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兼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和实现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是我们党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照例推进、重点突破。辽宁在实践过程中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发展的协调性、整体性，促进工业与农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法律素质范文第二篇

至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法律家实际上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而法律家的培养也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特别是司法官的职业培训。上文分析的法律家素质的三个方面固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序列之别。而在法律家的培养中，依此顺序也存在重点和途径的不同。

一般而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技能方面的素质，与法学家的研究资质培养不同，通常是随着法律家集团的逐渐成熟，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养成、并通过职业集团内部的自律机制保障的。这种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是在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之外，由专门的司法培训机构承担的，其重点在于进行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和长时间的实习，并在就职后通过逐级升迁和继续教育保证法律家素质的水准。在美国，职业教育则是由法学院承担，并通过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作为法官经验积累的途径。然而，必须指出，美国的大学法学院渊源于英国的律师学院，最初是一种行业内的师徒传承的法律教育方式，本身属于一种职业培训及机构，其授予的JD（法律博士）是一种法律实务学位，区别于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博士（PHD）。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也是有本质区别的[18].

然而，无论哪个国家、何种体制下的法律家任职道路，强调的都是从事特定职务之前的职业培训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这些是不能由学历或学位取代的。在英美法的历史上，法律家的教育并不是通过大学、而是在律师学院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的。随着大学的普及，基础的大学学历始成为必需，但这种学历教育并不能取代职业培训（甚至不能取代司法考试）的地位。至于继续教育（即任职后的定期培训），则完全与学历无关。对于法律家而言，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集团，最重要的莫过于一个成熟的法律家培养体制和行业自律的机制。

然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最薄弱、也是认识的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把法律家的素质简单等同于文化素质，忽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学历，甚至允许以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取代任职必经的资格考试[19]；以学识标准取代象征经验的资历积累。只关注选任司法官的学历条件和出身 [20]，似乎学历越高则素质越高，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主审法官任职的基本标准，甚至主张把法律家的学历普遍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种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在不断提高司法官学历标准的同时，相应解决司法腐败现象和提高执法水平问题，却可能会以学历的提高代替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放松对法律家行为的制约。实践证明，仅由学院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不仅难以很快适应实务的需要，而且往往很难形成对现存法律体制的认同。经过法学院长期熏陶的学院派司法官，往往容易以批判性或开创性的方式看待现行法律体系，以学理观点代替法律依据，以外国的经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容易产生一种突破现行法的偏好，这实际上很可能会成为法律实践中的不安定因素。

其次，把系统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起来，无视我国法律家培养的问题主要在于职业培训的薄弱，把提高法律家素质的途径仅仅寄托于大学的学历、学位教育。一方面，业已建立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并未担负起系统进行职业培训的使命，仍停留在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模式上[21].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和方式并未进行调整的前提下，模仿美国法学院在大学中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22]，批量生产所谓复合型法律实务型人才，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职业培训的目的，而且使原有的大学法律本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23].这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演变为改善个人竞争条件（或升职）的机会，而完全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即使在“拉动经济”和提高在职司法官的学历上有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带来的结构性的混乱和后患则不是短时间可以纠正的。同时，这种混乱的体制也使学院式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实务法律家的头脑中，导致某种程度的角色错位，今天，我们的一些法官们热衷于作专家、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大义凛然的批判精神活跃于各种学术研讨和改革前沿，不断地把从国外参观学得的“先进经验”移植于本法院的试验田，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对现行法的忠诚与信仰和应有的保守特质就这样消失殆尽了。当我们不断从法官口中听到对现行法的否定时，不能不怀疑这是否确实意味着其素质的提高。

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司法官素质的口号下，以一系列措施侵害着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例如，今天的司法改革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一方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理，主张改革或取消一些传统的制约机制，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等，力求还权于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又以治理司法腐败和司法人员素质低为由，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监督制约制度。例如，在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又以竞争上岗、错案追究等自毁长城的措施，破坏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初步确立的身份保障原则。在论及司法官素质时，往往简单套用学历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试图通过一种大换班的政策，尽快用高学历的年轻法律家全面替换现有的司法官，或曰竞争上岗、或曰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或曰深层次体制改革，且不说其可行性如何，至少这种做法违背法律家集团成长的客观规律，还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因为当事人关心的并不是法官的学历，而是司法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的标准首先是来源于社会的。与公正直接相关的道德素质与学历并不是同等概念，试图以提高学历达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舍本求末的政策。

四、法律家成长的

社会环境

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甚至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

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周期，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法律家的人数、营造出虚假的法治繁荣，却无法真正提高法律家的素质，尤其是难以形成法律家集团的独立与自治的机制和内在的凝聚力[24].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由多种复杂条件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家的成长必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法律家的需求和规模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按比例增加；尽量避免因人数的激增而导致法律家质量即素质的低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纠纷客观上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过度刺激法律需求、片面强制司法解决的作用，往往会使司法机制负担过重，不仅会使社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耗费掉过多的资源和成本，也会使尚不成熟的法律家在市场和权力的中心失却平衡。法律家人数、特别是司法官人数的增长应该是相对缓慢的、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在保证其素质的同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越的待遇。因此，在这一时期，毋宁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分担司法的负担，从而使法律家的成长能够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实现司法独立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确保司法的权威，减少法律程序外的监督和制约对司法活动的掣肘；其次，是确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最终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然而，现实中司法腐败的存在和对司法人员素质的低估，以及“错案”效应，使得当前的司法改革仍把加强监督放在核心地位。随着实现司法独立呼声的提高，虽然党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的情况逐渐减少，然而，从错案追究到个案监督，实际上，对司法的制约和监督变本加厉。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在约束法院和法官、避免其滥用权力的同时，也束缚了其独立发展和行使司法权的合理空间，增加了“合法”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和渠道，阻碍了司法独立的成长，因而恰似饮鸩止渴之举。

在实现司法独立和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之间，前者是原则和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后者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问题，必须以司法独立作为改革的方向。因为，受到重重制约监督的司法人员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无法形成职责的神圣感、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资格。然而，正因为司法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才需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身份的保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其迷信一种“万能”的制度，不断设立、尝试新的“改革”措施，毋宁首先严格地落实现行法（宪法、组织法、法官法、程序法等）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和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成为现实，最终逐步实现法官独立。总之，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现状，不应成为破坏其身份保障原则和司法独立的借口，当然，也不应幻想理想状态的一蹴而就。

其次，法律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水平应该与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司法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毕业+ 司法考试+职业培训，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并不是必须的[25].就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而言，应该形成一个以基础教育为主，逐步提高的梯形或三角形结构，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将法律职业的基础学历定为本科（最好是法律本科）比较适当，之后通过司法考试和专门的任职前职业培训（一到两年），并经过一个实习期既可以达到法定任职条件，在任职后可以享受身份保障，保证他们可以有从容的时间和条件积累经验，并通过贯穿执业过程始终的继续教育不断得以提高。

而在我国，一方面目前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还很低；大学本科学历对于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奢侈；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发展，却已出现了法律大学毕业生过剩的假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已经很难迈进法院的大门。这种状况与考研热形成了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化的法律家培养途径、特别是职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前，司法官的任职条件无形中已经上移到研究生学历，这不仅会造成重学历、轻经验的畸形结果，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26]，而且因在职司法官疲于提高学历，使办案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至于这些取得的学历含金量如何，尽管目前还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初步的调查和经验，结论基本上是否定性的 [27].

第三，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世界各国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构成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法律家的培养必须选择确定一种适合本国实际的基本模式，例如，是采取英美式的法律家一体化模式，还是选择大陆式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是大量增加律师人数，采用律师强制制度，还是有节制地发展，采取本人诉讼主义；是使法官贵族化、精英化[28]以保证其洁身自好，还是要求法官克服社会的关系网和生存需求的困扰，继续保持大众公仆形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法律家是实行行政式管理，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等等。法律家的行为模式同样受到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制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有关法律家的构成模式与需求，似乎并未进行过充分的探讨，而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仍然是含糊不清，目前高速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但我们仍然未能搞清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律家、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家？

最后，法律家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应与国情相适应。如前所属，当代世界法律家教育主要分为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基本模式，二者各有利弊。然而在我国现有条件下，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即在大学法律教育体系之外再建立专门的专业培训制度，是最为经济合理、也最符合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实际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的功能不是、也不能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的失当，因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一致，它们所提供的是基础性的法律科学的系统教育，这与以培养训练忠实和准确适用现行

法的技能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我国的法律教育所缺少的是在经过司法考试后进行职业培训的环节，这一使命本应责无旁贷地由已经建立的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承担（同时承担继续教育的职能）[29].目前，我国在大学功能并未发生转换的情况下，模仿美国法学院JD设置的法律硕士学位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同时存在的格局，这种绝无仅有的双重体制只能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尽管可能在短期内加快法律家人数的增加速度、提高法律家的学历和学位，但从其结果已可以看到，它既未解决法律家职业培训的问题，也无助于现有的法律家素质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今天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在法律家的素质提高与教育培训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法律家的培养应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人数的增长不宜过快，并应适当限制对法律需求的刺激，以使法律家的成长获得必需的时间准备。其次，应该明确，法律家素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执法水平和实践经验，当前除了法律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化和行业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专门的职业培训制度，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能够在通过专业考试后经过至少两年的职业培训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在这种培训中初步养成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并在此后长期的时间积累中不断提高，而不是盲目发展学历教育，以学历和学位作为素质的第一标准。同时，必须避免在教育培训制度的设置上造成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应该根据我国法制的实际需要确立法律家的模式，包括价值理念、规模、行为方式、管理方式、产生和培养途径，以及评价标准等等，而这是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检验方可确立的。模式的确立既是当务之急，又最忌讳急功近利的决策，这也正是法律家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

[注释]

[18] 美国的法学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法学教育都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法学教育。苏力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即作为学术性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法学院中进行，而是在其他系、科或法学院附属的研究所、中心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美国法学院的性质决定的。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最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由于这一目的，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种种律师的技能训练，学术性探讨也是为培养合格和优秀的律师而附设的，在法学院并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训练在功能上保证学生遵循现存的法律，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美国法律和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保守的（不带贬义）的法律教育制度。”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20— 321页。关于美国法学院J.D的情况，还可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

[19] 例如律师资格的取得，凡在国外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人，都可以不经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而获得律师开业资格，其中许多留学生都没有中国法律本科的基础知识（原为非法律专业），没有经过中国法律实务的系统训练，有些甚至名为“法学”硕士，实际上是学习政治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这种以他国学位取代本国资格考试的制度，在世界上可能也属仅见。

[20] 我国法官素质低的根本原因被形象地描述为“退伍军人进法院”，归结为学历低，缺乏专门的法律培训。这一说法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法官来源的一种现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请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收入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79页以下。笔者无意为这种现象进行开脱或辩解，但应该指出：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大批退伍军人进法院是在80年代，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甚至是迅速补充司法队伍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当时具有高等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很少有人愿意进入并留任于基层司法机关，而毕业人数之有限也不可能满足急遽扩大的需求。其次，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早期进入司法机关退伍军人一般均已通过各种学习和培训渠道获得了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司法机关的骨干，进入法院后获得学历和培训机会而后成为法官的退伍军人未必不能摆脱其出身的烙印。而在实践中进行司法专门知识技能的培养（传承方式）历来就是法律家培养的途径之一。第三，今天，无论何种来源，进入司法机关都必须通过考试，在严格的考试制度面前，学历和考试成绩相比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许多高学历者都无法通过这一考试。这样，出身的意义就相对降低了。最后，进入法院和出任法官并非同义，目前，实际上退伍军人直接进法院当法官的情况几乎已不存在。 在一些大城市的基层法院，甚至只接受获得硕士学位、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并且必须通过初任法官考试。

[21] 由于这些机构不能授予学历和学位，对在职的司法官没有吸引力，而其自身的地位、包括资源和资金的支持也受到影响。所以它们宁可依托大学，争取一些进行学历教育（如成人教育）的机会和资格，对担负起职业培训、特别是职前培训的使命并不热衷。然而，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犹豫和准备之后，应该说，它们承担起自己应有职能和使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旦形成了制度，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加以完善，使其区别于大学的法学教育，并力求达到好的实效。当这种制度成为任职司法官必经和唯一的途径时，他们的素质才能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社会上的高学历或高学位也就无法取代其特殊的地位。

[22] 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学习模仿美国的司法制度已成为一种时尚，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不可借鉴、不能移植。然而，在借鉴移植中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把两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制度同时建立在同一块土壤上。在现存的大陆式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业已存在，其人员配置、教学方式、乃至于硬件软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职能和性质上的转变的情况下，又引进一个美国式的法学院职业培训，不仅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效果，而且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降低法学教育的水准。关于法律硕士的分析，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23] 近年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四年制本科生已经不敌仅经过两到三年速成法律教育的法律硕士，遇到了严重的就职危机。而除了本身即为法律家的在职法律硕士外，可以肯定地说，法律硕士是不可能在其学习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实务知识和经验的。

[24] 苏力教授甚至提出：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规模即使不能压缩

，也一定要暂时停止发展。否则，我预测，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的总体水平也许不是提高，而更可能是再一次降低，不仅不能形成一个适合现代化的有较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团体，而相反会出现一大批法律服务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从而加剧社会的和法律的无序。因此，对那种倡导大力发展法学教育的方针，我持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方式。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大发展，而在于能否大发展。历史曾多次告诫我们，以方式来实现任何社会改革往往都是欲速则不达，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历史并不会因为我们曾批评过历史上他人干过这类蠢事而允诺我们今天不会再干同样的蠢事！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这虽然是针对法学本科教育而发的，但这种则体现在法律家培养的各种方式中。

[25] 美国之所以将法律基础教育设定在相当于硕士的层次上，主要是认为大学本科毕业生阅历尚浅，不适于直接从事律师职业。同时，这也是美国大学已经相对普及，具备了这种条件。实际上，在美国除了法律职业，还有许多>:请记住我站域名/

[26] 法学博士就任司法官并非坏事，然而未必合理，法学博士理应是研究型人才，如果从事实务则完全不必花费如此高的成本进行培养，如果因无合适职位不得不如此，则极有可能我国法学博士已经过剩了。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官的地位和威望通常来自与其年龄成正比的经验、职历和业绩，而在我国，年轻化和高学历则成为高素质的象征。有人说，法官的年龄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成熟度，也许我国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根本不同？

[27] 笔者曾对本校的各类法律硕士近200人进行过问卷调查，根据初步统计，绝大多数学生对这种制度涉及的实际效果是否定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应该能够从这种制度中获得较大的既得利益。其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改革大学教育方法来改进其效果，以便将其继续进行下去；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否定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说，法律硕士毕业生普遍素质较低，恰恰相反，其中相当一部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在职法律家在入学时本身已经具备甚至超过了这一制度所设定的培养目标。然而，由于学生来源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效果的不平衡，也正好是资源浪费的另一个证明。

[28] 精英化的概念已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其含义却十分暧昧。如果说精英是指出类拔萃之辈，也依然存在道德精英与教养精英之区别，贵族化的精英则是指极少数的具有至尊之社会地位的阶层。由于真正的精英只能是极少数，除了最高层次的法院外，就整体而言，法官的职务及其待遇在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吸收到最有能力的人才；何况我国，从数量和可能投入的资源来讲都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化的精英阶层的法律职业集团。而如果精英是指一种思想倾向，即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话，则司法官的特质应该与此相反，以稳健、谨慎和保守为佳。

[29] 由于我国法律家内部基本采取职业分工，而不是一元化体制，法官从律师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以各个系统（法院、检察院、律师）分别进行职业培训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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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素质范文第三篇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

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法律素质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法律教育；法律素质；策略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中职教育，中职院校的招生也在逐渐扩大。所以，中职生将是我国未来建设的重要人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职教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中职生法律素质的问题，是当前中职教育的主要问题，所以说，中职院校应该注重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培养，重视对中职生的法律教育。

一、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基本现状

（1）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偏低。大多数的中职生学习积极性本身就不高，中职学校的教育主要以技术教育为主，所以中职生学习法律的条件是相当有限的，甚至他们对法律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所以说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法律常识极度缺乏。根据有关资料，我国有一所中职学校的法律教学内容是犯罪和制裁。在中职生的思想意识里法律就是制裁和惩罚，根本就不懂得法律还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2）中职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比较薄弱。根据有关的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违反法律的中职生约占中职生总数40%，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国中职生法律意识薄弱。而中职生受到社会上一些负面情况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法律观念，甚至于没有法律观念，根本不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观念。

（3）中职生的自觉性比较低。中职生在现实生活中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在遇到问题时，不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在平淡的生活中若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首先想到就是用暴力解决。甚至他们在做了违法的行为后，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躲避隐藏，法律就不会给予其制裁。

二、中职生法律素质提高的相关策略

（1）中职学校要重视法律教育，增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当前，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职生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素质偏低。中职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中职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要设置法律课程，在教学中重视以法律教育为中心，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够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

（2）构建合理的法律教育体系。中职生的教学课程要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方向，在提高中职生的法律应用能力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内容和法律知识，逐渐引导学生的法制观念，从而设置合理的法律教学课程。同时，学校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置不同的法律教学内容的侧重点，要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所学的法律可以学有所用。

（3）提高教师的素质，改进教学方法。法律教师，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会有很大的促动作用。法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有趣的有利于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活动。只有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才能提高其实践能力，开阔其视野。在中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理念，营造一个轻松开放的教学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性地学习和思考，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学校的法律网络系统，以学生的兴趣为着手点，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着眼于学生的实践体验，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

（4）增强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学生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设置情景式教学法，引入现实中的社会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实践性探讨，还应引导中职生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将社会生活当作法律学习的第二大课堂，让学生真正地把法律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让法律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使其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教育。

总而言之，目前中职生的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法律意识观念淡薄。但中职生作为将来国家的建设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法律素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中职学校要注意学校法律课程的重要性，加强法律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健全和完善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构建中职生法律教育网络体系，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提供各个方面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邓文明.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10（2）.

法律素质范文第五篇

作者：张先梅 单位：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社会法治不健全带来消极影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根基，虽然依法治国的方略实施多年，但我国法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未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够严明或司法不够公正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确立。（二）学校法制教育存在误区与不足近年来，我国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导致法制教育的存在不足。一是将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系统的法制教育体系和独立的法制教育方案，致使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地位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二是法制教育主要依托于课堂法律教学,忽略了校园法制文化环境和法治舆论氛围的构建，法制教育的形式与渠道单一；三是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法治思想和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教育，导致大学生“知法、懂法但不信法、不守法”的情况比较严重；四是法制教育的评价机制重理论轻实践，把学生掌握的法律知识的多寡等同于其法律素质的高低，忽视了对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大学生陷入“法律知识考得好但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三）大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大学生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事物开始有了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比较关注国家的法制建设，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他们心理发育的不成熟,科学的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易产生偏激甚至错误的认识。如很多学生不能正确看待“权力”“、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把二者看成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阻碍自身法律素质的提升。

改进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变革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构建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从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实践来看，学校的法制教育从性质上讲是从属于道德教育的，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事实上，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应该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只有将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不失偏颇。法制教育的改革，应首先转变理念，构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二）调整法制教育的课程设置，突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特色。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必修课的教学来进行的。由于课时少，内容多，教师往往只能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罗列、堆积而无法展开进行深入的讲解，根本无法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因此，在法制教育的课程选择上，可根据学校的职业教育的特点开设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法制教育课。除进行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知识的普及外，还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开设一些与专业（行业）密切相关的选修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更贴近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凸显专业特色，充分体现高素质大学生的内在需求。（三）遵循法制教育规律，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法制教育需要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去感受和理解，单纯的课堂教育模式已暴露出它的弊端。法制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课堂、网络和其他平台，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例如在课堂上进行情景教学，运用角色扮演，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场景去体验；或开辟第二课堂进行模拟法庭审判；或参观监狱、旁听审判，让学生在更为直接的亲临感受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四）拓宽法制教育途径，构建“四位一体”的法制教育网络。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是涉及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首先，作为大学生法制教育主阵地的高校，必须依法治校，在抓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大依法执教、依法管理的力度，形成依法治校的校园氛围，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其次，社会各机关部门应该依法行政，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也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优化社会大环境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第三，作为家长，应言传身教，做懂法守法的好公民，同时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加强与高校的联系，配合高校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最后，大学生自己也应该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主动进行学习，扩充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教育。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大学生受到现代法治的熏陶，从而达到自觉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目的。综上所述，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只有社会各环节齐抓共管，形成良好的法治教育大环境，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输送高素质的人才。

法律素质范文第六篇

法律家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法律机制自身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律的独立与自治，这种要求除了需要在权力配置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立法的民主与司法独立，在规范体系中保障法律的普遍性与至上性，在执法与法律适用中保障程序的正当性等条件之外，还应当保证由一个专门的职业集团负责法律的运作，他们的理念、法律意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是保证法律的独立性、自治性与连续性的基本条件。在法的发展史上，法律家的出现曾经促成了法的科学化、制度化和体系化；而在现代社会，法律家的存在则是法制运作的基础。

其次，法律家的素质决定着法律适用乃至法制运作的质量和效率。众所周知，无论是“有法可依”，或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和“违法必究”，无一不与法律家的活动及其素质息息相关；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法制状况的评价往往是通过法律家的行为及其权威反映出来的。例如，当前我国法制中备受关注问题，一个是“司法腐败”，另一个则是“执法水平低”，二者都可以归结为法律家的素质问题。

如果说前者直接关系到执法的质量即公正与否，后者则还同时关系到执法的效率；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并可能相互转化，然而其结果都同样会危及司法及整个法制的权威。好的法制应该是好的法律家的优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素质是比“制度”更为重要的要素，与其迷信一种使坏人和庸人无法利用的完美的制度或层层设防的外在“监督机制”，不如着眼于改善法律家产生、培养和活动的社会环境，在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同时，提高法制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法律家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构成了不同法律体系的特殊样式及形式特征。尽管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法律家集团，但它们并非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规律产生和活动的。相反，法律家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比较法学家们通常把法律家作为区别不同法律样式的主观要素、将其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之一。无论是英美法中的法官、还是德国的法学教授，都可能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充当主角；无论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家，甚至是行政官员，都可能在不同的法制中起到特有的作用。换言之，法律家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更多地是具有个性和特殊性。因此，现代法制中法律家的要素较之作为“硬件”的制度建构，显得更为复杂，也最难以做到“与国际惯例接轨”。

最后，法律家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的纽带和桥梁，影响着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作用。任何国家的法律家都不可能脱离该特定的社会环境，但法律家与社会及民众的联结方式及程度却可能大相径庭。在这方面，法律家的地位是微妙的、甚至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法律家应该真实反映并回应社会及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法律家又是以其积极活动塑造和决定法律样式的主体；法律的自治要求法律家与普通民众保持身份上的差别与距离，然而法律家的贵族化和独善其身的倨傲态度又成为社会批判的重点；反之，法律家与社会的过于密切的联系在赋予法律常识化的优点的同时，又很难保证法律家的专业化程度和与社会的独立性。同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家集团既可能在社会发展中与社会相对脱节、成为异化的国家机器的象征，也可能通过自身的作用对法制建设发挥的积极影响。由于法律家的活动直接决定着法与社会的适应程度，决定着法的权威和法律的价值取向，因此，法律家既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主观条件和动力，也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内容。

法律家的素质及法律家的培养

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法律家的素质几乎成为决定其命运或走向的一个关键环节，对法律家素质的忧虑及提高其素质的呼声、制度建设乃至改革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相继出台；而且在法律教育和培训方面也不断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问世；与此同时，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举措也在不断加强。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制度和改革对于提高法律家素质都是至关重要、并可能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些基本问题需要探讨或商榷。其中包括法律家素质的内涵、标准，以及培养这些素质的条件和途径等问题。

法律家的素质意味着社会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的内容和标准基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具体法律需求、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条件各异。因此具有多元性和地域性。然而，一般而言，法律家的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对于法律家而言，最重要的要求是公正和公平，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又是一种道德要求，鉴于司法腐败对法制权威的损害远远大于执法技术上的失误，因此，维护公正首先应被视为一种对法律家职业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同时，由于法律家的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其中法官、检察官等还拥有身份保障权，执法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的“良心”保证的。因此，相对于外在的监督和制约，职业道德和行业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保证机制。在这方面最基本的要求是“严格依法”，即对实体和程序法的严格遵守。由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对公正和公平的理解有所不同，赋予执法者的裁量权亦有程度上的不同，加之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有些国家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禁止律师检举自己的委托人的犯罪行为，而有些国家则把这种检举作为律师的义务。再如，司法能动主义历来受到较大的抑制，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法官或法院在参与社会决策、资源分配、促进和解等方面表现得越来

越积极，这方面的职业道德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马锡五”式的法官形象曾是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模式，今天同样受到了时代的挑战。严格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法律家道德规范，只要是有利于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执法的公正和公平，符合法律家职业的特定需要，都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问题在于，这些职业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的层次或沦为空洞的口号，而必须形成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建立起内部的监督和自律机制，并能够在法律家违反了这些道德规范时发动行业内部的责任追究和制裁措施。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法律家自治组织和道德规范，这种机制的完善与否决定着法律家集团的成熟程度和社会威望，它也是从内部控制“司法腐败”的最重要的防线。

其次，法律家的职业技能，包括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解释技能、法律意识、掌握证据和事实的能力、思辨、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等等。这方面的技能决定着法律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质量与效率，也就是所谓“执法水平”的问题。这些技能不同于文化素养，并非能够通过书本和一朝一夕即可掌握的，它的掌握和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法律家职历的长短和年龄本身就成为其素质的一个显著标志。世界各国的法官选任之所以或者从资深律师中选任、或采用自下而上的逐级升任制度，都是基于对经验的重视。这也正是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熟之所以需要较长时日的原因所在。

最后，法律家的学识。需要指出，学识并不仅仅意味着学历，甚至主要不是指学历，因为法律家的学识不仅包括法律方面素养，即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指他们在处理法律事务中所必需的社会常识，即对社会生活、人性、价值和利益等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对于法官、特别是初审法院的法官而言，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还意味着对当地社会及其一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了解，这些都是处理法律事务所必需的。法律家的学识还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的发展中保持适度的稳健而非激进的立场和态度，才能起到平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家与医生及其他技术专家的产生和培养有所不同：其能力并不是与学历的高低成正比的。历史上英国的法律家曾主要依靠师徒传承方式培养产生；许多国家的基层法律家则从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有其他公务员通过司法考试和职业培训转任法官的制度。当然，时至今日，由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法律家们理所当然地普遍具有大学学历或其它法律基本学历（包括美国的JD），然而即使如此，在接受更高的学历教育（如硕士和博士）之后再进入实务界的，反而较为鲜见（由资深学者转入实务界的除外）。

上述法律家素质的三个方面固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序列之别。而在法律家的培养中也依此顺序有重点和途径的不同。其中法律家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技能方面的素质，一般是随着法律家集团的逐渐成熟，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养成、并通过职业集团内部的自律机制保障的。这种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欧洲大陆国家及日本，是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由专门的司法培训机构承担的，其重点在于实务知识的传授和长时间的实习，并在就职后以逐级升迁和继续教育保证法律家素质的水准。在美国，职业教育则是由法学院承担，并通过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作为法官经验积累的途径。然而无论何种体制，所强调的都是从事特定专业职务之前的职业培训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这些是不能由学历或学位取代的；至于继续教育，则完全与学历无关。对于法律家而言，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集团，最重要的莫过于一个成熟的法律家培养体制和行业自律的机制。

然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最薄弱、也是认识的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究其主要问题，首先是忽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学历，把学历等同于法律家素质，甚至允许以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取代任职必经的资格考试；以考试和学识标准取代象征经验的职历积累。其结果并不能在学历提高的同时，相应解决司法腐败现象和提高执法水平，却可能会以学历的提高代替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放松对法律家行为的制约。实践证明，仅由学院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不仅难以很快适应实务的需要，而且往往很难形成对现存法律体制的认同。其次，无视我国法律家培养的问题主要在于职业培训的薄弱，把提高法律家素质的途径仅仅寄托于大学的学历、学位教育，甚至主张把法律家的学历普遍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不仅在实践中造成了较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混同于个人竞争条件改善的机会，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未经过周密的论证而盲目扩大司法官和律师的人数、提高其学历要求，并简单套用某个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这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

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

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远远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

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法律家的人数、营造出虚假的法治繁荣，却无法真正提高法律家的素质，尤其是难以形成法律家集团的独立与自治的机制和内在的凝聚力。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由多种复杂条件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家的成长必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法律家的需求和规模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按比例增加；尽量避免因人数的激增而导致法律家质量即素质的低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纠纷客观上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过度刺激法律需求、片面强制司法解决的作用，往往会使司法机制负担过重，不仅会使社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耗费掉过多的资源和成本，也会使尚不成熟的法律家在市场和权力的中心失却平衡。法律家人数、特别是司法官人数的增长应该是相对缓慢的、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在保

证其素质的同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越的待遇。因此，在这一时期，毋宁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分担司法的负担，从而使法律家的成长能够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此外，法律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水平应该与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司法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毕业+司法考试+职业培训，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并不是必须的。而在我国，一方面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还很低；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发展，使得某些司法机关已经人满为患，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已经很难迈进法院的大门。这种状况与考研热形成了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化的法律家培养途径、特别是职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前，司法官的任职条件无形中已经上移到研究生学历，这不仅造成重学历、轻经验的畸形结果，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因在职司法官疲于提高学历，使办案力量受到极大削弱。

其次，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世界各国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构成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法律家的培养必须选择确定一种适合本国实际的基本模式，例如，是采取英美式的法律家一体化模式，还是选择大陆式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是大量增加律师人数，采用律师强制制度，还是有节制地发展，采取本人诉讼主义；是使法官贵族化、精英化以保证其洁身自好，还是要求法官克服社会的关系网和生存需求的困扰，继续保持大众公仆形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法律家是实行行政式管理，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等等。法律家的行为模式同样受到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制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有关法律家的构成模式与需求，似乎并未进行过充分的探讨，而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仍然是含糊不清，目前高速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但我们仍然未能搞清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律家、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家？

最后，法律家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应与国情相适应。当代世界法律家教育主要分为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基本模式，二者各有利弊。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的条件下，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即在大学法律教育体系之外再建立专门的专业培训制度，是最为经济合理、也最符合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实际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的功能不是、也不能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的失当，因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一致，它们所提供的是基础性的法律科学的系统教育，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是不受实定法的束缚、并可以是批判性的，这与以严格遵守现行法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我国的法律教育所缺少的是在经过司法考试后进行职业培训的环节，这一使命本应责无旁贷地由已经建立的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承担。目前我国在大学功能并未发生转换的情况下，模仿美国JD设置的法律硕士学位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同时存在的格局，这种绝无仅有的双重体制只能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尽管可能在短期内加快法律家人数的增加速度、提高法律家的学历和学位，但从其结果已可以看到，它既未解决法律家职业培训的问题，也无助于现有的法律家素质的提高。

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今天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在法律家的素质提高与教育培训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法律家的培养应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人数的增长不宜过快，并应适当限制对法律需求的刺激，以使法律家的成长获得必需的时间准备。其次，应该明确，法律家素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和实践经验，当前除了法律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化和行业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制度，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能够在通过专业考试后经过至少两年的职业培训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在这种培训中初步养成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并在此后长期的时间积累中不断提高，而不是盲目发展学历教育，以学历和学位作为素质的第一标准。同时，必须避免在教育培训制度的设置上造成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应该根据我国法制的实际需要确立法律家的模式，包括价值理念、规模、行为方式、管理方式、产生和培养途径，以及评价标准等等，而这是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检验方可确立的，模式的确立既是当务之急，又最忌讳急功近利的决策，这也正是法律家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