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素质范文

法律素质范文第1篇

在法律知识的组成结构、法律意识的强弱程度，以及二者在考评体系中的权重并不完全等同。由于普通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对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存在着差距，对于普通公民的法律知识评价要素的内容，应当适度放低底线，以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刑法为宜。相对普通公民，大学生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他们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获取大量的法律信息，加之高校一般都开设了《法律基础》课程，在校期间均接受了普法教育。因此，对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考评设置，应当适当抬升底线，其法律知识不限于民法、刑法，还应拓展至行政法以及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其他部门法领域。对于法律素质的考评设置，针对不同的主体要有所区分。就大学生而言，应当侧重法律信仰、权利意识、法律思维方式和能力的考评。一个只有法律知识，却不信仰法律，缺失权利意识、不善于从法律角度思考的大学生，即便知识再丰厚，法律素质也是残缺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考评中的权重也应不同，普通公民，应当侧重于法律知识，而大学生应侧重于法律意思。尽管普通公民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容易形成和积累一些与法理精神一致的基本观念，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集中学习法律知识，因此，法律知识应当作为考量该群体法律素质的一个重要变量。大学生恰好相反，他们没有很多社会生活经验，习惯于接受二手观念的灌输，极易形成偏颇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理，因此，法律意识更能反映大学生法律素质状况。

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评价方式———问卷调查主要是大学生法律素质评价的主要方式，问卷内容的设置又是大学生法律素质评价机制的核心。设计调查问卷，首先要界定调查对象，即调查客体，因为这涉及到问卷类型的划分。

民法婚姻法知识掌握较好，其他部门法掌握一般。婚姻法基础知识，正确率83％，劳动法基础知识，正确率52％，行政诉讼法知识，正确率41％。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汲取法律知识方面往往偏重实体法，忽视程序法；偏重休戚相关的法，忽略事不关己的法。主要因为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缺乏系统性学习，法律知识的获取往往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和临时的兴趣。

法律信仰不够坚定。对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认识，54％的学生认为“权力高于法律”；遇到法律纠纷时，58％的学生选择了“找关系把事摆平”，21％的学生“对司法机关持怀疑态度”。调查发现，大学生并不十分理解权力与法律在法理上的应然关系，即便他们理论上理解权力不能冲破法律的原则，但心中却仍然怀有崇拜权力、看重“关系”、情法纠结的俗世情怀。究其原因，年轻的大学生在理论结合实践的途径和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对验证法理学理论的实践，主要来自于间接社会经验，“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涉法事件，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案例，往往成为他们初步了解法律问题的主要途径，当那些以权压法、人情案、关系案等反面案例转化成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时，他们往往不经过深层次的理性分析与思考，而仅仅根据事件的表象，就情绪化地得出‘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结论。”这也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不够成熟、对法律的信仰不够坚定。

运用唯物主义系统方法论，坚持统筹兼顾恩格斯赞同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即系统）的观点，并将这一思想誉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系统方法论突出整体，强调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论的重要原则，而统筹兼顾正是着眼于事物的整体，全面考虑问题，做出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我们要把发展看作是各方面共同推进、彼此协调的过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兼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和实现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是我们党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照例推进、重点突破。辽宁在实践过程中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发展的协调性、整体性，促进工业与农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法律素质范文第2篇

至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法律家实际上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而法律家的培养也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特别是司法官的职业培训。上文分析的法律家素质的三个方面固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序列之别。而在法律家的培养中，依此顺序也存在重点和途径的不同。

一般而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技能方面的素质，与法学家的研究资质培养不同，通常是随着法律家集团的逐渐成熟，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养成、并通过职业集团内部的自律机制保障的。这种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是在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之外，由专门的司法培训机构承担的，其重点在于进行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和长时间的实习，并在就职后通过逐级升迁和继续教育保证法律家素质的水准。在美国，职业教育则是由法学院承担，并通过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作为法官经验积累的途径。然而，必须指出，美国的大学法学院渊源于英国的律师学院，最初是一种行业内的师徒传承的法律教育方式，本身属于一种职业培训及机构，其授予的JD（法律博士）是一种法律实务学位，区别于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博士（PHD）。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也是有本质区别的[18].

然而，无论哪个国家、何种体制下的法律家任职道路，强调的都是从事特定职务之前的职业培训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这些是不能由学历或学位取代的。在英美法的历史上，法律家的教育并不是通过大学、而是在律师学院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的。随着大学的普及，基础的大学学历始成为必需，但这种学历教育并不能取代职业培训（甚至不能取代司法考试）的地位。至于继续教育（即任职后的定期培训），则完全与学历无关。对于法律家而言，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集团，最重要的莫过于一个成熟的法律家培养体制和行业自律的机制。

然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最薄弱、也是认识的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把法律家的素质简单等同于文化素质，忽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学历，甚至允许以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取代任职必经的资格考试[19]；以学识标准取代象征经验的资历积累。只关注选任司法官的学历条件和出身 [20]，似乎学历越高则素质越高，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主审法官任职的基本标准，甚至主张把法律家的学历普遍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种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在不断提高司法官学历标准的同时，相应解决司法腐败现象和提高执法水平问题，却可能会以学历的提高代替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放松对法律家行为的制约。实践证明，仅由学院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不仅难以很快适应实务的需要，而且往往很难形成对现存法律体制的认同。经过法学院长期熏陶的学院派司法官，往往容易以批判性或开创性的方式看待现行法律体系，以学理观点代替法律依据，以外国的经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容易产生一种突破现行法的偏好，这实际上很可能会成为法律实践中的不安定因素。

其次，把系统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起来，无视我国法律家培养的问题主要在于职业培训的薄弱，把提高法律家素质的途径仅仅寄托于大学的学历、学位教育。一方面，业已建立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并未担负起系统进行职业培训的使命，仍停留在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模式上[21].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和方式并未进行调整的前提下，模仿美国法学院在大学中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22]，批量生产所谓复合型法律实务型人才，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职业培训的目的，而且使原有的大学法律本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23].这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演变为改善个人竞争条件（或升职）的机会，而完全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即使在“拉动经济”和提高在职司法官的学历上有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带来的结构性的混乱和后患则不是短时间可以纠正的。同时，这种混乱的体制也使学院式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实务法律家的头脑中，导致某种程度的角色错位，今天，我们的一些法官们热衷于作专家、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大义凛然的批判精神活跃于各种学术研讨和改革前沿，不断地把从国外参观学得的“先进经验”移植于本法院的试验田，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对现行法的忠诚与信仰和应有的保守特质就这样消失殆尽了。当我们不断从法官口中听到对现行法的否定时，不能不怀疑这是否确实意味着其素质的提高。

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司法官素质的口号下，以一系列措施侵害着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例如，今天的司法改革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一方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理，主张改革或取消一些传统的制约机制，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等，力求还权于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又以治理司法腐败和司法人员素质低为由，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监督制约制度。例如，在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又以竞争上岗、错案追究等自毁长城的措施，破坏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初步确立的身份保障原则。在论及司法官素质时，往往简单套用学历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试图通过一种大换班的政策，尽快用高学历的年轻法律家全面替换现有的司法官，或曰竞争上岗、或曰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或曰深层次体制改革，且不说其可行性如何，至少这种做法违背法律家集团成长的客观规律，还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因为当事人关心的并不是法官的学历，而是司法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的标准首先是来源于社会的。与公正直接相关的道德素质与学历并不是同等概念，试图以提高学历达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舍本求末的政策。

四、法律家成长的

社会环境

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甚至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

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周期，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法律家的人数、营造出虚假的法治繁荣，却无法真正提高法律家的素质，尤其是难以形成法律家集团的独立与自治的机制和内在的凝聚力[24].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由多种复杂条件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家的成长必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法律家的需求和规模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按比例增加；尽量避免因人数的激增而导致法律家质量即素质的低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纠纷客观上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过度刺激法律需求、片面强制司法解决的作用，往往会使司法机制负担过重，不仅会使社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耗费掉过多的资源和成本，也会使尚不成熟的法律家在市场和权力的中心失却平衡。法律家人数、特别是司法官人数的增长应该是相对缓慢的、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在保证其素质的同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越的待遇。因此，在这一时期，毋宁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分担司法的负担，从而使法律家的成长能够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实现司法独立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确保司法的权威，减少法律程序外的监督和制约对司法活动的掣肘；其次，是确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最终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然而，现实中司法腐败的存在和对司法人员素质的低估，以及“错案”效应，使得当前的司法改革仍把加强监督放在核心地位。随着实现司法独立呼声的提高，虽然党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的情况逐渐减少，然而，从错案追究到个案监督，实际上，对司法的制约和监督变本加厉。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在约束法院和法官、避免其滥用权力的同时，也束缚了其独立发展和行使司法权的合理空间，增加了“合法”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和渠道，阻碍了司法独立的成长，因而恰似饮鸩止渴之举。

在实现司法独立和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之间，前者是原则和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后者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问题，必须以司法独立作为改革的方向。因为，受到重重制约监督的司法人员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无法形成职责的神圣感、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资格。然而，正因为司法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才需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身份的保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其迷信一种“万能”的制度，不断设立、尝试新的“改革”措施，毋宁首先严格地落实现行法（宪法、组织法、法官法、程序法等）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和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成为现实，最终逐步实现法官独立。总之，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现状，不应成为破坏其身份保障原则和司法独立的借口，当然，也不应幻想理想状态的一蹴而就。

其次，法律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水平应该与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司法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毕业+ 司法考试+职业培训，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并不是必须的[25].就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而言，应该形成一个以基础教育为主，逐步提高的梯形或三角形结构，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将法律职业的基础学历定为本科（最好是法律本科）比较适当，之后通过司法考试和专门的任职前职业培训（一到两年），并经过一个实习期既可以达到法定任职条件，在任职后可以享受身份保障，保证他们可以有从容的时间和条件积累经验，并通过贯穿执业过程始终的继续教育不断得以提高。

而在我国，一方面目前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还很低；大学本科学历对于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奢侈；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发展，却已出现了法律大学毕业生过剩的假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已经很难迈进法院的大门。这种状况与考研热形成了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化的法律家培养途径、特别是职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前，司法官的任职条件无形中已经上移到研究生学历，这不仅会造成重学历、轻经验的畸形结果，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26]，而且因在职司法官疲于提高学历，使办案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至于这些取得的学历含金量如何，尽管目前还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初步的调查和经验，结论基本上是否定性的 [27].

第三，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世界各国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构成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法律家的培养必须选择确定一种适合本国实际的基本模式，例如，是采取英美式的法律家一体化模式，还是选择大陆式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是大量增加律师人数，采用律师强制制度，还是有节制地发展，采取本人诉讼主义；是使法官贵族化、精英化[28]以保证其洁身自好，还是要求法官克服社会的关系网和生存需求的困扰，继续保持大众公仆形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法律家是实行行政式管理，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等等。法律家的行为模式同样受到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制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有关法律家的构成模式与需求，似乎并未进行过充分的探讨，而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仍然是含糊不清，目前高速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但我们仍然未能搞清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律家、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家？

最后，法律家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应与国情相适应。如前所属，当代世界法律家教育主要分为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基本模式，二者各有利弊。然而在我国现有条件下，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即在大学法律教育体系之外再建立专门的专业培训制度，是最为经济合理、也最符合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实际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的功能不是、也不能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的失当，因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一致，它们所提供的是基础性的法律科学的系统教育，这与以培养训练忠实和准确适用现行

法的技能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我国的法律教育所缺少的是在经过司法考试后进行职业培训的环节，这一使命本应责无旁贷地由已经建立的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承担（同时承担继续教育的职能）[29].目前，我国在大学功能并未发生转换的情况下，模仿美国法学院JD设置的法律硕士学位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同时存在的格局，这种绝无仅有的双重体制只能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尽管可能在短期内加快法律家人数的增加速度、提高法律家的学历和学位，但从其结果已可以看到，它既未解决法律家职业培训的问题，也无助于现有的法律家素质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今天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在法律家的素质提高与教育培训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法律家的培养应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人数的增长不宜过快，并应适当限制对法律需求的刺激，以使法律家的成长获得必需的时间准备。其次，应该明确，法律家素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执法水平和实践经验，当前除了法律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化和行业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专门的职业培训制度，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能够在通过专业考试后经过至少两年的职业培训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在这种培训中初步养成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并在此后长期的时间积累中不断提高，而不是盲目发展学历教育，以学历和学位作为素质的第一标准。同时，必须避免在教育培训制度的设置上造成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应该根据我国法制的实际需要确立法律家的模式，包括价值理念、规模、行为方式、管理方式、产生和培养途径，以及评价标准等等，而这是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检验方可确立的。模式的确立既是当务之急，又最忌讳急功近利的决策，这也正是法律家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

[注释]

[18] 美国的法学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法学教育都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法学教育。苏力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即作为学术性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法学院中进行，而是在其他系、科或法学院附属的研究所、中心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美国法学院的性质决定的。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最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由于这一目的，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种种律师的技能训练，学术性探讨也是为培养合格和优秀的律师而附设的，在法学院并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训练在功能上保证学生遵循现存的法律，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美国法律和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保守的（不带贬义）的法律教育制度。”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20— 321页。关于美国法学院J.D的情况，还可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

[19] 例如律师资格的取得，凡在国外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人，都可以不经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而获得律师开业资格，其中许多留学生都没有中国法律本科的基础知识（原为非法律专业），没有经过中国法律实务的系统训练，有些甚至名为“法学”硕士，实际上是学习政治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这种以他国学位取代本国资格考试的制度，在世界上可能也属仅见。

[20] 我国法官素质低的根本原因被形象地描述为“退伍军人进法院”，归结为学历低，缺乏专门的法律培训。这一说法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法官来源的一种现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请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收入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79页以下。笔者无意为这种现象进行开脱或辩解，但应该指出：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大批退伍军人进法院是在80年代，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甚至是迅速补充司法队伍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当时具有高等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很少有人愿意进入并留任于基层司法机关，而毕业人数之有限也不可能满足急遽扩大的需求。其次，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早期进入司法机关退伍军人一般均已通过各种学习和培训渠道获得了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司法机关的骨干，进入法院后获得学历和培训机会而后成为法官的退伍军人未必不能摆脱其出身的烙印。而在实践中进行司法专门知识技能的培养（传承方式）历来就是法律家培养的途径之一。第三，今天，无论何种来源，进入司法机关都必须通过考试，在严格的考试制度面前，学历和考试成绩相比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许多高学历者都无法通过这一考试。这样，出身的意义就相对降低了。最后，进入法院和出任法官并非同义，目前，实际上退伍军人直接进法院当法官的情况几乎已不存在。 在一些大城市的基层法院，甚至只接受获得硕士学位、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并且必须通过初任法官考试。

[21] 由于这些机构不能授予学历和学位，对在职的司法官没有吸引力，而其自身的地位、包括资源和资金的支持也受到影响。所以它们宁可依托大学，争取一些进行学历教育（如成人教育）的机会和资格，对担负起职业培训、特别是职前培训的使命并不热衷。然而，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犹豫和准备之后，应该说，它们承担起自己应有职能和使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旦形成了制度，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加以完善，使其区别于大学的法学教育，并力求达到好的实效。当这种制度成为任职司法官必经和唯一的途径时，他们的素质才能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社会上的高学历或高学位也就无法取代其特殊的地位。

[22] 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学习模仿美国的司法制度已成为一种时尚，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不可借鉴、不能移植。然而，在借鉴移植中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把两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制度同时建立在同一块土壤上。在现存的大陆式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业已存在，其人员配置、教学方式、乃至于硬件软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职能和性质上的转变的情况下，又引进一个美国式的法学院职业培训，不仅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效果，而且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降低法学教育的水准。关于法律硕士的分析，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23] 近年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四年制本科生已经不敌仅经过两到三年速成法律教育的法律硕士，遇到了严重的就职危机。而除了本身即为法律家的在职法律硕士外，可以肯定地说，法律硕士是不可能在其学习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实务知识和经验的。

[24] 苏力教授甚至提出：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规模即使不能压缩

，也一定要暂时停止发展。否则，我预测，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的总体水平也许不是提高，而更可能是再一次降低，不仅不能形成一个适合现代化的有较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团体，而相反会出现一大批法律服务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从而加剧社会的和法律的无序。因此，对那种倡导大力发展法学教育的方针，我持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方式。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大发展，而在于能否大发展。历史曾多次告诫我们，以方式来实现任何社会改革往往都是欲速则不达，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历史并不会因为我们曾批评过历史上他人干过这类蠢事而允诺我们今天不会再干同样的蠢事！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这虽然是针对法学本科教育而发的，但这种则体现在法律家培养的各种方式中。

[25] 美国之所以将法律基础教育设定在相当于硕士的层次上，主要是认为大学本科毕业生阅历尚浅，不适于直接从事律师职业。同时，这也是美国大学已经相对普及，具备了这种条件。实际上，在美国除了法律职业，还有许多>:请记住我站域名/

[26] 法学博士就任司法官并非坏事，然而未必合理，法学博士理应是研究型人才，如果从事实务则完全不必花费如此高的成本进行培养，如果因无合适职位不得不如此，则极有可能我国法学博士已经过剩了。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官的地位和威望通常来自与其年龄成正比的经验、职历和业绩，而在我国，年轻化和高学历则成为高素质的象征。有人说，法官的年龄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成熟度，也许我国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根本不同？

[27] 笔者曾对本校的各类法律硕士近200人进行过问卷调查，根据初步统计，绝大多数学生对这种制度涉及的实际效果是否定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应该能够从这种制度中获得较大的既得利益。其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改革大学教育方法来改进其效果，以便将其继续进行下去；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否定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说，法律硕士毕业生普遍素质较低，恰恰相反，其中相当一部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在职法律家在入学时本身已经具备甚至超过了这一制度所设定的培养目标。然而，由于学生来源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效果的不平衡，也正好是资源浪费的另一个证明。

[28] 精英化的概念已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其含义却十分暧昧。如果说精英是指出类拔萃之辈，也依然存在道德精英与教养精英之区别，贵族化的精英则是指极少数的具有至尊之社会地位的阶层。由于真正的精英只能是极少数，除了最高层次的法院外，就整体而言，法官的职务及其待遇在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吸收到最有能力的人才；何况我国，从数量和可能投入的资源来讲都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化的精英阶层的法律职业集团。而如果精英是指一种思想倾向，即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话，则司法官的特质应该与此相反，以稳健、谨慎和保守为佳。

[29] 由于我国法律家内部基本采取职业分工，而不是一元化体制，法官从律师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以各个系统（法院、检察院、律师）分别进行职业培训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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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素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教育；法律素质；策略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中职教育，中职院校的招生也在逐渐扩大。所以，中职生将是我国未来建设的重要人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职教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中职生法律素质的问题，是当前中职教育的主要问题，所以说，中职院校应该注重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培养，重视对中职生的法律教育。

一、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基本现状

（1）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偏低。大多数的中职生学习积极性本身就不高，中职学校的教育主要以技术教育为主，所以中职生学习法律的条件是相当有限的，甚至他们对法律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所以说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法律常识极度缺乏。根据有关资料，我国有一所中职学校的法律教学内容是犯罪和制裁。在中职生的思想意识里法律就是制裁和惩罚，根本就不懂得法律还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2）中职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比较薄弱。根据有关的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违反法律的中职生约占中职生总数40%，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国中职生法律意识薄弱。而中职生受到社会上一些负面情况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法律观念，甚至于没有法律观念，根本不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观念。

（3）中职生的自觉性比较低。中职生在现实生活中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在遇到问题时，不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在平淡的生活中若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首先想到就是用暴力解决。甚至他们在做了违法的行为后，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躲避隐藏，法律就不会给予其制裁。

二、中职生法律素质提高的相关策略

（1）中职学校要重视法律教育，增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当前，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职生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素质偏低。中职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中职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要设置法律课程，在教学中重视以法律教育为中心，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够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

（2）构建合理的法律教育体系。中职生的教学课程要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方向，在提高中职生的法律应用能力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内容和法律知识，逐渐引导学生的法制观念，从而设置合理的法律教学课程。同时，学校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置不同的法律教学内容的侧重点，要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所学的法律可以学有所用。

（3）提高教师的素质，改进教学方法。法律教师，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会有很大的促动作用。法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有趣的有利于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活动。只有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才能提高其实践能力，开阔其视野。在中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理念，营造一个轻松开放的教学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性地学习和思考，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学校的法律网络系统，以学生的兴趣为着手点，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着眼于学生的实践体验，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

（4）增强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学生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设置情景式教学法，引入现实中的社会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实践性探讨，还应引导中职生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将社会生活当作法律学习的第二大课堂，让学生真正地把法律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让法律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使其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教育。

总而言之，目前中职生的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法律意识观念淡薄。但中职生作为将来国家的建设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法律素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中职学校要注意学校法律课程的重要性，加强法律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健全和完善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构建中职生法律教育网络体系，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提供各个方面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邓文明.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10（2）.

法律素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职；法律教育；法律素质

在中职教育当中，对学生的道德、职业技能以及职业观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由于我国中职院校对于法律教育的培养起步较晚，所以还处于发展初期，导致近年来犯罪率逐年上涨。此外，在社会的不断转型中，也出现了许多非主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直接引发了中职生对于社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甚至形成偏激思维模式的问题。导致他们的整个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无形之中错了位。一方面，许多中职院校学生一味的贪慕虚荣，追求奢靡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违法乱纪。另一方面，由于中职生对社会实践的缺乏，导致许多中职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个人控制的能力极差，轻易就被他人误导，上当受骗，做出不法行为的举动。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对整个社会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加强法律教育，提高中职生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素质是迫在眉睫的教育任务之一。因此，各中职院校必须即可展开对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全面将法律意识贯彻落实至教育当中。

一、中职生法律素质现状

（一）法律知识水平偏低

现目前，大多数的中职生在法律知识水平上都偏低，由于中职教育的教育特殊性，导致虽然在对学生的技术教育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学生的法律知识却相对较少。其主要因素也是因为中职院校本身条件的局限性，所以中职院校的学生才会没有法律观念，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常常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不自知，比如常常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还有敲诈勒索事件频发，而学生认为这不过是打个架,要点钱花花，没什么！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决中职院校的学生，指责他们是所谓的“法盲”，在中职学生的眼中，普遍认为法律就是对坏人的惩罚、罪犯的制裁，并不知道法律还有维护自己自身权益的功效。很多中职学生的合法权益，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伤害的时候，并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么忍气吞声继续承担受害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以牙还牙最后由受害人变为犯罪人。后悔终生，可怜又可气！”

（二）法律观念及法律意识薄弱

中职院校的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正是观念的养成阶段，所以受到知识、年龄以及诸多方面的影响，也造成了中职学生法律意识薄弱的现状。根据相关研究调查表明，在我国违法乱纪的记录中，其总数的四成都是中职学生，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也表明了在对中职学生的培养中，一旦出现任何差池，他们都可能会误入歧途的事实。

（三）法律自觉性低

中职院校学生在这个养成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年龄阶段，最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并被一些社会不良风气所影响。甚至，他们自己本身脑海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更加容易对法律持怀疑态度，否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个概念。因此，当遇到问题时，他们普遍使用的解决方法就是暴力，而不是去考虑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并且，在违法乱纪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法律的制裁不会那么轻易就落到自己身上。

二、中职院校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定位不明确，重视度不够

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就提出要着重关注对青少年法律素质的培养，然而十四年时间过去了，至今各大中职院校对于这个所谓的“关注对青少年法律素质的培养”仍未准确定位，所以也还是没有做到把对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当中重点项目来抓。整个中职院校有关法律培养的方面，并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任何短期培养目标，并且缺乏一个有领导性的组织机构来落实法律素质培养的工作。甚至还有一些中职院校只是一味的完成教学任务，彻底将法律素质的教育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然后在学生应届毕业后，把他们当成包袱一样甩入社会，继续一届又一届的纳入新生，以同样的方式完成社会所交给教育业的知识理论教学任务。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二）课程设置不得当，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虽目前的中职法律教材经过了几次的修订后，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更加多样性的增强了可读性，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在整个课程的设定上，却还是存在缺陷。一方面来说，在课程的形式上还是太过简单，过于强调对实践的操作以及理论的传授。另一方面来说，整个课程的设置并未根据不同的专业来插入不同内容的法律培养需求。而且在教学方式上，也还是以填鸭式的满堂灌形式为主。以至于学生丧失学习积极性，只是被动的吸收这些教育内容。（三）师资力量弱，专业性不强在中职院校的专业调整中，由于部分专业的取消导致一些教师被闲置，以至于专业对口教师量匮乏，“双师型”的教师更是极少。而且，大部分的中职院校中，从事法律教育的教师整体素质也偏低，且不具备专业性。此外在法律课程中，基本都是由思想政治来进行执教。作为并没有接受过专业法学知识培训的思想政治老师，他们不仅缺乏正规的法学知识理论，同时也缺少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极其容易传授错误的教学观念。

三、提高中职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一）提升对法律教育的重视度，进一步完善法律教学的体系

首先，中职院校需要提升对于法律教育的重视度，并且意识到现如今的中职院校学生法律素质低、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然后以此为切入点来对学生的法律素质低以及法律意识进行培养。并且让他们明白法律不只能够对坏人进行惩罚，同时也是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武器。所以，中职院校应该加强对学生法律基础的教育，让学生明确清楚法律教学以及法学课堂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其次，中职院校应该在法律教学中投入更多的教学资金，保障法律教学中所需要的器材与设备是齐全的。此外，学校要多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相应法律课程，以保障课程的设置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增添一些新的法律课程。最后，在编写教程的方面，也要提升法律教育者的重视程度，要求他们必须根据实时社会现状来不断对教材进行更新。现如今的这个社会发展极为迅猛，人们的普遍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呈现出了更加多样化的走势，所以，法学教材也一定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与修订，以编写出最能顺应时展以及社会需求的实时性有效教材。但是，基于中职教育的特殊性，在编写中职院校的法律教材时，还需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这样才能增强法学教材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教师也要对法律条文的修改与制定实时关注，并运用至法律课堂的教学当中，以避免教材中的漏洞和一些陈旧的法律条文与观点，从而保障学生能够在法律教育中有效、健康的成长。

（二）营造法律学习的良好氛围，提升法律教学的实效性

想要获得更好的法律教学成效，就必须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营造出一个法律学习良好的校园氛围。比如说，可以通过条幅、网络平台、广播、校园论坛等各种方式来提升对于法律文化校园的构建，并将法律教学的核心融入至校园文化中，以使得学生能够在浓厚的法律气息中被逐渐潜移默化，形成法律概念与法律意识。在教学时间中，需要将法律理论与实践过程紧密相连，甚至可以引入一些较为生活化的情境，通过情境教学法来激发学生对于法律学习的积极性，使得他们更有兴趣互相探讨法律知识。另外，教师也要多多鼓励学生将法律知识实时运用至社会生活中，将社会生活作为法律教育的第二课堂，把所学习到的法律知识贯彻至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当中，并将法律知识淋漓尽致的进行运用。这样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在对法律的运用过程中，获得更深的启发，从而引起深思。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中职院校必须清楚明确一点，就是法律知识的学习并不能仅仅只是与课堂相连，还应当与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情况有效连接。这也就要求了法律教育者需要提升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然后鼓励家长通过家庭教育来协助学生更深入的对法律知识进行理解并运用，从而使得学生最终能够养成最正确价值观以及人生观。

（三）强化师资力量，加强教育者水平，提升法律教学效果

教师作为法律教学者与课堂组织者，必须对相关法律知识有牢固的掌握，并对实践运用有熟练的实战操作经验。也就是说，中职院校中进行法律执教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基于教师的言行举止，哪怕某个细微的小细节，都可能会对学生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想要提升整个法律教学的实效性，并提高学生的整体法律素质，就必须在中职院校的法律教学中，对教师提出严格的高标准，并不断对师资力量进行强化与巩固。除了要求教师不断学习、充电，提升自己以外，中职院校作为校方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定期组织教师充电活动，根据教师的综合情况来进行考核与评定，选择表现名列前茅的几位教师，为他们免费提供一些出外深造的学习机会，使其能够对教育理念进行思考，并吸取最新的法律观念意识来丰富自己的教学水平。然后把这一系列的东西带入到实践的教学工作中。这对于师资力量的强化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教师也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脱离传统教学中陈旧落后观念的桎梏，并利用新概念的现代化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实践与模拟中，不知不觉的让他们提升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从而无形之中形成法律意识。

四、结语

中职院校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建设者，他们的素质高低与法律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所以，中职院校必须提升对于法律教育的中实行，并将传统的教学理念扭转过来，通过对教学设备、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校园良好法律氛围的营造以及对教育工作者的不断充电的协助，以最终构建出一个高度和谐的中职院校法律教学环境，强化中职院校学生的整体法律素质。

参考文献：

[1]周琳．中职德育课融入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教学探究．职业．2016(2)．

[2]田树婷．在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开展体验式教学的反思．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6)．

[3]莫瑞深．中职法律教育与中职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亚太教育．2015(17)．

[4]孙桂燕．法律理性中的法律教育分析与研究．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6)．

法律素质范文第5篇

(一)缺乏法律理论知识

法律理论知识是高校学生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对法律以及法律现象在一定的反应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化以及整体化的一种理性思维体系，也是现代法律观念在理论上的表现。具体来说，它具有形态系统化以及指导性地位等特性，它是高校学生能够树立起科学的法律意识并形成出色的法律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如果没有对于法律知识的全方位的了解与科学的认识，就无法形成较高的法律能力以及科学的法律意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部分高校学生整体上缺乏对于法律知识的全面了解，并且他们对于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部门法律的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都不容乐观。

(二)淡薄的法律意识

随着在我国公民中深入进行，大部分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已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通过思修课的学习和其他的相关途径，他们了解并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基础法律知识，能够了解到依法治国方针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然而，在思修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学时较少以及课程的安排不多等情况，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仍旧偏重于对于基础法律知识的讲授。所以大部分的高校学生仍然缺乏对于法学中的理论知识的深层次的了解。在发生日常纠纷的情况下无法用法律理论知识将其解决。同时，大部分的大学生不仅缺乏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还缺乏应有的权利意识。一部分的高校学生错误的认为学生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也就是这部分学生只有被动的法律意识，并没有主动的法律意识。

(三)欠缺法律能力

这里所说的法律能力指的是能够体现出大学生的具体的法律素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主要包括了护法能力、守法能力以及用法能力三个要素。在当下，大部分的高校学生在这三个能力上都有所欠缺。第一，大部分的大学生缺乏守法的自觉性，近一段时间内，大学生中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在我们身边的大学校园里，人身伤害、诈骗、盗窃以及性犯罪等案件出现的频率并不低，状况不容乐观。第二，大学生使用法律的能力比较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善于应用法律。第三，在高校学生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去维护法律尊严的行为仍然不够普遍，大部分的学生缺乏能够与违法犯罪的行为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护法能力比较弱。

二、如何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提高

(一)应在大学生中加强对于法治理论知识的相关教育

要想使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提高，就离不开大量法律知识的积累。学生只有做到知法、懂法后，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做到用法、守法以及护法。才能够把法律法规变成自己的内在行为准则，对于大部分非法学专业的高校学生来说，他们的大部分法学知识都是通过思修课程获得的，由于大学课程中的思修课程安排有限，无法让大部分的学生在短暂的课堂上理解并掌握大量的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各大高校要尽可能在有限的课时中尽可能向广大学生传播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进行培养，让大学生即使在课外也可以更好地加强自身对于法律知识的相关学习。如果学生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越多，他们所具备的法律素质也就越高。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自身的法律意识进行更好地培养，也可以使自身运用法律的能力得到提高。

(二)高校应建立起比较合理的法律教育体系

在各大高校中的法制教育里，应努力促进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全方位的教育体系的确立，并且与高校中的普法教育相配合，不断对社会中的法制环境进行改善。在现阶段这三个方面里，学校的法制教育应起到首要的所用，但由于高校中关于法制课程的课时较少，内容较多，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多数学校会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就十分容易造成学生关于法律知识的认知层次出现不同等情况，无法使教学收到满意的效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大高校可以除了开设法律基础的公共必修课以外，还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开设一部分的法律课程，以便哟与不同层次法律知识的学生来进行选择。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系里向教务处申请希望增设的法律课程，经过汇总以及整理工作后，教务处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以及教学大纲，再根据本学校内教师的具体情况来安排教学任务，从而减少在课程设置上可能出现的杂乱情况。

(三)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各大高校在实施法制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其中既要对法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还要将其与典型案例以及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第二课堂，从而实现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延伸以及深化，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直观的、生动的法律教育。

(四)还要注意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生动有趣的讲解往往比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教师在备课时应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设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多使用反问与设问等提问方式，对学生的思维进行一定的启发，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的作用能够得到发挥。让学生能够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另外，还要注重实践环节，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行为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进行培养。教师可以通过布置篇幅不长的专题论文来对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进性培养;通过在课堂上的提问以及对辨析题的解答，对学生的逻辑思维、直觉思维以及形象思维等能力进行必要的培养以及锻炼;对于一部分学生中存在的赌博、抽烟、打架、作弊以及喝酒等不良行为，要使学生学会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约束，也对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培养。

三、结语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身上系着国家的希望，为了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普及法律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思修课程根据在校大学生所特有的心理状况以及知识结构，针对在校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普法教育，使在校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以使用法律武器对自己进行保护，也可以使大学生明确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还能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法律素质范文第6篇

作者：张先梅 单位：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社会法治不健全带来消极影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根基，虽然依法治国的方略实施多年，但我国法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未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够严明或司法不够公正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确立。（二）学校法制教育存在误区与不足近年来，我国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导致法制教育的存在不足。一是将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系统的法制教育体系和独立的法制教育方案，致使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地位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二是法制教育主要依托于课堂法律教学,忽略了校园法制文化环境和法治舆论氛围的构建，法制教育的形式与渠道单一；三是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法治思想和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教育，导致大学生“知法、懂法但不信法、不守法”的情况比较严重；四是法制教育的评价机制重理论轻实践，把学生掌握的法律知识的多寡等同于其法律素质的高低，忽视了对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大学生陷入“法律知识考得好但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三）大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大学生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事物开始有了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比较关注国家的法制建设，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他们心理发育的不成熟,科学的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易产生偏激甚至错误的认识。如很多学生不能正确看待“权力”“、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把二者看成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阻碍自身法律素质的提升。

改进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变革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构建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从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实践来看，学校的法制教育从性质上讲是从属于道德教育的，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事实上，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应该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只有将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不失偏颇。法制教育的改革，应首先转变理念，构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二）调整法制教育的课程设置，突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特色。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必修课的教学来进行的。由于课时少，内容多，教师往往只能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罗列、堆积而无法展开进行深入的讲解，根本无法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因此，在法制教育的课程选择上，可根据学校的职业教育的特点开设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法制教育课。除进行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知识的普及外，还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开设一些与专业（行业）密切相关的选修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更贴近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凸显专业特色，充分体现高素质大学生的内在需求。（三）遵循法制教育规律，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法制教育需要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去感受和理解，单纯的课堂教育模式已暴露出它的弊端。法制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课堂、网络和其他平台，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例如在课堂上进行情景教学，运用角色扮演，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场景去体验；或开辟第二课堂进行模拟法庭审判；或参观监狱、旁听审判，让学生在更为直接的亲临感受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四）拓宽法制教育途径，构建“四位一体”的法制教育网络。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是涉及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首先，作为大学生法制教育主阵地的高校，必须依法治校，在抓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大依法执教、依法管理的力度，形成依法治校的校园氛围，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其次，社会各机关部门应该依法行政，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也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优化社会大环境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第三，作为家长，应言传身教，做懂法守法的好公民，同时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加强与高校的联系，配合高校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最后，大学生自己也应该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主动进行学习，扩充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教育。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大学生受到现代法治的熏陶，从而达到自觉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目的。综上所述，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只有社会各环节齐抓共管，形成良好的法治教育大环境，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输送高素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