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1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2.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伦理素质，使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法律伦理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发挥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教师才会自觉地注重和关注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从而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会于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2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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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3

【关键词】律师文化\伦理底线\误区和危害

导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最后，反映出律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特征的律师文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并受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规范和影响。

二、律师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必然受到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和影响。因此，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所追求的，除了在一般意义上要符合普遍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公认的普适性伦理道德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符合仅为自己这一群体或职业所独有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需要，并以此为特征和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伦理”。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底线伦理”认为：所谓的“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一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3）。不同的职业，都有着自己这一职业才具有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由从事的这一职业和由职业和自身的“角色”所决定的。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伦理底线”。律师由于其职业性质所决定，使律师的伦理道德与一般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一种互相矛盾的“悖论”旋涡之中。就律师个体而言“正义与功利、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身上交织着、冲突着”（4）：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由律师的角色和职业所内在的特殊道德，它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律师执业技术与法律和法律程序，因此它是一种程序伦理、技能伦理，它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底线的道德规定，它是作为一个合格律师所必须符合的道德要求，而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指标。只要律师符合道德底线—职业的伦理要求，那么他（她）个体的利益与实质的非正义，也不受道德的苛责。

再次，律师的特殊道德与大众的一般道德存在着极大的分野。大众的道德是一种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对于个案来说，大众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发现真实与事实，尽可能地动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戒罪恶、发扬良善的目的；而律师的行为与伦理往往囿于程序，不能对案件表现平衡两造的公允的见解与立场，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正义，律师往往信奉‘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了委托人是对的、善的”。（5）

上述律师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律师的伦理底线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因此，反映出律师特有的伦理道德内涵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文建设，也应当以此“伦理底线”为基础，并服从于这一律师的“伦理底线”。这是我们讨论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现行律师文化理论的道德误区和危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时，都认为律师是“手握正义之剑而来，以客观事实为最高境界”，律师应当“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是“扶正守道、仗义执言”的实践者，是“诚信本位主义者”，是“高尚道德的弘扬者”。因此，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素养和品质。似乎律师就是天使的化身，圣人的下凡，完人的再现。不少的律师也往往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并且将这种理想的道德伦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是对文化，特别是律师文化这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文化认识上的道德的误区：

第一、实体意义上的正义并非是律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6）。根据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作为一个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并通过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使你的委托人免受或减受牢狱之灾时，这个律师是正直、正义或者是不正直、不正义呢？即使在普通的民事中，我们为明知不在理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在法律上足以成立，并为公正的法官所采纳而使本来不应该胜诉的案件得以胜诉时，我们又应当算是正直、正义或者不正直、不正义呢？需知：“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7），而对于民事案件而言，“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8）。因此，如果将律师看成是一位追求包括个案实体正义在内的“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不但将使律师这一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抗辩技能下降到冰点，而且从对当事人负责，从“为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这一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来看，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而不是道德。

第二、“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应当放在律师这一职业框架中进行考量。律师必须“诚信”，诚信是律师的基本生命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律师，不应为招揽业务而架词挑讼，欺骗委托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律师这一“诚信”应当是在什么框架下的“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告知的，包括委托人未被发现的违法事实在内的秘密时，律师是应当积极地上报给法官和公诉人，或者是为委托人严格保密？如果从传统的，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基于“推诚而不欺”的道德准则，当然是应当积极上报给法官、检察官。但是，如果从律师职业角度来看，律师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就是一种对委托人信任的不“诚”，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了“守信而不疑”这一律师的职业诚信准则。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律师这一执业群体的伦理和道德，而且将使社会对律师这一职业信赖度得以严重丧失。

第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不应成为律师所追求的素养和品质。面对瞬息万变的诉讼场景，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态，这是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但这绝对不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种化外散人的清悠和无为。著名学者孙笑侠说过：“人世上可能再没有什么职业比律师更充满矛盾的了。这尤其表现在律师的职业责任方面的多重冲突。律师一方面要面对委托人，承担市场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一方面要面对国法，承担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要面对职业共同体，还要承担职业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在中外律师发展历史上，这三方面都曾分别被作为诠释律师职业性质的关键词”（9）。律师正是在如何应对、平衡这三者的“绞杀”中形成了一种律师独有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不仅体现在道德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市场意义的经济层面上。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宣扬“正义”，但是，当我们的委托人或所、辩护的案件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对待（起码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时，律师的天职要求我们的，是应当以委托人的“荣辱”为“荣辱”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这时需要我们的是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出发“仗义执言”与强权抗争，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不仅是我们职业上的市场需要，而且也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执业过程中，的确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激烈的争辩中突然听到一方的律师发出“这是当事人的事，作为律师何必如此较真”这样的话时，作为一名律师感到的不仅是剌耳，而且还剌心。如果我们将这样浪漫般的诗意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律师应当追求的文化内容之一，就不但不具备作为一名律师的基本素养，而且背离了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这种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作为我们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定位，必将导致下面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以这种背离了律师的特定职业、角色所决定的“伦理底线”的传统的、一般的、用于对社会普通成员所适用的“大众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和定位，就无法在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从而势必使律师文化只能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和包装，使律师文化坠入庸俗化的泥淖。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律师文化，而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律师的职业道德为标准的“伦理底线”作为追求和核心。这种“职业道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群体的道德，而非个人的道德”，“它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一种被职业特征所规定的标准，而不是一种普适的标准”（10），他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其共同的指向是这一群体所追求和形成的共同“传统、利益、目标、荣誉、理想、义务、价值体认、思维方式、处事风格这样一些东西”（11）。尽管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人，也需要遵守和追求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如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等等，这固然是需要的，但这都属于普通伦理道德规畴而不是律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只是对于律师的最低要求，是法定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底线之外，并不是不存在律师的值得信仰和追求的伦理目标。比如律师可以舍弃对价与经济考虑而免费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寒的当事人走出困境，律师放弃自己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法律援助等等，但这些美德善行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过了职业伦理的要求，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在律师已作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础之上尽了更高的，个人化的道德义务。但是对于一种必须符合统一化、程序化要求的律师伦理而言，它的设定的合理化基础和理念应该是一种大多数的律师所能做到的，并且符合职业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做到的标准”（12）。因此，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只有以这种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的律师职业和角色所决定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和追求，才能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并为律师普遍所认同、接受和付诸实践。

其次，以这种背离律师职业“伦理底线”的标准来定位律师文化和进行律师文化建设，将使律师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言行和举止均“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职业的不同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法律职业外的视角往往是带有非理性、非程序性和非技术性的评判。加之在现实中确实有小部份律师连律师职业道德这一最起码的伦理底线都不遵守，诉讼中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对委托人吹牛加欺骗；在律师界内部同行相轻相斗，搞同业不正当竞争，更助长了社会法律职业群体外的公众对律师持有一种另类的看法而使律师的形象大大受损。我们在打赢官司时不时碰到对方当事人指责律师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偏袒自己的委托人的责难就是最好的实例和证明。由此，当律师处于“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实现程序正义，又可能因为违反实质正义和要求”所相悖的两难境地时，就难免遭到社会公众的责难和诟病，受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看法和对待。因此，我们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如果不是以突出宣扬“在遵循程序伦理之下，尽可能地对实体正义加以维护”这一律师职业伦理底线作为基本定位，理性地将自己放在律师这一特定的角色场景中来理解和考察，既不提出脱离现实的过高道德奢望，也不脱离一般道德常理的过分宽容，而是不恰当地自我“拔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必然误导法律职业外的公众对律师的不当期望而引起误解，其结果将导致律师形象的损害。而这，是与我们建设律师文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四、简单结语

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职业、角色、规范”这三个基本支点作为核心和基础，即在提倡以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以突出律师特有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为核心和内容。在整个律师文化体系上，以律师职业角色为定位，，以追求程序伦理为基础，以严守律师职业道德为规范，创立一种有别于一般公众和其他职业的，具有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独有的，能够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推崇并能够付诸实践的律师文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在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上，起码存在着三个误区：1、体用上的误区，重形而轻神。只注重形式上包装与宣传，而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培植，使律师文化建设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2、道德上的误区。不适当地拔高道德标准，将适用于一般民众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这一特殊职业、法律人执业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律师文化的底蕴，从而使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走入另一歧途；2、传统承受上的误区，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和发展连续性的特征，脱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律师文化缺乏应有的民族特色。因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上述三个误区中的“道德误区”进行讨论，对于其他两个误区，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例，如有必要，将另文探讨。故命名为：“律师文化的道德误区”，特予说明。

注释：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3页。

（3）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页；

（4）（5）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6）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载《律师文摘》2004年第4期巻首语；

（7、8）参见《辩护的伦理道德》一文的编者按，《律师文摘》总第7辑第60页；

（9）孙笑侠《律师是什么主义？》，载《律师文摘》05年第6期卷首语；

（10、11）同4，第287页；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4

[关键词]美国职业伦理 职业道德 道德规范 道德管理

[中图分类号]B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141-09

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又称职业道德，通常既是指人们在社会职业劳动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价值理念或原则，应当遵守的具体行为规范、准则、戒律，又是指人们在职业劳动中的日常道德实践活动，以及社会组织、职业团体为提高职业人员的伦理道德水准而采取的道德评价、监督和僻理的实践。当前在推进我国各行各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有必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扎扎实实建设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与世界道德文明的潮流相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一、美国职业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概况

现代社会职业种类的繁复性和专门性是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人们在日益纷繁复杂的职业分工中逐渐意识到各行业从业人员自身的道德素质对其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爱弥尔·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写道：“职业伦理越发达，他们的作用越先进，群体职业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合理稳定的各种社会职业必定也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美国职业伦理建设起步较早，到今天已趋于成熟，其建设经验成为诸多国家研究与借鉴的范例。我们通过对美国几大行业各自的职业伦理建设过程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职业伦理建设大致经历了萌芽孕育期、建设完善期和应对改革期这样三个阶段。

美国职业伦理的萌芽孕育时期较长，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在殖民地时期时，美国的新闻媒体行业就已经具有自由主义的伦理意识，这种意识作为美国新闻媒体职业伦理的基础，开启了之后美国新闻媒体职业发展的道路。进入19世纪以后，以1857年“全国教师协会”（National Teacher Association，简称NTA，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前身）的成立为标志，美国在教育领域内也开始逐渐重视教师道德素质对教育行业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教育职业伦理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了各行业职业伦理的集中孕育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几大重要行业纷纷开始了对职业伦理的关注。比如工商职业伦理方面，1895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比恩·斯莫尔在社会学期刊发表的文章首先将焦点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埃德加·黑尔曼斯于1926年出版的《商业伦理：当前标准的研究》一书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商业伦理”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全书讨论的核心；之后一直到20世纪中期，学术界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推动了对工商职业伦理的研究。工程伦理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世纪20年代美国工程师协会（AAE）和美国工程委员会（AEC）都为制定工程伦理章程而努力，直到1932年美国工程师职业发展委员会（ECPD）成立并有意识地综合了各种章程条款，使工程伦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教育伦理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发展，1929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EA）亚特兰大会议上提交并通过了《教学专业伦理规范》的教师道德行为准则，成为美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教育伦理规范。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职业伦理经过百年的萌芽和酝酿，从职业道德意识的萌发转向为诉诸共同的职业道德规范，从而为美国职业伦理的现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职业伦理的建设完善期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各行业职业伦理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伦理规范法制化、制度化。美国职业伦理在萌芽孕育期主要是各行业协会起主导作用，进入建设完善期后，美国政府开始在职业伦理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这一时期的职业伦理建设开始了由规范化向制度化、法律化的转变趋势。同时，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各行业协会也积极推行更加适应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的行业规范，作为法律法规的有力补充。比如在科研伦理的建设上，美国国会于1981年首次举行了关于科研不端的听证会；以此为起点，1989年美国卫生部（HHS）增设了“科学道德建设办公室”（OSI）和“科学道德建设审查办公室”（OSIR），并颁布了第一部应对科学欺诈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1992年将二者合并成为“科研道德建设办公室”（ORI），1993年通过了《美国健康研究院复兴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科研道德办公室”（ORI）的权限，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针对科研诚信的监管机制，使科研伦理建设进入制度化时期。在行政伦理方面也以197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案》为标志展开了“道德立法”活动。美国工程伦理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注册工程师法案》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全美颁布实施。美国职业伦理建设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职业道德教育作为职业伦理实践的重要手段。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工商伦理教育发展迅猛，有近90%的商学院开展有关工商职业伦理方面的实践教学，一些商业道德研究中心也相继在知名的商学院里成立并运作。在媒体伦理的建设过程中也注重开展媒体道德教育，1984年全美274个新闻及传播课程中有¨7个与新闻道德有关，到了90年代初，美国高校新闻院系有一半以上开设了新闻伦理学课程，以教育的方式培养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得以发展和运用，因此计算机伦理的研究起步大大晚于其他行业的伦理研究，但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普及，使得计算机伦理的发展也显示出了极强的活力。以1985年美国著名哲学杂志《形而上学》10月号同时发表的泰雷尔·贝奈姆的《计算机与伦理学》和杰姆斯·摩尔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这两篇论文为标志，计算机伦理学率先在美国兴起，在随后的短短二十多年问不仅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计算机伦理的优秀著作，还成立了国际性的计算机伦理学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并在高校为学生开设了诸如“计算机伦理学”（Computer Ethics）、“计算机与信息伦理”（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thics）、“网络伦理”（Netethics）、“计算机网络伦理”（Cyberethics）等各种计算机伦理学课程，迅速推动了计算机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和信息网络技术行为准则的确立。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计算机伦理和其他行业的职业伦理一样，在应对着各种新的伦理问题出现的同时，也迎接着各种新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职业伦理建设迎来了第三个阶段——应对改革期。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加强，美国各行业的伦理问题均趋向于复杂化和国际化，为了应对这一趋势，美国的职业伦理建设也在发展中反思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采取新的方法和手段应对这些新的问题。美国在计算机伦理领域和环境伦理领域的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培育具有全球公民意识背景下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强调要培养全球视野的工程师。在科研领域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也通过开展世界性的科研诚信会议，积极寻求一种综合全面的方案应对科研领域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

二、美国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职业伦理中存在着不同伦理观的交融和碰撞。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一般把职业伦理纳入“应用伦理学”或“规范伦理学”的范畴，强调职业伦理的“实用性”。对伦理学基本的道德原则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有效把握职业伦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借助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把它们作为职业伦理建设的指导方针和确立规范性判断的依据，可以使人们区分出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以康德和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以霍布斯、洛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论等经典道德理论以及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当代美国职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在美国职业伦理中，无论哪个职业领域都受着美国历史形成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的影响。自由、责任、诚实、平等、公正、守法等精神是贯穿在美国职业伦理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它们在各行各业职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中体现了重要性和指导性。

1.自由。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它是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伦理信念以及社会运动。其中的自由理念体现了美国个人与集体的基本关系和立场，它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是社会的组织原则，是政府的基本执政理念和政策基础。这种自由理念强调自由是幸福的根基，是创造力的源泉。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政府，因此要实现个人自由，必须减少来自政府的约束。自由理念体现在媒体职业中，就产生了媒体职业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由表达”，它基于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深信不疑以及个人价值重要性的无限推崇，被认为是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是推进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力量。在工商领域自由理念又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实现自由贸易是经济活动一直追求的目标。在美国职业伦理中讲道德就是尊重和维护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正当自由。

2.责任。责任与自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不可或缺。作为美国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责任与自由左右相伴，也是贯穿职业伦理理论始终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传统的责任概念是一种担保责任或过失责任，它以追究少数或唯一的过失者、责任人为导向，这种传统的责任观念太狭隘，无法适用于理解和把握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因此更需要一种新的以未来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新责任概念。在工程领域内责任的主体已从工程师个体扩展为职业团体及整个社会，当然它不是责任的简单扩大，而是主动承担不同特点的责任。在计算机职业领域内责任细化为很多具体的要求，如追求产品卓越、保持专业能力、熟悉与业务（计算机及网络的建设）有关的法规、接受或给予必要的评价以及评估使用危险。

3.诚实。在西方，诚实的价值理念自基督教的“十诫”就开始了。作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美国，诚实一直是它传统伦理价值理念中的整个道德精神生活的基础。诚实不是说只能讲实情，而是要解释全部已知情况，在不损害第三方的情况下这种全部的解释能够为其他有才智的人在做决定时提供需要的所有信息。美国学者马丁提出诚实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真实性和可依赖性。在科研领域诚实主要表现在真实性方面，它要求科研工作者对科研过程及成果的真实性负责。在行政领域诚实是双方交流的基础，是一种可依赖性，是实现和提升个人价值的基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好的政府需要诚实的人，这些诚实的人能激励人们保持诚实。在媒体职业领域内，正如《美国新闻伦理规范》中规定的，诚实要求记者“在收集、报道和转述事实时应做到诚实、公正和无畏”，“要核查所有信息的准确性”，“不要歪曲新闻照片或录像的内容”，“不因民族、性别、年龄、宗教、地域、种族特点、性别定位、残疾、容貌或社会地位而心存偏见”，“分析与评论应加以注明，切勿歪曲事实”，“新闻与广告应分开，避免广告新闻”，等等。

4.平等。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泛指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人格平等。平等往往同公正联系在一起，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郑重提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提出的人人平等的概念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它体现着一种社会公正。正是这种平等精神鼓励美国人去竭尽全力创造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平等公正的理念表现在工商领域，强调经济交往中买卖双方要具有平等地位，要实现信息对等，要实现平等交换。在行政领域平等的理念要求公共管理者做到不因追求成就、荣誉或个人利益而动摇；尊重上级、下级、同事和公众；执行公务不讲派性等，这也是个人正义的表现。

5.公正。公正理念表现在工商领域，可以划分为分配公正、惩罚公正和补偿公正三种类型。其中，分配公正包括利益和责任分配的公正，利益包括收入、工作、财富、教育和休闲，责任包括工作、纳税、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这一公正涉及国际贸易关系的公正、国家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公正以及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惩罚公正指对错误行为的适时惩罚或处罚。补偿公正涉及的是对错误行为的受害方的补偿，包括纠正伤害所需的医疗、服务及物品。教育领域内的“公正”则是运作机构遵循“民主”原则的需要，美国教师“正义取向”的教育思想是实现美国社会“公正理想”目标的基本途径。媒体领域的公正要求媒体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阐述实情，这体现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是媒体职业的价值体现。

6.守法。守法的精神在美国职业伦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是个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比如，在科研职业领域处处渗透着法治理念，这种理念不仅通过美国国家学院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而得以明确，而且还通过其所提议的法规、政策及相关程序而得到贯彻执行。在行政领域美国强调合法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遵守宪法、地方法律、与法律有关的制度与规则、法律解释、为人们的基本权利而设定的合理程序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法律象征着政治协商的价值，这对于那些在公共领域里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有特别意义。当管理决策出现道德两难时，人们都是运用法律及合法程序来处理问题的，法律通常是人们解决两难问题的重要方法。

当然，美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理念在引领美国各职业生活的同时，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如自由，虽然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但在公民自由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往往以牺牲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政治自由等来维护国家、民族的最大的利益。就平等而言，虽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生而平等”，但在美国职业生活的很多领域仍有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如人权偏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现象也存在于美国职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三、美国职业伦理规范建构的基本特点

从美国职业伦理规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伦理规范的法律化、行业协会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度化以及以宗教为文化基础构成了美国职业伦理的基本特点。这些特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应了美国社会不同领域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了社会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

（一）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法律化

伦理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借助外部规约和内部自主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美国公共行政管理领域，道德法规对公务人员行为的调节是法律规范不能取代的。为了彰显政府和全社会对行政伦理的高度重视，美国最典型的反应是采取新的立法、制定新的规范或颁布新的制度。美国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定、修订和演进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伦理规范的法律化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部门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伦理规范，并将道德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化。譬如，1958年7月美国第85届国会通过了共同决议《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要求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政府雇员都应当遵守十条伦理准则。尽管这一伦理准则在当时并无法律约束力，但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先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政府官员和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65年）、《政府行为伦理法案》（1978年）、《众议院官员行为准则》和《参议院职务行为规则》（1984年）、《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89年）、《政府官员及其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1990年）、《美国行政官员伦理指导标准》（1992年）等。这些行政伦理准则和道德法案为判断公务人员的行为是非提供了具体标准。

在美国工商职业领域，通过道德法律化赋予一些商业道德法律以强制力，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做法增强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通过法律规范有效预防和抵制了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以《美国公民权利法案》（1964年）为起点，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伦理问题逐步转换到公司的整体责任问题上来。1970年美国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法》（OSHA）对于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美国1977年颁布的《涉外行贿条例》（FCPA），通过禁止美国公司向其他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行贿这一法案，对于净化工商领域生产经营环境、预防和遏制腐败等具有重要意义。1991年，美国参议院颁布了《联邦审判指导准则》，把激励企业组织采取行动防止不当行为的动机写进了法律。其中的一条重要条款给出了企业触犯法律时可以得到豁免的机会，其前提是该企业有充分证据显示自身确实为开发出“防止和察觉违法行为产生的有效机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一准则是通过法律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但却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动力，促使企业超越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寻求建立企业内部的道德规范，对企业员工任何触犯法律的动向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在美国资本市场相继爆发了安然、世界通信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财务丑闻，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遭受了彻底打击的大背景下，2002年7月美国国会和政府出台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会计和审计监管、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对相应的职业道德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范。美国总统布什在签署该法案时曾声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开宗明义地指出，“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其旨在结束低职业道德标准和不诚实、虚假泡沫利润时代。

在美国科学研究领域，美国政府肩负起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及时坚定地推行由伦理守则和道德规范向公共政策和法规规章的制度化转变。美国关于科研不端的法规政策，不仅有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颁布的《关于研究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2000年）这样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的联邦法规，也有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NEH）的《国家人文学科基金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政策》（2001年）等一般性政策或机构政策，还有美国各个研究机构、医院、大学等科研组织的组织政策，从而形成了一套由上而下的科研不端应对体系，这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不仅对科研不端行为具有约束和惩治功能，更能够起到引导和规范科研行为的作用。除了这些直接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法规之外，美国还有一系列规定了科学研究中具体行为的政策法规体系。比如科研试验中关于人体试验对象的法规政策，关于保护科研中实验动物的法规政策等。另外，关于科研中各方的利益冲突、数据管理、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师生责任、同行评议与出版署名等多个方面都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出台。这些卣接规定到科研活动中具体行为的法规政策就是由外而内的制度，既对科研工作者具体的科研活动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也具有指导作用。

在美国媒体行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用国家宪法直接规定“禁止政府对言论和新闻的事先检查”以保障公民知情权。美国在1966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联邦各州相应制定了《公开会议记录法》等，为媒体从业人员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有效行使职业自由提供了法律保护。同时，除了宪法外，美国往往采用民法或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处理一些违法新闻行为，通过《诽谤法》、《隐私法》、《反托拉斯法》、《通讯法》等法律来控制新闻的自由程度，作为区分“管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正当理由”和“不是以作为正当理由”的标准。新闻自由权与社会其他权益的平衡是美国司法运用中的基本原则，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从强制的角度确保了媒介活动的合法性及合法程度。

（二）行业协会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度化

美国行业协会的职业伦理准则或规范是关于行业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时的行为准则。在美国这样一个人种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美国人所具有的社群主义充分体现在美国人存在着强烈的形成协会和参加其他形式的群体活动的习性。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美国人成为各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创建了牢固而且长久的自发性行业协会组织。据《美国协会百科全书》（1985年版）统计，涉及各行各业的协会组织大约有一万八干多个。行业协会成员包括行业中大多数的团体单位，协会的职责与宗旨在于：一是行业协会组织作为服务的提供者为团体单位提供各类优质服务，行业协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广泛争取各会员单位的意见，协调团体单位之间的关系，制定一系列的行业标准规范，促进会员单位的发展，进一步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与收益，借此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二是为行业培训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提升行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帮助团体单位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在美国行政管理领域，美国的行政道德管理通过“官方”与“民间”两种方式进行。在民间道德管理系统中，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等由政府公务员和研究人员参加的行业专业学会，以“行业道德自律”精神积极开展行政伦理问题研究，分析道德困境，制定伦理规范，传授伦理决策技巧，激励公务人员的道德自主、自律意识，鼓励公务员在复杂的道德环境中发挥道德想象力，按合理的价值尺度行事，在提升广大公务员的个人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在美国工商业领域，以规范企业及其成员与利益相关者商业行为和活动而形成了不同的行业基本准则。譬如，为了有效规范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利益行为，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以其制定的伦理准则和标准来规范供应管理行为，并力图在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实现“双赢”合作的关系。

在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一些主要的工程师协会在自身专业领域都制定了一些相关规范并加以实践。2003年1月，（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许可并出版了最新的职业工程师伦理准则。该伦理准则从基本准则、从业规则、职业义务等三个方面对工程师的职业规范进行了探索和界定。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与发展，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面制定了各种计算机伦理规范。1992年10月16日，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执行委员会为了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指明道德是非，表决了经过修订的《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伦理与职业行为规范》。这一具有权威性的计算机职业伦理规范希望美国计算机协会的每一名正式会员、非正式会员和学生会员就合乎伦理规范的职业行为做出承诺。与此同时，为了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提高辨别道德是非的能力，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还专门制定了简明易懂的道德戒律——“计算机伦理十诫”。

在美国教育专业领域，美国教育界除《NEA准则》外，还先后确定了美国人事和指导协会的《伦理规范》，美国心理学会（NPA）的《心理学家伦理规范》等。这些教育伦理准则一般更加符合不同教师的特点，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lar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下的专业伦理委员会于1987年6月正式采用了之前颁发的《美国教授职业伦理声明》，该声明重新强调了教师的责任感在教师伦理中的重要性。不同的教育职业伦理规范体现着各自的专业内容、特性和要求。

在美国新闻媒体领域，存在着种类繁多的行业协会道德守则。1922年，美国报纸协会通过的《新闻准则》强调了新闻自由、独立、真实、公正、责任以及庄重等理念。1975年，《新闻准则》修订并更名为《（新闻界）信条宣言》。除了报刊业道德准则的确立和发展，美国广播电视行业也不断制定道德规范，以约束规范本行业的行为。1946年，美国全国广播新闻主任协会成立，首次通过协会决议呼吁广播新闻部及其主任的自，并先后在1947年、1950年、1966年、1973年对这一“规范准则”进行了修订、完善。1996年，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推出了《美国新闻伦理规范》，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媒体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表明协会的原则和实践标准，强调了所有媒介从业人员中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都应努力为公众提供周到、真实的服务，以追索事实并提供对事件和问题的公正、广泛的报道来推动民主和正义的进程。

（三）借助宗教伦理促进职业伦理建设

在美国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职业伦理文化体系。新教伦理习俗成为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础，并构筑了他们的职业精神，折射出其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宗教的一些教义成为职业活动的道德基础，并为职业活动提供了一些伦理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从而有效帮助了从业人员及其组织准确定位和开展活动。宗教教义中所包括的基本道德观念：公正（公平）、相互尊重（爱和体谅他人）、管理责任（受托责任）和诚实（信任感）等，作为人类相互作用的基础反复出现在有关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的著作中，并适用于多种职业活动的情况。在特定的职业活动中，从业人员不仅应该依照法律条款行事，而且应该遵循一些合理的宗教内在精神（即教义中的律令）从事职业实践活动。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影响较多的公司中，有些戒律直接成为公司的职业伦理准则。美国宗教精神对职业伦理规范的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

四、美国职业伦理实践的基本特点

美国职业伦理有很强的实践性，它通过成立不同的行业协会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在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及职场进行教育普及，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增强职业伦理发挥作用的力度，推动职业伦理实践的发展。美国职业伦理实践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强调职业规范的具体化、针对性

职业伦理的一个特点是专业性强，因此制定的规范只有具体、有针对性，才能有可操作性。如工程职业领域，美国一些主要的工程师协会在自己的领域都制定了一些相关规范并加以实践，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美国都有着广泛的实践。再如美国教育领域存在着多种与教育有关的专业组织，这些专业组织基本都制定了与本专业相关的伦理规范。在工商业领域，美国创建了很多牢固而且长久的自发性工商业协会组织。据《美国协会百科全书》（1985年版）统计，涉及各行各业的协会组织大约有一万八千多个，这些协会组织大多数与工商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行业协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广泛争取各会员企业的意见，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制定一系列的行业标准规范，促进会员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与收益，借此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普及职业规范

再好的伦理规范，如果不加以有效普及，也只能是条目的简单摆设。在美国的工商业教育中，商业伦理教育是重要内容，而“商业伦理能传授，也应该传授”的理念成为美国商业伦理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点，美国商学院更是将建立商业伦理教育体系作为教育目标之一。其中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等大学商学院都率先开设了商业伦理学课程，并以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课题开展研究活动。为了有效地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伦理规范，美州的一些企业也纷纷设置了直属董事会领导的企业伦理指导委员会或伦理办公室等专门机构，负责员工的伦理教育计划。再如工程领域，美国工程与妓术鉴定委员会（ABET）规定：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工程伦理教育内容，这增加了对工科生在伦理责任和理解伦理问题方面的要求。除此之外，工程协会一般要求成员是已获得正式鉴定的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和有两个以上会员推荐的在职工程师。因此，成为某一工程协会的会员就说明是一种“被挑选出来的”，是一种职业上的荣誉和信誉的标志。要想获得这种信誉就必须参加工程伦理教育，遵守相应的伦理规范，获得工程职业认证。因此，美国工程院校陆续以不同方式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了工程伦理教育。

（三）落实道德资格认证，强化职业归属感

美国很多职业都有资格认证制度，强化职业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商学院联合会（AACSB）关于资格认定要求的激励下，设立有关工商伦理学必修课程成为大多数美国商学院的选择。其中，AACSB于80年代设立的鉴定标准明确包含“伦理道德的考虑因素”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影响”，被规定为所有商科学生都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再如工程师职业，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制定了新标准“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工程伦理教育内容”后，美国排名前10位的工程院校就以不同方式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了工程伦理教育。

（四）结合自律与他律，推动职业伦理实践发展

职业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力，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自律作用。在媒体职业领域，美国成立了新闻业评议会之类的自律组织，标志着自律实施机制的形成。这些组织的评议结果不具有强制力，但可以在道义上对有关新闻媒介施加影响或压力，以敦促媒介改进新闻工作、促进新闻业的发展。在行政职业领域，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还成立了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构。美国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可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系列。为了加强对公务人员伦理行为的监督，众议院在制定《官员行为准则和关于行为标准的规定》、《联邦众议员和众议院雇员伦理手册》等规范的同时，专门设有“众议院官员行为规范委员会”，负责对官员行为的道德监督，对有违纪行为的议员进行惩罚。

自律不是以刚性见长的管理手段，自律的动力来自从业者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的自觉性，来自他们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及对职业的敏感性。当然，依靠道德，依靠自律并非万能，如果离开了法律、制度的支持，道德准则和规范在一定情况下会显得软弱无力。因此，美国将职业伦理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化和制度化，把“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结合起来，推动职业伦理的具体实践。如在行政领域，美国联邦宪法规定，议员中如有三分之二一致同意，就有权驱逐议员。违反伦理准则的议员会受到开除、指责、训诫、罚款、谴责、暂停职务或要求道歉的处罚。参议院设有“参议院道德特别委员会”，负责管理、解释、强制执行《参议院公务行为规范》，明确规定“议员从事违反道德的行为同样会受到开除、指责、申斥、罚款、定罪、停职或被要求道歉等处罚”。大法官会议设有“司法道德委员会”，负责监督司法伦理行为规范的执行。在媒体领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用国家宪法直接规定“禁止政府对言论和新闻的事先检查”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的实现必须借助政府的积极行为，因此美国在1966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联邦各州相应制定了《公开会议记录法》等。

五、当前研究美国职业伦理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正高度重视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动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当前，我们从加强我国职业道德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入研究美国职业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研究美国职业伦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借鉴美国职业伦理中合理的基本道德价值理念，丰富和完善我国职业伦理道德的基础理论。纵观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历程，世界各国的伦理道德水平总体上是进步的。虽然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对是否存在普世道德仍然存在争论，但随着人们的思想开放和精神文明进步，对于道德真理性的普遍意义已经有了可贵的共识。特别是在职业道德生活领域，由于不同国家或社会的职业劳动具有相同的或几乎相同的工作规律、劳动手段、服务对象、质量要求、效益期待，因而在职业道德方面比其他的道德类型具有更多的“人类共同性”。作为美国职业伦理建设中具有指导性和基础性的一些道德价值理念，如“诚信”、“公正”、“平等”、“自由”、“尊重”、“责任”等，同样应当在我国的职业道德建设中得到高度的重视。

第二，研究美国职业伦理，有益于我们学习发达国家相同行业应当遵守的具体行为规范、准则、戒律。美国作为西方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社会管理等各方面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强盛的综合国力是以整体上第一流的职业劳动推动的，而第一流的职业劳动恰恰就是以各个职业最为合理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为支撑的。行政伦理、工商伦理、科技伦理、媒体伦理、教育伦理等在美国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与之相关的职业人员、职业集团、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对这些职业人员在职业劳动中应当遵守怎样的具体行为规范、准则和戒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协调和民主产生的过程。如果我们放弃自己头脑中仍然存留的一些道德教条主义和道德形式主义的东西，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道德求真的精神把美国的上述这些领域的职业伦理规范和要求与我国现有的同行职业道德要求相比较，会发现美国职业伦理中有许多比我们更为严谨、具体、周密的规范和要求，它们是该职业劳动规律和特点的反映，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吸取的。

第三，研究美国职业伦理，有益于我们有选择地利用美国职业伦理的道德管理经验，积极建构各行各业面向实践的道德规范管理体系。美国的职业道德管理在首先强调和重视从业人员个体的“道德自律”、“道德修养”之外，非常重视借助道德民主管理手段的职业伦理方面的“道德他律”。与我国目前在职业道德管理方面过分强调和依赖政府的从上到下的行政干预、行政命令为特点的管理方法明显不同，美国的职业道德管理通常借助四种机制。

一是公司企业或基层职业集团的职业伦理管理。美国大多数的公司、学校、研究机构一般都从自身职业道德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制定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声明、职业伦理准则，而且通常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的之后，根据客观效果和面临的新问题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更新和完善，并且在公司企业或基层职业集团内部制定了对员工和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状况优劣好坏的监督和奖惩机制，有的还设立了专职“伦理顾问”，把职业伦理作为企业和团队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是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伦理管理。美国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在职业伦理建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多种多样的工商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协会、教育协会、新闻媒体协会、行政管理协会、教授协会、工程师协会等，都有自己的专业伦理规范和准则，设有对协会成员职业道德的评价督促机制。每个行业协会都倡导自己的职业伦理，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大众和公共利益，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行业的职业集团的声誉和利益及从业人员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三是政府与公共权力机构的职业伦理管理。美国职业伦理建设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发挥政府的行政监督作用，及通过道德立法、法律援助的方式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予以实践和完善。如政府对工商企业不道德行为的行政处罚，国家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立法、科技伦理立法等。我们知道，道德与法律都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而法律则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维系的，两者各有特点，互相支持。美国通过职业道德立法的方式来推进职业道德建设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

四是媒体与社会舆论的职业伦理管理。在美国，反映职业道德现状和公众舆论批评的新闻媒体在职业伦理进步与改善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网络和传统媒体成为促进职业道德不断完善的积极力量。凸显公平正义和社会良心的媒体与公众舆论乃是当代促进各行各业职业伦理水平不断提高的助推器。从我国职业道德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入考察并参考学习美国职业伦理的这些道德管理经验，有利于切实提高我国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管理和运作机制。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5

1.“图书馆职业伦理”概念范畴的多种观点

学界普遍将“图书馆职业伦理”与其它概念等同或混淆使用。

第一种将“图书馆伦理”“图书馆专业伦理”代替“图书馆职业伦理”。如付立宏认为：“图书馆伦理是指图书馆人（即图书馆全体员工)在图书馆活动的全过程中完善自身素质和协调图书馆内外部利益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以及在行为上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准则的总和。”杨开荆提出图书馆专业伦理，是指图书馆专业组织制定有关图书馆员伦理规范，使图书馆员在从事图书馆例行工作时，有一定的专业规范可以遵循。换言之,是指图书馆员这个行业向社会公开展示集体形象的职业伦理方面作为图书馆员自我约束的专业素养与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令大众明了图书馆员的存在价值，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所共识。”以上两种表述中的“图书馆人”“图书馆员”都是同一主体，即图书馆职业人员。所以，其实是指图书馆职业伦理。

第二种将"道德”等同“伦理”，从而将“图书馆道德”等同“图书馆伦理”,进而等同和代替“图书馆职业伦理”。代表人物有沙勇忠、李国新观点如：“伦理与道德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对伦理与道德不作严格区分。”“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通常是由职业规范与职业精神构成的。”“图书馆职业伦理，或称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图书馆职业将一般伦理学运用于图书馆职业实践而形成的,关于图书馆职业“是”“非”“善”“恶”等根本问题的准则。

第三种主张区分伦理与道德，但却将“图书馆伦理”与“图书馆职业伦理”颠倒。如沈光亮认为，我国对伦理与道德往往不作严格区分，伦理建设也多视同于道德建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伦理建设的重大误区。他认为：“图书馆职业伦理就是图书馆管理服务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以图书馆为主体对图书馆管理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将图书馆伦理概念表述为：“以公共知识信息服务为价值导向，在图书馆活动中长期总结出来的、用以规范图书馆职业活动和调整图书馆各种职业关系的原则和规范。且提出，图书馆“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应统一规范为“图书馆伦理”更为恰当…1。可以说，他的前一种表述中“以图书馆为主体”说明是指“图书馆伦理”而不是以馆员为主体的“图书馆职业伦理”;后一种表述接近针对“图书馆职业伦理”的理解，但却是“图书馆伦理”的概念。

第四种是不区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但在认同“职业道德”等同“职业伦理”的基础上，建议使用“职业伦理”。如赵亚兰、陆自荣认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和“图书馆职业伦理”两个概念都是合适的概念；同时，当“图书馆员”是指职业群体时，“图书馆员职业伦理”也是合适的。另外，从“职业伦理”与现代化关系的角度、从强调制度规范约束作用的角度、从国际惯例的角度，建议图书馆研究中使用“职业伦理”。

2.图书馆职业伦理”相关概念的涵义及论域辨析

2.1图书馆伦理与图书馆职业伦理

图书馆伦理与图书馆职业伦理两个概念所指的主体不同,所以其伦理角色和职责及重点等也不尽一致。

(1)图书馆伦理所指的主体是图书馆这种社会机构，而图书馆职业伦理所指的主体是从业人员，或称图书馆员。可以说“图书馆职业伦理”和“图书馆员职业伦理”原则上讲涵义是一样的只是因为“馆员”可能会产生歧义,所以，建议不使用。

(2)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功能机构，其构成要素为馆藏文献、图书馆员、图书馆技法、馆舍与设备

图书馆员是其构成要素之一。尽管图书馆与图书馆职业紧密关联在一起，一方发生的变化很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改变但是，作为机构的图书馆与图书馆职业在核心价值取向上是有差异的。例如，记录保存、公共物品、阅读、管理、把人们与思想连接起来、平等取用信息更适合于图书馆核心价值;反之，尊重多样性、民主、正义、宽容、知识自由更适合于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同时,作为组织机构的图书馆，其伦理建设强调社会责任的履行，目标则是通过正确的组织行为来昭示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工作准则，以体现社会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伦理建设则强调职业行为的规范，目标就是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来规范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展示爱岗敬业、文明优质等良好的职业风尚；虽然图书馆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道德规范源于对图书馆行业责任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但两者的着力点和建设内容是不同的。

(3)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分工中具有自己的伦理角色，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国家政府对文献信息这一公共资源进行社会分配传播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图书馆是对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存贮、组织、传递和开发，并为社会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信息服务机构，通过其各个要素及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即图书馆活动），体现图书馆的价值与社会作用。图书馆职业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类知识的交流与利用为己任的职业。显然，图书馆从业人员是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具体执行者，通过履行具体的岗位职责来承担职业责任，体现着该职业的社会价值。图书馆职业伦理包含在图书馆伦理范围之内，二者共同的社会职责是一致的。我们关于图书馆伦理问题不能不以图书馆伦理角色为逻辑起点，而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则是图书馆员的伦理角色及道德规范，因为图书馆这个机构的社会伦理职责，要通过馆员这一核心要素来承担和履行,这又是图书馆职业伦理职责。于是，图书馆伦理问题最终仍然要转化图书馆职业伦理问题。

以上二者的区别说明，从组织机构社会分工角度研究讨论图书馆行业的伦理问题时,属于“图书馆伦理”范畴，而从图书馆内部探讨伦理问题时，使用“图书馆职业伦理”更为贴切。

2.2图书馆专业伦理与图书馆职业伦理

Profession的中文翻译为专门化职业,简称专业，在英语文化中的含义有两层：①尤指教育和专门训练的法律、医学、教育等脑力劳动方面的专业和职业;②同行、同业(某一)职业界M。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专业有三种含义:①(名词）高等学校的一个系里或中等专业学校里，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业分成的门类；②(名词）产业部门中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过程而分成的各业务部门；③（形容词)专门从事的某种工作或职业[nl。在这三种含义中，“专业”作为产业部门中的业务部门一般不纳入伦理研究，而作为高校里学科门类或职业的理解较为普

遍，所以需要对这二者进行区分。

(1)专业是高等院校根据不同学科划分的相关知识领域,属于知识和学科范畴，而职业属于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行业分工范畴。专业伦理以职业伦理为服务对象和价值目标，职业伦理依赖专业伦理知识背景。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后者将前者转化落实到职业实践当中,实现其价值归宿。

(2)职业伦理是职业成熟的标志。职业伦理一般是在一种职业出现较晚以后才明确的,但它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表明一种对社会服务的道德义务。专业伦理是职业伦理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达到一定深度的表现。

(3)专业伦理教育是职业伦理实践的前期准备。专业伦理在高校所涉及的是学生和教师，以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学习为主，而职业伦理涉及的是图书馆现为主。

(4)专业伦理与职业伦理的对应关系不全是一对一的，二者的内容范围有交集，互为彼此的子集。某一专业伦理的内容范围不仅限于单一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需要的也不是单一的专业伦理，而是多种复合的。例如，图书馆专业伦理的未来对应职业可以从事教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工作等。而图书馆职业伦理既涉及图书馆专业伦理，还涉及到技术伦理、管理伦理等。

(5)使用“专业伦理”仅仅是一种译法，其实就是图书馆职业伦理。

总之，从知识门类和学科角度探讨图书馆的伦理问题时，应该使用“图书馆专业伦理”表述；而且“职业伦理”的译法比“专业伦理”更能反映真实意思，也较为普遍。所以，在研究图书馆范畴的伦理问题时，使用“图书馆职业伦理”比较准确。

2.3图书馆职业伦理与图书馆职业道德

图书馆职业伦理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区分在于“伦理”与“道德”的比较。

(1)从词源涵义来说，西方的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伦理”源于希腊语“ethos”，义为品性与气禀以及风俗与习惯。“道德”源于拉丁文“rnos”，义亦为品性与风习。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涵义相同,都是指外在的风俗、习惯以及内在的品性、品德，因而说到底都是指人们应当如何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道德与伦理的词源涵义却有所不同。“伦”本义为“辈”，引申为“人际关系”。“理”本义为“治玉”，引申为整治和物的纹理，进而引申为规律和规则。理是事实如何的必然规律，也是应该如何的当然规则。合而言之,所谓伦理，便是人际关系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和规则。于是，从词源上看，“道”与“理”实为一物，同是规律和规则。“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朱熹：《四书集注?学而篇》)构成“道德”一词的“道”与“德”的词源涵义也就都是指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

(2)从概念上看，道德、伦理的涵义与中国的词源涵义一致。我们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五种伦理,却不能说它们是五种道德。如只能说君臣是伦理，却不能说君臣是道德，只有君臣之“义”才是道德。因为，君臣是人际关系之事实如何,而君臣之义则是人际关系之应该如何。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伦理则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又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因此，王臣瑞说中文的伦理二字，在字义上’较之希腊文与拉丁文所指的伦理一词，尤为妥贴恰当。

可见，伦理与道德，在中国是整体与部分关系。伦理是整体，其涵义含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规范。伦理包括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后者就是道德规范，是由前者所决定及推演出来的。

(3)从层次关系上看，道德哲学也就是伦理学。职业伦理学则是集中研究职业道德现象的科学。“‘道德’是指一定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而‘伦理’则是指对这种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按照黑格尔的区分可以表达如下:其一，伦理是道德发展的新阶段。道德是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伦理是抽象的、共性的、普遍的。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对道德的抽象。普遍的伦理是对个别的道德的超越和提升。其二，伦理是法与道德的统一。伦理具有法与道德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其三，伦理或伦理现象，从所包含内容和范围上讲，正是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规范现象的综合与统一，因而更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因此，“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理论中，‘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

以上比较说明，图书馆职业伦理与图书馆职业道德在涵义、范围、层次、论域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应该区分使用。“关于道德的理论，可称伦理学，亦可称道德学。道德在现代语义学上侧重于道德实践，常用来讲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伦理侧重于道德理论,是道德现象的抽象概括。而关于职业道德的理论研究自然也应归属于职业伦理学范畴。所以,在理论研究中，使用“图书馆职业伦理”更具有概括性、全面性和本质性。

3.“图书馆职业伦理”概念使用建议

关于图书馆的伦理问题研究，学界一般是从图书馆组织内部而非行业领域角度，主要针对图书馆从业者，而且对象是职业群体而非个体，既立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的伦理角色，更关注职业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所以，研究中使用“图书馆职业伦理”概念，比“图书馆伦理”“图书馆专业伦理”“图书馆职业道德”更准确、贴切和全面。

通过上面几对概念的对比分析，可以说，无论是付立宏，还是沙勇忠，或者沈光亮，以及杨开荆等学者，他们的表述与其说是“图书馆伦理”或“图书馆专业伦理”，不如说是“图书馆职业伦理”。因此,建议理论研究使用“图书馆职业伦理”概念。另外，还有两点理由如下：

其一,从国际视野看，《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伦理守则》《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员伦理纲领》《英国图书馆协会职业指导守则》及德国《图书馆和信息职业伦理基本原则》，这些名称里的“职业”“伦理”都表明或与“职业伦理”的指向一致。

其二，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职业伦理”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就是一个主要关注对象,涂尔干和韦伯都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研究职业伦理的。在此，他们所提的都是职业伦理，都是从职业变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社会时期，其中，职业的转型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提“图书馆职业伦理”更能反映图书馆职业转型的目的和需要。同时，提“图书馆职业伦理”也反映职业发展、职业建设的需要，这不纯粹是转型时期的一个问题，而是对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都是如此。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6

一、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对法律职业人素质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意欲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法可依”的完备法律体系固然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良法之论证、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素质。尤其在今天我国法治变革的大背景下，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养即“法律职业伦理”值得倍加强调。

第一，“法律职业伦理”所要求的道德素养，是法治国家一般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共和国（即法治的理想政治状态）的公民们所独具的发现“真”、求取“善”以及崇尚“美”的事业。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无疑首先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

第二，“法律职业伦理”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仅于此是绝然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像医生循医德、教师遵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相应的法律职业道德。在我国，关于律师与法官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其实包括法官、检察官等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道德都需要重视。试想，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第三，“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乃至化解“司法腐败”困局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而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负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色色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却公正本性的司法腐败，滥用当事人信任的律师、滥用司法权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要知道，学养不足倒是可以“恶补”，制度的不完善亦是相对的。）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基于社会分工及专业化渗透的考量，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养。一是“技术理性”（又译“人为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属于技术问题）；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属于伦理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否则皆不足以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性或自主性以承担应然的社会责任。然而从国内外法治建设的经验看来，依托于专门训练而获致的特殊“技术理性”或专业化才能，法律职业人的自主性倒是不难实现；但牵系着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却是长期难以解决。因此，通过强化法律职业人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无论人们如何强调也都不为过。

二、在改革与发展中加强我国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

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法治国家建设与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司法变革的前景。而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使命的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决于通过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尽管在我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司法律职业人培养事务的宏大法学教育系统，即由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衔接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人教育体系，然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普遍缺失无疑是一大通病，亟待有效地予以化解。（在这里，笔者尊重现实中的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不分的做法，尽管笔者以为强调二者的差异对于一个崇尚“拜词教”语录传统的国家而言确有实际的意义。）

首先，作为未来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为适合法治国建设对“标准的”法律人才需要，教育部在1998年确定了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这十四门课程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应当承认，在假定这十四门课程的内容和主讲教师都符合法治精神的前设下，这样的大学法学教育安排确实有助于构筑起法科学生的合理知识框架。但是，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半壁江山”目前的法科学生课程设置中却是空白。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未能把“法律伦理”或“司法伦理”作为必修课程之一，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等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或律师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出一大本，在法学院这是非常重头的戏。而我们的高等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有的在开，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重头课，要对未来的法律人进行培养，应该把这门课放在很重的地位。”（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其次，作为在职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各种法律培训，同样缺少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法律职业家之治。但是，对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的我国而言，却是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法科毕业生难以进入法政机关，而法政机关的大部分工作者又不是法科毕业生。鉴于各种原由，针对在职的大量法律工作者出身于党政干部或军队转业人员，学历低、业务技能欠缺的普遍现实，20余年来国家一直在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培训，譬如法院系统的业余大学（后改为法官学院或分院）、检察官培训中心等。或许这种“自家人”开办的短期法律培训取代法学教育的“粗放式”做法确实能够有助于快速提高在职人的“达标”数量，但是能否真正地使他们摆脱（党政人员及军人特有的）命令——服从的思维定势，养成坚实的人权、正义、正当程序等法学思维方式和职业道德素养，以应对权利保障与民主化的时代挑战，确实让人生疑。

再次，作为法律职业人“准入”的“准教育性主体”——国家司法考试，关于“司法伦理”的要求与法律职业人应有的素养相去甚远。应当说，顺应法治国家对于法律职业人的需要而施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大进展，对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培养确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准入”法律职业场的一道“门槛”，在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却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不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更是一种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这与司法考试之间并非具有必然的关联，更难说法律职业伦理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培养出来。“（1）司法考试考什么课并不重要，关键是司法考试要反映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2）司法考试再怎么考，能考出知识和部分能力，但考不出人的信仰、人格、修养。在法治社会里，这些必须通过大学法律教育来培育。”（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因此，在发展中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以提升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强化法科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既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培育的历史要求，也是法学教育顺应并推动法治社会发展的使命。

第一，针对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通识标准，重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确有极大的应急性、盲目性。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模糊的。“在迄今为止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出一个稳定的目标”。（贺卫方：《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见于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1678）这样就造成经过几年的大学本科教育，理论水平上该提高的没有提高，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使法科毕业生既不能及时地从事法律事务，又不能较好地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目标的模糊定位导致进入法院、检察院的毕业生没有熟练的驾驭司法活动的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才能胜任，不但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和公信力。这样一来，专业性的、道德性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法科毕业生必然无助于法律职业人共同体的形成。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孙晓楼先生就谈及法律职业人的合格标准问题。他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了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就无怪乎有“法律教育是人文教育和信仰教育”之说。（参见“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法治与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文集，第218页。）惟有这样的新目标定位，法学教育方可真实而有效地提升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或职业责任心。从另一个侧面讲，“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在西方两大法系中，都特别重视加强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都在时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教会学生努力作为一个法律职业人在思维，强化学生的法律至上观念。如英国的法学院“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周世中：《英国法律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在美国，法学院特别开设了司法理论或类似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诊所法律教育的许多内容就是围绕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回顾美国的法学教育历史，诊所法律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时，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第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扬弃”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实”而创新的同时，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实现法律职业人“技能”与“德性”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张福森：《贯彻〈纲要〉精神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见于：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03/content_145437htm）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育的职业性特点，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牛文军：《法律教育传统与法律职业素养》，见于：http://202.207.3.12/work/s04.htm）

第三，在重视“法律家”职业伦理培养的同时，也应十分关注“法学家”职业伦理的教育。由于法律职业人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职业道德等方面有共性，故前述更多的是基于共同体的同质性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实际上，在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训练过程中，除了本科阶段普适教育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予重视外，而对于日后的法学家与法律家两大类职业的道德教育却应有所差别，进而彰显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细分化、定向化“施教”理念。或许是法学家最先注意到“司法腐败”凸显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而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中是不应被忽视的。国内出版的有关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著作，少见有关法学家职业伦理问题的论述，显然这是一种不足。在我国的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加大法学家的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尽管他们并非都会成为法学家）。“……不同的法律职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除了要遵循共同的职业道德外，还有各自不同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但这可能不是法律本科基础教育阶段所能解决的问题。”（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总而言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们必须通过法学教育改革促进法律职业人职业伦理品质提升而努力的志向性目标，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7

（一）困境与选择当代大学教育面临矛盾与困境是：一方面，在教育理念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而另一方面，在实行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第144页。）然而，对于任何文明来说，人文精神才是它的内在的灵魂，科学技术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来自人文精神。正因如此，人文与科技的二元对立引起社会各届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可以说“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早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人文教育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教育体制、培养对象和课程设置等不同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可以说，素质教育不仅能充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而且成为统领和贯穿各种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首先，在我国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科类）和不同层级的教育和学校，从整体上统筹考虑。其次，在我国由党和政府大力推导开展素质教育，一是源于对原有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思，二是为了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全面需要，三是来自于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更新和转变。当今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识教育在保持自由教育精神的同时，并非反对而是修正专业教育，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接受一般教育，即包括人类共同知识经验的学习、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以及基本的做人做事的能力训练。（刘振天：《美国、加拿大高等学校的道理教育》，载《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3期，第44页。）中国学者杨叔子教授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素质教育是绿色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核心。〖ZW（杨叔子：《时展呼唤科学人文的交融——200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综述》，载《中国高等教育》2002年第23期，第26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的《学会生存》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即解放”的口号之后，又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发挥：“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同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这就是说教育要促进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这就是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理解。一切其他的职能，都必须服从于这个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仅是价值引导和自我建构的统一，而且是人们寻求解放的过程。离开了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也就没有一流的教育，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一种自我教育，而不是通常用某种既定知识教导、训导、调教年轻人。大学中的素质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人文（文化）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指的是人的本质，人本身，不是肉体，而是文化，是内在精神——它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人的内在状态，是智慧、悟性、灵性、境界，表现为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说到底素质教育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即广义的“素质教育”。从这个意义讲，以人为主体的原生态的教育可称作人文教育，而以知识（包括技能）控制人的异化教育称为知识教育。（姚国华：《文化重建》，海天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649页。）素质教育的本意就是要培养人的内在素质，也就是人文教育。

二、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这个命题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从纵向角度观察，一个是从横向的角度观察。

1.处于层级结构中的素质教育。如前所述由中国政府推动的全面素质教育包含在各级各类教育活动中，处于大学阶段的高等法学教育，与其他高校和其他科类的教育一样，都是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素质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的更高层次和阶段的素质教育。也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和确定阶段，继续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公民教育、艺术修养教育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解决信仰和哲学的问题，只有文化、信仰和教育三位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人的健全和精神生态。（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69页。）

2.处在不同类型（科类）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从狭义上讲，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指的是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作为法律人，在面对不断完善和纷繁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时，不仅要熟悉法条规定和诉讼程序，而且必须理解和掌握这些关系、规则和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不仅要知道法律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进而提出法律应当是什么样。（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83页。）由于法律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也是一项职业，因此，尽管在中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化和学院化已成主流，但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不仅其最主要目的不复存在，（王晨光：《法律教育的宗旨》，载《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2002年第6期，第41页。）而且将迷失正确的发展方向。反思法学教育这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脱节正是法学教育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80页。）

3.法律职业素养是“法共体”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在中国，狭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经过数年的发展和演变，就从事这一职业的专业要求来说，法律职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层面的基本要求：其一是应当掌握和了解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其二是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其三是应当掌握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这三个层面的基本要求构成“法共体”成员的基本资质。法治的全面推进和最终实现，在一定条件下取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基本资质（这三个资质缺一不可，共同统一于一个个法律人的个体之中。其中职业素养居于核心地位，它使法律知识有了生命和活力，使法律职业技能有了灵魂和方向）。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和法律技能的共同体，而且还必须是一个法律文化的共同体、法治信念的共同体、法律伦理的共同体、意义评价的共同体等等，也就是法律职业素养的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我们能建设一支高度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的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83—84页。）

三、法律职业素养的解析

法律职业与医师职业、教师职业（以及牧师职业）一样都具有强烈的职业特点和行业背景。首先，它们都主要是以人为工作对象的（但有自然人、社会人、生物人以及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之别）。其次，它们都是专业程度很高的独立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职业自身的演变，都走上了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轨道。第三，与其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相适应，这类职业不仅有一整套特定的职业标识、职业规则和职业要求等等为内容的职业制度，而且都有一套与其相适应、相配套的严格规范的教育、考试和培训制度。这类职业内在的职业素养正是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在这类学科专业教育中的集中体现和特定要求，可以说，正是其职业素养的规范要求和鲜明特点，使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员具有一种特殊的职业资质，同时也使得这类职业有别于社会的其他职业。因此，这类职业在大多数国家内都是依靠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的模式。法律职业素养，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有相应的制度化的规范要求，本文仅综合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职业素养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如下：

法律文化——它与法律思想、制度、设施、法官的审判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心理习惯等相关，但不等于它们。法律文化是上述现象背后的共同的东西，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它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法律文化和社会发展贯穿于人类的法律与社会发展史，法律文化因其具有制度性因素，因而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共兴衰。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法律文化出现趋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依赖于法律文化。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文化，成为社会系统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部分，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已时刻离不开法律文化的支持。

中国当代法律文化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复合体，既包括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又包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基本因素。其目标是建成中国的现代化法治。如从立法的角度看，法律文化存在的意义是保证在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之间仍保持前后一贯的精神联系，这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灵魂，也即法律文化之内核。如果缺少这个内核，宪法之下的各种法律，无法在统一观念、原则和价值目标下协调、互适而出现矛盾、冲突，那么其法律体系是缺乏内在联系的一种拼板和机械组合。如再从法律实施看，法律文化不仅能为法律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如媒体关于孙志刚案、居民在家看黄碟案等报道），同时还有助于培养提高执政、行政人员和司法、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从更为深入的角度看，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养成并向法治信仰转换。（张中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8月第4版。）这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法律思维——“法共体”资质的高低与法治实现的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在其三大基本资质之职业素养中，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和思维范式起着关键作用。关于法律思维或法律思维方式，中外许多教授（参见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陈金钊：《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思维、技巧与方法》，《判例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40页；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65—66页；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孙笑侠：《论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法学》2001年第9期，第3页；李龙、周刚志：《论法律家与法学家的思维范式》，《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第45—48页；葛洪义：《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1日法治时代周刊B1版；［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都有独到的论述。就作者的综合归纳而言，法律思维（或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在维护法治的旗帜下，根据法律人的品性，逐步形成的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定势。这些思维定势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这本身即是法律职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思维的总体趋向看，法律思维是一种趋于维护法治的思维。只有具备法律思维才能称之为法律人，这是靠专门训练和实践而形成或养成的。概括起来说，其一，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秩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其二，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思维，需要依靠一系列的法律语词。这种思维在于主体接受法律的规范作用，运用职业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并将法律规范作为思考事实法律意义的参照系即根据法律分析事实。（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孙笑侠：《论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法学》2001年第9期，第3页。）其三，法律思维是一种程序性思维，注重活动过程以及标准的形式性和法定性。（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孙笑侠：《论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法学》2001年第9期，第3页。）其四，法律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注重缜密的逻辑，冷静对待情理和情感等因素。（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孙笑侠：《论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法学》2001年第9期，第3页。）其五，法律思维是一种判断性思维，不能模糊或隐喻。其六，法律思维还具有保守性思维和经验性思维的内涵。

法治信仰与法律精神——树立对法治的信仰是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成功与否的核心要素。信仰法治，就是信奉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以正义为内核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现代法治具有三个维度，即价值、技术和制度，其中价值是法治三个维度中最为重要的维。（徐品飞：《法治：价值与政治的重解读》，《法制日报》理论专刊2003年1月9日，第9版。）现代法治的价值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根，并在其滋养下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的价值、个人尊严和幸福理想的执着追求，其法治之法必然是以保障促进个人自由为核心之法。（杜宴林：《法制现代化——以人为本》，《法制日报》理论专刊2003年4月10日，第11版。〖ZW〗）换句话说，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人权加法治等于民主。民主的表是法治，民主的里是人权，理想的法治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和谐的状态。（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周刊2002年9月16日，B1版。）信仰法治，就要以民主法治为使命，适宜法治、实践法治、成为以宪政和法治的自觉捍卫者。

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直接来源于法律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法的内容、法的形式和法的精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映象。这种反映和映象可能是正确的、近似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扭曲的。法律意识是整个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法律意识的形成，既依赖于人们通过实践对法律现实与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与体验，又有赖于以前积累的思想材料。法律意识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和可变性的特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培育法律意识的目的是要依靠一种进步的与科学的法律意识作指导，形成正确的法概念，制定出一套好的法律规范与原则，建立一套好的法律制度，保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最有效的执行与遵行，使法的作用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李步云、刘大军：《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73—79页。）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具体讲，包含四层意思，第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第二，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活动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第三，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第四，是高层次人类精神活动的成就与结晶。可以说，现代司法理念包含了对法治的信仰，实行法治的宗旨和法治的价值追求，因而是法律人的灵魂，是衡量法律职业者够不够格的重要标准。现代司法理念的主要内容有：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效率、司法廉洁、司法程序和司法职业化。（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培养现代司法理念系列讲座》，《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周刊2003年1月20日，B3版。）

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经过法律化的伦理，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一般伦理之中，是一个国家一般伦理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是法律的品质基地。法律伦理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既包括法律职业者的从业道德规范，也包括法律制度本身的内在伦理。后者仅指法律制度本身的内在伦理。作者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法律职业道德仅指广义上的法律伦理的第一层意思，即指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遵守的相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职业伦理准则。其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要忠诚于法律，要公平对待当事人，要廉洁自律等等），该概念中的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与法律制度的内在伦理是内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服从于后者，随着民主法治的建设进程，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必然越来越严。在社会各种职业结构中，法律职业理应高于中间一级的要求，成为最高职业道德的践履者。（齐延平：《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第12—15页。）徐显明、孙笑侠等学者认为，职业道德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治家的道德，这是社会的最高的道德要求；二是职业道德；三是公民道德。他们认为法律职业道德在各类职业道德中与医师的相近，居于第二层面的最高点，甚至达到第一层面的要求。而在法律职业中法官历来被社会称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其职业伦理在法律职业中应当是最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是指法官在改造司法职能过程中或者从事与之相关的活动时，在法官职业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合。其核心内容是“品行良好”。（葛洪义：《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1日《法治时代》周刊，B1版。）2001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法官职业道德的六项基本内容：第一，保证司法公正；第二，提高司法效率；第三，保持清正廉洁；第四，遵守司法礼仪；第五，加强自律修养；第六，约束业外活动。

法律语言——与司法机关、司法活动性质相适应的应当是法言法语。法律正是通过法律人专

用的法言法语向公众语言转化，并成为我们称之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葛洪义：《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1日《法治时代》周刊，B1版。）随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刑事法治新理念、新原则的确定，司法诉讼活动也将以纯正的法言法语展示司法公正和司法中立，并注重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凸显现代法治文明和回归法律本位。

法律方法——一般而论，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疑、价值衡量及法律论证等。上述方法对于法律职业者来说，在解决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定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第一，借助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第二，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方法。律师通过说理，说法活动和使用不同的法律方式，可以有效和巧妙地克服（说服）法官的主观臆断，阻止法官成为司法领域中的专制者。而法官则可针对不同情况通过法律方法的综合运用增大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第三，法律方法论改变着我们对法律的机械认识，使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的活生生的法。（陈金钊：《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思维、技巧与方法》，《判例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7页；《关于“法律法与法治”的对话》，《法学》2003年第5期，第9—22页。〖ZW〗）当然，这些方法往往是由法律人综合运用的。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篇8

[关键词]公务员；伦理培训；人事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4-014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公务员公共伦理胜任力提升机制研究”（编号：14BGL081）

自二战以来，随着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式微，公务员在其行政过程中具有自由裁量权开始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1]，因而伦理培训被认为是公务员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对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学者弗里德里奇和芬纳分别提出了内部控制[2]和外部控制[3]两种方法与途径，前者强调对行政人员进行辅导、教育、培训以及职业社会化，使其行为源于一系列内化了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而不是源于外部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和程序；后者强调只有法律和制度控制被用在行政管理中才能产生出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公共行政人员要处理的仅是功能理性（实现既定目的手段的理性运用）并把实体理性（目的本身的评价）留给政治家去处理。[4]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模式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控制方法与途径的理论基础上，在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专业等层面对美国公务员进行了在职伦理培训的实践探索。

一、美国公务员四种在职伦理培训模式

美国学者阿普里尔，哈耶卡根据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的内涵和特点把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模式区分这四种典型模式：合规伦理培训模式、诚信伦理培训模式、融合伦理培训模式和集成伦理培训模式。[5]

（一）公务员合规伦理培训模式

公务员合规伦理培训模式是由卡罗尔，刘易斯首先提出。这种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的中心在于个人。合法性是其主要特征，强调公务员要遵守法律条令和规则而不应该做什么，以遵守法律上正确的行为作为其预期的培训结果。它依赖于外在的、消极的、被动的和法令的强制，而不是内在的信仰、价值和态度。正如刘易斯解释说：“主要是一种规范性的、强制性的、惩罚性的、甚至胁迫性的途径，这种伦理方法旨在促进对最低标准和法律禁止的服从。它是通过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而不是纯度完美无缺的工作而得以强迫。”[6]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伦理法律和机构的准则与规则方面的知识，并帮助公务员增进对道德法规具体应用于角色的了解以及他们将如何受到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学习方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训练有素的专家通常是法学家，通过他们把法律知识传授给参与者。虽然老师讲授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规则遵从是这种伦理培训模式的主要内涵和特点。

（二）公务员诚信伦理培训模式

诚信伦理培训模式也是由卡罗尔・刘易斯首先提出。这种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的中心也在于个人。但它的主要特征是规范性的或倾向围绕着基于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标准。诚信伦理培训模式企图引起对公共服务精神、伦理标准和价值观的注意以及创造一种道德推理过程以便激发模范行动或道德操守，道德推理过程的发展和精神态度与道德素质的结合优先于灌输具体的标准和规范的行为。其重点在于促进以自我责任感和道德自律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品格。它依赖于内部的、积极的、主动的和自愿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处罚、控制或诱因。首先，诚信伦理培训模式的课程着眼于构成这一领域的规范性基础的某种精神和伦理标准，由罗尔所提倡的政体价值，[7]由斯蒂福斯、金和博客斯所提倡的公民身份，[8]由弗雷德里克森所提倡的社会公平[9]或由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这一专业学会所制定的原则[10]构成了其伦理标准。其次，鼓励一种道德推理方法，从而形成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伦理问题的过程，而不是像合规伦理培训模式那样把重点放在行为标准的灌输和道德行为的培养上。第三，通过思考道德模范的生活和他们所拥有的品质来探索公务员应该具有的美德。最后，要学习如何应用于道德决策过程以便解决公共工作场所中的道德问题。培训的预期结果是帮助公共管理者发展自己以道德上正确而不是法律上正确的方式进行行为的伦理自主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伦理决策的伦理标准和过程成为培训内容的主体。讲授的老师更多倾向于创造这样的一个教育过程，使参加者有机会变得对伦理规范和价值观敏锐，并发展在公共服务实践中的应用那些伦理标准的反射性能力。

（三）公务员融合伦理培训模式

为了应对对合规伦理和诚信伦理的批评，刘易斯提倡把合规模式和诚信模式两者结合成第三种模式即公务员融合伦理培训模式――对正式的法律标准的遵守和转化为个人道德责任的道德判断力的培养。融合伦理培训模式试图强调公共行政人员个人既遵循法律义努力采取人们认为是道德上正当的行动的必要性。因此，公务员融合伦理培训模式就典型地体现了既遵守法律又遵守规范的两者倾向。这样的伦理培训模式将两种课程领域结合在一起：（1）公务员要履行客观责任，必需了解法律条令或规范和最低标准以及这样的伦理法律将如何适用于在实践中。（2）确定公务员伦理标准和价值观，例如，体现在民主精神或职业伦理守则中的那些伦理标准和价值观，老师传授有助于公务员运用这些原则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操守的道德推理过程，并使用道德典范作为鼓励实践公共服务美德的榜样。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都可用于实现这些目标。

（四）公务员集成伦理培训模式

公务员集成伦理培训模式针对的是前三种模式被批评只在公共管理中的“个人”层面的一种回应，公务员“组织”对伦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前三种模式所忽视。集成伦理培训模式批评对个人职业伦理微观上的强调，并坚持认为正确的职业伦理分析单元是组织或者至少是组织内影响行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公务员伦理培训只针对的是“个人”行政人员，那它不可能有效。如果公共管理者的工作场所不支持或者更糟糕而阻碍合乎道德的行为，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够期待他们怎样合乎道德。因此，集成伦理培训模式改变了分析重点，改为强调组织与个人之间关系是维持负责任行为必不可少的，把伦理培训中最常集中的主要分析单元――个人行政人员――转移到个人行使职能的组织背景上来、集成伦理培训模式虽然把法律义务纳入培训计划，但更多的重点放在组织结构和气候都支持个人以可靠的法律和道德为基础而行动这样的组织背景的规范性发展上。集成伦理培训模式主张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先决条件是情境，工作在不良组织气候中的训练有素的人是不可能产生道德操守[11]。因此，分析层次必须包括组织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特里・库珀为集成伦理培训模式提出了最终范例。他坚持认为伦理培训必须同时考虑到四个要素：个人的伦理素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社会期望。[12]总之，集成伦理培训模式认为只有既专注于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方面，又促进发展对个人的外部和内部控制的伦理培训，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集成伦理培训模式主要采用的学习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培训模式的做法

美国公务员四种在职伦理培训模式在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专业协会等四个层向进行了具体实施，起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联邦政府层面

独立的实施机构是基于1978年的《政府伦理法》而设立的政府伦理办公室（OGE）。OGE的使命是为政府雇员树立高尚的伦理标准并增强公众对政府业务被公正诚信地进行的信心。具体而言，OGF负责在行政部门内部行使领导权以防止发生在政府雇员身上的利益冲突和解决确实发生了的冲突利益。OGE内部下设有四个部门：法律总顾问和法律政策办公室（OGCLP）、机构计划办公室（OAP）、信息资源管理办公室（OIRM）和行政办公室（OA）。法律总顾问和法律政策办公室（OGCLP）为雇员建立并维持一个统一的政府伦理法律框架，为行政机构制定伦理政策和为利益冲突法律和其他伦理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机构计划办公室（OAP）下辖三个部门：计划审查部、财务披露部和教育与计划服务部，主要负责监控以及向执行机构提供伦理培训和教育材料。计划审查部对机构伦理计划进行现场审查以确定该机构是否有适当的计划，财务披露部管理1000名总统直接任命人员和125名指定机构伦理官（DAEO）的报告系统以确保符合公开和保密的财务信息披露政策，教育与计划服务部向执行机构提供支持服务：开发教育材料，管理伦理培训课程，向机构提出建议，举办政府伦理年会，出版《政府道德快讯》，维护伦理信息中心以及其他职责。每个联邦机构需要选择单个雇员作为机构指定伦理官（DAEO），负责确保机构伦理计划是在OGE监督下被设计和实施的。DAEO负责将报告发送到计划审查部进行计划评估。DAEO确保在60天内对任何不足之处进行修正。联邦政府的政策要求行政部门雇员每年最少进行一个小时的伦理培训。

联邦政府层面的伦理培训课程一般遵循的是合规伦理培训模式。每一场伦理课是三个半小时之久并且是由来自OCE的管理分析师和律师进行团队教学。学习方法结合使用了讲座、录像带、幻灯片、案例分析和互动视频游戏。课堂内容侧重于究竟什么样的伦理法规适时有效并因此变革以满足法律上修改的需要。课堂教学成员主要是由机构指定伦理官（DAEO）、监察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美国律师组成。通过信息资源部和伦理资源图书馆可以获取伦理培训材料，其中包括视频、宣传单、小册子、手册、讨论大纲和基于计算机的培训模块。其内容包括了7种伦理培训科目，另外还包括有当前伦理法规、行政命令和其他法律材料。

（二）州政府层面

根据政府伦理法规理事会（COGEL），所有州都已成立了伦理委员会来处理如下问题：政治活动与选举的行为、政治运动的公共资金筹措、竞选捐款的披露和监管、公共官员和雇员的行为标准、公开任命和公职候选人的个人财务披露、说客的登记、游说活动的监管和披露以及公共会议和记录的公开。在州政府层面，在职伦理培训也是压倒性地以合规伦理培训模式为导向的，偶尔尝试其他三种模式的伦理培训。例如，华盛顿州的伦理培训内容就是学习本州的伦理法律，其中包括：向其他雇员教导伦理法律，教授技巧以帮助雇员解决日常的伦理困境，帮助他人以作出最好的伦理决策，告诉同事如何最好地把伦理整合到工作场所中去，告知伦理是如何好地改善客户服务和成为公共部门机构的一种宝贵资源。

（三）地方政府层面

如伯班克、芝加哥、休斯敦、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圣何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样大城市甚至一些如加州的丘拉维斯塔这样的小城市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伦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工作的大部分是向咨询伦理法规的市政官员和员工提供教育、培训和咨询意见。这些伦理委员积极争取市民在自主、执法权力和足够的资金方面对他们的支持。美国地方政府更愿意尝试不同类型的伦理培训。

（四）专业协会层面

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美国公共服务伦理培训最前沿的专业团体的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CMA）已根据不同的接受力进行了所有四种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CMA）在界定专业的伦理要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兰特（1988）指出，1924年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CMA）就公布了其最初的伦理准则。[13]汉考克（1992）指出，ICMA伦理准则一直是最成功被采用的伦理准则之一，因为管理者受审于同行人。[14]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CMA）还开发出了一种基于伦理准则之上的“自救”式伦理方法。这种成套伦理培训材料包括一本被称为《伦理因素》[15]的领导者指南，附带一本文字资料《伦理洞察力、伦理行动》[16]和其最新的读本《伦理前缘》。[17]为了促进城市管理者的负责任行为，该计划提供三套独立的课程可用来培训新员工、主管、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行政长官。课程内容包括：伦理取向、个人伦理和工作场所中的伦理管理。研讨会期可以进行半天或全天。学习方法包括练习、案例分析，讨论问题和讲义。

三、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模式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在以下方面，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和学习。

第一，培训理念上，坚持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他律与自律的结合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和必然要求是进行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的前提和基础。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以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应该成为对我国公务员进行在职伦理培训的理论基础，也应该成为我国学界和实际从业者的理论共识。美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四种模式的发展演变就体现了这种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伦理共识。

第二，培训内容上，从“最低”标准到“崇高”理想，从专注“个人”素质到“组织”变革，形成完整体系

“无法律就无行政”，公务员必须依法行政。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遵从法律规范，不做法律禁止做的事情就是公务员的道德“底线”，即“最低”要求。因此，我国公务员在职伦理培训首先就是要教授公务员相关法律知识和相关行为规范，了解相关法律和相关行为规范所禁止他们做的行为。这也体现了合规伦理培训模式所要求的内容。但对公务员来说，光有“底线”伦理即“最低”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它易于阻碍公务员做出超越“最低”标准的行为。法律上“合法”的可能在道德是“错”的。因此，公务员的在职伦理培训既要有“最低”要求的“底线”伦理，更要有崇高道德理想和实现崇高道德理想所需要的道德知识、技巧及其践行能力。崇高道德理想体现为道德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信仰和态度，体现为道德主体的“终极伦理标准”。实现崇高道德理想所需要的道德知识、技巧及其践行能力体现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能力，体现为道德主体对“终极伦理标准”的运用能力，体现为道德主体在面临伦理“两难”（“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时，能够结合当时情景，做出恰当的、符合“终极伦理标准”的伦理决策并贯彻执行的能力。从道德“最低”标准开始到道德“崇高”理想结束的内容也符合公务员个人道德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规律。根据科尔伯格关于个人道德成熟水平理论，[18]当个人的道德水平处在“后习俗层次”这一最高水平，个人才开始形成了道德“自律”，才能够根据自我心理认同的、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如诚实原则）而行动，这样公务员道德行为才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必然性。由于受传统“圣人”道德教育的影响，我国特别强调公务员伦理培训内容“先进性”，因此，在公务员实践的伦理培训中，很少从公务员的“最低”标准出发，从他们的“日常工作标准”出发，甚至从公务员伦理培训的“课堂纪律”出发，往往先从“崇高道德理想”开始，也从“崇高道德理想”结束，内容始终是最高层次的、抽象的“终极伦理标准”，从而容易使培训内容“虚化”而难以把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很显然，如果一个公务员连“最低”道德要求都无法做到，怎能期望他去追求“崇高道德理想”呢？具有外在强制性的“他律”（“最低”要求）他都无法做到，怎能期望他去追求具有内在“自律”（“崇高道德理想”）呢？同时，在对公务员进行“崇高道德理想”的教育和培训时，很少接“地气”即联系公务员在日常实际工作中遇到伦理“两难”，因而很少向公务员传授处理伦理“两难”所需要的道德知识、技巧及其践行能力，因而广大公务员往往觉得伦理培训高不可攀、不可捉摸、无法操作，传授的道德知识也不切实际，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此外，坚持公务员伦理培训合规伦理培训内容与诚信伦理培训内容相结合的前提下，还要把专注“个人”的与专注“组织”的伦理培训内容相结合起来。根据特里・库珀的观点，影响公务员做出负责任的行为既不能忽视个人道德品质对其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对其的影响，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会对公务员个人道德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或支持或阻碍公务员个人道德行为的产生。所以，在职伦理培训需要向公务员传授有关组织发展和组织变革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把行政伦理集成到行政组织制度和行政文化中，从而使组织支持而不是阻碍公务员个人道德行为的产生。否则“不道德”的组织和“不道德”的上级就会使公务员个人失去伦理自主性，严重阻碍公务员个人做出合符道德的行为，这方面的内容对担任领导干部的公务员尤为重要，我国公务员伦理培训在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因而特别需要补充、强化和完善。

第三，培训机制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相关高校和各相关专业协会既分工又合作，形成多种培训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网络体系

上至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地方党委、政府各级部门可以利用其行政等级权威优势，对各级公务员进行以党政法规为中心，以依法行政、不做法规禁止的行为为目的合规伦理培训，以保证公务员的行政行为符合“最低”伦理要求。此外，这些机构还可以主导向各级公务员传授有关组织发展和组织变革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把对公务员的伦理要求集成到各级行政组织制度中，从而使组织支持而不是阻碍各级公务员个人道德行为的产生。上至党中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下至地方党委、地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可以对各级公务员进行以党和国家的政治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伦理培训，同时传授实现这些“崇高道德理想”所需要的道德知识、技巧及其践行能力。相关高校可以利用其学术研究的优势，对各级公务员进行以行政伦理价值、伦理规范为中心、以行政美德培养为目的伦理培训。各相关专业协会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优势，对相关公务员进行以行政专业价值、专业标准为中心，以职业操守培养为目的伦理培训。最后，所有这些培训机构都应该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从而形成从上到下、从国家到社会的相互协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伦理培训网络体系。

第四，培训方法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相结合，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