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工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

全市大部分企业属粗加工企业，高附加值行业少，产品处于产业链条低端，附加值较低。受产业波动影响，部分行业发展低迷。2013年，全市32个行业大类中有20个大类同比下降，11个大类降幅达两位数。全市48家黑色金属采矿业企业产品大部分属初级加工，没有深加工，该行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5.1%，反向拉动工业增长1.24个百分点，亏损企业达29家。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同比下降33.5%，反向拉动工业增长1.03个百分点。

（二）工业投资支撑较弱，后劲不足

重大项目落户并相继达产，是推动工业持续飞跃的巨大内驱动力。近几年全市工业投资并不理想，2013年共完成工业投资235.2亿元，技改投资176.5亿元，但并没有形成拉动工业发展的动力，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为零，没有新经济增量，后劲不强，投资拉动效果明显不足。

二、工业发展的潜力

（一）玻璃行业基础扎实

秦皇岛素有“玻璃城”的美称，耀华玻璃集团曾是中国玻璃行业的龙头。玻璃行业在全市有明显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优势，全市建有玻璃研究院及玻璃博物馆，现有22家规模以上玻璃工业企业，储备了大量人才及技术。二是产品优势，玻璃产品丰富，主要有平板玻璃、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等多种品种。三是特色优势，特种玻璃已成为全市玻璃工业的亮点和特色，星箭特种玻璃公司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指定为抗辐照玻璃盖片全国唯一合格的供货方,公司研发的产品被用于神舟五号至神舟十号航天器上面；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用安全玻璃,为丰田、本田等全球知名汽车公司及国内一汽集团、东风集团配套服务。

（二）金属冶炼业平稳前行

一是生产平稳发展，2013年，全市共有32家规模以上金属冶炼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87.8亿元，增长3.7%，增速高于全市平均速度。二是效益稳中略升，2013年，金属冶炼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78.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三是产品有一定优势，全市钢铁企业的主要产品有生铁、粗钢和钢材。首钢板材公司作为行业的龙头，主要钢板品种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昌黎县安丰钢铁和宏兴实业两家民营公司生产的钢材，在市场中已享有一定的话语权。

（三）装备制造业支撑发展

装备制造业在全市有深厚的历史，中铁山桥集团是发展百年的老企业，在钢桥梁、钢结构产品方面，被誉为中国钢桥的摇篮。2013年，全市装备制造业企业发展良好，风头正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展速度快。2013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130家，完成实现工业增加值125.5亿元，同比增长8.0%，以占规上工业35.5%的增加值拉动全市工业增长2.6个百分点。第二，企业规模大。拥有中铁山桥集团、山船重工公司、哈电集团重型装备、秦冶重工等一批大型企业，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汽车制造业龙头带动效益显著。中信戴卡公司规模大、发展快，201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77.2亿元，带动全市汽车制造业呈现41.2%的快速发展。

三、打造工业经济升级版

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要借助城镇化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气治理等政策的东风，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淘汰一批产能落后企业，上马一批有竞争力、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兴企业，打造秦皇岛工业经济升级版。

（一）抓好区域定位，重点企业先行

受地域范围和经济基础的限制，一个县级经济体不可能同时发展太多的工业产业，所以全市应以局部服从大局、县区服从全市规划为切入点，制定合理的规划，谋划全市工业发展新格局，以龙头产业率先发展为目标，全力扶植优势产业，以龙头带动全面，以点带面全面发展。一是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合理布局全市规划，确立以重点行业重点项目为抓手，确定一至两个区域为先行发展目标，制定行之有效的奖惩办法，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发挥“领头羊”效应。二是加大区域骨干龙头企业培植，在区域定位的基础上，制定振兴区域重点企业的规划，发挥重点企业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强化园区建设，以点带面发展

全市已经初步建成有发展特色的西部、开发区等几个园区，工业集约化的发展势必能带动产业链条的联动，一个产业链条也必定能带动一个园区的发展。一是积极培育汽车配套产业发展。汽车行业是全市新兴的支柱产业，发展前景巨大，有中信戴卡、旭硝子玻璃、邦迪管路等与汽车配套相关的企业，秦皇岛要抓住首都工业企业外迁的契机，主动发展汽车配套产业，打造秦皇岛自己的汽车城。二是积极优化北部山区特别是青龙县的铁选产业。用政府主导引导企业向高端产业发展，打造新的钢铁产业基地。三是推动工农业协调发展，加大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农业物产丰富，应加强对农业深加工企业集约化发展，冲击高端市场。加大对昌黎、卢龙葡萄酒产业的扶持，做大做强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重视人才培养，保障人才需求

国内国外许多成功经验证明，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根本，是企业发展的助动器。一是要注重人才培养。政府应推动企业与大中专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加强对在职技术人员的培训；政府还应及时为企业提供相关培训信息，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企业间人才交流及培训，提升企业人员业务水平。二是要注重人才引进。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奖励，健全人才引进的配套制度，加大对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的引进，做到以职业留人，以环境留人，以感情留人，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三是要注重人才储备。政府应建立长效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到企业发展，企业要对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制定相应的储备计划及奖励措施，防止人才流失，为企业发展储备人才。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经济作为新世纪的战略构想，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即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及一体化。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以文化内容为主导。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大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甚至知识经济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此即，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精神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使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时代。

二是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这就使：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3]。

三、如何发展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一种文化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因此，发展文化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全力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为此，要努力实现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战略转移，着力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1、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进“经济文化化”

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经济的国际合作力度，加强省际、市际、县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大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总的来说，要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突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专门科技人才和高智力资源上来，走集约化的新路子。（3）加强新型工业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协调整合和综合利用，科学统筹生产力布局。（4）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严格控制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建立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使工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率最大，污染最小。

2、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市场运作灵活，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是合理选择。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国家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长期积累的资源，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2）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盘活其存量，增加其增量。此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业化运作示范，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和公益性。（3）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全国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4）对文化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战略调整。首先，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规划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根据我国的实际，应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休闲产业等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再次，科学规划和调整全国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在东部发达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在中西部和山区要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文化企业集团和文化支柱产业，借以形成特色鲜明、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门类[4]。

[参考文献]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我们普及、宣传知识经济更是一种历史责任。至今，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等，从知识经济来研讨面临突出矛盾和挑战，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产业优化升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知识经济的基本内涵概要

（一）知识经济的由来

从时间界定来说，农业经济差不多维系了数千年，工业经济从十八世纪英国掀起工业革命起，大概跨度二百多年。知识经济崛起，从国外文献来看，该概念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世界经济出现“第三次浪潮”，称之为“后工业经济”。以后，有专家提出“信息经济”、“新经济”，1986年英国提出“高技术经济”等。这都为知识经济崛起提供了条件。1996年3月2日，笔者发表了知识经济论文之后，1996年年底，欧洲经合组织提出知识经济概念。1998年，国家主席指示，知识经济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些新观点的出现涉及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对此认识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出于他在《工具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主题观点。他想往一个社会人员知识化的理想社会。

第二阶段：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提出科技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他从生产力高度把知识引入经济范畴。

第三阶段：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比马克思的理论多了一个“第一”。这个第一非常重大。工业社会，西方经济学家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外生的，不作为经济增长的计量。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不仅科技是生产力，而且科技已由从属地位变为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成为一种变革力量，一种创新力量。我在1987年出版的《谁是未来世界强者》一书中，强调20世纪，科技已经构成世界竞争格局的主导力量，谁占据科技高峰，谁将主导世界。我们要站在历史高度来看邓小平论断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科技革命往往伴随产业革命，知识经济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技术革命推动下飞速兴起的，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飞跃。只有科技的推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的时候才有可能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才有可能出现知识经济。

（二）知识经济的定义

知识经济的定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年年底，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年度报告，对知识经济定义作了解读：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信息是一种数据、消息或情报，许多信息也是一种知识。信息、知识、智能有内在的相互关系。

（三）知识经济的本质或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来源于知识创新。没有知识创新，知识不可能成为生产力。什么是知识创新呢？也就是知识在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应用）的过程中，知识不断创新、再创新；创新的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和经济领域中，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说，知识是经济增长或发展之源，知识经济是知识推动力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直接依靠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三个主要环节构成崭新的产业链，对应用这三个环节的研究机构、企业构成了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2.知识经济是智力支撑的一种新型经济。知识不可能自然地成为一种力量。它要经过开发、综合、创新才可能成为一种生产力。人是知识的载体，智力具有收集、加工、传播、运用信息的能力。那么，知识的收集、开发与创新，首先要通过人的大脑功能的智力发挥，也就是要通过智力、智能激活知识，人才和知识（科技）的组合产生了创造力。

简言之，智力是处理知识或信息能力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表现为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还能够对知识加以创新，不仅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能向其他生产要素注入知识含量，增大其高附加值。所以，我给知识经济的定义是智力支撑的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

3.知识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关键在于人运用多种知识的能力。知识创新是一个知识系统运行工程，在于人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思维科学、管理科学，还包括思想、创意等综合智力，才可能把知识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4.知识创新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作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知识因素是科学技术创新，它是知识创新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经济高速、高质量、高效增长的必要条件。

5.管理出效益、起着决策导向作用。知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知识创新本身不等于经济发展；知识创新要依靠管理科学的转化功能，才能使其成为生产力。长期以来，人们不认识管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和革命力量，国人要改变重科技轻管理的思维定式。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曾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生产力“二要素理论”，即资本和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西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提出了“三要素”理论，即知识、资本和劳动力（人力资源），构成经济增长要素；我认为，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管理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而且起着决策、导向作用。知识经济的经济增长可归纳为“四要素理论”，即由知识、管理、资本和人力资源构成现代经济增长要素。管理是软件，管理把诸要素组合成有机整体，才能使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亟须把管理科学提升到科技同等地位来谋略经济社会发展。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一）我国面临两大挑战

1.面临的经济挑战。有专家预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5000美元左右，工业充分发达，才可能有知识经济萌芽的条件。（有人误解，知识经济是一种虚拟经济。今天，发展实体经济已成共识。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首位。欧洲从经历了虚拟经济，去工业化，到看重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的痛苦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才可能有知识经济萌芽的条件。

我国GDP经济总量已达人民币50多万亿元，人均已达6000美元，但经济质量欠佳，其中治污成本消耗了大量的GDP增长值。以2010年统计为例，我国生态破坏的成本高达13.7%，远超过当年GDP增长10.4%。经济发展仍不善于把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使其转变为生产力，缺乏内生经济增长力量。值得指出的是，青年创业者、科技人才有创造能力，或是有技术特长。也就是说，他们有高智力，但往往不知道与人相处，如何运营与管理等。他们的创新得不到投资人的帮助，创新想法只能高高挂上。这就是缺乏情商难成事业。这也是我国科技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对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重大。

2.面临的科技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转化率已达到50%以上。至今，我国科技转化率仅25%左右，推广率只有10-15%，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超过5%，大量专利放置保险箱。我国产业最大问题是缺乏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本土品牌等，其关键技术与工艺仍然依赖进口，大量财富流向国外。这在于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多头管理不协调，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才能提高成果转化能力。

3.我们要抓住科技潮流，发挥后发比较优势。我国面临的挑战，先是经济战略，后才是科技战略，而且是经济战略与科技战略结合在一起。1991年，邓小平就指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并强调按照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来实现现代化管理。这是对知识经济理论的真知灼见。对此，我国仍处于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之中，其关键能否抓住科技进步的潮流，把新技术引入经济活动领域，发挥后发比较优势。

我国一些产业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未能把握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经历过痛苦的转型过程。例如在改革开放后培育起来的彩色显像管电视产业，曾一度达到年产1000万台，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但液晶显示技术的出现时，我们未能作出准确判断，及时将电视机生产转型到液晶显示技术上来，致使我国在液晶电视产业领域再次落后于韩日，并且与显像管配套的整个产业链全部陷入困境。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始终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我们要增强预测未来的意识。如果抓住技术革命的机会，利用好后发比较优势，可以加速实现现代化。但这不是仅仅企业家可以完成的，产业转型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如产业布局、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管理制度、上层建筑如何随之改进、完善等，都需要政府因势利导。

（二）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的评估

1.较大差距。党的十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对城镇化定位，强调“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表明我国将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取代工业文明理念，从工业文明社会过渡到生态文明的社会。这意味着，知识创新能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们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调整生产方式、改变观念和行为，目前从整体上讲，我国知识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奋力追赶。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证明，改革是动力，管理是根本，创新是灵魂。

2.已形成局部性、区域性的知识经济格局。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存在梯度差异的：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今天，即使已经进入或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知识经济的形成，也都是从形成局部的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极开始的，再逐步发展起来。

目前我国也已形成局部性、区域性的知识经济格局。像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有的省市经济技术实验区，还有方正、联想、华为、海尔、长虹、TCL以及航天工业、军工国防工业等现代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就其知识生产能力、知识传播渠道、知识资源，包括人才、科学技术和信息等知识资本的积累和程度，它们已具备了作为我国重要的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极的条件，甚至其知识格局超过西方产业。它们将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起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1.以知识型产业或科技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它们将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将是我国经济或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目前，这个发展方向已在我国兴起。我国还大力推进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目前知识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比较低（约1%左右），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术自主创新的支撑。只有向知识化方向发展，更多依靠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才可能跟上知识经济发展步伐。但没有科学管理，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发展，我们亟须克服“管理西化”的倾向（如产业结构优化标准不能以西方为样板），从国情出发，推动管理科学本土化，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会议召开的背景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两岸长期隔绝,台湾又实行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更加无法进行交流往来。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都作了重要调整,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上来,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时,大陆的对台政策也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在两岸间实行“通商、通邮、通航”。1982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冰冻三天,绝非一日之寒。”《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过去,两岸关系仍然未见有明显的松动。怎么办呢?坚冰必须打破,两岸关系必须解冻。十年“”实际上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也都是中国人。现在“”已成过去,这方面斗争已经结束,难道海峡两岸的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振兴的希望又在哪里?当时中央是邓颖超同志主管对台工作,中央台办是在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进行工作的,于是采取了迂回曲折的学术交流措施,具体做法是通过海外朋友采取相互串联的做法,邀请了一批侨居海外如美、日、欧、加等地的台籍学者来北京开交流会,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

以侨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台籍教授郭焕圭先生为首,邀请的侨居海外的台籍学者,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田弘茂,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林宗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研究员张宗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肖欣义等8人。还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他们除个别人外,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来过中国大陆,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所以都以一种奇特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在来之前,自然已看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报道。张宗鼎研究员来前就听说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到处都是特务,戒备甚是森严,人民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来到北京以后,他拒乘公家车子,自己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走街串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他。后来是他自己告诉别人说:“我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大半天,自由得很,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我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来自日本的大学教授刘进庆,因为我们两人都是研究台湾经济的,提交会议的也都是经济论文,大家一见如故,很快就熟识了。会下,他悄悄地问我:“您和太太是住在一起吗?”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受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说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到处都像兵营一样,男的住一起,女的住一起,没有任何自由。于是我对着他一笑说:“既然是夫妻,怎么可能不住一起?”他听懂了,似乎也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时不禁使我想起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给我说过的一段故事:我到美国与另一位同事同行,拜访了一位华侨老朋友,坐在会客室以后,这位朋友匆匆叫来他的两个孩子说:“这就是爸爸交结的两个‘’朋友!”两个孩子大惊失色地小声嘀咕说:“怎么‘’也和我们一样?”我把这个故事也告诉了刘,我们亦相视而笑,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啊!

会上的交锋

邀请与会的海外朋友,观点上全是偏“独”的,大陆内地邀请的自然又都是偏“统”的。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统”、“独”两大派的观点交锋,不过会议要求大家应是理性发言,正像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在会议开幕词中说的,应本着“心平气和、互相切磋、求同存异、反复研讨”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

大陆方面参加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阚念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赵复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李家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士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顾问张宣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盛愉,共9人。同时,大陆亦有6名在职台籍学者,即厦门的朱天顺,北京的周青、廖秋忠,上海的郭昭烈、郑励志,贵州的黄威廉等参加了会议。

学者们围绕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讨论,但分歧很大。在历史方面,有些台籍学者质疑关于“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提法,竟然把郑成功、清朝政府与荷兰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这就歪曲了事实,结论自然也是不对的。在现状方面,他们又把看成外来政权,这也是不对的。至于说在台湾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台湾人民,共产党同样是反对的,但不能把同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混淆为与异族之间的矛盾。在未来方面,他们认为,台湾应成为“新而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并认为、共产党,孙中山和,历史上都曾发表声明支持“”,这是把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战后“已经回归祖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混在一起,自然更不对。未来在台湾,“”不会有出路。在所有这些方面,双方有过激烈交锋,但总的说来,还都是理性的,平心静气的。

沟通是化解心结的桥梁

会议交流是沟通的一个好形式,沟通又是打通相互关系的好桥梁。这一次学术交流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看到了沟通的好处与重要性。它可以清除堵塞,疏通管道,引进暖流,增进了解,化解心结,增强互信。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长过程,是一个需要认真、细致、长期、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过程,决非一两次会议、一两次沟通交流就能实现的。

通过这次学术交流的沟通会,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实事求是,收获是大的:

表现之一:许多台籍学者初步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大陆学者也初步了解到,台湾为什么会有些人如此念念不忘地希望实现“独立”;双方如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交流沟通,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定会有好处的。费孝通教授在开幕词中引用了李白的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思是说,台湾海峡不应当成为蔽日的浮云。

表现之二:我们看到了双方学者在几天内就有一个从“紧张――缓和――再紧张――再缓和”的过程。开始时,他们感到自己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心理自然难免有些紧张,但亲眼所见,耳闻目睹,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心情就缓和下来了。后来开会了,“统”、“独”观点对立,也难免有些紧张,但看到对方都心平气和地说话,有理有节,温文尔雅,于是情绪又缓和下来了。

表现之三: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次交流会是成功的,也看到了这一次交流会对于后来开展两岸交流的推动作用。像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8月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参加者也是20多人,台籍与大陆籍各占一半,新人和老人各占一半。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成立,全国台湾研究会成立,这两个机构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联手,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由间接转为直接,由中小型变成大中小型并举。这时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逐步作了调整,于是两岸学术交流会趋于常态化了。

表现之四:“以文会友”成为两岸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参加会议者,每人都要求写一篇学术论文。两次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我都参加了,写的都是经济论文,第一次是谈台湾经济发展,第二次是谈台湾对外贸易。两次共交了好几位研究台湾经济的朋友,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日本新大学教授涂照彦、日本大学专任讲师陈仁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以及同名的科罗拉多(非州立)大学教授肖圣铁等,并与一些人长期保持着良好的联络关系。

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是相当重视的,当时主管对台工作的邓颖超同志亲自接见,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并希望今后能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务会计报告知识经济发展

一、引言

会计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变化是推动财务会计发展的两大动力。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一种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的定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与以往经济的最大不同在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不再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有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人力资源创造力的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它强调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与经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企业的财务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物价变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和激烈；行业的竞争加剧；互联网在财务会计中广泛应用；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且由于衍生工具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由此可能带来暴利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人们高度关注衍生工具的报告问题；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也日益成为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键所在。

现行的报告体系已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2001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遵循着特定的会计准则，采用规范、通用的格式进行编制，具有综合性、规范性等优点，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有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因滞后于环境的变化而显示出了它的缺陷与不足。本文通过对新环境下传统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的弊端及局限性的分析，就财务会计报告的发展趋势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二、财务会计报告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财务会计报告变革的必要性

会计的发展与企业的财务环境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推动了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则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一些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和表外项目不断增加，人们纷纷指出，传统的财务会计报表已不能充分披露有用的会计信息了论文写作，现有财务会计报告的缺陷与不足越来越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在社会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除了直接投资者、债权人外，企业内外还出现了大量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包括政府部门、顾客、合作伙伴、社会部门等等。企业财务环境的变化，致使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提出了与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完全不同的新需求写作毕业论文，传统工业经济下信息使用者注重的是财务信息，而在知识经济下不仅要获取财务信息，还要获取非财务信息；不仅要获取定量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定性信息；不仅要获取确定的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获取历史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预测信息；不仅要获取企业整体信息，还要获取分部信息。信息使用者要求拓展信息披露的内容，在信息的质量上强调信息的相关性、一致性与及时性。

2、无法满足信息的时效性需求

信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时效性，及时有效的信息能为商家带来滚滚利润，而延迟滞后的信息则可能导致商家丧失商机。现行财务报告的披露无法达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如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要求在年度末4个月内报出，而中期财务报告要求在中期结束后两个月内报出，这样长时间后报出的信息又有多少是有用的呢，能说明企业现在的何种价值？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两个月的时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英国的巴林银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94年底其账面净资产为450亿--500亿美元，而到1995年2月底，该银行已进入破产境地，此时其1994年的财务报告还未完成。由此可见，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已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时较长的报告周期为企业进行各种幕后交易创造了时间条件，如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现象一般发生在年底编制报表前。依据过时的、经过调整的信息做决策，成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3、无法反映非货币信息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力资源、无形资产、数字资产、金融衍生工具等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另外，企业的声誉、其能源的来源及产品的销售渠道等也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些因素无法用货币形式进行描述，所以无法在财务报告中列示。信息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企业生死的竞争，但是由于现有会计报表主要是反映以货币计量的历史成本数据，在会计报表中绝大多数是有形资产的信息，而对大量无形资产的信息无法体现，从而大大消弱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4、无法满足对前瞻性信息的需求

传统收益表是建立在传统会计收益概念和收入费用观基础之上的财务业绩报告形式，它在物价基本稳定、市场经济活动单一、外部风险低的经济环境下是适当的，它能基本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物价的波动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摆脱的现象。二战以后，持续的通货膨胀曾经席卷全球，受其影响，一些技术含量低的资产如原材料以及一些稀缺性资源如土地等的价格急速攀升，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那些技术含量高的资产如电子设备等价格直线下跌。20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金融创新，出现了价格波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改变了传统资产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因而价值相对稳定的观念。会计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历史成本为计量模式的传统收益表缺乏相关性，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其财务报告在危机之前仍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许多投资者认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缺乏前瞻性、预测性的信息，不仅未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还误导了投资者，使其判断失误。

5、无法满足信息的可靠性需求

现有企业会计报表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会计人员对会计报表信息可靠性的影响，即会计人员倾向于粉饰报表。为了合理地反映收入与费用的关系，报告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果，在期末，企业要根据配比原则进行大量的调整和转账处理，虽然对财务数据的处理是以发生交易事项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但是由于这种转账和配比处理带有主观性，加上企业的会计报表对外是提供给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使用的，从企业的管理层到财会人员都希望会计报表能够反映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会计人员带着这种心态来编制会计报表，就使得会计报表带有粉饰的色彩。

（二）财务会计报表变革的可行性

知识经济的兴起,网络的出现同时也为财务会计报告的发展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持，表现在：

1、会计数据的载体由纸张变为磁介质和光电介质载体。

从理论上讲，数据载体的改变，从根本上消除了信息处理过程中诸多分类与再分类的技术环节；利用同一基础数据可实现信息的多维重组，从而为会计数据的分类、重组、再分类、再重组提供了无限的自由空间。

2、会计数据处理工具由算盘、草稿纸变为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并且可以进行远程计算。

计算机的使用数据处理、加工速度成千上万倍的提高，不同人员、部门之间数据处理、加工的相互合作、信息共享不再受到空间范围的局限。这种改变将使会计人员从传统的日常业务中解脱出来，进行财务会计信息的深加工，注重信息的分析，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信息支持。

3、会计信息输入输出模式由慢速、单向向高速、双向转变。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慢速、单向为高速、双向，而且能适应网上交易的需要，实现实时数据的直接输入输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企业愈来愈多地通过网络与业务伙伴进行经济信息的交换与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更多地利用Intranet（企业内部网）进行内部协同工作与信息管理。其结果是会计所需处理的各种数据越来越多地以电子形式直接存储于网络与计算机之中，这样将会计信息系统内化为Intranet的一部分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实时地处理与反映，并利用Internet向企业外部相关的信息使用者，通过网络完成会计对内对外的目标成为了可能。

三、财务报告发展趋势展望

企业财务环境的发展变化使得要求变革现有财务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这些呼声多半来自会计学术界，但也有不少来自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改进财务会计报告的建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即JenkinsCommittee）发表的《改进财务报告--面向用户》（ImprovingBusinessReporting-ACustomFocus）(1994)；StevenM.H.Wallman的《财务会计与报告的未来：彩色报告方法》（1996）；由索特的事项会计发展而来的事项式报告也成为未来财务报告的发展方向之一；理论界讨论的十分热烈的还有：电子联机实时报告；分部报告；交互式报告；差别报告等。

理论界对未来财务报告的种种预测，部分解决了传统财务报告的缺陷和不足，对财务报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因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财务会计报告存在和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研究财务会计报告的发展趋势，可从对其目标、报告方式的分析入手，充分借鉴理论界对财务报告发展趋势的种种预测，确立一种适应未来财务环境，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财务报告弊端的财务报告模式。

（一）未来财务报告的目标与报告方式

1、未来财务报告目标

关于会计目标，当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受托责任观，认为反映经营者的受托经济责任是会计的基本目标；二是决策有用观，认为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是会计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环境的变化写作会计论文，会计的目标逐渐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同样未来财务报告目标也将继续锁定在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快捷灵敏的相关财务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企业的股东结构日趋多元化，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考虑现有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更要将企业推向潜在的投资者，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注意。为做到这些，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要向使用者充分披露有关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盈利预测，现金流量的信息。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随时向外提供信息，同时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仍然要坚持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与可比性，尤其是在可靠性与相关性的权衡中更偏向于相关性。历史（事后）信息满足可靠性，同时也是相关性的基础；未来预测（事前）信息满足相关性，同时应强调对预测信息的规范，尽可能提高预测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后，相关性与可靠性的矛盾就减缓了。两者的相互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2、未来财务报告方式

未来财务报告在信息载体（存储介质）、传递方式与表述方式等方面都将与传统方式作不同程度的告别。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与提高，企业总有一天会取消纸质（书面、报纸）财务报告的印刷与传递，而是在网上信息；信息使用者也不必等待寄送或亲自去获取财务报告。在信息的表述方式上，不再仅限于文字与表格方式，而是更多地运用图形与音像方式恰如其分地表达信息内涵，做到图文并茂，音像俱全，使信息的表达更形象、直观、更易于被使用者接受和理解。因此，未来财务报告应是在网络上转输的、表式信息与音像化信息相结合的，更为简明易懂的一种实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1月1日发出通告，要求上市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杂志上登载年报摘要外，必须上网公告，而且对于在网上的年报信息要承担同样的责任。

（二）未来财务报告模式展望

笔者认为未来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一种以事项会计为基础的，可以向信息使用者充分披露有关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盈利预测，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的更为简明易懂的一种交互式的实时报告。这种财务报告模式借鉴与融合了现有的几种对未来财务报告的预测，它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全面收益报表（第四财务报表）为支柱。

首先，未来的财务报告由于信息量的不断扩大，会显得更加冗长，很可能出现信息混乱甚至污染，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使用上的不便。事实上外部信息使用者总是试图索取更多的信息，源于他们不了解企业的内部经营状况，企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黑匣子写作经济论文，而他们作为投资者或债权人却不得不与企业发生经济关系。因此他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一味要求增加信息量，而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他们又显得束手无策。实际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走进黑匣子，随时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因此，要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借鉴交互式按需报告模式，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让外部信息使用者有限进入企业内部，使之在规定的范围内与企业进行信息交流，从而改变用户被动接受会计信息的现状。同时通过双向的信息传递，使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做到知己知彼，减轻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这种财务报告模式可以使信息使用者通过反馈系统参与报告的生成过程，能更好的满足他们对信息的不同需求。另外，通过交互式报告模式还可以将企业的财务信息置于使用者的监督之下，从而增强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其次，这种财务报告模式是一种实时报告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信息的时效性问题。它通过提供实时的财务信息，为经营决策者和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判断服务。这里所讲的"实时"有相对实时和绝对实时之分。企业可以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视企业自身的情况而定，可以每发生一笔交易就报告一次，实施绝对的实时报告，也可以一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报告一次，实施相对的实时报告。当然，实时财务报告系统对企业的IT技术有较高的要求，但它对于适时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这种财务报告模式通过增加全面收益报表，可以让报表使用者更清楚地得到有关一个企业财务业绩的全部信息，更好的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信息特别是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信息的要求。

最后，未来财务会计报告在计价模式上将向多元计价模式发展，由历史成本计量到公允价值计量，同时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披露信息的范围上将有很大的扩展，将多多反映非货币性的信息，像关于企业人力资源、无形资产、数字资产、金融衍生工具等方面的信息。

未来的财务报告包含大量的非财务信息，这些信息都由会计部门披露，必然会影响会计部门的工作效率。而非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至今未有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把非财务信息纳入会计披露内容必然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为此，在未来的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借鉴分部式报告的观点，可以考虑让相关部门参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比如，有关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由会计信息系统进行确认、计量，同时可由人事部门协助披露人事政策及其变动方面的最新信息;有关销售协议方面的信息由销售部门披露;有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由公关部门协助会计部门披露。在未来的财务报告中，披露部门从会计部门拓展到人事、销售、公关等部门。借鉴彩色报告的观点，把这些部门的信息分为核心与非核心信息。非核心信息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及时使用性，不需保密，可以对外公开，核心信息只由财务部门、企业高层管理当局和董事会主要成员垄断使用，不对外公开。

（三）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资本市场必将获得充分的发展，广大的投资者将逐渐成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重要的使用者之一。他们的经济决策越来越复杂，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将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摆在核心和重要的位置上，相应的改变会计信息重可靠轻相关的现状，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及时性，更好的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

不论将选择何种未来财务报告的模式，在推行之前，首先要完善它的外部环境：

第一，制定相应的会计准则，为确认和计量提供依据。尤其是要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适当拓展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运用的范围。

第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为突破实现原则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说，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目的是不同的，如上所述，财务会计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要考虑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税务会计的目的则是保证国家能够公平、足额的征税，要考虑收益的实现性和确定性。鉴于现有财务报告的附注越来越长，企业在处理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冲突时能够有制度和法律可循。

第三，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作用，为真实可靠的提供财务报告提供外在的保证。规范注册会计师"市场经济守门员"的作用。

第四，会计作为一门规范性很强的学科，拓展财务报告的模式，特别是大量表外信息的披露，必须在政府出台会计准则加以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同时独立审计工作也要随之改进，拓展审计范围，增加对前瞻性信息的审计，以防企业因提供不确定性的信息而陷入诉讼危机之中，也防止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信息。

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对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挑战，适应环境的变化，找寻一种恰当的财务报告模式，是时代赋予会计人员的使命，以上我就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谈了自己的看法，谨希望对会计报告的发展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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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家澍，1996.01：当前财务会计的几个问题--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和不确定性，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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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春晖，2000.12：全面收益会计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6.于振亭，2001.04：对新形势下财务报告改进与发展的建议，财会月刊

7.劳伦斯·A·温巴奇，1997.08：九十年代的财务报告势在必改，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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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端生李征，2001.11：网络经济下会计发展趋势，会计研究

10.陈毓圭，1996.05：围绕信息需求改进企业报告，会计研究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甲午战争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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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R]．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of 1930，Semi-industrialization rose in the handi- craft cotton weaving in some rural areas of North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 tive factors．The handicraft adopted progressive technology and was guided by market in the phase of se— mi—industrlalization．Beeause of the world Capital Economic CrisiS of 1929—1933，the Japanese-Chinese war of 193l and 1937，and so on，the semi-industrialization declined．In Spite of this，the semi—industri— alizat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nd had a grear influence on the Village’s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we ought to distinguish the semi—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cottage—handicraf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企业理论；实体资本；虚拟资本；企业黑箱；道哲学；阴阳

作者简介：徐 鸣（1956―），男，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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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

Key words: Firm Theory; Real Capital; Virtual Capital; Black Box of Firm; Daoism; Yi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