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论文范文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1篇

一、“域”和“阈”的文字源流考察

分析“视域”和“视阈”二词，重点放在“域”和“阈”两字上。两字声符相同，■，或又从土，阈，从门或声，都读作yù，只是形符不同，“域”从土，“阈”从门。

（一）“或”、“国”、“域”

《说文・戈部》：“■，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又从土。”段玉裁注：“既从口从一矣，又从土，是后起之俗字。”可见“域”是“或”的后起字。“或”（yù）本是个会意字，“或”的甲骨文写法是■：左边是“戈”，中间的“囗”表示城墙，并有武器守卫。“或”字的本义是“区域”，吴大徵《说文古籀补》：“或，古国字，以戈守囗，象城有外垣”，后来由区域引申为“邦国”的“国”。后世 “或”假借为无定代词， 邦国义分化出在“或”之外再套上个“囗”的形声字“”（国）。“”（国），《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高鸿缙在《中国字例》说：“国之初字，从囗，一为地区之通象，合之为有疆界之地区之意为通象，故为象形意而属指事符;益之以戈声，故为指示符加声之形声字。周时借用为或然之或，乃加囗（即围字）为意符作国……徐灏曰：‘邦谓之国，封疆之界谓之域，古但以域字为之’是也”。从中看出“国”的本义是“区域”，更早以前写作“或”字。“或”是古字，“国”、“域”都是“或”的后起字。现示例如：

（1）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

（2）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商颂・玄鸟》）

（3）葛生蒙棘，敛蔓于域。郑玄笺：“域，茔域也”。（《诗・唐风・葛生》）

（4）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庄子・德充符》）

（5）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史记・礼书》）

第一例可看出域的本义是“区域”，后引申为邦国、葬地、界限、居处义。再后来引申为近代一个抽象数学概念，如“值域”， 数学名词，函数经典定义中，因变量改变而改变的取值范围叫做这个函数的值域。

（二）“阈”

《说文》：“阈，门榍也。从门，或声。《论语》曰：‘行不履阈’。■，古文从阈从洫。”可知，“阈”的本义是门槛。

《尔雅・释宫》：“晃街阈。”邢m疏：“徽撸孙炎云：‘门限也。’经传诸注皆以阈为门限，谓门下横木为内外之限也。”如：（6）不践阈。（《礼记・曲礼》）

随后过了这个门槛，到了门外，自然就可以看到整个“门楣”了，如（7）仰瞻城阈，俯惟阙庭。（三国魏・曹植《应诏》）

后来由门限就引申出后来的“界限”之意。（8）宜其咽喉九州，阃阈中夏。（唐・贾至《虎牢关铭序》）

所以“阈”字最初是指门槛，因为门槛之意分出门内门外，故而有门限之意。后来慢慢引申出界限的意思。

王力指出“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1]他在《同源字典》中指出“阈”、“限”（亦作）、“y”（亦作“阃”）是一组同源字。

《说文》：“限，阻也，一曰门榍。从阜，艮声。”又：“榍，限也。”《广韵・产韵》：“，门阈，本只作限”。《说文》：“y，门橛也。从木，困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横界于门下者为阈，亦为切，直竖于门中者为y，亦为阃……凡横者直者皆所以为限。”《一切经音义》卷一引《三苍》：“y，门限也。”索隐：“‘y，门限也。’字亦作‘阃’。”《一切经音义》卷二引《三苍》：“阃，门限也。”“阈”属职部，“限”和“y”属谆部，都有门限之意，可见是一组同源字。

“域”字，本义是区域，是人所居住或领有的土地，表示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是可测量、可见的。后来泛指某种界限、范围，如“音域”（ 音域指某人声或乐器所能达到的最低音至最高音的范围）。

而“阈”字，本义是门槛儿。后来泛指界限或范围，如常见的“听阈”（能产生听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

以上我们从“域”、“阈”的字源入手，得出二字都有界限、范围的意思。如下图：

域，《广韵》：“雨逼切，入职云。职部”。阈，《广韵》：“况逼切，入职晓。职部”。二者读音相近，又都有界限之意，笔者推断“域”、“阈”属于同源字。

二、“视域”、“视阈”

翻开《汉语大词典》中视野的解释：①“视力所及的范围” ②指思想或知识的领域。

其中表示“视野”意义时，也就是从某个理论视角下来分析现实问题，两词均有用到。“视阈”除了第一种“视野”意义用法外，第二种情况是将社会背景标示为视域，如中国知网中的《公民社会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等。第三种情况是研究某个小问题，但又不能撇开对小问题背后的大问题的分析，因此一般使用“大问题视域下的小问题研究”的格式，如《均衡发展视域下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等。

但哲学上谈到的“视域”（视域是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则不能写作“视阈”。“视域”（ Horizon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胡塞尔的哲学著作上，他提出“内视域与外视域”（innerer und ？]uβerer Horizont）这两个概念。简单的来说，所谓“视域”（Horizont），不仅仅与肉眼的“看”的范围有关，而且与精神的“观”的场所有关。因而作为哲学概念的视域似乎也可以译作“观场”。譬如彭启福《“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在哲学上只能用“视域”这个词。

而“视阈”除了表示视野意义外，还有表示“临界值”这个意思，此时不能换成“视域”。这里“视阈”是表示一种阈值（阈强度），阈值是指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现示例如下：

（9）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此种间断性：处在任何一个物质结构层次上的物质系统，都不过是一些“关节点”，它只存在于一定的量的阈值之内（主要是一定的能量状态）。（《自然辩证法总论》）

上面例子中的阈值就有界限之意，也就是刺激某体系时，虽然对小刺激不反应，但当超过某限度时就会产生激烈反应的一种界限值。常用英文threshold表示，与阈本义（门槛）有关。“视阈”表示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

为了考察二词在今天的用法，笔者通过在CNKI（中国知网）“全文”条目下搜索“视域”、“视阈”二词，搜出的论文分别是34022篇和20544篇。相关数据如表1、表2：

从表格看出“视域”“视阈”的使用频率大致呈上升趋势，并且“视域”的频率大于“视阈”。1960～1999年二词使用频率较于2000～2014年低，且在2010～2014年段二词均现高频。从而“视域”和“视阈”的辨析也刻不容缓。

笔者在《简明美术词典》中查找“视域”的解释是“透视学名词。眼睛所能见到的空间范围，叫做视域。视角约在60°范围内，所见到的景物才能清晰正常，这叫做正常视域。”[3]据查，在中国知网上“视域”最早出现在1964年《β-C2S的稳定性及防止其在普通水泥熟料中粉化的一些因素的探讨》一文中，“如图8结果发现贝利特发育得很完善，形状也比较规整，从视域内可以看到黄褐色圆形或椭圆形的晶体，边缘轮廓都很清晰。”[4]从这看出“视域”即是按照人眼的视力划分出来的可视区域，是一个透视学名词。而“视阈”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关于我国正常人暗适应曲线的一些观察》一文中，“该仪能自动描记暗适应阈值与时间关系的曲线。侧定的视阈约100，以中央凹为中心。”[5]可以明确“视阈”是指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表示一种阈值。

虽然两词于六十年代已经在论文中出现，可是笔者翻阅相关权威词典，发现“视域”一词释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滞后倾向。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1978年第1版）、《现汉》（1983年第2版）均未收录“视域”一词，仅收“视阈”一词：

【视阈】shìyù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

《现汉》（1996年修订本第3版）、《现汉》（2002年增补本第4版）均收“视阈”一词，而且增加一个义项，未收“视域”词条，只是将其作为非推荐词条附列于“视阈”后：

【视阈】shìyù ①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②指视野：丰富游人的～。也作视域。

《现汉》（2005年第5版）二形皆收，“视域”单列出来作为非推荐词条，具体为：

【视域】shìyù同“视阈”②。

【视阈】shìyù ①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②指视野：丰富游人的～。也作视域。

《现汉》（2012年第6版）二形皆收，并且明显看出表示“视野”义项时，“视域”作为推荐词条，二词地位改变。

【视域】shìyù [名] 指视野：具有国际～|社会考察使大家的～开阔了不少。也作视阈。

【视阈】shìyù [名] ① 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②同“视域”。

通过在《现汉》词典中二词的释义，可以发现“视域”一词早在论文中出现，并且词频远远大于“视阈”，可是词典释义却滞后已久，仅在《现汉》（第6版）把“视域”作为主推荐词条。而且在中国知网论文中，“视域”在很多情况下应用于生物学、医学领域，作为一个透视学名词使用，而《现汉》中未收入此义项，此外，据查得知“视域”与“视阈”作为一组异形词见于《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中，笔者认为这二词不是一组异形词，异形词是是指在普通话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指声母、韵母和声调完全相同）、同义（指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完全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视域”与“视阈”虽然都表示“视野”，但意思并不等同，所以这组词不应该划入异形词一类中，只能看作是一组近义词。

三、结语

“视域”和“视阈”都表示范围，有“视野”之意，表示“视野”这个义项时，《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推荐词条是“视域”。“视域”偏重地理空间上的范围，是可测量的;“视阈”偏重“临界”之意，抽象程度高。现在“视域”的使用频率高于“视阈”一词，随着社会的发展，两个词语的用法会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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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511）.

[2]注：所占比例的数据加起来约等于100%，下同。

[3]薛锋王学林编《简明美术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2版。

[4]冯修吉，黄锦扬，陶景扬，李雅琴《β-C2S的稳定性及防止其在普通水泥熟料中粉化的一些因素的探讨》，《硅酸盐学报》1964年第2期。

⑤吴乐正《关于我国正常人暗适应曲线的一些观察》，《生理学报》1963年第4期。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胡郑丽（1987-），女，硕士研究生，四川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关于萧蓬父先生与蜀学研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主题发言认为，学养渊深而极具诗情的哲人萧先生得益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多棱镜”之近代蜀学的滋养，又自继承了“深人旧学”、拥抱新知、“心态开放、相容并包、哲诗并重、仁智双彰”近代蜀学之精神，并以重识中华文明作为蜀学研究的重心，通过对近代蜀中大家蒙文通、刘咸圻、唐君毅进行评介和表彰，认为近代蜀学具有中西文化相资互补之属性，其特色在于：传统学术的根底厚实，特别是深通经史之学，而又堂庑宽广、心态开放、相容并包、不囿成法。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作了《略述萧父先生的蜀学研究一一兼谈推进蜀学研究之我见》的主题发言：通过对萧先生的蜀学论着及其学术贡献的集中梳理和高度评价，进而建议在资料上“广搜深掘”、在研究上“择原甄微”，并呼吁建立“蜀学研讨会”制度和大力培养蜀学专业性人才，以期绍继萧先生等前贤弘志，大力繁荣巴蜀文化和蜀学研究。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教授感悟于萧老《吹沙二集》中关于“真与美”之关系问题，指出哲学认识是“由真入美”之途径与“由美人真”之结果两者的辩证统一。并指出萧先生“关于哲理、诗心与史感之统一的论述，既为后学指点了研究哲学史须将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审美观照三者相结合的门径”，又启迪我们如何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向重建现性：“由真入美”、人乎其内，通过审视人类理性的发展历程产生历史情感；进而，“由美入真”、出乎其外，从这种历史情感出发，“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由此走向新哲学之创造。

二、关于蜀学与巴蜀文化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在《巴蜀文化时间与空间“维度”讨论》一文中，通过对古人文献、古城遗迹、先秦时蜀王序列、传说中蜀国史料等四个类别的史料分析，指出巴蜀文化历史时间起点略晚于五帝之首黄帝；在与巴蜀政区相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巴蜀文化区的空间范围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稳定的地域共同体，而其核心地域大体以龙门山一一大凉山为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副教授以“研究重视程度和具体成绩”为切人点，对近现代蜀学的发展演变进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认为其大致可分为草创和初步发展、缓慢发展、蔚然兴起三个阶段，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蜀学研究在风气倡导、平台构建、影响扩大、成果取得诸多方面不断推进，使之已然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在大会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兼有巴蜀文明载体和巴蜀文化主体的双重含义之巴蜀文献的重要价值，同时对《蜀中著作记》、《嘉庆四川通志》、《拟四川艺文志》，特别是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着录文献详加分类统计，强调了编纂《巴蜀文献要览》的必要性；他还就本书中“载体”性、“主体”性与“本体”性巴蜀文献分类选录标准和“‘文献概论’、‘类聚群分’与‘专书提要’相结合”的编纂方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四川大学哲学系贾顺先教授认为，古代四川学人“既吸取又创造”，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蜀文化的独特风貌，然而，近代多数四川学人并不墨守理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补中成就了蜀文化中西融合的特点。

三、蜀学与中国哲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默教授认为谯周是蜀汉时期学术界最为广博精深的学者，对谯周及其师秦宓古史之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谯周关于古史的论述虽未突破三皇五帝的框架，但其独具慧眼在于以我国原始社会之三大发明(“钻燧出火”、“结绳为网以渔”、“神农作耒耜”)为据“以定三皇之序”(燧人“为三皇之首”)，并认为“谯周《古史考》与古代君位之传承炎帝之上记以‘姓’，炎帝以下记以‘世’，实为我国原始社会组织由部落而酋邦演进程序之实录”；崔述所言三皇五帝中三五为约数之说，谯周之师秦宓早已论述但未能流传后世。蒙先生还认为，学习古文经的谯周一改以神秘主义释“德”之法，仅“谓之‘水德’、‘木德’、‘金德’，止为各国氏不同文化习俗之表述，而不包含他义”。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蔡方鹿在《刘沅对理学的批判与继承发展》一文中指出：刘沅以求圣人中正之道作为判断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对理学之名、理学道统论、理学心性论、理学知行观及其流弊提出了批判，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认同和肯定理学的价值观和经学观，对理学本体论加以吸取和借鉴，表明在客观上刘沅对理学有所继承、改造和发展，使其学术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而在蜀学史乃至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詹石窗教授对刘咸忻先生的道学研究作了探讨，总结刘咸道学研究的成果在于精辟概括了道教的文化传统和全面梳理了道教的历史脉络与道派传承，并指出刘咸忻秉承巴蜀朴实的学风，其道学研究呈现出“说理透彻、启人心扉”和“考证翔实、独具匠心”两大特点，还高度评价了刘成“考察渊源流派”和“整理经典文献”在中华道学研究史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欧阳祯人主张将刘沅、章学诚、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三大理论来源作为研究刘成先生子学思想之依托，认为刘咸圻在讨论诸子学时十分注重材料的“考校”、文本的“专究”，进而以综合比较之“通论”将“中观之说”和诸子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的境界；刘咸忻独到之处在于：以“整合老孔，立足中观，平和中正、任天圆道、天人相续相连的哲学思想”来评判先秦诸子发展源流和响应五四时期思想的偏执，并对诸子各家各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研究也作了探讨。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刘俊哲将唐君毅的道德思想概括为是“对现代人类的善性追寻”，认为唐先生所言的“内部之自己”乃内在的、真实至善、本质性之心，是其道德寻求的形上之基础，并由此而论述：对于人的道德价值，本质在于“自己超越实现自己”；对于人生的真正目的，基于本体之心的自主自定而“做你该做的”。还就“自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理想化道德生活、“自地‘求不陷溺’”之道德理想主义信仰和“以用达体”之道德实践等内容进行了分析。

四、贯通三教的蜀学之佛道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远国研究员综合前贤对藏川的两种《十王经》等佛教原始经典之考证，认为十王信仰的出现与形成，与佛教的地藏王菩萨、道教的太一救苦天尊的崇拜直接相连，并与四川盛行的大量道教神祗及民间信仰神祗密切相关。认为《玉历至宝钞》详细描述道士淡痴入冥界所见的地狱十王殿善恶赏罚情形，旨于解决佛教地狱主宰说上的矛盾和劝说人们行善以求得救赎。还对宝卷、水陆画、石窟造像等十王信仰表现形式的产生和内容进行叙述，从而说明了十王信仰在四川地区逐步并最终融入大众生活的流传进程。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论述了宗密的和合论是一种宗教哲学本体论、宇宙生成论、宗教修为层次论，是利用宗教哲学的深浅层次不同、宗教修证水平的高低不同，以深该浅、以高该低、全拣全收，来实现三教、教禅的融合，并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徐麟研究员结合原四川佛教会总务长圣钦法师(1869-1964)的生平事迹，着重介绍了其对峨眉山佛教事业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重建祖庭、弘扬佛法，兴办教育、培养僧材，保护教产。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江西省；金牌讲解班；旅游高等教育；同质化；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0-0005-04

一、总论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旅游专业毕业生初次在本行业内就业的人数比例一般在10%～20%之间，造成了旅游行业的低就业率；另一方面，旅游专业毕业生行业内就业又有着较高的流失率，两年后仍在旅游行业就业的不到20%[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旅游高等教育同质化问题严重，“专业无特色，学生无特长，特色不鲜明”是其典型特征。旅游院校在人才培养结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还比较机械、保守，所培养的学生缺乏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成为制约旅游业持续发展和服务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

究其原因，当前我国高等旅游院校虽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其走的是一条“外延式”而非“内涵式”的发展道路[2]。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扩张式、规模化发展以后，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空间狭窄、停滞不前的瓶颈期。过快的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办学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本、专科人才培养趋同；“双师型”师资力量严重匮乏，课程内容陈旧落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欠科学等，以致旅游高等教育未能体现旅游业的综合性要求，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方面难以适应现代旅游行业相关岗位的任职要求。

二、“江西省金牌讲解班”的旅游高等教育实践

（一）成立背景

江西省是旅游资源大省，丰富的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优越的区位条件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十二五”时期是江西旅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顺利实现建设旅游产业强省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但与其不相对称的是江西旅游高等教育的办学现状。江西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人才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江西旅游业高速发展的要求，出现了旅游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旅游人才建设与行业发展不适应、旅游人才培养滞后于企业需求等问题。

为了破解旅游高等教育发展难题，使之能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旅游产业相适应，并促进旅游教育和旅游产业之间良好地互动协同发展，2012年9月，全国首创的旅游管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江西省金牌讲解班”应运而生。作为政、校、企、研协同创新的产物，“江西省金牌讲解班”的目标是成为“立足江西，面向区域，辐射全国”的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二）人才培养“六大改革”

1.选拔方式改革

旅游行业属于服务业，有其自身特有的行业标准和人才要求。唯有把好“入口关”，才能保证学生今后的“出口”。“江西省金牌讲解班”的选拔考核紧紧围绕旅游管理高端应用型人才评价总体要求，着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核心能力，采取专业笔试（中英并举）、口语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三位一体，择优选拔”的方式，对应试学生的语言水平、才艺特长、形象气质、职业能力等综合素质，以及理想目标、思维反应、心理个性等方面，严谨、客观、全面地进行考评。经过层层遴选，33名学生脱颖而出，组成首届“江西省金牌讲解班”。他们分别来自于8个不同的本科专业，形象气质佳，表达能力强，英语水平好，综合素质优。前期不同的专业背景可使他们更好地融汇各专业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彼此学习，共同进步。“江西省金牌讲解班”的选拔模式突破了固有的专业界限，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开辟了旅游高等教育跨专业、跨学科选拔的新路径。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必须遵循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与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3]。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院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是组织教育教学过程、进行教学改革的主要依据。为了推动“江西省金牌讲解班”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学校本着“三贴近”（贴近企业，贴近行业，贴近人才需求）的宗旨，不断凝练专业特色，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使其能更加符合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和定位。

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具有以下特色：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实现综合素质、专业能力、职业方向“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突出现代教育理念，实现旅游管理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创新，使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更符合教育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整合，与就业岗位对接，突出人才培养的岗位指向性，使人才培养在与岗位的不断对接中形成自己的亮点，并以此贯通旅游管理学科课程体系间的内在联系，使课程设置更趋合理，内容更符合旅游业发展现状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此外，“江西省金牌讲解班”还确定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构建可行性、操作性强的“1+X导师制金牌讲解导游人才培养模式”。“1+X导师制金牌讲解导游人才培养模式”是在行业主管部门的统筹和协调下，学校与旅行社、旅游景区（点）等旅游企业联动，共同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卓越人才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按照教育教学水平、专业能力、科学研究水平、协调沟通能力及双师素质等标准，经过严格评估，在校内遴选出一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专业教师加入“江西省金牌讲解班”的校方指导教师团队；在自办实践教学基地和深度合作企业实习基地中，选拔一批职业素养高、业务能力精、创新意识强、协调沟通能力佳、从业经验丰富的一线管理人员组建企业方指导教师团队；将“金牌讲解班”全体学员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学校及企业为每一组学员配备1位校方指导教师和X位企业方指导教师，共同培养符合旅游行业能力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卓越人才，即对学生的培养采取“双导师制”。校方指导教师主要负责学生学习规划的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教学环节的实施、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等；企业方指导教师则按照专业方向中的不同行业岗位，如旅游接待、定点讲解、导游、出境领队、计调、营销等，对学员进行全面指导和培训。

3.课程体系改革

“江西省金牌讲解班”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学科本位”课程观，在“能力本位”课程观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多元整合”的课程观。根据旅游事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总体要求，按照“突出特色，强调能力，注重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通过“精简、融合、重组、增设”等手段，整体优化课程结构体系，构建课程教学模块，加大专业实训比重，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实行专业课程、语言课程及素质教育课程“三位一体”的课程构架，即以紧凑、充实的“金牌讲解”专业课程为主体，如模拟导游（双语）、江西历史与文化（双语）、客源国概况（双语）、出境领队实务（双语）、导游业务、旅游美学等，辅以足量的语言类课程，如旅游英语视听、旅游英语口语、语言与交际等，并匹配丰富的素质教育课程，如旅游接待礼貌礼仪、中外名篇经典诵读、声乐、舞蹈与形体等课程。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旅游行业的认识和理解，拓宽其专业视野，“金牌讲解班”以前沿讲座的形式，邀请行业杰出人才、优秀校友、知名学者等为学生进行学术讲座和授课。行业专家和学者的讲座紧贴行业前沿，开阔了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通过对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持续革新，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使培养方案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挥，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通过教与学的有机结合，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4.师资队伍建设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是建设强校、强专业、强人才培养中最基本的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为办好“金牌讲解班”，在相关部门的大力协调和统筹下，“金牌讲解班”师资队伍建设打破了教师传统的学院归属，积极协调与专业相关的校内其他交叉学科优质资源，在全校范围内遴选出一批学术视野宽阔，造诣深厚，德才兼备的专家学者整合到教学团队中来。目前，“金牌讲解班”总体师资结构合理，业务能力出色，学缘结构良好，保证了教学工作高效有序运行。

学校还通过协调多方力量，整合现有师资资源，引入竞争机制，制定选拔标准，通过评价和考核，在学校内部遴选出一批具有行业一线实践经验的优质“双师型”教师资源，组建改革教学团队。他们分别具有旅游企业咨询顾问、旅行社总经理（部门经理）岗位证书、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领队证等行业证书。此外，学校还主动采取“请进来”的方法，发挥政、校、企、研之间的联动优势，在全省范围内聘请了一大批旅游产业一线和旅游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构建了专家资源库，从而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高水平兼职教师队伍。

5.实践教学“四化”模式改革

本着“学校和企业互动、专业与市场对接”的总体原则，根据“金牌讲解班”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细则，构建了实践教学的“四化”模式，即“实践教学内容市场化，实践教学场所现场化，实践教学师资企业化，实践教学时间持续化”，确保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得到快速而全面提高。根据实践教学“四化”模式改革的具体要求，通过校、政、企、研等多方联合论证，“金牌讲解班”的实践教学环节共划分为三个阶段：

专业理论学习阶段（大学三年级）：“金牌班”学生除了学习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专业理论课程外，还将赴区内大型国际旅行社（旅游公司）、旅游景区（点）等旅游企业观摩、调研、见习实训，提高学生对旅游行业的认知度，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规划职业发展方向。

工学结合阶段（大学四年级上学期）：根据学生确定的职业发展方向，校方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将“课堂”整体迁移到合作实习实训基地。本阶段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教学方式主要采取“在岗”学习和企业现场“课堂式”学习：“在岗”学习主要采取“师徒制”“工学结合”的方式。企业方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岗前培训、岗中轮训，确保学生能获得较全面的行业技能训练，提高实践操作水平。同时，学生在轮训中亦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各职业岗位及其所需要的不同岗位能力，为今后正确选择岗位奠定基础。“课堂式”学习采取集中授课方式，由校企双方指导教师共同承担，在企业现场讲授，将教学计划要求的本阶段理论课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有别于传统的课堂教学，企业现场“课堂式”学习主要采取“启发式”和“研究式”学习方式，师生双方就在岗学习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升华至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无缝对接”。

顶岗与论文写作结合阶段（大学四年级下学期）：经过一年半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操作技能学习和训练，学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高度结合，有能力作为全职员工胜任专业岗位工作，此时学生进入顶岗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将以一个全职员工的角色在旅游企业工作，明确自己的权、责、利，同时遵从企业和学校的双重管理制度。校企双方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其在工学结合阶段的具体表现，以及学生的自我认知三方面来确定其具体顶岗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能力和才智。此外，这一阶段学生还应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鼓励学生将在岗学习中发现和思考的管理问题、经营难题作为研究对象，确保所做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和研究性。学生在顶岗阶段进行论文研究有利于将研究结论在实践中证明、运用和不断完善，达到研究成果科学化及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目的。

6.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革

依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树立教学服务质量观”的总体原则和“以人为本，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和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机制”的建设思路，学校实行了校院“双重监督，分层管理”指挥系统，完善校、院两级管理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基于“金牌讲解班”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此外，为了更加客观、全面了解教学改革实施效果，及时洞察学生对学习生活的意见和建议，学校设计制作了内容详实、评价指标科学具体、操作方式简便的纸质调查问卷，对全体学生进行严肃、规范、全面、客观的“纸质评教”。经过对学生评教数据的统计，有96.3%的学生对“金牌班”的学习感到满意，90%的学生对专业前景充满希望。

三、结束语

旅游强国的核心资源是人才，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当前，中国旅游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将实现从“世界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的新跨越。旅游业未来的发展给旅游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省金牌讲解班”是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新探索，它对切实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是旅游高等教育和旅游产业互动协同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刘宏盈，张娟.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江西农业学报，2009（10）：197-198.

[2]王红芳.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如何适应市场需求[N].中国教育报，2007-07-30.

[3]曾冬梅，黄国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略[J].教育与现代化，2002（2）：79-80.

Empirical Research 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Taking “Jiangxi Provincial Elite Tour Guide Class” as an Example

HE Jian-bo

（Tourism College，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China）

Abstract In the long run， the homogenization problem in talents cultivation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is serious which causes its low degree of overal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order to crack the difficult problems existing in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Jiangxi Provincial Elite Tour Guide Class” emerges at the exact moment which combines talents cultivation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ourism industry tightly. As a good attempt of synergetic development， the class energetically implements system engineering of talents cultivation reforms and enhances the major core competitivenes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cultivate the applied and compound high-end tourism talents to fit in with the needs of tourism industry.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5篇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是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这四种方法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即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划入科学主义类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希望。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的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自觉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说明了辩证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看作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通，认识方法相近。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实际上已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雏形”。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也有相似之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有“两极化”、“非此即彼”的明确性外，还有“中间”状态、“亦此亦彼”的模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非彼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彼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此！’。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模糊数学方法，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用符合模糊性特点的数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模糊性。

1975年，查德发表了长篇论文《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将模糊数学方法拓展到了语言研究领域，形成了模糊语言理论研究模式。模糊数学作为一种处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确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描述人脑思维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中间状态”观点和“亦此亦彼”思想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模糊数学是辩证法的数学化和辅工具。人文主义方法，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固有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就属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也是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中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对于“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人们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对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人们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研究了政治、艺术和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将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心理学运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构想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笔者曾指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他们“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方法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使比较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发扬光大并呈现出蓬勃之势。

二、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方法变革与理论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往往伴随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从各种新的文学方法中汲取了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范畴，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同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特殊标志。对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而言，它“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也就是说，新范畴的出现，在推进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同时，又成为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每种理论范畴，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印记，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是“牢固地植根于‘社会史’”的。从这个角度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不仅有时代的特色，而且有时代的局限。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它所面对的理论资源是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面对的文学实践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因此，其文学理论范畴也主要是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典型、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性、异化、人道主义、阶级性、历史、美学、大众化、艺术生产等，带有鲜明的19世纪的印记。20世纪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结合中国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了选择性过滤，舍弃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历史、美学、艺术生产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联系不够紧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虽然也增加了政治、艺术、武器、工具、工农兵等具有中国革命色彩的文学理论范畴，但从总体上讲，其范畴却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并与文学自身的规律渐行渐远。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更加贫乏，更加丧失了对中外文学的解释力。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除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外，增加了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及部分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文学实践已由批判现实主义、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随着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文学实践的复杂化，虽不能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已经过时，但可以说这些理论范畴确实不够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中，随着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新方法的应用，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如性格系统、功能结构、模糊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情绪记忆、心理定势、审美无意识、平行比较、影响比较等，它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族中的新成员，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这种开放性，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以一种世界眼光和恢宏气魄，吸收、批判、改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融入自己的文学理论之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面向新的时代要求和文学实践经验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也基本上能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实践的交流对话中实现了中国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被当作绝对真理而走向了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被视为文学理论史上最正确的理论而被神圣化。到1966—1976年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总结

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引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系统科学思维方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模糊数学方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亦此亦彼”思想，心理学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内容，比较文学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比较研究。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过分强调经典化而忽视当代性，过分强调坚持性而忽视发展性，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仅仅当作一种神圣经典加以崇拜，一种文学原则加以坚守，一种革命理论加以阐释，将鲜活的社会生活、丰富的文学现象、动态的学术潮流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文学实践、当代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成了一种体系僵化、观点陈旧、面貌灰暗的过时之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和吸引力。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旧有格局和传统思维模式，缩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的距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亲和力与解释力。它不仅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如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阿Q形象、用模糊数学方法分析人物性格），而且科学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实践和当代文学现象（如用心理学解释作家创作中的心理活动、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形象），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活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6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是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这四种方法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即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划入科学主义类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希望。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308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的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自觉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说明了辩证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4]468。“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看作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4]464，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通，认识方法相近。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实际上已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雏形”[1]294。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也有相似之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有“两极化”、“非此即彼”的明确性外，还有“中间”状态、“亦此亦彼”的模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非彼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彼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此！’。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5]318模糊数学方法，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用符合模糊性特点的数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模糊性。1975年，查德发表了长篇论文《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将模糊数学方法拓展到了语言研究领域，形成了模糊语言理论研究模式。模糊数学作为一种处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确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描述人脑思维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中间状态”观点和“亦此亦彼”思想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模糊数学是辩证法的数学化和辅工具。人文主义方法，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固有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就属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也是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中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3]306~307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对于“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人们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对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人们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研究了政治、艺术和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将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心理学运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构想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笔者曾指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6]。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他们“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6]。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方法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使比较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发扬光大并呈现出蓬勃之势。

二、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

方法变革与理论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往往伴随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从各种新的文学方法中汲取了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范畴，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同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特殊标志。对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而言，它“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7]2。也就是说，新范畴的出现，在推进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同时，又成为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每种理论范畴，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印记，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是“牢固地植根于‘社会史’”的[7]8。从这个角度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不仅有时代的特色，而且有时代的局限。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它所面对的理论资源是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面对的文学实践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因此，其文学理论范畴也主要是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典型、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性、异化、人道主义、阶级性、历史、美学、大众化、艺术生产等，带有鲜明的19世纪的印记。20世纪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结合中国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了选择性过滤，舍弃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历史、美学、艺术生产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联系不够紧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虽然也增加了政治、艺术、武器、工具、工农兵等具有中国革命色彩的文学理论范畴，但从总体上讲，其范畴却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并与文学自身的规律渐行渐远。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更加贫乏，更加丧失了对中外文学的解释力。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除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外，增加了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及部分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文学实践已由批判现实主义、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随着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文学实践的复杂化，虽不能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已经过时，但可以说这些理论范畴确实不够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中，随着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新方法的应用，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如性格系统、功能结构、模糊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情绪记忆、心理定势、审美无意识、平行比较、影响比较等，它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族中的新成员，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这种开放性，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以一种世界眼光和恢宏气魄，吸收、批判、改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融入自己的文学理论之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面向新的时代要求和文学实践经验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也基本上能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实践的交流对话中实现了中国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被当作绝对真理而走向了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被视为文学理论史上最正确的理论而被神圣化。到1966—1976年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引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系统科学思维方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模糊数学方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亦此亦彼”思想，心理学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内容，比较文学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比较研究。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过分强调经典化而忽视当代性，过分强调坚持性而忽视发展性，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仅仅当作一种神圣经典加以崇拜，一种文学原则加以坚守，一种革命理论加以阐释，将鲜活的社会生活、丰富的文学现象、动态的学术潮流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文学实践、当代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成了一种体系僵化、观点陈旧、面貌灰暗的过时之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和吸引力。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旧有格局和传统思维模式，缩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的距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亲和力与解释力。它不仅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如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阿Q形象、用模糊数学方法分析人物性格），而且科学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实践和当代文学现象（如用心理学解释作家创作中的心理活动、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形象），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活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7篇

1　引子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变化最为激烈和迅速的时期，知识经济取代了工业经济成为信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支点。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是智力资源，这决定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的：高等教育系统正在进行“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在中国，这种变革集中凸现在大学城的快速兴起上。

中国的大学城建设具有多重的背景和动力。首先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知识经济浪潮中，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新机遇和挑战，产业结构须要调整，大学城建设是其走向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撑；其次是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中国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进行当中，结合大学城的土地需求和聚集效应，大学城建设也被充分的利用为一种城市化手段；最后，高等教育的扩大化普及化使教育走向产业化，大学城的建设相应带动地产、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其本身就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吸引力，建设大学城也成为许多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大学城已不仅作为一种新的大学组织形式或者新的大学运动表现形式，而是在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方面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很多城市把大学城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和产业调整的动力机器，期望其能成为推进城市发展的良方。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速度是惊人的，同时大学城在我国属于一个新鲜的“舶来品”，对于它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经验都是比较缺乏的，加之国情与国外存在相当的差异，都使得我国的大学城建设更加的困难。新鲜的事物必然伴随着新的问题和思考，而在当前这种超常规的建设举措和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而在实际的建设中，也确实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因此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大学城，使其良性发展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已成为学者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2　大学城综述

2.1　大学城的定义

《教育大辞典》是这样界定的：“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这样的表述，基本表达出了大学城的许多特征和要求，但并没有完全的诠释现代大学城概念的丰富内涵。

事实上，对于大学城，许多诸如大学园区、高教园区、教育园区、大学科技园、大学科技城、大学社区、大学城镇、大学区等概念都与大学城相关、相似，由此可发现，“大学城”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笔者以为，按照现代大学城出现和发展的背景来看，无论是大学科技园区、科学城都应该被视为大学城，因为他们具备了相同的开发背景、相同的开发目的、相似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还有许多相同的属性和特点。

“大学城”实质上是一个以大学为核心而构成的、具有特定整体功能和环境特征的城市社区。故当前普遍使用“大学城”这一称呼方式来指代这种近年来各地建设大学园区综合体，也是对大学城作为城市的新型表征定义的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城”所包含的城市概念，应该是有所限制的，它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如果要在城市的体系中寻找一个定位的话，应该处在“城镇”的阶段上。这个定位，是根据大学城实际的功能需求和环境氛围的要求，以及合理的规模所作出的，参看国外比较著名的大学城如剑桥、牛津、普林斯顿等成功先例，这样的定位也可以得到印证。把握这一定位，对于我国目前诸多新兴的大学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2.2　大学城基本特征

2.2.1　大学城的城市属性

科布西埃（le•corbusier）说过：“每所学院或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都市单位，无论大小它都是绿色城市。”大学城是城市的一种形态，这一切决定了大学城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城市属性，这是其区别于普通大学校园的本质所在。大学有着其与生俱来的城市属性，随着大学的扩大，大学的城市化是必然的结果。

2.2.2　聚焦人口的特殊性

大学城的人口组成有比较明显的特点：一、学生数量大。大学生是大学城主要使用人群，占到50％以上。二、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城的居民除了在校大学生和教职工外，从事高科技产业研究和开发的工作人员也是占有很大比例的人群，这类人群都普遍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这样的人口构成，年龄层比较低，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兴趣广泛；受教育程度高，具有相当的文化品质要求，生活质量要求高，这对大学城在配套设施建设上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要求。

2.2.3　特定的功能和功能空间构成

笔者把大学城内部主要的组成功能分为三类，而其分别相对应三个主要功能空间。首先是大学城的核心功能，那就是教书育人，与之相对的就是教学空间；其次是大学城的扩展功能，即研究与生产的结合，这就要求有专门的产业开发空间；最后是大学城的辅助功能，主要包括住宿、运动、餐饮、休闲以及市政等服务功能，它们需要相应的辅助空间。

2.2.4　良好的共享性

各种有形物质资源和无形文化资源的开放性共享使大学城内各个学校减少重复建设、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与异地独立建分校相比，这种方式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能够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放到教学和科研方面，在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时做到提高教学质量。

2.2.5　生态性

当前，国内正在建设的大学城，一般都选址于城市郊区有山有水、生态环境优良的地方，场地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而现代规划，生态观是一个必备理念，几乎在每个方案中都是作为规划原则被提出和强调，因此，新建的大学城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质量、高品位的校区环境和社区环境，成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2.3　大学城的分类

对于大学城的分类，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结果：可以按照大学城的发展历程来分，分为“自然发展型”和“规划建设型”；按照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分可以分为“独立式”、“边缘式”和“内含式 ”；按照大学城的功能设置分，可以分为“单纯教育功能”、“较多功能”以及“综合功能”大学城；按照学生规模分，则可以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大学城。

以上分类主要是建立在大学城某项性质的比较上，其标准比较单一。而大学城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集合，考虑国内目前已建或在建的大学城的特点，笔者将大学城又分为三类，作为已有分类体系的一个补充：

⑴以多所大学聚集，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大学城，如上海松江大学城。

⑵以著名大学为主，结合新兴科技园区，走科技产业发展道路的大学城（也称为大学科技园区），如上海闵行大学城。

⑶充分利用区域内已有的大学资源，发展科技产业的大学城，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强烈的城市大学化表现，如上海规划中的杨浦区东方大学城。

从我国大学城的建设来看，第一种大学城是目前建设较多的，也是大学城发展模式中层次较低的一种，从需求来说这类大学城已基本饱和，从长远发展来看第二类和第三类大学城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产、学、研的充分结合更加有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区域功能的多样性也有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两类将成为我国大学城发展的主要模式。

3　我国大学城现状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大学城定义的探讨和对其基本特征的分析，从最根本的问题来说，我国目前进行的大学城建设大都忽略了大学城最基本的城市属性，忽略了大学城的许多社会性的需要和构成，而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个超大规模的校园在进行建设，这样的建设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错误和偏差：从建设手段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规划概念。“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把握的结果，城市规划更是如此，但是我国现在大部分大学城的规划建设已偏离此道，“一次规划，分期建设”成为诸多大学城介绍的必备语，这样的规划手法缺少足够的灵活性；从建设的结果来看，忽略大学城的本质属性，最后的成果就缺少了大学城应该具备的有机性和活力，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聚集，对于城市经济、文化的推动也是短期的、乏力的。

在认清大学城是一个“城市”的前提下，还必须对于其具体的定位有一个认识。大学城有区别于一般城市的特定功能和人口构成，有特定的环境和氛围要求，参照国外的成功先例，把大学城界定在“城镇”的水平上，是比较适当的，特别是对于我国大学城多数属于完全新建的情况，强调和把握这一定位，在确定规模、构成、城市结构等许多方面都很重要。

纠正出现的错误和偏差，就必须引入城市规划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大学城规划。

4　引入新的相关理论指导大学城规划

首先，大学城的城市性决定了它必须具备相对完整的城市结构系统：要有担负行政职责的管理系统，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还有城市空间系统乃至于城市的产业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大学校园，大学城有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态，也更强调各系统的有机结合，这也就决定了大学城的规划不能按过去的校园规划方式进行，而有必要引入城市设计的方法。

其次，在我国，大学城基本上都属于新兴的城市区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手段之一，这就牵涉到社会和经济学的内容，比如如何才能发挥其城市的功能，如何确定它的规模，如何使其更加的灵活以符合多重需求等，为此，需要借助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的理论以及增进集群复杂性的理论来指引。

再次，不论是从大学城建设的目的还是其本身的发展来说，大学城都属于城市的概念，而不是单纯校园的放大，对于大学城的规划必须从城市的角度出发思考，所以我们必须引入城市规划的概念和理论。

再者，大学城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区域，它肩负着高等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本身就具有校园规划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大学城往往是在短时内聚集了多所大学，现有的学校体制和建设周期，不可能像国外的大学城一样完全的融入城市，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校园规划的理论指导，比如场所精神的研究和大学校园规划整合论。

最后，新兴的后发优势和现代城市的发展必然，使得大学城规划必须充分的考虑生态的需求和实现。因此，我们也就必须了解城市生态学和它的生态规划方法。

当然所有的这些理论都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是相互交叉或者互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理论可以更好地相互融合、共同指导大学城的规划。

5　对大学城的反思及发展构想

5.1　大学城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期间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大学城的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真正意义上按照“大学城”的城市化、社会化要求进行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当作校园的简单扩大、集中化，进而在规划手法上产生偏差。必须承认，纵然负载了许多意义，我国目前大学城的发展状态还是非常简单的集合园区类型，这是长期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管理教育事业的影响的延续性体现，传统的办学模式和校园分隔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的改变。但是走向真正的“大学城”的发展道路是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实现现代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发展到大众化阶段，并不只是一个毛入学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比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是大众型高等教育区别于精英型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而所谓的协同发展，就是大学城建设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和谐体现在两个方面。

市的条件进行沟通，实现“互动”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互相依托。大学城的建设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其发展需要社会的保障和服务，同时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依赖于大学城的支撑，大学城是城市的人才培养中心和科技创新的基地。

其次，大学城本身作为一个“城”，有必要建立一个较完备的社会生态，在现有的模式下引入更多的社会因素和城市建设手段，参考社会手段来完成大学城这一特殊集群的复杂性，达到大学城自身的和谐发展。

5.2　大学城规划结构需要完善和改进

规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延，效益和质量是高等教育不变的内涵，优化结构则是实现两者统一的结合点。对于我国目前大学城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已经可以明确地知道目前规划结构存在的不足。优化结构，将是今后大学城规划发展中最重要和突出的问题之一。

当然，我国的大学城还只能处于城市等级系统中的中小层级，它不是一个“城市（city）”，而是一个“城镇（town）”，清晰的认识自身的正确定位，才能帮助规划者选择合适的城市规划手段来营造合适的城市形态。

由于各个大学城具体开发模式、组成结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不同，大学城的规划结构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固定的模式，但是总结一下国内大学城规划所出现的问题和成功的经验，结合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并且参照国外大学城的成功先例，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⑴规划结构应该有一个合理、清晰的层次体系。明晰的层次结构，能够帮助设计者对各个设计内容更加准确合理的进行定位，增进大学城的组织性和识别性。

⑵强化组团概念，完善组团结构。利用组团的形式，可以较好的实现有组织的规划和发展，对于我国目前大学城快速兴起和快速建设的现状，组团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组织工具。在组团的设计中要注意加强组团间的联系，完善组团内部结构。

⑶完善功能结构，增进结构社会性。完善功能结构，首先需要从贴近实际生活的层面来认识功能需求，加强功能的多样性，其次要注意功能的相互结合，在一定区域内创造丰富的功能空间，最后还要在空间结构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继续发展的空间，增加功能组织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城市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呼唤城市新型的充满活力的知识空间，呼唤“大学城”作为先进的新型城市细胞，带来生长的希望。面对“大学城”这样一个承载了诸多意义的新兴城市形态来说，规划所涉及的内容是庞大的。在“大学城”规划的道路上，虽然艰巨坎坷，但仍是一件值得尝试的有意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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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应用型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改革

一、引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高教界对实践教学和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多数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对实践教学越发重视，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也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因此，要改革以往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注重地方特色，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的一门科学，日益发挥着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所以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仍有很强的应用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实际，突出“应用”二字，提出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分析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分析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其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微观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基础。所以，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从实践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企业或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又可以用于指导政府的决策行为。因此，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2、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分析

（1）章节多，内容抽象难懂。从目前使用较好的几本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来看，章节都比较多，如曼昆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有22章，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16章，岳贤平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15章等。从内容上看，以曼昆编著的教材为例，主要内容有：经济学十大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赋税的代价、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前沿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公式、图形和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发展规律的，比较抽象，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大多数学生反映学起来费劲难懂。

（2）研究方法多，数学知识是基础。随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不断成熟，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但总体来看，还是以实证分析法为主，主要是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及推理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自数学进入经济学以来，它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一是借用了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和全微分等武器，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二是借用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可见，数学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3）图形多、曲线易错乱。为了便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把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理论假设，用图形来直观阐述。但该课程涉及图形分析的章节比较多，而且曲线太多且有相似之处，学生在记忆时往往会产生错乱的现象，要么记错了曲线移动的方向，要么记错了曲线的种类，导致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出现差错。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强化实践教学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十八届三种全会以来，很多高校为了响应 “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精神，纷纷喊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响亮口号，高校微观经济学课程也随之改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落实到位的高校很少，绝大多数高校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师上课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没有调动起来。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对于多数高校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2、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纸上谈兵。

3、教学手段和方法仍显短缺和落后，没有形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一是高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短缺，不能满足教师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其方式主要局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是老师讲，学生听，而且学生早就厌烦了这种被动式学习的方式，根本不想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再者，因章节多，课时偏少，老师需要赶进度，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或课堂讨论。另外，据学生反映，有些老师准备的案例太长或太老，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参与其中进行课堂讨论也是被逼无奈，应付了事。可见，教师从本质上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

4、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薄弱，难以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一方面，为了应付各级评估检查，院系签订了一批经济学实践教学基地，但签订的这些实践基地大多数如同虚设，浮于形式，学生到这些基地实践锻炼的却很少，有些实践基地甚至每次只能容纳一两个学生进行实践，不能满足大批学生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改制后管理者有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在校学生，拒之门外，再加上和专业相关的实践基地少之又少，总体上不能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5、考核方式单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考试方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题型主要有单项、多项选择题、概念解释题、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等，案例分析类的题目比较少见，这些题目主要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对于学生如何根据所学理论结合实践进行判断、分析的考察甚少。因此，对于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缺乏锻炼，没有达到应用型本科教学的预期效果。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1、加大宣传，让师生认识到微观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性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府的许多决策如果能够科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就会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对于企业而言，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与收益分析、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指导他们的选择行为。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师生都认识到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一致的思想、理念和行动。

2、注重教师实践经验的培养，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

一是要让微观经济学的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二是要实行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活动，让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帮助实践经验缺乏的年轻教师；三是组织微观经济学的相关教师进行专门培训，通过培训，掌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和能力；四是要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团队成员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形成科学合理的实践型教学队伍。

3、丰富和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确保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为了改变单纯的课堂教学方法，一方面，高校应配齐多媒体教学设施，满足教师在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以增强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教师应灵活选择案例教学法、素质拓展法、幕课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以便微观经济学理论能够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和经济学原理相关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通过课堂讨论，剖析现实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隐含的本质内容，吸引学生认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和剖析问题的能力。例如针对禁毒还是教育能够减少与相关的犯罪这一问题，教师可以收集一些禁毒和教育对犯罪产生影响的案例，让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做出判断，教师通过讲解和点评让学生真正理解问题的本质，通过案例教学，理论联系了实际，进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2）素质拓展法。素质拓展起源于国外风行了几十年的户外体验式训练，通过设计独特的富有思想性、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户外活动，培训人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方法和训练方式。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经济学的内容设计一些富有思想性、挑战性和趣味型的活动，通过团队合作和理论指导，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如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与影响这一主题进行素质拓展，让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自我实践，展开调研，收集资料，分析大众创业与创新对地方经济所作的贡献，通过素质拓展，理论联系了实际，达到预期的效果。

（3）慕课教学法。慕课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展于过去的那种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新的课程开发模式。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所有的教学资源全部共享到网络上，让学生自学，而教师要在每周组织开展经济学相关的研讨话题，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研讨问题，充分解决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疑问。如教师可以布置烟草垄断行业的讨论话题，让学生课下学习、思考，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上，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有疑问的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老师在现场可以帮助解决问题，通过研讨，理论联系实际，达到预期的效果。

4、加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确保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大学生要进行实践教学，必须想方设法拓展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一是要签订和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相关的实践基地，不能光强调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二是要维护好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要经常性地和基地的负责人沟通交流，尽量请基地负责人（企业的领导）来学校讲学，或带学生到企业进行短期的实践；三是鼓励教师与企业共同研发科研课题，学生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高。

5、创新考核方式，确保成绩评价体系科学全面

闭卷考核方式有其致命的弊端，以考核记忆为目的，缺少实践锻炼的考核。因此，要创新微观经济学的考核方式，要突出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考核，要建立科学全面的成绩评价体系，如总成绩除了考试成绩外，还要将回答问题、作业、课堂讨论、实训报告、素质拓展、相关小论文，章节测试等计算在列，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通过理论的指导进行科学的实践。

（注：2013年海南省应用经济学重点学科（培育）项目基金；2013年海南省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基金。）

【参考文献】

[1] 李霞：浅论民办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优化[J].经济研究导刊，2011（16）.

[2] 李文晶、张华：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以西安翻译学院为例[J].职业教育，2014（12）.

[3] 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9）.

[4] 沈炳珍、姜海波：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综合性改革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6）.

[5] 岳贤平、于振英：微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黄亚钧：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9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着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文艺思想,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 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着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着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 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着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 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着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产教融合论文范文第10篇

对于历史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史料、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已作了高度概括。它重点突 出，观点明确，以纲带目，脉络清晰。而历史高考中，为了有效考查学生的能力，增强主观性试题的效度，也 为了减少评分误差，无论是材料解析题还是问答题，其答案的组织都强调突出重点，简洁精练、清楚明了。因 此历史概括的外部表现是对语言文字的概括。高考主观试题考查概括能力必然包含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 。但语言文字的概括总是体现着人类思维的特征。历史概括的内部实质当为对人类历史的概括性思维——这是 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能力。

人们使用概括一词，习惯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分散、分析相对而言的总括归纳。二是与详尽、具体相对 而言的简单扼要。由于概括的内涵不同，则概括的外延也有所不同。历史概括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四种类型。

从总括归纳方面说，历史概括可分为归纳式概括和点睛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归纳式概括，就是抽取历史事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共同属性、共同特点。 它运用的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如1996年高考47题：“概括指出并结合史实简要说明唐朝文化灿烂 辉煌的原因，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1997年高考48题：“概括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 的相互关系并举例说明”。1998年高考47题第一问“战后日本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各有什么特点？”等 等。由上可知，近几年来高考试题中考查归纳式概括的概率很大。考查的内容范围主要涉及“特点”（特征） 、“历史地位”、“相互关系”等历史要素。此类试题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要求考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 提取共同的因素，从个性中归纳共性，从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结论。下面以1997年高考48 题为例具体阐述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

首先考生必须对有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的也是分散的史实能熟练 地联想起来。对这一步要求大多考生能达到。其次，需要考生对联想到的那些具体史实加以分类，并从中抽象 出共性的一般性的结论。而这一步要求许多考生无法达到甚至想都没想到。许多考生只罗列出：巴黎和会上英 国根据它的“势力均衡”政策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 ，经过五个月谈判才签订《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后，英国拒绝法国的结盟提议；一战前后日本在东亚的扩 张，破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引起美国的不满，导致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并在 该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等等，洋洋百言。如此罗列，决不符合归纳式概括的主要特点。必须对上述赋有个性 的史实加以分析从中提炼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分赃和称霸世界而互相争夺。同样，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共 同策划对苏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巴黎和会成为反苏战争的司令部；协约国为了共同宰割中国签订了《九 国公约》”等史实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而且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相互交织的即在勾结中有争夺，在争夺中也有勾结。

由上可知，概括出这两个方面关系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归纳和抽象是归纳式概 括的前提。上述过程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以历史学上讲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的。而此题参 考答案的成文模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演绎思维形式，从历史学上看是一个史论结合的格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归纳式概括的定义、特点决定被概括的史实或用以举例说明的史实不得少于两例。

（二）所谓点睛式概括是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依据大量事实，把一般性特征提炼升华为普遍意义的发人深 思的哲理、规律（杨子坤先生称此种概括为“综合式概括”、“高度概括”）。它运用的也是归纳思维形式。 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3年新高考52题“试以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的重要史实，说明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 态度。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基本原理？”1995年高考38题：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 ”1995年高考39题“陈启沅题”第二问“综合你所列出的情况，可以得出什么重要结论？”

由上可知，高考试题考查点睛式概括主要集中于1993、1994、1995年。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思想”、 “原理”、“认识”、“启示”、“说明了什么”、“原则”、“实质”等。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理 、由现象到本质；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引人深思；理论要求高，哲理性、规律性强。

点睛式概括是在归纳式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考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引向顶点，这是最高要求的概括。所 答内容已不是对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作出的认定；抽象出的“哲理”、“规律”、“认识” 已超出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但其“精神”、“灵魂”与历史事物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是吻 合的、一脉相承的。因此，准确、全面、深刻地找出并理解“从中”、“据此”的所有内涵，是准确提炼“哲 理”、“规律”、“认识”的前提；否则，所得“规律”、“哲理”、“认识”也只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

从简单扼要的方式方面说，概括又可分为概述式概括和概要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概述式概括是在叙述中，根据表达的需要和题意的要求，不做过细的详写，只粗略地勾勒个轮 廓，反映出历史事物的广度，使历史事物显得完整、全面。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7年高考47题“结合有关社会 背景，概述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衰过程。简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旧中国的历史地位。 ”1998年高考48题“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繁荣兴盛，而科学技术则由发展转为停滞。概 述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并分析形成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由上可知，概述式概括主要适用于问答题的考查。从考查的内容看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基本线索和兴衰过程的概述式概括，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线”；另一种模式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 “面”——某个历史阶段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个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种历史现象的方方 面面或几个方面（如上述1998年高考48题）。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度大或面广，系统性强，答案全面完整 ，重点突出，语言文字精要，言简意赅。

（二）所谓概要式概括就是对繁杂的历史事物简约化，具体的历史事物抽象化，抽取重要内容的大概。这 也是一种难度较大、能力要求较高的概括类型。此种概括大体又分为三种情形：①从历史材料中抽取有关内容 的大概。如1997年高考44题，从四段材料中，抽取李biàn＠①治国方针、措施、后果的大概内容，并要求 表达成文，还限定字数。这一题的出现，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致肯定此乃成功之作，并列进了98年《考试 说明》之“基本题型及其考查的主要能力示例”部分。1998年高考45题“根据上述材料，评述中国代表团在巴 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主要目标、经过、结果、评价）”就属此种情形。另外98年高考46题第一问“以生产资 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概括出化运动的错误及危害”也属此种情形的概括。②从历史材料或教 科

书中概括出有关问题、有关内容的若干个基本要点来。近几年高考对这种概括考查的力度很大。1997年高考 46题第一问“以上材料中，可归纳出关于美国西进运动的那些主要论点？”第二问“根据材料二，指出西进运 动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什么重要结果。”③概括历史材料的核心思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 核心内容。如1995年高考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每一步变革或 调整的主要原因，核心内容以及结果如何？……”

概要式概括主要适用于材料解析题。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概要式概括需 要考生具备非常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还需考生对文字进行化繁为简，化具体为抽 象的改造和润色，需要非常深的文字表达功底。

上面介绍了四种概括类型。从上面所举高考试题看，概括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历史要素：原因、条件、 表现、措施、过程、性质、特点、方式、手段、作用、地位、意义、经验教训、启示、原理等等；从概括的信 度看，有在题问中明确提出概括要求的，也有未明确规定概括要求的——有一点是规律性的，那就是题问中要 求答性质、特点、方式、结论、启示、原理等内容的，不答题问中是否明确概括要求，一般都要求概括地作答 。

二、概括能力的培养

明确了概括的类型和特点，便于我们探寻培养概括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1.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四项10条学科能力，由于其划分标准不一，致使各项学科能力之间呈现出并列、包 含、交叉等复杂关系。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 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 导、史论结合、文字表达等学科能力。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但历史知识本身 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 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

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学习，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 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 线索和客观规律。这与概括的第一种涵义以及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概述式概括的要求，特点是相符合的 。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 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 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 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 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 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 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2.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 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历史高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 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①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如1997年高考48题“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答案，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史 实归纳抽象出的“论”。1993年新高考52题得出的“基本道理”是对“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有关帝国主义 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的史实提炼升华的“论”。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 。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 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 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 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 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 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 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 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②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不仅任何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就是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 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 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洞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 ；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啄，有抽象但不深奥。例如有些学生在解答“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 是怎样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面”的概述）一题时不会概括作答。在回答“大生产运动”这个要 点时写道“在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五震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 地开进杂草众生的南泥湾。他们挥锄如飞，汗流夹背；劳动号子传遍山野，欢声笑语不断。经过他们辛勤开垦 ，南泥湾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上述文字就描写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 情景来说语言已经较概括。但命题却是“大生产运动”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南泥湾垦荒仅仅是“大 生产运动”的一个“点”，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更不需要对南泥湾垦荒这个“点”作过细的描 写。“大生产运动”又是那么多巩固抗日根据地措施中的一个“点”，在此题中对“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也不 可能也没必要进行详细的叙述。此要点可概括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史”的概括，实际上 是历史概念的运用），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的 “论”，与“生产运动”相统一的“论”）。其余要点的概括类同。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 例外。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主要有：

①借鉴 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 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 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 辑层次的知识、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 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②提高笔记能力是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最实用的方法。通过让学生课前试编单元或章节课堂教学提纲，课 后记录读史札记、学史心得，试写历史小论文等形式的训练，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