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艺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9:42:26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壁画与环境空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因为，壁画的题材、形式、风格、材质都要取决于空间的功能与特性，而空间的视觉审美与文化艺术气息则要靠壁画来升华与超越。故此，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满足视觉感官的需求，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二是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就是在审美的同时启人心智、升华思想。
1．1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视觉感官价值
（1）装饰美化环境。当今社会，无论是在公共环境空间还是在私人生活空间，人们往往都会通过形式、内容各异的壁画艺术来装饰美化环境。这是壁画的基本属性，也是壁画应用价值的最直接体现。单调无变化的视觉环境会给人们造成心理压力，也会破坏人的生理、心理节奏。因此，根据环境的需要，融入一定主题内容的壁画，再加上与环境相和谐的风格与材质，就会使原本枯燥单一的环境变得丰富多彩。这不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视觉审美需求，而且还会使身心得到愉悦与放松，进而提高生活的品质。用壁画来装饰美化环境，其独特的视觉特征与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壁画的设计制作要整体考察建筑空间及其空间界面的关系，因为，壁画与建筑及其环境在空间比例尺度上的和谐才能产生美感;其次，就是内容与形式，一件好的壁画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意，在形式上也一定要有其独特之处。作品是否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此外，材料与材质的多元化、多样性在壁画设计中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对不同材料形态美的认识与使用，可极大程度的丰富我们的创作手法。例如，由马克•夏加尔创作的位于美国芝加哥第一银行广场的壁画《四季》就是一个令公共环境美感大增的丰碑之作。它是由来自世界各地二百多种彩色碎石和玻璃镶嵌而成的，单材料的丰富多彩就带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极具想象力地通过儿童视角和笔法，将芝加哥四季轮回的奇特景观再现于大众眼前。此外，淡绿与金黄间杂的色彩配置和周围环境极为契合。无论炎炎夏日，还是数九隆冬，在广场你都会因为那一份童趣景致而心情畅然，忘却原本周边钢筋混凝土所带来的压抑氛围。
（2）拓展改变视觉空间，随着现代壁画技艺的大幅提高，它不仅对环境的美化装饰起到积极的作用，还可以让原有的视觉环境空间得到改变与拓展，从而呈现出新的环境艺术效果。这种拓展与改变主要是从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来实现的。客观上，我们确实无法改变一个空间的实际面积，但是通过对壁画的巧妙利用使人们产生视觉错觉和心理变化，进而从主观上拓展视觉空间，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法。例如，具有凹凸效果的浮雕式壁画，就可以将灯具等物隐藏到墙面之内，使空间层次感、立体感在视觉上得到加强，空间功能得到丰富。再如全景画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视觉空间，全景画作为一种壁画独特表现形式，不仅可以使环境增加平面的视觉空间、加强空间环境的空间感和纵深度，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加强画面深层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英国的《滑铁卢战役》、德国的《茶塔努加战役》、保加利亚的《解放普列文》等都是此类型的经典之作。同样这种方法在家庭装饰、装修时也很常用，将墙面绘制上大面积的风景墙画以加强透视感和宽敞感，从而产生视觉空间扩大的感觉。此外，壁画的位置、内容、形式、色彩、材质等也都是影像视觉空间大小的重要因素。
1．2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文化思想价值
(1)教育启迪民众。这是壁画在环境艺术中应用价值的深层次体现，主要通过多种主题壁画在公共环境的展示，向世人传递先烈英雄、圣人先哲的伟岸事迹、道德情操，从而实现教育启迪的作用。例如，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王锡良和康家钟创作了浮雕陶瓷壁画《井冈山》，在这幅壁画经典中我们除了领略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之外，可以体味革命先烈为了民族大业英勇奋斗的峥嵘岁月，特别是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另外，位于纪念堂由黄永玉、袁运甫等创作的绒绣壁画《祖国山河》也是一幅精品，从这幅壁画不仅可以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可以一睹革命伟人的风采，从而迸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伟人的敬仰之情。除了追忆革命先烈、弘扬革命情怀、引发爱国热情之外，壁画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是价值颇大，比如位于大庆石油广场的壁画《发展缔造未来》就通过花岗岩浮雕的形式展现了“新时期英模群体”“石油勘探开发”“建设学习型企业”“创建百年油田”的画面，不仅体现了祖国建设过程中石油工人的伟大成绩，而且让公众看到了石油勘探的基本过程，同时更是表达了大庆石油工人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良好的启迪教育意义。
(2)传递美学思想。壁画在环境艺术应用中不仅有着较高的视觉审美价值，而且还要蕴含深刻的美学思想，即通过壁画艺术形式的呈现，展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一点对于装饰环境，促进环境布局革新，增强环境的服务功能和文化表现力都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壁画在环境艺术中最高层次的应用价值。它可以借助具象之美、意象之美、抽象之美表达独特的美学思想。我国陶瓷之所以艺术成就突出，就在于进入现代以来陶瓷壁画艺术创作日趋成熟，尤其是在意境营造方面达到了美妙绝伦的境界。我国陶瓷壁画创作大都采用了含蓄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种情韵悠远的意境和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既有文静雅洁之美，又有君子风范，在充满力度和动感的外形中，散发着静态的、充满东方特色的优雅和精致的诗情画意，从而把“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等源于道家、儒家的美学思想体现出来。而日本陶瓷艺术家会田雄亮则在壁画创作中融入了一些非常规的材料，从而把美学思想独特地展现，如在其壁画《水阶》中融入了绘画中不常见的水元素，通过流动的水和朴素无华的无釉陶材结合，使水的轻盈流动与陶材的古朴厚重相得益彰，体现出动静结合、古今融合、刚柔并济的美学效果，从而把环境的奇特氛围以及精神内涵完美表现出来。
2结语
壁画这项古老的艺术与环境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壁画广泛应用于环境艺术的基础。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装饰美化环境、改变拓展空间等浅层功能，而且可以从深层次教育启迪民众、传递美学思想，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一定要根据环境的空间布局、主题内容、社会效应、审美效应等因素充分挖掘壁画的应用价值，既要注重其实用价值，也要彰显其美学价值，从而打造更为和谐的环境艺术。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天圣八年(1030年)说[2]；景?二年(1035年)说[3]；景?三年(1036年)说[4]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5]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6]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7]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8]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9]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0]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2]，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3]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4]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5]
六 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
[1] 余尧《漫话河西走廊》,《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2]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5期，1951年；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
[4]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5]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
[6] 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7]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8] 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9] 王静如《引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33页。
[10]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3页。
[11]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同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2]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
[13]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14]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The Sound of Metal《金属的声音》， 2016
>> 一座花园 建一座心灵的花园 一座完美的花园 遇见了女儿,就遇见了一座玫瑰园 秀美修文:一座城市的生态后花园 语文世界的一座绚丽花园 她的脸上有一座花园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一座嘴唇可以覆盖的花园 当世界只是一座野人的花园 我有一座花园 103个孩子的爸爸，给流浪的心一座花园 旧金山：美国西海岸的一座大花园 心灵闪动：作文教学领域的一座后花园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外二首） 请凿开橡皮人的脑洞，再送他们一座花园 香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一座看不见的果园 星巴克送你一座花园 陪你一座水晶花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遇见一座久未修葺的花园 遇见一座久未修葺的花园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唐安")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The Sound of Metal《金属的声音》， 2016
“喻红：游园惊梦”展出了艺术家近两年创作的19件架上绘画作品，及远赴捷克创作的3件玻璃雕塑作品。“游园惊梦”延续了“喻红：平行世界”（苏州博物馆，2015）中以多重维度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精湛的写实画风并置、拼贴相异时空的场景和人物――横跨了古代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梦境与真实。“游园惊梦”既可作为一个真实空间出现，又是一种精神上的所指，前者是艺术家遇见一座久未修葺的公园，它作为创作元素出现在展览同名作品《游园惊梦》中，后者则包含两层蕴意：一是喻红在创作中长久以来所注重的，作品与展示空间的互相契合，“园林”的含义承接着“喻红：平行世界”中对空间和作品的思考，二则指创造一个无设限的精神空间，用以囊括绘画中人物所经历的平和美好、荒诞戏谑、无知愚昧。“游园惊梦”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喻红对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人性的探究。绘画中对个体的描绘异常真实、直接，甚至裸身出现，艺术家在创作中摒弃了用衣着符号勾连时代的做法，反而剥离掉人的个体差异性，以便能触及更深入的人性探讨。 Crossed Boat《十字舟》， 2016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国内的当代艺术圈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喻红在创作上反而更关注周遭年轻人的生活和内心体验，她描绘了一批在单色背景下，形态各异的年轻人形象，被称为“新生代艺术家”；到1999年开始创作“目击成长”系列，喻红将自画像式的系列油画与现成的史实图像组合放置――她从一个初探者的阶段转入与时代共振的阶段；到了创作形式感强烈的史诗性“金色”系列（2008-2011）的阶段，画面结构更进一步地体现出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绘画、敦煌、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以及西方传统绘画的持续性钻研，所勾连的时间和空间更加广大和深远；到“喻红：忧云”（长征空间，2013），她从对个体形象的关注，转向更加内在的，对人情感和处境的关心；“喻红：平行世界”（苏州博物馆，2015）里，喻红则将现实及人物带入到超越时空的领域中，由此，喻红在一步步拓阔艺术创作范畴的同时，苦心孤诣于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观察作为本质的人群和个体。 Within Reach《唾手可及》， 2016 Watching the Waves《观涛》 2016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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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赛背后的荷赛身影
荷赛身后的华赛 华赛的东方视角与国际认同 “华赛”：一个国家品牌的使命 感受华赛评委观点的“同”与“异” “华赛”――又一扇展示世界新闻摄影的窗口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精神” 参加2011年华赛评选工作的一些感受 观战“华赛” 华赛离荷赛有多远 狂野飞车（华赛金奖） 雨中普京（华赛银奖） “华赛”合资运营存疑 青岛的“野心” LVMH的扩张野心 汇源的野心 成吉思汗的野心 野心的力量 王民的野心 低价酒店的野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华赛”的野心 “华赛”的野心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战争与冲突类单幅金奖 《希腊-马其顿边界上的难民危机》 格尔吉・里克福斯基 欧新社2015年8月21日，马其顿南部城市盖夫盖利亚附近，等待在希腊-马其顿边境的难民在整夜滞留于无人区后，试图冲破马其顿特种部队组成的人墙，冲入马其顿境内。马其顿警察和难民发生冲突，儿童在警民冲突中痛哭。对巴尔干国家来说，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难民危机冲突升级。2.体育类单幅金奖 《撞网》 萨莎・福若姆 《图林根汇报》2015年5月10号，德国施泰格林山体育场。第三次足球联赛，红白埃尔福特足球俱乐部vs杜伊斯堡足球俱乐部，埃尔福特队的尤里・尤特试图拦截住对手球队的射球，摔落在球网上。3.日常生活组照银奖 《等待中的女孩》 萨迪・索里 伊朗摄影艺术联合会17岁的玛莎爱上了一个男孩，并有意要与他结婚，但玛莎的父亲反对这桩婚姻。有一天，她与父亲发生争执，在愤怒中用菜刀杀死了父亲。玛莎的兄弟们要求判她死刑或按同态复仇法处理。4.科技与文化类单幅金奖 《圣费尔明节》 阿尔瓦若・巴瑞奥特斯 美联社2015年7月8日星期三，西班牙潘普洛纳圣费尔明节的斗牛场，一头牛飞跃一群狂欢者。每年，在潘普洛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狂欢者都聚集于此，参加斗牛的八天活动。5.经济类组照金奖 《希腊：经济危机》 丹尼尔・奥乔亚・德奥扎 美联社2015年6月26日，周五，希腊雅典。一名男子走在街上，背后是倒转的壁画。壁画灵感来自于“祈祷之手”，出自于文艺复兴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希腊和其国际债权人之间苦涩的僵局正在延伸至周末。几天之前雅典不得不面对重要的债务截止日期，这一日期将决定希腊是否破产并且被踢出欧元区。6.自然与环境类单幅铜奖 《熊猫们》 亚当・迪恩 帕诺斯图片社2015年12月1日，在中国四川省卧龙核桃坪大熊猫保护中心，身着熊猫服装的研究人员给一只四个月大的雌性熊猫做检查。研究人员穿上熊猫服装是为了确保野生大熊猫的生活环境不受人类影响。
2016年3月25日，第十二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评选结果在成都揭晓。俄罗斯摄影师波诺马尔维斯的作品《彼岸》夺得年度新闻照片大奖。其它8个大项、16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分别被数十个国家的摄影师夺走，其中有18位中国摄影师获奖。
华赛从2005年创立之初就定下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这样的基调下评选上一年图片记录的历史瞬间。与往年不同，本届“华赛”在参赛作品分类上也有些变动。原来的战争灾难类拆分为战争与冲突和灾难与疾病两大类，非战争灾难类新闻改为时事新闻类，另外取消新闻人物类和肖像类，添加了经济类新闻项目。
“华赛是国际新闻摄影界公认的专业性、权威性赛事，但又不仅仅是学术交流那么简单。”华赛组委会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徐祖根说，“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这才是华赛的最终愿景。”华赛的获奖作品通过新闻报道，巡回展览及画册、讲座等形式再次进行传播，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自身的行为，从而推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政治家们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制止战争，促进和平，消除贫困，促进发展。
作为目前中国惟一的国际性新闻摄影赛事，历届华赛的评委阵容都非常国际化，像今年的十三位评委来自五大洲，均有着专业背景和业内影响力，可以确保奖项的专业、公平和权威。但华赛毕竟代表了东方的视角，从主题的确定、奖项的分类到评选规则的制定，均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持，这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新闻摄影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华赛正通过年复一年的积累，逐渐平衡着长期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新闻摄影观。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当代艺术：您的作品基本上是以红色为主色调，有时候作品中会有一些蓝色、黄色、绿
>> 北海新生代水彩艺术家的创作特点研究 多才多艺的视觉艺术家新生代 苍鑫 艺术家作为信息传达的导体 地王的狂欢 两代艺术家的昨日今朝 一代艺术家是怎样成长的？ “自旋”的70年代艺术家 时代的禅意 《当代艺术》杂志访谈艺术家贺祖斌 艺术节，给艺术家们一个狂欢的机会 青铜艺术家王钦的痴情绝恋 王小慧：无边界的自由艺术家 王晓红 口腔艺术家的平衡术 “新生代”美籍华裔导演作品的生命激情 论批评家吴义勤教授对新生代小说的生命解读 “心”的修炼――艺术家邢罡访谈录 偏执的新生代 老去的新生代 谭平：记录生命轨迹的抽象艺术家 陈鹤良“状态是艺术家的生命” 艺术家的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生命的狂欢 新生代艺术家王鑫访谈 生命的狂欢 新生代艺术家王鑫访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生命的狂欢 新生代艺术家王鑫访谈
当代艺术：您的作品基本上是以红色为主色调，有时候作品中会有一些蓝色、黄色、绿色等更接近于原色的色彩，是什么原因，让你采用这种更接近于原色的色彩去表达?王鑫：因为我一开始对色彩就非常地敏感，喜欢用色彩去表达。我觉得这几个颜色，就是好像从我的感受里面提炼出来的一种色彩，最初的时候，还是黑色、白色比较多。这次展的作品，就是后来来北京画的。那个时候当时刚好也是一个转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阳光也挺好，那段时间特别开心，情感上就特别地热烈的感觉，所以叫《太阳之子》，大部分是偏橙色、橘红色。
当代艺术：就是在生活上的那种感觉，让你选择了这种颜色去表现?
王鑫：不仅仅是生活，那个时候主要是对感情上的一种东西，一种关于友情和爱情的东西。当代艺术：在你的人物造型当中，更能看到古埃及壁画的造型风格，这是为什么呢?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王鑫：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都不是我选的，我画任何这种大的作品，都没有稿子，当时很奇怪，就是对原始的一种非常有生命的东西，有一种莫名的好奇，那段时间就不停地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出这样，我奇怪，有时候会喝酒，喝完酒画画，也不知道会画出什么，好像在你的身体，感受，生活当中，就是你画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东西，让我自己都感觉惊讶，真的很奇怪，画完之后才感觉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当时就是有一种原始浪漫的冲动，爆发式的生命力阐述现代或者是一直以来最纯洁的情感。
当代艺术：你做这个东西，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理念，有艺术理念吗?或者是直接凭直觉去做的?因为现在很多艺术家都会给自己灌输一个艺术方法论进去，你怎么认为的?
王鑫：我个人比较笨，没有那么多大脑，就是很简单、很直接地去做这个事情。理论方面，要是在做之前已经给自己创造一个理论基础的话，就等于是又把自己框起来了，是先把自己框起来，再在这个框里面画。
当代艺术：你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艺术家，代表着中国未来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对艺术的一种期望，你希望这个艺术有什么样的发展?
王鑫：我现在还是停留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也不会去刻意地寻求答案，因为这个时代想去寻求一个答案，找一个什么期望，往往都是破灭的，你可以不考虑这个，可以认真地去做，看这个时代，看这代人，或者说看这一群，这几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么多年，你看这个时代这些人会去做什么，会给出这个时代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我们任何的期望，现在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思考，历史，每个人，这个时代到时候会给你答案。当代艺术：在艺术方面，你今后是怎么打算的呢?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鹘；十地菩萨；北凉；西夏；元代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墙，向东延长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独立的两个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墙，而西南角已荡然无存，唯地面尚存墙迹。后室绘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
该窟形制较为反常，前室大，而作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图1），有违常制。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界存在着两种推论，其一，“推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1]。后一种推测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毁之遗迹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曾对莫高窟北区包括第464窟在内的洞窟进行过挖掘，认为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对窟中内容作了如下叙述：
回鹘佛经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
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
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西夏人画菩萨，一区。外画一圆形。西壁正中、上。
观音、普门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广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区，龛顶、四面。
又，一区，龛内、藻井。
回鹘人画菩萨，二区。高三尺四寸，龛门、两旁。
又上有佛各二区，外画一圆形，并有回鹘题字。
贤劫千佛，龛门、顶。
回鹘文，两方，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剥落，龛内东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龛内东壁上、间以花枝。[3]
张氏所言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的问题比较复杂，将于下文详述，这里仅就张氏对窟内壁面题字记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应为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图2）。
其二，前室北壁“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3）。所谓“三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为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张氏所述有误，应改为：
其下中间为汉文与八思巴文合璧书写“唵嘛尼把密吽”右书汉文“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左书汉文“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八思巴文创制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故称“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国字”，俗称“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这种新文字正式颁行全国。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天城体梵文，还有个别新造字母。这种文字虽作为蒙古国字颁行全国，但未能真正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均为黏连语。质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八思巴文名为官方文字，但民间依然使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说驳议
关于第464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即言该窟为“西夏、回鹘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断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后室西壁有所谓的“西夏人画菩萨……观音、普门品……佛”。此后，学界多认为该窟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谓“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学术界多接受西夏说②。近期，西夏艺术史专家谢继胜再撰文考证，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并以之为据，证明风格与之相近的第465窟亦为西夏窟[5]。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西夏说，如西夏石窟考古专家刘玉权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82年完成了对西夏洞窟的分期，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88个，其中莫高窟有77个，榆林窟11个，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来，刘先生对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订，将西夏洞窟分为二期，其中前期65个窟，后期12个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对刘先生分期持有异议的关友惠先生，同样也将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称“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说“尚待进一步确定”[10]。
总之，学界对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两种说法，而以西夏说占主流。那么，西夏说之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因为从洞窟现存壁画中除了所谓的具有“西夏特点”的上师莲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谢继胜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关人员咨询，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读梁[尉英]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5]70
可见，言第464窟底层壁画为西夏者众，但拿出真凭实据者鲜。有鉴于此，谢氏著专文对该窟进行研究，确认该窟为西夏壁窟。遗憾的是，同样未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有四，其一为前室南北壁所见两则来自“大宋”的游人题记。
前室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①阆州阆中县即今四川阆中市，宋代隶属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约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辖赤水县地当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乡，同隶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应为“成都府路”。
二题记书写者皆来自今四川省合川县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现“杨”姓人士，书写位置分处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对应，开首皆称“大宋”，很可能为同行者所书。这些题记不仅不支持谢氏所主西夏说，而且可看作谢说的反证。谢氏辩论说：“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5]71谢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之说，且不论此说是否可以立足③，单就以“大宋”题记来证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了。论者或可作如下辩解：西夏于1036年统治敦煌后，势力尚不稳固，故允许沙州回鹘继续向宋朝贡，敦煌石窟中出现大宋年号，也是西夏统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说不误，敢问西夏在敦煌统治尚不稳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会有余力和心思来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论者还可继续辩解：正是由于西夏统治不稳固，所以对第464窟壁画的重绘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果若如是，那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呢？不可思议。谢氏所举证的二题记不仅不支持西夏说，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会视之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谢氏的第二个论据是第464窟壁画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壁画特点。我们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鹘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④，故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所见早期西夏壁画不管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全面继承北宋壁画之余绪，上与曹氏归义军所设地方画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鹘洞窟相衔接，具有严谨的写实作风，但构图显得过于程式化，经变故事情节简略而显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与体质特点，西夏所流行的服饰在壁画中开始出现。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绘画开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与藏族尽管早有接触，但藏传佛教在西夏流行，则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11]。谢继胜明确指出：
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经具有“西夏藏传壁画特点”，自然为12世纪末以后之遗存，而谢氏在同文中又言：“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该窟壁画属于前期还是属于后期呢？显然自相抵牾。
谢氏确认第464窟为西夏窟之第三个证据为后室南壁所绘上师所戴帽子为宁玛派的莲花帽（图版1），此为其立论的最根本依据。除该窟外，这种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现，几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汉文刻划题记：“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则为人们对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种称谓。第19窟题记所谓“秘密堂”，据推测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营建年代即应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宁夏山嘴沟石窟、宁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师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莲花帽。但是，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为8世纪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所戴之冠，后演变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统着装[13]，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出现着莲花冠的上师像”[5]76，不仅元明清代有所见，甚至出现于16世纪尼泊尔的绘画中，直到今天，宁玛派上师仍佩戴这一形式的莲花帽。故这种着莲花帽上师像的出现，不足以支撑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为西夏窟的第四个证据是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该窟窟顶绘五方佛，东西南北四披四位如来均为汉地绘画风格，但中央的大日如来却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2）。这种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这种画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样不足以证明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为西夏窟，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即该窟有多处西夏文题记。据有关人员调查，窟中现存西夏文题记7则，其中5则用硬物刻划，二则用粗笔墨写[14]。一般而言，硬物刻划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而是后来朝山者的随意题写。二则墨书题记，都很简单，总共只有5个字，显然亦非创建者所书。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则题记均为“巡礼题款”。这些题记多书写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与前述“大宋”汉文题记并书，后均为加长的甬道所覆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图4），读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5]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5]21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在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窟为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有墨书梵文六字真言，但为元代之遗墨[19]。说明那个时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与壁画作于同时，则该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综合以上各因素，足证西夏说是缺乏根据的，难以成立③。
三 原窟为北凉禅窟
那么，第464窟应创建于何时呢？近期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考古资料证明，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前室（即原来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开两个小禅窟（图5）[2]54-56。
众所周知，莫高窟禅窟的开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开窟虽多，但均为功德窟，未见到一所禅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禅窟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过去将第268窟主室南北侧壁的四个小龛分别编为第267、269、270、271窟（图6）。从整个洞窟结构看，四个小龛均属第268窟之组成部分，故应视作一个窟来看待。这四个小龛面积很小，“才容膝头”⑤，是禅室无疑。全窟仅正壁及窟顶有造像，侧壁及两侧禅室皆无造像，整体窟室结构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区禅窟与设像处所分离的原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401—439）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第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有一层白色粉壁，无画，是证该窟原本即无壁画，供禅僧坐禅苦修之用[20]。其开凿时代被定为北朝第一期，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②。
属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时期）的禅窟有第487窟。该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前室现存部分呈横长方形，从残存遗迹看，原为面阔三间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坛，南北二侧壁各凿出四个小禅室③。
属于第三期（即西魏时期）的禅窟有第285窟，堪称莫高窟禅窟中最为典型者。该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图7），该窟北壁东起第一铺滑黑奴造无量寿佛发愿文的纪年，可以证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诸窟小禅室面积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著。入静一无所求，出静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22]。而窟内壁画中的禅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现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现步陟禅定修行阶梯，最终获得阿罗汉果，得到了神变的高僧神僧”[23]。
此外，与之相仿的还有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北凉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图8），内绘比丘禅观图。值得注意的是，该窟纵劵顶两侧壁有三排比丘禅观图。所绘内容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④。日本学者山部能宜通过图像与经典的比对，认为第42窟之壁画与424年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最为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应含有中亚地方因素①。若此说成立，那么第42窟之开凿应在424—460年之间②。
综观以上所列禅窟，北魏第487窟与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侧壁各开4个小禅室，而北凉第268窟和吐峪沟同时代第42窟则更为接近，各于侧壁开2个小禅室，与第464窟所见几无二致。考虑到隋代以后未见有禅窟开凿，故可将第464窟始造时代推定在北朝时期，若再考虑其形制特点，似定为北凉窟较为稳妥。
北凉时期，在敦煌禅修的僧人数量应是较多的，仅有第268窟的4个小禅窟显然不够用，20世纪末北区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莫高窟用于修禅的石窟多在北区。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248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其中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用的石窟就有82个，另有5个僧房窟附设禅窟[24]。其中，B125窟为一单禅室窟，树轮校正年代为420年，被推定为北凉时期[25]。B113为一多禅室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第42窟几乎完全一致，亦当为北凉窟[26]。说明自北凉始，莫高窟北区即为禅僧修行的集中区。
总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室禅窟。此后长期被废弃，及至元代，通往禅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遂演变为毗诃罗窟。随着前室的坍塌，原来的中室变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经洞之外，以该窟出土文献最多，故有“第二藏经洞”之称[27]。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曾造访该窟，将其编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献，约有600件左右。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他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28]
继伯希和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进驻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间，曾对北区部分洞窟进行了非科学性挖掘，获得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原为张大千个人收藏，后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29]。如编号为180-ィ1“敦煌遗片”一册共8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ィ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18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ィ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44叶。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和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来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回鹘文文献。据研究，这些文献大多都应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该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又获得了90余件古代文献。
第464窟出土文献经过整理研究，今已大体明确，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双层壁画，底层为西夏画，外层为元画。笔者仔细观察，却看不出哪个地方有重层壁画之遗痕。该窟内容复杂，为清楚起见，这里将其分作三个层面来叙述。
其一为第464窟之原始形态，建于北凉，为禅窟。但有无绘画已看不出，从现存壁面观察，当时无画，应为素壁。
其二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但塑像今已荡然无存，唯壁画保存完好，具有显密融合的艺术特点，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其三为前室与甬道。后室甬道原来仅为0.90米左右，后来向东加长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构成一个封闭式方室，然后绘制壁画。从画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长部分二侧壁与前室南北壁壁画是浑然一体的，不管是线条、着色还是晕染法以及前室窟顶与甬道顶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无疑完成于同时。
加长甬道以构成独立的小方室，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极其罕见。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众所周知，二方室之内各围一废弃的小禅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禅室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图5）。1920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来，史无明载。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贵，随葬物较多可想而知。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样形状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对第464窟进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获得众多文物。关于该窟的内容与时代，他作了如下叙述：
过道中每个壁面的装饰主要由占据了洞窟整个上部的一幅画组成，它约有3米长，位于a、b之间，被分成由冗长的蒙文引文分隔开的斜长的小画面，而这些引文一般均写作红色，唯有引文开始处得标题系用蓝色写成，所有的题识都写于黑色底面上。这一切绝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原来是组成长篇蒙文和藏文写本的叶子，而那些绘画则相当于在内部装饰了夹板的两个版面的细密画。有关这种装饰（它也是过道中和洞子中的装饰）的时代，我们掌握有如下论据：它覆盖了一个石灰粉刷层，后者上面就写满了西夏文（同时还有藏文和汉文）游人题记。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题记，且题记书写于壁画营造之初，从而确定该窟为元代之物。这一断代是可信的，但必须指明一点，其中的文字为回鹘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鹘文，可能是时间紧迫，加上题记多模糊不清，导致伯希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一误判并不动摇其断代的根基。
伯氏依题记对石窟的断代之法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进一步引申说：
由伯希和图录观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鹘文，并没有后世不断添加或涂鸦的痕迹，而是在营造之初与壁画同时写上去的。这是不会错的。有一藏文题铭，观其与壁画之关系，倒可定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将第181窟定于西夏时期（并非开凿），那窟中会存在与壁画相一致的回鹘文榜题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还应遵从伯希和的推断，认为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看法是妥当的。[49]
应该说，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意识到第464窟的壁画是双层的，表层为元代，本无异议，但还有底层壁画。森安为肯定该窟为回鹘窟，为否认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断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为蒙元时代回鹘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关键还在于窟中的题记，如伯氏所说，这些题记与壁画形成于同一时间，故题记的释读对壁画的断代与定性势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文释读的三则题记，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萨，九地菩萨虽榜题毁失，但图像犹在。《法门名义集》云：“圣种性有十地菩萨，自此已后是出间圣人之位。”[40]202从窟中现存遗迹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绘恰为十尊菩萨，合为“十地菩萨”，除现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毁而残缺，如北壁甬道现存部分呈曲尺形，下边长2.50米，上边残长0.90米（图版8），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中，一至五地菩萨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萨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从1908年伯希和所摄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方室当时即已被拆毁[50]，原作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墙壁上的菩萨像也随之毁于一旦。
依据甬道十地菩萨榜题，结合窟内随处可见的其他回鹘文题记，势必需将之与回鹘相联系。考虑到前室二壁中的四体六字真言和五体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元代之物，可以认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之手，为元代之画作。而元代也是回鹘在敦煌比较活跃的时期。
至于画风问题，因本人对石窟艺术素无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鹘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求教。刘先生言：第464窟壁画明显不属于西夏，而有回鹘画风特点，但由于与他辨识出的23座沙州回鹘洞窟差别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时，将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鹘窟之外。刘玉权当时确认的沙州回鹘洞窟计有23座，分为前后二期，兹引录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张编53窟）、309窟（张编98窟）和310窟（张编99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张编172窟）也曾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250-251，但在刘玉权的分期排年中却被排除在外。刘先生所列第23窟，其时代应在11世纪70年代以前，这时的回鹘完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堪称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画却不同，后室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前室与甬道绘画尽管以汉风为主，无明显藏传佛教绘画特点，但与上述所列第23窟绘画之画风亦迥然有别，乃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来，张大千将第464窟定为“回鹘修”当是颇有见地的。除壁画外，张氏所作结论似乎还肇基于该窟内西夏文、回鹘文题记之众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说”之非，此不赘述。但其中的回鹘文题记当是与壁画同时共生的，非后人所题写，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这一点言，张氏的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敦煌偏处西北，何来“元代公主”之葬呢？恐还需从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领敦煌，“隶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55]4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瓜沙之地位渐趋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随着蒙古大军的屯驻，局面才得以扭转。《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56]
是时，“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7]。出伯与其弟哈班均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重任，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八年，“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58]。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59]，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60]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①。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61]，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60]739，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62]。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
蒙古大军入驻后，瓜沙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在元代晚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②。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63]。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庆寺[63]112-116。在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属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个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统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统治者一样推崇藏传佛教，自西夏以来即流行于敦煌的藏传佛教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故莫高窟现存的藏传佛教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14个元代洞窟中，又以属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学界认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涨时期”[66]。这种局面的形成，盖与瓜沙地区统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兴佛事有关。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兹不复赘。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员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豳王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第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鹘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享受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鹘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69]，与回鹘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发现的著名碑刻——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豳王家族兴修文殊寺的事迹，碑主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却使用汉文与回鹘文。至正十二年（1352），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题写的文字也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均体现了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献差不多均为元代之物，凡纪年明确者，皆属14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甚至是奉沙州西宁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写的[71]。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还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3]。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时当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营建之高涨期。第464窟由回鹘修复，窟内却瘗埋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鹘之修复活动则必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易言之，豳王家族应为该窟的供养主。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后室东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侧壁之壁画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曾被人粉刷过，覆盖后题以回鹘文文字（图版9）。其中，南侧满壁书文字29行，北侧第1行文字未及写完便戛然止笔了，显然系受外力影响而中断。何以如此？令人费解，或许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原因，遗憾的是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无法辨识了。笔者个人臆测，应为功德记之属，期待着来日能有办法释读出这些文字，为疑团的解决提供些许信息。
在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有所见，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战乱年代更是常见。致其生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换代始终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况当亦属同样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灭亡，但瓜沙二州尚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证，因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灭亡了，但瓜沙地区仍行用元朝年号。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第464窟之修复活动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当与这场变故有关。能够对我们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发现。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又发现19枚。这些活字，都为蒙元时代之物①，敦煌回鹘掌握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似乎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75]。第464窟废弃活字之时代，伯希和推定为1300年左右[76]。这些说明该窟在元代时有可能是一个回鹘刊经场所[28]375。在经历数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发现如此众多的木活字实物，说明当时活字印刷的废弃应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废弃的，那么活字实物就会自然散乱，而不可能呈现如此集中的状态。
第464窟前室与甬道壁画为同时所绘，但后室明显与之不同，除了线条、着色迥异外，前室所用晕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萨造像所用沥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绘画风格论，前室所见善财五十三参变与后室所见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也迥然有别，前者挥毫恣意，大度有力，潇洒疏朗，颇有大家风范；后者工笔严谨，精致细腻，内涵丰富，呈细密之风[1]23。这些都说明，二者非同一时代所画。前文已论及，后室东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说明该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该窟东壁甬道二侧之画面曾被粉刷过，并覆以回鹘文题记。从壁面的叠压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结合各种因素，可定后室壁画当为元代早期之遗存，其壁画少部分遭到破坏之事，当发生在元朝末期。当时回鹘所覆盖的画面尚相当清新，证明二者时代相距不远，推定为百年以内当不致大误。
这些因素说明，第464窟前室与甬道是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的，确切地说，具体时间当在元朝末期，但不迟于《吉祥胜乐轮》的抄写年代——1350年。在甬道与前室完工后，回鹘人有意保留了当时保存尚完好的后室，仅对后室东壁甬道二侧的墙壁进行了粉刷，准备题写文字。由于明朝军队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题写工作尚未完毕便草草收场了，该窟遂再度废弃。
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高窟第464窟的开凿是在北凉而非目前流行的说法西夏；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后来，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方室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窟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洞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与第464窟毗邻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绘画风格也与其十分近似，故学界通常将以上三窟定为同一或相近时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是回鹘佛教徒开凿的”②呢？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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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画;色彩;传统绘画;颜料;文化;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
[1]朱存明.论艺术与审美文化的关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84.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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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南音，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走在泉州的古城区或乡村，随处可见戏台与宫庙，它们的密度之高在全国罕见，是我走过的数十城市中“戏台”与“神明”最密布最繁多最独特之地。泉州的地方戏剧与民俗大都与神明有关，既虔诚也随性。据统计，泉州拥有国家非遗项目34项，其中包括南音、北管、拍胸舞、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等曲艺民俗。白天的泉州人，常常演绎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奋发上进，而夜晚的泉州人，似乎又有着一份普遍的安宁与清雅。他们能够就着一壶本地特产安溪铁观音，一声不吭听着南音，或梨园，或高甲……
南音里的别样红尘
去到泉州，不妨到它鲤城区文庙旁或文化宫去听听南音，听听那千年而来不断流淌的婉约气息，听听那古汉语的活化石，听听那让无数海外祖籍闽南的侨胞内心乃至灵魂眷恋甚至落泪的原乡之音，感味那悠扬时光的韵律以及乡情乡音的熨帖。
南音源自于唐代宫廷的燕乐，与闽南民间音乐、戏曲音乐渗透融合发展而成。从它的乐器、曲牌、演唱、演奏形式等方面来看，它和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都有密切关系。其音乐体制非常严谨，腔韵雅正，曲调悠扬，被誉为“一部活着的音乐史”、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泉州南音形成以后，成为闽南民间乡土音乐，在明清两代曾经盛极一时，且是无数海外侨胞深深眷恋的乡音乡韵。南音以闽南语为基础，闽南语言音韵原是中原地区的通用语。历史上因中原战乱，大批汉人迁徙至闽南，退居东南海滨。数百年来，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和封闭，南音得以保存自己独特的音腔风格。 2 南音，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古汉人携南音从中原来到泉州，从那时起它在泉州开始生根发芽，它那婀娜的曲调也开始一回回、一次次在那一片土地上飘回舒展。泉州人对南音始终保持着浓厚情感。每当夜幕降临，悠扬婉转的南音便在许多泉州的大街小巷缓缓飘扬。演奏南音所用的琵琶称之为南琵琶，它的前身是波斯、印度及中亚诸佛教国家的乐器，随着佛教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南琵琶的主要特征是：弹奏时为横抱，其曲颈、四相、四弦，只有从古画和出土的陶俑中才能看到，如古画《唐人按乐图》、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奏乐图》等，和敦煌石窟里的舞乐、伎乐壁画以至唐朝李神通墓刻。因而，泉州的南音更显古韵。演奏南音的乐器，更显古朴。
泉州南音尊奉后蜀皇帝孟昶为祖师，南音爱好者自称“郎君子弟”，是非常独特的行业祖师信仰，有异于泉州戏曲界其他戏曲，如：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等崇拜戏神田都元帅（雷海青）。在泉州，目前也保留着众多的南音会馆，有些在繁华之处，有些在偏僻小巷。在泉州听南音，它的味道最是悠扬;听南音，如一支点燃的香，伴着虔诚，自晋唐而来，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它以柔婉的韵律，沁人心脾。对于外来的游客，南音，不仅仅是综合而成的音乐，更是一部历史，一场穿越，一片别样的红尘。 3宋代南戏梨园戏。
铿锵柔情话高甲
舞台上铿铿锵锵，似乎有着无数铁甲在碰撞，转眼间又有柔情在挥洒。铁血的混合，让人变得警谨。柔情的相依，使人心存感动。这，就是我印象中的高甲戏。
据行业统计，流行最广的闽南语戏剧，当属高甲戏。它是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术化装游行发展起来的剧种，也是闽南诸剧种中流播区域最广、观众面最多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广泛流播于闽南、台湾和东南亚华侨集中地。
高甲戏的演出剧目分为“大气戏”（宫廷戏和武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生旦戏较少。传统剧目有九百多个，大半来自京戏、木偶戏和布袋戏，小部分吸收于梨园戏，还有一些是艺人根据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编造创作而成。高甲戏的角色，原来只有生、旦、丑，后来又先后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二色，俗称“九角戏”。
丑角是高甲戏的一大特色。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形成于1929年，曾晋京演出，受总理、副总理的接见和赞扬。在泉州，想看高甲戏，最简便的就是到戏院之中，也可以在村落、聚落、寺庙（包括城市无数不同宗祠）节日之时，那些时候最能够感受到闽南独特浓厚的气息与传统氛围。泉州人聚落的节日，365天之中至少330天都是，由各个聚落轮流举行，各个地方远近不同。 4宋代南戏梨园戏。
宋元传承梨园戏
北宋年间，北杂剧流入南方，与当地民间音乐、歌舞、小戏结合，发展成为宋代南戏。南宋时期，泉州被称为赵宋王朝的陪都，业已盛行的南戏，以泉州方言为声腔，晋唐古乐“南音”为唱腔，结合民间歌舞，孕育了具有戏剧形态的梨园戏。梨园是宋元南戏活化石，它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以泉音、泉腔、泉调演唱戏文，是个独立的声腔剧种。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
梨园不同于南音，因为南音只是演奏，大都只有画面的美感，而梨园却是人物的走串与音乐联合起来的舞台戏。泉州梨园戏是国内稀有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保留着唐宋南戏特色，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
坐在泉州乡村的露天戏场，面对唐宋时期流传至今的古石狮，面对那些热爱戏剧的青年人，还有停留于时光中怀念的老者。台上演绎着历史的起伏以及无巧不成书的风花雪月，台下显露着鲜明的活色生香与岁月不同的风情;也可以坐在泉州新门街那高大的饱含现代艺术元素与闽南红砖文化相结合的梨园剧院内，良好的音响、灯光，高超的妆扮，悠扬别致的声带，它们很容易就将历史颠覆，将时光牵扯到数百上千年前，将空间重叠在不同的纬度。那时，用心观看的人们他们内心的苦乐也就消失了，轻易就被戏中或深刻或莫名的意愿所代替。
梨园至今还保留了不少宋、元南戏的剧目，演员基本的舞台肢体语言、乐器的形制与演奏法和古代壁画、石刻人物像同类表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梨园戏乐队中有一个“压脚鼓”，是别的剧种中所没有的。鼓面直径有1尺左右，演奏时，鼓手把左脚放在鼓面上，靠演奏者的熟练动作，调整鼓音音调的高低。这种鼓点听起来像小时候玩的拨浪鼓，非常谐趣。鼓手或是配合着人物心情，或是视舞台环境演奏出不同的鼓点，听之富有味道。 1-2提线木偶。
3 木偶头。
“悬丝傀儡”嘉礼戏
娱神娱人，沟通人神，是泉州提线木偶戏存在的原始作用。古时被称之为“悬丝傀儡”，泉州民间俗称它为“嘉礼”，是流行于闽南语系地区的古老珍稀戏种，数百年来形成了一套稳定而完整的演出规制和700余出传统剧目。
在全国各种木偶戏中，泉州提线木偶戏是唯一拥有自己剧种音乐“傀儡调”的戏种，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近300支曲牌、旋律曲调以及南鼓（压脚鼓）、钲锣等古乐器。
它们形象结构完整，制作精美，尤其是木偶头的雕刻、粉彩工艺，独具匠心，巧夺天工。用于表演的木偶头轮廓清晰，线条洗练，继承了唐宋雕刻特色。其绘画风格，当代木偶头制作，在师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夸张与变化，尤其强调性格化和表现力，是驰名中外的民间工艺珍品。
泉州提线木偶一般都系有16条以上，甚至多达30余条的纤细悬丝，线条繁多，操弄复杂，与我国多数传统木偶戏相比，技巧表演难度最高。或也因此，它才能够饮誉环球，现有木偶头面谱300多种，它们造型优美，彩绘生动，性格鲜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方特色。泉州的木偶头是许多游客最喜爱的收藏品，在泉州“锦绣庄”有木偶头门市出售。泉州人江加走（1871～1954年）所雕刻的280多种木偶头，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男性舞蹈拍胸舞
如果问闽南民间的传统舞蹈最流行最著名的是哪一种，答案一定是拍胸舞。舞蹈者系着别具一格的草绳头箍赤膊上身舞步粗犷，此为古闽越族舞蹈的遗存，亦是蛇之图腾。拍胸舞者上身，舞步粗犷威武，舞风近乎野性宣泄，体现了保留至今的原始、简单而古朴的闽越先民的历史风貌和原始生活环境。
“拍胸舞”为男性舞蹈，动作以蹲裆步为主，双手依次拍击胸、胁、腿、掌，配合怡然自得的颠头，并随着舞蹈环境和情绪的变化不同，动作节奏、幅度相应产生不同变化。高昂、激越时可双脚反复顿地，双手使劲将胸、胁、全身拍得通红;舒缓和畅时则抚胸翻掌、扭腰摆臀，动作圆柔而诙谐，活泼而妙趣横生。
据记载，拍胸舞始于宋末。宋代南戏（即今泉州的梨园戏）剧目《郑元和》中的《莲花落》一场，就有“拍胸”出现：富家公子郑元和上京赴考途中，在烟花院里相识名妓李亚灿，在他三千黄金散尽后，被鸨母赶了出来，与叫花子为伍，他苦中作乐以卖唱为生，从而自编出拍胸这一亦唱亦舞的独特艺术。
拍胸舞常常以大型广场舞蹈的形式出现，在泉州地界的重大文化活动、大型文艺踩街、集会庆典、迎神赛会和普通人家的婚丧喜庆，皆常常可见其身影。初看，给人鼓舞土气之感，细看有着浓浓的地方风俗风情，容易令人心生欢喜，扬起轻快之情。在2014年，拍胸舞曾在央视一套反复播出，那时的舞蹈者在浅水中拍胸表演，富有感染力。 4拍胸舞。
5-6火鼎公婆。
十八般武器演d狮
嵩山少林的武僧在闽南建有十座寺庙，其中以泉州南少林寺最为著名。南少林武术与闽南狮子舞的结合，延伸出一种民俗节目，名为：d狮，它与火鼎公婆、拍胸舞一样在闽南地域流行。“d”在闽南语中为“杀”之意，闽南的“d”狮意为舞狮、弄狮。每逢春节、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泉州民间大都会有如此舞狮表演助兴。
相传，南少林僧人借舞狮之名用以传授少林武术技艺。一般由两人扮成狮子，套上“狮衣”，狮头、狮眼、狮尾皆可摆动，其他人扮成武士，手拿刀枪剑戈盾牌等十八般武器，围着狮子“大打出手”。狮子则时而腾挪躲闪，时而伺机出击，刀光剑影，吼声阵阵，令游客惊心动魄。“d狮”表演方式繁多，每种兵器都有不同的出击对象与不同的套路，最为出众的是108人的宋江阵表演阵法。 7少林铁头功。
泉州d狮民间分为“乌狮”、“青狮”、“青狮白目眉”三种级别，由表演者视自身功夫深浅和对抗的激烈程度选用，以“青狮白目眉”武艺最为高强。敢于表演“青狮白目眉”的人就必须敢于接受任何人的挑战。因此泉州地界有着这样一句俗语：“青狮白目眉，有本事任你来”。
“d狮武阵”所用的器械统称“家私”，全是真刀真枪，如传统的刀（官刀、青龙大刀）、枪、剑、戟、斧、枪（长枪、钩镰枪）、鞭、柳公拐、棍棒（泉州人称为丈二槌、七尺槌、九尺槌等）、盾牌、藤牌等，其品种各地略有不同，甚至有各种农具、家具如锄头、草靶、扁担、雨伞、板凳等混合使用。
在泉州一带，d狮等民俗是春节、元宵或庆典盛会不可或缺的游艺节目。游客如想增加观看几率，大可节日期间前往。
不同地方，有着不同地方的民俗风情。泉州偏居一隅，容易被世人遗忘。然而，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忽视，所以它才保存了更多的古物与古韵。
壁画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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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洞穴一直对人类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千百年间，地球上各种肤色的民族对散布在地表各处的洞穴，无不充满着梦幻般的憧憬。但对洞穴探险者而言，在这份梦幻之外，他们更看重的是探险者自身的安全。就如同他们所信奉的探洞宗旨一样：探险不是冒险，只有经过精心准备的冒险才叫探险。
探洞，魅力与风险同在
洞穴探险并非易事。根据经验，一个人即使是处于一种完全安全的环境中，当遭遇黑暗的侵袭时，从生理上也会产生恐惧感，这是对黑暗的恐惧，也是对黑暗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的恐惧。 洞穴探险的刺激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什么？那种在黑暗的环境里寻得的感官刺激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洞穴探险这项活动中。对于初学者而言，除了掌握基本的探洞知识，一套精良的探洞装备必不可少。
“正是这份对于未知的恐惧，当我们战胜它时，才会体会到令人战栗的刺激。”重庆飞虎探险队队长多多说。探洞者并不能像登山者那样看得见他们期望着成功的目标屹立在前方，他们不知道自己最终到达的终点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在脚下的路是什么？是难以置信的惊人发现还是同样让人透不过气的艰难挑战？每一个探洞者都有可能是一幅史前壁画的第一个欣赏者，也可能是一种洞穴动物新种的发现者;也许刚刚在一个大厅里感叹完造物者的鬼斧神工后，从一个狭小的裂隙通道中爬出来，却发现自己又站在一个“轰隆”作响的巨大瀑布上方……这种感知是绝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的，在复杂的地下三维空间中行走，时间一长，人往往产生恍惚感，如果关灯，停下脚步，空寂，安静，听到的惟一声音就是自己的心跳。
这种黑暗、幽闭给人的紧张和恐惧感受，往往是锻炼一个人意志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的最佳方式。所以，即便“危机四伏”，还是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到洞穴探险的队伍中。
武器，精良的装备
那么，人要怎样克服自身在洞穴探险过程中对未认知世界的恐惧，现有感官在黑暗未知中所产生的种种不安呢？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先进的探洞装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来说，洞穴探险不鼓励地下露营，因为洞穴内部太过潮湿，对人身体有伤害，要是遇到神秘的洞底生物或是突然涨潮，往往就会发生意外。
为了了解洞穴探险的具体装备，笔者随多多来到重庆飞虎探险队平时的训练基地。只见一间50平方米大小的装备储藏室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装备：安全带（胸带、臀带）、连接锁、下降器与上升器、保险绳、头盔、照明灯（电石灯或电池灯）、手套、护膝、护腕与护肘、工具袋（放置垫布、垫圈、打锚器、辅助绳索）、铁锁、脚踏带……正在笔者惊奇之际，多多走到一圈拇指粗细的绳索面前说：“这就是我们探洞的绳子，别看它细小，它可是能承受两吨的重力，所以即使再胖的人，都不会出现绳索断裂的情况。”
笔者抱着怀疑的态度拿起绳索，用足“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拉扯，最后手掌不仅被绳索摩擦得辣疼，还引来飞虎队队员的大笑。“几十个壮汉也拉不断的。”多多接着介绍说，“绳索是洞穴探险最基本的装备，它是STR（目前风靡全球的单绳技术，英文全称是Single Rope Technique，是探测竖井、天坑等垂直洞穴的技术，被称为‘洞穴中的高速公路’。）的生命线，因而对其质量要求很高。天然纤维编织而成的绳子，如大麻、剑麻和棉花等，很容易在洞穴阴湿的环境中腐烂;而低熔点低韧性的塑料绳，又很容易因为磨擦，失重坠落所损坏，因而都不能适用于洞穴探险。当前世界上所通用的探洞专用绳索，是TOP GUN主绳和LANEX Altea主绳。”
随后，多多向笔者介绍了其它的装备以及作用，其中重点提及了照明灯及强光手电。他说，溶洞内几乎没有任何光线，一旦进入黑暗，亮光是探洞者惟一的精神寄托。所以光线在洞别重要，在溶洞内使用莹光灯照明效果最好，最好用线拴好挂在身上并与头灯及强光手电筒配合使用。不要忘了配备备用电池及备用灯管或灯泡，需将所有电池平均分为三等分，进入和返回过程中各用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做应急时使用。
当然，水壶及净水吸管必不可少。溶洞内水源中富含各类矿物质，有些对人体有害，因而洞内取水应经净化和简单过滤后才能食用。所带的食品也需按三等分的原则来使用。应尽量带一些高热量、重量轻、营养丰富的食品，并配一些富含维生素的干果制品。
探洞新人入门指南
如果说拥有一套精良的装备是洞穴探险的首发条件，那么作为主体的人就是整个洞穴探险成败与否的关键。所以在纳入新队员时，重庆飞虎探险队格外严格。多多告诉笔者：“每一个新加入进来的队员，我们都会对其进行系统的STR技能技术培训。说是培训，其实也是一个初级测试。它包含对新队员身体协调度、性格表现以及身体相关健康情况的一个初步了解。”当笔者问及具体的操作方法时，多多介绍说：“我们会根据队员的性格特点组织不同的测试内容。一般的测试包括在自然水域中徒手不间断地游泳100米以上。之后是男子在1小时内跑步10公里，女子在40分钟内跑步5000米。最难的是在人工岩壁上训练攀岩能力，我们会教新队员8字绳结、打锚定位绳索、下降、上升等基本STR技术，他们要学会并掌握，在这过程中，新队员身上的问题就会呈现出来……最后，我们才根据这些基础数据来筛选新队员。”
至于他们招收新队员的其他标准，多多称，畏高和幽闭恐惧症肯定不适合。洞穴探洞是团体行为，在洞穴内，每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团队，所以新队员必须要有极高的团队合作意识，严禁搞小团体。最后就是要有较强的对黑暗环境的心理承受能力。
“所有的培训或者测试，看似繁琐，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队员的安全着想。”多多说，
“当新队员达到所有条件时，下一次的洞穴探险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小贴士
探洞的“三不”与“两要”
三不
1.在出行前带齐各类应急装备，并注意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进洞，进洞探险至少要求3人以上同行。
2.不要在雨季探洞，特别是有地下河的洞穴。因为突然而来的暴雨可能令地下河水位迅速上涨，在洞里的人有可能无处可逃。
3.在垂直下降的探洞过程中，不要站在下降队员的正下方，以防被上面的人蹬下的石块砸伤。
两要
1.进洞前，应将要去的地方、同去的人数、进出洞口的时间等信息告诉家人或朋友，以便出现意外时，外界可以及时组织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