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古代文学传播媒介

媒介是指信息传递或接受过程中的载体和中介。媒介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或技术手段,是传播渠道;媒介也指那些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媒介机构。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活动的中介或中介物,它本质上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物质、技术、符号和人,在社会性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往往表现为媒介组织和媒介机构。媒介形式呈多样化,一般至少可以分为四类媒介:即信息处理媒介、信息储存媒介、信息传播媒介和信息接收媒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四类媒介也呈现出相互转变和融合、形成一个媒介系统的趋向。

理解传播媒介时需要对传播媒介与传播符号、传播形式、传播载体、传播渠道进行一定辨别,即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传播媒介与传播符号、传播形式、传播载体、传播渠道的区别在于:首先,传播媒介有别于传播符号:符号是指表达或负载特定信息或意义的代码或手段(如语言、文字、记号等),而媒介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扩大、延伸、传递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其次,传播媒介不同于传播形式。

传播形式是指传播者进行传播活动时所采用的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方式,如口头传播形式等。一种传播形式可以动用不同的媒介,如大众传播形式中的媒介就有杂志、书籍和报纸;而一种媒介也可以服务于不同的传播形式,但传播形式表明的只是传播活动的状态、方式和结构,而传播媒介显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实体;第三,传播媒介也有别于传播载体。在传播学中,载体是指某些能传递信息和负载符号的形式或物质,包括符号和媒介两种。传播媒介与传播载体在概念上是种属关系,传播载体是包括符号和媒介在内的大概念,传播媒介是隶属于传播载体的小概念;最后,传播媒介还有异于传播渠道。在传播学中,渠道是指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如人际传播渠道等。不同的传播渠道需用不同的传播媒介相配合,而不同的传播媒介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定型。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很大区别在于:传播新闻的媒介是比较固定的9和专门的,而传播文学的媒介则呈现为多样化。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有时本身就是传播的媒介,而新闻不具备这方面功能。此外,文学传播中,更多的是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往往表现为交叉关系,而很难明确进行分别。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传播文学的媒介与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甲骨文是中国原始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广义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龟甲和兽骨是文学的媒介。甲骨文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后期,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红色以示吉利,涂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均以刀刻成,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它们经过几千年沉睡,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发现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是当年殷商第20代国君盘庚的故都。是年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先是以之为龙骨,用作药材治病。翌年,商人王懿荣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带回去研究。后来,刘鄂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块。于是,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甲骨文进行研究,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经成为成熟的文字。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被辨识出的约一千七百多个。从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看,甲骨文主要是用来记录祭祀、征伐、狩猎、田渔、畜牧、丰稔、出入、疾病、风雨等事宜,有的还涉及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与人事等。

这些文字的组合带有文学的性质,因此,龟甲和兽骨可以看作是较早的文学媒介。与此相近,有的民族原始文学是写在泥上,或刻在石头上,这样泥与石头也可视为文学媒介。跟龟甲和兽骨这一媒介相关的还有“典”、“册”问题。从书的角度看甲骨文,这种“书”是否成册,是目前尚待研究的问题。《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一般认为其中的“典”、“册”,与后来的“简策”之“策”相同,当时刻有卜辞的龟甲骨多是成册的,这一点在甲骨文的出土实物知识得到证明。今人董作宾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发表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说,他发现了刻有“册六”的龟版,并有穿孔,并认为在殷代可能就有许多龟片串连成册了。又小屯乙编四五二八片,记事刻辞有“三册,册凡三”五字,亦是记龟册的数目。由此可知,殷代之时,为了便于保存及查检,就把相关的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连成册。这种册,自然不同于后来的册叶装,只不过是串连起来而已。因此可以把这种串连成册的甲骨文,称为我国最早的书,或亦可称为龟甲兽骨之书。但因其尚属于档案性质的东西,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正式图书,所以可将其视为我国正式图书出现以前的先驱形式或图书的雏形。

这种形态的图书,一直流行到周代初期。《史记·龟策列传》云:“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逸周书·史记解》亦云:“龟册是从。”这都是记周代之事。到周代后期,才被其他形态的图书所代替。这也是一种基于龟甲和兽骨的文学媒介。

青铜器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还叫青铜书,其媒介是青铜器。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也有夸张、修饰或想象的成分,因而带有特定的文学性。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而变化多样,字形也更加丰富了。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一说492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

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与甲骨文相类似,金文亦为广义上的图书,指刻或铸在青铜器的铭文。它最早产生于殷代后期,一直延用到西汉。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元年(前116年),以后金文又陆续被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因为善书,而都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作为青铜书载体的青铜器主要有食器、酒器及其他生活日用器皿。贵族们为了长期保存文10件或永久纪念重大事件,就用青铜铸造一种器物,将文字刻或铸在上面,常用的鼎、钟、盘等都是其载体。商代青铜器的刻辞很少,到周代就逐渐增多。青铜铭文的字体,前期接近甲骨文,后又用“籀文”,又称“古文”或“大篆”;最晚的用“小篆”或“汉隶”体。青铜铭文,虽然不能算作正式文学,但因其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也被后人视为关仪的文学。

石在许多民族较早的文学里,都发现过石刻的作品,或者叫石刻书、石刻文。先秦时,我国就出现了刻在石头上的作品,这也是我国古籍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缺乏实物证据,它出现的最早年代已不得而知。流传到现在的石刻,以秦国的石鼓为最早。其上刻有四言诗句:“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秦国石鼓共十个,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后历经迁移散聚,到1958年,这些石鼓全部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旧箭亭内。这种刻于石上的短文,严格地讲不能算作文学,但从关仪的文学角度,也可笼统地称为石头文学或石头之书。

我国石刻书的正式产生,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它由著名学者蔡邕书写。该工作从灵帝熹平四年开始将《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六经刻于石碑上,于光和六年告成。因是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故称为“石经”;因始于熹平年间,又称“熹平石经”;又因用隶书一体刻成,后世称为“一字石经”。后经多次搬迁而遭到损坏,现只有残石存世。“熹平石经”的刻立,对后世影响极大,于是又出现了多种石经,比如《魏石经》。它由著名学者、文学家嵇康等书写,刻了《尚书》、《春秋》、《左传》部分。

因其刻于正始年间,又称为“正始石经”;又因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出,故又称“三体石经”。“熹平石经”后遭损坏,现只有残石拓片行世。与之相近的是《开成石经》。该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共含十二部儒家经典,由郑覃以楷书写刻。现完好地保存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碑林中。此石经影响较大,五代监本《九经》即以此文为底本雕印。三是《后蜀石经》。该经刻于五代后蜀广政元年至二十八年,包括《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孝经》、《尔雅》、《论语》九种经文,还刻了《左传》的前十七卷。

此石经到宋末时全部被毁,其大略见于明清人的考述中。五代后,还有《北宋国子监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前二者均被毁坏,后者还完好地存立于北京。石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当它被运用作媒介,就造成一种特有的文献图书形态,是我国古籍版本的一种特殊类型,在这个意义上,石也就成了文学的媒介。

写本文学的媒介写本,是指用笔写在不同书写材料上的书。这是自周代至唐末五代我国古籍和文学文献的主要形态。包括以下种类。竹竹写本,即用笔写在竹简上的书。为补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阅读与使用上的不便,从周代末期,开始以竹简为书写材料。用墨在竹简上书写的书叫“简策”。以往有人认为简策书是用刀刻或用漆书写的,从大量出土实物可知,这是一种误解。古代所谓“漆书”之“漆”,是指墨黑如漆,而不是用漆所写。所言“刀”,是古人用来在竹简上削刮错字的,而非指用刀在竹片上刻字。“简策”的形制是,一根竹片叫“简”,将许多简编连起来称为“策”。编连简一般用两道带,也有三至五道的。编带道数的多少,根据简的长短而定。其带有的用丝绳,有的皮带。用丝绳编连的简策叫“丝编”。晋荀勖《古文穆天子传序》云:“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南史·王僧虔传》又云:“楚王冢书,青丝编。”均说明简策有“丝编”。用皮带编连的简策称“韦编”。《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简策是卷子装,即最前面的两简正面不书写,背面写上书名和篇名,这两根简习称“赘简”。

当简策从尾向首卷成一卷后,赘简背面的字就露了出来,成为简策的封面题签。简上的字数不固定,一般是二十余字,少的只有几个字。这从出土竹简上均可得到证明。简的长短也没有一定尺寸。通常是二尺四寸,但也有三尺的,二尺的,一尺的,八寸和五寸的不等。如晋荀勖《古文穆天子传序》云:“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一般著作多用二尺四寸简,一尺的多用于11写信。(参见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竹简书使用的时间相当长,从周末至汉末一直盛行,一直到东晋末才被纸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