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时间:2022-10-30 08:20:52

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简介] 黎跃进(1957— ),男,湖南资兴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摘要]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时间上,它长达一百多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空间上,它跨越洲际,不同区域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内容上,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现实表现形态也丰富多样。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

[关键词]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 I10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84—04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一百五十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它是现代世界文学中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双峰并峙的文学思潮。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略陈管见。

对文学思潮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学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著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1](p38)用这“双重视野”来审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 “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东方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两者紧密相连,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共同的精神冲动源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与启蒙主义文学合流的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发展成熟阶段和20世纪后半期的演变阶段。这几个阶段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自我意识启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个明显的阶段相应。这样,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黎跃进: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第二,东方现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批评家生存于东方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创作或理论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点。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的着眼于民族的宗教复兴、有的着眼于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满信心向往未来、有的悲观消极满怀伤感、有的立足现实探索道路;在题材选择上有的沉迷民族历史或传统题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踪世界风云。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兴奋点,使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第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现实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流派,更有大批优秀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这里我们仅就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稍作议论。东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民族主义文论更是没人做过清理。事实上东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民族主义文论。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学问题,一些诗人、作家、批评家在谈论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或对具体作品评论时,也经常论及文学对现实、对社会、对民族的建设和发展的能动作用。他们倡导文学的民族性,从理论的层面推动民族新文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列举一些东方民族主义重要的文论著述:印度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被称为“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侯赛因·阿扎德的《诗与诗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诗歌导论》等论著,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论文;埃及·阿布杜在《金字塔报》刊发的评论,塔哈·侯赛因的论著《论蒙昧时代的诗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谈诗论文》、《文学与批评》,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的论著《笔的启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艺术》;黑非洲一批留学或旅居西方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尔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诗歌》、《非洲性的基础;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弗兰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希努亚·阿契贝《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等;还有20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评论家所为,他们的论述是东方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论表述。

第四,亚非地域辽阔,包括众多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东方各民族虽然在现代有着历史类型的相似和大体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命运,但在前现代时期,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差异甚大,各有各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管理模式、、语言系统、文学表达样式……从社会进程看,有的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在文学方面,有的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成就辉煌,有的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

东方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到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了几个文化圈,各以一种古老文明为核心,向四邻周边辐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汉字和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个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现代东方还有几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学。一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边缘地带,因而是多种文化彼此交错渗透的地区;二是黑非洲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统一的文化联系,各种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学,日本本来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典型东亚文化,但它是东方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很快发展为侵略扩张,其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另类;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学,历史上的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备受欺凌与屈辱,是一个没有民族实体的民族,19世纪末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才结束民族整体的流散漂泊。

第五,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中。这既表现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纵向演变的阶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现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还有具有某些异质因素的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比如说作家,现代东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要创作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如:菲律宾的黎萨尔,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乌斯曼·桑贝内、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埃及的巴鲁迪、塔哈·侯赛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般吉姆·查特吉、迈提里谢崙·古伯德、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迪尔托·阿迪·苏里约、·耶明、鲁斯丹·埃芬迪、阿卜杜尔·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部分特质,同时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尔、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赫达亚特、纪伯伦等)。他们有些作品是民族主义创作,有些作品则不是民族主义创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种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们一般认为“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具有时代性和易变性,它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一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可以迅速形成和传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一种思潮不可能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变动易逝的;并会由于条件或社会的变化而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义。尤其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应接不暇。这样的文学史实强化了研究者对“文学思潮”变化迅捷的印象。

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历经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纪还在以新的形态继续发展,这有悖于人们对文学思潮的一般印象。现代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打开国门,西方文学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思潮几乎一起涌入东方文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在东方文坛匆匆上演一遍。现代东方文学在借鉴中来不及好好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学思潮显示出东方现代文学浮泛躁动的一面。但东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在这种浮泛躁动中解决,东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必须是多少代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大事业。因而立足于东方本土社会需求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一直绵延纵贯。

一个半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有限的人生来衡量,是很长的时段。但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人类历史在向东、西社会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势态发展。当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东方民族的自身富强和人类一体意识的自觉。

国内有学者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3](p5)虽然论者不是专论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几点:(1)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宗旨;(2)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复杂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开放的民族主义”;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也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3)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文学,从世纪初的“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到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思潮”。要补充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时间要往前推,应该是19世纪中期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国粹保存运动,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在这样的普遍的精神冲动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诗歌潮流,有论者论述:“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逐渐唤醒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种避害自卫、报仇雪耻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上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灾难和民族自信的起点,人们还无法预料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结果,只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品味到民族的耻辱,从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中认识到东方帝国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签约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变所带来的沧桑之感,以及悲天悯人、救国救民、殄敌雪耻的情怀,构成了战争诗潮的情感基础。写史意识支配着一代诗人的心胸,他们以手中的诗笔,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情绪的初潮与喧闹。”[4](p112-113)笔者曾将印度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诗歌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印近代诗人在民族压迫与反抗、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背景下,自觉承当民族解放‘号角’的使命,‘诗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员’的身份压倒,使诗歌工具化,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愤,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5](p20)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思潮不是没有先例。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依相随,一般认为始于14世纪,终于17世纪初,长达300多年。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挣脱封建等级制的枷锁,树立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情。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几乎并行发展的西方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崛起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6](p7),随后经历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纪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一直到至今还在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诸流派(正像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双峰并峙,这是为东、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进程所规定。

总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对它的把握必须以宏阔的视野做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要作弹性的理解,容许边缘地带的模糊性,不要过于刚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静态的、封闭的、定型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J] .新东方,2002,(4):37-42.

[2]尼·弗·格列鲍夫等.现代乌尔都语文学[A].王家瑛译,东方文学专辑(二)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发.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J] .烟台大学学报,1999(1):4-11.

[4]关爱和.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1卷)悲壮的沉落 [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5]黎跃进.确立民族自我——中、印近代民族主义诗歌的共同宗旨[J] .南亚研究,2005,(增刊):15-20.

[6]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上一篇:商业银行高管薪酬、薪酬差距与绩效 下一篇: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