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性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性的探讨，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与马列主义思想文化的契合，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召唤与反映，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现实总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要理论结晶。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与马列主义思想文化的契合

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时代特点相结合的过程，又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这种契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哲学思维的契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相融相通之处。战国时期形成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说”、宋明理学等都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先哲从观察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以及探索人自身的机体活动，都具有多方面的辩证思维。如“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对立统一”等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包含了唯物论、辩证法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融相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思维契机。

1.2 社会思维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从总体上说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着相通之处，中国的志士仁人对这一理想进行了不懈地追求和探索。孔子较早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理想国模式，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处其位，各行其是，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礼记·礼运篇》集中地描述了以“天下为公”为总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是相通的。

1.3 发展思维的契合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归宿，“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早在春秋时期《管子·霸言》中就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人本思想，我们党“以人为本”思想，阐明了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的中国化民族化的最高理论成就。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召唤与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召唤与反映。这种召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主要表现在：

2.1 自强不息的独立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我国自古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代相袭、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党坚持“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实践中，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继续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2.2 兼容并包的开放宽容精神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这所以为大也。”中华民族精神不仅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而且具有开放性的一面，使其可以与其它民族相互交往与其它民族精神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相互促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特点和品格，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兼容并包的开放宽容精神存在着一种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产生相互认同和融合。

2.3 革故鼎新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有“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安”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带领之下，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无畏精神，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党和国家的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改革，出路在改革，希望也在改革，改革是民族精神与时代需求的现实契合，是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召唤和反映。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现实总结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

3.1 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形成

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中国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国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只能照搬苏联模式，实行由政府统一管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在多方面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严重地影响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随着小岗农民包产到户实践的发现，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探索出的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现实总结。

3.2 成功的理论实践——理论自信的形成

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了最好的实践检验，也是该理论的再实践，为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提供了实践证明。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一方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代主题和人类发展规律相适应，让民族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