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儒学复兴”与民族主义之关系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艾思潮。与此同时，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国粹为号召的传统文化夏兴运动特别是“儒学复兴”运动达到了“五四”以来的最高潮。文章从3个角度界定了“儒学复兴”的内容和本质，并通过历史的、逻辑的角度，对两者内在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民族主义并没有天然联系。当代所谓的“儒学复兴”，不过是民族主义者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争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关键词：儒学美兴；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90多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这样很有信心地预言，并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纪。近些年来，“儒学复兴论”迅速传播，大量的文章被发表，相关的会议频频召开，许多令人尊敬的学术前辈、大师也纷纷表态，似乎“儒学复兴”的情景指日可待。本文在查阅了近年来的相关文章后却发现：表面上看来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一个基本概念上的共识，更缺乏学术上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它却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何谓“儒学复兴”

儒家文化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历代学者的解释、扩充、发展，它本身早已成为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因此，今天当“儒学复兴”这一命题提出后，各种非常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可以从儒学的某一个方面出发，对其进行赞扬或者否定，而且都言之有理。这样的探讨当然有助于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但是也因此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太多的片面和意气用事。本文鉴于此种状况，在这里简要的对儒学进行一个多角度的分类，即把儒学分为：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儒学；作为一种渗入中国人传统中的儒学。

(一)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

这一方面的儒学有一个更合适的称呼，即儒教。儒教不是宗教，但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期，它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儒学对于稳固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于封建朝代统治所起到的支持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有学者把儒教说成是“准宗教”，本文以为是合适的。既然如此，在封建制度之后，与封建制度联系紧密的儒教自然难以维系，它的种种缺点、不足受到批判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有学者从儒教的角度否定“儒教复兴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认为：“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小农自然经济、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宗法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今天，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儒学的这些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正在逐步消失，儒学自然也就不存在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了。”实际上，如果仅从儒学的第一个方面看，即仅仅从儒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教”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儒学

但是，随便翻开一本孔孟的经典，我们都能够深深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所震动，因而上文的观点把儒学简单地视为“落后保守的封建文化”，本文是很不能赞同的。那么，所谓“儒学复兴”是否就是指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学术思想的“复兴”呢?是否当代的“儒学复兴”就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运动呢?“儒学复兴”当然要包括学术上的复兴，但是学术的复兴是要有基础的，更是要有目的的。从基础上看，汉代的“独尊儒术”为汉代经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而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完善则为宋代的理学做好了铺垫。从历史上看，儒学作为学术的兴盛难以离开国家政权的支持，从现实角度看，随着作为传统儒学载体的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儒学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儒学要延续、要发展，需要国家力最的支持，这就需要争取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儒学本身从来就不是一门“纯粹”的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从来就是历代学者毕生的愿望。不可否认的是，儒学有强烈的人世情怀和“问题意识”。这种情怀和意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今后也势必发挥类似的作用。这一点当然是无法否认也无须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儒学要实现自己，就必须要完成对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儒学复兴”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乃是争取文化话语的霸权。获得作为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可。而这一要求自然与民族主义的利益要求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后面还要继续讨论。“儒学复兴”不可能仅仅是一场学术的复兴。

(三)作为一种渗入中国人传统中的儒学

儒学中所倡导的许多东西，如孝道，早已超越了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朝代，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定义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这种文化。当然，“孝”并非儒学的创造，但儒学在许多方面大大发展了“孝”的理论，并通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倡了“孝”，这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所谓“儒学复兴”是否就是简单的民间传统文化的弘扬呢?近几年来，各种传统文化的符号又被挖了出来，大力宣传，如祭孔大典，从1984年以来一年比一年的规格高，而陕西的“黄帝公祭大典”也不甘示弱。提出要上升为部级大典。此类种种，不一而足。但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价值缺失，国家功能转移，大众社会大儒主义盛行。中国也未能免俗。这是一个没有信仰、英雄和救世主的时代。没有现代的文化核心价值，就不可能整合社会和社会力量。文化符号如果没有现代的文化核心价值支撑，就不成其为符号。”这一说法可谓切中要害，儒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要“复兴”，绝不可能仅借助于某些简单的文化符号或者民间传统，提倡这些传统或者符号当然有助于儒学的复兴，但儒学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它们完成。

儒学的复兴既包括儒学学术的复兴。也包括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兴。而当代所谓“儒学复兴”的实质乃是后者，即争取国家意识形态的运动，这既与其基础有关，又与儒学本身的要求有关。

二、民族主义与儒学历史和逻辑的关系

何谓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给民族主义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民族主义又是的确存在着的。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一)从历史上看

虽然民族主义没有合适的定义。但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产生与欧洲的一种学说。”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种种学说，不能一一介绍。但有一点也是公认的，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诞生是与民族国家的产生息息相关的。海斯认为：“……最可相信的似乎是下述一种现代的根本趋势：视民族国家为文化获得最大保障与最大进步的媒介物。”

具体到中国的实例来看，民族主义实际上产生于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以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中华民族”的诠释，认为中华民族早已存在)。事实上，“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也是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于20世纪初才发明的。而不论当时的“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其民族主义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是希望诉诸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所有社会思想意识的焦点也在于国家问题。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被儒家伦理所分离的各种社会集团，将持有不同身份的中国人。都重新整合在“共和”的旗帜之下。这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抗日战争第一次从社会整体上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内涵。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否定民族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四个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中华民族”范畴内的号召。近几年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直接诉诸于民族意识，抛弃了过去曾经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装点。

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在lOO多年来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从历史角度看，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联，甚至一度是在对于儒家文化的强烈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从最初的明显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夷夏之防”、“排满”，到后来吸收西方民族理论精华而上升为现代性民族主义理论。他在实践中逐渐摒弃了传统的儒家观点。又如梁启超，他一方面极力主张引入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另一方面又大力维护中国的传统道德信条，“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其实，梁氏这一观点，是与19世纪后30年的“中体西用”一脉相承的，但“中体西用”被否定了，继而传统的伦理纲常也被否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发展要强大，不仅要采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成果。但如果承认此，则必然包含对于本民族的根本否定，这是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结果。尽管梁氏试图把二者联系起来，但是他也感慨道：“正惟倾心新学新政，而愈感旧道德之可贵；亦正惟实践旧道德，而愈感新学新政之不容己”。他努力发掘两者的同一性，却难以克服两者的矛盾性。这不仅是梁启超的感慨，也是当代中国人的感慨。

但历史是无情的，“发展是硬道理”。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一步步批判和摒弃了，它并未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至多不过是为某些行为提供了文化的资源。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儒学没有瓜葛。

(二)从逻辑属性上看

综上可知，民族主义是伴随民族国家而兴起的。世界历史上的3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以国家为首要诉诸对象的。特别是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更是以强烈的国家意识为基础。有文章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其出发点既不是某种种族意识，也不是特定的文化认同。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它是对全球化浪潮的响应。”还有文章指出当代民族主义的某种“应激性”。这些观点都很有意义。当代的民族主义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以国家的发展和独立为诉求。它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在落后国家则表现为对于“西化”的反击性答复。可以看到，这与儒家学说的内涵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儒家学说从来就缺少“国家”意识。梁启超就曾多次指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不知国家为何物，而这与儒家的传统有密切联系。

当然，现代的“新儒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文化生命影响民族生命，因此，文化生命不可摧残”。他们对于复兴中华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内在责任感。正是因为此，他们才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并与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合流。

但是，基于第一部分对于儒学的划分，认为：“新儒家”们提倡的复兴中华文化，实际上还是从学术角度说的，其实践也基本局限于学术。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所知甚少，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见解。想要通过文化复兴来实现民族复兴的观点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是不符合事实和逻辑的。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是时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看到了现实存在的问题诚然可贵，但想通过“道德重建”来挽救当前的困局则是不可能的。无论中西，皆同此理。新儒家们强调民族复兴这一现代化的过程必先有民族文化复兴，这是倒因为果。

恰恰相反，正是民族的现代化过程诱发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导致了民族主义思潮。由于历史上和当代的现代化过程从本质上还是属于西方体系，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从逻辑属性上看，不是要否定西方的现代化，而是要更快地实现西方的现代化。因此，它仍然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它与要求提倡本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儒学并没有天然的联系。

三、当代的“儒学复兴”与民族主义

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困境重重。在“振兴中华”等为号召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分化。民族主义难以解决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更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社会各个阶层也不可能因为民族国家这一共性就认同某些权力精英或者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并没有相应的纲领，也不可能有另外的纲领(因为其现代化的本质)，，只是一味强调民族国家是没有力量的。在此情况下，文化就成为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号召，民族主义者需要一面大旗，使得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内涵才不至于空洞。

反之，当代的“儒学复兴论”者也需要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才能够最简单也最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民族主义总是最能唤起人们的共鸣的，在过去100多年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关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可以不动用民族的名义。当政治运动诉求国家权力，民族国家进行社会动员，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够比“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进步”来的更有号召力。通过民族主义动员民众情绪，是大规模历史和文化建构的最好方法。当代的“儒学复兴论”者当然不会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结果，民族主义者利用“儒学复兴”这面大旗充实自己的力量，争取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更大的发言权。而当代的“儒学复兴论”者利用民族主义强大的号召力，希望以本学说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域从而为本学说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这两者的结合是基于利益的联系。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永恒的利益，当代民族主义者与“儒学复兴论”者的结合是否能够维持，能够维持多久，这就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