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青城记

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而青城――呼和浩特地处草原丝路南道的中央位置，可以北通漠北、南连中原，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既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有着浓郁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充满了神奇和魅力的城市，更是草原丝路之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如今，这座占尽地利的城市早已抹去征伐的痕迹，汇入到文明交流与经济交往的大潮之中。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五代・赵延寿《塞上》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一代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散文《内蒙访古》中，以史家之笔描绘了在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阴山，然后又用文学家的笔法对“阴山屏障之下”的“狭长平原”作了更详细的描述：“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这句话中的“它们”指的是呼和浩特与包头――两个建筑在大青山南麓这片沃野之上的城市。

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而包头的意思则是“有鹿出没的地方”。这两个描述性极强的地名表明，直到13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阴山南麓这一带狭长的平原不仅有森林和草原，还有鹿群出没其间。《汉书・匈奴传》上就记载此地“草木茂盛，多禽兽”。这片沃野乃是内蒙西部水草最为肥美的地方，对任何一个进入内蒙西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此地都是一个首选的据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长时间把此地当作自己的苑囿，看中的当然是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

不仅如此，这片北倚阴山、南临黄河的平原还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翦伯赞先生的分析点明了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这里既有可耕可牧的自然环境,又是中国北方地区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枢纽，因此成为历代王朝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身处这片沃野腹地的青城――呼和浩特，以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和游牧与农耕交织的文化特色，自古以来，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演绎出了一幕幕大开大合的悲喜剧。

天呈瑞象筑“云中”

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

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

――唐・施肩吾《云中道上作》

当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后，呼和浩特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民族有东胡、楼烦、匈奴等部族。公元前475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雄的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各诸侯国对自身利益有了更大的要求。公元前400年～前387年，“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攻占了阴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并在今呼和浩特市城区西南处修筑了一座军事城堡“云中城”，成为呼和浩特的建城之始。

据史籍《虞氏记》记载：赵国的国君赵武侯，在占据了阴山以南的领土后，曾在黄河西岸建造大城。因土质松散，城墙倒塌，而无法成功，只好到黄河东岸另选城址。一日，赵武侯正在阴山南面的呼和浩特平原上祈祷时，忽见天空中有一群天鹅在云层里翱翔，徘徊多时不去。同时，在天鹅下面还闪烁着明亮的光辉。赵武侯看到这一景象后，兴奋地说：“这是为我而呈现的瑞象啊！”于是就地筑城，取名“云中城”。

云中城为方形，周长8公里，面积约4平方公里。城垣最高处8米。史籍中记载：战国前，中原地区的城池虽大，城围也不过300丈（约合2里）。到了战国时期，也仅是“千丈之城”（约合6.6里）。而当时的云中城，城围却是16里，合2660丈之多，足见其规模之大。

云中城，不但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古城，而且还被以后的各个朝代沿用过。城内除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遗物外，还出土过秦汉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物。1974年，在托克托县境内出土过一枚刻有“云中丞印”字样的汉代龟形铜印。1988年，又在云中城城址西门外约50米处，发现了一件带有“云中”二字戳记的汉代陶碗残片。这些都证实了史籍所载云中城地理位置的准确无误。

公元前307年，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为了应对西面的强邻秦国和北方游牧部落对赵国的威胁，再次“北破林胡、楼烦”，向外开疆拓土，在阴山以南建立起了旨在改革图强的“胡服骑射”基地。为了巩固疆域，又在这一地区“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国的这段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内），中间经过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阙（今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为止，堵住了胡人进入阴山南麓平原的道路。赵武灵王以云中城为中心，正式设立“云中郡”，成为本地区的第一个地方性政权机构。其管辖范围包括了阴山以南今呼和浩特地区及以西和以东的部分地区。自此，呼和浩特地区便以“云中”著称于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设天下为三十六郡，将原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秦始皇为了巩固疆土，曾将数十万人迁到北方以守边，又将秦、赵、燕等国的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赵长城”即在今呼和浩特市北郊的阴山南麓，绵延数百里，至今遗迹尚存。

西汉时期，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最早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历史上设立县治、建造城池最多的一个时期。汉朝在这里曾先后建造过大小县城数十座。这些城池大多分布在今市区及市辖的旗、县境内，其中有成乐、定襄、北舆、原阳、武泉、云阳、陶林、安陶、沙陵、桢陵、阳寿、桐过、武成、武进、骆县等一大批历史上著名的汉代古城。

西汉政府为了抵御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地区的防御力量。一方面不断增修长城，加筑边堡、障塞设施，一方面大量派遣军、民到这里长期定居，屯垦戍边。西汉初期，汉匈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汉王朝的逐渐强盛与“胡汉和亲”政策的实施，呼和浩特地区最终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墓就在今呼和浩特市的南郊，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汉墓之一。

回到昭君的时代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北宋・王安石《明妃曲》

从“个人”到“象征”

同样是在《内蒙访古》中，翦伯赞先生也提到了这个著名女人的名字――王昭君：“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遗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然而，王昭君毕竟是一个人，如果历史能够还原，能够回到她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个具有更多细节、更“丰满”的昭君，而这些被大写的历史所遗忘的细节，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她伟大历史功绩的敬仰。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兴山县（今湖北省秭归县）人。西晋时，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名讳，改称明君，故后世之人亦以“明妃”称之。王昭君天生丽质，在中国古代名列“四大美女”，有“落雁”之誉。西汉元帝时，17岁的王昭君以良家子选入宫中为待诏。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人元稹在《行宫》一诗中描绘的虽然是唐代宫女的命运，但放到汉代应该也没有太大差别。“待诏”的王昭君，其命运似乎早已注定――她将和大多数宫女一样，在皇宫里消磨时日，苦度一生。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一个来自北方的匈奴首领来到长安，向汉元帝请婚，此人就是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名稽侯珊，为中国汉代北方匈奴族部落的著名首领之一，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被拥立为单于，在位28年。公元前54年（汉五凤四年），在一场匈奴内部的征战中，呼韩邪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并丢失故都单于庭。呼韩邪被迫率众迁至漠南，随后即向汉廷求助。他曾先后两次朝汉，觐见汉宣帝，而汉朝也给与其很高的礼遇，并给其部众以生活援助。在汉朝的帮助下，呼韩邪重新收复失地，北归单于庭。公元前33年，心存感激的呼韩邪第三次来到汉朝谢恩，并表示愿做汉家的女婿，为大汉保边塞平安。汉元帝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将自愿请行的宫女王昭君许配呼韩邪单于。

关于呼韩邪单于请婚以及昭君自愿请行的事迹，《汉书・元帝纪》与《汉书・匈奴传》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但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却有一番相对生动许多的记载，俨然一篇小说：“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既然汉宫寂寞不被恩宠，还不如嫁与单于，乐得与知心相伴。这个说法虽有道理，但未免小觑了昭君。对此，许晖在《身体的媚术》一书中所分析的，应该更契合昭君的心境：“王昭君的确是个奇女子，在那个身不由己的时代，她却凭借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勇敢地抓住机遇，奇迹般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汉元帝赏赐呼韩邪单于的关键时刻，她审时度势，毅然挺身而出，‘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千载之下，昭君如同亲睹的出场，以在汉宫最后最美丽的一次亮相，告诫所有的姐妹：命运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也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与其在这监狱般的汉宫里幽闭至死，不如远赴大漠，开始艰苦但是更富有挑战力的新生。”

出塞60年

昭君出塞和亲，是当时汉匈双方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单于归汉与昭君出塞，反映了当时各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在呼和浩特市附近的汉城和包头市附近的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单于天降”等瓦当和“单于和亲”四字砖，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12字砖，就说明了长城沿线各族人民对和亲和昭君出塞的热情颂扬。

但不幸的是，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个儿子，名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其前妻的儿子雕陶莫皋继立为新单于。当时，昭君曾求归汉朝，但汉成帝命其遵从胡俗，“父死妻其后母”，改嫁雕陶莫皋。昭君与雕陶莫皋生有两女，长女名须卜居次，即须卜公主，小女名当于居次，即当于公主。

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时，年龄约20岁左右。去世时间估计在新莽年间（公元前9年～23年）。据敦煌千佛洞的唐代《明妃传》所云，昭君去世后，埋葬仪式按匈奴习俗进行，非常隆重。“棺椁穹庐，更别方圆……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退犊驰，饮食盈川，人伦若海……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汉孝哀皇帝也差使杨少征前往单于处吊唁。隆重的葬仪所反映的，正是匈奴对昭君的怀念和对汉匈和亲的颂扬。

史载，昭君出塞时期，边疆一带“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和平局面达60年之久。

昭君出塞后60年间，汉朝与匈奴和睦相处，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迅速发展，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饱经战乱之苦后享受了60年和平生活的边塞各族，对昭君爱戴有加。民间传说，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下嫁呼韩邪单于。她出塞走至黑河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人马不能前进（宋代宫素然的画作《明妃出塞图》中的描绘与此十分相似）。昭君款款地弹起了她所带的琵琶，顿时狂风停止呼号，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下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

青冢疑云

斯人已去，唯留青冢。这座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就在今呼和浩特市的南郊，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小山。清初文人钱良择在《出塞记略》中记录：“青冢高三十余丈，广径数亩，其冢南，琉璃碎瓦，堆积满地，意旧有祠宇宫殿，惜无碑碣可考。止存石虎、石马、石狮、石幢……”两千年的历史烟云早已散去，只有这些石虎、石马、石狮，寄托着后人对这位远嫁塞外的汉家女子的深刻眷恋。

据说，除青冢外，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翦伯赞先生50年前的内蒙访古之行见到了两个，一个是青冢，另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关于后者，翦先生认为“其实这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垒。”

“王昭君究竟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翦伯赞先生的这个断语也许正说明了昭君的伟大功绩，反映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美好愿望。但就历史事实来讲，在诸多的昭君墓中，就必然存在着一个真伪的问题。

关于昭君墓，史籍中多有记载。唐代杜佑的《通典》记载：单于都护府领金河县（今呼和浩特境内），“有……王昭君墓”。书中所说的单于都护府，是唐代著名的六大都护府之一，治所最初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后迁徙于今呼和浩特市区正南的和林格尔县上土城古城。可见《通典》记载的金河县昭君墓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地理位置吻合。

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明妃传》也提到了昭君墓的地理位置。文中说：“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也就是说，唐时，人们看到的昭君墓位于黄河北面不远处；若站在昭君墓上西南望，可以看到受降城。“黄河北”虽然范围太广，但“受降城”却可以为确定昭君墓的具置提供重要依据。

据史籍记载，汉代和唐代都曾在今内蒙古地区建造过受降城。其中，汉代一座，唐代三座。汉代的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境内，距黄河有200里之遥，当地也从未有过昭君墓的传说。况且，从建城至《明妃传》成书时，已有900余岁，此城应该早已芜没。因此，这里根本不可能建有昭君墓。

唐代受降城分东、中、西三座。东受降城位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北的东沙岗古城内，中受降城位于包头市南郊原红旗农场的敖陶窑子古城，西受降城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库伦补隆古城。西受降城与汉代受降城的情形相似，可以首先排除。中受降城当地虽然也有传说中的昭君墓，但它与受降城的方位关系，与《明妃传》所记正好相反；而且考古发现该墓并非汉墓，因此也可以排除。那么，东受降城呢？从地理位置看，此城西南面紧靠黄河，东北方向有青冢。青冢与东受降城形成东北、西南遥望之势，直线距离约为100里。在唐代，如果站在高30余米的青冢上，向西南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望去，应该可以看到雄伟高大的东受降城。

种种证据都表明，青城南郊这座青冢，应该就是一代奇女子王昭君之墓。

从敕勒川到丰州城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齐・斛律金・《敕勒歌》

千古绝唱敕勒川

昭君出塞带来的和平之后，历史进入东汉，呼和浩特地区又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被中原统治者放弃，曾一度出现了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行政建制的空缺。直到公元2～3世纪，才有了新的管理建制，当地的经济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公元258年，北方的鲜卑部落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从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迁到今呼和浩特地区定居。拓跋鲜卑进驻这一地区后，始终和中原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加强同中原地区的接触和融合，不断加快自身的封建化进程。鲜卑族还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民加入鲜卑族，如乌桓、匈奴、敕勒等。不仅有少数民族，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汉族人。到西晋初年时，鲜卑拓跋部就已有部众数万户，控弦之士达数十万人之多。到了东晋时期，鲜卑势力更加强大。公元338年，鲜卑首领拓跋氏什翼健在这里建立了“代”政权，公元386年，鲜卑的拓跋复代王位。以“盛乐”为都城。改代为“魏”，自称魏王。历史上的北魏王朝即由此开始。拓拔部在这里招揽人才，储备力量，12年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

北魏王朝曾多次将归降、接纳的各族人众安置到呼和浩特平原驻牧、定居，发展畜牧业生产。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敕勒族人，约有数十万人之多。因他们长期在这里居住、生活，所以，当时这一带又被称作“敕勒川”。

敕勒族曾是中国古代北方一支较大的游牧民族，秦汉时亦称“丁零”，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的大漠南北。据说，因敕勒人善于制作和普遍使用高轮大车，所以中原人又称他们为“高车人”，魏晋以后才被称为敕勒。另据史籍记载：敕勒人能歌善舞，“其人好引声民歌”，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吟歌作乐。当时的敕勒人曾传唱过许多著名的民歌，以简朴、生动的歌词，形象地反映了1500年前呼和浩特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敕勒人淳朴、豪放的情怀。其中一曲《敕勒歌》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千古绝唱。

烽烟白道川

隋、唐到五代，先后活动于呼和浩特地区的民族除汉族外，主要是北方的东突厥和契丹等少数民族。隋朝时，这一带曾先后设置过云州、胜州、榆林郡、定襄郡等州郡建置。因呼和浩特地处阴山灰白色的白道岭下，故当时又有“白道川”之称。

在隋朝统治的几十年中，突厥和隋朝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隋文帝时，曾两次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和义安公主嫁给了突厥可汗，还册封了突厥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意为智健王）。并于公元599～603年，先后在呼和浩特平原南部修筑了金河、大利等几座城市，专门给启民可汗及其部众居住。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与突厥的启民可汗在金河岸边会面，签订了友好盟约，史称“金河会盟”。自此，突厥人既可游牧于白道川，也可进入长城以内居住，双方的和睦关系曾一度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启民可汗死后，突厥人开始和隋朝发生冲突，并不断发动战争，进攻中原地区，直到隋亡。

唐朝初年，由于东突厥势力更加强盛，还经常深入到唐朝内地，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公元629～630年（唐太宗贞观三至四年），唐朝对东突厥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大败突厥于“白道口”（今呼和浩特市北郊蜈蚣坝处）。战后，唐朝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曾分其地为左、右两部，设置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又置云中都护府，次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以统辖漠南诸部。单于大都护府是唐朝前期全国著名的“六大都护府”之一。

离离禾黍丰州滩

辽、金到元代，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的又一次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民族有汉、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十世纪初，北方的契丹族日趋强大，并建立了辽王朝。公元916年以后，辽的疆域扩展到了呼和浩特及以西的广大地区。

辽代，呼和浩特地区隶属西京道管辖，辽王朝曾在这里设置了丰州、东胜、云内等三个州政权，被称为辽代的“西三州”。当时的呼和浩特地区，除西、南小部分地区受东胜、云内二州管辖外，大部分地区受丰州管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代。因此，自辽代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将呼和浩特地区称为“丰州滩”。

辽金元时期，也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居住人口的又一次高峰时期。据《辽史》记载：当时的丰州滩，仅富民县一地，就有人家12，000余户。到了金代，呼和浩特地区划归西京路管辖，这里的人口较辽代又有了显著的增长。《金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这里已有人家5万余户，合计总人口约225000余人。辽金元三代，呼和浩特地区筑有大小州、县城市20余座，居住人口最多的地方是丰州城。

丰州城，是当时丰州滩上最著名的一座繁华城市。该城始建于公元920年（辽神册五年）。自建城后，辽金元三代沿用，长达450余年之久。一直到元末明初，因遭战火洗劫，城民弃走后才变成了一座废城。丰州故城内曾出土过大量历史遗物，其中辽代陶雕的“菩萨头像”、元代的瓷器 “兽足钧窑香炉”和元代的早期钱币“中统元宝交钞”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物。

丰州城为方形，城围4.5公里，面积约1.3平方公里。城墙为夯土筑成，墙高8米。四面开门，并筑有瓮城。辽代时，城内的建筑布局是仿照唐代中原城市的形制建造而成。按照唐代城市的“里坊制”，当时的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金元后，里坊制逐渐解体，城市布局有了新的变化。

在丰州故城的遗址内，至今保存着一座辽代的佛塔，塔名“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塔高56米，8角7层，内有回廊可登至顶。塔的内壁上保存有历代遗留下来的碑刻、题记近200处。题记由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身份的人，用汉、蒙、藏、女真、契丹以及古波斯和叙利亚文等文字书写而成。除记事记人外，其中一些碑刻和题记详实地记载了当时丰州城内的30余条街道和城郊40多个村庄的名称。从这些街道、村庄的名称和数量上不仅可以看出丰州城当时的繁荣程度，也反映了当时的丰州滩上，人烟稠密、各族友好相处的和平景象。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臣刘秉忠曾几次到过丰州滩，留下了《过丰州》诗一首：

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

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一个人的青城

筑城绝塞跨冈陵，门启重关殿百层。

宴罢白沉千帐月，猎回红上六街灯。

夜江欲渡金源马，秋使方征渤海鹰。

劫火东延名胜尽，前尘难问再来僧。

清・高其倬《青城怀古》

土默川上的阿勒坦汗

公元14世纪下半叶，明王朝取代了元朝。丰州滩即将迎来它的新主人，而这个人对于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15世纪初，元室后裔、北方蒙古部族的首领之一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大部，并建立了“六部万户”的政治体制，漠南蒙古趋于安定。达延汗的嫡孙、右翼土默特（土蛮）部万户首领阿勒坦汗（俺答汗），率部进驻丰州滩。该部虽长期与明朝发生战争，但最终和明朝修好，使得百余年的明蒙战争告终。因蒙古土默特部落长期驻牧于呼和浩特地区，所以明代以后，呼和浩特地区又有了“土默川”之称。

阿勒坦汗驻牧土默川以后，首先恢复和发展了畜牧业生产。他沿用传统的苏鲁克制度，鼓励汉族等人民来此地经营畜牧业，并通过制定《阿勒坦汗法典》，保护和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这样分析草原与中原进行商品交易的必要性：“（在草原上）没有一种工艺活动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其机动性。所以，当需求达到某一个程度时，整个草原社会将着重以贸易的方式取得金属以及一般的制成品。”正是为了用草原上的牲畜和畜产品，换取必须的铁锅、布匹、粮食等日用品，从公元1541年至公元1547年（明嘉靖二十年到嘉靖二十六年），阿勒坦汗先后向中原的明朝政府派遣使臣数十次，迫切要求“通贡互市”，但明朝政府都予以严词拒绝，而且有两次甚至杀掉了阿勒坦汗的使者。公元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阿勒坦汗的使臣最后一次进京，所提的请求仍然是通贡互市，并提出永不侵犯。而明朝的回应依然很干脆：拒绝。

正如拉铁摩尔所说，阿勒坦汗对明朝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设市贸易，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不能放弃武力。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阿勒坦汗亲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以武力逼迫明朝开设互市。这一次，明朝的回应是让阿勒坦汗先退兵，再和谈互市。阿勒坦汗于是退回土默川。次年，双方达成协议，在大同等地开辟互市。但好景不长，明朝不久便撕毁协议，重开战端，双方开始了长达20年的连绵不绝的战争。

公元1570年（明隆庆四年），阿勒坦汗的嫡孙把汗那吉投降明朝，明朝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决定授予把汗那吉指挥使官衔，并以此为契机，重开谈判之门。第二年，经历20年征战、各自损兵折将的双方，终于再度达成了互市的协议。阿勒坦汗也被明朝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

青色的城

互市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呼和浩特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贸易中双方交换的物资主要以呼和浩特地区盛产的牛羊马匹、鬃毛裘毡、盐碱木材等换取内地的布匹棉花、籽种农具、茶叶锅釜及各种日用物品。商贸互市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由于长期战争的结束和阿勒坦汗的努力，呼和浩特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明隆庆年间，呼和浩特一带已呈现出“开云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的繁荣景象。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口中仅汉族农民就有5万余人。除了汉族农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外，部分原来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牧民也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许多蒙汉杂居的村落和城镇。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将这些村落称为“板升”。除此而外，人们将当时较大的城镇也称作板升。

事实上，早在公元1546年，汉族首领赵全、李自馨、丘富等便带领各种工匠，开始为阿勒坦汗兴筑大板升城。这座城的周长为2.5公里，城内有七重宫殿，包括朝殿、寝殿、大厅、仓库等。城中有工笔重彩描绘的龙凤图画，绚丽非常。在筑城的过程中，各种工匠悉数登场，砍伐了大青山上参天合抱的古木，烧制了各色琉璃瓦，使用了各种颜色的颜料和油漆，开凿石料无数……这座大板升城，有人认为即是呼和浩特旧城的前身。可惜的是，公元1560年，明朝大同总兵刘汉率兵“捣丰州”，刚刚建成的大板升城被夷为平地。

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阿勒坦汗和他年轻的妻子三娘子决定仿照元大都的建筑风格，在土默川上建一座新城。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城市建成，明廷赐名“归化城”，而当地的蒙古族人则称之为“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

修筑青城之时，阿勒坦汗已经来到他人生的暮年，建城事宜交给他的妻子三娘子主持。三娘子名钟根哈屯，汉文史书则称为也儿克兔哈屯，是永谢布台吉的女儿，在公元1570年成为阿勒坦汗的第三位妻子。建城后不久，阿勒坦汗去世，顺义王位应由其长子黄台吉袭封。在明朝宣大总督郑洛的斡旋下，三娘子按照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嫁给了黄台吉。此时的黄台吉也已年过半百，在阿勒坦汗去世后的第4 年，他也离开人世。顺义王位接下来应该由黄台吉的长子扯力克袭封，而三娘子力主由自己的亲生子不他失礼袭封。双方争执不下时，郑洛再次出面斡旋，三娘子于是再嫁扯力克。扯力克被明朝封为顺义王，三娘子则被特封为“忠顺夫人”。明朝政府规定，顺义王向明朝上报的正式公文，都要由顺义王和忠顺夫人共同签署，此举巩固和提高了三娘子在蒙古部族中的地位。

自从公元1570年嫁给阿勒坦汗之始，三娘子一直都居住在青城，直到去世，所以后人也把青城称为“三娘子城”。

雄才大略的阿勒坦汗，在土默川大地开创了蒙汉和平友好的关系，而三娘子则继承了他的事业，巩固了这种关系。他们在土默川上兴建的美丽青城――库库和屯，逐渐成为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而呼和浩特之所以被称作“一座城池半城召”的“召城”，也与阿勒坦汗有着不解之缘。

当青城遇上黄教

偶步南郊梵宇连，入门邂逅问僧官。

禅堂佛舍闲随喜，贝叶藏经尽意看。

轮常转，法无边，虔心欲结来生缘。

须臾月上浮屠顶，转眼银光照大千。

――金启《鹧鸪天・席力图召》

跨越时空的聚会

呼和浩特召庙林立，古来便有“召城”之称。民谚云：“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更有老辈人口口相传是“先有召后有城”。这些召庙中又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居多。 庄严神秘的藏传佛教为什么大规模地进入了蒙古草原？ 这必须追溯到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相会。

相传大班智达根敦珠在旺果日山上亲见十六罗汉之时，曾经预言索南嘉措前往后藏之后，将去远方云游。他言说：“对于众生救主八思巴法王，忽必烈皇帝作为受戒的供养第一次奉献了卫藏十三万户，第二次交给了统治藏地三区的权力……在最后一次献大供养时，先赐黑缎七匹，后赐白缎一匹。八思巴上师说：我们俩七世之间不会相逢，等到大王您的名字有一金字，我的名字中有一海字，将会聚首广谋利生之事。”

阿勒坦汗，蒙语意为“金汗”，有一“金”字；而索南嘉措则意为“福德大海”，有一“海”字。传说如此撮合了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的相会。

真实的历史则是另一番情形。16世纪中叶，阿勒坦汗的势力从河套一带扩张到甘肃青海地区。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台・彻辰浑台吉进军地区，战争胜利后他将一些喇嘛带回蒙古，并接受了黄教教义。这引起了阿勒坦汗的注意，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阿勒坦汗向明廷请求赐予“金字番经”，派喇嘛到青城宣扬教义。6月，两名喇嘛受明廷派遣来到归化城传教，阿勒坦汗授予他们“大国师”称号。但不久之后，两位“大国师”就返回了北京。

第二年，阿勒坦汗率部西征，在川藏交界的喀喇・土伯特地方俘获了当地两个部落首领兼宗教首领，一个名阿里克・萨噶尔・齐斯吉巴，一个名固密・苏噶。阿勒坦汗如获至宝，将二人奉为上宾。阿里克喇嘛向阿勒坦汗详细讲解了黄教教义，并劝其信奉佛教、修建佛寺。阿勒坦汗一一采纳。

最后，阿里克喇嘛向阿勒坦汗建议：迎请活佛索南嘉措。

当时，教派斗争非常激烈，黄教首领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为从政治上完全控制，积极扩大经济势力，并时刻将眼光瞄准之外，以求通过外力的协助击败其他宗教领主集团。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当威震蒙古、甘肃和青海广大地区的阿勒坦汗派遣使者，到拉萨迎请他与阿勒坦汗在青海会面时，索南嘉措欣然允诺。由于路途遥远，双方把会面的时间定在了公元1577年。

为迎请索南嘉措，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阿勒坦汗在青海察布齐雅勒地方，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寺庙，明政府赐名“仰华寺”。

由于遇到军事上的麻烦，阿勒坦汗率领的队伍8万余人，在公元1578年才到达约定地点。当他得知索南嘉措由拉萨启程的消息后，随即从察布齐雅勒先后派出三批使臣，前往迎接。是年农历5月15日，索南嘉措在无数随行人员的簇拥下到达青海，实现了传说中大班智达根敦珠的预言。

在新落成的仰华寺，阿勒坦汗向索南嘉措呈上数量颇巨的珍宝及布帛马匹。随后举行盛大法会，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举行灌顶仪式，阿勒坦汗正式皈依黄教。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阿勒坦汗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则赠给阿勒坦汗“转千金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

相传当二人会谈之时阿勒坦汗一时失去知觉，苏醒过来后说：“从前创建象更寺时，我是孽禅汗（即忽必烈汗），你是八思巴上师，你我结为福田施主。你为寺院开光祝赞的情形还仿佛历历在目。而从那时到现在，我又在何处漂泊？”历史也好，传说也罢，这个说法都给予了他们双方强有力的精神物质双重支持。阿勒坦汗的皈依，使格鲁派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蓬勃发展。

会见结束后，索南嘉措返回之时，指派了栋科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代表自己驻锡于归化城，弘扬佛法。阿勒坦汗回到归化城后，立即建造供奉释迦牟尼像的大召。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大召建成，万历皇帝赐名为“弘慈寺”。寺中供奉银制释迦牟尼像，一时也以“银佛寺”而出名，为内蒙古地区所建立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此后数十年间，在阿勒坦汗的儿子、孙子及其亲信的资助下，归化城及其附近寺庙建筑相继而起，可谓召庙林立，金碧辉煌。到了明末清初，人们甚至直呼“召城”以名之。云游的僧侣、隐修的人们不断在此聚集，蒙古诸部的汗王贵族也亲临归化城行皈依之礼，盛况空前。

黄教在呼和浩特地区的传播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有一些小的插曲。据《蒙古源流》记载，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年老体衰的阿勒坦汗陷入昏迷之中，土默特部的首领们对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已经萌生了驱逐喇嘛的念头。他们质问说：这教有什么好处？连合罕（阿勒坦汗）的命运都无法得其庇佑，怎么还能指望福泽别人、恩泽万物呢？栋科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闻之，随即赶到现场，用佛法生死轮回之道说服众人。当阿勒坦汗也在医师的抢救下苏醒后，他严厉申斥了这些意欲反对佛教的首领们。首领们则集体盟誓，保证以后绝不会发生毁教灭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