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483亿美元:外汇储备第一,但贸易环境日益恶化

从2006年2月起，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居世界首位。到2010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连续五年居全球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证明了中国外贸出口的强大，但与此同时也给中国招致了诸多麻烦。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持续升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等问题，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如果失去出口这个强大的动力，中国经济可能将再次遭遇危机。如果想实现外贸平衡、经济升级，走出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贸环境：“竞争者”的压力和生存环境的危机

中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和巨大的外汇储备量总是能引起各种人士和机构的注意。这一点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变得更加明显。在世界经济依然委靡而中国经济却继续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似乎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09年，当代最著名的国际贸易学者保罗・克鲁格曼来到中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克鲁格曼与众多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实实在在地打了一场口水战。这位新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先后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巨大的外汇储备及中国需求对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而后，在2010年新年不久，这位著名的学者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而后2010年10月，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又发表题为《从稀土出口看中国流氓经济》的评论，炮轰中国政府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称中国的稀土政策是“无赖国家”的表现，认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之举已违反加入世贸组织前签署的相关协议，中断对日出口稀土是对国际贸易法规更明目张胆的违背。此外，该学者还表示，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加剧，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压力加大，中国现在实质上拥有大量的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即将面临大量的反倾销税。

保罗・克鲁格曼发表的言论和观点自然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大批的中国学者和财经人士撰文批驳其对中国的情绪化攻击和作为一名独立学者的不良政治动机。

事实上，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本人所说，“基于有限的信心，我很难理解中国经济；在很多领域我们同中国是竞争者，但我们绝对不是敌人”。

保罗・克鲁格曼的言论也许正是给那句“竞争者”的观点一个很好的理论上的解释，也在某种程度上切实地表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尴尬处境和地位。

商务部在2009年12月的《全球贸易摩擦研究报告2009》指出，截至2008年，中国每年遭受贸易救济调查的数量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开始频繁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贸易救济新发起案件222起，比2007年增加近2成半。

过去的2009年，中国的许多外贸企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历练。关于外贸企业倒闭的消息频频从江浙、广东沿海传来；“停工”、“裁员”的字眼更是屡见报端。无疑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到来更是给中国外贸企业“雪上加霜”。

2009年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根据中方统计，目前我国轮胎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如果削减输美轮胎半数产量，就意味我国会出现12%的剩余轮胎产能。如果按照35%的税率征收关税，中国轮胎进入美国以后，价格将会比美国本地的高端轮胎还高，中国产品将完全失去竞争力。

2010年9月，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不仅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也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同时进行三种贸易救济调查，在国际贸易救济实践中极为罕见。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同时，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使我出口遭受较大损失。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事实上，中国的贸易环境恶化状况还不仅仅如此。

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的研究，2010年1至3月份，按进出口同比价格不变计算，出口价格下跌使出口部门少收入104亿美元，而进口价格上涨使进口部门多花404亿美元，合计508亿美元。贸易条件恶化导致损失占国民收入的4.9%，这意味着2010年一季度真实国民收入增长率是7%而不是11.9%。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密切相关，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出口制成品，使得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极大地影响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宋国青表示，国民收入的这4.9个百分点是中国“贡献”给了别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和矿产国。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而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却下降近2%左右，并达到2000年以来一季度出口价格指数最低值。也就是说，中国正以更高的价格购进更多商品，同时又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商品。

虽然国内大多企业不愿意看到此种情况，但是未来，国际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国际油价可能在2010年年内突破每桶90美元，并在2011年年底达到每桶100美元；中国钢铁协会与三大矿山公司的谈判破裂，铁矿石涨价60%已经极有可能。

此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进入2010年，欧美对人民币汇率的逼压不断升级。在美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后，欧洲部分国家和美国高层轮番表态，就人民币低估问题向中国发难，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局面已由美国“独唱”逐渐演变为多国组成的“大合唱”。

美联储主席本・贝南克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仅损害美国，而且损害其他新兴市场的利益，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面对各国压力，尽管中国没有明确表态让人民币升值，但是面对美国、日本等国发动的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国际投行预测，到2011年，中国的中央银行会允许人民币升值3%～5%。

显然，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预期的不断加大，正在使国内的外贸企业的风险不断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进一步丧失。

对于占到了中国外贸总额的五成半的机电行业来说，一旦人民币汇率升值，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将亏损120亿美元，若升值到5个百分点，即为60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的亏损。而汇率的升值造成的叠加效应将会使中国的机电产品与欧美、韩国等主要竞争国家相比将失去竞争优势。

而对于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相对于当前这些行业3%～5%的平均净利润率。如果到2011年人民币升值达到3%～5%，那么企业的利润将被全部吞噬，大批的中小型企业将陷入破产和倒闭的危局中。

未来数年，对于中国的外贸企业和出口行业来说，必然是充满了危机感和压迫感的时期。各国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将对中国企业的生存构成深远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几乎不可阻挡。如果国内企业不能在这场国际经济的大变局中尽快实现升级和调整，对于刚刚走出危机不久的中国经济和国内企业而言，危机的阴霾其实正在一步步逼近。

海外并购浪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途径和考验

2010年，一桩数额并不大的海外并购案几乎牵动了全部中国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在这桩仅有18亿美元的收购案中，一方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企吉利集团，而另一方是世界20大汽车公司之一、有着辉煌历史和品牌知名度的沃尔沃汽车公司。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

这宗交易无疑又是一次联想式的“蛇吞象”的故事。对于民企吉利而言，企业之间的签约只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如何能带领沃尔沃走出困境并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实现吉利的做大做强并开启国际化的坦途大道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吉利的这次成功的海外并购还是给了中国车企一个很好的启示，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关注中国企业发展的中国媒体自然也不吝送上溢美之词。

《工人日报》评论道，“通过对具有深厚技术积淀的国际著名品牌的收购，明媒正娶地获得一个好出身，彻底改变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靠‘模仿秀’、‘山寨版’起家的坏形象。以根红苗正的技术渊源，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通过海外并购，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取到梦寐以求的汽车国际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营销渠道。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是中国汽车产业实现技术跨越的一个捷径，可以迅速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软实力。

在经历了30年的成长和全球化浪潮冲刷的今天，日益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必然会面对一个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吉利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一个随时间而流逝的故事而已。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一股来自中国的并购浪潮正在不断地加大力量，并冲刷着整个世界。就像中国经济一样的不断成长，寻求在海外收购资产的中国公司数量也在急剧增长。

当发达经济体仍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沼中举步维艰时，中国公司进行跨国收购的数量却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数达到298宗，创历史纪录。许多中国投资都深受资金短缺的西方企业欢迎，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投资，它们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实际上，中国在1999年提出“走出去”的战略时，才明确表露出希望国内企业成长为国际性公司的意愿。随后，中国政府将对外直接投资视作其“十五计划”（2001～2005年）和“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的一大基石，这两个五年计划都致力于让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步调保持一致。尽管如此，海外并购始终波澜不惊，直到2005年并购额才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的大关。自此以后，中国明显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估计达到730亿美元，其中包括最终收购方为中国企业的所有并购交易。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的并购额下降至426亿美元，但这是因为中国联通收购中国网通的香港业务，令2008年的并购额大幅度增加。

不仅如此，在并购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海外收购的大额交易比重也在上升。统计显示，2003～2008年期间，交易额在2.5亿美元以上的收购交易仅占全部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的21%。这一比例在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期间内上升至22%，仅在201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24%。

那么，中国迄今为止达成的并购交易具有哪些主要特点呢？《经济学人》对2004年至2009年11月，中国企业已完成的172宗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并购案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的海外并购交易旨在满足国内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持续增长的需求，其次是开拓新的海外市场、获得技术以及谋求潜在的资本收益。

大多数中国海外收购案发生在2006年以后――这部分交易占资源驱动型收购案总数的72%，占开拓市场型、金融/战略性以及获取技术型三类收购交易总数的73%。2004年至2006年，石油和天然气成为中国的投资热点；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了金属及采矿业。在金融/战略性收购交易中，只有两宗是2007年前完成的。IT及电子产业、制药和生命科学行业等技术类领域的并购交易大多发生在美国。

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更多地将收购目标锁定在亚洲。中国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是重点的收购对象。在亚洲以外的国家中，澳大利亚最受中国企业青睐，共达成35宗并购交易，占总量的18%(含取消的交易)；其次是美国，中国企业完成并购交易16宗，占总数的8%。在并购金额方面，大部分中国投资流向澳大利亚，总计达到280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而且并购交易(含失败的收购)绝大多数集中在金属和采矿业(占总数的69%)。

在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中，81%的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民营企业贯彻中国政府制定的“走出去”战略明显要慢上一拍，它们在并购交易总量中只占12%的份额（其余的由法定机构进行）。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这种海外投资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顺应了中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则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自推出“走出去”的战略以来，国内政府一再放宽了对海外投资的限制，况且，在一定程度上的对外投资对推动出口、提升企业技术实力和创建国际品牌方面，有利于企业自身和整个中国经济。

然而，对于今天中国企业日益强烈的走出去的意向，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呢？在众多成功的并购交易中，往往不乏失败的案例。例如中铝试图增持其力拓股份的计划最终化为泡影，华为收购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设备部的失败，中海油优尼科公司所遭受的障碍等。

不仅海外并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并购后企业的经营和磨合工作也是非常艰难的一项任务。中国企业如何在并购后实现企业的良好运行，如何更好地运用并购后的资源打造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如何适应并购国当地的文化和法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