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46.1亿元:社会投入逐渐加大,但社会建设仍需加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毋庸置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过去的计划经济、票证时代相比，中国人民如今已经达到了基本小康水平，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为国民经济发展开掘新的动力源泉，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在这个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急需加强社会建设

从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们就开始着眼于对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思考来理解“发展”的内涵。科学发展是全面发展。全面，意即发展不能仅是经济的“独奏”，而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交响”；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而要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建设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环境，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达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

简言之，社会建设为其他几方面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作用。如果忽视社会建设，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的稳定，阻滞社会文明的进程。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的发展，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包括三大领域，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在基本民生方面，中国要面对的是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几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中国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经济活动中的失业人口仍然比较严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数字在大部分年份中均不会超过5%，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失业问题不严重。2010年3月，总理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时表示，中国的就业人口的压力是2亿人而不是美国的200万人。尽管这个表述在之后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温总理的表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的巨大困境。温总理能够公开比较真实的失业数据，也说明了政府在面对庞大的失业人口时的压力和需要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

在社会安全建设方面，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冲突多发的时期，各种可能引发社会安全问题和影响社会秩序的社会风险也在不断地积累。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刑事案件发生率始终居高不下。1978～2008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数从14.7万件增加到76.8万件，年增长8.59%，每万人口的一审刑案数从1.53件上升到5.78件。而且，1997年以来，此类案件连续11年维持着上涨的趋势。不仅如此，近年来，各种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广泛的社会信心损失。2008年曝出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他的此类事故更是不胜枚举，社会公众的信心和诚信度正在受到巨大的考验。

在社会管理模式方面，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新旧结合，急需转变的时期。中国需要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职能，以单位制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是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管理体系逐渐瓦解，社会面临着已有的管理体制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现状的问题。同时，社会建设的滞后也难以承接社会生活需要转移到社会领域的任务。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目标。

社会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入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例如，社会文教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13.1%上升到2006年的26.8%。然而，从社会建设的需要来说，中国公共资源的投入仍然不足。据经合组织统计，2005年，经合组织中26国的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25.5%，其中韩国的该比重最低，为9.5%，而法国的该比重高达35.3%。在中国的各项公共财政支出中，有四项支出明显属于社会支出，2009年此四项支出合计27146.1亿元，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7.9%。可见，中国的公共资源配置结构还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还要避免社会建设投入给国民经济造成过大的压力。为此，要进一步调整公共支出的结构。今后五年，应考虑将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支出比重提高到60%左右（2009年该比重为35.6%），同时将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的比重控制在10%～15%。从国际比较看，这种支出结构有利于公共财政资源较多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例如，2005年，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经济性支出占8.4%，政府支出占6.5%，社会支出占58.9%，国防支出占10.2%，其他支出占16%。

对于社会建设来讲，非公共的社会资源也是重要的资源来源。据经合组织统计，2008年，该组织中26个成员国的非公共资源社会总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8%，净投入所占比重为2.9%。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非公共社会建设投入还是比较有限的。例如，据统计，2009年中国的慈善捐助总额为509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0.17%，国家财政总收入水平的0.75%。而同期美国的社会慈善捐款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占当年美国GDP的2%左右，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10%。

此外，社会建设需要人力资源的巨大投入。一般而言，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源由职业化和社会化的人力资源组成。而所谓的社会化的人力资源，指的是各种非职业化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的人员，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志愿者。目前，政府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公共事业单位的职工队伍、公共财政支持的群体性组织和中介工作人员、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工作人员、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总量在4000万人以上，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左右。再以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为例，该组织29个主要成员国的教育、卫生、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就业人员比重在23%左右。在自愿者方面，近年来，中国的自愿者的数量迅速增长，到2009年，全国规范注册的志愿者总数已达3047万人。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自愿者的精神和数量仍然比较滞后，仍需继续培育自愿者精神，发展志愿者队伍。

收入分配差距：中国未来社会建设必须面对的顽疾

中国如果要在未来数年内实现发展方式的完整转型和社会的可持续进步，那么民生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要实现中国的民富战略，建立一个和谐的并且是可持续的社会，除了要在发展理念上保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好国民财富的收入分配问题。

在我国，企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引起各方面不满。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内需的逼迫下，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模式已经成为必要之举。此举也是提振中国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对于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合理措施。

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慈善事业等救济贫困居民，一般被称为三次分配。）

在初次分配中，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被分解为三部分：（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2）以工资形式分配给职工；（3）以企业利润等形式留归企业支配，用于企业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按收入法核算，则国民收入（即生产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可以分成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部分。其中，生产税净额是指国家从企业部门征收的税额减去国家对企业部门的税收返还和减免之后的净税收。营业盈余是指企业部门在支付了劳动者报酬、国家税收（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之后的净收入。

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数据从不同方面看一下我国在近几年以来的收入分配现状和变化情况。

在我国，企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从宏观角度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只有40%。企业所得份额在增加，目前在31%左右。政府税收和固定资产折旧各约14%。

2005年，劳动者报酬明显下降，营业盈余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作了调整，一是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二是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但是，统计口径调整，并没有影响四大部分的变化趋势。

无论是与历史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明显偏低。这是我国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从宏观上考察财政收入，可以发现，近十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从宏观上考察企业利润，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企业利润快速增长，2002～2007年间的增速明显高于GDP的增速。2008年和2009年，受经济下滑影响，企业利润增速有所放缓。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进入警戒区间。贫富分化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角度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城乡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中最主要的差距。近十年来，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扩大。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多3070元，前者是后者的2.47倍。2009年，前者比后者多12022元，差距扩大到3.33倍。

从城镇居民内部看，90年代时期，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1/5左右。2005年以来，这一比例降低至1/9左右。到2008年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为4754元，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为43613元。

在农村，20世纪90年代时，20%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20%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1/5左右。2005年以来，这一比例降到1/7。到2008年，20%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为1500元，20%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为11290元。

此外，我国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不同行业中，金融业、IT业职工的收入最高，农业企业的职工工资最低。分所有制看，非私营企业的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同行业私营企业职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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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陈志武的“民享”观

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陈志武认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使得大部分中国百姓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很弱。

据陈志武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元。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坐拥近80万亿元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元。

陈志武主张，把80万亿国有资产以基金的形式发放到每个老百姓的手中。具体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改组为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老百姓按人头领取这些国民权益券――这些证券可以长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交易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

结果是什么？陈志武的计算结果是，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速度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户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

更重要的是，一旦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陈志武于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