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标的物交付与风险负担分析

摘要：我国合同法规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标的物交付之时转移至买受人。但有人认为，交付本身包括转移所有权的内容，从而认为，我国合同法采取的是所有人负担标的物风险的原则。这种观点混淆了交付与给付，曲解了立法本意。交付与给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合同法在标的物风险负担转移的问题上采取的是交付主义原则。关键词：买卖合同；交付；风险负担中图分类号：D922.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256021　问题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只要完成了交付行为，在当事人未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风险即转移。”即交付是标的物风险转移的时间点。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买卖合同中之“交付”包括转移占有和所有权转移两重涵义，“《合同法》的‘交付’也包括‘转移所有权’的内涵，“我国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从交付之时起发生转移，事实上是与所有权相伴随的，即使没有转移实际占有，只要所有权发生了转移，风险就随之转移，可见，我国《合同法》实行的应该是‘所有权主义’”。这种观点曲解了立法，混淆了交付与给付，容易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我国立法在标的物风险负担转移问题上实行的一般原则是“交付主义”。2　给付与交付给付与交付为法律上两个不同的概念。交付是指将标的物的占有转移，交付标的物可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现实交付，是指出卖人将标的物的占有直接转移给买受人，使买受人获得对标的物的实际控制和占有。观念交付，是指出卖人并不直接交付标的物，而是观念上的占有转移，它包括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和拟制交付。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从法律体系解释而言，《合同法》第142条之“交付”都应是转移占有之义，而不是转移所有权。否则，《合同法》第141条的规定即不能让人理解，如果按照交付即包括转移所有权的观点，该条岂不是规定了所有权转移的地点了吗？除现实交付外，观念交付是否可以引起风险负担的转移呢？在简易交付时，由于买受人已事实上占有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于合同订立时，可认为已有交付。此与现实交付没有什么区别。在指示交付时，由于买受人并没有实际占有标的物，它能否导致风险负担的转移呢？通说认为，无论是何种交付形式，均能引起风险负担转移的效力。也有学者认为，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还不能当然引起风险负担转移的效力，还必须斟酌当事人双方是否有以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代替现实交付的合意。这是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物，是把债权合意与物权合意区分开来的结果。在不采取严格的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国家和地区，无须附加此条件。交付标的物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区分的立法例并非《合同法》所创，在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4条，都是将标的物的交付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区分开来的。3　风险负担及其一般规则这里所谓风险，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不利状态。风险负担，指风险发生后，此种不利状态或损失由谁承担。风险负担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风险负担的归属，即风险应由合同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承担；而由哪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又取决于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也就是风险负担转移的时间点，即风险从何时起转移给某一特定的当事人承担。二是负担风险的当事人应承担何种具体的法律效果。前者为各国立法规制的重点，各国关于风险负担的法律制度往往以较多的篇幅规定风险转移的时间点，而后者虽然也是风险负担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由于其内容较为单纯，因此法律规定得较为简单，甚至不作规定。我国民法典正在制订过程中，现行的《合同法》没有规定各种合同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在大陆法系，由于采纳债的概念，在民法典中设置债编，在债的一般规则中，往往设立关于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在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上，存在着债权人主义、债务人主义和所有人主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债权人主义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如债务人仍可向债权人请求对待给付，则因给付不能所生损害由债权人承担。一般认为，德国普通法、法国民法、意大利民法、日本民法、瑞士债务法采债权人主义。债务人主义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如债务人不得向债权人请求对待给付，则因给付不能所生损害由债务人承担。一般认为，德国固有法、《德国民法典》第323条、《苏俄民法》、《奥地利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债务人主义。所有人主义则是指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风险之负担以所有权转移之时期为标准，转移以前由债务人负担，转移以后由债权人负担，即“损失归所有人承受之原则”。一般认为，英美法系采此种立法例。为何存在以上的区别呢？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存在着不同。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采债权意思主义，即合同一经达成，所有权即发生变动，无须践行交付或登记等公示方法：而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受德国民法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物权变动的效果上是一致的。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一旦合同成立，债权人即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标的物在合同成立后毁损、灭失的，由债权人承担风险，即是由所有人承但风险。在风险负担的规则上，实际就是所有人主义。由于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国家在转移所有权的合同的风险负担上采取债权人主义，也就是所有人主义，但对于不涉及物权变动，即不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风险负担问题上仍然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债务人主义。我国立法和理论界虽然在未来的民法典的物权变动模式上是否象德国民法一样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见解不一，但在不赞成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国民法也就不必要和不可能向法国民法那样，在合同风险负担上采取债权人主义，或者说所有人主义。在一般原则上，应该和德国民法一样采取债务人主义的立法例。但是在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风险负担上是否必然实行债务人主义呢？不能简单地这样推理。4　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古往今来，各国家和地区，在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上主要存在着风险在合同订立时转移、风险在所有权转移时转移以及风险在交付时转移等三种立法例。而且迄今未统一。可见，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也是法学和立法上的难题。作者认为，以交付作为风险转移时间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一是所有权转移与风险转移的可分性。除一般动产买卖以外，现代社会中，大量的特殊动产和不动产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与物的实际交付经常不是同步进行，很多情况下，物已交付，而所有权并未转移；也有时物未交付，而所有权已经转移。这就可以使所有权转移与风险转移分离开来。二是风险控制的有效激励制度。也就是将风险分配给能以最廉价的方式控制风险的一方。在无协议或其他相反规定的情况下，风险应由能够对物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而占有或控制物的一方当事人通常处于最能有效地保护物免受损失的地位。正如作者所归纳的，所有人主义至少有以下不妥之处：(1)许多合同不发生所有权转移问题，所有人主义无适用余地；(2)物权关系与合同风险本属两回事；(3)在出卖他人之物的情况下，适用所有人主义会带来严重不公平；(4)易生纠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首先，风险与利益相一致。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早在罗马法时期即已奉行，即享有利益的一方应承担该利益产生的风险。多数国家在规定风险负担的同时，也规定了利益的享有，而且风险转移，利益也转移，二者是一致的。只有出卖人把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才能够对物进行使用收益，享受物之利益，才能对物具有真正的管领力。其次，激励受领人对标的物进行有效保护，防控风险的发生。以交付作为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必然使得受领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防范可能在标的物上发生的一切不测事件，当事人只有占有标的物，对其进行实际的控制、管领，才能够对其进行更有利和更有力的保护，来防范风险的发生。以交付作为风险转移的时间点，使受领人承担风险，有利于激励受领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风险的发生。再次，有助于减少纠纷、便于纠纷的解决和杜绝无益的争论。与所有人主义相比，采交付主义，在一般情况下，通过考察标的物占有的转移这一客观行为即可获悉标的物风险负担的状况。由于判断标准的明确具体，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纠纷，即使发生纠纷，也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同时可以杜绝不必要的争论，使问题客观化。正是由于交付主义存在以上优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此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42条采取了交付主义这一现代立法关于风险负担的通行规则，应该说是先进的。但是，它没有像其他国家民法一样同时规定利益享有的规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有待民法典在这一问题上予以完善。参考文献[1]房绍坤，郭明瑞.合同法要义与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王轶.论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3]张新宝.买卖合同赠与合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贾林青，仝炳军.《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意外风险承担规则的适用研究[J].法律适用，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