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汉民族和谐共生的历程与现代启示

[摘要]壮汉民族聚居的祖国南部边疆，族群构成复杂，经历了数千年的族群冲突与交融过程。当今壮汉民族和谐相处，是用血与火的代价换取而来的。南部边疆民族经历的族群融汇历程植根于壮汉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独特的历史时空背景，对理解和构建不同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南疆经验；壮汉民族；和谐共生

[作者]覃德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人类学博士。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11－008

广西被誉为“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形成了稳固而协调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笔者在此将中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壮族之间和谐共生的族群关系称为“南部边疆经验”，其核心意涵是指：在祖国南方边疆以广西为中心的壮汉民族聚居区，汉族和壮族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千百年来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复杂演化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

当今时势，天下纷争四起，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分裂活动暗流涌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相互制衡。而在祖国南疆，社会总体稳定，经济迅速崛起，汉壮民族和睦相处，共谋发展，有道是：“风景这边独好!”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壮族和汉族之间，是不是历来就是和谐共生?何时实现了和谐共生?和谐共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壮汉民族和谐共生的历程和现状，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借鉴和推广的经验?壮族地区诸族群和谐共生的表象之后，还有什么隐忧?应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壮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实现南方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一、壮汉族群互动与交融历程的反思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原人来到岭南之前，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创造了自成一体的区域族群文化，形成了从古国到方国的文明演化序列。壮族先民是汉人南迁之前开拓岭南和开创珠江流域文明的主体民族。秦王朝统一岭南之后，壮族先民聚居区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辖的版图，中原汉人随之不断迁移岭南地区，汉壮民族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从冲突对立到和谐共生，谱写了岭南文化历史的画卷，其间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对抗，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才逐渐进入和谐共生的境界。

回顾汉壮民族交融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仓吾、瓯骆时代壮汉民族先民从各自发展到剧烈冲突

“仓吾”，或称“苍梧”、“仓梧”，既是族称，也是国名，年代大体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尧舜时期。先秦时期的壮族先民从荒蛮的岁月，逐步进化到文明时代，创造了作为壮族文化象征的铜鼓和花山崖壁画，出现了“王”、“侯”、“将”等角色，组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并从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阶段。壮族先民和周边的楚、濮、西南夷等民族有一定的交往，但鲜有大规模的冲突，直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兵平定闽越和扬越之后，即调集50万大军，兵分5路，向岭南进发，遭到了西瓯人的顽强抵抗，揭开了岭南土著同中原汉族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序幕。

(二)乌浒、俚僚时代壮族先民的抗争与绵延不断的起义

东汉至唐宋时期，生活在岭南的壮族先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汉壮民族的征服与反征服的民族较量，贯穿在这一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其中尤以唐代的西原蛮起义和宋代的侬智高起义影响尤其深远。唐朝中后期，封建政府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恶化。公元756年，黄乾曜联合西原蛮各部20万人，设置“中越王”、“桂南王”、“拓南王”、“南越王”，建立政权，所占地区“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公元794年，西原首领黄少卿重举义旗，一度占领广东西部、广西南部18州，义军活动地区北至湖南，西及云贵，南抵交趾，东达广东，前后连绵上百年，岭南震动。宋代侬智高三度要求归附宋王朝，皆遭拒绝，无奈之下，起兵反宋，攻克邕州，建立大南国政权，自封为仁惠皇帝。而后东征西伐，开仓济贫，攻城夺寨，所向披靡，深得民众拥护。

(三)僮时代壮汉民族的对峙与融合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灾害频繁，民生维艰。封建王朝强化以夷制夷的政策，广西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明王朝赋税沉重，徭役苛严，武装占领瑶壮农民开垦的田地，逼迫农民四处逃亡。明代社会矛盾尖锐化还同自然灾害频发密切相关。史书云：“桂林、柳州大饥，容州尤甚。民饥死者盈道，户口损耗”。正德、嘉靖年间，广西“村落之间，人皆菜色。有夫卖妻者，有父母鬻子女者，有饥困而自缢者，有菜食既久，困惫无力，荷锄田间因仆而死者”。“赤地二三千里，亦数十年来所无，而柳庆二府被灾尤重，斗米直银半两，人至相食”加上明王朝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残暴无道，致使民族起义此起彼伏，不曾间断。其中大藤峡起义、八寨起义、府江起义、古田起义、马平起义等规模较大而影响深远。这些农民起义的共同特点是为获得田地和食盐而斗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起义持续时间长，波及面较广。有清一代，会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质是汉壮民族以及其他族群组成了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清的巨浪。

(四)布侬、布僮与僮族时代汉壮民族的交流与合作

在辛亥革命之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其实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政治派系，兼容壮汉诸民族成员在其中运筹帷幄，政治斗争更多地遮蔽了民族矛盾，一直到李宗仁时代，广西社会并不安宁，但壮民族却更深地融入汉壮民族交融的政治派系中，共同与外省其他政治派系抗衡。相对于北洋政府和政权来说，桂系力强势大，与当时的所谓“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但却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正是陆荣廷宣布广立，敲响了袁世凯称帝的丧钟，也是新桂系力量的崛起，李宗仁登上代总统的宝座，推动了国民政权的轮替。

(五)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与壮族的共生同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正式成员。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确认政策，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斗争实践尤其是在长征过程中经过民族地区的切身经历，根源于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欺压、歧视、镇压、屠杀的历史反省，更重要的是根源于人类良知发现、社会正义的坚持和政治智慧的自觉。因此，源于西方的民族认同的“原生论”、“建构论”，皆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民族互动和交融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壮族实现民族自治，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在民族祖先瓯骆故地行使原住民族的行政权力，奠定了汉壮族群和谐共生的政治基础。然而，自治之后的壮族人民与汉族保持团结的态势，民族团结而社会不稳定，共同生活却悲欣交织。后的饥荒使民众生活困苦，十年的动乱也使壮族地区陷入是非颠倒的岁月。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正常的民族意识被诬为“地方民族主义”。无

数正直的壮族知识分子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边疆稳定则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换取来的。壮族人民在抗美援越、自卫反击战中首当其冲，为保卫祖国边疆付出无数的生命代价，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当其他地区率先脱贫致富之时，壮族边疆地区还布满地雷，壮族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综观两千多年以来汉壮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基本的认识：

首先，汉壮民族先民历史上曾经历了急剧的冲突，汉壮民族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和平相处的。按照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动物也不容许外来者侵占自身栖居的领地，人类任何族群的本性无不坚守自身赖以生存的家园，当外来势力来犯之时，人类族群出于本能也会奋不顾身地坚决抵抗，维护自身的生存。众所周知，中原民族跨过南岭山脉之前，华南――珠江流域就有远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五万年前的“柳江人”、两万年前的“麒麟山人”、一万年前的“甑皮岩人”，到历史记载的“仓吾”、“西瓯”、“骆越”等先秦时期的原住民族，华南地区具有自成一体的族群演化序列，从大石铲文化、花山崖壁画和铜鼓等文化遗存看，华南土著民族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实力。当秦兵南下，无疑会遭受原住民族的顽强抵抗，其结果虽然是以西瓯军被镇压而告终，但是，瓯骆遗民退居丛林，乌浒、俚、僚等民族相继活跃在珠江流域，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原王朝从不放弃对南方资源的控制和争夺，也不容许岭南土著民族脱离中央王朝的版图。当资源的霸占与反霸占、政治的扩张与反扩张的矛盾不能调和之时，必然带来军事上的征服与反征服。民族认同的“建构论”者认为，维护族群边界为的是资源的争夺，实际上，资源的争夺更多的来自处于强势地位的大民族，而不是位居弱势的少数民族，弱势民族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在资源竞争的过程中，必然处于劣势而备受盘剥。尤其是南方壮侗民族先民更多的是向中原王朝进贡珍稀物产，本土资源不可自保，妄论向中原地区展开资源的竞争。

其次，壮族先民历次反抗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自古以来充塞着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中国封建社会漫延了两千多年，建立了世界上最突出、最完备、最典型的封建王朝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历代王朝都经历了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清廉而兴盛――腐败而衰亡的周期性发展过程，而其政权的本质特征是：以君主为中心，以君主的家属体系为网络，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欲望为宗旨。各级官吏唯上是从，只对王朝负责，对主宰自己升迁的权势人物负责，而不对下层人民负责。这种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到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有某些契合的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稳定，但是，人类贪婪本性必将导致封建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腐化。当封建王朝日薄西山之时，封建王朝体系中的官僚必然暴戾无道，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当怨愤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的怒火就汇集成排山倒海的力量，将腐败的旧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其实是封建王朝自掘坟墓而被觉醒的劳苦大众所埋葬。在这种历史关头，汉族地区的民众为了生存会揭竿而起，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也会劫富济贫，贪官污吏，由此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一体，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相激荡。

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平定八寨之乱，以瑶族和壮族为主体的义军被杀三千余人，无辜百姓被杀无数。《嘹歌》记载了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砍人像砍芭蕉树，戳人像戳芭蕉蔸，血流猛过大洪水，人头摆像石砂洲。

天蒙蒙，喊杀又喊冲；帽子飞上天，鞋子滚下冲。天蒙蒙，相杀在田中；蒺藜刺进肉，惨叫震九重。天灰灰，人头成山堆；人头还比猪头贱，谁见眼泪不纷飞?

或许，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的争取民族自主的民族意志遭受暴力镇压，民族血统中狮吼长空的气势已如强弩之末，虎啸群山的威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羔羊般的温顺退缩、忍气吞声与浑浑噩噩。志存高远的民族精英血统已经断裂，仰天俯地思考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已经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虚假的繁荣，满足于空洞标签式的民族符号的悬空漂浮，为了一己之私而忘却民族大义，空叹位卑势弱，文化沦落，前途渺茫。

再次，汉族文化传播到壮族地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维系南方边疆的社会稳定。壮民族先民有过割据称王的历史和实践，仓吾、句町等古国或方国盛兴一时，侬智高建立的“大历国”“南天国”，不是企图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之外，而是在归附无望，又面临外敌入侵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建立政权以统合力量，以利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到明清时期，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只是所有这些斗争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生存，是连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导致失去生存希望的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没有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明清时期壮族，汉壮文化的深层互动与交融，深入到壮族民众的心灵深处，逐步建立了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形成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国家认同之中，为南方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汉壮族融与和谐共生的内在机制

揭示汉壮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内在转化和制约机制，有利于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减缓民族冲突，消除历史形成的文化隔阂，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心理，以坚定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构筑民族之间的一种平等、团结、互助的多元一体的新型民族关系，构筑族群和谐共生与国家认同的深厚文化基础，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避免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文化认同问题挑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

汉壮族融的内在机制主要有：

(一)以“汉壮民族相互同化”推进族群的相互融合

在岭南一珠江流域，历史上出现了大批南迁中原汉族被当地百越民族同化的现象。南越王赵佗带头尊重越人习俗，自称为“蛮夷大长老”，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南越王朝的上层人物纷纷娶越女为妻，下层官兵婚娶越女则更为普遍，自此开启北方汉人与岭南原住民族通婚之历史大趋势。及至明清时期，大批的汉族中的湖广人、客家人、广府人、闽南人等族群，因为战乱、人地矛盾、经商、贬谪等原因。无法在原居地谋生，进入壮族领地开拓山林，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壮族通婚，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在壮族地区安居创业，繁衍后代，融入壮族文化海洋，有相当一部分汉族人习得壮语，遵从壮族民俗，其子孙后代转变了民族身份，同化于壮族；另一方面，又有越来越多的壮族人接受汉族文化教育，习得汉语、汉文，化蛮为汉，形成“汉族壮化”和“壮族汉化”两条民族交融与同化的脉络。根据《二十四史》、《广西通志》和广西各地府志的记载，唐宋时，广西地区是“民三蛮七”，元明时，汉人所占比例上升，变成为“民四蛮六”，至清代，少数民族所占人口比例下降，变成“民七蛮三”。究其根源，是由于壮族地区接纳了越来越多的汉人，还有是越来越多的“蛮”同化于“民”。

(二)恩威并用，文武兼顾，攻城略地不忘感化人心

汉族迁徙到壮族地区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没有遭受原住民族的排斥、驱赶、挤压，从根本上说，

汉族是强势民族，汉文化是强势文化，汉族对待壮族等少数民族采用了恩威并用、文武兼施、刚柔并济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策略。施恩以笼络人心，俘获上层壮族精英中的既得利益者，施威以镇压民族意识强烈而图谋抵制汉族外来势力的地方精英，借助汉壮民族上层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汉族文化，推动壮族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整合。历代在壮族地区任职者历来重视人文教化的事业。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先后修复孔庙、大云寺，利用儒、佛思想，开启民智，创办府学，教授生徒，开启桂中一代文风。《马平县志》云：“自柳侯守是邦，建学宫，崇圣教，稍稍诱以经术，悟以文章，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王阳明镇压大藤峡起义之后，意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满足于军事上的征服，更着力于心灵上、文化上、意志上的感化。由此，明代广西教育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广西州县学为69所，其中柳州府13所，浔州府4所，南宁府7所，太平府4所，思恩府2所，思明土府1所。清代，广西境内的府、厅、州、县学共计84所。左右江、红水河流域的各州县也兴办了县学，桂中、桂南地区由于受到汉儒文化的熏沐既久，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者日渐增多，壮族地区的文人学士归附汉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三)以多重社会关系弥合族群边界，以共生共赢推进族群和谐

汉壮文化和谐共生的历程，体现了族群互动之间的互补互利原则和文化多重认同的原则，体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运行机制。汉壮民族共同作为农耕民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非横亘着难以逾越的沟壑。壮族人从社会组织到民族心理，全面与汉民族相协调。现实生活当中，壮族的纯朴、勤勉、宽容，与汉文化中的仁厚精神相契合，构成壮汉族群的共生共赢的文化根基。儒家倡导的仁厚精神，或多或少能够抚平异族受伤的心灵，徜徉林泉之间，富有浪漫精神和诗性智慧的壮民族，也能够以博大兼容的文化心理，接受汉族文化的传播。汉壮民族之间，没有上的分派与对立；没有生存需要方向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没有文化传统上的对立与排斥。由此织成错综复杂的婚姻网、血缘网、亲属网，将壮汉民族血肉相融地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唇齿相依，风雨同舟的汉壮民族关系。

三、南疆经验形成的独特时空语境

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矛盾起因各不相同，汉壮文化认同机制蕴藏在汉族和壮族的文化碰撞、交融、整合的历程之中。汉壮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和谐共处的文化智慧，无疑是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汉壮两大民族之间共生共赢的族融模式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空间背景中，既有典型性，也有独特性。因此，壮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机制以及壮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演进历程，可以为建立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事实和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之后，汉壮民族亲密无间的共生共融共赢，可称为人类族群互动历程中的楷模。汉壮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谋生创业，这种文化认同与族群和谐发展机制，一方面可在学术领域对之予以深入的研究，提升出基于南疆民族社会历史的族群理论，另一方很有必要将之转化成一种精神财富和智慧潜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所共享，成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族群和谐共生的巨大精神力量。但是，还必须清醒意识到，汉壮民族互动历程植根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文化历史，植根于南中国这一片辽阔的大地之上，植根于汉壮民族特有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民族亲和心理习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正是南方边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群历史衍生出南疆民族和谐共生的经验，具有历史的独特性与惟一性，不可轻言借鉴，也不见得有推广的价值。在国内而言，汉族与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族群互动的模式，相互之间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形成了迥然各异的族群历史记忆。蒙古族历史上建立了元朝，现阶段居住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境内。满族建立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本民族文化广泛融入汉族文化中。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藏族具有自成一体的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因为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牵扯国内外的政治神经。新疆2009年“7・5事件”之后，更说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受到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制衡。所有这些民族在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社会结构、政治背景、文化传统等方面，皆是迥然不同。所以，汉壮民族“和谐共生”的民族互动经验，在空间上无法向外移植和拓展，并不适应壮族以外的地区和民族。在时间上，也不具有普遍性。往上追溯，汉壮民族不是历来就是如此相安无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历程，经过数千年的磨合才找到共处的机制，达至和谐共生境界。

四、壮汉民族关系的隐忧与南疆长治久安的对策

能够居安思危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广西有“四个模范”的美誉，不宜成为盲目乐观的借口，不可不辨名实地自我陶醉，不能满足于表象的歌舞升平而像掩耳盗铃般自欺欺人。我们还必须正视壮族地区诸族群和谐共生的表象的隐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护壮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实现南方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一)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自然资源争夺的隐忧

地球的自然资源总体上说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贪婪心理其实是无限的。著名物理学界史蒂芬・霍金近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指出：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致使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壮族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业已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如果是对大自然过度索取，或早或迟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壮族地区森林的过度砍伐使生态失去了平衡，许多郁郁葱葱的山岭变成不毛之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与江河淤塞。有些矿区资源枯竭，有些在开发过程中伴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些将会给壮族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投下阴影。人与自然的和谐依托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依托于一定的财富积累以及和谐的生态环境系统的运作。只有建立起科学的人地关系以及合理的生计模式，人与自然才能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

(二)经济利益的调配不公与生存需要的危机

王明珂认为：华夏边缘确立后，历代华夏政权并不依赖剥削边缘人群来维持。一般而言，传统华夏统治阶层最擅长的是剥削华夏农民。相反的，华夏边缘必须顺服、安定，以造成太平盛世的意象。为达此目的，除了武力威胁外，多数时候华夏政权对于边缘人群是诱之以利，将他们维系在华夏四周。

然而，这些论述只适合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社会社会，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华夏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不断被发现，工业文明需要的原料依托西部地区的供应，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成为历史的必然。资源争夺的博弈在强权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全面展开。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与中央集权相交织的直接结果是以尽量少的投入换取尽量多的回报，对民族地区既得利益集团诱之以利，同时也

营造太平盛世的社会舆论导向，让民众安分守己。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维护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关键是不能因为分配不公而引起公愤，如果“哭闹的孩子多吃奶”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原来不哭不闹的孩子也会哭闹起来。特别是资源垄断之后倘若造成人的生存需要不能满足，安全需要受到威胁，更加不能奢望满足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就会陷入一种对立。

(三)文化的失落引发的文化焦虑和民族心理迷茫

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频繁互动，世界上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生存逐步消解，传统风俗习惯不断被现代文明所遮蔽和吞噬，多姿多彩的民间表演艺术失去观众以及存在的文化沃土，大批民间艺术瑰宝走向消亡或遭到严重破坏，人类文化的普同性逐渐取代文化的多样性。这终究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理想结局。

民族文化的繁荣意味着民族命运的兴盛，民族文化的衰微意味着民族命运的暗淡。一个民族之所以作为民族而存在，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凝聚着民族的历史，传承着生活的智慧，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民族文化既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纽带，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更是一个民族走向强盛的精神资源。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正是这个民族生命力旺盛、凝聚力强盛的具体表现。

壮族文化的边缘化的根源，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渗透，而是自我弱化引发民族文化的离心力，损耗人们的自信心，消蚀文化传承主体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阻碍民族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乃至造成永难磨灭的心灵创伤，造成挥之不去的民族文化焦虑。文化焦虑体现在一部分民族精英充分意识到本民族民众虽然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却丧失了基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心理，切身感悟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甚至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如果只留下空洞的“标签”，而且政治软弱，经济萧条，文化断裂，就会留下永难磨灭的心灵创伤和永恒的精神痛苦，这种苍凉悲怆、深入神髓、铭心刻骨的地老天荒般的痛苦，始终啮噬着民族的心灵。

(四)外来文化的渗透消解民族的凝聚力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经济贸易、宗教传播、旅游活动不断瓦解国家之间的壁垒。民族谋求发展。需要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但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往往利用宗教和文化交流，唤醒民族深层记忆，激发民族自主的意识，挑起民族分裂的事端，使得不同的种族、宗教、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微妙与错综复杂。一些敌对势力甚至通过宗教传播和文化渗透，分化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消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心理。当前，中国民众中普遍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一些宗教组织趁虚而入，壮族地区也广泛存在宗教复兴的现象。正信的宗教引人向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需要提防不法分子假借宗教之名，行文化侵略、扰乱人心和图谋分裂之实。

(五)实现祖国南方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对策

民族问题的背后隐含着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民族冲突往往起因于政治的利益，民族矛盾的实质也往往是经济资源的争夺。所以，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民族稳定以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前提。实现南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采取的基本对策应包括：

首先，发展生态文明以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前，南方边疆民族聚居区生态环境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许多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原始森林被破坏，水源枯竭、山区石漠化、土地贫瘠化，“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历史反复证明，和谐的生态系统的断裂造成的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民众陷入生存危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之后，创造了其他物种难以比拟的文明成果，同时，人类也比其他任何物种过多地索取地球的资源，向蓝天排泄废气，向大地倾倒垃圾，砍伐森林，破坏生物链。南方民族聚居区生态环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盲目都市化的浪潮导致千百年来保留下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毁败殆尽。因此，必须遏制人类盲目自大的胡作非为，避免对自然的粗暴践踏，营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依的美好情境，让民众能够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源，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生存需要，社会的稳定才有基本的生态保障。

其次，推进社会公平、民主、正义，维系社会的和谐运作。现代社会危机根源之一，在于缺乏维护社会公平和民主的完善的法制体系，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加上旧的伦理准则已经或者趋于瓦解，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导致社会不公现象屡见不鲜，违背民主、正义的事件屡禁不止。人性中的和谐与冲突、文明与野蛮、贪婪与知足、盲目与理性、破坏与建设、卑劣与高尚、邪恶与正义，民族尊重与民族歧视，交互杂存。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优越论”时有抬头，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论时有发生，质疑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暗流不时涌动，照搬以“文化族群”代替“政治民族”的西方民族政策模式的论点，暴露了部分文人企图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让少数民族虚有其表、名存实亡、自生自灭的图谋。由此可见，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生蔓延。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的不公平引发心态的不平衡，迷茫、困惑、苦恼、仇恨、嫉妒的情绪萦绕心间，无法排遣，埋下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根源。人心不安，社会不安；人心不稳，社会不稳。经济贫困、社会不公、教育失败种种社会问题纵横交织，致使道德沉沦，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部分效力。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要建构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以此规范人的行为，为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宁，奠定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

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华夏中心政权的稳定是中国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础。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当中原内乱之时，边疆的分裂势力必将蠢蠢欲动。当中央政策出现偏差之时，必将危及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中央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与乱，如果中央政策深得人心，代表了社会公平和人类正义，就能够从根本上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遏制民族离心力的增长，分裂主义图谋必然不得人心。相反，如果主流社会暗无天日，经济崩溃，腐败蔓延，邪恶横行，正义得不到伸张，民主没有保障，民生惟艰，民众离心离德，人生希望渺茫，前途黯淡，就必然动摇边疆稳定的社会基础。

第三，促进民族文化繁荣，维系民族心灵世界的宁静与和谐。在世俗化时代，人类心灵深处的神圣体验历经涤荡，肤浅的娱乐搞笑刺激人们的神经，快餐式娱乐过后是茫然无措，心灵空虚，没有精神寄托和归属。许多人借酗酒麻醉神经，始终安顿不了飘浮不定的心灵。人们意识到现代性文化造成原有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残缺，意识到西方当代价值规范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而原可作为思想和行动资源的本土文化传统也早已畸变、扭曲、乃至丧失殆尽。因此，有必要深度激扬本土文化的深层意涵，共同构筑更为完善、更为清淳、更为怡人心志的更高层次的“天人和谐境界”。

只有实现了心灵和谐，才能体验^与自然的和谐，若民族内部心志迷茫，矛盾重重，或迟或早会引发

社会的混乱。可以借助现代新文化建设，填补心灵空虚，提升全民族的精神世界。南方边疆民族素有以歌代言的诗性智慧和文化传统，世居南方边疆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等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壮族的布洛陀、侗族的萨岁，成为相当一部分壮侗民族的精神寄托所在，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在维系壮侗民族精神世界的宁静与和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增强边疆民族文化免疫力和自主更新的能力。随着西方文化的传人，中外信仰文化交融越来越密切，西方宗教在南方边疆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大，传播范围日益广泛，对南方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信仰传统造成了冲击。

南方边疆地区的稳定，还有赖于强化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就要承认56个民族都是具有独特文化的“一元”，彼此相互尊重，没有歧视，同时，要充分意识到56个民族同属“中华民族”整体之中，相互之间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抵御对外来文化的渗透，维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更新。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维护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自然环境是依托，经济发展是基础，民生有保障是关键，文化和谐是灵魂，民族复兴是目标。归根结底还是要营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关心民众生存境况的改善，抑制贪婪索取心理的膨胀，解民之所忧，济民之所困，维护社会公平，坚守社会正义，让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生命的价值。

五、结论

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后裔，世世代代壮族子孙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维护中国南方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用血与火的代价构建了壮汉民族和谐的格局，其间深含着多重文化认同与双向的“汉壮互化”的民族共生机制。只是汉壮民族和睦相处的“南疆经验”，植根于壮汉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独特性历史语境和时空背景，不能简单移植，也不能盲目乐观而对隐含在南方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隐忧熟视无睹。真正实现南方边疆的长期和谐稳定，还需要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尊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系统和人文世界，维护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自主性延续，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和谐，从根本上实现南方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