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浮动的谜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993年8月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场上，复旦大学的蒋昌健用《一代人》这首诗作为自己的总结陈词，被评论为“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值观境界，可谓气势磅礴”。在那场比赛中，复旦大学战胜台湾大学，从李显龙手中接过奖杯，蒋昌健也获得了最佳辩手的称号。

人们不会想到，1个月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杀妻自缢，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伴随着诗人离去的，还有贯穿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朦胧诗潮。

20年过去了，对于顾城的死，无论是憎恨谩骂还是悲悯同情都随时间沉淀了下来，这个总是戴着奇怪帽子的诗人在人们的回忆中越来越面目模糊。顾城自己在1981年的诗作《遗念》似乎早就预言了这一切：我将死去/将变成浮动的谜/未来学者的目光/将充满猜疑/留下 飞旋的指纹/留下错动的足迹/把语言打碎/把乐曲扭曲/这不是孩子的梦呓/不是老年的游戏/是为了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

时惊时喜时忧患

顾城去世的时候只有37岁。1956年9月24日，因母亲的健康原因，顾城提前7周剖腹产于北京白塔寺边上的人民医院，在暖箱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47天。他的父亲顾工是名诗人，在父亲的眼中童年的顾城“时惊时喜时忧患”。顾城常常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和觅食的麻雀……但他不太凝视人。

年幼的顾城缺少玩伴。男孩们打青蛙、扔野猫的野蛮游戏会令他脸煞白、浑身冷汗，这样的反应引来了男孩子们的嘲笑。他羞于表达好意，就只能示以蛮横。

顾城3岁多些时曾经从窗户摔出去，头撞在砖尖上，缝了好几针，后来他说他的数字概念给撞坏了。但他的文学天赋早早地便显露出来。6岁的时候，顾城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由顾城口授，大他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

体弱多病的顾城，断断续续地只上过3年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阅读。到1966年，顾工被抄家时，顾城已经将家里满满两柜书差不多读遍了。他几乎过目不忘，因而像是无所不晓，在父亲的同事友人中得一雅号：有问必答博士。

工军宣队来收书时，顾城正在看法布尔的《昆虫记》，工军宣队想看看他在看什么，10岁的顾城一掌拍在书上眼里忽然冒出火来，3个队员面面相觑，居然就说“算了，走走走”。这本幸存下来的文学性极强的科普读物，对顾城影响甚巨。在后来的很多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到《昆虫记》中的一句话：“它来到世界中，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顾城认为法布尔描绘的昆虫世界里显示了人的命运。“这使我理解到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从而也使我想到了自己。”

1968年，12岁的顾城第一次用笔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来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们叫做月亮和星星。在人人都高喊万岁打倒、唱语录歌、写大批判稿和思想汇报的年代，这样的诗让姐姐顾乡既惊叹又替他发愁，担心他以后该怎么办。

一年后，顾城全家随同父亲下放到山东昌北的火道村，顾工被分配去养猪，顾城帮忙拾柴、喂猪还给每头猪取名字。父子俩经常在烧猪食的灶口旁对诗，顾城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十三四岁的顾城那时还没有想成为诗人，《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这些后来广为流传的诗歌被他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命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4年，顾城离开渤海边的荒滩回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北京日报》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他主动要求去最苦最累的街道集体单位工作，被分配做木工。淘阴沟，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家具，在高温的熔炉边拌糖浆……分配给他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并且充满热情。1975年在西城区厂桥服务系统的运动会上，顾城获得了100米和铅球的冠军，1977年还被评为先进团员。顾工回忆当时的顾城“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枚螺丝钉而自豪、而得意。”这期间他先后借调到护国寺电影院画电影广告，到体育报社任编辑，在《人民电影》（即《大众电影》）任美术编辑，但都因所有制限制在借调期满后回到原单位。直到1980年，街道集体单位解散。

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在1976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顾城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诗歌带有很强的个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

顾城近乎盲目地给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报社、杂志社投稿，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重新寄出去。多年以后，顾城回忆起当年的“投稿生涯”对记者说：“我觉得这就跟玩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

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顾城《无名的小花》诗集中的作品，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100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顾城的其他作品。著名诗人公刘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他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顾城也随之在诗坛受到关注。1979年4月，顾城写下了他被流传最广的诗歌《一代人》。

同年，顾城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来到《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后来，他们一起被称为“朦胧诗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诗人受欢迎的程度。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诗歌节，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买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关掉灯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用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的电视台每天在新闻中报道15分钟，其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奥运火炬传递。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为了避免被“粉丝”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

童话般的爱情

顾城的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颇具传奇色彩。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上海文学女青年谢烨，两人一见钟情。顾城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相遇：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

在长达4年的异地恋中，两人写下了大量情书。一开始，这段恋情遭到了谢烨父母的反对，为了显示诚意，顾城曾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最终将谢烨的父母打动。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半年后，移居北京。顾城在生活上完全依赖谢烨，连开笔会也必须带着她，因为他自己连买火车票都弄不清楚。谢烨的生活能力比顾城也没有强多少，两个在文学世界里游刃有余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磕磕绊绊。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150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没钱买菜了，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取了10元钱。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10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10块钱一起领了？”

中山装和像烟囱一样的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是自己设计的，用平绒、灯芯绒、牛仔布做成，因此有人讹传他是把牛仔裤裤腿剪掉戴在头上。顾城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6年6月，顾城夫妇参加北京市作协举行的“新诗潮研讨会”，有人在会上攻击顾城，《诗刊》编辑李英（英儿）为其辩护，会后三人成为朋友。当时李英正在与著名诗人刘湛秋谈一场纠结的婚外恋。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李英说：“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是用心在生活，一些人则是用观念在生存。伦理道德在我眼里有些滑稽，人要活出本性来才是美丽的，相反就是丑陋的。”

李英与顾城夫妇在北京的交往并不多，一年后，顾城夫妇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随后，顾城和谢烨先后到奥地利、丹麦、瑞典、法国、英国等国家讲学和访问，其间顾城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的聘请到该校任教。1988年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一个男婴，顾城给儿子取名“小木耳”，英文名Sam。3个月后，夫妻俩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两人在奥克兰海湾的瓦西基岛（激流岛）建了一座简单的木头房子。1990年1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职务，开始了隐居生活。

顾城自己动手在山上建造了一所鸡舍，想靠卖鸡蛋维持生计。但因过于吵闹遭到邻居投诉，被要求在短期内将200只鸡全部杀掉。后来很多人据此想象出顾城杀鸡的血腥场面，并作为他有暴力倾向的佐证。但据顾乡说，执行杀鸡任务的是谢烨，顾城只是负责帮忙拔毛。儿子小木耳的到来，让顾城感到极度不适应，夫妻俩经常因为儿子吵架，谢烨不得已在儿子3岁时将他寄养在当地人家里。

李英一直和顾城夫妇保持着通信联系，厌倦了胡同生活的她想去新西兰投奔顾城，刘湛秋也并不反对。顾城给人的印象是单纯而且不近女色的，因此刘湛秋说：“我告诉英儿，你一个人去新西兰，到顾城那儿我最放心。”1990年7月，由谢烨作担保并出机票，将李英接到了激流岛，随后三人共同在岛上生活了一年半。

那段生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知晓。从后来顾城与谢烨合著的小说《英儿》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生活是很融洽的，谢烨对李英付出了全部的真诚，她表现出的善意时常让李英感到惊讶。两个人经常一起到集市上卖春卷，岛上的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顾城在《英儿》中写道：有一天她做炸酱面，你做南方菜，她做北方菜。我把两辈子的爱都用完了。爱情挺不自然的，爱情从来就不自然。而李英在后来写的《魂断激流岛》一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他们生活中的“影子”，并不愉快。

1992年3月，在谢烨的坚持下，顾城夫妇赴德国从事文学创作，李英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一年后，顾城得知李英跟岛上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了。李英的离开给顾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英儿》是顾城的忏悔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但小说的完成并没有使他们得到解脱，反而更加重了矛盾，顾城曾在激动中掐住谢烨的脖子。

小说的开篇写道：“死了的人是美人”，顾城在书中给自己设计的结局是自杀。从顾乡《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中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顾城一直认为谢烨、李英都希望他死。比起李英的离开，谢烨提出离婚，对顾城的打击更大。

1993年10月8日，惨案发生，新西兰媒体的报道中援引警方的说法，顾城用斧头袭击了谢烨，然后上吊自杀。而顾乡的说法是顾城“打了”谢烨，但没有使用斧子。

顾城和谢烨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离世，喜欢他的人不肯相信、不忍提及，不喜欢他的人坐实了他是疯子的污名。顾城留下的最后一封遗书是写给儿子的：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124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1993年，诗人们已经风光不再，大学校园里会弹琴唱歌远比会写诗更受欢迎。顾城之死只是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对诗人投以惋惜或者厌弃的目光，转头就看《北京人在纽约》去了。评论家张颐武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8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热”，也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顾城、谢烨《英儿》，张穗子《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朱伟《有关品质》，顾乡《我的弟弟顾城》）

顾城的经典诗篇（摘选）

顾城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多首诗歌，

以下是其中部分具代表性的诗作：

《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看云时很近

《土地是弯曲的》

土地是弯曲的

我看不见你

我只能远远看见

你心上的蓝天

蓝吗？真蓝

那蓝色就是语言

我想使世界感到愉快

微笑却凝固在嘴边

还是给我一朵云吧

擦去晴朗的时间

我的眼睛需要泪水

我的太阳需要安眠

《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

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

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

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遗嘱》

当泪的潮涌渐渐退远

理想的岛屿就会浮现

那时请摘下一叶征帆

来覆盖我创痕累累的长眠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节选）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想象中

我的爱人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它们挨得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糖纸

和北方童话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