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藏客

毛鹏耀最后的远行大约是在1957年，因为公私合营的缘故，这年冬天，毛鹏耀在湟源县食品公司当了售货员，他作为藏客的人生经历结束了。

当毛鹏耀将穿了多年的毡靴藏进杂物间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以一种近乎悲凉的方式，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毡靴是藏客远行时的必备，它所代表的是藏客们在青藏高原创造的商业传奇。

藏客，是湟源人对来往于青藏两地做生意的商人和马帮的统称，这是一个依附青藏大商道而存在的职业。

一

地方史学家任玉贵先生认为，青藏大商道开始于唐玄宗开元22年（公元734年），这一年在湟源境内的日月山上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大唐帝国和吐蕃王朝在这里设立茶马互市。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商人的身影，便在青藏两地间的雪原蛮岭问逶迤不断络绎不绝，他们是最初的藏客。

任玉贵先生说，自古以来，地区的大部分物资都靠外运，青藏大商道和茶马古道，是担任地区物资运输的主要任务，然而青藏大商道却被学者们长久忽视了。

清朝时，茶马互市的地点移至丹噶尔（今天的湟源县城）。通过青海大商道来丹噶尔做生意的藏客越来越多。丹噶尔，这个昔日的边陲小城，逐渐成为了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茶马商都”。

据史料记载，丹噶尔商贸的繁盛突出表现在新疆准噶尔部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乾隆六年（1741），经清朝政府同意，新疆准噶尔部组织三百人的庞大商队，沿着青藏大商道来丹噶尔做生意，贸易额高达105400余两白银。乾隆八年（1743），准噶尔部再次组织312人的大商队，到丹噶尔贸易，仅皮货一项，贸易额就达78000余两白银。准噶尔部在丹噶尔的贸易虽然只有两次，但其规模之大，贸易额之多，足以说明当时丹噶尔已具备了相当可观的商品集散能力。

湘西王陈渠珍在他的回忆录《艽野尘梦》中曾这样描述过清末民国初的丹噶尔：“有屋宇、贸易、耕作。且时见乡塾，闻儿童咿唔读书声。”遥想当年，九死一生的陈渠珍，沿着古老的青藏大商道跋山涉水，来到这片“人间繁华地”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当代藏客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在《丹噶尔厅志》中找到了有关藏客的相关记录。民国十年（1921年），噶厦政府在湟源城关购置两处房产以供藏商居住，在频繁的商务往来中，藏商和湟源商人日渐熟悉，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便生出了自己组织马帮进藏经商的念头。毛鹏耀说，那时湟源县城专门进藏做生意的老板有二十多位，在他们的组织下，湟源藏客应运而生了。因为贸易兴盛，短短几年间，藏客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不仅在湟源拥有了自己的商号，还在拉萨开设了铺面，生意非常红火。

1934年，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便是与湟源藏客结伴同行，因为藏客的帮助，黎丹和他的随从在雪域高原，留下了一段促进汉藏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

二

毛鹏耀如今居住在离湟源古城不远的一栋居民楼里。他是湟源县在世的最后的藏客。88岁的他病卧在床。

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卧室，因为背阴，卧室中的温度并不高，老人的床前放着痰盂和便盆，床头堆满了输液瓶。老人孱弱而瘦削，我们几次将相机举起又放下，不忍心去记录他暮年的凄凉。

因为年事已高，过往人生中的许多细节，早已在老人的记忆中模糊不清，可是老人支离破碎的叙述片段，依旧为我们还原出了藏客当年的野性和辉煌。

老人出生于湟中县共和镇转嘴村，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了逃避马步芳匪兵抓壮丁，不满二十岁的他逃到湟源，混迹马帮，开始了藏客生涯。

毛鹏耀成为藏客的时间正是藏客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是那段沧桑岁月的见证者。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藏客家中在冬季里采购的货物堆积如山，这也就意味着，新的征程就要开始了。

老人说，藏客进藏一般都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上甸，这个季节青藏高原水草最丰美，气候最怡人也最适合人们出行。

每次进藏前，藏客们都要先与驻扎湟源的商务官员商议出行的日期，待启程的日子确定后，藏客的家人们就开始忙乎起来。烙棋子（一种面饼），买酥油。购买一路上藏客所需的衣服和药品……有时要整整忙乎半个月。对于家人来说，藏客的每一次出行，都意味着一份深深的牵挂，对于藏客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一次生死未卜的冒险。

进藏之路，千难万险。藏客深知自己的意志似乎根本无法与大自然的诡异抗衡，他们更多地只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灵。

临近出发时，雇佣藏客的掌柜都要带着助手，身背钢枪，怀揣祭品前往湟源县李大庄山神庙祭神，祈祷藏客一路平安，祈祷自己生意兴隆，人财两旺。祭祀仪式完毕后，藏客还要举行隆重的赛马活动，即将远行的藏客希望用这种狂欢的方式，冲淡离别的忧伤，忘却即将面临的种种艰辛。

一碗壮行的酒饮罢，藏客们便出发了。他们的马帮，成为了那个年代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一道风景。

毛鹏耀说，除了要有一副健壮的身板外，对于一名藏客，还要有好的信誉，一个信誉好的藏客不仅会受到商家极高的礼遇和尊重，更会为藏客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这是藏客生计的保障。毛鹏耀就曾经看见过一名藏客因为偷窃，被主家解雇的事情。毛鹏耀说，藏客们要是有了这样的“不良记录”便会颜面扫地，很难在丹噶尔立足。

在那个汽车还属于稀罕物的年代，牦牛是被藏客公认的最具耐力的驮运工具。毛鹏耀告诉我们，当年，一支远走的商队大约有三四百头牦牛，这么多的牦牛多由几家商号的牦牛队组成，“商队的头牛已经出发了，押尾的牦牛还在院里吃草。”

有时，条件好的商号，还会雇用骆驼。“一头牦牛的负重大约在300斤左右，一匹骆驼能负重400斤物资。”我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每次藏客进藏驮运的货物重达十吨之上。

三

提起当年自己当藏客的感受，毛鹏耀紧紧抿了一下干瘪的嘴唇，随后轻声地吐露出一个“苦”字，许久没有说话，

片刻的沉默中，我的脑海中蓦然浮现出了《艽野尘梦》中描述的诸多场景。似乎已然体味到了老人双脚丈量了迢迢青藏路时的那份不易。苦是漫漫远行留给每一个藏客最深刻的记忆？

当年藏客进藏贩运的货物主要有陈醋、白酒、米、面、红枣、布匹和瓷器等商品。因为考虑到牲口要吃草的问题，藏客通常采用昼伏夜行的方法，而他们所走的地方，也都是荒凉的草滩，而这无疑增加了藏客们行路的艰辛。

“晚上天一黑就赶路，天亮了才休息。”老人说。“因为急于赶路，藏客们一夜要走十几个小时。”

沿途的溪流是藏客们远行的路标，因为有了水源的保证，“牲口和人才都能不停地走下去。”

步履匆匆，前路茫茫。每到一地，藏客们都要将牛马背上的货物卸下来，让负重的牲口好好地歇一歇，也让赶了十几个小时夜路的藏客缓口气。一路行去，数千万的货物，就这样被藏客们反反复复地不知搬运多少次。因为辎重太多，藏客们一晚上最多只能走二三十公里，湟源到拉萨，三千多公里的征途，脚力最好的藏客也要走三四个月。

四

老人告诉我们，翻越日月山后，海拔便一路上升。气候多变，风雨交集。这对人和牲畜无疑是一种考验，那些体弱的牲口根本无法完成这样艰辛的旅程，不少牲口没到目的地，便倒毙在了路上。为了保证完成运货任务，这些牲口背上的货物，便被转移到了别的牲口背上，到了拉萨，马队中牲口的数量越来越少，牲口背上的货物却是越背越重。一代又一代，青藏大商道上，铺满了牲畜们的累累白骨。

人在路上，帐篷是藏客们临时的家，可是单薄的帐篷，其实根本无法替藏客们抵御更多的风寒。老人说，遇到刮风下雨，藏客们随身携带的帐篷几乎形同虚设。好在那时，沿途的野牦牛很多，大量的牛粪源源不断为藏客们提供了取暖材料。

有了牛粪便意味着有了温暖，有了牛粪便意味着赶完夜路的藏客们，能喝上一口热茶，能吃上一口热饭，也只有在此刻，藏客们才能依约感受到家的温暖。

赶路的生涯是艰辛的，为了减少牲口的负重，藏客们每次出行会尽量地少带个人用品，炒面是藏客们最普遍的吃食。“炒面虽然挡饥，可是吃多了却让人倒胃口。”运气好的时候，藏客们也会打上一两只野物改善一下伙食，可是这样的好运气对于藏客们来说并不多见。

其实对于藏客们来说，生活的艰辛，行路的艰难尚可忍受，可突如其来的疾病，却令藏客们闻之胆寒。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湟源到拉萨的戈壁雪原上，少有人烟，藏客一旦生病，便只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每一次进藏，对于藏客来说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当年进藏时，通常是三五名藏客挤住在一顶帐篷，毛鹏耀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和他住在一顶帐篷中的两名藏客睡着睡着突然头疼起来，毛鹏耀知道这是高原反应在作祟，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对高原反应几乎是束手无策，仅仅半天的功夫，那两个同伴就去世了。

因为条件有限，对于远行中这些意外的死者，藏客大多采取就地掩埋的方式处理尸体，这些客死异乡的藏客，便成为了千里莽原上的孤魂野鬼。

除了高原反应，藏客们最担心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遇见土匪。

毛鹏耀当藏客的年代，青藏线上盗贼横行，匪事不断。毛鹏耀回忆道，1940年，藏客王完欠的儿子王福寿从拉萨返回湟源，途经军军垭豁时不幸遭遇土匪，利令智昏的土匪杀人越货，致使王完欠人财两空。几年后，藏客沈良又在旺尕秀遭遇盗贼袭击，沈良被盗贼杀害，货物抢劫一空。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想起，仍令人胆寒心惊。

在毛鹏耀的记忆中，最易让藏客蒙受损失的，并不是这些“人祸”，而是“天灾”。老人说，青藏高原谷大沟深，地形险恶，进藏必经秀沟河、通天河、沱沱河更是水流湍急难以逾越，藏客在渡河时常发生骡马货物被河水冲走淹没的事。老人回忆道，1946年，藏客马英庵从拉萨回湟源，途径黑河买了六七十头牛驮运货，当他从黑河出发走到可可西里时，大部分牛体力不支，再也无法前行，无奈之际，马英庵只好留下两三个伙计看守货物，自己带人前往香日德雇骆驼。十多天后，留守的伙计眼看吃食即将断绝，遂将货物堆放在低凹处，去香甘德寻找马英庵。当马英庵拉着骆驼到达放置货物的地点时，货物及牛群早已不见踪影，马英庵就此破产。

五

青藏远行，不仅艰辛，而且单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沿途没有故事，1954年，毛鹏耀老人进藏途中看见有不少在修路，这可是青藏之巅从未有过的事，他曾欣慰地想，以后自己进藏时，再也不用遭那么大的罪了。未料想一语成谶，几年后汽车取代了马帮，成为了青藏线上主要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藏客时代的终结。老人对当年修建青藏公路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修路的战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路是一段一段修出来的。他们用的工具只有铁锹和镐头，千活累着哩。穿的、吃的都没我们好。尕娃孽障者（可怜）。”

六

经过三四个月的跋涉后，藏客们终于抵达拉萨，他们一般会在拉萨租住民居贩卖携带的货物，而买家通常是熟识的商号。对于那些风餐露宿的藏客们来说，拉萨无疑就是他们的天堂。在熬过了太多的艰辛后，藏客们对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多的珍重。不少藏客索性在拉萨娶妻生子，组建家庭。毛鹏耀说，因为长期和藏族商人接触，自己当年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只是许多年不说，如今早已忘记了。“我年轻时用藏语和那些商人们讨价还价，一点问题没有。”毛鹏耀说这话时，多少有些得意。

在毛鹏耀的记忆中，上世纪四十年代，最受人欢迎的商品当数湟源陈醋“那是贵族和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陈醋因此成为了每次进藏时藏客必带的商品之一。

藏客们贩运陈醋时，一般是装在五到十斤装的木桶中，经过一路颠簸，陈醋损耗严重，有的时候，损耗竟多达一半之，可即便如此，藏客所获的利润也十分可观。毛鹏耀说，陈醋只要运抵拉萨，利润通常都在十倍之上。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藏客们每次进藏绝不会跑空趟，在拉萨稍作休整后，他们便四处采购。藏客的足迹甚至远至印度。印度产的细布、香料以及英国产的手表，是藏客从印度返回青海的主要商品。这些商品运抵青海后，大多不在本地销售，而是通过中间商，贩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藏客们在无意间，打通了一条国家商贸大通道。

那时，拉萨的国际贸易十分发达，藏客们只要从拉萨邮局或银行将白洋汇到加德满都，就能在国外兑换成卢币。记得有一年，毛耀鹏老人还花了三块银元在拉萨的一家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三块银元在青海能买好几石青稞。

我们在毛鹏耀家见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毛鹏耀发型时尚，身穿皮夹克，系着领带，神采奕奕，这副打扮，在当年的青海并不多见。

从拉萨到加德满都，一路上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路面最窄的地方，只能勉强通行一匹马，可一代又一代的藏客却是铤而走险乐此不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冒险，带给他们的不仅仅丰厚的利润，更关乎着一份光宗耀祖的荣耀。

湟源县东城壕三横巷4号院是一幢保存完好的藏客旧居，这个古朴的院落，见证了藏客当年的生活状况。

院落的主人姓安，祖上曾是湟源县有名的一个藏客。走进这栋院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小楼由青砖垒砌，每一块砖都经过了细细打磨，严丝合缝，光可鉴人，而墙角和屋檐处更是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小楼的栏杆，更是造型精美做工精良，虽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蹂躏，却无一处变形脱落，可见当年主人的用心之重，用材之精，而这是当年大多数青海人家不能想象的。小楼二楼与左右厢房的屋顶相连，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却又左右呼应的独特格局，而院落的门楣更是高大雄伟，门洞中当年的壁画依稀尚存，生动的壁画，昭示着主人当年的品味。

在东城壕三横巷4号院堆放杂物的阁楼里，我们还见到了两把残破的官帽椅。官帽椅木质坚硬，雕花精美，在时光深处诉说着主人昔日显赫的家境。阁楼墙角一只来自印度的牛皮箱上的铜扣长满了铜锈，可是牛皮箱质地坚韧，依约记录着当年与主人走南闯北时的艰辛。

“那时我们最犬的愿望就是能在街上盖上一栋这样的小院。”毛鹏耀说。

七

农历九月底，藏客们采购完货物后，便打算从拉萨返回湟源了。临行前，政府的官员都要宴请湟源商人乃至所有在拉萨做生意的青海人，而后，官员们还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为藏客饯行。

新的跋涉又要开始了，藏客们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离开了半年多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