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有小时候

谁都有小时候，谁小时候都摔过跟头。可是，人长大了，会怎么说那些个跟头呢？

A我的一个忘年之交，七岁的时候爬到一棵树上，往下一跳，失去了一只眼睛。

他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镇青年，心心念念着要离开小镇的青年。学习好的上了大学，学习不好的外出打工，知识总归是能改变命运的。

上完小学，上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他当了医生。

还在老家时，他就喜欢写诗，在中学组织了诗社。

寻常人家的孩子，当个医生，多好的选择。一点一点地熬，到主治大夫，到主治医师，到

显然，他更喜欢诗歌和各种在爹娘和小镇的人看来不着边际的生活，没干两年，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北京报纸的招聘广告，他跑到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打了个长途，问了问如何应聘。然后信心满满，吹着小口哨回到医院，把白大褂一脱，辞职了。

一个只有一只眼睛视力的人，放着旱涝保收的大夫不干，异想天开地要去大老远的北京追求一个叫作“梦想”的东西，是不是太疯狂？多少人为他捏着把汗。

一边干医生一边写诗不行吗？不行！

先请假去北京试试，总得试一试吧，再把铁饭碗丢了行吗？不行！

那停薪留职行吗？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行！

背着个双肩背包，他打了张票就去了北京。

这是他第一次去北京。出了站坐地铁，这是他第一次坐地铁。

第一次的事多了去了。他也没怎么感叹。

到报社附近找了个地下室住下，擦了把汗，去报社转了一圈。然后和20多个人在一个大房间考了个试，录取了。

他从不回避他的眼睛，这得有多大的自信。也不像许多有过创伤的人一样，解释他的眼睛。

很快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些写诗的是神交已久了。没事背着包往东跑，和玩摇滚的打成一片。写东西的更是不在话下。他好酒，酒量不大，但是好。白的，一口闷。

能喝酒的男生，交朋友都木有大问题，喝了酒他对世界的一切都不服气，喜欢喊：“放马过来！”

拼呗！

等大家都高了，嗨了。他便有些沉默。

喝到后来，他有些忧郁。

再往后，可能就睡着了。

报社有几个好酒的笔杆子，左中右都有，吵吵嚷嚷，争论个不休。

他睡一会儿又醒过来了，跟着吆喝，高兴！

酒店的服务员哈欠连天地呆着脸等着下班，终于把这帮家伙轰走了。意犹未尽的人们找到一家K歌的地方，继续吹啤酒。能闹到天亮，再去新街口吃卤煮。庆丰包子也在那条街上。这帮干新闻的小子做梦也没想到炒肝和包子后来能火到不要不要的程度。

那家报社有日报也有周刊。他干周刊。能拿到报料的时候去采访。还是更喜欢文化，写七日谈。

周五出报。周四下午副刊先下厂，所有的版都核了红定了版，只空着七日谈，专为他留着1500字的半栏，主编一遍遍给他打电话，一通通催。

他骑着个破烂自行车，坐报社的破电梯到四楼，推开周刊的门。

行了！主编看到他，放了心了。

他坐到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打字，打架一般。

主编拍拍他极瘦的后背，去忙着看新闻版了。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他大声说昨天的球赛，意甲或英超，打字声却一刻也不停。

不用一小时，推开主编的门，探着头说交稿了。

然后，喝酒去也！

在北京不到十年，买了房子结了婚生了儿子。那时候通州房子均价只有三千。生下儿子已经涨到一万。儿子上小学就到三万了。谁也没想到通州成了中心。

人们都觉得他得多小心多小心看着管着护着他的儿子呀！可别上树可别摔着，可别

其实全然不是。儿子皮得很。他也并不多管束他，由着儿子玩去吧。有时候是爷俩玩，他趴在地上，当大马让儿子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才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吧，自己吃过那么大的亏，怎么还能让儿子爬高上梯呢？

这得有多大的自信啊！

我们做朋友十几年，没听他抱怨、诉苦过。谁也不是祸害，谁也没害他。等有了孩子，他常回老家，老婆是同学，一家子回去。也没说父母是祸害，没控诉他们当年没看好自己，才从树上掉下来，才

我去北京的时候，会和他盘腿坐地上喝茶。

还是好酒。

说到儿子，一脸慈爱。

为儿子写了不少诗。

我知道他是有伤痛的，否则他的诗、文章中就不会有慈悲。有被人羞辱、歧视、嘲弄种种，但是他不正面回应，就像吐沫飞来，他不去接那个盘，爱飞哪儿哪儿玩去！他也不和别人比，不和两只眼的人比，也不对三只眼（假装有三只眼）的人多看一眼。

他的生命有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能量，我们寻常人未必看得见的能量。

对于有过创伤的孩子，父母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和纠结，要相信生命自会找到它们的出路。

要相信每一个生命的原创力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

心理学上说，溺爱会妨碍孩子独立。

极端的宠爱和极端的冷酷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负面的能量。

B上面我们说了，创伤或许会促使孩子的独立，那么父母应该做些什么？

大力是另一个男孩。他的母亲是下乡的知青。一家里三个孩子，只有长女出了上海，下面的弟弟、妹妹才得以留在城里。

后来长女嫁了人，调到了一个部队大院。生下了一个儿子大力。

外婆外公照看着这个孩子。一半是对长女的愧疚，因为下了乡，吃了苦，受了上海人没有受过的罪。

调回上海安排一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了。一家人都觉得欠着她。我们在上海享福，到红房子吃大餐，吃凯司令的栗子蛋糕，女儿最好也就是吃各种烩面，哎唷！比阳春面好吃么？哪里赶得上黄鱼拖面？

长女回到家，早上是妈妈烧的点心，中午各种小菜，弟弟妹妹都说应该的，应该的，邻居也说应该的，应该的。

后来把孩子送回上海。小心得不得了不得了。

这世界的事儿真是说不清。白雪公主生下来就有一个关于十五岁的寓言，要被纺锤所伤。国王下令烧掉了所有的纺锤，皇宫里种种呵护着公主，然而到关键的十五岁那一天，父母留下公主外出，他们忘了那个寓言了吗？

这是多么诡异的现象，你对一件事太过专注时，反而有可能在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它――太专注出现了真空。这是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的经历。松弛一点，以平常心做事，反而有可能事半功倍。

让我们暂时忘掉心理学吧。

外公和外婆一刻不停地看守着大力，这是所有的人――邻居、姨妈、舅舅都有目共睹的。然而只有一次失手，孩子跌落到床柱上，伤了他的胸骨。

对女儿的亏欠还没还，又加上对外孙的亏欠，这辈子还也还不上了。

女儿把大力接走了。

现在是女儿对儿子的内疚：如果不让老人看，会摔下来吗？如果是自己照看，无非是累、辛苦，会伤了孩子吗？

千万次的追问，在内心，答案都是对不起孩子，都是自己对儿子的亏欠。

你看看，一样的家庭模式。亏欠。

夫妻俩人怀着深刻的内疚、痛苦，发誓：以后绝不让孩子受一点儿苦。

那么强烈的焦虑，不可能不影响到孩子。

大力五岁做了一次手术，矫正胸骨。

他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了。

夏天，别的孩子光着膀子玩了，他从来不脱掉小背心，胸前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但是，第一次脱掉小背心露出那道刀疤的时候，自卑的真的是那个几岁的男孩吗？还是他的父亲，抑或是母亲？

人们看到了那一道刀疤会说什么？人们用什么样的眼神注视着那么深的疤痕？到底是孩子不能承受的，还是父母难以承受的？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没有人细想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会因为一道疤痕而骄傲呢――如果是西部牛仔的后代，亦或是“荒野猎人”的后代？如果人们对男子汉的定义是勇敢、勇气的话。

嗨！你们看到那道疤了吗？我经历过，我活过来了！有那么一点点草莽气的话。

当他第一次扒下汗衫，准备跳到游泳池里，下面游着的人们看到了那道疤。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叛逆的男孩――

“天空飘来一行字，那根本不是事儿！”

那是电影好吧！

我相信，更多的是父母的眼光、态度、焦虑，以及内疚影响到了大力。让那个原本开朗、好动、活泼、多话的孩子，对身上的那个疤产生了畏惧。

如果你觉得是耻辱，孩子就觉得耻辱。

大力的父母为孩子提供了大院的孩子所不曾享受的照顾。

所里的高压线出了问题，不断电时没有电工爬上去修，没办法，高价悬赏，大力的父亲爬了上去。

下了班骑着摩托去乡下捞鱼，每个夏天的周末，无论什么时候回来，妻子都会等着鱼来，为儿子串鱼丸子，红烧、清炖，等等。

七岁，爸妈带着大力回奶奶家，他们去酒店吃年夜饭，市里最好的酒店，一进大厅，橱窗里一扇巨大的帆一样的东西陈列着，大力冲上去说：“天九翅天九翅，爷爷我要吃天九翅。”

爷爷奶奶大姑小姑大爷大娘，没有人吃过鱼翅。

经不住大力的一遍遍的叫唤。他的爹问服务员，可以做天九翅么？

女服务员用白眼球翻了翻他，说：“九千块，吃么？”

全家人都觉得他这是疯了。

他红着脸，手放在兜里，喘着粗气。家里人知道他的卡上没有那么多钱，家里人没有一个打算从自己的口袋里出那笔钱。

太可笑了。天九翅！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插曲。

孩子上高中时，政策有了松动，终于户口落到上海。

外公外婆终于可以带着歉意继续还“债”了。继续无微不至地照顾。

大力考上上海交大。根本不能忍受食堂的伙食。后来索性不住校了。外婆为他烧太湖三白、大闸蟹、舟山黄鱼，穷尽一切美食。他想参加运动，家里不让，怕撞着他的胸，怕运动伤害，怕一切可怕的不可知的未来。

他的个头没有长过姨妈家的姐姐，也没有长过舅舅家的哥哥。没有他们高，也没有他们壮。

但是，令人骄傲的是他学习好。坐得住，耐得了寂寞，啃得了书本。他最讨厌晚上学习的时候，外婆一会儿切个小果盘，一会儿端上烧的小点心。

他上大学的时候，外婆得了乳腺癌。

外婆是白胖的老太太，母性洋溢，永远对女儿对外孙怀着愧疚。手术的时候女儿在身边伺候，不由得老太太又唠叨起从前女儿下乡受的苦，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下来。人们劝她：“哎呦，这样已经很好啦！留在城里的在街道做工还不是下了岗，女儿单位多好，不用操心啦！”老太太又说起没看好外孙，人们又劝她：“哎呦，孩子是看不住的，都要摔跟头的，不会怪你的。”她只是掉泪。

“唉，你这样怎么会不长癌？”劝她的人也只好叹气。

外婆到底没看到大力结了婚，生下了一个活泼的小女孩。

但是没关系。外婆的愧疚由她的女儿、女婿继承了下来。女儿退休，办回了上海，接替了外婆的角色，照顾大力。

早晨为孩子买早点，叫儿子媳妇起床、上班。儿子本来有挺好的工作，在世界500强企业上班，做程序员，就是离家远一点儿，要早一点儿起床，妈妈心疼，让他换了工作，离家近，少挣点就少挣点吧，横竖也不缺那两三千块钱。丈夫的退休金全部在她手上，60岁退了休，又让西北的一家企业聘了去做高级顾问，每月的钱也是如数打过来。

她晚上自己带孙女，白天儿子开车上班，顺路把孙女送到老婆的娘家。她抓住这个好时机收拾房间，出门跳舞，本来想学老年芭蕾，无奈时间不够，随便在外面吃个饭，下午给儿子打电话问想吃什么菜，去小市场采购、烧菜。儿子下班接回孙女，到家饭已经熟了，把孩子交给妈妈，小夫妻坐下来吃饭，高兴了带女儿出去玩玩，不高兴了把孩子塞给老妈回到自己的屋，上上网，看看书，有时候和朋友去泡吧。

一个人带着孙女，她总觉得累，身体还在其次，主要是担心，怕有个闪失。又想念老伴，又牵挂老伴。

丈夫在大西北，一个人住在专家楼里，总归是寂寞。

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六十多岁的人了，需要彼此照顾，想想对方，终是不能放心。年年说做过这一年就不要做了，给儿子买了房，上海呀，那房价！后来又想给儿子换个大房子，还要做下去啊！儿子和儿媳妇跟老爸老妈一块儿商量买什么样的房子，完全不为资金操心的样子，大姑小姑们看不下去，劝哥哥不要做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哥哥总是低声说：“我就是想为孩子多留下点钱。”一边说一边轻轻按按胸口，声音越来越低，“你们知道大力身体的事儿，我就想为他多留下点钱。”

“大力的身体怎么啦？”“还不是因为小时候 ”

听的人简直无语。不就是那块疤，也没耽误了孩子的吃、喝、谈恋爱、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还有个完么？

人们看看大力，也把头低了下去，简直奇怪了，不就是一个跟头，又没影响食欲，也没影响，30年了，摔出了这么个人生，理直气壮地接纳两代长辈无尽的愧疚和付出。

无语。

他们看着大力调皮的女儿上上下下地滑滑梯，四个大人守护着她，随时张开手臂接住她，心里一万次地念叨着：千万别掉下来！

C我不能说上面的两个故事，他们的人生都是由童年时的一个大跟头改变的。我不是当事人，无论说什么都太过主观。说轻了，人家会说：“你倒说得轻巧，把你托到一个树上推下来，或者从一个大床上扔下来，你倒试试看！”我肯定不行啊！我这身老骨头还不得散了架。

我也常常会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摔了那么大个跟头，留下了不可逆的伤痕，我真的可以以平常心面对么？难啊！

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关注了那个伤痕，最要命的是终生怀着深刻的愧疚，面对我那受到创伤的孩子，会不会令他们对自己的创伤也无法释怀呢？

如果我不能接纳我亲爱的孩子的不完美，他们是否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呢？

完全的忽略肯定是不可取的，过度的关注就可取么？

并且，过度的关注会不会放大他们的创伤呢？

很多问题我无法回答。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就是充分相信孩子，相信他们的能量，相信他们的发展，相信生命不可思议的力量。

作为父母，接纳孩子因为那个大跟头所带来的不完美（其实没有那个跟头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努力把目光从那块伤口上挪开，把心也从那里挪开，努力让自己怀着平常心面对不平常的一切。

我们的教育常常会特别强调人和命运抗争，强调在和命运的对抗中完成自己的事业，这的确十分重要。但是，坦然地接受命运也非常重要。像失去了眼睛的诗人，我之所以看不到他的纠结，是因为他接纳了自己的现状，才会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快乐与平静，我把他的态度称之为“享受命运”。

那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幸存者，那些患了癌症突然转好的人们，在面对从天而降的命运时，积极抗争的、愤怒的、打化疗的或许很快就挂掉了，活下来的，或许是会享受命运的人吧。

再说到我们的创伤所造成的缺陷，还是回到教育上，我们常常会发现在遇到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下，人自身的缺陷发挥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从而获得成功。

我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只让人发挥长处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

让我们快乐或幸福或成功的，或许恰恰是我们的短板，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怀着愚蠢的功利心对自己的缺陷感到自卑呢？

最后一点是，越容易受伤的人越容易遇上事故。

我听说儿童伤亡事件的前三条原因中的一条是跌落。当时非常奇怪，教育专家告诉我，你去看看一年级的小学生，有不少下楼梯时，是家人抓住他的手，不让他们自己走的。你想：不摔跟头的孩子怎么能学会自我保护呢？

最后，没有不伴随危险的创造性。

最安全最稳妥的，就是在家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