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一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抢劫是该时期土匪最惯用的一招。对于绝大多数土匪而言，抢劫是不分平民百姓与富商巨贾的。“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一万余人，他们在两个月内抢劫了30多个村镇，烧毁房屋2000余间，打死打伤1300余人。”1926年9月，河南项城被土匪“老鸭子”两次攻破劫寨，2万余间房屋被焚烧，财物损失约1000万元。1927年11月，这里又受李老末匪帮蹂躏70多天，3000余人遭淫杀伤亡，4万余间房屋被焚毁，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左右。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蔡县共有2967个村庄遭到过土匪的抢劫，受灾户数29905户，伤亡12609人，被拉走35204人，焚毁房屋72354间，财产损失折合银元13368928元。北洋政府时期，此类土匪抢劫乡民的事例不胜枚举。

绑票是该时期土匪维持生计的主要渠道之一。富人是土匪绑票的首要目标，但当富户为了免遭土匪的侵袭而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经被敲诈勒索得没什么油水的时候，那些穷凶极恶的匪徒也会把穷人列为绑架目标。“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则数百元。可是进入20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300元，400元，10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鸭子100个亦可赎票。”可见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无论贫富都要面临土匪的勒赎。

摊派勒捐是该时期土匪抢劫资财的又一种途径。许多土匪为抢劫资财，就以保护地方为名，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征粮派款。北洋政府时期，盘踞陇县吴山的王友邦匪部，“自枣林寨村庄被抢劫后，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抢劫道路畅通无阻。因此，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梨林川一带征粮派款。征粮办法则按过去八渡区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日内即须交清。催收的人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

面临如此严重的匪患，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会派兵去剿匪。而剿匪计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官员和军队。

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一般官员以个人发财作为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他们与地方土匪达成协议，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得到分得一份利益的回报，这显然很有吸引力。”另外，如果上面派军队来地方剿匪的话，军队的费用都是由地方负担的，但地方对驻军却没有调动权和指挥权。在此种情况下，地方官一般不会对剿匪太积极，有时反借剿匪的名义勒索普通百姓。在湖南宁乡，“新任王知事莅宁后决意督队清乡，于各乡设一告匦，布告居民，凡各团匪徒及私通匪党暗藏枪物者，有人投票，一经按名拿获，即行就地正法云云。然自王令设匦告密，匪卒不可得，转以诬及良民。该令明知之，不为废止，无论何人，姓名入匦，立即逮捕，加以刑讯，非大洋数百，不予保释，乃知此种办法，该令意不在清匪，实藉为敲索之计耳。”

从军队的角度来看，“在近代中国，当兵很难说尽所谓国民义务，而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并不光彩、甚而至于一般人不到走投无路都不屑选择的职业。”既然大多数士兵加入军队是为了获得经济保障，他们所期望的是安稳的生活，军官们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所以，这样的军队只会尽量避免与土匪作战，而不可能主动冒着生命危险去剿灭土匪。不仅如此，有时军队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与土匪勾结。此外，军队有时也会对土匪进行招抚。这样一来，“军队与土匪的关系不但不是水火不相容，相反是‘共存共荣’。”

二

在政府和军队无法保护乡民生命财产的形势下，乡民只好自己想办法防匪。构筑围墙，建立碉楼是北洋政府时期乡民依靠建筑物和村落防匪的重要方式。对富有的乡民而言，他们可以构筑碉楼或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围墙来防匪，有些人家还自己花钱雇人护院。但对那些贫苦人家而言，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村庄的集体防御上。

在东北，一些小康人家往往用柳条子、木板障子来夹设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有的也设置地枪来自卫。对一些豪门大户来说，他们多用砖砌或土打造院落，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还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在中国的南部，尤其是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侨民较多，相对比较富裕，乡民一般通过建立碉楼来防匪。在开平市内，城镇农村，碉楼星罗棋布，举目皆是，多者一村十几座，少者一村二三座。民国11年(1922年)12月，众匪伙劫赤坎地区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探照灯照射，四处乡团及时截击，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此事轰动全县，海外华侨闻讯也十分惊喜，觉得碉楼在防范匪患中起了作用，因此节衣缩食，集资汇回家乡建碉楼。后来，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各式各样碉楼式的楼宇。这样，碉楼林立遂成为侨乡开平的一大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

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乡民常常将村子里的房子用围墙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乡村壁垒。每户轮流派人巡逻，以此来防匪。豫西洛阳城南10里处的大屯村在民国初年所修的寨墙就具有典型性。大屯村寨墙高五六米，设四个门，寨门高大，双扇门开可过大车，锁上长链，则仅可过人。东、西、南门顶上各放土炮一门，长约1丈，木架近2米。寨墙周围分散放有碗口粗的“轱辘炮”，长约1米多。寨墙上窄处约1米，可来去过人；宽处约2米，筑有垛墙。垛外横捆滚木。贴垛墙搭草庵，架床高约1米，供守寨人放哨、休息。每隔50米左右的地方筑一斜坡，供人上下。寨外隔三四米地方，从寨垛向外斜拉一铁丝，晚上挂灯笼滑到半山腰照明。靠寨墙地方叫寨台，安放地雷，管粗如擀面杖，一二尺长，顺墙扯铁丝拉线几丈，炮内装好弹药，安上引火，高处焊弹簧，拉线接弹簧。寨台再向外挖寨壕，宽一二丈不等，水深可没人顶。村南临大明渠，开通“垅道”（阴沟），可经常向寨壕放水。南门外大桥与寨墙之间砌有迎壁墙。人车绕着过，防止土匪正面冲击。中农每户派购钢枪一支。住户每十来家组成一个排，举一户为排头。平日北街守东门，中街守西门，南街守南门。各街分派三两人带枪站岗盘查生人，寨门晚开早关。夜里家家户户去人上寨。寨首和士绅夜里也在“公伙场”值班，安排街上敲锣打更，还要查岗和巡视动静。

一般来说，乡民依靠建筑物和村落防匪，对小股土匪是能起到防范作用的，但如果村落中有人串通土匪的话，那么它的防范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另外，对一些大股土匪而言，仅仅依靠碉楼和围墙来抵抗他们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红枪会是民国年间流行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会道门武装，因其手持红缨枪而得名。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的天门会、白枪会、黄枪会、绿枪会、红沙会、黄沙会、黑枪会、硬肚会，也属这种武装自卫组织，在一些地方又与大刀会合流。民国前期，红枪会之起主要是抗御土匪。其组织比较简单，多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红枪会的基层组织为学堂，学堂以上是团，团以上为联合总部。其主要成员是当地农民。“红枪会的组织系统是神权统治下的家长制，一切大权完全由总团师等首领掌握。而首领大多由当地地主、富农、士绅充任。”红枪会会员以防匪为己任，他们将枪随身携带，即使到田间耕作也要将枪放在身边，在防御盗匪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乡民为了自卫和防御盗匪，还建有民团这一武装组织。它一般是由该乡中有一定权威的乡绅倡议而建立的。作为地方士绅组织的武装力量，民团在土匪活动频繁之时的重要任务就是与土匪作战，安民卫境。民团的成员一般为乡里农民和无业游民及退伍士兵，也有一些民团是由土匪演化而来的。民团属地方自治性质，其枪弹、粮食、服装等均需士绅自筹自购。运行民团所需的必要费用一般都摊在当地乡民身上。

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团的建立对土匪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一些土匪便对发起办民团的士绅进行打击报复，直接影响到这些地方民团的发展。同时，由于民团得不到政府的太多支援及受诸多因素的限制，民团在人员、经费等方面均受到较多限制，故其战斗力非常有限，在防匪中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他们常常不是土匪的对手。如“1917年，祈阳富户刚刚办起防匪团局，团总就被土匪干掉。同年7月，在浏阳，土匪纠集四五百人攻打民团，击毙团兵数十名，将团总鲁学成拿获，先断其手，次断其足，然后系在树上作为枪靶，连放十枪，洞穿数十眼，并放火将该团总居室付之一炬。1924年2月，宝庆发生了团局枪支被抢劫案，土匪乘夜围攻团局，枪毙团民多名，夺去快枪39枝，子弹2000余发，并捉去团兵黄定升、刘庆生、周玉卿、蒋传习4名。”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洋政府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由于政府和军队一般不是真心实意地去剿匪，加之其所构建的防匪系统在运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政府和军队是很难做到“剿匪安民”的。由于政府和军队无法做到“保境安民”，乡民只好自己采取多种措施防匪，这是对动荡社会下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的一种自救，是乡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种痛苦的挣扎。

虽然乡民通过乡村武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但这些组织的统治权是掌握在地方士绅手里的。这些士绅为了自身利益，有时会与土匪串通，政府与土匪也会有合作。由此，乡村武装力量、政府、土匪之间的关系是常常变动的。在这种变动之下，乡村武装力量的领导者、政府、土匪成为利益的获取者，尽管乡民是乡村武装力量的积极参与者，但由于他们始终没有摆脱受人控制的命运，故乡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其生活依然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