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正义

编者按：清末新政是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场重要改革运动，它的改革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它的推行正值中国面临极其严重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袁世凯在天津所推行的新政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崛起也和他在天津所推行的新政有很大的关联。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仍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细节和领域。本刊从“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上选取了三篇论文，这几篇论文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清末新政及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崛起进行了较有新意的论述，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摘 要“北洋”是一个习见名称，然其本义常为历史上之歧义所遮蔽。从北洋源起及至北洋政府时期，构成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政体、法制等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北洋语义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历史线索：一是北洋从最初的地域义项逐步向官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至政府扩展的轨迹；二是以北洋为语义逐步生成的近代性事物和事业的轨迹。

关键词北洋，制度转型，近代性事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4-0003-05

“北洋”一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习见名称。①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近年成果较著者有张华腾教授与郭卫东教授。但“北洋”之语义和内涵却颇多歧义，更因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之一段时局变乱，以及革命史观下建构和书写的历史之影响，及至当代，北洋语义而常涉讳忌，竟至于有一闻“北洋”而色变之慨。虽然学界对此已有研究，力求正本清源以梳理其本义与内容，然政治、社会诸多层面浸染既久，积谬成真，当今仍持谬见者所在多多。对于这一习见名词，今日仍在正其名，辨其义，真有恍然如隔世之叹！

一、北洋语义的形成

按郭卫东教授的研究，北洋语义源头实为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外人约定五口通商，河北、江南两省，向称南洋、北洋，自后两江总督，为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为北洋通商大臣。”②北洋之谓一转而为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③

然而，北洋语义之变，万变不离其宗，当有以下几点不容忽略：

首先，其地域指称为基本义项。由多元史证可知，历史上的“北洋”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即使后起的北洋大臣官职概念同，也是在与南洋大臣遥相对峙中，保持着其地域管辖范围的基本语义。

其次，北洋特定语义中包含着从传统宗藩外交向近代外交的历史性转变。郭文指出：

北洋大臣的设置是广州外交体制废弛后，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结果，是传统宗藩外交和地方外交到近代外交和中央外交的过渡。①

就此而言，其体制性的近代变迁特征十分显然。而且，这一语义体现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指向也很明确：“东洋、西洋与南洋、北洋，可以囊括世界，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②此虽不免戏言之嫌，却也大体不偏离历史之实情。

其三，甲午战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然袁并不能称“北洋”。北洋大臣是直隶总督的专属，时由荣禄等担任，袁不能越级妄称。小站所练初为“定武军”袁接办后称“新建陆军”，当时并无“北洋新军”称谓，这是后人追溯北洋军阀派系时所附加上的。

其四，北洋之义，因地域之称变而为官职及其所辖区域指属，其内容则从外洋而外务，外交而政治、而经济、而文化、而司法，而军事，不一而足。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变迁

“中国之有新军，始于北洋”。③然如郭卫东教授所论：“小站练兵时代”，“并无北洋新军的称谓”，时有北洋军称呼，也是泛指北洋大臣荣禄所部（含袁世凯部，但不仅仅是此一部）。只是自袁世凯开府北洋后，北洋势力独大。

基于上述分析，当不难体认“北洋”语义虽然在历史变迁中多有异变，但其历史内涵实由时间与空间所规定，亦即在近代“北洋”所指属的时空内发生的重大历史内容，均为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从民初到北伐结束后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约二十来年的由北洋集团主政时期，构成近代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司法、外交等内容均成为“北洋”所承负的历史内容，而不可仅以“军阀”之一端予以评判。即北洋政府时期，虽有政治变乱、兵燹纷起、政权频更之非常之像；然其时社会经济、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或有转制之承接，或有兴替之延展，或有乱局中之创制，或有更移中趋新等等，并非“黑暗统治”之一语所能尽。仅从现当代学者研究成果中择其要者，就可见其时代进步之大端：

1.经济方面

由于北洋政府采取了扶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先后制定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刺激了更多的人投资新式工商业。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仍持续不衰，因此，人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诞生以来，到1911年，资本总额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1.4亿元。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确是空前的。经济上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④这样高的增长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也不曾的有过”。⑤

2.行政体制方面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北京政府从1913年开始，通过颁行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架构。对于省级行政体制而言，主要有以下变革：由“军政合一”转向“军民分治”，领导体制由独任制向合议制转变，行政机构设置的专业化趋向和行政管理上实行双重管理等四个方面。这一变革既借鉴了晚清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又增加了该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需求的内容，也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省级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⑥

3.司法方面

律师公会方面，1912年9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正式确立。此后，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1912年1月28日在上海成立）更名为“上海律师公会”。到1935年前后，律师公会的设立已极为普遍。①唐仕春的研究表明：在北洋时期的大多数年份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与北京政府都保持着司法统一。在中央与地方分裂，南北分立的状况下，“司法统一对北洋时期司法建设乃至整个近代法制的变迁都至关重要”。②北洋时期建立了大理院、各省高等审判厅和一部分地方审判厅，在司法组织建设方面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③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制定了一套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律典章；选拔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司法人才；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公审会廨；严惩贪官，初步显示了独立司法的威严。其未能有效实施的表现是：行政干预司法，军阀干预司法。原因是：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具有近代民主与法律意识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力量，缺乏近代司法人才。④

4.文化教育方面

1917至1927年的十年，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的十年。中华职教社关于各项主要职业教育设施基础的奠定，大都在这一时期完成。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召开，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决议改革民元学制。到1922年，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这是现代教育体制确立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的时期：民办报纸数量由1912年的250种增长到1927年的628种；20世纪上半叶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庸报》《大公报》等都创始于这个时期，国共两党不少有影响的党报创办于这一时期；最早的新闻学团体、最早的新闻教育也都肇始于这一时期……⑤

5.北洋外交

据唐启华的实证性研究表明，北洋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外交努力方面“呈现丰富多彩的面向”：⑥

坚持依循外交途径设法终止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屡次在国际会议提议修改条约，一方面依平等相互原则缔结新约。

唐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北洋修约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实居于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应予北洋派在政治、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有颇多“较正面的评价。⑦

有学者认为，北洋政府时期：

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现代工商业，现代大学、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仍在迅速发展。其间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载入史册。⑧

三、“北洋”语义与近代文明的建构

由上可知，北洋语义源起甚早，初为纯然的地域称属概念。近代以来它逐步超越了地域指属（却仍保持其基本义项），从官职、外交、体制、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扩展了它的内涵。从北洋源起及至北洋政府时期，构成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国社会从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政体、法制等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其中，“亦自成体系”的“北洋文治派”也值得关注。“肇始于北洋幕府”的北洋文治派，是“光、宣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的转轨时代，在“新政”“”力量成长之际，出身于传统八股的官僚究无所长：

故重用留学生，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幕宾。⑨

北洋势力虽以武力为核心，却并非纯粹的军事集团，其人才汇集远远溢出军人范畴。一时北洋文治之盛，概莫能比。尤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之机，虽然北洋军人之力量举足轻重，而北洋文治力量亦不可轻忽。吴虬即称：

袁开府北洋，党人多为北洋幕府所罗致，遂有以北洋为政治中心之主张，报纸宣传，乃有“北洋派”三字出现。①

在晚清及民初之政治制度或体制变动进程中，力量的形成及其聚集成党，断非负面影响而有多重积极意义。在这样一个整体变动时代，何以“军阀”之一端而遮蔽整个北洋的意义与价值？！

从上述简单的史实罗致亦可明晰，北洋实是近代文明建构的一个特定历史时代：

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于是乎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先后再现。②

当然不仅如此，一系列以北洋命名的事物和制度性要素相继出现，并植根成长为现代生活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除上述所列外，具有近代文明要素的事物的确不少。为人所称道的北洋大学堂在近代文明开先地位外，还有一系列以北洋命名的近代教育或文化事业。依循客观历史进程的演进，可以简略地划出具有近代文明特征的与北洋相关的新式学堂发展轨迹：

（一）19世纪的各类新式北洋学堂有：1.北洋电报学堂（1880年）。2.北洋水师学堂（于1881年8月正式落成）。3.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成立）。4.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1896年11月）。

（二）20世纪初年的北洋各类新学堂：1.创设于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2.成立于1908年8月的北洋女医学堂。3.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法政学堂。4.中国最早的创办于1904年的北洋女子公学（后改名为北洋女师学堂）。5.1904年在保定成立北洋马医学堂。

特别要提及的天津北洋女医学堂，是中国最早公办护士学校，由中国第一位女留美学生金韵梅（亦称金雅梅）任堂长（校长）兼总教习。北洋女医学堂几经变迁，1949年并入天津市护士学校，1998年天津市护士学校与天津市职工医学院合并，重组转制为全日制医学高等学校。2002年3月，建立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在中国护理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贡献非凡，开中国公办护理教育先河，在中国职业教育初期土壤中植根，催生出多所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其后天津市多所公、私、教会办医院附设的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先后建成。北洋女医学堂，“是直隶的第一所官办女医学堂”，不仅“开创了近代直隶女子教育的先河”，“对晚清乃至全国的女子教育起了推动作用”。③学堂招收的学生除直隶地区外，还有来自广东、江浙等地的女子；其首届毕业生中就有七人进入北洋女医局工作，因而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天津区域，具有辐射和向全国扩展之势。而且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间，女医学堂推动“中国女性走出闺门，投身职业教育……本身就体现了妇女作为人的近代化的进程”。④其近代文明的指向意义不言而喻。

此外，北洋语义下的新媒体也是近代文明建构中的主要内容：如《北洋官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政府官报，1902年12月底创刊于天津。近代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先生言：“北洋官报之刊行，以为鼓吹直隶新政之机关。”一语道破了《北洋官报》创办的时代背景与目的。再如《北洋周刊》，《北洋周刊》于1927年6月在天津创刊，由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且出版发行。本刊原名是《北洋大学周刊》，由北洋大学学生会编，后改为本名。据史料记载，北洋大学时期最早的校报可追溯到1897年的《北洋大学堂题录》。1906年，周刊《北洋学报汇编》出版。1909年，《北洋大学同学会会报》出版。以上报刊可以称为校报的雏形，1915年出版的《北洋大学报季刊》则为比较接近于现代的报纸。而1927年《北洋周刊》的创刊则开辟了校报史上的新纪元。除抗战时期停刊外，《北洋周刊》历时12年，共出版了241期，每期8～30版不等，2～5万字，共计出版了800多万字。当时报纸为16开大小，多刊载校闻及校友信息，并有短篇论文，集校报、学报、校友通讯为一体，在学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有创刊于1926年7月7日的《北洋画报》。该刊由冯武越、谭北林所创办，吴秋尘主编，是一家独资经营的刊物。当时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

另外，开府北洋后，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①

显然，围绕着北洋语义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历史线索：一是北洋从最初的地域义项逐步向官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至政府扩展的轨迹；二是以北洋为语义逐步生成的近代性事物和事业的轨迹。如图示：

而这些历史文化内涵，更多的是近代文明建构进程的重要内容，并且相当久远地影响和重构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之中。然而，这两条轨迹却始终重合在“北洋”语义义项下。纵使有北洋军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负面作用，恐亦不能依此而漠视北洋所承载的整体历史意义与价值。何况对于北洋新军，也有着历史性的认可与评价：

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现在的中国人民是第三代。②

显然，认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第一代是晚清新军（主要是北洋新军）。因此，在北洋语义演进线条上串结起来的历史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近代体制（北洋大臣制度）、近代外交、近代工业（洋务）、及至近代教育（以北洋大学为开端的新学教育系列）、近代军事（北洋新军等）、近代警察及司法、近代文化、近代新闻等等，而其成长演进的脉线基本上就是近代文明形成、演进的一个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王先明，男，1957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杜慧，1986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