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冤屈探微(十)

两封降书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上的抵抗完全停止了，一艘名叫“镇北”号的炮舰悬挂着白旗，驶出了威海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坐该舰抵达威海湾外的日本舰队锚地，随后登上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将一封署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降书交给了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降书内容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丁……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之命，并许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接信后，经过与各舰长幕僚商议，决定接受这份降书，并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回信，还附上了果品水酒等礼物，交程璧光带回。同时他通报日本各舰：北洋海军已表示降伏！并特意加上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得到通报后，联合舰队锚地就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次日，即2月13日，还是那位程璧光管带，乘坐着炮舰“镇中”号，同样挂着白旗，再次来到了“松岛”舰的甲板上，向负责接待的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重远递交了第二封以丁汝昌名义所写的正式降书：

“伊东军门大臣阁下：顷接复函，深为生灵感激，承赐珍品，际兹两国有争，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于明日交军械炮台舰船，为时过促，因兵勇卸缴军装，收拾行李，稍须时候，恐有不及。请展限定于华历正月廿二日起，由阁下进口，分日交收刘公岛炮械并现在所余舰船，绝不食言。专此具覆，肃请台安，诸希垂察不宣。外缴呈惠礼三件，正月十八日，丁汝昌顿首。”

和前一天的情景类似，唯一的区别是悬挂在“镇中”舰后桅上的龙旗只升到了一半，表示刘公岛军民正在服丧，而服丧的对象正是丁汝昌。伊东佑亨接信后，除了照例通报全舰队和协同在山东作战的日本陆军外，同时下令全舰队除了重要仪式等特殊情况之外，一律禁止奏乐，以示对丁汝昌的哀悼。他还同意将一艘北洋军舰解除武装后，归还中方，用来运载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幸存的中国官兵离开刘公岛。

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已被解除武装的原北洋练习舰“康济”号运载着丁汝昌等自杀身亡的高级军官的灵柩，哀鸣着汽笛，缓缓驶离铁码头，离开了刘公岛。

这是一幕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顿足捶胸、痛心疾首的画面！“甲午”这两个字在不少国人心目中等同于国耻，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曾经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舰队最终投降。

矫降乎？真降乎？

“投降”以东方的伦理观，无疑是一个十分刺眼、刺耳的词眼儿。因此北洋海军最后的投降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焦点，而这个焦点的“风暴之眼”就在于—— 北洋舰队的投降是否真的出于丁汝昌的本人意愿（或者是他授意）呢？事实上，关于丁汝昌是否真降这个问题，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体分为两派，笔者就大致归纳为“矫降派”和“真降派”。

“矫降派”认为：单单凭借丁汝昌最后自杀殉国，就足以说明丁汝昌是“决计不降”的，因此那两封降书均是伪造丁汝昌笔迹、假传丁汝昌命令的赝品。他们认为“导演”这场“活死人剧”的是当时以道员衔任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的牛昶昞。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丁汝昌坚决不降，被洋员威逼而不从，决意自尽。事前，他将提督大印交予牛昶昞，令其截去一角以示作废。可是牛昶昞并未依令行事，相反，他在2月12日丁汝昌自尽后，与洋员密谋，假借丁汝昌的名义并模仿其笔迹请降，又盖上了丁汝昌的提督大印。在得到伊东佑亨的回复后，他们再次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正式降书。战后等朝廷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些人自然推卸责任，将一切都推到了丁汝昌的头上。因为丁汝昌已死，无从争辩，所以牛昶昞得以脱罪，仅受到革职处分。当然，这也是大部分主流媒体和历史教材采用的观点。

而“真降派”则认为：丁汝昌是写完这两封投降书后才自尽的。他们的理由是，2月12日伊东佑亨收到了程璧光递来的请降书后，向全舰队通告了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而且出港的“镇北”号也未悬半旗，那就说明丁汝昌此时还是活着的。他们进而得出了结论：丁汝昌的服毒时间不是投降前夕（2月12日凌晨），而是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2月13日黎明前）—— 收到伊东同意北洋舰队投降的回书后，丁汝昌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又派“广丙”舰管带程譬光再次送降书启程，然后才服药自尽。另外，北洋舰队洋员马吉芬记述道，丁汝昌“为了自己麾下官兵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恐怕从侧面证明了丁汝昌亲自下令刘公岛军民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

估计是有据于此，部分持“丁汝昌是真心投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丁汝昌投降就是出于贪生怕死的动机，投降后却又害怕承担责任，最终选择了畏罪自杀。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对于丁汝昌的死就非常尖刻地指责道：“已降复死死为谁？”既然已经投降了，你又何必自杀？自杀给谁看呢？

被抛弃的绝望

对于一般人而言，探讨投降是否丁汝昌的本意，在北洋舰队最终投降的结局之下，似乎显得意义不大。但这毕竟事关一个中国海军高级将领的名誉，笔者认为还是要尽量捋清丁汝昌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轨迹，这才有助于尽量真实地认识丁汝昌。

1895年1月25日下午，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亲笔劝降书由英国军舰“赛文”号携带，转交到丁汝昌手中：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舰船，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伊东顿首。”

此时此刻，刘公岛可谓大兵压境，面对兵力的数量和质量均远超自己的对手，丁汝昌仍决意一战：“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可惜，战局却不能如丁汝昌拒降那般酣畅淋漓。在此后的战斗中，威海的南帮炮台群相继失陷，驻守在此的戴宗骞、刘超佩所部巩军和绥军损失惨重（原本不足的兵力却分散在各炮位上，除去操作火炮的士兵外，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屈指可数，显然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击），导致北帮三座炮台也无法防守，被迫自行毁弃；日军鱼雷艇两次趁夜突入威海湾，用鱼雷将 “定远”舰重创搁浅，“来远”、“威远”、“宝筏”等舰也相继被鱼雷击毁；日岛炮台被毁弃守；北洋鱼雷艇队随求救信使突围，却无法返回，四散而去（最终除了“左一”艇外，其余均搁浅，或自毁，或被俘）；在之后的炮战中，北洋舰队“靖远”舰又被重炮击中而坐沉……

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无情地消耗着刘公岛本不雄厚的防御实力，而援兵却渺无音讯。1895年2月8日晚，大批官兵和刘公岛绅民聚集到海军公所衙门前，哀求丁汝昌能“放大家一条生路”。显然，面对此时刘公岛的局势，即便是对大时局茫然无知的普通人，都应该感觉到大限将至，那么联想到绝望的前途和担忧身家性命，出现这种悲愤的情况恐怕不难理解。触动笔者的是，在得到丁汝昌的许诺后（“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农历正月十七日即2月11日），这些军人又默默地回到了各自的战斗岗位，继续和日本人坚决战斗了三天，直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上演，不过援军依旧没有半个影子。

可以想象，丁汝昌心中所感，恐怕是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绝望。

走进丁汝昌的内心世界

显然，丁汝昌对刘公岛军民的承诺成了他们坚持战斗的精神支柱，因为此时刘公岛上早已是“弹将尽、粮已绝”，坚持到2月11日已是极限。由于刘公岛的军民长期信任丁汝昌，因此也愿意履行诺言，坚决抵抗到2月11日，某些资料认为的“2月11日刘公岛军民士气全无、纪律崩坏、全无战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不过此时日军认为刘公岛上的战斗意志已丧失得差不多了，因此派出了由战斗力较弱的老舰组成的第三游击队，再次来到威海湾东口，原本想来一次“武装游行示威”，却遭到了极猛烈的火力反击。当天，第三游击队的两次突击尝试均告失败，日方记载中国“火炮命中率高得出奇”，第三游击队各舰被连连命中。这一刻，刘公岛几乎全部爆发出了仅剩的些许力量。

可是，这最后的爆发犹如回光返照，2月11日夜间是大限将至的时刻—— 期待已久的援军依旧没有出现，全岛陷入空前的绝望，海军公所衙门前再次聚集了哀求生路的军民，显然他们已经尽了全力，现在仅仅只希望能苟活于世。丁汝昌的内心会想些什么呢？笔者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并根据留下来的些许线索，剖析他到底是不是主动请降。

首先，丁汝昌最初收到伊东佑亨的劝降书，采取了坚决拒绝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 刘公岛虽然已经大兵压境，但防御体系尚算完整，“尚能一战”，更何况丁汝昌所受的教育也绝不允许他投降。

但要注意，当丁汝昌对聚集在海军公所前哀求生路的军民做出承诺时，笔者认为丁汝昌的脑海里未必没有“投降”这一选择，毕竟当时刘公岛已被四面包围，如果没有援兵，绝无突围的可能，那么所谓的“生路”自然是投降了。根据亲历甲午亲历者卢毓英回忆，丁汝昌与幕僚陈恩焘有这样一番交谈：“（丁汝昌）盖以军火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服输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经过2月11日的坚决抵抗之后，刘公岛一心求生的军民们履行了对丁汝昌的承诺，丁汝昌许诺“生路”的期限已到，此时刘公岛上是一片哀怨之声，除了哭求生路者，已无人愿意听从丁汝昌的命令了—— 丁汝昌数次下令炸毁“镇远”舰，无人执行，“唯有痛哭而已”。可以说，全岛数千条人命均在丁汝昌的一念之间，他心里纵有千万般不甘，恐怕也不会为了一人的节义名声而祸及生灵，也无法再要求军民们“尽忠”更多了。

当时丁汝昌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节义名声”也即将“不靠谱”——费尽心机送出去的求救消息辗转到北京城，中枢阁臣们并没有考虑如何救援，反而开始挖空心思、争先恐后地“往早已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加稻草”，而且肯定不止“一根”。说具体点，把持舆论的清流一派彻底做到了党同伐异，“扳倒李鸿章”可谓他们自甲午开战以来的既定方针，更少不了拿李鸿章的肱股干将“开刀”：淮系陆军方面，清流“主攻”卫汝贵，导致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勇猛的卫汝贵替战事不利背了全部“黑锅”，最终革职问斩；北洋水师（时称“海军”）方面，清流针对丁汝昌的弹劾奏折早已是“汗牛塞屋”，其中清流领袖翁同龢（就是被很多史料描写成“正人君子”的光绪皇帝老师）的弟子文廷式的言辞堪称最利：“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船，而‘定远’被轰之时，乃适在‘镇远’，其为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卒至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人神所同愤，天地所不容！”

原本已经赶在救援威海路上的淮军老将陈凤楼部的马队，在2月9日被山东巡抚李秉衡截停在海阳、莱阳，旋即又被调往天津。另一支援军早在2月5日就已经抵达黄县，却也被李秉衡截停下来，作防御登州之用。显然，威海越早失陷，李鸿章就越能“万劫不复”，因此在李鸿章的政敌们眼中，丁汝昌必须死！

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大略体会到丁汝昌内心的绝望。在封建王朝时代，君王有负丁汝昌在先，甚至朝廷都抛弃他了，他有投降之意并非不可以理解，甚至按古代观念，他没有义务死战到底了。

至此，笔者相信，2月12日送到伊东佑亨手中的那封降书确实是丁汝昌亲笔，而丁汝昌也确实在11日夜晚服下了鸦片毒酒，疼痛辗转到12日临晨才气绝（其自杀经过是有定论的）。由此推论，13日伊东佑亨收到的那封丁汝昌具名的降书肯定不是出自丁汝昌之手—— 对比两封降书的影印件，第一封降书笔迹到底是不是丁汝昌的，至今尚未定论，但第二封降书的笔迹却和第一封完全不同，那么显然是道员牛昶昞的笔迹。为何他采用丁汝昌的名义却不刻意模仿丁汝昌的笔迹呢？因为2月12日伊东佑亨接到第一封降书后，力压众幕僚“将刘公岛军民当作战俘羁押”的建议，同意他们交出武器后遣返归乡，这完全出于对丁汝昌个人的敬意（伊东佑亨的师父胜海舟与丁汝昌是生死之交，辈份差距导致伊东佑亨写劝降信时，

语气也比较谦恭恳切），若让伊东佑亨知道丁汝昌的死讯，恐生变故而祸及全岛军民，也有希望伊东佑亨能信守诺言之意。

至于黄遵宪“已降复死死为谁”的挖苦，笔者觉得未免过分了。黄遵宪固然是爱国诗人，和丁汝昌之间也无私人恩怨，但是对丁汝昌的要求却显得刻薄了，毕竟当时刘公岛上的丁汝昌不能仅考虑自己的身家名节。

不那么重要的结论

行文至此，笔者得出结论：丁汝昌确有投降之意，一向被认为“冤枉丁军门”牛昶昞恐怕自己被冤枉了。毕竟，若牛昶昞真的贪生怕死想脱罪，在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第二封降书时，大可细致模仿笔迹，如此就能“滴水不漏”。而第一封降书到底是丁汝昌亲笔所写，还是授意他人所书，笔者觉得并不重要，相信丁汝昌心中确有降意。更关键的是，笔者认为投降并不损及丁汝昌的形象，反而让其更加丰满和真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拼尽全力，面对完全绝望、只求生路的军民，丁汝昌一个人的抵抗意志再坚决又能如何呢？难道带着刘公岛数千条人命一起“玉石俱焚”才符合“光辉形象”？

至于丁汝昌为保全属下军民而写的降书，纵然不容于东方礼教，但绝非十恶不赦，那么为何国人长期以此为耻呢？或许正如有人所言：“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的真正原因的史料的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理性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

笔者常思：率领兵将冲锋陷阵而取功名的统帅，固然能集万千敬仰于一身，那么在绝境之下，能够牺牲个人名节来保全曾拼死效命的属下，不至于让他们毫无价值地成为孤魂野鬼，这样的统帅何尝不应该受到世人的尊敬呢？

所谓“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笔者敬丁汝昌之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