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北洋”

众师生在校不仅要教好学好，同时也要吃好喝好，益身心，添活力，北洋大学暨天津大学120年来的校园生活莫不如此。早在学校创办初期，丁家立任总教习之时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就参照美国几所大学的经验，亲自制定了各项管理制度，其中包括斋务（宿舍事务）规则、食堂规则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国立北洋大学校办事总纲》出台，与之配合的《国立北洋大学校学事通则》随即而生，其中除了对教育教学工作列出规定外，还专门就膳食管理、费用开支等予以详细说明，师生的饮食生活水平由此得到进一步完善。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鉴于此，学校在有效管理的同时更注重以人为本。比如那个时期以广东籍、江浙籍学生居多，因为南北食俗与口味差异较大，所以学校允许学生自组“膳食团”，可谓开明、贴心之举，这也为学生锻炼能力且自行管理食堂打下良好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校内有多个膳食团，学生自选团长，轮流管理，学生按个人习惯进团或出团自便。伙食费标准一如朴实的校风，力求健康美味、经济实惠，每人每月2至6元（大洋）不等，餐费最高的组团常被众人笑称为“贵族团”。张度于1922年8月考入北洋大学，乃至成为著名水利专家。他曾回忆：“向学校报了到，交纳学费10元，就正式入学了……饮食方面，最早有三个食堂，他们是第一、第二和自治食堂，都是由学生自己管理。后来学生多了，又多组织了几个。分桌进餐，每桌6人，午晚两餐均为四菜一汤，早点是馒头、稀饭和咸菜，每月膳费约5元。”到了20年代末，校内增设南式食堂、第三食堂等。天津大学台湾校友会主编的《国立北洋大学记往》出版于1979年10月，一位1927年入学的校友在书中文称，早年“还有教授食堂，同学也可以随时光顾，一饱口福。可是校门口左手的小铺总是全校同学零食的中心，胖胖的老板，总是笑脸迎接顾客。”另外，那铺子里卖的天津鸭梨、高粱酒也给师生留下较深印象。

北洋大学学生会（时称学生自治会）是非常活跃的社团，1931年、1932年间几次组织召开学生大会，研究并向校方发出提议，希望开设新食堂、修葺马路、充实新大楼设备等。至30年代中期，校内的膳食团已达十几个，供300多名学生就餐。据陈明远在《那时的大学》一书中介绍，当时人数较多的团有30多人，分坐五六桌，小团仅有两桌，大多能吃到家乡风味美食。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何国模是1947年10月考入北洋大学电机系的，对学校一往情深。他在2005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学校里有四个食堂，同学家庭情况不一样，一食堂是贵族食堂，家里有钱的人在那里吃；二食堂是中间的，工薪阶层的子弟吃二食堂；四食堂是最差的，四食堂经常吃丝糕，就是玉米面蒸的发糕。三食堂是清真。”何国模在校期间的食堂仍由学生管理，每月选择管理人，学生还可以轮流监厨，是在快下课的时候去厨房察看。

时光荏苒，校园生活日新月异，三餐常相伴，更多“北洋”美食与“天大”故事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