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的视野综述

作者：刘炜 李郇 单位：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中山大学 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相对于制度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的学者偏好以正式的制度和联系为研究对象[2,21,28]，社会学与经济地理学者实际更加关注非正式的制度和联系[3,25,29]。对于这种制度和联系的非正式属性的探讨，社会学和组织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有所涉及[30,31,32]，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经济地理学者并不看重他们称之为“创新环境”（innovativemilieu）、“非贸易相互依赖”（untradadinterdependencies）、“习俗惯例”（convention）的非正式属性，而未对这种非正式属性深入探讨。本文目的就是重新挖掘并梳理经济地理学在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明确经济地理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首先必须指出，这种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联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区域创新过程中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因素，因为很多非正式联系的产生都是以非正式制度为背景的，而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最初又来源于不断重复的社会个体与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事实上现在经济地理学很多理论如GREMI小组提出的“创新环境”（innovativemilieu）理论[27,33]，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的。创新环境（innovativemilieu）“创新环境”这一概念是由以Aydalot、Camagni、Crevoisier等为代表的法国、意大利、瑞士区域经济家组成的GREMI小组提出来的，因此这一学术流派也被称作创新环境学派。该学派将“环境”（milieu）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并认为这种区域层面上的“创新环境”是一些区域比另外一些区域创新活动更为活跃的原因。在对创新环境这一具体概念的认识上，该学派内部存在一些分歧[34]。一些学者将创新环境描述成导致技术创新的区域制度、规则和背景条件，类似于美国经济社会学家Granvotter在其1985年的论文中提出的经济活动对社会背景的“嵌入”过程[17]，认为企业之间网络是嵌入到这些创新环境之中的[35,36]；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创新环境本身就是由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个体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通过市场关系、权力关系和合作关系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解、价值观和文化，通过接近效应和社会化效应，产生了地方化的动态的集体学习过程，使创新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并为学习过程提供了持久的基础与保证[27]。在Aydalot、Camagni、Maillat等人的研究基础上，Crevoisier总结了“创新环境”理论在技术、组织与区域三个范式（paradigm）上的内涵。在技术范式上，Crevoisier提出了技术诀窍（know-how）和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cul-ture）的概念，并认为一个区域如果长期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就可能使区域内产生一种特有的技术诀窍和技术文化。这种技术诀窍和技术文化是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技术理解与规范。这种共同的技术理解与规范能在区域不断被传承，并引导区域内的各行为主体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在组织范式上，Crevoisier则重点强调了“网络”的概念，认为区域各行为主体（企业、供应商、客户、大学研究所、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区域重要的资源之一。同时，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介乎于市场与等级之间，不仅是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重要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也是区域“创新环境”协调能力（thecapacitiesforcoordination）的体现。以网络为主导形成的区域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区域特有的关系资本（relationalcapi-tal），这种关系资本是区域行为主体能找到并利用区域的各种资源和技术诀窍的重要手段[33]。“创新环境”形象地描述了区域内特定的社会背景、共同的技术理解与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以及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非正式联系）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该学派的工作并不深入，他们过度强调“创新环境”的属性和特征，却没有解释创新环境背后的经济逻辑———创新环境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和机制。因此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fuzzyconcept），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来确立其存在的真实性，以及具体的功能机制。在这一方面，我国部分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37]，但总体而言实证分析仍然偏少。尽管如此，创新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具有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即重新定义的区域经济科学的研究问题和思路，即摒弃了建立在相对均衡和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分析方法，转而关注区域特定的背景和环境[33]。

非贸易相互依赖（untradedinterdependencies）“非贸易相互依赖”是由西方经济地理学界著名的“加州学派”（CaliforniaSchool）代表人物MStorper提出来的。Storper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认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研发活动，还取决于企业与用户、供应商以及同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是因为很多的知识和技术是隐性的（tacit），存在很强的“粘性”（sticky），必须通过技术人员之间频繁的交流、互动和学习才能得到传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在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联系中不断作出技术选择的过程，通常一个技术的发展会引起下一个技术的发展，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即技术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技术路径（technologicaltrajectories），这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文献中常提到的技术上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3]。这种“技术路径”与区域有何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发现尽管生产和研发的全球化区域非常明显，但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将最核心的研发部门放在本国的一些技术密集区域，例如硅谷[38]。Storper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追求能沿着某种共同的“技术路径”发展，从而降低技术研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紧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这种“技术路径”的形成是建立在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频繁的技术交流和互动之上的，而技术交流与互动又是通过正式的商业关系（包括供应商—客户关系，分包关系）和“非贸易互相依赖”实现的，这种“非贸易互相依赖”包括区域的劳工市场、公共制度、特定的社会资本、惯例、对事物的共同理解与价值观等等。换句话说，非贸易相互依赖是“技术路径”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区域企业间互动的行为—制度来源，它包括企业之间长期交流、发展和表达技术和知识所形成的惯例（convention）和规则，它和正式的商业关系一起共同构成了区域内各行动主体（包括企业、政府及其他中间机构）的行为框架（frameworkofactions）[3,9]，使企业间潜在的共同行动、协调和学习成为可能[19,23,39]。显然，这种非贸易相互依赖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性，因不同的区域而存在差异，这些都在Storper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技术区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7]。“非贸易相互依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当时西方的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应用这一概念对区域创新的现象进行解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Henry和Pinch对于英国“赛车运动谷”的实证研究。“赛车运动谷”位于英格兰中南部的牛津郡，是全世界赛车及零部件生产的集散地，这里云集数千家赛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并且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Henry和Pinch的研究发现“赛车运动谷”内部的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技术路径”，只要某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在赛车运动中得到了肯定，很快这项技术就会在区域内部广泛被学习和模仿。这一方面是因为谷内各个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非常频繁，使得技术和知识很快地在区域内的企业传播；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赛车运动如F1的竞赛公平性和观赏性，各企业之间经常通过协商来限定未来的研发技术的方向，并且禁止一些影响比赛公平性的技术的开发，这些都在企业中已经达成了共识。Henry和Pinch的研究不仅发现了区域创新的非正式联系的重要形式———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也证实了Storper提出的“非贸易相互依赖”在区域内企业之间确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40]。

地方传言（localbuzz）如果说“创新环境”与“非贸易相互依赖”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创新的非正式制度，那么包括Bathelt在内的众多学者提到的“地方传言”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内部个体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和联系。结合Grabher提出的“喧闹声”（noise）概念[41]、Owen与Powell提出的“地方小广播”（localbroadcasting）等概念[42]，Bathelt提出了“地方传言”与“全球管道”（globalpipelines）的模型，并认为高强度的“地方传言”和大量的“全球管道”是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43]。Bathelt所提出的“地方传言”实际上指的是共同存在于同一区域的相关企业和人员日常的接触和面对面交流（facetofacecontacts）所形成的信息交流与扩散生态（com-municationecology）。这些“地方传言”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技术信息与知识，这些信息可以包含在企业技术人员日常邂逅的闲聊，老板与供应商、客商之间的商业谈判、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正式的技术研讨会的技术交流，技术爱好者之间的头脑风暴等等[43]。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面对面交流，因为面对面交流不但是最有效的技术交流方式，而且还能使技术人员对于技术和知识的理解，交流的方式和惯例变得一致，使以后的交流和学习变得更加便捷，同时提供心理上的动力[44]。从这种“地方传言”中获益并不需要企业额外的投资和搜索，只要进入了这个区域（beingthere），这些传言就在企业日常的社会交往中自动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并且会持续地获益[4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企业的集聚就能产生这样的“地方传言”，事实上在有些区域，这样的“地方传言”的扩散会非常的容易，而在另外一些区域则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主要取决于本土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他们交流互动的历史情况，以及一些区域的社会经济背景。不仅如此，很多身在区域中的企业很多都会意识到这种“地方传言”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这是由于长期时间内这种“地方传言”的存在会通过形成“实践社区”（communitiesofpractice）发展出区域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结构[46]。由于长期的面对面交流，企业之间会发展出共同的技术语言、理解和范式，这将使企业之间在技术上的交流更加容易和顺畅。久而久之，这种技术上的交流与互动会形成一定的惯例和制度安排，使得交流与互动在共同的社会关系、共同的表达方式、共同的理解和态度中进行，这些都是区域外部的企业所无法获得的[43,47]。举例来说，Saxenian在对硅谷的研究中发现，硅谷内部各企业人员常常在用餐时间闲聊，这已经成为一种区域的“文化”。这种闲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很多技术的细节在这种聊天中被传递，有些甚至成为一些重大创新的重要来源，这表明实际上很多硅谷的企业在技术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共同的理解和范式[13]。同样的案例还包括我国学者对于中关村club文化的研究[48]。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地方传言的概念提出了批评。Asheim认为Bathelt的“地方传言”的概念将“地方传言”与“面对面交流”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对的。这是因为“面对面交流”常常是重要的隐性知识，而“地方传言”导致的主要是信息的传递，而信息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49]。同时，“地方传言”的作用对于不同知识基础的区域产业集群是不一样的，在一些以渐进性创新为主导的、产业链高度分离的传统制造业，“地方传言”的作用可能比较突出，然而在一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如生物产业，“地方传言”的作用就相对较小，与顶尖的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保持正式的创新合作对生物产业而言可能更加重要[49,50]。

企业衍生（spin-offs）企业衍生（spin-offs）是指由母公司或者大学研究所诞生新公司的过程，包括母公司员工的创业、大学研究所毕业生的创业等多种形式。西方经济地理学最早对企业衍生的研究是Markusen对于硅谷和128公路的研究[51]。他发现硅谷和128公路中大量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创办的，而这些毕业生又与大学之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这些大学不但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优质的毕业生，类似的案例还有Wolfe对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周边的软件产业集群的研究[52]。因此，Markusen认为一个地区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研究型大学的衍生过程，但这种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因为很多成功的地区周边并没有研究型大学的存在。此外，大企业衍生也是重要的形式，对美国汽车产业与英国企业产业的研究表明，很多大企业都是区域内重要的衍生母体，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3,54]。衍生是区域企业之间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形成非正式联系的重要来源。Wenting对于1858—2005年间时装设计产业的衍生企业的研究发现，衍生企业总体而言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加成功[55]。这是因为衍生企业一方面继承了母企业的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routine）；另一方面衍生企业常常利用地理临近的优势以非正式交流的方式从母企业获得了技术溢出，比如新公司创办人与母公司员工之间的私人交流[19,55]。我国学者对中关村IT产业集群[56]、虞城钢卷尺产业集群[57]、宁国耐磨铸件产业集群[58]的研究也证实了衍生企业与母企业之间的基于创新活动的非正式联系的存在。不仅如此，衍生出的新企业一般与母企业保持着认知接近、社会接近和地理接近，因而很快就被纳入到母公司所在的创新网络中。Soetanto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大学衍生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创新网络的特征，发现创新网络在前后两个阶段存在较大的差异，初始阶段的大学衍生企业倾向与关系较为紧密的、类型相似的本区域企业保持着非正式的技术传递与交流，而到了后一阶段，这种创新网络就超越了区域尺度上的限制在国家乃至全球尺度上建立起来，网络的对象和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59]。这种衍生产生的非正式联系在空间上超越区域尺度的现象也体现在Saxenian与Hsu对于台湾新竹工业园与硅谷的研究中。Saxenian与Hsu发现从硅谷回到新竹创业的工程师与硅谷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作为桥梁促进着两个地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传递[60]。因此，对于衍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衍生企业与母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基于社会关系的非正式的技术联系是区域、国家以及全球各个尺度上技术扩散的重要机制。

在回顾了经济地理学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相关研究以后，本文对上述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见表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之一，但对于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研究却一直被经济地理学者所忽视。事实上，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经济地理学者已经认识到非正式制度和联系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无论是“创新环境”、“非贸易相互依赖”、“地方传言”还是“企业衍生”都形象地描述了这种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属性和特点。然而，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然还只是开拓性的，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1）“创新环境”和“非贸易互相依赖”虽然提出了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环境（milieu）、区域惯例（convention）的属性和特点，却对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研究不够，以至于常常被质疑为是模糊的概念。（2）“地方传言”与“企业衍生”是非正式联系的重要形式，但却不是全部，同时这种非正式联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与正式联系的对比研究也相对较少。（3）经济地理学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空间性”研究不够，目前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区域和地方尺度，却忽视了国家尺度上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超区域尺度的非正式联系。总体而言，经济地理学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开拓性的初级阶段，很大一部分原110因是因为大多数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受到来自经济学、组织学等学科学者的影响，并不看重他们所研究的区域制度、惯例和联系的非正式属性，同时非正式制度与联系本身而言也是比较复杂和难以衡量的。然而，从我国大量的区域技术创新的案例研究来看，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我国大多数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的创新联系大部分仍以非正式联系为主，包括企业衍生、技术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挖角形式的人才流动等等。因此，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的形成原因、影响机制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