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西部转型

五年前，为强化首都服务功能，提升首都环境品质，北京市着手部署西部地区钢铁冶炼、煤矿及非煤矿采掘业等低端产业陆续退出的任务。到2010年底，房山、门头沟两区的最后24家区属煤矿全部关闭，首钢石景山厂区涉钢部分全面停产，中小资源型企业从西部地区全部退出。

当下北京，促进西部加快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毋庸赘言。五年时间告别依靠资源投入为驱动力的粗放式增长，对包括石景山、门头沟两区全境和丰台河西地区、房山北部山区及相关的永定河流域地区在内的这片总面积达2950平方公里的区域而言，可谓完成了破坏生态到涵养生态的华丽转身。

但华丽转身之后的西部在转型道路上是否依然华丽，还是个未知数。在lO月12日的促进西部地区转型发展高层论坛暨重大项目推介会上，北京常务副市长吉林代表市政府初步给出了西部的未来美好图景：到2020年，北京西部力争完成“四个转变”，即区域发展由外部输血型向内生自主型转变，城市功能由传统生产向现代服务转变，主导产业由自然资源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生态环境由浅层次修复向品质功能提升转变，将西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和首都功能拓展的重要承载区。

其实对于西部转型，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曾表示，如果南城投资是稳定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工具，西部开发战略则是实现北京产业转型升级，向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从投资为主转向创新驱动，是西部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也是改善首都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问题。

而今，西部转型目标已定，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服务经济为主导的首都经济格局中，西部的转型具体向哪转?怎么转?政府应有何作为?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转型的目标才能真正落实，西部转型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

向哪转?

现代服务包含生产和生活，对于当前的西部而言，两者自然都是不可或缺，但对于孰轻孰重，或者谁应优先发展，不同的观察视角得出的结论也是见仁见智。

众所周知，跟域南、通州新城一样，西部的转型除了大家熟知的兑现申奥承诺、改善首都生态环境等因素之外，与北京优化空间布局、疏解城市功能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政府机关高度聚集，随之而来的交通大拥堵等，使得时间成本和工作效率成本过高，首都核心区已经不堪重负。

由于首都核心区的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向外转移已是大势所趋，采访中，石景山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涛和门头沟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元真均认为，首都核心区未来的目标应该成为旅游区和文化休闲区，目前在金融街、CBD集聚的产业里面，其实一些人流密集型的产业形态也是需要向外拓展延伸的，特别是生产业，而西部交通便利，距离核心区较近，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是有条件成为这些产业转移承载地的。

在他们看来，生产业污染小且附加值高，这些现代服务业形态进入西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弥补传统生产退出后的经济支柱缺失。

“不仅首都核心区的生产业需要转移，北京要建世界城市，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服务世界的一些高端生产业也会向北京集聚，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大都市圈，不仅中心城地区具有高端服务业的聚集功能，郊区、特别是宜居的西部地区也充满这样的潜质，占有着非常主动的地位。”认同西部应该优先承接生产业转移的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张强说，“对于北京正在兴起的这些新空间，不同的区域要集聚出现不同的生产服务业态，一定要错位发展，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为避免同质化竞争，北京市级层面应尽快对这些新兴区域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各地区不宜各自提出。”

这种担心其实不无道理，比如现在石景山提出要打造长安街上的中国民营企业总部基地，尽管打出的是区位牌，并在全市率先制定了吸引民营总部进入的区级优惠政策，但也难免给外界形成与丰台总部基地竞争的印象。

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北京国际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古波就认为，北京核心区人口、产业的日趋饱和，经济功能的外溢虽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包括西部、南部、新城等在内的北京发展新空间，其实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产业承接机遇，而若从土地空间、发展基础角度去看，南部其实比西部更具优势。

古波并非是否定西部可以承接生产业的转移，而是，他认为与其大家在生产业上争个你死我活，不如率先在经济发展方式的空白点上另辟蹊径。

他告诉记者，其实在生产业方面，北京有金融街、中关村、cBD、空港、亦庄等，这些都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今后即使生产业还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各个功能区所承载的业态已经基本成型，且竞争优势明显，新兴区域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在生活业方面，jE京并没有一个代表性的区域，西部可以抓住这个机遇。“现在北京成熟的功能区，都是供人们工作和居住的空间，但不能让大家只有工作品质而没有生活品质，北京快节奏、高强度的都市人群缺乏一个科学的减压方式和休闲空间，且科学减压同样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并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发达的经济往往可以催生发达的休闲娱乐产业，比如以娱乐减压的美国拥有世界著名的迪斯尼、好莱坞等品牌，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要实现这些高端的生活服务配套。若是西部从转型之初便刻意去营造首都的高端休闲空间，未来不仅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一定会成为北京最有特色的区域之一。”

客观地看，承载首都的高端生活服务功能，西部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首先，西部现有的居住和产业发展密度不大，可以布局一些高端休闲项目；其次，西部大部分为首都的生态涵养发展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合人们去休闲；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石景山的首都娱乐休闲区，门头沟确立以旅游文化休闲为主导产业，打造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还是丰台河西正在崛起的商务休闲产业等，西部都在有意无意地凸显高端休闲特色，而目前在西四环至西五环之间出现的几个诸如世纪金源之类的城市休闲综合体，异常火爆的消费事实也足以证明，面对北京足够大的休闲消费市场，生活业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潜力。

古波指出，西部当前要加快发展的不是传统的餐饮等较低端的休闲娱乐，而要发展的是服从于现代经济的要求，具有高端的管理团队、品牌、自主创新能力和较长产业链条等现代服务业经济特征的生活业。

他举例说，比如把中国自主创新的喜羊羊品牌仿照迪士尼模式，在西部创造一个喜羊羊城，一定会让西部成为首都新的旅游目的地。实际上在国外的一些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像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兴建的诸多工

业主题公园都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

古波认为，西部面对的是巨大的北京甚至全国的消费市场，现在需要优先发展布局一些高端的生活业项目，只要项目有吸引力不愁没有市场。而石景山金融办主任杨京春则在采访中向记者指出，北京市的消费能力一定可以，但并不是说北京有这样的消费能力，人们就必须去西部消费，要用高端生活业创造西部的吸引力，不仅要靠休闲娱乐产业项目自身的吸引力，还要依附本地区的消费水平，而对于当前的西部人口及收入水平而言，显然还不具备这种消费能力，因此当前的发展重点应该是优先发展生产业，待到产业发展水平提高了，人口也会随之实现低端到高端的置换，消费水平和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到那时才能将重点转向生活业。

事实上，选择优先发展生产还是生活业，其最终目的都是完成城市功能从传统生产向现代服务的转变。但分析当前的西部与南部、通州新城等这些新涌现区域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到，西部背靠山区，交通的通达性不够，在信息、人员流动性方面的优势并不突出，因此在区位劣势的区域引入新的经济形态，西部不仅要积极主动承接核心区现有的产业转移、公共服务延伸，更应积极寻找包括生活服务功能在内的北京现代服务的空白点，去努力营造出属于自己的、具有特色的内在吸引力。

而产业的置换最终回答的其实都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在这方面无论是专家还是市区政府，各方都有着同样的共识，就是要结合西部自身的特点，站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打造“人文、科技、绿色”三个北京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简单地复制中关村、CBD等原有方式。

“西部的发展方式应该由高碳向低碳转变，城市规划、产业引导、企业办公、人的生活方式、社区建设等都应该据此进行，未来西部要成为北京低碳经济发展的引擎。”采访中，各方都高度认同徐涛和王元真向记者表述的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西部如果不选择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话，将来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北京其他区域还是会有重叠，而北京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绿色的发展环境为依托，人文、科技也不会有好的发展基础。

“现在东、西城已经成为”人文北京”的代表，海淀、昌平、亦庄等依托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已经成为科技北京的典型，而西部的目标就是成为北京世界城市的绿色名片。”徐涛说，

政府的干预

其实，发展方式转变带动区域经济腾飞，在北京已有成功案例。根据北京目前形成的区域发展差异，古波告诉记者，北京北部优于南部原因在于北部有中关村，而东部优于西部的原因则是东部有CBD，而中关村、cBD之所以有今天，其核心都是发展方式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区域发展背后隐藏的必然性规律。

以北部为例，众所周知，北京北部地区由于建国之后众多大学的集聚兴建，使其具有了科技研发的条件和自主创新的基础，这种基础条件与区域发展结合之后诞生了中关村品牌，进而形成了北京高科技和自主创新的高地。

“我们看到，对于北部而言，并不是当初政府就预料到了现在的‘果’去刻意布的这个‘因’，而是中关村这种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古波说，这一方面证明了发展方式决定区域发展差异的论断，另一方面还说明原来的这种发展方式都是市场经济自然衍生的结果，其实政府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去刻意引导。

古波指出，现在一说到西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往往被大家狭义地认为是产业升级或者淡|仑西部应该引入什么产业，其实这还是停留在原来先发展再梳理的传统思维逻辑上，如果仔细分析南部有些节点如亦庄、丽泽之所以发展快的原因，除了这些区域先明确了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这种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主动干预。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西部现在仅有“向哪转”的共识显然还不够，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主动转还是被动转的问题。而最终决定西部能在首都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其实不单纯是选择了低碳经济这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还在于政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按这种方式的要求去进行谋篇布局。

“说白了就是，市区政府现在就要依据西部的承载能力在低碳经济的准入方式、功能布局、产业细分等方面主动进行干预。”古波说，转型其实就是要实现一个区域的跨越式发展，而这种跨越如果政府不主动干预或者干预不够的话，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或者说实现的过程会很漫长。

比如，现在一些打着低碳、环保名义的房地产项目，其实是不适合在西部遍地开花的，而地方政府为平滑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大力引进这些项目，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项目进入的环境成本，如果进入太多就会打破西部现有的低密度居住格局，对西部长远的生态宜居是不利的。

古波谈到，在全社会皆谈低碳的语境下，谁都以此去唱戏，但如果政府不筛选演员的话，对一个区域的发展而言，这个戏可能会唱好，也有可能唱不好。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市政府在引导西部这种先进发展方式形成的过程中，对以往“撒芝麻盐式”的支持方式也应适当作出调整，应该优先将政府投资和一些符合这种发展方式的大项目集中向西部布局，甚至可以每一两年优先投入某一区域，实现西部的梯度跨越发展。

此外，出于西部具有平原与山区共存的特点，且各个区县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不同，西部的资源整合也需要市政府打破区划概念进行主动干预。采访中，徐涛指出，“比如，是否可以考虑把山区不利于产业发展的土地指标，全部置换到平原区域集中使用，而土地产生的经济价值，有关区县仍按原有比例进行分享，这样会使土地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

他坦言，像石景山之所以提出打造长安街上的中国民营企业总部基地，实际上也是突出土地的高度集约化使用，因无法引进占地面积大的产业发展项目，所以只能另辟蹊径在“长安街”这个全中国无法复制的概念上打出吸引力，引进企业总部。

激发民间力量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改革还是转型，都无外乎三大动力。动力之一是来自民间力量的推动，动力之二是客观的经济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动力之三是政府的政策引导。

王元真指出，西部现在的客观经济条件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各界也公认推动一个区域加快发展需要民间力量，而对激活民间力量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其实则更多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引导，这其实也关乎着西部未来发展方式变革的成功与否。

在促进西部地区转型发展高层论坛上，石景山区区长周茂非指出，2006年石景山区自有企业8000多家，经过不到四年时间，引进增量企业达到4200多家，增长了50％。

而近期门头沟在招商引资上的表现也颇为抢眼，仅今年6月份举

办的门头沟区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签约进入的资金就达到1 500亿。

这组数据，足以证明西部对各路资本形成的巨大吸引力。“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一个区域重新配置市场资源的开始，社会资本向西部的蜂拥集聚其实不难理解。”杨京春告诉记者，过去讲一个区域的转型更多的讲软环境建设，未来更多的是市场资源的配置和市场要素的聚集。

徐涛认为，西部转型当前最需要的是民间资本介入，其中尤为迫切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政府投资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但相对于西部日益强烈的建设需求，政府投资显然无法满足。”因此他建议可以让私募基金参与其中。

众所周知，目前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中，不是依靠银行融资，就是依靠政府自建的融资平台获得。而当前银根日趋收紧，政府自有的融资平台如果越做越大的话，整个政府的债务会越来越高，风险也会随之增大。

“像首钢的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大概需要1000亿左右，仅仅依靠政府是肯定做不动的，即便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取得银行授信，但借的钱早晚是要还的，这必将给政府的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因此推进私募基金进入西部的基础建设投资非常有必要。”徐涛说。

而北京市在地铁建设中引入港铁投资，其地下空间由港铁出资建设，地上空间由港铁市场化开发利用的经验，也让徐涛感觉到用公共投资调动这些庞大的社会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的可行性，“考虑到私募基金的趋利性，政府要起到一个决策和控制的作用，政府资金引导并主导私募基金的投向，只要不让私募资金挣了钱就跑就行。”徐涛认为，借鉴北京地铁建设引入港铁的经验，公共投资与私募基金采用股权合作的方式，给私募基金留一些利润空间，在西部的开发建设中是完全可行的，这样可能会吸引到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投向西部。

曾经对英国伦敦进行过考察的徐涛介绍说，将于2012年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伦敦市政府对场馆建设方案及地址确定之后，其中大部分场馆建设及市场运营，几乎全是由私人机构投资，这说明在基础建设方面引入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北京完全可以在西部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

而对于西部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张强也表示，政府可以调动市场的力量去配置，“山区的基建成本要高于平原，基建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能源建设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配套，这可以引进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一些专门用于山区的、非常成熟的技术设备，政府只要制定一些鼓励政策，比如将一些成熟技术做成一个‘菜单’供每个山区农村去选择，选中之后政府给予一定的建设补贴，这样既可解决山区的基建配套，还会产生一些新的产业发展和投资机会。”

北京山地生态研究所所长张文波则认为，应该从生态区划的角度对西部进行划分，对于担负生态涵养功能的山区要严格限制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借鉴发达国家的“庄园经济”经验，让企业成为山区生态的建设和维护者，“现在对山区生态修复投入大量资金没有错，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政府应该制订相关政策引导企业来参与。”

“政府可以把山区进行几平方公里为一个单元的划分，把这些单元的生态治理修复全部交由有钱的企业来做，并给这些企业规定一定比例的自我发展空间，允许这些企业在里面居住或者开展商务活动，但前提是必须得保护里面的生态环境，而政府只要制定好这些单元的生态修复标准、时间，再辅以监督检验，要求在规定之内没有完成生态指标的企业退出，山区的生态治理就能在不需要政府投入的基础之上做得比政府还要好。”张文波将这种市场机制称为“放虎归山”，他认为，现在山区居住的农民好比是“吃草的羊”，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仍然会破坏生态，而且也难以做到生态维护，但有钱的企业就好比是“不吃草的老虎”，放他们回山，不仅可以实现生态建设的可持续，还可以实现山区人口的置换，等到这些“虎”把山区建设到一定程度，再把“羊”请回去参与生态的治理，“羊”的作用就不再是破坏生态，而是维持一个区域的生态平衡。

事实上，在西部转型过程中，不管用怎样的市场机制去激发民营资本的力量，政府都应该敏锐捕捉有利于转型的动力因素，如利用金融危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样，下定决心在政策上有所突破。如果任由这些有利的动力因素流失而裹足不前，即便对西部转型设定再好的目标，最后也有可能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