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下一个“痛定思痛”的市长?

虽位列《福布斯》中文版“第三届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四名，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中排名第一，但无锡市副市长麻建国坦承，曾开创“苏南模式”的无锡，其未来5年规划，都建立在对过去发展所导致的严重污染的“痛定思痛”的基础上。（9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因为拒绝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再度扮演杀鸡取卵角色，无锡市对过去的发展模式“痛定思痛”，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仅仅是无锡开创的“苏南模式”所导致的后遗症吗？谁又是下一个“痛定思痛”的市长呢？在笔者看来，能否正确面对“代际正义”、“代内正义”和片面的追求GDP的发展观，是下一个“痛定思痛”的市长能否出现的关键。

毫无疑问，环保问题已经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诸种利益相互交织的环境之中，经济至上论不可取，而环保激进主义者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同样也不合适。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我们一贯强调要做到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不能剥夺子孙后代公平地享有资源的权利和其他地区公平地享有资源的可能性。

保证代际正义就要做到适度开发，适度消费，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观隐含着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发展应当是无代价的，至少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能力和机会；二是人们必须能够事先充分地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

从代内公平来看，由于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和有限机会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占有机会的剥夺。这是一种比市场逻辑更深刻、更普遍的“零和博弈”关系。

清华大学钱易曾指出，世界银行把我们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至7%，应该算是客气，实际上可能更多。对于GDP的算法，过去有不科学的地方，就像现在的礼品月饼盒子，有些过量的包装也曾经被统计到GDP里面去了，而这应当是无效的。因此，想“痛定思痛”的市长要认识到，GDP尽管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仅仅是衡量生产的尺度，无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指标，不能体现全部社会现实。比如，GDP就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浪费的程度，更不能反映与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的指标。

因此，应该消除对GDP数据的迷信和GDP崇拜现象。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伦理和公众对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并且环境保护也是实现现代化应有的价值理念。

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个“痛定思痛”市长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