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勇士?谁是懦夫?

《祖父在父亲心中》，是方方知识分子题材系列小说的力作之一，发表于1990年《上海文学》。小说以家族本位落笔，在历史、时代、文化的背景下，同时观照了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似远实近的文笔中，渗透着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和悠远的人性悲悯。

透过小说，我们看到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斗争和悲剧命运——他们有着非常一样的“曾经”：才华横溢、自信洒脱；勤勉上进、奋强求真；努力为己为家、竭力为国为民……但是，身处于不同的时代中，他们又逐渐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祖父所禀有的诗人气度和刚强质地，往往能够在最险恶的生存困境中绽放出夺目的生命之光；父亲虽然也像祖父一样襟怀满腹，却逐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滑向生活和性格上的“两败涂地”——在一次次的时代变迁和政治洪流中，他们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迥异的精神特质。

小说借助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展呈，反思了祖父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样式和人格精神，引导读者跨越他们个人生命的时间限度， 进入到更广阔的时代、民族、政治和社会的综合场域，以达成对这些现象的深入理解与某种程度的深刻反省。

一、祖父：乱世里执守不变——淡泊平生、刚烈而终

小说中方方笔下的祖父是两位，一位是伯祖父汪辟疆教授；一位则是亲祖父汪国镇。前者亲切真实，让作者误以为亲祖父，后者虽存在于众人的回忆和言说中，却让作者满怀尊敬和向往。作者没有书写名气更大的伯祖父而选择了最能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亲祖父作为描写的对象，这表达了对祖父的无限景仰和怀念，更是对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礼敬。

祖父的形象是从“父亲心中”发掘和展开的，他是因为父亲的死而赫然明晰。祖父“书生一样活着，勇士一般死去”，像“一座铜雕，永远的屹立在我心中。”[1]文中通过亲友的回忆和史料的记载还有作者的想象描述了祖父淡泊而威严的一生。

祖父作为20世纪初第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承担着振国兴邦的启蒙者重任。他有着传统士大夫淡泊名利、笃学务实的品格，为了实现他心中所谓基础教育救国理想，情愿辞去大学的聘请而南下回到老家做了一名普通的中学国文教员，以启蒙教育为重。虽然居住在乡野之地，他却如同学者一般著书立说，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经学概论》、《文字学概论》等文史论著，更以诗人的情怀写下了《澹静居诗稿》这样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诗卷，祖父以自己的激情和力量造就了平凡而伟大的人格——淡泊名利、认真宁静、纯正的知识分子的秉性。

如果不是乱世，祖父可以像作者想象中那样浪漫从容，奉行“澹静”过着宁静诗意的生活。但家国正处于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祖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正是这样的时代才显现了祖父人格中“勇士”的一面——正直、勇敢、刚烈。

祖父喜好讲评时政，甚至在课堂上斥责政府的逃跑主义，痛斥亡国之痛，祖父的凛然正气激荡在学生中。祖父在讲台上不仅传授的是知识和文化，更传承给后辈一种精神气度和力量。在家国危难之时，祖父没有选择独善其身，南迁逃难，而是心忧天下，直面惨淡的现实。山河破碎，家园涂炭。祖父“不禁为自己乃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而叹息”。为避免无辜的杀戮，他带领乡人进山躲避，却遭遇日寇拦截。祖父一人从容出列，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得众乡邻的生， 何等的英雄气概。面对侵略者， 祖父手指一挥， “骂贼不屈”，惨遭日寇乱刀刺死。他不愿做亡国奴， 不愿向入侵者低下他高贵的头颅，他情愿用一死来洗去内心的亡国之耻，死的凄惨又壮烈，其强大人格力量的成就了不凡的英雄行为，令人肃然起敬。

刘晓丽：谁是勇士？谁是懦夫 ？——解读《祖父在父亲心中》里的知识分子人格 方方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描写了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方方认为，“人格是一种综合力量，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相结合， 就能成就一个大知识分子”[2]。他们虽然书卷气十足却有着铮铮铁骨；他们有着高尚的人格精神，更把这种人格气节上升成为一种民族尊严。“祖父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般地死去”， 他生时淡泊而澹静；死时刚烈而威严。他的“生”与“死”的模式，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具体显现。

二、父亲：动荡中难守自身——困顿懦弱、萎靡而亡

如果说祖父的形象是借助于父亲和旁人的描述，那父亲的性格则是通过“我”来展示的。从社会背景看，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动荡的时代，也是呼唤和创造英雄的时代。祖父和父亲是本该是当时的精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然而父亲却远远没有祖父的英雄色彩。我一点点看到父亲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时代、世俗的重压下一步步丢掉自己的人格、尊严、操守而变得怯懦无为，萎靡困顿，成为为一名懦夫，生命中最富于创造性的年华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销蚀了。

解放时，他拒绝同实验室一同撤往台湾而留在南京迎接进城，却不被承认，学而无用、无所作为。五十年代，曾主动坦白写过一首《伟大的罗斯福》、但“从那以后在没有人相信他的忠诚了”。在我渐渐长大的日子里，因为担心那支架在正前方的那支箭，担心那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的“第二只鞋子”，父亲愈加进谨小慎微愈加紧张疑虑愈加战战兢兢。他既不参加什么组织，也不敢发表任何言论，只是一直写着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写得“两眼茫然”。有时，甚至求助于母亲和我们来为自己添加罪状；在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父亲活的痛苦又卑微，人格在慢慢的扭曲和异化。即便是暴力的批斗运动，父亲也只是屈辱的忍耐，小心翼翼的配合，甚至在造反派面前唯唯诺诺，只低声回答一个“是”字。的政治运动不断的消磨改造了父辈一代的知识分子，使得中国文化蕴养那种文人应有的骨气被打断了。

面对生存困境，祖父以身赴死，舍身取义来获得超越，死得慷慨悲壮。而父亲不仅深陷其中，被现实肆意的摆布和折磨，死亡的形式也是哪么苍白和脆弱。

父亲为了政治任务而不得不去观看电影《军阀》，因此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地杀人。这些影像和父亲记忆中的印象交织在一起，密封在心灵深处的阴影笼罩在父亲心头。父亲死前在电影院里表现的怯懦不及女人。他无法直面那些血淋淋的杀戮，又不敢闭眼来阻止自己的惶恐。这种恐惧在父亲脑中幻化成祖父被杀的情景时，父亲恐惧和战栗了，终于承受不了而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的死看似滑稽实则充满了悲剧的内容，更和祖父的死形成了鲜明的、耐人寻味的对比效果。

父亲从来没有直接透露过祖父的惨死，但这却是他心头的阴影。不仅是因为祖父的死是父亲心中的伤痛，更因为祖父的死是一种交织着仇恨与屈辱的的情结。祖父的死是因为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孱弱，象祖父一样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这笔血债，是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心底无法抹去的屈辱和仇恨。所以，一代代青年立志求学兴邦，强大国家，才能化解心头的仇恨和屈辱。而现实存在又使父亲所学非所用，碌碌无为，逆来顺受。祖父的死亡、祖父的嘱托、祖父的人格已经累积成一座大山压在父亲的肩头和心上，使他无颜以对。父亲就生活在祖父和现实双重的夹缝中。他不甘也好，不愿也罢平庸怯懦，无地自容。在这种折磨下，他的精神比肉体先一步崩溃，而最后的死亡只是肉体的解脱而已。

三、人格：时代万象与个人质地交相融汇的奏鸣曲

父亲和祖父是那样的相似， 无论是性格爱好、知识修养还是人生追求等都像母亲所说的父亲最像祖父。他们同样地嗜书如命、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他们也一样正直热情、充满自信富有正义感；他们更同样地勇于思考、敢于实践。相同的性格秉性却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时代影响下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前者儒雅刚烈，后者卑微怯懦。作者在思考两代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时，也在探究反思历史与文化的内涵。

小说中“我”不止一次的幻想祖父是一个浪漫的诗意的人，应该如传统士大夫一样读书为业，蛰居乡野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如果是那样的话，祖父刚烈坚强的人格就很难凸显出来了。那个时代没有容忍祖父最简单最平凡的生存。国家危难之际，祖父一心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诸于国民启蒙教育。他的选择看似大材小用，有些“书呆子”气，但这种执着、古板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精神，继承了中国传统古风。

日寇入侵，国家存于一线，祖父的生命空间在时代和外寇的挤压下一点一点消失殆尽。诺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无处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祖父奉行的与世无争的“澹静”之家也被炮火破坏，知识分子最后的生存线和尊严被入侵者肆意践踏。无处安身，无法一抗国难，让祖父这样的知识分子深感悲哀，最后以死殉国。但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却在骂敌不屈、舍身取义中显现神圣不可侵犯。近代以来，这种人格价值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们把自己的人格尊严扩展成为民族尊严，人格价值的实现和民族复兴、国家强大融为一体。也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书生”人格和“勇士”人格合二为一的祖父。

在作品中，父亲的人格形象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表现了父亲最后留给别人“懦夫”形象的悲剧性。更突显了时代、社会对人的人格影响和改变。曾几何时，父亲也是充满着知识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也曾有纯洁灿烂的生命力量和智慧博雅的风采。父亲年少时刻苦读书的故事如传说般在家乡流传。他通五国语言， 让不随便佩服人的唐先生一再夸赞。在婚恋问题上， 父亲虽有父母之命却像一个斗士去反抗。勇敢和韧劲使他如愿以偿的娶到心爱的母亲。这样一个很长时间在我心目中就是母亲讲述的那个潇洒的， 好穿一身白色西装的勇敢无畏的父亲， 却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消失了。父亲的风采在时间的消磨中只剩下淡淡的影子。曾经的青春焕发被岁月不着痕迹的蚕食成憔悴不堪。他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呈现一幅缩成一团的状态。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再没有往日的神采。四十岁，正是一男人的壮年，是一个知识分子创造的最好年纪，而父亲却过早的衰老了、迷失了。

作家没有正面描写残酷的批斗场面，而是通过逃过大难的父亲身上的变化和不断窥探的人物内心世界来表现父亲的萎缩和扭曲的人格。父亲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本该有用于国家。但是他不仅不能实现祖父的遗嘱报效祖国，更不能像祖父那样抬起头颅做人，所学非所用；他想表达忠诚，主动交诗的罪行，却从此再无法得到别人的信任；他主动练习“坐飞机”却因迟迟不来的惩罚而终日惶恐担心……终于将他变成了一个只会低头说“是”的懦弱夫子形象。“生之不能， 死之不得”是父亲一代人的生命困境。在特殊年代，他逐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败涂地。

方方在描述父亲的蜕变时，文字常流露出无奈之感。她既为父辈的屈辱人生而叹息，又对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做了严肃的历史思考。个体命运背后站着强大的社会群体，人的生存状态必然会受到社会时代的影响。对于父亲来说，如果灾难和折磨来的猛烈又突然，他自然也能像祖父那样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正是这折磨却是缓慢又无形，它既不是民族的对立，又不是生死的抉择，这让父亲无法一下子去释放自己的能量，成就自己的大义。曾经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精神和性格秉性在这畸形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慢慢被稀释和淡漠了。个人的存在价值和人格尊严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渺小而脆弱。父亲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祖父在父亲心中》，并不只是把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格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呈现，而是凭借两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描写和精神人格的剖析，折射出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斑驳陆离的社会状况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尤为确切的一点认知还在于，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性书写，又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更多的也是更本质的，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以及由这种特殊的历史存在所造就的“个人小我”与“民族大我”同生共振的沉痛与隐忧。

[参考文献]

[1] 方方. 祖父在父亲心中[J]. 上海文学，1990 （4）.

[2] 方方，李蹇，曾军. 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 方方访谈录[J].长江文艺，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