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陷困境的利比亚安全局势

自2014年5月以来，利比亚再度爆发武装冲突，战火从东部地区蔓延到首都的黎波里，城市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平民伤亡日益增多，外籍人员纷纷撤离。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利比亚已再度陷入安全危机。瑞士《周刊》甚至断言：“利比亚正在坍塌。”再陷困境的利比亚安全问题，值得国际社会深刻反思。

严重的安全危机

战火愈演愈烈

5月16日，退役将领哈夫塔尔领导的部队在利比亚东部地区发动“尊严行动”，对伊斯兰民兵武装进行军事打击。此后，越来越多的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卷入冲突，导致战火愈演愈烈。其中，驻扎在班加西的“雷电”特种部队等多支政府军部队都支持“尊严行动”，要求清除议会中的“恐怖势力”，并多次与宗教武装发生冲突。

7月13日以来，利比亚两派民兵武装在的黎波里国际机场附近展开激战。虽经多轮谈判和调停，但冲突不仅未能平息，反而逐渐向市区蔓延，2周内已造成至少97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利比亚一些媒体甚至报道称，从此次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看，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内战，场面会比2011年反对派卡扎菲政权时“更血腥”。在东部城市班加西，利比亚特种部队和伊斯兰武装组织于7月26日晚至27日上午爆发冲突，造成至少36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平民。

8月3日，利比亚临时政府在官方网站声明称，武装团体公然无视政府、人民和国际社会要求其停火的呼吁，临时政府对此感到遗憾。事实上，自此次利比亚爆发武装冲突以来，利临时政府曾多次呼吁交战双方立刻无条件停火，请求国际社会出兵干预，并声称要追究炸毁机场的民兵武装头目的刑事责任，但这些举措并未见效。

市政设施难以运转

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使利比亚的市政设施运转陷入困境。在的黎波里，冲突从机场附近扩散到居民区，很多市政设施和居民房屋被毁，部分民众流离失所。自7月26日起，的黎波里部分地区开始断水断网，停电时间也逐渐拉长。绝大多数加油站被迫关闭，黑市汽油价格猛涨。保障市民生活的煤气也出现短缺。7月29日，的黎波里最大的储油设施被大火吞噬，燃料供应更显捉襟见肘。由于安全局势恶化，利比亚大部分银行已经停止营业，许多人即使账户有余额也无法取出。许多商店也已经关门歇业，物资供应出现短缺。利比亚卫生部于7月25日证实，利已无法向公民提供医疗服务。在班加西，医疗中心的停尸房内已经堆满了尸体。

更令人担忧的是，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在冲突中毁损严重，跑道、航站楼、飞行指挥塔和海关等均遭火箭弹袭击，损毁严重。此外，停机坪上近90%的飞机在冲突中受损。机场自7月13日起被迫关闭，短期内很难重新开放，从而严重限制了利比亚的人员撤运和救援工作。利临时政府虽然向民航客机开放了马提赫军用机场，但飞行的航班主要限于利比亚本土航空公司，大多为了将滞留在境外的利比亚国民接回国。由于安全原因，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等已先后暂停飞往利比亚的航班，至今尚未确定复航日期。此外，由于没有船运公司在的黎波里开设相关航线，走陆路从突尼斯出境要经过重重关卡，利比亚对外交通运输几乎中断。

外国人员纷纷撤离

利比亚国内的紧张局势使得利境内外籍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特别是在7月26日，一枚火箭弹击中一处埃及籍民众住宅区，造成23名埃及工人遇难。为了避免发生人员伤亡，自7月13日的黎波里爆发冲突以来，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撤出全部驻利人员，日本、土耳其、美国关闭了驻利使馆。在此之前，埃及、阿尔及利亚、阿联酋、突尼斯和肯尼亚等国已关闭驻利使馆。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也要求本国侨民撤离利比亚。

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7月26日的撤离行动格外引人注意。两年前，时任美国驻利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森和另外3名使馆工作人员在班加西遭到火箭弹袭击身亡，因此美国对此次使馆人员撤离的安排非常谨慎。整个撤离行动持续了5小时，美国空军出动F-16战斗机、无人侦察机和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等实施掩护。整个美国使馆共有150多人撤离，其中包括负责使馆安全保卫的8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罗斯”号驱逐舰和“韦拉湾”号巡洋舰在地中海保持戒备，随时准备提供接应。

深刻的社会根源

弱势中央难驭强势派别力量

利比亚是由部落组成的国家，全国有超过500个部落，其中瓦尔法拉、阿祖维和卡达法3大部落的人口总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卡扎菲执政时期采取高压手段，维持各部落之间的平衡。利比亚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但一直未能找到新的各方利益平衡点，各派系武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相比之下，作为各派争斗和妥协的产物，利比亚临时政府力量孱弱。一些曾为前政权立下战功的部落要求在中央政府获得更多权力和利益；曾拥护卡扎菲的部落则遭到血腥报复，要求中央政府提供保护。党派利益、部族利益和地区利益对当权者层层施压，均想实现利益最大化，令当权者左支右绌，无所适从。由于政治利益斗争不断，临时政府至今已更换了4届总理，虽然在勉强维持运转，但控制力极弱，很多政令无法得到落实。此外，利比亚战后“拼凑”的正规军队和警察力量薄弱，不仅内部各派势力无法融合，在武器装备和军事实力上也远不及各部落武装，作战能力和管控能力十分有限，难以有效应对鱼龙混杂、各自为战的各派别武装力量。尤其是来自米苏拉塔、津坦和班加西等地方的游击队，装备数量更多，且更为精良，不仅在利比亚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仍然是利比亚安全局势的“实际操控者”。

武器扩散危机四伏

在卡扎菲执政时期，武器扩散问题就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随着利比亚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战争期间，反对派每攻占一座城市，就会打开政府军设在当地的军火库进行弹药补给。卡扎菲也曾下令打开武器库向支持者分发武器，抵抗反对派武装。据利官方估算，卡扎菲政权后，约有20万利比亚人仍然持有武器。加拿大《全国邮报》则认为，如果加上外国向利比亚提供的武器，如今利境内共有超过2000万支手枪、机枪和步枪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

战争结束后，利比亚军方和民间组织曾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武器收缴工作，但收效甚微。大部分武器仍然掌握在利境内数百个民间武装组织手中，服务于各自的集团利益―有些组织希望借此应对卡扎菲支持者可能实施的复仇行动，有些组织伺机制造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与混乱，还有些组织企图通过边境黑市武器交易牟取暴利。早在2011年4月7日，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官卡特・汉姆曾向国会通告，利比亚国内冲突爆发时，该国共有大约2万枚地对空导弹，“其中任何一枚都能击落民航客机”。目前这些武器大多已不知去向，很可能流入了黑市。现如今，利比亚国内冲突激化了武器扩散问题，而武器扩散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华盛顿时报》指出，“倘若无法有效控制武器扩散，利比亚的法律将很难得到贯彻执行，从而进一步削弱利中央政权对国家的管控能力。”

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卡扎菲执政后期，利政府曾积极采取措施，遏制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在利境内的活动和发展。利比亚战争爆发后，来自邻国阿尔及利亚南部和北部以及马里和乍得等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以及“北非分支”的武装人员趁乱潜入利境内。利比亚国内一些部落、派别或武装为了自身利益与其勾结，导致极端势力在利不断扩大。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中，就包括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这部分人具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经验，趁利比亚动乱加入反对派武装并乘机扩张，尤其是在利东部地区，已发展成为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利执政当局武装力量中隐藏的潜在极端分子一直是影响战后稳定的巨大隐忧。2011年10月31日，在反卡扎菲运动发源地班加西，当地法院公然升起了“基地”组织的黑色旗帜，这座法院建筑曾是利比亚“反对派”临时政府和媒体中心的办公处所，这也使得各方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班加西有一些人开始在夜间的城市街道上驾驶越野车，挥舞“基地”组织黑色旗帜。英国《每日邮报》评论称，公然出现在利比亚的“基地”极端主义标志，为支持驱逐前政权领导人卡扎菲的西方国家“敲响警钟”。而此次利再燃战火，同样与极端势力“兴风作浪”不无干系。

危机的广泛影响

国内矛盾更加尖锐

此次利比亚国内冲突，主要表现为前卡扎菲时期高级军官哈夫塔尔为代表的世俗派别与利国内其他伊斯兰武装派别之间的交战。事实上，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后，利比亚长期存在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争，两派不仅就议会和政府中的权力分配展开激烈争夺，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也存在重大分歧，其支持的民间武装还常常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哈夫塔尔一直对利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进行抨击，并且得到了前卡扎菲时期军方将领和政界人士的支持。伊斯兰势力也不甘示弱。特别是在一些中东国家，很多伊斯兰势力经历“阿拉伯之春”后在本国政治地位上升，进入国家政权，但利比亚的伊斯兰势力却并没有在卡扎菲后得到理想中的权力，这也成为伊斯兰势力心存不满、频频发动袭击的重要原因。

按照原先制定的政治过渡路线图，战后利比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应在2014年2月7日随着国民议会到期而结束，在此之前国民议会应完成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等工作，但在伊斯兰势力的主导下延期，招致世俗势力的不满。6月25日，利比亚举行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计划取代国民议会成为利比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伊斯兰势力在选举中惨败，为了避免在未来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伊斯兰武装力量采取了诉诸武力的做法，包括对的黎波里国际机场这一战略要地发动攻击。由于利比亚两派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在短时间内难以平息，新议会的组建和新旧议会的交接必然会受到干扰，从而给未来的政治过渡进程投下了巨大阴影。

经济重建进展缓慢

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利国内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进行经济重建，恢复日常经济生活。由于利比亚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加之近年来战乱的破坏，百废待兴，许多道路、港口、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受损，利比亚经济重建几乎需要从零开始。

然而，利比亚国内的动荡局势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复苏。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称：“由于缺乏相关技术专家，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就像巴勒斯坦那样无法依靠内部经济活动，只能等待国际输血。”但由于政局动荡，利比亚的国家风险令投资者深为担忧。就在此次利比亚发生国内冲突期间，在利开展能源投资业务的意大利埃尼公司、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司等纷纷撤出外籍员工。

此外，利比亚长期以来经济结构不平衡，过分依赖石油产业。在利比亚战争之前，利原油年产量为1600万桶，其收入约占出口总额的96%。现如今，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外，利比亚还存在公平分配经济收入的难题，尤其是东部石油资源的收入分配。统计数据显示，利比亚超过60%的油田和运输港口位于东部地区，该地区要求自治的呼声很高，企图独占原油生产带来的利润，其他地区则强烈反对。如果利比亚内乱久拖不决，不仅将严重阻碍利经济重建的步伐，利发生分裂的危险也将越来越严重。

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利比亚安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乍得、尼日尔、苏丹、突尼斯和埃及等周边国家动荡局势的波及。与此同时，利比亚的动乱局势不仅严重影响国内稳定与发展，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峻挑战。2011年以来，由于利比亚当局无力保证其边境安全，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尔等国的交界地区持续动荡。利比亚南部与尼日尔接壤，该地区被称为“多孔的边界”，其非法越界和走私活动已有2000年的历史，现如今更为猖獗。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卡扎菲招募的大量图阿雷格武装分子重返马里，加剧了马里北部的叛乱，导致法国等出兵干预，联合国也不得不在马里部署维和特派团，实施维和行动。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绑架多名西方人质的事件，也和利比亚国内武装力量脱不开干系。就在此次利比亚武装冲突期间，埃及边防部队在7月19日遭到利比亚一侧的袭击，造成21名埃及官兵死亡。种种迹象表明，利比亚安全危机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该国已成为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新的策源地之一。

摆脱危机的根本途径

尽早实现政治和解

尽快、妥善实现政治和解，是利比亚摆脱安全危机的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等诸多原因，利比亚各地区不同部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与对抗。在前政权统治时期，卡扎菲或有意偏袒某些部族，或有意刺激不同部族之间彼此争斗，从而达到“分而治之”和巩固权力的目的。现如今，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同样严重制约着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在未来数年里，利新政权能否对支持卡扎菲的部族采取包容态度，能否有效缓解部族间的紧张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解，能否妥善平衡部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利比亚能否早日摆脱困境，实现安全稳定。

就目前看来，利比亚可以利用制定宪法这一契机，建立更为广泛的全国和解机构。纵观人类历史，战后政治重建的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协调性的制度，从而逐步恢复秩序和社会稳定。卡扎菲后，利比亚以“革命激情”为纽带的威权主义制度已不复存在。而随着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利比亚的建立，利长期存在的“部落等级制”将被打破，地区和部落的矛盾可能逐步转化为政治体系内部的派别之争。利比亚需要重新平衡部落在未来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这决定了利政治重建将是一个国家与社会长期博弈的过程。

解除武装

卡扎菲后，利比亚各地出现了不少拥兵自重的割据武装，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毒瘤”。利政府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武装力量，创造条件，逐步将之“割除”。曾有专家将利比亚的民间武装力量分为四种类别：一是在东部和西部都有势力存在的革命部队，这些部队起初是非正式武装团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武装组织；二是从当地的军事委员会和革命旅中分离出来的不受监管的部队；三是后革命武装，它们来源于被击败的卡扎菲部队，主要在支持卡扎菲的地区活动；四是包括有组织犯罪团体和极端分子在内的游击队。对于第三、第四类武装力量，应该以打击和镇压为主。对于第一和第二类武装力量，可以采取临时稳定措施，即按照法定程序将这些武装团体融入法定的安全框架，转化为过渡时期的安全部队，或者一定时期内在国家框架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具有过渡性质的地方自治部队等，并逐步解除武装和遣返人员，将这些武装力量分阶段消化和瓦解。

国际支持

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安全合作与协调，应该是帮助利比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有效途径。在后卡扎菲时代，西方大国出于自身考虑，无意过多介入利比亚的重建行动，阿盟和非盟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提供支援。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主导利比亚的重建方面具有固有的合法地位，也可以减轻利执政当局对问题的担忧。

201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009号决议，重申“联合国应带领国际社会做出努力，支持利比亚主导的过渡和重建进程，以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统一的利比亚”。联合国还根据决议组建了驻利比亚支助团，协助和支持利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促进法治，开展包容性的政治对话，推进民族和解，启动制宪和选举工作，推动恢复公共服务，保护人权，支持过渡时期司法，促进经济复苏。在利比亚战后安全治理问题难以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利比亚支助团的职能，包括派遣维和部队，推动利安全机构改革等，不失为推动利走向安全稳定的有益之举。正如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塔里克・米特里所言：“不应低估利比亚的风险，但根据同样道理，也不应忽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