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动力

摘 要：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着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民生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民生的解决是改革攻坚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国民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与关键动力。民生问题的政治价值关系到改革正当性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改革攻坚期与深水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民生问题；深化改革；改革动力；正当性；稳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62-04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就涉及民生的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对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制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教育领域改革等领域进行了综合部署。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中，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预算中的民生账单，还是总理的答记者问以及代表委员的讨论热点，都体现出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民生是推进改革的动力之源”，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改革要以民生为方向，要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民生，关注增长背后的就业。当前，深化改革要以民生为关键，解决民生问题不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现阶段改革攻坚的直接动力。民生问题关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决定社会安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民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民生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按照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民生问题，只是每个社会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不同，即便是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仍然依靠集体劳动与平均分配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历史上非民主国家中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社会底层的不断反抗和统治集团的适度调节与妥协实现的；在当前鼓吹人民享有天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时代，所有民主国家的改革都号称以解决民生、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终极目标。民生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原因在于民生问题是人类进行其他活动的前提，人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才能从事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活动。这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依据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的获得是进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民生问题贯穿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它并非是一劳永逸地就能得到解决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每一次社会形态的衰落从根本上是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改革是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这种调整的原因是生产关系满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解决当前社会民生问题，因此始终存在的民生问题是不断进行改革的持久动力。

当今世界无论持何种意识形态，以人为本都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同。人本主义（humanism）源自拉丁文humanitas，意指人性，历史上有记载的对人本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是普罗泰戈拉，其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将人的地位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萌芽。到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人的世俗幸福反对封建等级桎梏，是对人本主义的又一次发展。近现代以降，洛克、卢梭、格劳秀斯到罗尔斯、哈耶克等等，无论崇尚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还是秉持国家责任的社民主义，都主张人的自然权利是一切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前提。我国的民本思想是多种思想的融合，既有外来的马克思人本主义与西方人本思潮的影响，又有本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我国民本思想早在商周就已经产生，姜尚最早提出，“得民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后经过儒家的继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来源于对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批判继承，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政治观的直接理论来源”[2]，马克思主义倡导从现实中的人、实践中的人出发分析社会现象，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以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人本思想为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保障人的权利最终实现人的价值。

此外，民生也是世界上多数执政党都关注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程度关系着执政党的成效，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来看，国家运行到一定时期，社会问题凸显，关注民生问题成为执政党不断进行改革的动力。东欧国家在转型期间，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点，古巴共产党推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制度，到2004年古巴的教育投入占国内财政收入的22%，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三倍多；西欧国家的社保占GDP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工党一直把保证就业看做是民生的重要方面，还设立国家健康服务机构（NHS）专门负责全民免费医疗服务计划的推广；亚洲的日本自民党推行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住房建设，新加坡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战略扶贫计划也成为许多执政党的重要举措[3]。

二、民生问题是深化改革的直接目标

民生是与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需求上。民生问题自人类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人类整个发展过程都伴随着不断产生的民生问题，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民生才能得到完全保障。民生问题的凸显是一系列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产生的结果与表现。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改革的对象必定是对原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调整，作为旧体制产生的现实结果――民生问题，就必然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直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基础，进而实现对原有不合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改革。

在回答21世纪理事会成员提问时指出，相信“中国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之前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首先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4]。《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认为，中国在“十一五”末，已经成为一个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观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诸国陷入陷阱中无法发展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有学者归纳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时如是说。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区间划分，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的黄金期，尽管其理论存在很大争议，我们也不能用生硬的理论套中国的现状，但不可否认，当时处于此区间的中国的确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尽管当前国内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按照亨廷顿观点已经脱离矛盾迸发期，但形势更为严峻，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医疗、卫生、社保、住房、教育等方面矛盾日益激化。

在当前民生问题中，贫富差距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较为突出。党的十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贫富悬殊的现状，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称，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5，远超其他国家，20%的富人占国家总财富的50%，而20%的贫困人口财富仅占4.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全国财富的45%，10%的贫困人口仅占1.4%的财富。国内的贫富差距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如果把城乡的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考进去，其差距更大。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每个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由政府提供的必需的生活服务，不同地域、身份、能力的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造成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公共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都是造成公共服务分配非均等化的关键原因。公共教育领域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政策不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以及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等等都给不成熟的教育体制带来挑战。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村的社保应不断加大投入。中国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说法。

民生问题虽然表现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但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机制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比如医药改革进展缓慢，主要在于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羁绊。卫生部希望政府加大对常见病及多发病的投入，劳动保障部要求政府着手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而财政部认为现有行政体制不改进，投入资金的多少都不能解决问题。不合理的权力运作机制导致更多权力寻租，政府转移的专项基金，如扶贫基金、三农基金、社保基金等成了某些部门及利益部门获取私利的目标。此外，民生问题出现时，不畅通的民众参与反映机制，导致民怨无处倾诉，无法为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提供一个可靠的渠道，结果原本易解决的民生问题经过发酵后难以解决。可以说，当前凸显的民生问题是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表现。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制度的改革，必然首先触及民生问题，因而民生问题是当前改革的直接目标。

三、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构建改革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否成功，与民众对改革正当性的认同程度有关。正当性是指合理性、正统性、合法性，改革正当性是指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当大多数民众认同改革是正当的，改革的诸项措施才会得到支持和拥护，即使出现部分抵触也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倘若大多数人认为改革是不正当的，比如改革的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形式不公平，改革成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改革就是无正当性的，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原苏联早期的改革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为日后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埋下一颗地雷。苏联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选择，重工业是一切工业、农业技术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发展国防增强国防实力的前提，在两个五年计划的引导下苏联完成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但后期发展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等关系民生的行业的发展，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一般来说，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现代改革者在启动改革之时，承诺所有社会阶层在改革的过程中都能获利，因而自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改革，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改革红利，它打破传统集权计划经济，是极具正当性的一次改革。然而，当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模式忽视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与贫富分化问题，人民对改革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这影响着改革正当性的评估。

正当性基础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韦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指出“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5]，是政治稳定的保证。现代社会主张用“传统型”、“个人魅力型”以及“法理型”来分析不同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绩正当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主要国家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同样也可通过三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对改革理念的认同、对改革实际运行的程序和规则的认同、对改革绩效的认同等三个要素。开启改革，首先要使改革理念或目的得到民众的认同，最初进行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经济”的理念能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拥护，因而在改革的进程中阻力也是最小的。正如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其目的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民众具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道路自信。改革正当性的规则基础是指改革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规则，而民众对规则也是明确的，是监督以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招，也是预防当权者借改革契机获取个人利益的有效监督途径，这在西方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表现突出。最后一种改革正当性基础在于有效性，认为国家进行改革后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推进改革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绩正当性，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腾飞为大众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悄悄改变着民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单纯GDP的增长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社会生活的质量成为其考量的重要因素，这客观要求政府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政绩的主要内容，但不同时期民众对民生的诉求不断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保持在10%左右，这也成为近几年来维持政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带来全球经济低迷，我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纯粹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观念必须改变，同时经济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带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社会不稳定程度加深。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指出，在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时期，人们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物质需求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尽管我国的经济尚未达到如此程度，但公民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的确在不断提高。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行需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必须达成对改革正当性的认同，而这种正当性基础的获得必须来自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党的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未来发展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对民生的持续关注，比如十提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速”，“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保证居民收入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更加注重缩小贫富差距，提出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现状的若干措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等。这些举措成为构建改革正当性的现实依托。

四、夯实的民生是化解改革风险的稳定力量

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风险与各方阻力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料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它的涉及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6]与早期改革相比，如今的改革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原因在于难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消耗了人民群众对改革信心和政府的公信力，使改革越来越难获得社会一致的支持；社会存在一种急躁情绪，希望改革一蹴而就，而现实改革需要长时间的试错与纠错才能发挥成效，因而易受到公众的指责[7]。同时，改革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触动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无论改革的方案多么周密，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改革总与风险相伴。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越向前推进，触动的社会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复杂，阻力也越大。如何化解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总理曾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特殊利益集团成为阻碍变革的强大阻力，他们安于现状，固守既得利益，通过、权钱交易获得超出一般水准的利益，正是因为公权力的背景，对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剥夺可能会引起权力的对抗。况且，我国改革一直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尽管有顶层设计相配合，对于缺乏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风险依然存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体制性改革，如何在改革与稳定间保持平衡是考验执政党的难题。

稳定基于坚实的民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民生问题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生产需要中，也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与生产的一种实践活动。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克难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依靠力量，“有民本温度，才有改革力度”。党的十报告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鉴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合理的分层流动，是促进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从资源配置、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把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药品监管等作为推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旨在为群众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体系；鉴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提出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业，并要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尤其要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并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养老保障基金的投入力度，构建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主干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等等。“不能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就会动摇立党之本，削弱执政之基，阻塞力量之源”[8]。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更是获得民心的过程，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可靠途径，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化解改革风险的稳定力量。

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难题[9]。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目标涉及民生领域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同时民生的改善也绝非一时一事之功，它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民生问题事关改革进程与成败，也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动力，从长远来看，夯实的民生必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和强大的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2]吴若飞，牛 磊.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4）：67.

[3]罗会德.国外执政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与启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1）：53-56.

[4]世界银行KLG数据库[DB/OL].http：//.

[5]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7：17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7]徐艳红.当前改革需要攻克七大难关――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J].人民论坛，2013（21）：25-27.

[8]韦 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王威海，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10.

[9]江 畅.解放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J].桂海论丛，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