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 母校如母

在北京二中学生博物馆里，有这样一组展品：—支蘸水笔，一个墨水瓶，旁边写着：“饮水思源，母校如母。刘绍棠，1994年2月”。这是学校知名校友、“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刘绍棠在校庆时赠送给学校的，这是他笔耕不辍的工具，更代表了他对母校、对恩师深深的眷恋和感激。

提到刘绍棠，还要从1948年夏天说起，那时还叫“北平市立第二中学”的二中进行了它在旧中国最后一次招生考试。因二中是老校、名校，又是公立学校，学费低而教学质量高，平民学生都踊跃报名。别看初一才招三个班，但报名的却超过5000名，最后刘绍棠以满分和状元的身份考入。而如今，刘绍棠一提起母校，总是神采飞扬地谈起学校“国文台柱子”潘逊皋先生以及心中涌动的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小学作文课历来是命题作文，可是自小受大运河风情熏陶，有着一肚子充满乡土气息的故事，刘绍棠竟在作文簿上写起小说来。潘先生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是一株难得的好苗子，不仅包容了这种“越轨”，甚至在作文讲评课上朗读起他的小说来，还在课下给他开“小灶”，于是刘绍棠成了潘先生宿舍里的“常客”，每天下晚自习到熄灯之间的20分钟，是这一老一小“忘年之交”欢聚的时间。刘绍棠爱听潘先生吟诵古诗，讲轶事传奇，还爱没完没了地请教问题；潘先生则爱听这个全班岁数最小、剃着光头、总是考第—名的班讲他的穷账房父亲、大运河的风情和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题材”。此时，在刘绍棠眼里，潘先生再也不是可敬而不可亲的严肃尊长，而是他古文知识和小说写作的老师。

刘绍棠入学前后，二中的壁报琳琅满目，争奇斗胜，堪称“壮观”。他一进校园，就被各个年级、各个班级的壁报吸引住了。他决定创办一个独立的“雄鸡文学社”，和高年级同学一比高低，作品就发表在班级壁报《雄鸡》报上。渐渐地，这个壁报竟然拥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他们的“雄鸡效应”也引发了更多的文学“团体”出现。

不久，北平解放，二中的文学活动上升了一个档次：吴晗等文化名人来学校讲课，刘绍棠等文学爱好者参加了由老舍、赵树理等作家创办的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听名家的讲座。在此期间，潘逊皋等名师更是循循善诱。从初二年级开始，刘绍棠的小说开始陆续出现在《北京青年报》《新民报》《河北文艺》上，于是他就有了“神童作家”的美称，他的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师恩难忘》，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等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

五十年代中后期，二中学生的文学活动更加活跃，成立了校级的文学社团“春柳社”，作品由原来那种一期一换的壁报变成了成员们自己刻版、油印、装订而成的小册子。“春柳社”的活动除了写作、印社刊以外，就是诗歌朗诵会了。舒乙、尹世霖、韩少华等都是组织者、名星、获奖者，集创作、朗诵和组织于一身，后来他们都成为了文坛上的成功者。到了新世纪以来，学生的文学活动更是层出不穷，每到招新的季节，文学社新颖的招新告示前总是人头攒动，怀揣文学之梦的莘莘学子们踊跃加入到这个团队里。

二中素有“作家摇篮”之称，从五十年代说起，文坛上被并称为“四小天鹅”的四位著名青年作家中就有刘绍棠、从维熙两位是出自二中门下。之后，又先后涌现出韩少华、尹世霖、舒乙、孙武臣等，以及还在中学就已有单行本出版的朱佤佤、张悦悦、许言，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北京二中现象”，这与学校“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办学宗旨分不开，当然也得益于二中的文学社团的蓬勃发展，而文学社团的发展与刘绍棠发起的“雄鸡文学社”，为后来的二中学生打开一片文学创作的天空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