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叙事的偏离

40年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很稳定。即便偶尔偏离轨道，也许稍稍会向左或向右偏两三度，但大的方向一直在那里。

自从中美1972年建交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其核心就是让中国能够在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下积累一些资本，鼓励中国在这个全球秩序中收获利益，并支持这一秩序。现在，这个共识多少有些磨损了。 中美关系盲人摸象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试图影响和定义中美关系：中美是战略伙伴吗？是战略竞争对手吗？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中美在公共领域的交往一直都存在，但在制定和考量政策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并未被列为衡量重点，从而放入通盘考虑之中。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所谓智力就是能在头脑中同时保持两个互相冲突的想法。明智的美国政策就是意识到与中国的交往既有挑战也有益处，这些相互冲突的想法并未互相撕扯，或试图将另一方驱逐出去。但是现在，美国的政策变得不那么聪明了。

在政策制定者中，现在有一个声音的音贝渐渐放大，他们认为说到底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这显然不是美国决策层的共识，但在执行政策的人中大有市场。

这是另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五个盲人试图描述一头大象的形状，他们看不到全局，碰到哪个部分就认为那是大象的整体。

总体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比较理智的。问题在于，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在摸大象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日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在摸象的部门中，负责经济政策和外交事务的部门常被其他事务分心――尤其是在外交领域；而对经济领域而言，负责商业贸易的人又时常被一些日常经济往来中的障碍弄得很沮丧。

事实上，经济层面的中美关系已在给军事或政治层面的中美关系让步。之所以出现了这个趋势，部分原因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商界在华盛顿就比较少地去强调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了，他们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啦啦队。其实在1989年后，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正是由于美国商界的推动，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而自从2002年以来，美国商界花了大部分时间来抱怨中美关系中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一直以来，当美国企业参与在华经商办实业的发展调查时，他们给出的反馈都相当积极。的确，经商环境变得更复杂，竞争也更激烈，挑战很多。

但是，当美国商界更少发声来支持中美关系，客观上就使其他利益团体变得更有声势。

外交和经济领域留下的空白正好被国防和情报机构填补上。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之际，将一些之前声音各异的机构汇到同一个屋檐下，这些意见相互叠加，再加上国防部和情报机构的立场，形成了独特的反华情绪，而他们的声音几乎淹没了其他声音。尤其是当有威胁产生的时候，比起其他部门，国防机构和情报部门有更多事情可做。因此某种程度上，夸大潜在的威胁或挑战，强调来自于中国的竞争，符合他们作为官僚机构的利益。

在这个背景下，大约在三四年前，中美关系的核心是竞争的说法变得甚嚣尘上――这样其实更容易：简单地去定义中美两国的关系要比无法定义要方便。

随着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弱，特别是在亚洲，而在亚洲又特别相较中国而言，美国的盟国、友国及中国的邻国纷纷到华盛顿向美国政府表达关切，这让美国觉得，我们需要到亚洲去制衡中国，这是众望所归。

于是美国开始试图说明，为什么要重返亚太，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

仔细分解重返亚太或者再平衡政策的推出动机，其出发点是基于一系列不正确的假定和不正确的事实：之前的看法是美国忽略了亚洲，这部分是因为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没有出席一些活动，而且，美国显然把更多甚至过度的精力放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当亚洲的美国盟国和友国抱怨被遗忘之际，正逢奥巴马政府需要制定不同于布什时代的政策之时，所以重返亚洲的决定便被选定了。

最初，重返亚太的设计并非单纯是一种遏制中国的战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似乎这方面的意味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坦白地说，这是因为部分美国人缺少政策上的想象力。如果把中国想象成巨大的可怕的竞争对手，这当然很容易，但要想真正认清中国，看清楚这个有些混乱，有时作为实体难以管控的存在并不容易。

中国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有时也会稍有偏离、失去控制，所以应对中国并不容易。说到底，美国还不很擅长于一个多极的世界，我们在两极的世界格局中更长袖善舞。

当审视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时，美国多少会掺杂一些传教士的意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很少能单纯地从实用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利益。我们会从“我们是谁”的角度为出发点分析问题――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族群，或是有共同民族、种族的城市，或者有特殊的地理聚合。美国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所以在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会倾向于把挑战美国意识形态的视为竞争，而当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缺位时，就有些不知所措。所以从这一视角出发，制造或树立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和假想的竞争对手会更顺手，它能够帮助我们定义自己。 被左右的政策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直到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在白宫一直会有那么一两个人能够有洞见。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管理中美关系，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外交挑战也是最大的机遇。而美国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艰难时世，我们身陷两场战争，又被其他麻烦牵绊。美国也在进行自我反思，这使得身处白宫、希望制定有战略意义的人的日子变得不好过。

美国负责中国政策的这帮人很聪明，但现在白宫需要的是能看清美国在全球位置的真正战略家。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他们的考量都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就像下棋，只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那只是策略，能纵观全局的才是战略。

这个问题部分源自于上层。不管是白宫还是国务院，主导外交政策的机构其领导层就缺少战略思考的兴趣。白宫和国务院中有一些人对亚洲很感兴趣，但对这些政策背后的原因却不够清晰明确，至于如何执行这些政策，或者说，如何来展示这种“再平衡”，他们却语焉不详。

于是，在很多方面，美国的亚洲政策却要由该地区的盟国和友国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走。越南会过来说，因为南中国海的问题，他们很担心中国；日本会过来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很担心中国，而这些都成了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那些是出于别国而非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

这实际上成了让美国强调和展示自己重要性的表演，证实现有秩序、盟国以及军事姿态等存在合理性的一场表演。而美国让别国来左右自己的政策，并不一定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老实说，也并不符合美国盟国和友国的利益。

毋庸置疑，亚洲的经济崛起带来变动，美国在此间有巨大利益。同样，美国与新兴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也有自身利益在其中，防止由于国家力量兴衰转变而引发的冲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站队，也不意味着美国应当从简单的你对他错的角度来分析亚洲格局。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真心希望与中国发展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也希望与主席保持友好的个人关系。但他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而只是想要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挣扎着重新寻找美国在世界的定位的时候，似乎并不知道如何把目前的中美关系因素纳入其中。

前任美国副国务卿、世行前行长佐利克很聪明。他说，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既有的守成大国在面对新兴大国的挑战时，没有陷入冲突的先例，就是英国让位给了美国。

基于此，那些自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思考中国政策的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如果错走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处理得当，那么结果会是独一无二的。我不确定现在的人们是否依旧有这种使命感。

华府的中国观察家，那些40多岁研究中国的人们，很少有人有全球意识和格局。

我这个年纪，或者再年轻一些的人们没有经历过中国封闭的年代，因此会少了那种蕴藏着希望和奇迹的感觉。我的父亲曾经经历过人们只能在香港的边界偶尔张望中国大陆的年代。

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们对中国有更高的要求和预期，同时缺少全球战略的视角。

对于中美关系，过去40年来有一套一直沿用至今的词汇和语言。如果偏离这一套叙事，只为了展示出美国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强硬，我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

我发现，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取代美国的观点很流行，这使得担心中国的情绪几乎一边倒。作为一个政府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屈从于这种民意并做出回应――这正是我们这届政府所奉行的；另外的选择是，试着引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而本届政府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资深顾问，本文由本刊记者金焱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