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化症候的难民问题

自2015年年初，从非洲、中东流向欧洲的难民潮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并在8月份爆发为一场西欧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作为欧洲各国家的联合体，欧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采取联合行动？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将该问题放置到全球化视野中予以剖析，并对全球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批判。

在发表于9月24日《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文章中，齐泽克多少有些冷酷地指出：在这些逃离战争阴影、奔向欧洲的难民心里，都藏着一个毫不妥协的乌托邦梦想。这个梦想的核心要素在于一种不附带任何义务的权利，因而西欧国家不但要为难民提供物资保障，还要将他们送往他们挑选的目的地。这或许会给那些欧洲民粹主义者一个绝佳的理由阻挡难民流入，他们一直鼓噪外国人的问题应该由外国人自己解决，否则欧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会遭受巨大的威胁。但事实上，“好客”同样是欧洲人的传统，这也是左翼自由主义所极力主张的立场。齐泽克认为，这两种观点都错失了真正的问题。

大多数难民来自“失败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权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既有格局。历史地看，中东国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英法等国在一战期间无视这些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随意地划定其国境线。现实地看，像利比亚、伊拉克等国的动荡局面正是西方干涉的直接后果。欧洲民粹主义者当然清楚，非洲和中东的人民不可能自己解决问题。正是美国对伊拉克的袭击为伊斯兰国的出现创造了契机，作为不同政治势力人的基督教势力和穆斯林势力在中非共和国进行内战是为了抢夺北方的石油矿藏，刚果军阀政治走向疯狂的病因是全球资本对该国矿产的饥渴。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经济生产体系早就凿穿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将不可胜数的无产者裹挟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将他们推向更加边缘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将他们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抽离出来。这种新型的奴隶制一方面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要素，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动荡的祸根。跨国资本家阶层曾经在全世界面前制造出一个福利社会的文化符号。在国家能力溃散、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失败国家的国民在这个文化符号的指引下形成了指向西欧的总体性流动。难民变成欧洲不稳定劳动力的一部分，甚至会和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如希腊）联合起来，欧洲国家为此设定避难门槛与福利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待遇厘定的技术问题了。

将难民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才有可能揭示出左翼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所共享的预设――伦理的普世主义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无法兼容。因此，齐泽克认为欧洲若要妥善地解决难民问题，首先必须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让这些难民面对被各种力量凿穿的民族国家边界时，能够以一种更具可塑性的方式来生活。除了在欧盟共同行动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涵盖所有成员国的行政网络来加强对难民流的控制，以及发明一种新的国际军事与经济干涉来越过新殖民陷阱。齐泽克认为铲除难民生产机制的核心在于彻底的经济变革。在文章末尾，齐泽克说道：“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尝试，名叫共产主义。或许，我们该重新发明它。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