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命运的叩门

“命运敲门”这一诗意形象，最早是1840年为人所知并流传开来的，随之不可避免地与《第五交响曲》的开头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真是幸逢其时！因为十九世纪最令人敬畏的几位思想家就是其推动者：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命运这一概念本身将要经历智力发展的巨大冲击，从个人运气或命运扩展到无所不包的运气或命运。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借助命运的哲学阐释，这部交响曲及其开头的四个音符，也就前所未有地遐迩闻名了。

把《第五交响曲》从情节上联系到命运，始作俑者是贝多芬的传记作家安东・辛德勒。在1840年出版的传记第一版，辛德勒只把这个形象与交响曲的开头联系起来：“贝多芬向我描述他的理念，他表示自己处于活力的猛烈爆发与极度亢奋之中――‘这就是命运敲门’。”

到1860年第三版发行时，使命感开始悄然潜入；而命运（业已暗示）则扩展开来，向整个交响曲颔首致意了：这部作品在我们的感官前展现了何等的诗意人生，从而让我们洞察其奥秘！作曲家本人提供了解开这些奥秘的钥匙――一天，在本书作者（安东・辛德勒）在场的情况下，贝多芬指向第一乐章的开头，用这句话表达出这部作品的基本含义：“这样，命运在敲门！”

辛德勒在贝多芬人生的最后五年成了他的文书，他把与这位作曲家结交所获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以此成就了一番持续很久的事业（他于1864年去世）：担任贝多芬音乐的推广者与承办人。对他的音乐英雄，辛德勒有一种非他莫属的占有欲，同时尊敬到神经过敏的地步。指挥家菲利克斯・魏因加特纳不无讽刺地总结了辛德勒的名声，他说：“我认为下面的事实便是解开[他]人格的钥匙：大师去世之后，他把自己的名片头衔印为‘贝多芬的朋友’。”

虽然平心而论，把保持与贝多芬的友谊升格成一种全日制的天职，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玛格丽特・富勒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超验主义者，她把辛德勒称为“那些虔诚的德国人之一，他们这么多年来一往情深地倾心于单独一朵花，同时竟没有感觉到他们偷走了花的全部香甜”。另一位美国人，作曲家兼钢琴家威廉・梅森，是在德国学习音乐时知道辛德勒的。“他珍藏并敬畏对他的偶像的记忆，”梅森回忆道，“而且对他的音乐是如此熟悉，哪怕最细微的诠释差错，抑或最微小的对贝多芬原意或设计的偏离，都会强烈地刺激他的神经――或许他会当场纠正的。”

在法兰克福的一场音乐会上，梅森亲眼见证了辛德勒典型的自我展示，即他本人对贝多芬的意图有着舍我其谁的敏感：

音乐会在一幢非常老旧的石头建筑物内举行，那地方被称作“博物馆”。演出的交响曲是贝多芬的“c小调No. 5”。当时的情况恰巧是这样的：由于淫雨绵绵，湿度非常之高，陈旧大厅的石墙上沁出了水珠，实际上整个环境都是湿漉漉的。过度的潮湿对木管乐器的音质影响很大，其他乐器必须另行调音来适应木管乐器。有人发现，辛德勒在第一乐章结束后就离开了大厅。对于“贝多芬的朋友”来说，这可是个令人分外纳罕的举动。当天晚上在公民协会见到他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他气呼呼地回答：“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竟然弄成了b小调，我不想听！”

辛德勒的贝多芬传记成功地在沙砺上建起一座庞大的贝多芬学术侧楼。由于多年来与作曲家朝夕相处，他的记述是很多知名贝多芬故事的第一手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包括命运的叩门。他还常常把事情弄错，涂抹一些事情，甚至干脆直接造假，无论贝多芬乐谱页边的旁注也好，较小的音乐作品也好，或者最被他看重的谈话录也好。贝多芬的耳聋严重到无法交谈时，谈话录就成了交流的渠道。贝多芬去世后，辛德勒把持了这些谈话录，他增加和修改了一些谈话内容，以期夸大他和作曲家的关系，从而强化其驾驭贝多芬遗产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对这些谈话录，辛德勒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简单毁坏。比起贝多芬节拍器记号所标记的速度，辛德勒喜欢贝多芬音乐以慢一些的速度演奏。有趣的是，许多添加的造假内容，正是用以证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的。

因此，就像辛德勒的许多逸闻一样，《第五交响曲》的命运/敲门表征以及交响曲的开头赖以生存的，实处在一块模糊的中间地带，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对于这一形象的普及而言，历史的疑惑实际上倒成了一大恩赐：辛德勒的传言变成流动性的、可以改变的比喻，而不是在确定时间和确定环境经过确认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事情过后桌边闲谈的话题――辛德勒只能在《第五交响曲》首演十多年后听到这一轶闻――却可能被附会成作曲之前的灵感，甚至贝多芬本人那边都不无讽刺地嗤之以鼻的东西。值得尊敬的波士顿评论家菲利普・黑尔认为“费迪南德・里斯是这一解释的始作俑者，而当贝多芬的学生里斯将此告知贝多芬时，他的态度是尖刻的嘲讽”。――如此这般摇身一变，就成为作曲家心灵状态最庄严的包装了。

而即使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构，辛德勒固然付出了信u扫地的代价，但这却至少让我们明白，似是而非的故事是怎样炼成的。贝多芬总是谈论命运。

1801年11月，贝多芬给朋友弗朗茨・韦格勒尔寄去一封信，倾诉庸医就他日益严重的耳聋乱开药方，反给他带来痛苦。同时又表达了他的热切期望，亟待遇到新的、有异能的医生来有效治疗他的疾患。（“人们谈到神奇的电疗法，请问你的意见如何呢？”）但是最后，贝多芬还是给自己讲了一番鼓气的话：“正如我命中注定要来到这个地球，你将发现我很快乐，而不是不快乐――不，我不能忍受那个――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它肯定不能完全压弯我，摧毁我――”

时光荏苒，往前跳十一年，贝多芬开始写日记之时。单则日记的时间从1812年开始，到1816年终止。开篇那则日记发现了一个远不如以前血性的贝多芬：低头，向你的命运深深低头，只有这才能给予你献身――为了这尊崇上帝的事体。哦，艰苦的斗争！

为声名狼藉的“永远的爱人”所累，贝多芬陷入一场热烈缠绵而又在劫难逃的桃色事件。他开始记日记，很可能就在刚刚遭际此事以后。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戏剧性地顾影自怜了。命运在日记中仍旧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贝多芬草草抄下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五场）里的一段话：“一切但凭着命运的吩咐，谁能够作得了自己的主！”荷马《伊利亚特》的一段引文（“但现在命运抓到我！/别让我沉入无法反抗的耻辱尘土，/但首先要完成伟大壮举，未来的后代也将听取！”15）则包含诗歌节奏的标示，这表明贝多芬曾考虑将其谱成音乐。贯穿整个日记，正如贯穿整个一生，贝多芬的宿命论是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的。贝多芬虽仍有余勇可贾，但他1801年那个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这心情起伏于两极之间的时段，《第五交响曲》在1808年首演并带来了贝多芬关于命运最著名的陈述。此即现在称之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一封信，是1802年10月6日寄给他的兄弟们的，但没有发出，直到贝多芬去世后才被发现。进入二十世纪很久，当地仍鲜有人知，贝多芬曾在海利根施塔特盘桓。贝多芬写遗嘱的那栋房子仍然属于那同一个家族。房子年老的女主人回忆，她的祖母给她讲过作曲家的故事，那人脾气非常暴躁，“简直就是野蛮”。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表现贝多芬在情感上最为痛苦的挣扎，他不得不与日益严重的耳聋妥协。阅读这封信就好像偷听贝多芬的内心历程――开头像一封自杀遗书：“哦，我怎能容忍这样一种疾患，这个器官之于我，本应比别人更完美一些！”结尾像一份庄重的宣言：“我希望我的决心保持坚定，持续忍耐，直到获得冷漠无情的命运三女神青睐，放我一马。”与此同时，这一遗嘱又是贝多芬写过的最刻意追求文学性的篇章。贝多芬的大部分私人信件是意识流风格。比如在接近自白末尾的一行，有“我高兴地去会见死亡”，这让人想起殉教者的，且当然是意图回应下列伟大悲壮的诗歌召唤。基督去受难场所的路上，发出了诗歌的召唤，这出自瑞士作家、人相学者，歌德昔日友人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的手笔：我希望我的决心能长久保持下去，直到铁面无私的命运女神哪天心血来潮掐断我的寿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