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举证规则

1.举证规则的确定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根据法律规定，法庭上由控诉方出示证据，这是控诉方的责任，也可以理解为控诉方的权力。因此，对于证据怎么出示，先出示什么，后出示什么，应该在控诉方的掌握之中。庭审中，有些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就可以在出示大量的证据后，再对其进行讯问。但在实践中，控诉方怎么来出示证据，很多情况下都是审判长决定。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通常都认为控诉方有举证责任。具体怎么来举证，用什么方式来举证，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应该考虑制定举证程序规则。这种举证责任是否是一种权力可能还要斟酌。但怎么举证，没有必要由法官来进行安排，只要不违反一般的规则，应该是由控诉方自己来决定。

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殊情况下，法官出于维护程序正义、避免欺诈诉讼、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也可以干预举证的过程。

2.在举证过程中，控方是否应该出示无罪的证据

姜伟：在举证过程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辩护方要求控诉方出示主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即能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有的时候审判长也要求控诉方宣读，这样控诉方就很被动。这样的证据与控诉方的举证主张无关，控诉方是否有权拒绝宣读？如果控诉方不宣读，审判长非要宣读，是否可改由其他人宣读？

何家弘：从举证责任理论上讲，不应该由控诉方宣读，因为这与举证主张不符。如果是罪轻的证据还可以，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对于无罪的证据，因为与控诉方的诉讼主张冲突，就不应该由控诉方宣读，控诉方也没有这种义务。这里涉及到证据展示的问题，控辩双方收集的证据互相都知道，控诉方对被告人罪轻或无罪的证据确实不应隐瞒，但在法庭上举出这样的证据，控诉方没有这个义务。如果辩护方需要，可以考虑由其他人来宣读，比如书记员。这涉及到举证责任改革的问题，如果以后证人出庭的问题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好办多了，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

卞建林：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控辩双方都有可能掌握对对方有利的证据，但任何一方出示的证据，都应该符合其诉讼主张。由于公诉的职能主要是揭露和证实犯罪，所以控诉方不应该出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有时控诉方有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可能法院不知道，辩护人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移送全案的卷宗，又没有证据展示制度。因此，应该解决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怎么样才能让辩护方知道的问题，因为必须让辩护方知道才能保证公正审判。我认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者是证据线索，应该创造条件使辩护人掌握，这与查明案件事实是相一致的，也是公平的。

3.庭前言词证据的出示问题

姜伟：如果庭上被告人翻供或证人改变证言了，为了证明公诉主张，公诉人能不能出示被告人庭前的供述和证人庭前的证言，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时审判长往往是以庭上的证据高于庭前的证据为理由不允许出示，这样由控诉方承担不能证明控诉主张的后果，是不公平的。

何家弘：我们的问题是：过去和现在，各种笔录用得太多，无法体现直接言词原则，由此我认为应该尽量用庭上证据。从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上看，直接言词规则越来越受重视。庭前的证据可以作为对被告人、证人质证的根据，也可以作为判断庭上陈述可信度的参考。

姜伟：所有的证据都必须经过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如果庭上被告人翻供，可以拿庭前的证据进行质证，审判长不允许质证是没有道理的。不能肯定地说庭上证据就比庭前证据证明力高，一般来说除非庭前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控诉方要求提供庭前证据的时候，法院不应有太多的限制，这是控诉方举证责任决定的。当然，检察机关对此有责任查证，这是由举证责任派生出来的。

卞建林：我国现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直接言词原则不能得到体现。这里涉及到对证人概念如何理解。如果证人就是指在法庭上作证的人，那么在审判之前他作的证言都不能算作证人证言。如果按有的法律规定证人是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提供真实情况的人，那么证人证言在庭前和庭上的效力就应该没有区别。

直接言词规则虽然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允许公诉机关出示庭前证据是不当的。庭前证言可以在质证时使用，也可以作为证据来定案，关键是要由法官来判断。

何家弘：我认为庭前的言词证据可以进入审判程序。对证据必须综合审查判断，但这里还有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强调他的证言效力高于庭前，有利于鼓励证人出庭。如果证人不出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应允许把庭前的陈述拿来进行质证，为法庭综合评断提供依据。